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六

译水利之利，适宜专门责成地方长官负责。选拔任用地方长官，尤其适宜专门责成吏部负责。近年增设了水利、劝农等官员，于是地方长官便失去了职责。官员越多，弊端就越严重了。

译各衙门职掌规定：凡是各地闸坝、陂池引水可以灌溉农田、有利于农民的地方，务必经常整理疏浚；如果有河水横流、泛滥溢出而损坏房屋、田地、庄稼的情况，必须设法修筑堤防来阻止。

臣谨按：这道法令适宜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施行。凡是河流经过的州县，若能遇到贤能的守令，审察时机和适宜的条件，开凿沟渠，引来水形成陂堰，不仅可以兴修水利来灌溉农田，也可以分散削减河患，不至于泛滥横溢。

洪武二十七年敕谕：凡是天下的陂塘湖堰，能够蓄水以备旱灾、宣泄以防涝灾的，都应根据地势进行修治，不要随意兴动工役来盘剥百姓。

臣谨按：圣祖的敕谕，体恤百姓情意的程度到了极点。其中关于根据地势、不要随意兴工的规定，又在于守令审察时机、处理得当，难以用固定的标准来拘束。

各衙门职掌规定：凡是内外大小军职衙门的官员，都有定额数量。

都督府：

左都督、右都督

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留守司：

正留守、副留守

指挥同知

都指挥司：

都指挥使二员、都指挥同知二员

都指挥佥事四员

卫：

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

指挥佥事四员、卫镇抚二员

所：

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

所镇抚二员、百户十员

仪卫司：

仪卫正一员、仪卫副二员

典仗六员

臣谨按：这是太祖皇帝安定天下、设立军职定额的规定。此后军职升授逐渐增多，军官既多，军额反而更加减损，这是卫所制度的极大弊端。卫所原有的定额，不足以容纳，于是出现了现任官员带俸的类别。历年越久，员额越多，以至于带俸官员的数量，不知比原额增加了几倍。恳请敕令兵部，先统计在京、在外原额军职衙门有多少，大小职员有多少，如今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先准备简要的揭帖呈上御览，然后可以召集朝廷商议，制定善后的对策。

洪武二十七年法令：子弟未满二十岁的袭职，等到年满二十岁才进行比试；年满二十岁的，立即参加比试。初次比试不中的，袭职代理事务，享受半俸；两年后再进行比试，考中的享受全俸，仍然不中的降充军卒。

臣谨按：圣祖这道法令，对于军职虽然实行世袭制度，实际上寓含了考试的典故。后世有功的人可以升授，没有才能的人可以淘汰，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度。如今袭职的人，大多贿赂权贵，才进行比试，即使是乳臭未干的小孩，也没有比试不中的了。这就是军职冗杂滥竽充数、有材力忠勇的人没有途径自我进身的原因。所以比试的制度，在当今尤其应当举行，仍然要严格禁止贿赂，弊端才可以革除。

永乐十八年平定交址，太宗皇帝问：“升赏哪种方式更便利？”尚书夏原吉回答说：“赏赐的费用在一时是有限的，升官的费用在后日是无穷的，多升官不如重赏赐。”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只升迁元功者，其余都按等级赏赐财物，省去了军职的一半。

臣谨按：平定交址，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是大功啊，尚且只赏赐财物而已。再查景泰六年法令：浙江、福建杀贼的官军，获得功劳五次到七次的，升一级。天顺元年法令：南方杀贼二十五次到三十九次，斩首三颗、擒获贼首一二名，以及阵亡的，升一级。由此可知祖宗极其慎重地对待升官，以此来鼓舞忠勇。近年奏捷的、奏报带兵的、缉获妖言的、捕获盗窃的，都巧立名目来冒领升官，这与祖宗的制度相差太远了。这就是军职日益冗杂、末流日益不可挽救的原因。如果不是大圣人在位，谁能振兴并挽救它呢？

洪武二十四年法令：天下生员兼读《大诰》和律令。

臣谨按：如今的生儒都不读《大诰》和律令，因此出仕后完全没有实用。治理百姓、处理政务，以吏为师；科举考试中的五判，以律令命题，无奈士子大多记诵旧本，以图侥幸。如今如果立法，在天下学校考核生员，都先默写《大诰》律令，或者《大明集礼》等书中的一条，或者拟作一款，或者拟策题错为问目，那么就没有人不读《大诰》律令的了。

教民榜文：民间子弟十八岁的，或者十三岁的，此时欲望之心尚未萌动，良心尚未丧失，早令他们讲读《三编大诰》，确实以先人的言论为定准，使他们知道避凶趋吉，日后都成为贤人君子，成为良善的百姓，不贻留父母忧虑，也不触犯刑宪，永远保全身家。

臣谨按：教民榜文以及御制《大诰》等书，都是圣祖训诫天下的拳拳至意。天下臣民都能熟读敬守，真可以减少过错了。如今不仅是百姓不见此书，即使是学校里的生儒见过此书的也很少。恳请敕令礼部，将圣制各书各刻一本，颁发给各布政司翻刻颁布到学校里闾社学，实在是对臣民极大的恩惠，至为幸运。

洪武五年法令：发放僧道度牒，僧录司、道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是遇到僧道，就与册子核对，其父兄籍贯、告度月日，如果有不同，即为伪冒。

译臣仔细考察，圣祖制定的这项制度，虽然表面上是针对僧人道士，实际上是为了防范奸邪伪诈。因为天下太平，正直的人担任官职，正道广泛推行，那么妖异怪诞就不会出现，妖术也不会灵验。只有天下动荡，奸邪的人担任官职，邪道广泛流行，妖异怪诞才会出现，妖术才会显得灵验。汉朝衰败时，张鲁用鬼道迷惑百姓，于是发动大乱，现在的张真人就是他的后裔。元朝衰败时，妖僧自称弥勒佛统治世间，宣扬白莲教，也扰乱了天下，现在各省游方僧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因为乡里百姓，从小在良善环境中长大，没有作奸犯科、煽动叛乱的人。只有僧道两教，常常通过扶鸾、祝圣、咒水、画符等小法术来迷惑愚昧的俗人。一旦他们煽动叛乱，就自称是天兵，或者声称有神灵相助，愚民于是纷纷跟随，天下于是大乱。因此，我圣祖皇帝深刻洞察其中的弊端，规定所有僧道都必须由僧录司和道录司编制详细的户籍册。所以凡是僧道必定有籍贯，有父母宗族，有所牵挂依恋，因而不敢煽动叛乱。又规定每个府州县只允许有一座寺庙，那么作奸犯科、煽动叛乱的人，自然容易被察觉。这是圣祖的长远考虑，为万世立下法度，不可轻视。这项制度在正统元年曾全面施行，现在应当严格执行，以防范奸邪叛乱。

