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二十四

译每日花费银七八分，都是他们自己准备，这已经不符合常情了。那里的官府又完全不加以体恤，甚至恼怒这些人而勒索他们的家产。自己区分彼此，即使是上司官员也如此。怎么能这样呢？臣等敢以兵部先前逐项议定的良法美意，来谋求其可行性。近来看到宣大卢总督有挑选一万战兵的提议，如今敌患日益紧急，自然应当比过去加倍。大致军门兵马必须得到五千人。宣大现在标下的旗军已有一千名，应当再从两镇及山西镇旗军、通事、夜不收中挑选一千五百名，共凑成二千五百名。又于北直隶七府、山东六府、河南迤北四府各所属州县额编的快手内，每十名抽选一名，务必选取有勇有谋以及技艺过人者。除了本等应服的徭役、工食、马匹外，其余九人每人贴银五钱，作为置办军装什物的费用。仍然免除他们本门的杂泛差役。大约北直隶可得五百人，山东可得三百人，河南可得二百人，共一千人。仍然于北直隶、山东、河南及山西所编额的民壮内，每二十名抽取一名。大约北直隶可得一千二百人，山东可得一千人，河南、山西各可得八百人。恐怕这些人不堪使用，节省内地远戍的劳役，让他们出资来招募边民，这个策略很便利，就是先前提议免除易州抽丁的议论。每名每年只征收银七两二钱，解送军门新设的兵备道收贮，作为招募义勇的工食以及鞍马军装什物的资费。计算需要一千五百人，凑上前面的有马快手共二千五百人，总共足够五千人的数目。除了旗军、通事、夜不收由各将官挑选送用外，快手与民壮的银两，在立法之初，必须由军门预先派遣得力的官员，或新设的兵备官，亲自前去会同各布政司，或守巡兵备道，严督各该府州县掌印官切实抽选征解。以后的年份，只责成布政司或守巡兵备道查照施行。各该官员，敢有不尽心精选，故意将不堪用的老幼起送充数，以及征解不前的，听任臣等就将该府州县掌印官应当拿问的立即拿问，应当参究的指名参究，司道官一体论劾。选抽的快手以及招募的义勇，完成后各自认队，五人为伍，十伍为队，队有甲，选用官旗或义勇中间才力稍优者担任。十队为哨，哨有长，选用官员或义勇中间才力优者担任。五哨为营，营有将领，选委都指挥及废弃将官中素有谋略者担任。仍然设置把总官一员、中军官一员，都隶属于将领提调约束。同伍的人，务必力量足以互相救援，情谊足以互相效死，遇难不得独自逃避，有功不得独自受赏。如有在逃以及临敌退缩，与违犯律令者，二人以上连坐同伍，五人以上连坐同队。应用的器械各因所长，时常团操训练，规范其技能，统一其心志，激发其忠勇，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推辞，卧于刀枪之上也不畏惧。即命名为样兵，或用充前锋，或分发作为诸军的表率，没有不合适的。每年六月初旬，齐赴军门；十月初旬，放回休息。北直隶及各省仍各选委都指揮或贤能指挥一员管领，各该人役依期上班。若能杀贼立功，查照兵部题行事例，一体升赏。前项各役的马匹，由官府印烙。上班之日，沿途及所驻之处，按例应当供应料草；下班休息之日，只令各役自行喂养，不必烦扰有司里甲。仍然以七年或十年为限，一次验买马匹更换骑用。如果是阵亡及追贼倒死的，由官府买补；槽下倒死的，令其赔偿半价；不尽心喂养以及私借给人以致倒死的，令其全赔，仍然照军法责治。至于陕西一省，也有军门，虽然多民壮义勇，恐怕难以一概征取。废弃将官如果确实有堪用的，就令他们在标下管队管哨，随才器使。所带的家丁聚散不常，难以编入队伍。南直隶义勇不必起送，只将盘费及鞍马银两逐年解送阳和兵備道以充招募。如此，庶几事体曲尽，法意流通，行之亦自可久矣。再查访取义勇，虽然是兵部原议，但工食鞍马、军装什物，必须统一处分，别项钱粮再难筹措供给，只有抽取快手民壮，可无窒碍。州县额编民壮，多的不下七八百名，快手多的亦不下五六十名，往往被无能的有司卖闲歇役，计入其值，以充囊橐，即使稍称贤能的，也辄以此辈影替祗候，措办薪水，以及迎送山王来耳。若用之以防秋，对于有司似乎不便，而边事则益甚。况且快手取其一于十，民壮取其一于二十，额数在彼，固未见其多损也。

