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九

译每年缺少银一十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八两。弘治十六年，又将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前额粮内七万四千三百一十五石六斗，奏准抛荒，每石折银三钱五分，以一石一两计支，每石少银六钱五分，则岁额内又少银四万八千三百零五两一钱四分，并草价一千九百七十二两二钱，连前未派粮数，共少银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五两三钱四分。兼以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先年军人俱出边外耕种，又遇天年丰收，故米粟之多，每银一两可籴二三石。自弘治十四年以来，今闻套中颇空，而国家之力又无暇及此，坐失事机，良足惜耳。大虏占套，民废耕种，粟米草料等项，俱仰给腹里搬运，银一钱遇熟籴米八九升，不熟仅籴五六升，熟时实少，不熟时实多。且本处既不产本色，西安等府原额粮数该征本色者，中又改作折色，是以军士月支粮一石，止支本色三斗或二斗，折色七斗八斗，本色一斗值银一钱五分六分，折色一斗止银七分，两斗不彀一斗，欲军之不穷，不可得已。即今诸边惟是延绥军士忠勇敢鬪，而边疆之所恃，与虏寇之所畏，其亦在此尔。臣因征剿北虏，驻札本镇日久，每验各军真有一当十、十当百之勇气，但贫困无极之军，衣无完褐，室无完堵，每日止食粥汤三四碇，若得一饭以宿饱者，则矜以为难。夫平日有生之乐，则临敌益可以责其有死之心，况饥饿甚则气体羸瘠，损多则行伍缺，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故该巡抚都御史于桂乞请太仓发银一十六万6千7百25两3钱4分，以补足前未派及减征之数，盖身当其责，目击其难，诚为边防至计也。臣又为补给前项银两，固贵如额，尤在及时，必及秋收之时与之，则银一两计可籴粟米一石上下，一两可充一两之用；若一过时，则一两仅籴五六斗而已，一两不彀六七钱之用，此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伏望皇上特敕户部，将巡抚都御史于桂所奏前项事宜速为查奏，请支动太仓银一十六万6千7百25两3分，及今秋收时月，差官解赴都御史于桂处交割，分发东中西三路管粮副使佥事等官，查照时估，收买干洁粟米上仓，以备军士下月粮，兼搭折色中半支。其本官所奏陕西岁额夏秋二粮量征本色，与委布按二司官一员督理，事事俱系户部题准事例，亦乞申明施行，则军士不致穷乏，边备不至废弛矣。

译关于供应军需极为艰苦，请求尽早商议处置客兵的奏疏【议撤榆林客兵】

臣听说，设置军队将领是为了保卫百姓，安定内部才可以抵御外敌。私下观察，敌酋率领众兵，到达榆林等堡地方，攻烧墩台，杀掳守卫保护官军，气势猖獗，边境因此骚乱。特别劳烦禁军出征，大张讨伐的武威，援兵会集，共同形成犄角之势，为边疆打算，已经做到极致了。军队马匹聚集的地方，草料粮食随之消耗。榆林地方本是沙漠，大多是不毛之地，今年又遭遇荒年，接连遭受大歉收。前项草料粮食，本地购买已经耗尽，委托边境转运，也竭尽了。以草料来说，一束重十六斤，估价银一钱五分，榆林镇城只有草二万余束，仅够京军六七日支用，六七日之后，又该怎么办呢？负责督饷的侍郎张瓒派遣委员外郎袁淮、主事杨锐，以及该管粮副使张大用、佥事张邦教、分巡副使陆杰、分守参议魏纶等人，分别下达招买令，尚没有报卖的人家，督催的人，道路上络绎不绝，包运的费用，百姓哀号。以前客兵，多是挪用主兵的粮料草束支给，主兵暂时折换银两。这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抗敌人杀贼，全靠主兵。专门训练主兵以节省客兵，这是充实军饷、安定边疆的急务。世宗皇帝时屡次申令告诫，但边将不执行，不知是何缘故。如果将本色粮料挪用给客兵，今天向东去买粮，明天向西去买草，因此有赔累之苦。怎么能期望他们拼死奋战立功呢？近来该游击将军梁震等人仰仗天威，斩获首级十五颗，夺获达马夷器等不等，敌虏骄横的锋芒稍受挫折，桀骜之气逐渐消减。然而贼骑虽然离开边境，但营帐还住在套中，这确实有不可测度的形势。但深入应在秋高时节，远遁必待河冻。如果将各处客兵，停留在镇城，一直等到冬月敌虏过河，才班师回朝，从此还有五六月之期。地方岂能承受百数万的费用。私下担心疲惫众兵、浪费钱财，贼未剿灭而我军先坐困了。再查宣府颇闻有警报，其地且远，某调部下游兵，也宜量移，得候征调。大同原属相援，其地且近，赵纲部下游兵，则应仍留协同防守。臣审度机宜，酌量事势，似乎应当如此。所以该地方守巡管粮副使等官陆杰、张大用、魏纶、张邦教等呈请将宣大宁固陕西人马等分布邻境，京营人马早赐撤回。实在是担忧军饷之需难以接续，地方之衅容易滋生。各官又称专责镇正奇游兵与招集的勇敢相继，战守务求万全，逐渐规划本色，厚恤主兵。这又是知本之论，防御的至计。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仍会同各衙门，将副使等官会呈缘由，及臣详处事理，本于事机，参以廷议，通行奏请早赐施行。