译六年下令，各府州县只保留一所大型寺观，并将僧侣集中居住，选拔有戒律修行的人来统领。如果请求发放度牒，必须考试精通经典的人，才允许。二十八年，奏请批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罢黜还俗。

臣谨按：宣德元年下令考试僧道，由礼部会同翰林院、礼科给事中共同考核。如今僧道多是贫民子弟，难以供给费用。倘若重申此制，清理释道以防奸邪，只由巡按御史会同提督学校官进行考试，确实对僧道中贫困艰难者有利。

二十四年下令，各府州县的寺观都保留宽敞可容纳众人的那一所，合并居住，不允许杂居在外，违者处以重罪。

臣谨按：此制是为了防止奸乱。南方的僧人多与百姓杂居，淫秽行为，尤其败坏风俗教化。因此圣祖制定制度，府州县只保留一所寺观，不仅是为了防止动乱的根源，实在是为了严格风俗教化。永乐年间，山东妖尼号称圣姑，宣扬剪纸为兵，愚民跟随，于是杀害数万人。五台山妖人在正德年间发动叛乱，攻破州县。这是因为百姓聚集，官府就能觉察；只有僧道聚集，动辄声称诵经劝善，所以官府不加查察。等到党羽众多，动辄引发大乱。汉代张角三十六方同时起事，每方数万人，汉朝于是无法挽救。其祸患值得借鉴。所以州县不超过一所寺庙，实在是为了防止动乱的根源，不仅仅是严格风俗教化而已。

永乐六年下令，军民子弟、僮奴自行削发为僧的，连同其父兄一起送往京师，发配到五台山做工，完工后在北京为民种田或到卢龙牧马。寺主僧擅自容留的，也发配到北京为民种田。

臣谨按：奸人逃避罪责，多削发为僧；懒惰百姓不努力耕种田地，也多削发为僧。所以凡是僧道兴盛的地方，就是王政衰败的时候。我太宗皇帝深刻鉴察这种弊端，凡是子弟擅自削发为僧的，都发配到北京种田，这样不仅边防可以巩固，贫民也能有所依靠。

景泰三年下令，各处寺观田土，每所寺观酌情保留六十亩作为产业，其余拨给小民佃种纳粮。

臣谨按：此令如果实行，不仅奸人不能利用田产而不愿做僧道，即使小民也能得到田土，而不被僧道兼并。这是王政的关键。臣再按僧道事例，太祖皇帝防备极深，所以处置极善。每府州县只有一所寺庙，那么传播其教义的人专一而精纯，专一所以不亵渎，精纯所以不混杂，而淫邪僻乱之徒，自然没有容身之地。自从法禁废弛，天下奸民，争相做僧道，以迷惑愚俗，党类已经众多，他年乘隙窃发，祸患就不可挽救了。如今处置极为急切，也是为了防止生变。如果顾虑其他变故，而隐忍庇护，不及早谋划，他日后悔也来不及了。伏望圣明特别敕令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务必断绝动乱根源，做长远打算。

议处黄河疏【治河】

臣前月经过徐州，听说有人建议引河水从兰阳县注入宿迁，稍微减弱河势，希望徐州、沛县不至于泛滥，运河不至于沙淤。臣与少詹事方献夫商议说，水淹徐州、沛县，还有吕梁二洪为之在东面抵御，东北诸山，连绵环绕排列，像墙像防，水患所及，还有底限。如果引河水从兰阳县注入宿迁，那么凤阳、归德，平地千里，黄河就会溢决而奔流，恐怕几个郡成为一个大坑，其祸患不止徐州、沛县一州县而已。只是听说当时有定算，臣也不及说完，恐怕浮议破坏已成之事。如今听说河水更加泛滥，运道仍然受阻，那么臣之前的议论，还应当在今天说出来，供办事者采纳。私下认为今日所急，应当先疏通运道，然后议处徐州、沛县水患，这是缓急的顺序。之前提议征发河南、山东丁夫数万，疏浚淤沙以通运道。然而沙泥随水自高而下，势无限极，挑挖未毕，潦水旋至，沙又淤积了。这是即使每日役使万人，力量也不足。如今沛县河淤，运舟都由昭阳湖进入鸡鸣台，至于沙河，所绕之路，不过百里。只是湖面宽阔，夏秋水溢，波涛汹涌，或有覆溺的危险。冬春水涸，又有搁浅的祸患。如果沿湖侧畔，筑砌长堤，浚为小河，河口设闸，按时蓄泄，水溢可防备风涛，水涸易于疏浚，目前运道可以无阻。三个月土堤即可建成，一年石堤即可建成。用力少，见效快。黄河愈溢，运道愈通。比起役使丁夫疏浚淤土，愈疏愈淤，劳苦安逸大大不同。近来山东佥事江良材到京，他是守土官，臣与他当面商议，也说此策如果实行，是一时的利益。之前提议疏浚兰阳县，大概是想稍微减弱河水上流的势头，以救徐州、沛县垫溺的祸患。只是兰阳溃溢，于是遗留凤阳、归德千里为壑的忧患。不如疏通卫河，上接黄河，可得三利。按古黄河自孟津至于怀庆，东北入海。如今卫河自卫辉府汲县至临清、天津入海，还是古黄河。三代以前，黄河东北入海，宇内全气，随之钟聚，雍、冀、齐、鲁，圣贤迭生。汉代河决顿丘，于是逐渐南徙。隋炀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宋熙宁十年，北流断绝，黄河南流，宇内全气，于是随之迁转。六朝

译南宋偏安于江左，这也是天地大气的机运。元朝建都于北方，夷狄不足以承受中原完整的气运。我太宗皇帝定都神京，天下完整的气运，历经千万年而独自兴盛。元朝末年黄河在曹州决口，弘治年间黄河在张秋决口，都在东北方向。这是天下完整的气运，从南向北，拱卫皇极的征兆。