译大虏求贡疏【议处杀害虏使官兵】

臣认为，我国家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武德昭著，超越前代，九夷八蛮，无不通使往来。唯独这北虏，荒忽无常。然而自弘治癸亥年以前，每年尚称进贡，羁縻关系未曾断绝，边疆稍得安宁。后来因为宣府虞台岭之战我军覆没，虏寇更加骄横，贡道不通，各边侵扰惊骇，其结下的祸患，已长达四十年了。嘉靖壬辰年，小王子再次致书请求进献方物，后来竟然因猜疑而中止。近年石天爵之事，起初他们以友好姿态前来，我们轻率地许诺，随后设计诱捕并斩杀，这算什么名目？大失夷人心，横生巨大祸端。臣每每痛恨当时边臣谋划失策，以及机会难以把握。如今那酋长派遣使者叩边讲和求贡，虽然其诡诈之情、窥窃之计不难知晓，但我们只需防备而已。讲和则不拒绝其来，这本来是帝王对待远方人的态度，也是权变施宜、察形用兵以收全胜的策略。岂能容许脱误，导致后患。嘉靖年间，皇上决意断绝和谈，以致俺答的侵扰数十年不息。即使虏寇终究不可和谈，其通使往来也不可完全断绝。我们断绝其来使，而我民遁入虏地的却很多，那么他们有了向导，而我们无法侦察。近来拒绝虏奴的人，也以焚书斩使为上策，臣不知这是什么谋略。臣得到夷人求贡的消息时，正好东巡，急忙打算西返，直奔近地筹划事宜，上奏圣明。岂料刚离开宣镇，前述夷使已先死于群凶之手。臣心中悲愤，不知说什么好。夷狄虽如犬羊，其本性也能知晓曲直喜怒，与人无异。派遣他们的族类归还我汉人，执物以示诚信，恳托墩军为其传达和谈之意。假使不许，也应当用好言遣送他们回去。现在竟将夷使置于墩台，将归附之人纳入境内，又诱骗而杀之，这是什么道理？理亏既在我方，怎知他们不愤怒恣睢，联合枭雄，弯弓报仇。将来即使有畏惧仰慕威德出于真心的人，也必定犹豫疑虑，以今日之事为戒，夷狄的祸患将更加炽烈。擅自挑起端，损伤国体，董宝等人罪大恶极，不容诛杀。况且当时巡抚衙门已查明董宝等人的奸状，派人告诫，发文制止，而董宝等人竟敢如此。么麻骨等贱卒，敢于犯法，贪功杀人，如此猛烈，可疑也可骇。所据助马堡委守指挥李玺、左卫城守备沙潮、分守中路参将张润，俱各在彼，若装作不知，似有主使故纵之情，难免杀降启衅之罪，均应查究。如蒙恩准，乞敕兵部备行都察院，转行巡按御史，速将已获的董宝等人及参提未获的一干人犯，严加究问，从重议拟。干碍将官，一体参奏定夺。其此间夷情，臣今驻扎阳和，督同抚镇及副参游守等官，量屯兵马，加谨堤防。贼若拥众来侵，官当并力战守。仍选素有谋略的官员、伶俐的通事，授以语意，令去该墩遇贼行走。若以此事责难我，即便明白省谕。大略说差来的夷使，原被边外无赖凶徒，乘机盗杀。闻之上官，无不痛恨，已将各犯绑拿处死。你等倘有别情，仍须来告，当为转达，不许作歹。盖使知天朝有正大之义、严明之法、杀伐之威，而蓄怒构兵之谋，亦或可稍解。即使不可解，相度机宜，一意拒绝，惟按兵待战，尽其所能而已。臣素来疏短，无他谋猷，值此艰虞，不遑寝食，伏冀庙廊，示之成算，俾奉周旋。

北虏求贡疏【北虏求贡】

职会同镇守总兵官周尚文商议，照得自古北虏求贡中国，或力屈于中衰，或志在于贪利。即其顺逆无常，去来靡定，虽非输诚纳款之真，在昔帝王俯从所请，不忍拒绝者，亦惟羁縻之术，有不容废焉耳。我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庭，威加大漠，因其求贡，锡以印信封诰，俾世守之，不责其必来，而欲其来也有据。实欲藉此一路，因以通其情而系其望，从古制驭之道蔑以加矣。至于弘治年间，迤北小王子节投番书求贡，考其来文，犹踵袭残元旧号，及平章知院官衔，意义可解，言语足凭。缘彼时小王子威力犹能钤制诸宗人，号令尚能行之部落，事有归一，他无掣肘故耳。近年以来，枝分类聚，日以盛强，画地住牧，各相雄长，空名仅相联属，事权殊为携贰。今遣通事投递番文以求贡者，俺答也。据其对写汉字，开有小王子、俺答、吉囊为大头目者三，把都儿台吉等为小头目者九，誓以东西不犯我边，以结永好，词颇逊顺。自去冬及春，游虏零骑，至墩讲说，年年分求贡，奚啻数十余次，意亦勤恳。夫来则不拒，以弘字小之量者，中国之体也。得虏人之情词而代为之奏，者，边臣之职也。因见其仍无印信封阁之可凭，又虑夫墩人夷使，有

