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九十七

译赋税。大体上完全由前任巡抚周忱定下。在宣德初年，苏州一府。拖欠的粮食达六七年。大约七百九十万石。常州、松江也是如此。周忱到任后首先考察利弊。知道官田是国家初年抄没的。其税额极重。民力无法承担。民田起征的税额止于五升，非常轻。又当时大户倚仗强势不缴纳加耗。只让散户承受。所以将民田每亩按例加征耗米一斗有余。用来通融官田的亏欠。于是苏州一府。增加粮食一百余万石。连同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共增加粮食四百余万石。称为平米。这就是平米的由来。起初每年每正粮一石。征收平民一石七斗。等到起运时酌情支拨。第二年剩余较多。就命令加征六分。又过一年剩余更多。就命令加征五分为止。除拨运外。有剩余的就存入济农仓。以备赈济。称为余米。遇到农民缺粮。以及运夫遭遇风灾、被盗。修筑堤岸、疏浚河道等所需的口粮。凡是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由里甲杂派等费用。都从这里取足。又所属郡县有荒歉。也拨余米来弥补不足。大概当时粮食虽然加征于民。但其补助和余积的利益。全都归于民。百姓除了征收赋税一石五斗之外。浑然不见其他徭役波及。官府也没有科索的骚扰。所以百姓觉得很便利。后来户部因为济农余米失于稽查考核。奏请派遣属官全部没收而归之于官府。于是征收杂税混乱。拖欠才开始积累。从前有人说是文襄公的余米遗患江南，这话或许也有道理。然而所没收的只是余米罢了，还没有其他额外的征收。不像今天这样纷纷扰扰。此后供应不足。又有均徭了。备用不足。又有里甲了。又如京库折丝绢、南京库农桑折丝绢。起运马草之类。这些旧时征之于山地者。现在也混入秋粮中了。又如驿传马役、驿递水夫、户口盐钞。从前议定征之于均徭者。现在也混入秋粮中了。近年又有义役、料解、带征兵饷、役银三项。又按粮食派征了。大概自从余米归官后，额外增加的税额比起昔日周忱所加的一百余万石，不止三倍了。臣查隆庆元年，应天巡抚林润奏请恢复粮额一事，以苏州等府、广德等州，历年加派数额众多，请求遵行嘉靖初年的旧额征派，户部尚书马森覆称本部卷查各省税粮坐派，自国初至今有一定之额，都以夏税、秋粮、马草为正赋，其余各项杂派银两等役另立款项，或按地科征，或按丁派征，或编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本与夏秋粮草正额无关，只有苏州等府。不分正赋杂派，都混入粮食内征收，名曰平米。杂派多则正额反而受累，而不知情的人将加派归咎于户部，不也是冤枉吗。应当咨文巡抚，将各项钱粮不论起存，逐一清查，要看到每府夏税小麦、秋粮米各正额若干。其中哪项加重。哪项是前旧额。哪项是后加增。送部查核裁定施行。奉圣旨依拟行，钦此。这是江南粮额混乱，户部早已明白陈述在先了。只是有司奉行不力，没有心力计算的人，而奸徒猾胥庆幸其淆混，而从中侵吞。所以至今尚且朦胧不清。最终没有人承担并清理它。臣愚以为应当敕令所司，一律遵行祖宗夏税、秋粮、马草正额征派，不得再设立平民、余民的名目，以滋生挪移高下的弊端。自正额之外，其余杂派征输，或按地科征，或按丁派征， or 编入均徭，或取足里甲。明确定数，勒成一书，务必使其与正赋不相混杂。这样国家有常赋而百姓无横征之苦了。三曰议征税之则。臣认为土地有肥沃贫瘠。所以收获有多少。因此制定赋税的高低随之而定。这是百代不变的。国家初平伪吴之乱。将苏松嘉湖抄入的田地定为官田。粮食有至八斗者。大概是照私租起科。后来百姓逐渐生聚，垦荒成熟者。名为民田。全部报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此。所以积欠直到宣德。而周忱才开始经理。官民之名固然自在。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建立均田之策。苏州府知府王仪逐亩清量。于是始定不等科则。长洲三则。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吴江亦三则。最重者三升六合。常熟四则。量重者三升。太仓三则。最重者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则不等。他松江嘉湖每亩率三斗有余。常稍轻。仅二斗而不足。粮之重至苏州而止矣。当时耗米之出。本以补官田之欠耳。今概一府之田。而均摊其粮。是概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复有所谓者哉。只缘瀛初建议。以行之一府。不敢免暂将耗米亦作正额。通计算。各府效之。不及详考亦以耗作正。且各省粮轻。每亩数升。即加耗米。亦不为多。

译也。只是因为有平米、耗米这两项作为遮掩和影射的手段。所以每年巡抚派发的会计账目，有在这个县增加而在那个县减少的，有在这一项多而在另一项少的。转移变动，弊端极多。不过是供豪强狡猾之徒施展诡计、谋取私利罢了。

又各府州县都有山地、荡田，又有新涨沙田等，不向官府申报起科纳税，有的重至一斗五升。旧制大概是为了供应马草、丝绢，或者抵补坍江、抛荒的数额。等到臣查阅苏州的账册，并没有开列详细数目；又查考户部，也没有登记可查。

像臣所在的县里，只有一个狡猾的胥吏，世代掌管这些账籍。小户人家有申报因公占江、坍江等项应当开除税额的，如果不重重贿赂这个胥吏，是办不到的。举臣所在一县的情况，其他县就可以知道了。怎么能任由良民的血汗，被奸徒侵蚀呢？

臣愚以为，应当敕令主管部门，逐府逐县按照田籍上报。如苏州一府，先列出钱粮总目，后开列某县某则田地若干，该粮若干石，各项加增若干石，务必与总数相符无差。

其山地、荡田等项，臣以为不必有多寡不同的税则。山地除去高岭大石，荡田除去无人佃种的外，全部起科三升，或四升，定为定额。仍然不得加上耗米的名称，以致混淆并偏累贫民。其应供应哪一项，应补哪一项，都填写注明清楚，总入会计。

又如嘉定一县，土地贫瘠，不太适宜种稻，每次派征的数额，嘉定县折银征收居多，兑运白粮，往往多派给各县，嘉兴、湖州二府往往沿袭此法。此法一出，府总、县总各自操持权力，奸利不可胜数。伸缩在毫厘之间，而这帮人的囊橐已经狼藉了。上官无法追究诘问，小民无处控诉。这难道是统一划一的制度吗？