现在图谋便利的策略，在河阴、原武、怀孟之间，仔细审视地势，引导河水注入卫河，到达临清、天津，那么不仅徐州、沛县的水患可以消除一半，京师的形势优势也能增强一倍。这是便利之处一。

考察元朝人的漕运船只，渡江进入淮河，到达封丘，陆路运输一百八十里，到达淇门，进入御河，直达京师。御河就是汲县的卫河。现在从河阴、原武，或者孟津、怀庆之间，选择地形便利之处，引导河水注入卫河。冬春季节水位平稳，漕运船只从长江进入淮河，逆流而上到达河阴，顺流而下到达卫河，沿着临清、沧州，到达天津。夏秋季节水流湍急，仍然从徐州、沛县到达临清，再到天津。这是一举而得到两条运道。开凿一条卫河，可以消除徐州、沛县上游的水患，可以避免凤阳州县溃决泛滥的地方，可以谋求漕运船只兼济的利益，有如此多的好处。

如果说人情不便，地形不利，工程费用不多，时机不合，那么不能凭空断定。必须让府县具奏所以不便的情况，然后详细曲折地斟酌议论，谋求妥善地处理后续事宜，大概可以兼顾南北。这是便利之处二。

考察黄河向南流，徐州、沛县遭受水患。如果分流向北，德州、沧州，或许也会遭受水患，不可预知。这都是人为谋划的失误，不是地势的过错。水在地面上流动，就像血液在人体内运行一样。血液在人体内，调理适中，滋润我们的毛发，润泽我们的肌肤，都是血液的功能。如果调理不当，血液积聚在下部，形成痔疮肿瘤；血液焦枯在上部，头发皮肤干燥枯槁。一个人的身体，变得衰弱，也是势所必然的。

现在黄河的水，从西域注入徐州、沛县，泛滥决口，就像血液积聚在下部形成痔疮一样。从孟津、怀庆，疏浚一支流入海，就像血液运行到肘部和大腿一样。沿河的州郡，疏浚为沟渠，引入容纳河水，干旱时灌溉高地，涝灾时排泄积水，水有归处，不造成大害，就像血液运行到肌肤，全身更加光泽一样。

又从陕西沿边，修筑边墙，挖掘沟渠，寻找秦汉的旧迹修复。边墙外部坚固，沟渠内部深邃，内部资助灌溉，外部抵御夷虏。徐州、沛县上游的水患，又消除一半。河水的利益，惠及整个陕西，就像血液运行到头颅毛发，也得到滋润一样。

臣听说现在大学士杨一清说，陕西肥沃的土地，如果得到人力，全部开垦耕种，三边的军饷，不烦劳运输，自然丰饶富裕。又听说临清兵备副使周用说，临清地方，如果修筑沟渠，不仅可以防备旱涝，也可以抵御戎马。臣问说，恐怕工程劳苦疲惫，百姓没有看到利益，先怨恨其害，各种谗言并起。周用说，想要开凿沟渠，必须好的地方官先开凿几里，为百姓倡导表率。一年之后，百姓得到实际利益，自然争先恐后地去做，大概命令不烦扰而事情自然成功。臣又问说，如果真的这样，几年可以完成。周用说，一年可以开创其始，三年大致看到其效果，十年可以完成其功。

臣认为这个策略如果实行，不仅可以治理黄河水患，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郡县，而且可以转贫弱为富饶了。这是圣贤规范天地，参赞化育的实际功业。大禹降低宫室，尽力修筑沟渠，不是空谈。期望十年的努力，圣德神功，与天无极了。这是便利之处三。

这是万世无穷的策略。规划细节，未能立刻详尽，恭敬地陈述其大概以进献。希望圣明稍微垂顾省览，如果可以施行，敕令下达相关部门详细议论，臣且再考察古今事宜，绘制图本，以备讨论。如果确实可以举行，也是地方的幸运。