关于建立边防以抵御虏患以保全地方的奏疏【修边】

臣认为，难抵御的是虏患，难知晓的是边事。臣先前担任陕西提学副使五年有余，听边人说，抵御虏患首先要修边。等到见到经略的臣子，也多以修边为务。私下怀疑至计，或许不在此。而今谬司边务四年有余，每见没有坚固良好边墙的地方，虏辄轻易侵犯，兵也难抵御。其地耕稼不兴，孳牧不蕃，居人萧条，行路者辄被扑捉。至于有坚固良好边墙的地方，虏之入也既惧我兵遏其冲，而出也又惧我兵击其尾，因此不敢轻犯。即使有侵犯时，兵马驱逐，也随即散去了。所以其地稼穑布焉，牛马蕃焉，居人颇可度日，行路者亦鲜遭虏。这不修边与修边的明验。正如花马池至定边营八十余里，乃逓年虏入凉固泾静要路，每至秋高，则百骑千骑，往来飘忽，人莫宁居。近该前总制尚书王琼与臣先后将一带墙修筑完固，贼之犯时遂少，声息之区，渐为乐上。嘉靖十三年七月内，虏十万突至花马池墙下，官军倚墙，杂用军器，火药击射，虏众被伤遂不入，乃由定边营马跑泉墙尽去处，地名干沟以入安会抢掠。盖花马池有墙，故入之难，干沟无墙故入之易尔。又有干沟逦东旧安边，及逦南新安边、永济、石涝、新兴、三山等营堡，俱在新墙之外。虽沿边略有旧墙，既低且薄，可跨而入尔。以故贼往往到于旧安近地住牧，据为巢穴。不惟新安边等堡可危，而附近环庆地方亦不能安，尤所当深虑者也。为今之计，必须自干沟定南入墩，至石涝池堡宁朔墩一十七里，无墙去处筑高厚新墙，以杜干沟深入之路，则安会及凉固泾静地方，庶少侵轶。

