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七十二

译必须核查其缘由，或去或留。务必求得恰当，载入文册，颇为详尽明白。如张永在宁夏，掠夺边功以私其部下；谷大用、陆诜、张忠征讨河南、山东，攀附特旨，致使升官旗六百余人；以及奸细妖言之冤，设立名色之功，传乞之滥，奏带之多，选法之坏，纪验之冒，报功之弊，臣等先前已论述详尽。今暂且从刘瓒、陆宣等六十九人说起，明诏革除官职的条目共有十三条，而刘瓒、陆宣等人，有的一个人身上十三条都犯了，那些不完全如此的人，则从其所犯的条目依次递减。不在此处革除，必在彼处革除。

一曰传升，陆宣、陆永、姚鉴、俞昂、尹海、王庆、秦玉有此情况。

二曰乞升，陆宣、陆永、陆旺、陆恕、邓华、周海、贾文铎、韦章、邓永、陶钦有此情况。

三曰例外奏带，刘瓒、陆宣、叶凤仪、杨永通、张鉴、秦聪、宁润、李寰、梅张、王礼、刘和、韦缙、刘纶、秦淮、吴瑾、姚鉴、李彦实、高堂、张荣、萧义、韦章、甄忠、王良、王言、马清、田廒、陶淮、许钢、邓叶、周堂、周浩、邓永、饶宽、朱继宗、陈保、贾文铎、吴淮、金安、王世麒、王庆、季芳、张鉴、王晏有此情况。

四曰报效，萧韺、陆永、刘和、刘纶、陈纪、陆旺、神政、高堂、陆恕、刘勤、杜刚、秦琳、郑宏、秦钺、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玉、魏颐、邓叶、王晏、张信，凡是不由奏带者皆是。

五曰一人数处报功，秦琳八处，萧通六处，秦玉、萧韺、陆永、韦章、王良五处，陆宣、郭锐、秦聪、张余安、邓叶、朱继宗、秦金、戊季芳、刘纶四处，叶凤仪、杨永通、秦淮、吴淮、吴瑾、王彪、刘勤、马清、田廒、周堂、刘永、刘梁、张荣三处，皆是。