译为新建伯王守仁辩白两广战功的奏疏【平定两广贼寇】

臣私下观察到，王守仁奉命巡抚两广，已将田州、思恩的安抚处置妥当，随即又剿平了八寨以及断藤峡等地的贼寇。王守仁再次被起用，是依靠桂文襄公的推荐，朝廷也将安南的事务托付给他。然而，思田之事刚平定，王守仁便想辞官离去，桂文襄公怨恨他辜负了托付，所以在两广的战功上对他进行诋毁，而文敏公则为他辩白。大概桂、霍二人当时对王守仁也有不同的看法。臣等均为广东人，与贼寇相邻，深知各贼为害的真实情况，曾经咬牙切齿、愁眉苦脸地叹息说：“两广的善良百姓何其不幸，出生在靠近恶境的边地，妻儿何时才能安宁呢？”又曾私下盘算说：“两广何时才能得到一位好官员，剿平各贼，使善良百姓各安其心，而那些受贼患影响不深的顽固百姓，也能感化归顺呢？”如今有幸遇到圣明天子特别起用王守仁，安抚剿治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私下商议说：“两广从此有了安宁的指望了，这是圣天子知人善任的恩泽啊。”这次战役，臣等为王守仁谋划说：“以前的巡抚动辄调动三省军队若干万，梧州三府多年积蓄的军饷费用不知有多少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取库银若干万，米粮不知支取了多少万，战死、病死以及狼兵、乡兵、民壮、打手不知有多少万，仅仅换来田州五十天的安定罢了。从此以后，思恩就叛乱了，吊岩贼出来包围肇庆府，杀害了几千家。这些贼寇同时出动，大概与田州、思恩东西呼应。像王守仁这样，趁着这次大败极疲之后，仰承圣明天子特别提拔的恩典，即使集合四省兵力，再支取库银百余万，米粮数百万，剿平田州，上报斩首数万，人们也会说这是天下的大功。然而王守仁没有动用一名士兵，没有耗费一斗粮食，只是宣扬陛下的圣德，就使得思恩、田州两府的顽固百姓叩首归顺。他奉行宣扬圣朝教化，来招抚远方之人，即使是舜帝感化有苗，也不过如此吧。臣等因此叹服王守仁，不仅能够严肃地传达天威，实在也能广泛地宣扬天德。至于八寨的贼寇、断藤峡的贼寇，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天下十二省，大多地势平坦，只有广西独自处在群山丛中。那里土地险恶，水流湍急，山高得连猿猴都无法跨越，飞鸟也无法越过。所以谚语说：广西百姓占三成，贼寇占七成。因为山高土恶，风气凶悍，即使是善良百姓到了那里，也会变成贼寇。八寨贼寇，洪武年间未能平定；断藤峡贼寇，成化八年都御史韩雍才勉强讨平。到现在五十多年，残余势力再次猖獗。所以广西贼巢，如柳州、庆远、郁林、府江等地的贼寇，虽然时常出没劫掠官兵，也屡次请求征讨。至于八寨贼寇，则自建国初至今，没有人轻易提议征剿。大概是因为山水凶恶，进兵无路，稍有动静贼寇便先知，一人据险，万兵莫敌。所以一百六十年间，没有敢征讨八寨贼寇的。贼寇也依仗险要，时常出来攻围城堡，杀害掠夺善良百姓，何止数以万计。各地的顽固百姓，犯罪逃脱，投入八寨，官府就不敢追捕了；邻近的流寇，躲避官兵追剿，投入八寨，官兵就不敢奈何了。这八寨，实在是四方寇贼的渊薮。断藤峡又是八寨的羽翼。广西有八寨等贼寇，就像人有心腹之疾。八寨不平定，两广就没有安枕之日。如今王守仁深藏谋略不露，趁贼寇不备，一举平定。百数十年来的豺虎巢穴，扫除干净，如同拂去灰尘一般。如果不是仰赖圣人神武不杀的威德，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臣等因此叹服王守仁，既能体察陛下的仁德，来安抚招抚田州、思恩归顺的百姓；又能体察陛下的义理，来讨伐降服八寨、断藤峡抗拒教化的贼寇。仁义之用，两者都具备了。谨按王守仁的成功有八项善举：一是趁着湖兵归路的便利，军队不调而自然集结；二是依靠田州、思恩效命的帮助，劳苦而不怨恨；三是机变出于意外，贼寇来不及逃跑，所诛杀的都是积年来的渠魁恶首，不同于往年滥杀以报功的情况；四是利用归师讨伐逆贼，没有粮运的费用；五是不役使民兵，不招募民马，一举成功，百姓不知骚扰；六是平定八寨、断藤峡，那么极恶者先被诛杀，其细小的巢穴，可以逐渐施行德政，使他们弃贼从良，得到了安抚与剿治的适宜方法；七是八寨不平定，那么西边柳州、庆远，东边罗旁、绿水、新宁、恩平的贼寇，合数千里，共同作为巢穴，即使调动军队数十万，耗费粮草数百万，也不容易平定。如今八寨平定，那么各贼可以逐渐安抚剿治，两广善良百姓可以逐渐安定生计，缓解圣明天子对南方的担忧；八是韩雍虽然平定了断藤峡贼寇，不久又有贼寇，实在是因为当时来不及规划那片土地，作为长久之计，使得残余贼寇再次占据为巢穴的缘故。如今五十年间人口繁衍聚集，贼寇再次兴盛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八寨，是百六十年未能诛灭的剧贼，山川天险，尤其难以建功。如今王守仁既已平定其巢穴，就迁徙建立城邑，来镇守安定，那么恶贼失去险要，日后固然不能再作乱，逃亡的贼寇来归，不久就会变成善良百姓了。诛杀恶贼，安抚良民，体现了为民父母的体统。或许有人议论王守仁，说：“所奉命安抚剿治的是田州、思恩，不剿田州也就罢了，竟然去剿八寨，可以吗？”臣回答说：“昔日吴、楚反攻梁，景帝诏令周亚夫……”

译周亚夫救援梁国，不遵从诏令而切断吴楚的粮道，于是击败吴楚，平定七国之乱，安定汉朝社稷。不遵从诏令是大罪，景帝不因此治周亚夫的罪，为什么呢？《传》说：“宫门以内，由君主决断；宫门以外，由将军决断。”又说：“大夫出使境外，若有可以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可以专断处理。”这是古来的道义。所以周亚夫知道制服吴楚的关键在于切断他们的粮道，而不在于救援梁国。所以虽然有诏命，他仍然不接受。只有英明的君主认为这是功劳，迂腐的儒生却认为这是罪过。现在王守仁知道田州、思恩可以用恩德来安抚，于是接纳他们的投降，从而安定他们；知道八寨的盗贼，一百六十年难以驯服，于是顺应时势、仗义讨伐并平定他们。仁义的应用，通达于天德。即使没有诏命，先行动后报告也是可以的，何况有“便宜行事”的旨意呢？

有人又说：“修建城邑，是大事；调配钱粮，是户部的职责。不先上奏请示就擅自动工，可以吗？”臣回答说：“古时候帝王在千里以内自己治理，千里以外交给诸侯罢了。这难道是尧、舜、汤、武的圣明智慧，反而不如后世吗？大概是考虑到疆域既广，智力就难以顾及。与其耗费一己耳目之力，却对事情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任用天下的贤才来治理天下的事，既安逸又有功效呢？所以帝王的职责，在于知人罢了。既然知道某人贤能，就委任他，那么事情的举措，一概托付给他，只要求他取得成功。如果功效不显著，再治他的罪也是可以的。现在既然委任了他，又从而牵制他，那么豪杰之士还有什么施展手脚的地方呢？

所以王守仁平定八寨时，所杀的只是盗贼的首领，那些逃亡的盗贼本来还没来得及杀。趁着这个时机，修建城邑，于是招抚逃亡的盗贼恢复生计，那么积年累月的盗贼，都可以转化为良民。失去这个机会，撤兵回去，等到上奏得到旨意，才动工修筑，那么盗贼渐渐回来，又渐渐滋生聚集，占据险要之地结寨，来抵抗我们的军队，即使想筑城，也不能了。从前范仲淹守卫西边，想修筑大顺城，担心敌人争夺，于是先准备好筑城的材料，然后巡视边境，迅速动工，一个月建成城池。西夏发觉而争夺，已经来不及了。那时范仲淹如果等待上奏报告，难道不破坏大事吗？王守仁在修建城邑这件事上，大概是考虑得很成熟了。钱粮夫役，固然不依赖户部，而后才有办法。他以一己之力分担圣明君主对南方的忧虑，可以说是贤能了。不认为这是功劳，反而认为是过错，可以吗？