译欺瞒隐瞒、暗中转换的弊端。我们职官仰遵圣上的谋略，会同委派兵备副使、参议等官员，亲自前往边外，当面诘问审讯，所据供出的前述情由言辞，似乎与陆续送达的番邦文书意思并不违背，但这只是一方面的说辞。而各部散居在穷荒之地，无法普遍查究。况且近日辽东与陕西之间，接连上报大股敌虏驻扎边境，事态难以预测。即使俺答贡纳出于真心，后来议和贡纳成功时，也常以责成他制约其他部落为重要原则。如果不能统一众人的意志，这边顺从那边叛逆，这已不符合事理体统。怎知他不会一面捏造各部头目的名义，来欺骗我们必定顺从；一面分兵南侵，来掩盖我们防备不足。这是我们不敢轻易议论的原因。原来夷使，已经由各官晓谕回营，责成索取印信封诰，仍令各支再派遣亲信头目，会同呈递真正的番邦文书。议和敌虏的祸患在于，在西边受赏而在东边抢犯，用言辞责备他，则推托说是其他部落，所以敌虏权力不统一的时候，不可以议和。期望今年秋天西边不侵犯延安、宁夏、甘肃、固原，东边不侵犯辽东、蓟州，以此取得我们中国的信任，永远没有其他的欺诈情由，然后代你们上奏，请由皇上裁决。然而我们之所以责成取得信任，不在于印信封诰必定到来，而在于东西各边不被侵犯。他们如果如约而至，我们却最终断绝关系，那么他们结怨就有借口，而鼓动民众也有理由。以蒙受耻辱的愤恨，加上被激怒的愤怒，那么他们报复我们就专一而有力。即使我们受了他们的欺诈，中间有变故，那么理直在我方而理屈在彼方，这本来就是老练与鲁莽的区别。他们将背负不义的名声，发动无名的寇掠，虽然想造成祸患，也终究会软弱且迟缓。况且准备贡纳也防备，不贡纳也防备，本是边臣职守的常规，起初不因此有所增减。如果顾虑入贡是为了窥伺中国，困扰我边境，反复窃发，那么就应当深思熟虑，设法埋伏机关。或者以地域限制，在边墙之外接受方物；或者以人员限制，将其亲族头目百十人质押在镇城之中；或者以时间限制，等到过了秋天进入冬天，然后颁赐赏赐，释放人质遣送他们北去。如果是诚心，既已在我们羁縻控制之中；如果是欺诈，也逃不出我们的防范范围。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一举而三得。倘若他们离去而不返回，竟然消亡，那么蓄谋隐祸显然可知。容许我们职官伺机可乘，计谋禀报军门，选拔精锐出塞，直捣巢穴，歼灭其首恶，以挫败他们奸诈诡异的阴谋，以壮大我们正大的气势。使他们知道天威难以测度，而畏惧中国有能人。

译及时修武攘夷安夏以光圣治疏

据守巡冀北道参议李盘、佥事江南呈称：东阳可新平堡设在极边一隅，每年官军月粮，折色六个月，直接赴户部管粮衙门关领本色，以及摆边兵马的行粮料草，数量不多。如果设置官员、铸造印信，难免徒增冗费。应当比照镇平等堡的先例，凡是一应钱粮，责成坐堡官员经手收放，仍听东路管粮通判提调稽查，确实简便。关于应援一节，须照原议，责成宣府西路西阳河列营人马，咫尺之间易于迅速集结。况且贼寇如果侵犯东阳可新平等堡，其所向的方向，应当是宣府境内应援，这也是出于自身的谋划。至于大同应援的兵力，似乎也不必多言，只是相距颇远，须行一二日才能到达。原议想要借援于宣府，是因为大同远而宣府近，并非说大同不应援。等因到臣。

案照先前批准兵部咨文，该臣并宣大抚镇等官会题前事。本部议看铁裹门、鹁鸽峪一带，原有二边，边墙一道，倘若不堪，只加修筑，低者增高，薄者增厚，补其缺略，治其颓坏，也足以成为一方的保障。何必舍弃大边十余里的墙而不修，抛弃二边百余里的险要而不守，反而在三边内重筑一百三十余里的垣墙，开山凿石，添墩筑堡，工力财用，相差何止数十倍呢？况且时局窘迫而举措奢靡，已非不得已，如果财力可以节省，尤其应当爱惜。

及据前项天城、阳和界内，既然该添设墩堡官军，就应当建立仓场官吏，庶几月支岁放，既便于人情，事体也安定。不然，官军既隶属于大同，钱粮又属于宣府，不仅稽考困难，而且纷争易起。兹当首事之初，姑令宣府暂时代办，总之不可为常。至于防守之兵，责成本堡官员，无容别议。而应援之兵，又当视贼势缓急如何。如贼只侵犯本处，两镇别无声息，岂特宣大应援而已，虽各边调到的客兵，也自不容稍缓。假令并犯宣府，则大同应援为急；如并犯大同，则宣府应援为急。若事先有所拘泥，而临事则有所推诿，兵革之际，容易互相推托，将不免于误事。

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翁万达，即将新建东阳河新平堡外原议修筑的三十五里边墙，查照前旨，专责总兵官周尚文依期严加修二边，内铁裹门一带边墙，严加修补，俱图坚厚久远，足堪保障。其余剩银两，除照数扣给宣府修理外，余俱扣算明白，发寄官库，不许别项花销。今所议修三边开山口至水磨口、转折东北臂山一带土石墙垣，俱宜停罢。仍转行两镇抚镇等官，将新设东阳可新平等堡合用粮草，暂令宣府西路通判代办，候建立仓场官吏，照依原属大同东路通判管理。其策应兵马，视两镇声息之有无，及该堡贼势之缓急，互相应援，不得自分彼此，得以借口自诿，庶不误事等因。

具题节奉圣旨：这宣大两镇，修筑边墙，既经总督衙门会同各抚镇等官，亲履地方，相计停当，都只照侍郎翁万达今次议奏举行。两镇遇警应援，及诸未尽事宜，仍着翁万达悉心再议奏来。