钱粮是重大事务，没有数目不归一，而能禁止人不侵吞欺骗的。这是江南今日极弊的政事，不容一日缓于厘正。

四曰议蠲减之条。

臣以为国家正常的赋税，每年有固定的制度，主管财政的人正天天担忧收入不足以抵支支出，这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减损呢？但是那些浮滥不经、利益不归朝廷，而费用却独自遗留给百姓的，怎么可以不为之裁制呢？

臣查得苏州一府，额办驿传马匹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余两，解赴山东、北直隶以备买马之用。历年积欠，民间深受其苦。又各省移文催征，一年中没有空月，文书往来，动辄耗费，弊端无穷。况且江南不是产马之地，其税额极多，怎么还能有此派征？现在也因为耗米尚有余剩的缘故，又混入秋粮数额中，似乎不是祖宗旧制。即使朝廷蠲免这两万金，未必就会成为马政的累赘。臣以为这是应当从宽减免的。

又如凤阳仓麦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银四钱；镇江府仓麦五千石，每石也折银四钱。臣查这两项旧原解送本色，因为那里积麦无用，才改为折色。然而京库麦折每石不过二钱五分，而凤阳、镇江却折四钱。江南米价不过三钱，而麦折却高达四钱。这不可以减少而从京库之例吗？

又如江南水次、江北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该芦席一领，以三分为率，本色二分，席每领一分二厘，这是不可少的。折色一分，席每领银一分，米既然已经折银，席价又有什么用呢？

又如德府禄米一千石，万历八年，题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银一两，糙米一石，折银九钱，又每石加脚耗银二钱。米既然改折，不应再有脚价。现在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江南米价至贱，是一石之价，几乎耗费民间四石米了。这脚价独不可省吗？

又如泾府、汝府养赡禄白粳正米各五百石，景府养赡禄白粳正米一千石，这是旧制所没有的，都是派征于余米的，这条派征尤为无名。臣以为这是应当出自原所分封之国的，为什么又偏累江南呢？独不可议改派吗？

又如凤阳府仓正米八千石，扬州府仓正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五石，都是每石折银六钱。现在正粮折银每石不过五钱，而这两处却折六钱，独不可省而为五钱吗？

又如近年额外拨办料价银，苏州一府该银七万三千一百三十七余两，内工部四司料银只该三万两，余解修淮河等用。近年河流稍安，就据以为常，而岁岁征敛，这独不可以议停止吗？

诸如此类，臣不能悉数。然而都不属于上供，而可以稍加宽减以救济贫民的。臣愚以为应当敕令主管部门，逐一详细计算应去应减，务必虚心条议，不要拘泥成案，不要惮于更张，务必使宽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这才是今日东南的大利。

五曰议偏重之派。

臣以为因地制赋，赋税有厚薄是形势使然。至于国家有供应钱粮，自然应当按亩加征，怎么可以照粮增派呢？

臣查各省田税每亩三升，只有江西、浙东以斗计，浙西、江南则以数斗计。这是各省粮一石，可当田三十三亩，江南粮一石，仅当田三亩罢了。以三亩之额而当三十亩之派，这不是不重的反而更重了吗？

译臣查供用等四库，苏州一府的物料价格四千四百一十六两零，计算粮赋加派已是沉重却更加沉重了，这就是江南之所以愈发难以承受的原因。这几乎占了天下的十分之一。又近年新派工部四司的物料银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九两零，而河工修理又四万多两，几乎占了天下的五分之一。这都是因为按粮赋摊派，所以偏重到了极点。臣曾筹划，当今偏重的税赋，并非只有江南困苦。臣考察光禄寺所摊派的顺天等八府，以及山东、河南等地，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民间耗费三石，而内库的折价更有增加。所以北方百姓，除了田赋外，丁银有每人出一两的，其困穷也已到了极点。至于江南白粮，每石自增耗、舂折、水脚、车夫等费用，大约四石才能致送一石。查得细米、各色豆类以及各省果品物料，都折银解送光禄寺，该寺自行召商买纳。既然这些项目可以召商购买，臣认为本寺白粮应当稍微提高其折价，也召商买纳即可。臣又考察国初设立上林寺四署，自棕、园、漆、桕，下至果品，都取给于此。遇到不足，令从民间购买，每年用钱不过一千八百万文，钞四百万贯，都在天财库关领。正统年间，才开始摊派各省直，动用官银收买。到正德以后，就增至三十六万余两。现在四署所供每年不过四千余两，而园户的口粮，官吏的俸禄，又取自官库，那么四署的设立不仅无利而且有费用了。臣愚以为光禄寺的费用，是皇上饮食的供应，自当与天下共同承担。请敕令该部总计天下田数七百零一万三千七十六顷，又汇总一年应供各种物料价格数目，每亩均摊，大约每亩一分就足够了，全部解送光禄寺，召商买办，那么天下都没有杂派，都享受轻粮的恩惠了。何至于偏累京畿近省，又怎能按粮增派，从而重重困苦已经疲惫的江南呢？那上林四署，请求依法彻底清查，尚有余利，可归官的，仍入光禄寺，以减免各省的岁派，这确实是今日的大利。

六曰议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税数，没有所谓摊派而未尽的。只是因为苏州府有耗米一项，出自民间，却不登记在册。就像漕粮中所加的四十多万石，折耗之多极矣。并非真的有未征税的田地、隐漏的税赋，哪里还有摊派剩余的米呢？现在会计内，却有派剩米三万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斗，每石折银七钱，该银二万六千六百九十三两零，解送宗人府等衙门折俸。大概只是没算耗米，所以有此剩余罢了。主管会计的人不能仔细考察，几乎有什么需要，都加派给苏州。不知道派一分，就从民间多取一分，到现在剥肤椎髓，都是这个说法造成的。臣愚以为应当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考察赋额，果然看到剩余在哪里，果然看到哪项摊派尚未尽。如果确实是额外项目，请求立即免除，不仅杜绝将来的摊派，也可以消除奸人的隐蔽。