在此之前，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江西两司低头顺从盗贼，只有王守仁与御史伍希儒、谢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张忠、许泰等人，想掩盖王守仁的功劳，据为己有，于是宣扬众人说：“王守仁起初与盗贼同谋。”等到公论难以掩盖，又说：“宸濠的金帛，都被王守仁、伍希儒、谢源满载而去。”当时大学士杨廷和、尚书乔宇，也嫉妒王守仁的功劳，于是不予辩白，而罢黜伍希儒、谢源，使他们落籍失官。王守仁蒙受的诽谤，至今未雪，可以说是含冤莫白的冤屈了。

国家评定功劳，有两种途径：有开国建功的臣子，有平定祸乱、拯救危难的臣子。开国的臣子，成功则封侯，失败则被俘，即使不推崇他们也可以。只有祸变突然兴起，社稷安危，危在旦夕，效忠平定祸乱的臣子，则不可遗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保卫了社稷。从前王守仁擒获宸濠，可以说是平定祸乱、拯救危难的功劳了。奸人尚且嫉妒他，而诽谤他的短处。像这样，那么以后发生事变，谁肯效忠呢？小人的嫉妒功劳，足以误国，真是严重啊！

臣等因此感叹说：王守仁等人在江西的功劳如果不辩白，就无法劝勉激励忠臣；如果在广西的功劳不辩白，又无法劝勉策励立功的臣子。这都是天下地方上的大忧虑。王守仁是大臣，难道会以功赏的有无来衡量轻重吗？只是恐怕当时有功之人以及土官立功之人，看到这种情况而解体，那么在外的抚臣，就无所激励劝勉，从而没有建功立业的地方了。臣等是广东人，亲眼目睹八寨的盗贼，是地方的大患，长达百数十年。一旦仰赖圣明君主任用王守仁，他的言行自然得体，从而平定，不胜庆幸。现在兵部的功赏未见施行，户部的复核题奏又再次勘验。臣担心机会一旦失去，大功就会受阻。城堡不能修筑，逃亡的盗贼重新占据巢穴，地方上令人担忧的事不胜枚举。所以冒昧进言，希望圣明君主明察。

译哈密疏【恢复哈密与盐法】

我私下观察到，近日兵部复议西番通贡事宜，尚有遗留的忧虑，臣谨陈述其大略，请由皇上圣裁。

谨按永乐年间，封哈密为忠顺王，一是为了斩断北狄的右臂，二是为了瓦解西羌的交结党羽；对外用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安抚驾驭他们；对内用以作为甘肃的屏障，保卫我国边郡。这是古代帝王制服外夷、安定中原的良策。

自从土鲁番攻陷哈密，夺我金印，占据我城池，多年经营谋划，未见彻底平定。前次都御史陈九畴建议说：“想要制服西番，使其献还城池，必须闭关绝贡。”这是因为西番仰赖中国，只靠通贡贸易交换货物。如果断绝不通贡，那么他们想要茶却得不到，就会发肿病死；想要麝香却得不到，蛇虫为毒，麦禾无收。所以闭关绝贡，是用来扼住西番咽喉而制其死命的。

然而因为贡路不通，死命无法挽救，他们便常常举兵，骚扰我甘肃，攻破我寨堡，杀害我人民，边臣苦于抵御敌人而供给不足。于是又有开关通贡的议论。奉旨：如果土鲁番有悔罪之意的真正番文，献还哈密城池，献还人口，即允许通贡，将因通贡之机，广开戎夷迁善之路。这是中国对待夷狄的体统。

如今西番求贡，尚书王琼译进番文一十余纸，都是裔夷小丑之语，没有印信足以证明的话，那么土鲁番没有悔罪的实情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尚未悔罪，就允许通贡，恐怕戎狄之心更加骄横，日后难以驾驭，而边患更加滋生。这是可忧虑的第一点。

哈密城池，虽然号称献还，却没有番文足以依据，不知日后如何兴复。或者于是就有弃置不问的议论。土鲁番无道，图谋我哈密很久了。我们如果弃置不问，他们更加得志，将劫掠我罕东，诱骗我赤斤，掠夺我沙州，外连北狄，内扰甘肃，而边患于是扩大。这是可忧虑的第二点。

牙木兰是土鲁番的心腹，拥有两千帐篷，向我称降。然而在牙木兰方面，说是来降；在土鲁番的书信中，却说不知他的去向。以事理来看，哪有拥有两千帐篷远来款塞，他们却不知的道理？怎知他不是诈降，用诱饵来引诱我？他日侵犯边境，就会说：“我接纳了他的叛人，他来报复。”又说：“我不归还他的叛人，他不归还我哈密。”从此哈密永远没有兴复的日期。他们拥众坐大，而我边患，更加没有休止。这是可忧虑的第三点。

牙木兰投降，粮饷口食，仰赖我供给，费用已经不小了。还说是羁縻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土鲁番拥众叩关说：“取回那个叛人。”将驱赶牙木兰而交给他。他们则诡辩说：“投降是为了求生。现在出去就是死，不肯离去。”将顺从而接纳他们吗？恐怕成为内应，而有肘腋之忧。土鲁番拥兵在外，牙木兰作变在内，即使甘肃也危险了。这是可忧虑的第四点。

这就是我之所以为西边忧虑的原因。

有人说：“如今陕西饥荒，甘肃孤危，尚且担心不能保全，即使放弃哈密也可以。”论事得当，可以折服异同之口。我却说：“保全哈密，所以保全甘肃；保全甘肃，所以保全陕西。如果说哈密难守，就放弃哈密，那么甘肃难守，也放弃甘肃可以吗？因为放弃甘肃，一并放弃临洮、宁夏可以吗？西北二边与虏人为邻，退尺寸则失寻丈。所以疆场弃守的道理，不可不慎重。况且圣明在上，将莅临中国，安抚四夷，追复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难道劝皇上轻弃祖宗疆场吗？”

有人说：“那么汉朝放弃珠厓，宣德年间放弃交址，不可以吗？”我却说：“南北事体自然不同，不得相比。北狄南蛮，体势则殊。珠厓、交址，我想放弃，置之化外而已，他们不毒害我。如果西北二边，则据险以守，我失险则虏得险。贼虏据险，则中国大患，于是无穷尽。宋人西失灵夏，北失幽燕，国家于是不能振作。然而宋人且以汉弃珠厓为借口，是其学术害天下。可不戒惧吗？交址自秦汉迄唐，入中国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可比。杨士奇援引汉弃珠厓之例放弃它，乃是陋儒当权，上下宴安，货赂公行，纪纲不振，举版图十郡之地，弃置不守。大概如同建造房屋，却不愿建厅堂。宣宗时物力犹足守交南，举而弃之，二杨不得辞其责。杨士奇是太宗皇帝的罪人，又值得效法吗？”