切照宣大前项修边事宜，节该臣亲诣两镇适中去处，公同巡抚都御史詹营、孙锦，及总兵官周尚文、赵卿，守巡口北、冀北四道参议等官苏志皋、李盘等，逐一从长勘议，俱已较一，罔有异同。本兵复议内言臣等舍大边十余里的墙而不为，弃二边百余里的险而不守，时诎举赢，财力当惜，欲止耐大边修筑，二边修补，三边一带，俱行停罢。及称钱粮易起纷争，应援易相推托，各一节。

臣惟修边为守边也，使不可守，则亦不必修矣。大同大边，东阳河新平堡之北，有墙十里，乃参议苏志皋去年所修筑，以助大同者，在山之颠，水泉不便，去堡且远，摆守为艰。臣方怪志皋不度形势而为之，故改筑于山麓之下，则费省而守易，非舍之也。尝考宣府近年所为《储政志》内，载有前项地方筑垣助功之议，大略所见与志皋同。志皋会议之时，亦曾以此白之臣矣。臣参众论，已力譬之，其可据以为断案，而必欲见之于施行邪？

又该部所指铁裹门、鹁鸽峪一带，原有二边者，则大同原送图本欠明之故耳。图所载二边，即所称山口去秋贼入之处。阳和、天城山口，数多原有垣堑，然前年贼由此而出，去年贼由此而入，官军率莫之能抗者。山险可恃，而往来多阻绝，须筑墙以通之，凡蓟门诸塞皆如是也。

译山冈深险，崖壁壅塞阻隔。驻守的士兵被限制在一隅之地，彼此断绝联系，声息援救无法接续。更何况敌骑登高，最为便利。一处防线溃败，那么各隘口的士兵，就都成了被困在穴中的老鼠了。就像去年秋天铁裹门的官军，不能移兵救援近在咫尺的鹁鸽峪之难，这就是明证。鉴于前车之鉴，考虑后患，所以提议修筑山南三边五十多里的边墙，也是因为阳和迤西数百里所防守的地方，都是三边想要贯通成为一道防线，以便于秋季防务罢了。防秋之时，山南有墙可以凭据，如果贼寇攻打我的东面，就酌情将西面的兵力移过来；攻打我的西面，就酌情将东面的兵力移过去。随着贼寇的去向，将分散的兵力聚集起来，合力堵截防御。其他地方列营应援的部队，也能在规定的期限内集结。就像去年秋天宣府张家口之战，也是明证。为什么呢？假如用一万人防守十个隘口，那么一个隘口仅有一千人；用一万人防守边墙，那么五十里的边墙常有一万人的力量。这是因为贯通与阻隔的形势不同啊。况且修筑这两段边墙，必定要从开山口起至董家沟止，自西向东，另成一道防线。即使山北二十八里的工程，也不相连属，这与先后两次所议的方案，首尾都不相衔接了。按图索骥不如亲眼目睹，凭空揣度不如亲身见证。幸蒙圣上英明，俯顺臣等的请求，使得臣等能够完成此事，并依靠它来防守，臣不敢再多言。至于官兵的应援、钱粮的召买，臣在之前的奏疏中也略微提及，意思是宣府与大同互相应援是常事，而新平等堡修筑仓场之日，召买粮草，可以直接处置。应援的兵力，视声息有无、缓急而定，即使陕西、山西、顺天、保定等地，有时也会紧急调遣、迅速奔赴，不仅仅是宣府应援大同、大同应援宣府而已。兵部所论已极详尽，也属于事例，每月例行。但大同东路山北东阳河横直边墙二十八里，连接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本是同根之地。旧时又有西路防秋列营马军，其距离大同东路山南的天城、阳和，则隔着高山六七十里或一百二三十里，险峻狭窄难以通行。旧时又没有东路防秋列营马军。倘若贼寇侵犯东阳河，而必须等待大同其他两路列营的士兵历经天城、阳和，翻越山北来作为援军，其势必然延迟一二天。怎知在一二天之内不会被困败于贼手呢？各镇划定的地域大多犬牙交错，所以必须各镇同心协力，视缓急远近来应援，不可分地界自守。不然两镇各自安足自保罢了，何必又设总督来联络呢？如果西路西阳河的兵力，则呼吸之间可至，应援非常便利。即使贼势重大，也依赖它支持一时。然后远处的人才能相继到达。前疏所陈述的，是从大同东阳河一处孤悬于外来说的，不敢昧于彼此缓急应援的通例。假如臣与抚镇诸臣常年在彼，应援之事，何待再三。正因其不能亲自督临，担心该路参将、守备以下官员，各自区分彼此，不知有同室操戈、急难相救的道义，所以想要题请奉承钦依，以利害示之。可否自今以后，每逢防秋列营应援之兵，仍责成宣府西路负责，而驻守之兵则东西阳河互为犄角。平时零星贼寇，倘有侵犯，也要彼此协力，不许推托，致使延误事机。至于各镇互相应援的权宜之计，是臣总督的首要任务，应当明白不敢轻忽，自取败坏。新平等堡现已盖有营房、仓场、粮料、草束，依照前抚都御史詹荣所议，仍属大同东路通判提调，随宜召买。北路镇河、镇川、镇虏、灭虏、破虏、拒马、拒胡等堡，事体只责成守营官收守放支，不必另设官攒，致滋劳费。惟请另行定夺。