六曰一时两三处报功，秦聪四川之功刚升，河南之功即到；萧通沧州之功未升，甘肃、辽阳之功又到，即是如此。

七曰并功，陶钦、陆永、王晏即是。

八曰冒籍，黄琏、张信即是。

九曰各边不曾斩首，巧立名色，陆宣、郭锐、陆永、秦琳、王礼、刘勤、萧义、陈保、甄忠、王良、王言、张余安、田廒、邓叶、朱继宗、秦玉即是。

十曰兵部拟赏奉旨升级，宁润、秦聪、张鉴、萧通、韦缙、王礼、陈恕、贾文铎、尹海、张信、萧韺、刘和即是。

十一曰缉捕妖言奸细，并不系临阵对敌强贼，一应升授职级，陆宣、秦琳、秦聪、梅张、宁润、吴瑾、王言、魏颐、萧义、张余安、吴淮、季芳即是。

十二曰大同、应州功次冒滥，萧韺、秦聪、刘和、盖松、刘梁、张信、刘纶、潘浩、韦章、张余安即是。

十三曰纳冠带，只许在授实职役上加升，魏颐的冠带舍人、武举升署一级，只该署冠带小旗，即是如此。

数内如萧韺、萧通、萧义，是太监萧敬的家人；陆宣、陆永、陆旺、陆恕，是太监陆诜的家人；神政，是奸党神周的家人；秦玉、秦聪、秦琳、秦忠、秦金、戊，是太监秦德的家人；张余安、刘勤，是太监今降级的张永的家人；潘浩，是太监潘亨的家人；刘和，是太监刘恭的家人；王彪，是太监王铭的家人；甄忠，是太监甄瑾的家人；邓叶，是太监邓敏的家人；田廒，是田监丞的家人；贾文铎，是太监贾和的家人；韦聪，是太监韦兴的家人；周浩、周堂，是太监周景的家人；尹海，是太监尹生的家人。中间有的作为钱宁的心腹，有的作为张锐的爪牙，有的作为江彬的鹰犬，乘时射利，挟势害人。正德年间，败坏国家的典常，变乱祖宗的法度，盗窃朝廷的名器，吮剥生民的膏血，亏损海内的元气，致使四方的盗贼蜂起，招致连年的灾异相继，都是这些人造成的。既然侥幸逃脱了被诛杀的命运，应当反省罪过而思过，却敢鼓动三寸之舌，想要诬陷皇上以行私利。臣等又就他们所说的话略加辩驳。诏书中写明正德元年以后，在京在外官旗军舍人等，只要是例外奏带报功，除原祖职役照旧，其余尽行革除，正是针对各处总兵、太监、提督、总制等官奏带之滥而言。五名、三名之例，专指镇守、分守，而侍卫上直人员不许奏带之例，则是合总制、提督等官而言的。如果说镇守奏带有例，而总制等官无例，那么查革的明诏就可以废置不执行，而冒滥的积弊何必清除。况且先年事例，岂能完全符合祖宗的旧章，而嘉靖诏条，则是本朝前所未有的。现在不遵诏旨，乃是以前为是而以后为非，错误地援引，肆意舞文弄法，情状极其可恶，罪不容诛。其以马琇、李林等比援为例，尤为荒诞欺瞒之甚。臣等查得马琇是弘治年间百户，注调河南钧州守御所，正德六年，流贼刘六等攻劫乡村，本官随哨斩获首级五颗，升副千户；及因流贼攻围州城，本官与知州李邦彦协力战守，巡按御史勘报，本官部下擒斩数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题，与李邦彦各升二级，升指挥佥事，并不系奏带出

译京城的人多次与韩宸、缪瑾、刘瑾、刘金、胡宽等人，既奉旨请求，又非例外报效，一人多处等项，无从查革，怎能比附作为先例？又该兵部题查得官军当阵擒斩强贼申窑头等一百六十余名，该纪功官核实将官军李林等六十余人，准升一级；其黄景山等三百余人，拟赏。后太监张忠等人陈情乞求，又将拟赏人员全部加升。臣等议将李林等当阵擒斩、兵部拟升者存留，而其中又有一人数处报功，并冒籍等项者，必革无疑，存留之数，盖亦不多。其辞赏乞升三百余人，并缉获伙内零贼升级者，尽行除革。今革尽者，妄谓臣等将正德年间于例无碍、存留一二级者，则又比附作为先例。若此而可比，则天顺、成化、弘治年间，亦有冒滥如今日所当革者，臣等又岂会违背诏令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觅瘢，挥空为有，转白为黑，提轻当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耶！且混称李林等三十员、马琇等百余员，不列姓名，殊无根据，徒欲颠倒是非，乱人听闻，以文饰其奸耳。臣等职忝所司，先是误蒙简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明诏，无复顾忌，夙夜从事，而臣等亦自谓殚尽心力，庶几无有遗憾矣。奈何刘缵等人，勾连成党，朋比为奸，借力回天，挟赀通神，朦胧奏辩。既而尚书彭泽等人，知明诏之不可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论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于私，力遏群奸，抗辞执奏。中外之人，咸谓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将刘缵等人拿送法司，置之重典，以为抗违奏扰者之戒。不意陛下徒是该部之言，而复赦刘缵等人之罪。虽于裁革职级，无所改更，而于前后诏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后，在京在外官旗军舍人等，但系例外奏带，及称报效，在各边各处或一人数处，或一时二三处报功，或并功升授官旗者，除原祖职役照旧，其余尽皆除革。敢有抗违妄奏者，俱问发边卫充军，此陛下即位之诏也。被革人员有朦胧奏辩者，你部里及该科参奏重治，此该部覆题臣等所奏，奉陛下近日之明旨也。且臣等革过刘缺等六十九人职级，无一人非诏例之所当革，该部前后查覆，无一人有所亏枉。今刘缺等人两次奏辩，则是抗违妄奏，既犯明诏问发充军之条，朦胧奏辩，又犯陛下参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饶，则号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惩奸。参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辩之言非，而抗违之情置而不问。枉直并存，可否淆乱。臣等切恐四方闻之，得以轻议其新政。且缺等小人，微如虮虱，何足爱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盖陛下左右近幸之人，或纳其贿赂，或私其党与，或欲市私恩，以阴结邪类，或欲假宠昵，以干预朝政，为之巧说阴谋，以误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习之言，不可轻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诏令，不可渐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复开；小人之志，不可浸长；天下之事，不可再坏。俯从臣等所言，将刘缺等人拿送法司，遵照诏旨，从重处治，则人心知畏，法令不挠，中兴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译章给谏奏疏