七曰议白粮之运。臣通查国家每年摊派光禄寺及内库各项白粮共二十万余石，这是正额，皇上按籍而知。又查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舂办，该米二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银二钱，又车脚银杭嘉湖每石六钱，苏松常每石四钱。这样白粮一石，所费民间米九斗六升，银八钱，通正米为四石余，才当白粮一石，那么这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余万了。这是天下所没有，而独江南所有的，百姓怎能承受呢？所以近日有贴役之征，每粮一石，通正耗又加役银一分四厘，民力愈困了。然而一旦当上白粮户，往往破家亡身。大概关津的留难，阁浅的盘剥，暑湿的浥烂，风波的丧失，日与死为邻，而又各钞关的船税，临清厂的带砖，船户的抑勒，水夫的索诈，其苦千态。既到河西务，则有剥浅的损失，既抵通州，则有搬运的偷盗，既到后门，则铺垫的费用，岁甚一日，且吞声而受痛了。这一白粮，而百姓的费用如此，百姓的受累如此，皇上所不及知，向来诸臣也没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的。臣愚曾私下筹划，圣祖开国金陵，白粮运入燕京，非圣祖立制本意，固宜斟酌改易。这几郡在辇毂之下，所以白粮以民运。现在京师远在三千里外，岂意今日劳民如此呢？诚宜破拘挛之格，敕令有关部门会议，那光禄寺白粮，应均派天下折银买纳。现在江南军运粮不下数千艘，臣以为当充运日，即令各卫所运官公同寄派，每船应载若干，量除其船价之半，也可以免贴役之派。运军到日，别设科道官各一员，收贮公所，其后门等处加

译赠送。依照常年旧规，征收完毕后转交内库，不要使贫困的军士再次受累。并且在临清免除他们携带砖块的劳役，运军也就乐于服从。像这样，就可以避免解户（负责运输税粮的民户）的破产逃亡，也可以减轻江南百姓十分之一的赋税负担，这是应当立即裁处决定的。

第八，议定兵饷的实情。臣查考建国初期，沿海设立各卫所，相互支援，专门是为了防备倭寇。嘉靖年间，倭寇内部发生冲突，各港口哨所才开始招募水陆士兵列阵防守。一年合计使用的粮饷，加上上司检阅操练、犒赏、修船、购置器械等项费用，共计白银七万零八百两。其中扣除宁国、安庆、太平三府协济的白银九百三十二两九钱，以及太仓、镇海、吴淞江三仓军储中扣减的羡余白银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两，本府留存的盐钞白银五千五百四十九两六钱，实际应当征收的白银为四万九千五百六十三两。规定每石平米加征白银二分。自从倭患至今三十多年，年年加征，这等于年年遭受寇患。吴地的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

臣查考苏州府均徭费用中有一项，操江兵饷白银二千二百二两，留作本府兵饷支用，现在不在扣除之列。又每年防御不过春秋两次汛期，所开列的犒赏果真都没有虚报冒领的弊端吗？用七万多两白银的费用，供养士兵有多少？果真都在行伍之中而没有影占（虚报冒领）的弊端吗？臣不敢肯定。臣又查考各州县差操的民壮，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白银七两二钱，又该白银一万五千四百余两。现在各州县除了守城杂差外，不可以用其中一半来充任防御吗？太仓、镇海两卫及吴淞千户所额定设置的官军，果真可以让他们坐在坚固的城池中享受厚饷而不出一分力气吗？反而让偏劳重赋的百姓，又出养兵的费用，这不符合祖宗的本意。

臣愚以为，应当敕令巡抚、巡按详细核核兵员数量，估量海波没有危险，士兵应当减少。再将镇海、吴淞等三卫的官军，抽调其中的精锐，供给行粮，春秋汛期，委派严明将领率领前往应守的汛地，协助防汛。汛期结束后仍返回各卫，如同入卫班军的旧例。这样可以节省兵饷的摊派，并且逐渐恢复祖宗设立卫所的规制，这也是应当立即讲求办理的。

第九，议定折银的条例。臣查考永乐十一年，成祖皇帝重新规定京库金花银，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实行了两百年没有变化。现在户部议定折银，往往认为五钱太轻，甚至折到七钱八钱，如万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颗粒无收，定议折银都是六钱。原来主管计议的人，大概认为正米一石之外有耗米四斗，即使折六钱还有二斗的盈余，以为对百姓减轻了负担。不知道这四斗本来是属于运军折耗，不计入正数的，即使全部运到，朝廷只得到一石罢了。况且议改本来是因为年成荒歉，却更想多折一钱，以此来救济贫民，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用心。至于此外更加折到七钱八钱，这是耗米起初不归朝廷所有，现在反而因为议折，把运军所得也全部归于官府，这不是体恤百姓的本意。

臣愚以为，应当敕令户部，现在每年议定折银，全部依照五钱的成例，不得再有增加，作为取盈（凑足数目）的计策，那么不仅法制归于统一，朝廷也没有愚弄其百姓的嫌疑了。

第十，议定存留钱粮的重要性。臣查考各省、直隶、府、州、县，大都有存留的钱粮，大概是为了准备军储赈济，以及官吏俸禄，一应各种费用，这就是所谓的“藏富于天下”。臣查考苏州一府，存留米二万二千七百三十石零，折银七千七百二十六两零；太仓、镇海、吴淞江三仓米五万五千余石，银一万八千余两，都是用来供给军储。留在各州县的，不过正米一万四十石罢了，而官吏、师生的长久供给，都从这里取足。征收不足的部分，又从这里包补。因此一旦遇到凶年歉收，府县官员束手无策。以前巡抚、巡按的赃罚银两，没有立即起解，地方一旦有紧急之事，还可以借用来赈救，现在全部搜刮上缴了。又年年增加，不足时甚至曲解法律而从罚赎中取用。以往府库中，还有历代遗留的积蓄，少的也不下一万两。自从嘉靖末年至今，不仅没有遗留，甚至有时用明年的征收来应付今年的用度，日益惶惶不安而供给不足。像这样，想要禁止有司不征收分外的赋税，上官不设立巧取的方法，势必行不通。

臣愚以为，从今以后，国家有蠲免借贷的诏令，直接征收起运的本色（实物），或者在其他项目上稍加宽宥，不要仅仅以量免存留为名，这样百姓才能沾到实惠。

第十一，议定荒田的核查。臣查考万历六年册报苏州土地共九万二千九百五十九顷五十亩零，比弘治年间增加了六万二千二百九十顷余。等到查考近日征粮册内，又有无处荒粮平民三万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升九斗，每石折银五钱，该银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二两。如果几年之间，报荒如此之多，再过几年，将会怎样呢？即使有坍江的名目，可以借以搪塞，但也不过是太仓、常熟沿江之地才有罢了。臣前面所说的新涨的沙地可以补充，荡田的税可以补充，怎么竟然都委弃为荒粮呢？臣听说其中的弊端不可穷尽，有因为坍没一亩而报数百亩的，有因为无主抛荒的田地，捏造为已有产业，而将成熟的田地报作抛荒的，有因为量田时