译又在宁朔墩到永济堡地名昌平墩九十余里，都依靠旧墙帮筑得高厚，以护卫旧安边孤悬的态势。那么新安边、永济、石涝、新兴、三山等营堡都有保障，环庆等处也免遭惊扰忧虑，计算起来没有比这更妥善的了。如果这墙不筑，那么干沟就不堵塞，旧安边就难以保全。干沟不堵塞，那么安、会、凉、固、泾、静等处的祸患，本来就不会停息。旧安边难以保全，那么新安边、永济、石涝、新兴、三山等各堡都处于危险境地，而环庆、走马、槐安一带，也将成为被践踏的地方。地方利害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修筑边墙则劳役费用同时兴起，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不思念吗？边墙的说法在陕西可行而在宣大不可行，是地势不同，不能互相类比。但修边与调军防守，劳费是一样的。修边虽然一时劳费，边墙修完，遇到敌人大规模进犯，则调兵防守；若是零星骑兵出没，只责成当地参将、守备，人马足以抵御，可以免除调兵的拖累，节省开支休养兵力，也有好处。如果不修边，那么不分大规模进犯还是零星骑兵，都应当调兵防守，那劳费不是更多吗？正如今春敌贼移营到旧安边附近驻牧，以窥探干沟，先调副总兵梁震率奇兵三千，接着又调游击吴瑛率游兵三千，前来防守，已经数月有余。每一人一马，每天耗费口粮一升五合，草料三升，草一束，累计六千人马，则每天耗费粮食九十石，草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总计劳费，几乎够筑墙三分之一了。一劳永逸，忽视长远考虑则留下眼前忧患，怎敢不说呢？乞请敕令兵部从长计议，如果臣的话对边防有益，立即让延绥巡抚都御史、总兵官督同管粮佥事、分守参将、守备等官，都亲自到前方地方衡量地形，规划防守，合用的钱粮，具疏奏请官银，合用的人夫，查照副使张大用修定边营墙的旧规，酌情加派，先将干沟定南八墩起至宁朔墩十七里，加筑新墙，其次及宁朔墩至昌平一带，都依靠旧墙帮筑，都要高厚以确立两路防线，以加强四夷防守，那么腹地边境营堡，都可以免除敌患了。

译关于江西军功的奏疏【擒获宁王朱宸濠的相关大臣】

臣听说，赏罚是君主驾驭天下的权柄，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有功劳的一定奖赏，有罪过的一定惩罚，即使是至亲也不可改变，即使是仇敌也不可剥夺。如今，那些粉饰虚名、结党营私的人，却得到高官显爵；而忠诚勤勉、恪尽职守的人，却遭到深深的排挤和巧妙的诋毁，谁还肯亲身承担国家大事呢？

臣深切地看到，宁王朱宸濠制造祸乱，宗庙社稷受到威胁，惊恐不安。他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两京缺乏防备，四方无人，远近的地方长官不知如何应对，手握兵权者观望不前，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只有镇守南赣的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途经南昌，中途听到变故，指心向天祈祷，赤身孤身奔走，设下奇谋妙计，派遣优伶携带间谍，假意与天兵约定征讨，并联合地方长官会战，让他们邀功以示有备，牵制迷惑大贼，等待四方部署完备。在中路擒获叛臣家属，假托心腹，又装作无所作为以安定贼人心态，这就是诽谤产生的原因。然后，他激励众人以义气，纠集乌合之众。等到军队组建完毕、考虑周全，才发书辱骂贼人，使其察觉后悔。既然贼人已出动，就紧随其后收复南昌，按兵不动等待他。贼人到达安庆，攻城正猛烈时，惊闻消息便返回。王守仁计算其归途水路，设伏邀击，大败贼军，于是便在樵舍擒获了宁王朱宸濠。兵法上说“先取得胜利条件而后求战”，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成功之后，创伤尚未恢复，圣驾南巡，奸邪权臣抢夺功劳，嫉妒诬陷的手段层出不穷，王守仁仅能保全自身。王守仁为国事可以说是艰难坚贞、竭尽忠诚了。假如当时没有王守仁，安庆最终被攻破，金陵无法保全，贼军长驱直入北上，应援的叛军蜂拥而起。虽然天命有所归属，但最终必然被歼灭。旷日持久，杀戮侮辱、毒害百姓，其惨状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如今地方上负责的人，遇事不敢担当，不过是等待命令、坐观事变罢了。何况王守仁家在浙江，那是江西通往各地的要道，兵力一向薄弱，如果贼军长驱直下，他的父兄宗族还能有幸存者吗？王守仁在这种情况下，只知道忘私奉公，为了社稷着想。又回想先前刘瑾作奸犯科，人们不敢触犯，王守仁直言进谏触怒了他，被杖责至死又复苏，流放到瘴疠之地，很久才被赦免返回，才开始得到录用。至于南赣的镇守，溪谷中的凶恶百姓，结党为盗，福建、广东的山泽中没有不是贼巢的，大小官员束手无策。王守仁镇守不到三年，军事威势完备，变化如神，因此茶寮、桶岗等寨，大帽、浰头等山，依次被擒获消灭。增设县治，设置巡逻，建立教化，明确公约，于是成为治理良好的境地。看古代名将，有什么超过他的呢？