章侨

纠劾近幸疏

追罢遣差疏

严禁令以杜奸谋疏

纠劾近幸疏【纠劾亲近宠幸之人】

先前，东厂太监芮景贤接受平民赵纪的诉状，上奏请求追查勘验，错误地蒙蔽了陛下，使陛下听信而不怀疑，随即派遣官员校尉将知府郭九皋等一干人犯，逮捕解送京城审讯处理，已经由刑科批帖驳回后，都给事中刘济会同臣等驳斥此事。于是景贤有分辩处理的奏章，陛下褒奖推崇，溢美之词超出情理，即使是古代寺人吕强、张承业、秦翰等人，也没有超过他的。如果确实操守廉洁谨慎，才识老成，行事安静，朝廷委任他，臣正为得到贤才而祝贺，哪里用得着臣多嘴。无奈事实并非如此。仅以逮捕官员一事来说，他的罪状有六条。

祖宗设立东厂，缉查事务仅限于访查京城内外的事情，不得随意接受远方人的诉状，名为缉事衙门，在京城内外秘密访查逆谋、妖言等项重情，原本不该接受外方平民的诉状。景贤无事却受理赵纪的诉状，这是第一条罪。

先前张锐、张雄等人，虽然处于天地闭塞之时，狐鼠纵横之日，如果有诉状不合情理，则送交法司处理。景贤揽权无上，作威作福，却甘愿落在张锐等人之下，这是第二条罪。

受理诉状已经错了，奏请当地抚按勘验上报，这只是一个吏员的人事罢了，何必追提到京城。天顺年间，大学士李贤极力言说锦衣官校出差害民，英宗因此禁止遏制。成化年间，大学士商辂又再次言说此事，当时掌管东厂的是汪直。到了弘治以来，这种风气顿时平息，号称我明朝成康之治。正德年间不值得论说罢了。景贤奏请派遣这类人，手握驾帖，在两处抓人，未免骚扰地方，使陛下处于有过错之地，这是第三条罪。

知府秩位二千石，比照古代诸侯，如今所谓的方面大员，是与天子共同安定天下的人。所以治理有异效，玺书褒奖嘉许。九皋虽然是平庸的知府，一旦派遣数人到千里之外，用囚车枷锁束缚他，像奴虏一样对待他，大概是贾谊所说的不可让众庶看见的情形吧。辱没了朝廷的名器，失去了士大夫的心，这是第四条罪。

会题时，臣等都认为景贤以安静闻名，不应有此乖谬，归咎于理刑千户正是为内臣开脱罢了。现在他自任其事，是明显与建言者树立敌对，一定是千户陶淳做的。现在却说未曾被他愚弄，这是欺骗谁呢？那陶淳京城三岁孩童都知道他的恶行，有人称他为陶蝎，难道只有景贤不知道吗？邢政在内主持文书，陶淳在外行事，彼此互相煽动，搜刮清洗作奸犯科，正恐怕景贤由此而不觉察。不知道而任用他，叫做不智；知道而纵容他，叫做不仁。不智不仁，终究是不忠，这是第五条罪。

近来言官指出陶淳的罪状，没听说景贤加以审理。罪人不在临洮、永平，而在萧墙之内，却想以自身庇护他，蓄养猛狗之力，覆车在前，明鉴不远，失今不治，后患益深，这是第六条罪。

这六条罪状，祖宗有神灵，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论，景贤有什么借口推辞？老成廉静，不是这样的。先前逮捕主事陈嘉言，是因为太监温祥为他诉讼，有说法；现在轻信一个平民，却逮捕一个官府官员，从此打开告密之门，助长刁恶之风，兴起罗织罪名的渐端，蒙蔽衣冠之辰木，解除志士之体，败坏良法，蛀蚀嘉靖之治，蹈入正德之乱，这是误导陛下的人，前有崔文，今有芮景贤，可胜诛哉。

为景贤计，听闻言论引咎，亟请停止差遣，将人词连送法司，以谢天下。天下之人，都将听闻景贤的贤德。如此而能不惮改过，裨补新政，如此则臣等亦与有休焉。沉默是可以的。如果执迷自是，不能会释，终为乱法之臣，乞将景贤罢斥，将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将郭九皋等一干人犯，改付相应衙门问理，速罢差遣，天下幸甚。