译身为年长百姓，却将已耕种的熟田谎报为荒田，以诡诈手段免除粮税。于是原本荒田的粮赋，都转嫁到奸民身上，而赔补的累赘，反而导致正额税赋短缺。况且既然说荒田粮赋无处征收，似乎应当从宽体恤了。然而每石折银五钱，那些熟田粮赋本是折银与实物各半，而荒田粮赋却全部折银，这是荒田粮赋反而比熟田更重，这是因为银子容易侵吞渔利，而米粮难以隐匿的缘故。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敕令巡抚，全面查核前后荒田的数量，要看清哪个县实际荒废了多少，因为什么钱粮无处征收；哪个县沿江坍毁了多少，现在是否有抵补。委派官员实地勘察，逐亩清查明确界限，开列注明区分。如果有将熟田谎报为荒田、隐瞒粮差的人，允许本区居民首告，查实后处以重罪。然后汇总上报粮数，如果确实属于荒田粮赋无处征收，就予以豁免，不得再混入册籍，以滋生奸诈胥吏诡寄税赋的弊端。这对民生国计的裨益，绝非浅薄。

第十二项，议定征收赋税的期限。臣观察江南之所以日益困顿，固然由于赋税特别繁重，也因为官府征收催逼没有秩序，所以日日逼迫，月月索取。臣在嘉靖年间任职，那时运输军粮通常在二月完成兑运，三月才开始征收折银。江南的农事四月才兴起，百姓家中此时多有余粮积蓄，用来准备田间用工的费用。又因为那时米价略微上涨，百姓能少得些余利，便自然充足了。后来怜悯运军受冻，改定兑运期限在十一月，百姓能趁着有余粮时，就完纳官粮，固然称得上两便。然而兑运刚结束，官府严定限期，就追逼征收折银。正值收获时节，粟米堆积杂乱，不免低价抛售；到了播种之日，工本大多靠借贷。夏秋之间，米价略微升高，又要支付利息向人借粮吃。这是小民之所以日益贫困的原因。不知道在兑运结束时，应当紧急征收的，只是轻赍一三二六以及板席之类，这仅占十分之一。为什么就立刻严加催逼全部完纳呢？这是官府急于求成的弊端。又如京库折银，这是供给朝廷的正额，应当优先于其他项目。臣查苏州一府，京库折银正米七十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六石余，每石二钱五分，折合银十九万一千二百六两余。全府计算，仅占十分之二。然而自从万历六七年以来，又有拖欠未解送京师的，致使皇上恩诏优免，而京库银两仍逐日催逼。难道一府的钱粮，自七八年来，还未达到三四成的数目吗？这是官府缓征不当的弊端。臣以往见到大户狡猾的，就贿赂嘱托吏书，如今来尽数起征，这种弊端也很少了。如果名下应完银百两，只将十几两列入应催比的名册，其余全部诡秘隐匿不登簿册，不应催比。小户愿意偿还的，反而每日在公堂受笞杖，即使责成他们全部完纳，也不能抵得上富家一户的拖欠。等到后来官府因违限受罚，而朝廷承受亏欠税赋的累赘，职责的缺失，由此而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敕令巡抚将钱粮自夏税、秋粮、马草正额外，分别哪些项目应先征，哪些项目应后征，征收完纳即逐项分解，不得挪借。那京库银两，应当分四季征收解送，不如期者年终汇总奏报处罚。那催比簿籍，也应当颁降统一格式的文书册籍，循环使用两本，明确开列某户应纳粮多少，各项应纳银多少，以十分为率，定限每月完纳一分，逐季倒换查验，所完纳的分数，必须使无拖欠。这样吏书就无法施展隐匿的私心，奸猾之人就无法容留欺赖的手段，而国家税赋也不至于亏损了。

第十四项，议定积谷的制度。臣认为积蓄粮食以应对饥荒歉收，贵在陈粮换新粮，终究是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是说白白储存而无用，给地方留下监收的祸害。近来郡县处处积谷，以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法令极严。然而县官求取盈满，不免有科罚的骚扰；斗级看守，不免有盘查折损的赔偿。大概储藏不谨慎，被风雨侵蚀；管钥不慎重，被奸盗侵吞。给典守者带来的累赘，无穷无尽。等到郡邑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饿流离，不曾听说发放一斗粟米来资助赈济，只听说今年查盘折损谷物多少，明年交盘赔偿谷物多少。这是使先王救民的良法，反而成了国家中的陷阱。难道是法律的弊端吗？臣考察历代如常平仓、义仓、社仓的设置，都是为了互通有无，转化新旧，利益极大。本朝唯独以济农为名，深知所重在何处，而今日的弊端，竟至于如此，大概是因为官府害怕出纳的劳苦，认为我只要守住成数足以报告政绩就离任了，而监司委派官员稽查考核，漫不经心不省视，不过按文籍问罪几名徒役，罚赎入官罢了。臣恐怕考察其实，仓库中的谷物，不被烧成灰烬的几乎没有。像这样，不如合并其法而废除它，还可以避免遗留祸害给官民。况且臣听说天津临德等仓，所积小米已超过六七年，谷物尚且消耗如此，何况粟米呢？臣恐怕也是徒有粟米之名，而鲜有粟米之用了。臣不敢远举汉宋之事，如近日山东兖州府邹县知县许守仁，四乡各立官仓，将所积谷物在耕种时发放给小民，收成后担到就近仓口归还官府，只补折耗三升。有罪应罚赎的，除开报上司外，其余全部听任入粟。所以官仓充盈，百姓不见查盘之扰，而坐享借贷之利。富豪大户，也不能趁急多取小民的利息。

译所以邹县的百姓像歌颂父母一样歌颂他。由此类推，那么积蓄粮食的制度，未尝不是当今有利于百姓的政策。臣愚昧地认为，现有的储备粮谷，大致仿效邹县收放的成规，不向百姓索取利息，不假手吏胥以谋取私利，遇到水旱灾害时如何赈济，耕种收获时如何周济供给，不要专断地拘泥于固定的数额，只凭文书案卷来敷衍塞责，这对民生的利益绝非微薄。臣智识短浅，从见闻中得到的认识就是这样，不敢肯定能详尽地说明利弊，也不敢肯定能毫无遗漏地一一推行。然而补救偏差、挽救弊端的要点，充实国家、富裕百姓的根本，已经大致列举了要点。臣曾经打比方说，治理天下就像治理家庭一样。善于治理家庭的人，对于良田美产，必定勤勉地培土种植，必定用力地施肥治理，必定精细地计算收支，而对于抚恤佃农，也没有不厚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认为衣食的来源出自这里。现在国家对于江南，固然是所谓的良田美产，可以坐视它日益败坏，而不为它做打算吗？这就是臣忍不住要进言的原因。