先前得到奉命升赏，进言的人又说他不应当来京城，导致有所耗费。臣仔细观察，大官的厨房，日常用度没有节制，比较一顿饭的耗费有多少，还烦劳议论。北京难道没有职位吗？一定要把他放在南京，这是遮蔽贤才、嫉妒功劳的行为。等到王守仁遭遇父母丧事，守孝期满，就不再被起用，反而还造谣言排挤议论，铁券尚未授予，禄米尚未颁发，国家大事与他无关，行迹如同樵夫渔夫，这难道不是过分了吗？

不只是王守仁，凡是与他有关的大小臣工，也几乎都被废黜殆尽。那时领兵的知府中，只有伍文定得以升任副都御史，得荫庇一个儿子为千户；邢珣、徐琏得以升任布政使，又有什么过错？即使让他们闲住，戴德孺虽然升任布政使，随即死于水中，都没有荫庇儿子；副使陈槐因为劝进贤才，仇人迎合心意诬陷他，被废黜为民；御史伍希孺、谢源随即因考察被罢官。况且陈槐、邢珣等人都怀有经世致用的才能，秉持捐躯报国的义气，因为功劳而被废黜，实在令人叹息。将来无事还可以，万一有事，将让谁效力呢？

如今侍郎张聪、桂蕚都推荐他们，曾经蒙受简拔任用为两广总制。臣认为，总制一方，哪里比得上在朝廷中使用他，可以辅佐谋划，转移人心，大大救济天下。将陈槐、邢珣、徐琏等人起用，伍希孺、谢源等人查酌军功事例予以录用，戴德孺酌情给予荫袭，这实在是陛下奉行天命所掌握的大权柄，不可丝毫移夺的。应当早日收回这些人，作为使人们忠诚效力的劝勉。

关于攒运粮储的奏疏【漕运事务】

臣认为，让军士休养生息，确实是当今的急务；选用把总，尤其是漕运的重要事宜。汇集众人的见闻，参合三件事。

第一，设立团造。我私下认为，湖广都司所属的武昌等十一个卫所，原额设置的浅船一千零一十二只，杉木的十年建造一次，每只连同底价银一百三两；楠木的七年建造一次，每只连同底价银九十一两五钱；松木的五年建造一次，每只连同底价银一十三两九钱一分。以十年为计算单位，军费占三分，民费占七分，每年按照数额办理。民料解送到布政司，军料解送到都司，各自收存。民料派发给该省州县，还容易解送缴纳；军料仍然派发给前述十一个卫所，各自扣除运军的月粮来抵数。然而运军终年劳苦，又取走月粮作为造船之用，这是连他们的食物都夺走了，难怪逃亡的人接连不断。

等到造船时，又是团造而没有船厂，管理没有官员，只凭旗军领出料银，分散建造，侵吞欺诈、克扣减损的弊端，纷纷而起。油少钉稀，木脆板薄，建造不符合法式，运输达不到年限，其弊端多得不可胜数。

查得江北等五个总造船，都出自杭州、芜湖两处抽取的分料银，委派清江厂主事监造。那湖广荆州抽取的银两，先前本来就是为造船而设置的，可以充作使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员在那里，可以兼管。又查得湖广出产楠木居多，如果将前述各项都作为楠木七年建造一次，以一千零一十二只分为七年，每年实际建造一百四十四只多，每只用银九十两五钱，每年……

译共同分摊的银两为一万三千七十七两有余。这又是统一规范的方法。因此请求从嘉靖九年开始，参照清江浦的先例，在荆州水次设立一个总厂，将此前武昌等十一卫所的浅船，都迁移到那里使用，并抽取分派的银两。仍然按照清江浦的先例，从十一卫所中各选拔一名千户或百户负责造船，委派荆州抽分主事兼管监督。原先摊派的“军三民七”的物料费用，全部予以免除，不再征收。永远定为规则。这样军民既蒙受休养生息的恩泽，而运船也尤其有了固定的归属，漕运事务得以振兴了。