追罢遣差疏【罢遣织造】

臣愚无状，顷于织造一事，过为忧时之计，冒进逆耳之言，言在带宀巾意在专差，大概近乎范祖禹所谓先事之戒者，殆犹持束草而障必溃之波，以杯酒而杀已然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该监局果有此奏，该部之议，虽惟其长，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悬河无所施其辨，而回天无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烦渎，为陛下从长再筹之。

尝闻中兴之君，与创业等。陛下起自藩服，再开天地，推论祖宗令甲与近年事例不同，则内官之应遣与否昭然可知矣。则宜以太祖、太宗为法。苏杭遣官织造，国家令典原无登载。虽曰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维时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贤，诚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该部之言尽之矣。以今观昔，大不同。正德之积瘵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议者乃欲急急于此，治理进退之几，人心去留之际。

译难道可以不深思熟虑、审慎处理吗？为什么呢？陛下起初力行诏令，即使达到唐虞三代的盛世也是可能的。然而刚起步就抛弃了根本，用欺骗的态度对待百姓。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各种弊端就会像沸水一样涌出。只怕元祐年间修补的成效，不足以抵消绍圣年间频繁变更带来的混乱。天下从此多事了。更何况奇异的灾害和严酷的刑罚遍布全国，东南地区的水旱灾害，连白发老人都未曾见过。地方长官痛哭流涕的奏报，陛下难道没有听到吗？正应该颁布罪己诏，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广泛寻求赈济抚恤的方法，像堵塞漏洞、浇灭烈火那样唯恐来不及，怎么反而把这件事当作急务呢？消息传遍远方，人们相互观望，充满危险和疑虑。怎么知道穷困的百姓不会聚集在一起说：“我们这些十五六年没死的人，盼望着今天，竟然最终陷入绝境。”国家土崩瓦解，无法再恢复，谁说东南的百姓一向软弱，不值得让皇帝担忧呢？好比瘦弱的人，加上沉重的负担，让他每天走一百里路，这是必死无疑的路。国家把东南视为腹心，没听说过腹心生病，头部和四肢还能保持安康的。现在的计策，上策是希望陛下崇尚节俭的美德，穿着洗旧的衣袍临朝，亲自厉行节约来率领下属，专心培养元气二三十年，嘴里不谈奢侈浪费的事，务必使元气充足，百姓富裕充实，像文景之治、成康之治，像祖宗旧制那样就可以了。如果不得已考虑次一等的办法，服用的物品等项确实不可缺少，那么应该像有关部门斟酌的那样，发文给那里的官府，依法织造，按时进贡。有不能胜任的，处罚主管官员，这样大概不劳烦太监奔波，也可以。再不得已考虑次一等的办法，一定要借助太监，也应该推迟几年，等待上天顺遂丰收，下民欢欣融洽，东南地区充满生机，像成化、弘治年间那样，然后选拔一位贤能的太监，去那里督促完事就回来，大概不烦扰地方，也可以。这三种办法之外，没有长远的策略了。现在这次行动虽然派遣的人选得当，未必都是像饥虎那样的恶人，但他们所用的随从人员，难道能不纵容猛犬般的恶行吗？臣又访查到那些多年跟随的官员，有的官职世袭，父子兄弟世代助长凶恶，论及安插人员不遗漏奸邪，说到搜刮民财必定用尽手段，而且又多制造违禁的服饰私自带到京城来谋取厚利，按照明确的法律，罪行必定要诛杀。像这类人，实在是随从中的鹰犬，织造中的害虫。所以现在传闻这类人，都全力营办，作为肥己的图谋。太监中好事而不顾大局的，又从而急切想要促成此事。唉，利益归于随从，怨恨归于太监；利益归于太监，怨恨归于皇上。得到的是衣服，失去的是人心。以道理和形势推演，对于治乱安危，其影响有不可预见的。陛下曾经考虑过这些吗？