译书信

与李道尊讨论水利

回复王道尊

答复许参政讨论常熟水利

与周元孚

与李道尊讨论水利【水利】

我的家乡自古被称为泽国，境内有太湖汇聚众水，环绕吴地的都是江河，有许多浦港用来排泄水流。其他方面不敢泛泛而谈，仅以我的县邑来说，它位于郡城的东北方，凡是浙西苕溪、霅溪以及太湖向东排泄的众水，经由吴江经过郡城，汇聚于常熟；从无锡向北，太湖水分流，以及荆溪、孟河等水流，也汇聚于常熟。常熟在汉唐时期，有三十二条港道用来排泄全吴地如建瓴般倾泻的水势，干旱时依靠潮汐，涝灾时借助分流削减水势。因此田地常年丰收，由此得名。历经宋元数百年，中间关于疏浚的言论，恳切详尽的唯独针对我的县邑，记载在正史中，可以考证并作为借鉴。到了元朝末年，只保留了四条港道。东边的是白茅港，曾经作为运道使用，水流最大。稍北边的是许浦，正北边的是福山港，极西北边的是三丈浦。至正年间这些港道也几乎淤塞废弃。所以江南的水灾无日不闻。伪吴政权兴起，首先疏浚这四条港道。圣祖沿袭了这一做法，所以在这些港道各自设置巡司防御海警。从总体形势来看，太湖的水大半归于我的县邑，而正东面所接纳的郡城阳澄湖、娄江的众流，也向下归于我的县邑。所以我的县邑是三吴地区的尾闾（出水口）。我的县邑入江的各条港道没有堵塞，那么长洲、吴江、无锡等地的水浸就可以减少六七成了。再从四条港道来看，白茅港入海稍微迂回向东，计算有一百二十里。许浦也不下一百里。唯独福山港在县城正北入江，仅有三十六里，最为直接；而三丈港，是用来排泄西大河等水流的，其利益在于西北一方，对于县邑似乎稍显缓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嘉靖末年，抚台海公曾经疏浚白茅一条港道，几乎完成就离任了。然而多年以来还稍微依赖它。至于许浦、福山两条港道，则置之不理。近年只有三丈港已经大规模疏浚，又旁及奚浦、鹿苑，纷纷动员民众，这都是为一方的利益考虑，又都是为有势力的人考虑罢了。而县邑的大形势、大利害或许还没有顾及到。近来水患接连不断，难道天降雨水唯独今天比往日多吗？实在是因为出水之道已经堵塞，众流无处排泄，又加上连绵大雨如倾盆而下，又有什么奇怪它会泛滥以至于冲毁房屋、淹没陆地呢。所以为当今眼前最紧急的计策，不如选择靠近且容易施力的地方，比如福山一条港道，先加以开浚，然后依次及于白茅、许浦。白茅稍微更容易，因为海公疏浚的时间还不远，还能通流的原因。福山港一旦疏通，郡城直注的水流，直接从北面入江，我的县邑、长洲、吴江等地的水浸，可以减少六成。

回复王道尊【均摊荒熟】

大抵江南的困顿，大概重于杂派繁多，而杂派中可以借故影射、冒破的，没有比料价更甚的了。就以我的县邑常熟一县来说，嘉靖年间，国家烦费极多，当时每年料价不过八千二百余两罢了。近二十多年稍微增加到一万六千九百余两。这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有余米的名义，所以年年增加。又各级官吏害怕掌握算账，积习成弊的奸吏，乐于加派，因而中饱私囊。所以对于每年所报的山场、荡田等不等升科的粮田，不以此减免县邑的钱粮，或者摊免坍江、板荒等各项税额，而全部归入料价。所以对于料价中非常可以缓征的，都全部征收解送。就像我的县邑书册中有听派料价这一项，这其中的端倪大致可以看出。又如近年因为淮河冲决，苏州一府，突然增加料价四万两。原议在河堤条筑完工之日免除摊派。现在堤坝完工已经过了数年，而这笔银子未曾稍微减少。况且漕河修堤已经在轻赍一钱三分内，每石扣银一分，作为河上的费用。我的府漕粮六十五万石，每年得六百五十两。通计各府平均扣除，似乎可以足够使用。何必唯独对我的府重重增加四万金呢。又近日看到抚按两台，深深怜悯板荒的危害，议定在熟田中均摊荒粮。我不才居住在田中时间最久，稍微知晓这种弊端。大概我的地方土壤，高低悬殊，有高乡的板荒，有低乡的板荒。高处有一等田最贫瘠的，即使播种也不怎么生长，于是成为弃地。然而这不过百中之一罢了。其他因为人少而荒芜的，每亩可以获得草束银钱少许，业主对此颇为乐意。低处有第五六等田最卑洼积水的，每年不能成熟的，其他有茭草、鱼虾可采，利益略与高乡相等。又有奸猾之人借故将一亩荒田，报作数亩的。官府何曾亲自丈量每亩土地？如果一概与熟田摊税，恐怕将来抛荒不数年且倍于今日，其危害有不可胜言的。我的意思认为凡是这些板荒，都应当量免一半。地方的人，必定会欢然承受。即使有赔补，粮长也应当甘心。但所免的一半，应当商议补充。我的县邑往时人丁十万，工部坐派四司供料银二千七百余两，每丁共征银二分七厘。其后因为我的县邑余积数多，免派丁银，改在余积项下出办。历年以来，所告升科的沿江新涨沙田，难道一定要颗粒都征收于官府吗？难道一定要分毫都补于正额吗？诚令详细核查其数目，且将超过五千四百石的，我认为即以此补充板荒所免的一半，还剩余一半呢。这是一种说法。不然的话，就像修河所派的四万金，必定不尽

译蠲免。适宜将二万两免除摊派。大致分摊到七个县。每个县可以减少三千两银子。折合米六千多石。这对于弥补荒年板价的一半来说，是绰绰有余的。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译回复许参政论常熟水利

拜读您的来信，深知您忧民之深切。您所提出的疏浚吴淞江、疏通支河、修筑堤围以抵御水患这三项主张，都是吴中地区当今的紧急事务，您的一番话已将紧要策略全部举出。关于水利的论述，我不才对此用心研究也已好几年了，只是遗憾仅从简策文献中得知，不能亲身踏勘实地，审察地势，观察水脉，因此不敢轻易妄言。然而今日您所谈的治理方法，最应当先着手疏通排泄的关键要道，往往不超出古人已经尝试过的范围，比如吴淞江作为上游急流所在，就是这样。查考《宋史》中张献叔，以及本朝钱溥，都说松江地势东南高亢，西北低洼。其接纳水分流的大河道，叫做吴淞江和黄浦江。如今您已疏浚吴淞江，对于这两位先贤的说法，何不加以进一步考察？恐怕上游应当疏浚的，不止吴淞江一条而已。从此往下，水流更加分散，其入海的途径也更加曲折，这里就不详细列举了。至于贤良的常熟人，则是一县的水道，亲身经历过可以指数的，请让我为您大致陈述一下。