其二，慎重举荐任用人才。天下的事情，亲身实践后才能了解；常人的心理，有所仰慕就会受到鼓励，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查得永乐、宣德、成化年间，运粮把总职位有空缺时，都在各卫运粮指挥中推举年老成稳、没有过错、熟悉漕运事务的人来任用。因为运总负责兑粮，多年推举为把总，那么其中的利弊、可行与否，以及钱粮的增减、运军苦乐、河道险易，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做起来就容易了。况且把总以都指挥的身份行事，历任升迁至掌印、挂印、坐营、坐府等职都是可以做到的。只有具备运总才能的人才能担任，这样人人都会争着争取，踊跃地谋求这个职位。当时漕运事务修举，卓有成效，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正德年间刘瑾掌权，各把总官不再由运总推举，多任用生疏的人，他们既不懂事理，又忽视军情，失败的情况很多。从此运总也松懈懈怠，略去了进取之心，漕政日益废弛，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德十二年，近来十三把总的苛索让运弁苦不堪言，甚至有人提议去掉把总而由卫所直接管理。漕运都御史张缙上奏说把总官有空缺时，仍应从卫所运总中熟悉漕运事务的人中推举补任，奏请获得批准任用，这对军国大计考虑得非常周全。恳请依照成例简拔任用，那么把总就能得到干练通达的人才，事情不至于败坏；运总遇到鼓舞激励的方法，人们各自知道努力了。

其三，严格事例。我认为轻赍银是正粮脚价的需要，行粮更是运军食用的物资。旧例规定必须随粮兑给，随军行进，随船进入，这是为了杜绝奸弊，防范意外，救济军士的急难。近来有预先扣除这两项以等待旗甲欠粮完纳的做法，所以军士更加贫困，不得不从正粮中侵盗，等到赔偿完毕，先前扣除的竟不再发放；即使有发放的，也必须由有权势的人居中干预，那么这两项银两大半都落入权要的私囊了。我熟悉漕运的官员，他们极力诉说其中的苦衷，我不曾不为此叹息。无奈近年轻赍之法废弛，坐等领取的弊端产生，不仅有违交纳规定，而且另生侵吞欺诈之事，至于盗贼窥伺的隐患，尤其大有可虑之处。关于行粮这一项，南京、江西等司府都随正粮兑给官军，各自得到接济使用；只有南直隶、浙江司府十多年来，分拨多不在近仓，催征又违反原定期限，所以军士有突然得不到一升一斗使用的情况。因而窃取耗米，盗食正粮，交纳亏折，挂名借债，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请求命令户部申明事例，将各轻赍银两与正粮一起派征，并通知直隶苏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后每年的行粮，都分拨到附近的仓分，等候各运船到达之日，正粮、轻赍一次性兑足，行粮也立即发给，都当着军士的面，交割上船。轻赍共同看守，行粮随意食用。经过淮河时，臣等查验，不允许仍像往年那样延误，导致前后脱节，缓急难以接济。那么交纳按时，盗贼不足为虑，而军士得到实惠，盗米借债的祸患，也可以消除了。

译序

吕梁洪志序

吕梁洪志序【吕梁洪】

序说：吕梁洪为什么要有志书？名山大川，统辖四方，彰显神灵，记录奇异，都等待君子来记载，何况是漕运的水道呢？因此司马迁撰写《河渠书》，九条大河、九个大泽，三条长江、五个湖泊，没有遥远遗漏的，只是因为漕运的缘故。国家确定赋税，每年漕运米四百万石，白米、糙米、粳米、糯米共十八万石，从长江进入湖泊，再进入黄河，直达京城。水道长达数千里，说难说险，没有比吕梁洪更甚的。子方负责漕运事务，提起衣襟，踏上台阶，登上桥梁眺望。那吕梁洪中多巨石，岩石层叠交错，长的像蜿蜒的蛟龙，伏卧的像虎豹，纠缠错杂像摆放的棋子，盘旋像车轮的辐条，棱角分明像蹲坐的兽，石牙像剑戟。前代开凿，劈开石头形成渠道。汶水、泗水泛滥，沁水、汴水渗透，黄河波涛汹涌，汇聚在一起。石头激荡，奋起跳跃，鼓荡冲击，雷声轰鸣，水势涌起，悬水高达四十仞，环绕流动九十里。鱼鳖不能通过，鼋鼍不敢居住。漕运船只一万三千艘，都在这里前进。每一艘船合并几艘船的卒丁，在洪口两侧拉纤。肩膀磨破，胸部受伤，脚跛汗流，都竭尽全力以赴。然而沿着悬崖，踩着台阶，像蚂蚁爬行，像蜗牛牵引，得到一寸就前进一寸，得到一尺就前进一尺。一旦不警惕，就飘忽迅速，如同四匹马拉的车脱了缰绳，不耗尽整天的力气，无法挽回。自从洳河、落马开凿之后，人们不再畏惧吕梁洪的险峻。这是天下的至难之事。天下的事，只有难才思考戒备，只有易才忽视它。这部志书流传，治理国家的人知道漕运的艰难吗？那么官员不设置冗员，费用必定裁减浮滥，军队制定制度，徭役停止不急之务，粮食没有腐烂蛀虫，粮仓有准备。接受俸禄的人，知道漕运的艰难吗？那么俸禄用来供养贤才，我思考我的贤才，食物用来供养有功之人，我图谋我的功绩，敬事之臣日益增多，白吃饭的风气熄灭了。因此考察事迹以明确规范，凭借文章而广泛流传，志书的作用很大。如果说刻录一家的宏图，揭示今昔的胜景，那是次要的。君子还说如果不记载呢。