译严禁令以杜绝奸谋疏【谨微杜奸】

近来，南京孝陵神宫监司香内使谷大用上奏，恳请天恩，以司香之职图报，以便调理身体一事，陛下交由相关部门知晓，这是不批准他升迁的意思。仰赖圣明陛下锐意振兴朝政，决不会被这类人迷惑，但臣却有过多的忧虑，认为谷大用等人罪恶极大，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侥幸未被立即处死，正喘息不定，还担心不能保全性命，已死之人怎敢自我宣扬呢？他之所以策划此事，大概是想试探陛下。如果不趁此时早作辨别并彻底断绝，死灰复燃之心，瘦猪徘徊之势，岂止是谷大用一人而已。这就是臣之所以有过虑的原因。

痛惜先帝初年政令清明，可以继承历代圣君的美德，不久却被谷大用等人误导，内联刘瑾贼党，外引宁王、彬王，树立八党之凶，酿成十年之祸，玷污了我大明一百五十年的治世，致使先帝不得善终，议论者已说得很详尽，陛下也了解得很清楚。因此，节录奉承钦依，列举其罪状，说他们每次随侍先帝，结党营私，百计蛊惑，离间宫闱，窃弄威权，变乱成法，放逐大臣，陷害忠谏，导引巡游，招权纳贿，盗窃名器，冒滥爵赏，古今大恶，神人共怒，本应从严惩处，姑且宽待，谷大用、丘聚降俸，在南京孝陵司香，钦此，这是正德十六年四月的明旨。

禁止他们攀附，则说谷大用、魏彬、张永等人首先结党蛊惑，专权乱政，张锐、张忠、张雄、于继、苏缙、孙和刘养等人，相继进用，彼此效尤，结党坏事，几乎危及社稷，贻累先帝，俱罪恶深重，朕在藩邸时，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从宽发遣黜革，岂容他们攀附，再乱天下，即引明旨以立说，不烦词而意已明矣，今后但有与他们交通请谒的，即系奸党，一体从重治罪，嘉靖元年十月的明旨也。

天语戒严，威于雷霆，凛于斧钺，由前旨则谷大用等人死有余辜，由后旨则谷大用等人生无还理，不知一旦何所窥探，何所倚赖，故违诏旨，而敢于陈乞如此，叙奉迎之劳，怀康陵之便，假生还之语，投干进之机，既误先帝，复欲误陛下，既误先帝于御前，复欲误先帝于康陵，其为设谋积虑可知也，罪不容诛矣。

臣谓不早辨别而痛遏之，而姑从应之，恐乘间伺隙，每饭不忘，一邪先登，群凶竞起，擅久偾之毒，而甘心于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时而已也，先帝既误，陛下容再误耶。

且今左右诸臣，号称老成练达者有之，所望中外夹持，共塞蹊径，将小人自无容足之地，万一虑不及此，而轻启其窦，致被复乱天下，将来玉石不分矣，臣之所过虑，尤左右之所党恶者也，关系匪轻，法宜禁绝。

不惟是也，臣又风闻有等先年坏事罢闲文武官等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远去，老死牖下，未为不幸，顾乃潜住京师，交通往来，夜聚晓散，鬼秘神奸，或乱衣冠以混众，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挟货以营求，或流言以飞谤，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权门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渐不可长，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诛而不诛者也，迹其奸谋，去谷大用等无几矣，如臣愚虑，亦合通行禁约。

伏望陛下大奋干刚，申严巽命，先将谷大用远徙，以示决不复用之意，然后敕司礼监及南京守备衙门，务各严加钤束，其有夤缘如谷大用等前项罢闲官等人等，希图复用，蠹害新政者，宜着缉事衙门通行访拿斥逐，务在尽绝，不得容隐回护，知而不举者，许臣等科道指实劾奏，以故纵论，仍望陛下以谨微之思，图励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严，久安长治之策，端在此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七十二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七十三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顾开雍伟南选辑

檇李黄子锡复仲参阅

徐司马奏疏（疏）

徐问

疏

议处地方事宜疏

修举武备以无忘不虞疏

议处地方事宜疏【贵州地方事宜】

一处调边军以实营伍，照得国家防御，莫重于军，充军之罪，莫若于边，贵州古为牂牁、罗施、鬼国，外连四省边疆，内接九夷巢宂，如都匀卫则近广西南丹等州，普安卫则联广西泗城、云南沾盆等州，乌撒卫则同四川乌撒府及近乌蒙、镇雄等府，永宁卫则同四川永宁宣抚司，铜仁府则密近湖广五寨、镇筸等司所，俱军夷搀杂，实西南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