译关于修筑边墙的奏疏【宣大修墙】

议照：大同一镇，外邻游牧的敌虏巢穴，内为京畿省份关隘的屏障，是九边防线中最重要的重地。过去沿袭旧制，虽有三边的名目，但因逼近敌虏营帐，且没有附近的城堡借以守护，导致墙体被掏挖倾塌，变成平坦大道，遗址仅存。近年敌虏在夹墙之间放牧，早晚窥探窃取，东出西没，靠近边界的田地日益荒废，驿路行旅间或遭受杀害掳掠。这是因为障塞没有修缮，阻挡依托无望。自从二十年前大股敌虏深入侵犯山西之后，边防臣子仰遵朝廷谋略，东起阳和开山口，西至山西丫角山，修筑了一道边墙，增设墩台堡寨，招募军队守戍。从此敌虏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侵犯，边民耕牧，获利颇丰。至于阳和天城以东接连宣府西界，中间多有通敌要路，因未筑有边墙，近年敌众深入侵犯，大多由此出入。相比之下，中西两路有险可据，终年稍显安宁，足以引以为鉴。职等日夜忧虑危局，多方咨询访求，于是今春共同发起这项工程。正值春夏之交，大众一齐动工，又担心敌虏骑兵侵扰、阴雨阻滞，于是计算工期，估算银两，会同本官具奏，仰荷皇上如数蠲免发放，再命总督宣大抚镇等官，相度计议。职等起初提议想从阳和口修至李信屯为止，因为这样声势连络，守援方便，粮饷运输不艰难，本有利于大同。但宣府李信屯以北，还有五六十里，才接西阳河边墙。既然有此空缺之处，未免更费工役，添设摆守。先前因事在彼处，未经会议无从得知，于是又改从今议。又蒙皇上俯赐批准，不仅宣府李信屯以北五六十里的空缺包含在内，可以不劳修守，而且西阳河通敌川口直西一面，又得大同新墙作为外郭。这确实是劳一次而获永久安逸的谋划，不是顾此失彼的偏颇之举。兴工之时，又正值敌虏退遁，天气晴朗，军民欢呼，夜以继日，计算八十七天的工期，落成仅用五十天，估算二十四万的费用，节省将以亿计。将敌虏盘踞之地，变成我们耕牧之区，藩垣巩固，疆域肃安，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疆的福佑，中外臣民的庆幸。

关于修筑边墙的奏疏【修筑边墙】

议照：形势，是设置险阻所必须依据的；时势，是兵家所必须不能违背的。用兵不审时度势，设险不因地制宜，难免泛泛而举，倏忽而罢，这不是衡量事体、消除寇仇的方法。山西起于保德州黄河岸，蜿蜒向东，历经偏关抵达老营堡尽境，实为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于西路丫角山，蜿蜒向北，东历中北二路，抵达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实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于西路西阳河，蜿蜒向东，北历北二路，抵达东路之永宁四海冶，实为一千二十五里。共计一千九百二十四里，都逼近胡虏，险要在外，所谓极边。山西老营堡，转南向东历经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向东为保定之界，历经龙泉、倒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之界，历经高崖、白羊至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共计二千五十余里，都是峻山层冈，险要在内，所谓次边。我国家虽不守东胜，弃大宁，但重险天设，固犹在我。外边西连延绥，东距蓟州，势相犄角。至于作为京师屏蔽，则宣大为特别重要，非其他镇可比。即使宣大山西外边之地，有夷险迂直之分，合而言之，则大同最称难守，其次是宣府，再次是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则大同之难守者北路也，其次是中路，再次是西路，最后是东路。宣府之最难守者西路也，其次是中路，再次是北路，最后是东路。而山西偏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无待防秋。偏关以东之百有四里，则略与大同之西路同。内边可通大举，惟紫荆、宁雁，其次是居庸、倒马、龙泉、平刑诸关隘。总之内外二边，都是用来扞蔽燕晋，保障百姓的。然而外边不抵御，内边安可度过？所以论者有唇齿之喻，又有门户堂奥之喻。贼窥堂奥，必始于门户。唇不危则齿不寒，理所易晓。近年以来，大虏屡次寇犯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征。大概形势之大致如此。古称夷狄之众，不能当中国数大郡。若智与谋，及戈盾火器之类，长短相较，又万万不侔。然而所以能为中国患者，毡裘之族，鸷忿而雄捷，出于风气，异我汉人。又彼以骑射为本业，抄掠为生理，专于技而无待于教，战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隶于群牧，业分于四民，百一为兵，劳于训习，习且弗专，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为众，乘时而攻人，我散众为寡

译画地为界而自我固守。汉朝之所以能战胜匈奴，是因为能够先出兵去攻击他们。即使是卫青、霍去病全盛时期，匈奴入侵边境郡县，也不免遭受杀戮掠夺，可见进攻与防守的态势是不同的。进攻没有固定的态势，所依赖的是驱使轻快的骑兵来运用，行动飘忽如风雷。防守有固定的形态，遇到贼寇必须携带粮食、背负铠甲跟随其后，瞻前顾后而狼狈不堪。他们抛弃文书，简化号令，前进没有驱策，后退没有威慑。而我们则议论繁多，号令多头，进退由人决定，上下互相牵制。所以他们日益拙劣，我们日益巧妙；他们日益巧妙，我们日益拙劣。