有人说：“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复；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复；正德六年复失之。袭封忠顺王的人，且降于土鲁番了。如今虽然取还城池，无人与守。劳中国以事外夷，恐怕不是计策。”我却说：“保全哈密，则赤斤、罕东声势联络，西戎北狄，并受制驭。如果失去哈密，则土鲁番酋长并吞诸戎，势力日大，我之边患日深。所以保全哈密，所以保全中国，不得已也。昔日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遗孽，力能自立，遂立之，借之虚名，我享实利者也。如今哈密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人谁兴之？此论更达事机，议者……”

译一定要寻求哈密的后代，才予以册立，这也可见其固执。如果在各夷族中，寻求那些雄杰之人，足以守卫我的城池，护卫我的金印，安抚平定各戎族，修好贡职，力量能够自立，就可以顺势册立他。实在不必寻求胡元朝的后裔。有人问：弘治六年，土鲁番酋长要求我朝封爵，要求我朝主持哈密，那么当时为什么不顺势册立他，却一定要寻求胡元遗孽，开启数十年的纷争呢？臣回答说：土鲁番酋长志在吞并哈密，合并为一国，从而称霸西戎，并且勾结北狄。当时如果假借封爵给他，这是给老虎插上翅膀。如果将其分为两国而加以控制，也是可以的。现在派遣间谍告知西戎说：“中国之所以闭关断绝贡道，不是你们各戎族的罪过。土鲁番无道，灭我哈密，践踏我疆场，将要兴师问罪。所以先闭关，制服他的死命。你们各戎族无罪，不能通贡，实在是因为土鲁番的缘故。你们各戎族若能同心协力，破灭土鲁番，就封你们为忠顺王，授予你们金印，来统领西戎。”又趁着牙木兰来降的机会，晓谕他说：“你过去是土鲁番的心腹，现在投降就是我中国的藩属。你力量能在哈密立足吗？就封你。三年之后，你能安抚平定哈密，就授予你金印，做忠顺王，长久作为中国护卫。那么主持哈密的人，虽然不是胡元后裔，也不失我中国封爵的体统。权变以通达事理，变通以顺应时势，这本来是守边将领的职责，关外将帅的责任。朝廷不必过问。假借他们随机处置的权力，是可以的。有人问：现在忍心放弃哈密，难道是不得已吗？甘肃去年银一钱换粟四升，现在银一钱仅换粟二升了，军士空腹，救死尚且不足，在甘肃尚且令人战栗，何况哈密呢？臣说：这是户部的罪过。从前我太宗皇帝供给边防，全部依靠盐利。他制定盐利的制度，盐一引缴纳边粟二斗五升。因此富商大贾，都在三边自己出财力，自己招募流民，自己开垦边地，自己种植豆麦，自己修筑墩台，自己建立保甲。年成屡次丰收，豆麦屡次充盈。到了天顺、成化年间，甘肃、宁夏粟一石，换银二钱。当时有算计利益的人说：“商人缴纳粟二斗五升，支取盐一引，是用银五分得到盐一引。请求更改这个制度，缴纳银四钱二分，支取盐一引。银二钱，得到粟一石，盐一引，得到粟二石。这是一引盐带来八引的获利。”户部认为这是实利，于是改变了制度。凡是商人引盐，全部向户部缴纳银两。偶尔有缴纳粟米的条例，也是屡次实行屡次停止，而且即使缴纳粟米，也不再是二斗五升的旧制了。商贾耕种，积蓄粟米没有用处，停止行业回家。墩台于是日益颓坏，保甲于是日益崩解，流民于是日益离散，边地于是日益荒芜。戎虏入侵，一旦遭受兵灾，人口于是日益凋落，边方于是日益困顿败坏。现在千里肥沃的土地，荒草丛生，稻米一石，值银五两，都是盐法变更弊端的缘故。那么想要充足边粮，难道不恢复太宗的盐法吗？有人问：缴纳粟米支取盐，那么边地日益开垦，边民日益繁衍，边粟日益增多，盐价也平稳。缴纳银两支取盐，那么边地日益荒芜，边民日益消耗，边粟日益减少，盐价也昂贵。如果这样，那么安定边防、充足用度的长远策略，没有比太宗皇帝的盐法更好的了。户部为什么不实行呢？这是户部争着不肯缴纳粟米而想要缴纳银两的原因。臣说：缴纳粟米到边防，利益归于边民；缴纳银两到户部，利益归于户部。现在户部征收盐银，计算银一万，加收损耗一千两。下自吏胥皂隶，上至郎署卿佐，蚕食贪利。如果实行缴纳粟米的命令，户部就失去了损耗银的利益。所以谨守弊法，不肯恢复太宗的法典。这都是臣愚昧，广泛采纳众人的计谋，反复辩驳诘问，不自量力，其狂妄昏庸就是这样。恳请陛下，敕令询问兵部：土鲁番叩关请求进贡，有什么印信悔罪的番文？哈密城池，如何兴复？牙木兰来降，其真诚还是虚伪，如何料理？务必拿出万全之策，不要落入狡诈戎族的阴谋。再敕令户部：甘肃边粮，连年缺乏，眼下有什么振救的策略？长久有什么充裕供给的策略？详细筹划上报，听取圣断。臣愚见认为中国尊贵安宁，万世永远依赖，区区少数民族的向背，交给边臣一声叱咤就决定了，不烦劳圣明辗转思虑的辛劳。

译天戒疏【弭灾】

臣私下看见陛下因为星象变异、风沙阴霾而引咎自责，并且责备臣等有言无状。臣低头思考，认为陛下如此期望治理好国家，如此敬畏上天，按理说皇天应当感应而和气降临，然而灾异变故却仍然接连不断，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即使是极其无道的时代，灾异变故也不像现在这样繁多。陛下试着自我反省，自从登基以来到现在，有一件事不符合正道吗？从后宫到朝廷，有一件事不符合祖先训诫吗？然而灾异变故如此多且如此奇异，这是为什么呢？这值得深入长久地思考了。臣试着陈述灾异的缘由，以及消除灾异的大略，希望圣明的陛下明察。