我县位于吴郡城的东北。太湖的水，一路由长洲向下流，一路由巴澄向下流，以常熟、昆山为尾闾。而常州各处的水流，则从无锡的百渎、望亭、宛山荡向下流，大概有几十道，也都以常熟为汇聚之地。所以唐宋时期治理水患，谈到上游必定提到吴淞江，谈到下游必定提到白茅、七浦，确实称得上同等重要。查考赵霖，曾说自从田圩废弃后，水流相通成为一体。遇到东南风，则太湖、松江与昆山的积水，全部奔向常熟；北风相反时，常熟向东流去的水也是这样。可见我县的地势，最关乎诸水冲要之地。其后任古、陈弥作相继考察，论述水利非常明白详尽，都说常熟的二十四条浦全部向北流入长江，昆山的十二条浦全部向东流入大海。大概前人担心松江不能独自承受太湖的灌注，而唯独重视我县就是这样。等到详细考察治理水患的各种策略，没有比钱武肃王更精妙的。宋朝三百年，大体沿袭他的方法。他所设置的开江指挥，专门派一人驻扎在常熟。范仲淹时期稍增兵卒至两千多人，那么其重视程度又可知了。

如今想要完全恢复四十四条浦的旧貌，必定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至于所谓的白茅、许浦、福山、黄泗这四条浦，则似乎与吴淞江的水势相互联络，决不可拖延。这四条浦，元人曾借用作运道。到张士诚占据吴地时，不惮于劳民伤财，大规模征发士卒疏浚它们。所以我圣祖平定吴地后，因此在四条港口的口处设置四个巡检，因为当时四条港口最大，担心盐盗出没。一百多年后，逐渐淤塞。弘治年间，都御史何公、员外郎祝惟贡大力开浚。如今又过了一百多年，淤塞得如同平地了。这四条浦，白茅位于县城的正东，曲折流入大海一百二十里。稍微迂回向东北的是许浦，流入长江八十里。正对县城北面的是福山港，流入长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则是黄泗浦，流入长江九十里。白茅过去海公曾略微疏浚，虽然没有完工，海口尚未大利，但如今水流幸好稍微通畅，几年来也依赖它的便利。然而其中最为直接紧要，又稍微靠近且易于施工的，莫过于福山这一条港口而已。这条港口接纳从东面直接灌注而来的水，到达长江最容易，应当与白茅并称第二。其旁边多粮食田，近来逐渐贫瘠盐碱化，不堪耕种了。然而没有人提及它，因为白茅过去被称为运道，其名最著，所以言者往往先提它。又福山的淤塞已久，有权势的人家不在此置产，小民只是在穷檐陋室之下叹息，谁又知道呢？日前我县所议开浚的，都在三丈浦、奚浦，所费也不菲。这是因为这两条港口有三四个要人的田宅全在其中，所以出力得以首先从事。不知道这两条港口所排泄的，乃是自无锡胶山、陆墅诸水会聚于大河，而播散于此。这两条港口与常熟实在无关。恳请您在吴淞江工程竣工之后，移驾我县，巡视四条港口，并遍考众说。如果我的愚见，或许有些根据，就请裁度动工兴事。况且旧籍所载福山港所用工食，大约不过四千二百有余，以容易具备的费用，来完成三吴最紧急的工程。您在施工先后、取效迟速方面，也应当稍加留意。我不才又闲听人说，如今海口都高于内地，即使加以开治，终究也无利。这是近于孩童不懂事的话。昔范仲淹上吕相书，其辩驳“江流若高必无姑苏”一语，足以破除千古之惑。又濒海之地，特别高于其他地方，叫做冈身。大概天地之气至边缘则稍凝结以限制海潮，只是不疏浚则海口日益壅塞，望之似高罢了。希望您先洞察此说的谬误，然后依次修举。其他如开方、挑工、均工、散银等诸项规条，在您那里已得良法，不敢喋喋不休。

与周元孚

大抵今日纷纷举荐边才、举荐将才，恐怕也是一时堵塞耳目，不得不如此罢了。将领的得人，在于主帅的抉择。有李光弼、郭子仪，则偏裨将校都能胜任大帅；有宗泽、岳飞，则麾盖负弩者，都称天下神奇。当时何曾听闻喋喋不休地举荐他们？即使喋喋不休地举荐，那么兵部尚书、总督平日所指使而心意属意的人是谁呢？至于边才的说法，尤其像是拘泥偏颇的见解。况且想要冲锋夺旗，在两阵之间决断机宜，这确实不易得。能实心任事即是真边才。如今之时，只以实

译心思应对事务的人，充实并磨砺我的器具，果敢地饱足我的士兵，果敢地修缮我的边疆，果敢地安抚我的将士，果敢地不把蒙蔽当作才能，果敢地不把苛刻剥削当作计谋，那么诚恳朴实的人可以任用，刚强坚毅的人可以任用，北方人可以任用，南方人也可以任用，只要能够聚集力量成就我的事业，成为国家的屏障罢了。何必标榜边疆人才的名号，反而成为树立私利的地方呢？人才难以得到，而到了经营筹划边疆事务，那种人才尤其难得。我错误地认为，现在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是担心没有切实着手做事的人才。如果朝廷能够超然地远观大局，坚决去除一切旧有的积弊，开阔耳目，推举天下忠实且有谋略的几个人，部署在各地边疆，给予他们时间，放宽法律条文，给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不干扰他们的举措，不索取他们的贿赂，不急于断绝与敌虏的和谈，也不完全顺从敌虏的意愿，像这样四五年之后，死亡的人逐渐恢复，勇气日益倍增，敌虏还敢如此侵犯吗？如果只是让轻装精锐与敌虏搏杀一日，固然万万不可。而只是想要掩饰苟且，不做长远驾驭的谋划，那么祸患从此开始，将不可支撑，国家从此就没有喘息的日子了。平庸的人只看到未开战之前，每年都有杀戮掠夺，现在仅仅一次冲突，所得还多，不知道以前本来没有三百多万的耗费，况且这一举动，所丧失的大致抵得上前几年的费用了，还可以说胜算在我方吗？