又加上建国初期，我太祖、成祖皇帝威震远方，斥逐敌寇，夷狄势力衰弱，窜伏于草莽丛林之中，仅存喘息之机。正统年以后，人口逐渐增多，种类日益兴盛，近来甚至合并了海贼，吞并了附属的番邦，掠夺我们的居民作为他们的护卫奴隶。各酋长所统领的部众，大约有两三十万人。与建国初期相比，何止成倍增长。沿边戍守的士兵，与旧有的定额相比，并没有增加。他们往年秋高时节入侵，拉弓的士兵不满数千，掠夺边境不能超过百里。我们的军队临时调遣，无论缓急仍能掌握胜算。近来每次大规模入侵，动辄号称十余万人，蹂躏关南，侵扰惊骇京城郡县，按照常规的军队，不敢拦截邀击。大概时势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衡量形势的便利，那么详细布置外防正是为了捍卫内部；衡量内部防备，是为了资助外部。揣度时势的艰难，那么现在所筹划的应当不同于往昔，而将来所筹划的应当始于现在。集中兵力防守要害，增加兵力防备秋季入侵，这都是时势所不得不然的。保定的边防事务，沿用现在的常规，没有大的可以更改之处。只是应该罢免内省的征兵，将镇兵分派到外藩，这样就已经得当了，不敢一概而论。

山西防备秋季入侵，往年只防守外边的偏头关、老营一带，每年派遣班军六千人，专门防备大同。而内边的宁武、雁门一带，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作为大同的声援。以及与宣府、大同各路守兵，旧时都屯驻在城堡，只遇到警报，相机防御剿杀，原本没有分地驻守。近来因为虏寇越过同进入山西，当时地方官员误以为大同难以共同应对，于是独自修筑从宁武、雁门以东到平刑的边墙八百里，位于腹地，抽调大同防备的兵力来守卫各关，这就是放弃外边的开始。河套、东胜的失守，都由此而来，这已经不是建立边防、防守要害的本意了。

接着因为守兵不足，添设太原等地的参将、游击兵马七营，招募新军，以及征调新旧民壮、屯夫、弓兵，总共已有六万余人。公私转运输送，内地骚动。所谓财力因兵众而匮乏，力量因防备多而分散，正是指这个。不防守门庭而防守堂奥，不是好策略。山西不借助大同的防备，大同不需要山西的力量，两方面都失去了。宣府也因为虏寇侵犯西路，全部调集本镇的兵马，专门防备西中两路，而北路虽然不用摆边，然而兵马已经空虚，不是没有可忧虑的。

连年三镇防备秋季入侵，征调辽东、陕西的兵马，竟然不下五六支部队。费用粮饷赏赐，以及本镇守兵的草料军饷，以一百四十万计算，费用实在不可计量，难以持久。合并防守的议论，这就是它之所以为善策的原因。外边控制虏寇，四面都要防备，城堡的士兵，各有分守的职责。从冬春到夏季，不必参差错落，征发自然无不充足。秋高马肥，虏寇可以猖狂逞强。如果仍然拘泥于山王之事，分散驻扎在城堡，临时调动，近的几十里，远的百余里，仓促之间难以合营，首尾自然不能相应。想要以寡弱的兵力，抵挡众多强大的虏寇，势必不敌。万一又像往年那样溃墙而入，越过关口向南，内地的人，向来不习惯作战，即使想要坚壁清野，恐怕先遭受荼毒。等到京城震动惊骇，君主父亲深切忧虑，才开始慌慌张张地调征，急迫迫地请求讨伐，即使不吝惜，对事机有什么益处。

因此知道形势变化不同，审慎坚固应当预先准备。防守边境的士兵，这就是它之所以难以立即罢免的原因。《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他的国家。”所说的设置，是修筑围墙、凭借屏障，必须依靠人力的意思。虏寇凡是侵犯边境，地势迂回险峻就容易防守，地平旷漫延就难以抵御。有墙，那么容易的更加容易，而困难的也变得容易。没有墙，那么困难的更加困难，而容易的也变得困难。现在百人防守的堡垒，非千人不能攻克的，是因为堡垒有围墙壕沟，那么少可以敌众，弱可以制强。如果遭遇虏寇在平旷的地方，那么百人如猪羊，千人如狼，很少不被吞噬的。

凭借山川设置围墙壕沟，自从汉人以来就是这样。由此知道山川的险要，险要与虏寇共有。围墙壕沟的险要，险要为我专有。我依靠我所专有的，而夺取他们共有的，修筑边境的工程，这就是它之所以应当再次兴举的原因。况且查访连年修筑，如山西偏头关、老营一带确实极高厚，大同各路与宣府西中两路，旧墙可以因循，也已经完成了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数月之内，可以宣告完工。连绵千里，屹立如长城，截然成为华夷的严格界限了。

而防备秋季入侵的士兵，之所以必须带甲登上城墙，列营等待敌人，臣等听说，有险阻而不设置防备，与没有险阻相同。有城墙而不守卫，与没有城墙相同。因此确定规画，估量工费，这两者是修边的事。谨慎防备秋季入侵，合并兵力，加重责成，估量征调，充实边堡，明确出寨，计算供给，节省财用，这八者是守边的事。修边凭借即将成功之功，守边贵在救济时急。边墙想要谋求其永久利益，兵马在秋期不解散，国家虽然耗费，也是不得已的。而考察过去，考虑将来，从中揣度策略，如所条列在左边的，虽然都是常谈，没有很高异之处，然而从此士兵不很劳苦。