太祖皇帝刚平定天下时，分封亲藩，俸禄制度有等级差别，本来是想让子孙世代共享太平。一百六十年间，宗室支系日益扩大，俸禄粮食供应不足。郡王以上的人，享受丰厚俸禄；将军、中尉以下的人，上奏报告得不到俸禄粮食的屡见不鲜。有的人早晨上朝进食，仅仅吃一个饼，肚子都填不饱；有的人苟延残喘住在草窝中，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有的人不幸去世，没有棺材收殓；有的人女儿四十岁了还不能出嫁。大凡作为祖父的人，如果有神灵，没有不顾念子孙的，何况我太祖皇帝开创太平基业，使宇宙万物都各得其所，难道唯独不顾念子孙吗？忍心看见他们失去安身之所吗？百姓不能顺利生存，怨恨之气尚且能够感召灾异，何况亲藩骨肉不得其所，怨恨之气难道不能感动太祖在天之灵，从而招致灾异吗？

藩地的官吏，看见有抗拒宗室而获得刚直名声的人，却没有看见有人将宗室不得其所的状况报告给陛下。内外大臣，谁不忧虑这件事？只是积弊已经非常严重，处理起来困难，如果不仰赖圣明的陛下在上独自决断，那么宗室的困境日益严重，百姓的安居日益困难，事态将愈发不可收拾。臣试着逐一陈述其中的弊端，希望圣明的陛下决断。

洪武二十一年，封周王在河南。当时开封一郡，只有一个周王府罢了。沿袭到今天，郡王已经增加了三十九府，辅国将军增加了二百一十二位，奉国将军增加了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的人就不计算了。举一个王府为例，天下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土地税收不能增加，宗藩子孙日益繁衍，这是俸禄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曾经考察《大明会典》中的一条规定：亲王的子孙才能堪任官职的，由宗人府具名上报，授职后都按照常规选官法办理。这说明我太祖皇帝从未不允许宗藩出仕。宣德初年，汉庶人谋反，当时大臣倡导疏远猜忌宗室的说法，于是废除了出仕的命令。禁止他们出仕，使他们不能随职受禄，只能依赖官府供给，所以过去用一个郡供养一个王，现在用一个郡供养数千百人，这是俸禄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

太祖时，亲王娶功臣的女儿，公主配大臣的儿子，没有疏远猜忌的嫌疑。自从汉庶人谋反，当时大臣倡导疏远猜忌的说法，凡是与王府联姻的，不担任京职。将军、中尉的女儿，册封不按时请求，嫁妆不按时供给。年纪已经垂暮，人们不肯娶，众口喧哗，依赖官府供给。府县税收有限，藩府所需无底洞，这是俸禄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

希望陛下特别使用御札，命令大臣仔细商议，再用御札行告天下宗藩，使他们知道洪武初年亲藩有多少，今天增加了多少；洪武初年所需俸禄粮食有多少，今天增加了多少。赋税收入有限，俸禄粮食无穷，再过几十年，怎么妥善谋划后事？宗藩困乏，怎么变通法令？一一计议谋划，务必使宗藩没有失所的忧虑，百姓没有加赋的困扰，然后上下都安定，怨气可以平息，灾异可以消除。

辽东屡次诉说积欠官军俸禄粮食赏赐，共银八十余万，举辽东为例，天下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文官没听说缺俸，军职屡次诉说缺粮。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多人，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一千多人，以二万对比八万，增加了四倍。从成化到现在，不知道增加了几倍，这是俸禄粮食不足的原因。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现在一千七百多员，以二百对比一千七百，超过了八倍，这是俸禄粮食不足的原因。

洪武初年，军官袭职比试极严，所以有才能勇敢的人得以破格提拔，平庸低劣的人被黜退从军，军职不冗杂，俸禄粮食容易给足。自从永乐以后，新官免除比试，这是为了优待靖难诸功臣。新官免除比试，于是导致贤愚混淆。旧官虽然比试，也只是徒具形式。真正的人才日益减少，冗员日益增加，俸禄粮食怎么能充足呢？俸禄粮食不足，则食物供给不够，叹息感慨愤郁之气，足以冲犯天和，这是招致灾异的原因。

甘肃、延绥的军士，月粮一石，折银三钱或四钱。成化以前，米一石，价银二钱，军士得银四钱，买粟二石，食物怎么会不足呢？现在银一钱，仅买粟二升，银四钱买粟仅八升。军士数口之家，每月吃八升粟，怎么能够充足呢？空腹守边，寒冷困苦交迫。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成化以前，边防严固，猛将林立，戎狄远遁，所以边地得以全部耕种，边粟自然多，边军自然富裕，食物自然充足。现在将领平庸，士兵软弱，不堪支持，戎狄抢掠，乘虚而入，满载而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俺不刺达子开始