译序

奉贺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定古田序

奉贺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定古田序【讨平古田】

当今皇帝登基第五年，起用德高望重的老臣，采纳明智之士，共同竭尽全力谋划商议，深入探究安定边疆、抵御外患的策略。此时皇恩德泽流畅，威势广泛传达，普天之下，没有不凝聚人心、收敛意志的。北方的虏寇首先到边塞请降并进贡，以及吐蕃的各酋长都望风接踵而来，都愿意归附朝廷，请求封号，履行职贡，永远作为西部的屏障。天子于是稍微缓解了西北的忧虑，但看到岭南地区的各土族猺人，仍然时常跳梁作乱，不得安宁。皇上深切挂念南方的安危，于是分别派遣重臣，开设府署，手持符节，期望彻底扑灭叛乱才罢休。于是大中丞石汀殷公，专门负责征讨我们广西西部。殷公先前曾主管两江地区的学校事务，当时出行巡视郡县，就亲自考察贼寇出入的险峻道路，偶尔派遣间谍探知他们的虚实。贼寇向来畏惧殷公的威名，殷公刚接受任命，就日夜竭尽心虑，谋划周全，聚集军队，储备粮饷，一战，竟然直捣贼巢并将其覆灭。大概不到三个月，巨大的功业就巍然确立了。那广西西部就是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本来是交州和广州之间的一座都会。而古田又隶属于省城，距离郡治不到百里。宋元时期多有名士，文雅兴盛，被称为文化深厚的地区。后来百姓与猺人杂居，开始变得粗野强悍，无法制服。过去曾经抗拒朝廷军队，杀死主将，逐渐蚕食临桂、义宁等县，近来甚至抢劫省库，杀害藩臣，闯入靖王府邸，气势更加嚣张傲慢，无法抵御。弘治、正德年间，曾经命令两位将领讨伐他们，聚集军队数十万，所消耗的粮饷也不下数十万，军队逼近边境，都畏惧险阻，逗留拖延不前进，仅仅听从招抚，表示羁縻而已，最终没有能大加惩创他们的。大概那地方连绵荔浦、永福，迂回曲折，多陡峭的悬崖和深邃的竹林，我军无法侧身立足。又因为他们生来脚底烙烫，赤脚跳跃，在险峻陡峭处跳踉如飞，像兔子兴起、乌鸦聚集一样，无法等待他们的出没。因此贼寇多次得以占据险要、扼守关隘，而我军的动静，反而都被贼寇所窥探。如果不坚守营垒等待我军，就设下埋伏拦截我军。我军且环顾四周无法出击，不久军队疲敝、财力枯竭，犹豫退缩受阻，贼寇因此更加轻视中原，认为没有人能对他们怎么样。像这样，不仅仅是他们的天性如此，而是地势造成的。只有我们殷公，凭借英明爽朗、威武刚毅的才能，运用博大通达的智慧，刚到任就结交当地土著，借他们侦察监视，已经熟察了险要之处，就分路竞相前进，经过关隘搜捕伏兵，绕路驻守，贼寇相互惊愕，无处施展他们的伎俩。殷公于是击鼓前进，再次作战再次破敌，先后累计斩首七千余级，攻破栅栏数百座，抓获他们的首领韦银豹献给朝廷。大概从庚午年十一月初一到辛未年的春天，仅仅三个月，百年的逃寇，一旦荡平了。殷公的功绩难道不伟大吗？从前我们的先臣襄毅韩公、新建王公，曾经率领永平、保州、田州的军队，讨平修仁、荔浦八寨，谈论的人至今赞美他们。我认为两位公即使用兵神奇，那时江广地区的土兵和汉兵，调动的有多少，所供给的粮饷当有多少，即使取得了功绩，所花费的时间又有多少。而殷公所征召的军队以及军兴费用，都不超过十万，而成功之速又超过了他们。那么殷公的功绩，固然不用说弘治、正德年间用兵的那些大臣，即使是两位公，也落后于他。殷公已经上报他的功绩，天子嘉奖他，退朝后又上疏陈述安定广西的事宜，就把那地方设为永安州，割让义宁、永福归属它，而铜鼓、富禄、长安三镇都设立土司，让他们世代守护而不丢失。殷公既然已经出奇制胜，消灭了累世无法拔除的祸害，又振兴长远驾驭的策略，留给西部永远安定的利益，那么这次战役，殷公不仅在上安抚天子南顾之忧，彰显我们大一统的威灵，解除百姓的怨恨毒害，而且四方夷狄将更加和睦，万邦都将因此休养生息，所以安定国家无疆福泽的，将在于此了。《诗经》说：“严肃恭敬，共同从事武事，共同从事武事，以匡扶王国”，殷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议

治河议

治河议【治河】

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很久了。自从大禹治理它，泛滥的灾害，在中国不再听闻，将近一千七百年。到周定王的时候，黄河改道到砱砾，才开始改变它的故道。从此历经汉朝、唐朝，它的决口没有固定的时间，而治理它的人大抵都随当时情况做打算，也没有固定的方法。五代到宋朝，黄河开始向南决口。其中一条向东北流，就是现在的会通河；其中一条向东南流，由彭城汇合汴水、泗水流入淮河，就是现在借以作为漕运通道的。大抵从汉朝以后，治理黄河的人大抵都依靠它来灌溉，所以它的利害常常参半。而我们朝则专门依靠它来运送粮饷，所以不再计较它的利益，而只是约束、遏制、壅堵、激荡，提心吊胆，不怕它溃决向东奔流，就怕它溢出向北迁移。于是黄河的祸患日益紧急，而谈论治理黄河的人，日益纷纷扰扰，最终不得要领。我从南方来，曾经逆着黄河行走，历遍窥探它的险要，私下妄自计算，认为黄河从西北极高的地方，像倒水一样倾泻而下，凭借万里转折的气势，加上雨水交集，百川灌盈的盛大，而只有淮河作为它的归宿，它的势头无处容纳，不得不奔溃四出，以宣泄它湍急凶悍的怒气。我曾经观察大禹治水，从积石山开凿龙门，经过华阴，向下抵达砥柱，抵达孟津、洛水入黄河处，直到大伾山，分流为两条渠道，经过洚水，直到大陆泽，分散为九条河流。大概在大伾山以下，黄河才开始走出险峻而进入平地，所以分而为二，这是在河流上游治理的。从大陆泽以下，地势平坦，疏导水流更加完善，溃决就分散为九条，这是在