译费用可以逐渐节省。期望以此平息敌寇仇怨，巩固边疆防御。这全都是我们臣子们极力思考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耗费无量的钱财，忍受百万大军的劳顿，分派将领深入敌境践踏寇巢，消灭这些骄横狂妄之敌，然后才安心进食，这固然安定内政、抵御外侮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臣子忠于陛下应尽的职责。只是敌虏势力尚未衰败，我方力量尚显不足，谋划需要长期积累，行事必须等待时机。因此我们臣子只应当谋求容易实现的目标，而不敢致力于困难之事；在力所能及之处尽力而为，而不敢对未必能实现之事妄加希冀。

译修筑边墙疏【大同修墙】

臣查得该镇边墙，自阳和向西至靖虏堡起，到山西丫角山止，绵延五百多里。虽然早年陆续修完，但与今年新修的阳和以东一带相比，高低厚薄确实不同。况且入夏以来，雨水冲刷淋浸，崩塌尤其严重，封手筑补修，工程必然不能停止。官兵不妨碍防秋，令其操练版筑，就支给本等的行粮，只给盐菜，花费很少。据所估计，每日每名该银一分，共该银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两有余，数目也不多。但役使人力，全在鼓舞。若将前项银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两有余，及时均给，日勤程督，务使事速工倍，或许也够用。不必拘定一日一分的数额，也不必临期议添。庶几可见边臣节省财用的心意。即今人已赴工，抚镇诸臣已将盐菜折银，量为给赏，并将前银所买在仓粮米，准作今年防秋摆边官军应支行粮，揆之事体俱属相应，无容别议。其称要将前银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三两有余，补还先年节次借过赏功银两，亦当如拟。但大同地方逼临虏巢，川原平衍最称难修。所恃边墙，比之他镇，尤为紧要。今虽以防秋之卒，刻期封手修，人力有限，计终不能如阳和天城新边墙之高厚也。若使高厚坚固，一如新墙，则山西丫角东南如宁武、雁门、平刑关等处，赖此以为外藩摆守之兵，自宜掣罢。顾以财用不继，众志未同，欲便举行，辄尔中辍。近得巡抚山西都御史杨守谦，议开山西自黄河东山老牛湾至丫角山，边墙东接大同井坪、平虏左右卫、弘赐等五堡周总兵所筑边墙，直至阳和迤东，军门近所修完者，二镇仅七百余里。又自丫角山东南至平刑关，独山西尚八百余里。山西守边官军民壮屯夫，计六万六千余人，除丫角以西，守边外，东南八百余里间，止五万二千人守之，每里六十五人，半登墙而守，半在内候援。虏之入，常二三万众，折墙登山，止须十丈，恐非此十余人所能御者。若山西将丫角八百里不必守，兵分愈弱，不如共守要害，移兵与大同共守七百余里，所省过半。以山西今议兵六万七，合大同兵七万五千，并调客兵计十五万四五千余，丫角西墙，既已高厚，其地又不通大举，可用兵万五千人，阳和东墙，再用兵二万人，中止四五百里，已有丈余墙，而以十二万人守之，以四万人防护，八万人即旧墙增筑之，高二丈，底阔一丈七八尺，收顶一丈二三尺，里为二敌台，台高三丈，八万人日筑六里，月可一百八十里，八十百而讫工，且守且筑，此边既成，每岁防秋用八万人，山西三万，大同五万，其内再用二镇援兵三万人，军门居中调度，守谦与总兵并大同抚镇各分百余里，亦居中调度，左右止六七十里，参游守备止分二十余里，一有缓急，援兵可以立至，事可万全。凡山西之民壮，诸镇之客兵，皆可渐掣，边内多筑堡寨，修庐舍，给牛种，募民徙耕之，凡内帑之转输，民间之供亿，又皆可渐省。等因，大意盖欲撤宁雁诸关之戍兵而并力于大同，不分彼此相资也。不劳大费而所备寡，所守要也。是其志甚公，其虑甚详，而其谋甚忠恳。以臣愚夙有此心，格于寡助，骤闻斯语，意辄跃然，愿相从事。今秋时已逼迫，未敢遽陈，少待冬春，当会杨守谦及詹荣等，将大同靖虏至丫角边墙，及两镇合修守备，宜从长计议，期于一举，永持至安。前项余剩银两，合无存留以为他日举事之资，其借过赏功之数，户部查明开销，惟复仍照詹荣前议，照数补还赏功。伏乞敕下该部，查议上请定夺施行。

及时经理边防大计疏【专守大同】

案查先该臣题为缺乏粮料事，议要掣宁雁一带摆边之兵，并守大同要害，奉圣旨：这本具见边臣筹划，户兵二部会看了来说，钦此。随该二部议称：大同为山西藩篱，扼其要害则人聚而力全，二镇边墙，接连仅七百里，则地近而费省，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事，将来客兵可以渐掣，供亿可以渐省。等因覆题，奉圣旨：是聚兵守要乃防边至计，着总督侍郎翁万达会同杨守谦等，尽忠经画，详议奏来，钦此。续准兵部咨为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事，该臣等会题本部议覆内一款：慎