记

固原兵备题名记

固原兵备题名记【固原兵备】

固原城壕深堑，连接山岭，极其险峻，四面关塞相接，而襟带牢固。秦朝属于北地郡，汉朝及晋朝都属于安定郡，唐朝改为固原州，至德年间陷落于吐蕃，宋朝咸平年间建立镇戎军，元朝设立开城路、咸平府，不久降为州。本朝初年府和州都废除。成化五年，采纳守臣的建议，设立固原卫。弘治十五年恢复设置州，中间设立兵备，由按察司副使统领。三十年以来，继任者众多，逐渐无法考证。嘉靖二年，成君质夫来代理这个官职，于是收集各姓氏，按次序刻在石上并昭示。于是命令我在上方书写。我手握缰绳，扶着车轼，周游天府，私下得以目睹其形势了。宁夏环绕灵武的边境，延绥连接朔方的裂口，甘州、凉州结集湟州的堡垒，共同阻挡三面，以扼制向南游牧的敌人。而主将甲士，利剑强弓，无不聚集在这里。然而延绵不止数千余里，山川交错而曲折延伸，烽火不能相接，声势因此分散。固原居中而掌握枢纽，左顾则赴援绥德、灵州，右顾则迎应甘州、凉州，攻击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节，追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原确实拥有这些优势。现在山中的豺狼嗥叫，狐狸游荡，边境日益惊骇。虎豺凭借山崖而蹲坐，以张开其爪牙，那么百兽影迹灭绝，即使采集藜藿的人也不到了。因此夺取直谏之节的人，寝息淮南之谋，崇尚全胜之道的人，打破先零之计。君子居于朝廷则朝廷重要，居于边鄙则边鄙重要，如同虎豹在山中一样。固原的险要，是山的崖壁。兵备实际掌管其统领，而四夷的守卫在这里，干城之寄托在这里，怎能不隐然成为虎豹呢？人们都说险要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这确实如此。况且人重要则地得其险，而金汤足以依靠，不重则地失其险，天堑剑阁，不再属于我们了。那险要也在人吗？因此不可忽视。然而姓氏既已刻在石上，得失就显现出来。由此重视吗？石昭昭然。由此轻视吗？石也昭昭然。而君子想要不重视，不可能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九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夏允彝瑗公选辑

彭宾燕又参阅

毛给谏文集（疏）

毛宪

疏

流贼奔江南劾江淮镇廵大臣疏

陈言边事疏

言备边患事

言库藏积弊疏

陈言边患疏

流贼奔江南劾江淮镇廵大臣疏【流賊】

臣私下认为流贼刘七等纵横北直隶、山东地方，所在残破，承蒙皇上神谋睿算，命将出师，已剿灭大半，然而渠魁尚未授首，从山东奔河南，又奔湖广，虽然逃生侥幸苟活于旬时，尚蓄恶欲发愤于间隙，沿江上下，尤其应该戒严，而其责任，则固在巡江文武之大臣也。起初照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陈世良，武靖伯赵弘泽，专管操江一事，上自九江，下抵苏松，俱该保卫地方，一闻有警，正当运谋设策，折冲御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