译对于下游的情况。以目前的形势来说。黄河从孟津流经中原平坦地带。蜿蜒向东，在徐州、沛县之间宣泄。土壤混杂泥沙。容易崩塌决口。所以往年曾在徐州飞云浦决口一次。逆流而上。横冲运河。从鱼台、谷亭往下。堵塞了百里。又在房村下面决口一次。稍微折向南去。直接从小河口流出。下邳的道路。被夷为平地。沉没的粮船。几乎有四十万石。房屋被漂没。田地遭冲刷的。绵延七十多里。而小河的水。高悬陡峭，汹涌湍急，撑篙的水手和治水工匠。经过的人都恐惧失色。何况水势浩大漫溢。牵拉船只的力量。既无法施展。而沉石暗桩。船只遇到它们。就会立刻破裂漏水。以至于粮食受潮损坏的。赔偿得倾家荡产。风向信号延误滞留的。积压拖延多日。如果不趁现在治理。其危害将有不可预测的。所以负责事务的大臣们急切商议修复。疏通已经淤积的沙土。堵塞各个决口。目前已经有成效了。然而我认为，既然疏通之后。不能保证它不再淤积。既然堵塞之后，不能保证它不再决口。譬如人的病在心腹。那些积存的毒气。必然发作于四肢。不善于治疗的人。只针对四肢来治疗。刚治好又复发。病未必能好。而心腹的祸患。却日益加重了。况且黄河自从经过汴梁向东流，分出了五条河道。一条从长垣、曹、郓经过阳谷流出。一条从曹州双河到塌场口流出。一条从仪封到徐州小浮桥流出。一条从沛县南面的飞云桥流出。一条从徐州中境山北面的留沟流出。都流入漕河而最终向南汇入淮河。现在已经填没其中四条。只存秦沟一股。论上下流水势，如同镜子照见，上流的水势既然没有分流，那么在下流横溢就必然不能避免。目前茶城堵塞。商议的人想在梁山开一条新河。在旁边分流其水势，这是对的。然而挑浚的工程。如果没有堤坝来约束拦截。就无处着力。而既然有了堤坝。那么水又另外没有去处。即使茶城这一条。其困难如此。又何况旁及其他呢？我认为河流分开则水势小而易于防范，河流汇合则水势大而难以治理。况且茶城又是黄河、济水两股水流交会的地方。黄河水暴涨。那么济水就不能向下流去。而泥沙必然导致停滞。黄河水潜伏流去。那么济水反而得以向下冲击，而泥沙也导致激荡淤塞。所以商议的人想另外寻找一条路。斥退远处出水的口作为计策，虽然好。但用力则难。实在不如利用黄河已经失去的河道。考察其便利之处。如原来从怀远、宿迁两条河道。以及小浮、溜沟两条河道。开浚其中一条。使茶城的水流稍微分流。那么新河的工程就容易成功。曹、单等地的堤防。也不至于溃坏。而南阳、鲁桥一带。可以免除淤塞的祸患了。这是治理上流所应当商议的。如果黄河已经经过徐州、吕梁两座洪门的险阻。其奔放特别厉害。河身狭小。而沿河的各个城镇。民居紧逼河岸。时下用木桩和石头。来防止坍塌。水又被遏制而不能畅流。每当遇到冲刷河湾的地方。水流迅急。而回旋的泥沙。就再次停聚。所以如今邳州的堵塞。大体类似这样。现在治理的方法。应当放宽设立堤防。在河流转弯的地方更加浚深拓宽。仍然普遍晓谕居民稍微向内地迁移。完全放弃河滩地，使水流直达而没有阻碍。这就是所谓不和水争地。而又从曲头集到直河。原来没有河堤。现在也应当考察地势增筑。以防再次决口。那些新冲出的河口。不下几处。现在想要一概补塞。商议的人都说河水急则流通。缓则淤积。既然没有都急的形势。必然没有两股并行的道理。这固然如此。然而现在决口的地方地形。比邳州更低。况且冲刷已久。渐渐已经形成渠道。只适宜依据坚固的地面。修筑石堤。加高水口。如贾让所说的，因而保留它。使夏秋淫雨泛滥的时候。由此宣泄。不至于散漫旁冲。而冬春回归漕运的时候。水又安流于邳州、宿迁之下。像这样。那么不因汇流而导致溃决。也不因分流而导致淤塞。未必不是好计策。这是治理下流所应当商议的。国家仰仗东南供给。漕船货舰。如云飞翔，如鱼鳞排列。都依赖这一条河济渡。所以今天商议新河。明天又商议决口。役使大众，耗费巨大。自从丙寅年决口。到现在没有安宁的年份。而黄河迁徙无常。有不可以人力控制的。怎么能保证它不离开那里而趋向这里。大概从大禹到现在。黄河存在的河道有几条。而一定要取济于一条途径。终究不是得当的计策。我听说山东胶州原来有一条河道。先年宪臣也曾开凿。快要完成而停止。即使现在淮扬的船只。都依赖胶河。只有从陈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经过疏通。现在应当计算道路远近。多役使人夫。增浚深度和宽度。那么淮船可以从麻湾向北到达天津。万一漕河有梗阻。我们取道于此。也可以依靠而无恐。这是一个策略。又听说汴城北陈桥原来有黄河故道。其河北面从长垣、巨野。会通河。到达临清。每当秋水到来。也能浮船。只是陈桥以西浅狭的几十里不能通流。如果在这里广阔拓展水域。那么可以引黄河、沁水。来贯通运河，而江淮民船。从徐州小浮桥到陈桥以至临清。也可以免除济宁各闸挨挤的痛苦。也是一个策略。又考察汴河原来从荥阳合蔡水向东注入泗州进入淮河。现在蔡河久已湮没。而虹县、泗州的境内。旧堤还有存在的。如果能够循着旧迹。使淮运由泗水进入汴河。仍然寻找正统年间阳武已经堵塞的

译疏浚路河，重新开掘，向北连通卫河，这又是另一条策略。善于挽救时局的人，不局限于一种途径；善于恢复古制的人，不拘泥于旧有的痕迹。如今难道没有能审时度势的人，能够规划出奇策，来缓解眼前的祸患吗？只是那些趋附利益的豪强之徒，借此谋求私利；那些庸俗固守常理的人，因此兴起诽谤。所以执政者，难免顾虑到前后的牵连，而不敢彻底推行这个主张罢了。因此，与其役使淮河、徐州已经困苦的百姓，耗尽气力，以求必定疏通一条河道，却不能保证它一定没有溃决的危险，那么哪里比得上将劳役分摊给齐地、梁地尚未服役的百姓，使我们另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而不必对一条河道的通塞感到惶恐不安呢？这才是万世的利益啊。虽然如此，山川的脉络，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而想要依据文字来判定，很少有不出错的。然而盲人推测太阳的形状，聋人猜测声音的语调，即使得不到真实情况，也大致有影子的相似之处。所以说，狂妄之人的言论，圣人也会从中选择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