译防秋事宜，查得所议防秋摆边之兵，不可立即撤回，但应当在其中酌情处理，以节省费用、减轻劳役。除去山西内边宁、雁等关，有定额常戍的官军，以及外边偏关以西至黄河岸边，山险水深，遇秋只需加强戒备，不必增兵驻守。其偏关以东及宣、大地方，也不必勒令军兵步步单立，只需预先拟定信地分布，步军登墙，马军列营。又必须远者量调，近者更番，聚集不要提前，解散不要延后，庶几可以休养生息，节省行粮。斟酌允当，相应依拟。合候圣旨下达，移咨总督翁万达及通行宣、大、山西抚镇官员，悉照前项所议分布防守，仍将分布过兵马地方资部查明等因。奉圣旨：这修边守边调兵诸议，具见总督抚镇等官竭心边务，你部里酌议亦当都依拟行。钦此。备咨到臣，已经通行各镇巡抚等官遵依举行外，昨见新升山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孙继鲁奏为谢恩事，内称原任山西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自谓三关可以罢守，坚执成信，诸凡利害安危多所不论，徒惜燃眉之冗费，遂忘经国之远图。此论但欲固本镇而不知守外即所以也安内也，边臣妄分彼此大率如是，倡堂室之洞开，欲门户之并守，万一内地师徒不闲战阵，长营无险，见敌难支，周尚文之封守不固，王继祖之信地已离，全军在外，不但山西坐困，且害国家右辅之利。诸臣先后具奏，始唯一人之见，终强众议之同，幸蒙皇上轸念事体重大，屡年经略艰难，未蒙俞允。继鲁前到志枋，军民忧疑少定，即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等因。臣愚得此殊甚骇愕，真不知其云何。夫山西内边宁、雁一带八百里，在大同之南，外边偏、老一带百余里，与大同为界。外边本扞蔽乎内，势极要害。近年摆边之兵，且非得已。内边本藉恃乎外，势实稍缓，乃亦以额设戍军为未足，增添兵壮，一体摆守，委属大缪。况非旧规，当时识者已知非策不可持久。历年于宁、雁一带遏虏者甚少，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内边八百里之间，弱兵止四万余人，其能遏虏之入否也？虏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来，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今议内边诸关额兵，则量留，而添设摆守之兵，则渐掣，并力守要，佥论攸同。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齐宗道亦曾极论兵分、备多之所以失，与并守要害之所以得，力赞斯议。臣等前项条列，已荷圣明俯赐嘉纳，域民固国之道，在此举也。事甚艰大，时且逼迫，方图亟与抚镇诸臣殚力干理，惟恐不及，而孙继鲁者，乃独持己见，岂未能仰窥廊庙渊谟、部成算，而徒欲与臣等原议相枘凿耶？孙继鲁疏中，并不究竟并力守要可否得失之故，语意难解，无容深辨。但即其意见同异，而要其所倡率，委用僚属诸人，或别出格局，诸人必犹豫观望，欲责其干济难矣。先是巡抚杨守谦改调延绥，臣虑代者以议非己出，兼或避难，为之不力，拟疏留守谦共图卒业，嗣见代者有人，臣遂中止。嗣又闻继鲁未尝入境，辄以并守之事短守谦，以为决不可行。而雁门兵备副使刘玺者，承望风指，辄自依违。夫刘玺宪臣也，又有典关之责，尚不自裁，况有司军职等官耶？以此臣甚忧虑。然犹以成命至重，继鲁莅官方新，或能勉承，乃今形之奏疏者，果如此，是于成命且若罔闻，况臣总督欲以区区行移相督勉，安肯从耶？臣近亲历应该并力修守塞垣，中间所宜兴革事务，头绪繁多，有非原议所能尽载者。必须彼此同心，夙夜经营，方克有济。若少有掣肘，诸凡事体未免衡决。万一寇虏闻知，将来患害不测。风闻者靡究所以，或反以并守之议归咎臣等，臣等获罪，固不足惜。第筹划至当归一不可易之论，既不理于是，已非人者之口，而边防大计，自是将不可复为矣。天下之事，固有千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坏之而有余者。况巡抚表率一镇，处人已之门，执异同之见，则观望依违，不独一刘玺而已，又谁肯忤巡抚为陛下尽忠，为边人建永利邪？以此臣益忧虑，不得不为陛下言之。如蒙乞赐轸念边防重务，成之甚难，坏之甚易，叮咛孙继鲁、刘玺，务要遵照钦依，将一应修守事宜，着实干济，勿执己见，勿怀观

译希望不要急切地错失时机，给自己留下后患。并且仍然恳请叮嘱大同府的抚镇官员詹荣、周尚文，不要因为孙继鲁坚持己见、意见不同，就自行瓦解团结。这样或许还可以责成他们完成任务，不耽误大事。臣愚钝，日后也能稍微免除罪责，这是极大的幸运。然而臣认为，臣子办事，如果欣然振奋地奔赴山王（前线），那么精神就能充分施展，自然能够成功；如果强行压抑而让他们去做，那么意志就会烦乱郁结，最终难以得力。孙继鲁即使承受了严厉的旨意告诫，不敢不遵从，但臣的忧虑仍未停止。恳请圣明裁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