译（边患）以数千计，占据我国内地，如今累积已达数万。掠夺我国边境百姓，占据我国边境。因此边境土地愈发荒芜，边境粮食愈发稀少。睁眼张嘴，仰赖内地郡县出产粮食的人少，而消耗粮食的人多，粮食怎么能充足呢？成化以前，盐引都用来缴纳边境粮食。因此富商自行招引流民，自行开垦边境土地，自行种植豆类谷物。粟米自然增多，其价格自然平稳，而粮食自然充足。弘治以后，盐引改为缴纳白银。因此富商大贾，得到缴纳白银的便利，不再愿意开垦边境土地。三边开中盐引，偶尔想要缴纳粮食，最终没有购买者。边境土地愈发荒芜，边境军队愈发困苦，粮食怎么能充足呢？士兵以粮食为性命，粮食不足，那么怨恨叹息、忧愁痛苦的气氛，难道不会上冲天和，从而招致灾变吗？禁令条例中记载私自役使军士，其法律非常严厉。如今管理军官有公然役使、占据军士于私家的，有役使军士每日办理柴草供给私家的，有折纳柴草逼迫交出银钱因而导致军士死亡的，有军士补入伍队不多得银钱，就不给收粮的。穷苦万状，只有军士最为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旧制中，在内则公侯列于文臣之上，在外则都司列于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之上，待遇隆重的人责任也完备。不仅兵部谨慎选拔其人，即使其人自己也想着谨慎自律。必定是清廉、忠诚、有才能、勇敢的人，才敢担任此职，否则怎敢安然居于两司之上呢？只有十三省都司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自然能表率激励僚属，振作纲纪，以体恤军士。如今的都司，自坏旧制，安然处于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之下，这是军卫失职的根本。不仅别人以不肖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甘心以不肖自待。因此在内则贿赂权贵以图谋管事，在外则刻剥官僚、刻剥军士以充实私囊。纲纪日益败坏，武备日益松弛，士兵日益困苦，怨恨之气难道不会上冲天和，从而招致灾变吗。永乐年间，选拔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各卫官军备京边操练，乃是古代派遣戍卒防备秋高马肥之义，也是壮大六师、安不忘危的深虑。大概军队如同水，水在地中，流动则利于万物，停滞蓄积则浑浊尘埃，泛滥则成为灾害，这是自然的趋势。军队在太平之时，各卫操练的方法，仅同儿戏，甚者名在军队，身在市井，在家吃军粮，目不识军械的也有。因此我太宗皇帝，效法古代制定法律，京边操演，春秋两番，交替休息，所以使他们不要忘记有事之时，在太平时训练，在不可预测时防备。近来有人献议谋划罢免京边远操，变为召募。人情怀恋乡土，畏惧远行，传闻此议，纷纷上奏诉苦。虽然借口灾伤，实则暗中破坏成宪，遂其苟且安适的私欲。况且抛弃家庭千里之外，苦寒交迫，领兵官或许又克扣其行粮，敛取其财物，以赠送权要，那么他们的怨恨，更加不堪忍受了。以千万人同声共怨愤郁之气，难道不会上冲天和，从而招致灾变。伏惟陛下特别敕令五府公侯，会同九卿详细商议军官俸粮，何策能供给充足。昔年军职如此少，却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如今冗员如此多，却没有人才可用。冗员日益增加，何策能妥善谋划其后？边防日益松弛，边军日益困苦，边粮日益匮乏，戎狄日益强大，边境日益危险，何策能振救其急？新旧军职比试之法，如何能斟酌适中？军政体统，如何能申明？军士困苦，如何能抚恤？必须彻底究查弊病根源，洗刷削去，或许纲纪能逐渐振作，众怨能逐渐平息，和气能逐渐到来，灾变可以消除。近年小官愈多，害民愈甚。杂职冗员，如府通判旧止一员，如今有一府增至三员的；县丞、典史旧止一员，如今有增至二员、三员的。县制旧有定制，如今无故增置，如近日广州府添设三水县，直接取迎送抚按的便路。不知官愈多则民愈扰，所以往年民间差徭费用仅千钱，如今增至十千还不够。往年百姓只供给粮食、服役两件事而已，如今则增加民壮一役，又有保伍夫甲，有沿河拽船夫役，以及无名科差，百姓不胜其扰。土地出产的粮食不能增加，官员的冗员，与日俱增，百姓更加困苦。官愈小则心愈贪，抚按两司遇到郡邑小官，只比较礼敬疏密，不问操守廉洁污浊。奸人巧于侍奉上级，刻于剥削下级，侍奉上级愈巧，虚誉愈隆，即使奸赃滔天，且能得到旌表举荐，只有田野细民，哑口吞苦罢了。愁叹之声，下彻泉壤，灾变所召，也是其一。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深言及此，能不使缙绅反目吗？有俸禄的人受枉法赃八十贯绞刑，严格禁止，想要使人难以触犯。文官因其严厉自己，于是借口钦定事例，改从杂犯而允许赎罪，所以得赃愈多，赎罪愈易，这是教天下奸贪，不是太祖圣制。如今的抚按，有以正法治赃吏的，人们都诋毁他说苛刻；有弃正法容赃吏的，人们都目视他说忠厚。人情谁不乐忠厚之誉，畏苛刻之诮呢？赃官因法轻易犯，清议不公。于是肆无忌惮，职催科则借法肆贪，赋入朝廷不一二，利归私家常八九矣。职廵捕，则指良为贼，逼取赃利。有因赃而酷，非法用刑，剥民肌骨，致之死者。有良民畏法，鬻儿女扼喉

译那些吞没赃款以保全性命的人，正是那些犯有罪行的贪官。他们的罪状，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达。乡野百姓的怨恨悲痛之气，已经向下直达黄泉之地了。灾异变故的招致，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法律说：故意拘禁平民致死的，判处绞刑。这是指平民原本罪行轻微，或者原本无罪，却故意拘禁他们导致死亡。又说：故意拷打平民致死的，判处斩刑。这是指平民原本罪行轻微，或者原本无罪，故意拷打他们导致死亡。这些都是酷吏的弊端。我太祖皇帝用死刑来惩治他们，是为了保全万民的性命，使得酷吏不敢肆意妄为。如今却废弃了正确的法律，所以酷吏毫无顾忌。臣看到有担任知府的官员，因为一次醉酒，杖打死了四个平民；有担任佥事的官员，因为一次发怒，倒吊着一个十三岁的童子直到他死亡；有在夏季酷暑之时，淹禁无辜百姓导致上百人死亡的。其余的，有的是因为催逼赋税，有的是因为诉讼案件，在鞭打杖责之下，百姓的生命如同蝼蚁，非正常死亡的，哪里能够计算得尽呢？古代有一个妇女冤死，导致三年大旱的情况。何况如今酷吏遍布天下，百姓非正常死亡的，难道仅仅是一个妇女吗？陛下登基以来，未曾轻易杀戮一人。在决断囚犯死刑的日子，敲到三更鼓也不曾入睡，这是重视百姓性命的缘故。酷吏毫无顾忌，竟然敢虐杀良民。下面的民情积压郁结，不能上达天听。冤屈凝结的鬼魂，难道不会向上感动上天，向下通达大地吗？灾异变故的招致，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臣听说在成化年间以前，缴纳白粮的粮户和负责解运的解户，向户部、工部缴纳白粮以及各种物料，户部、工部的委官会同科道官员一起验收运送。这样的做法足以大大节省勒索。内府的粮长、解户不与宦官见面，所以军校不得胁迫勒索，宦官不得多取财物，小民不至于遭受亏损伤害。弘治年间以后，部官为了避免嫌疑，各种款项的粮料，不肯验收，反而责令小民直接运送至内府。这导致宦官、军校辖制侵害小民。有一石白粮，加征到二石八斗才能缴纳的情况；有各种物料，索要四百八十两银子才能批回的情况；苏州、松江的粮户，有一年导致几户人家破产的；各省的解户，有长期拖累导致客死他乡，游魂无归的。虽然有禁止的法令，小民敢与宦官对抗吗？虽然有号哭诉冤，但皇宫深远万里，曾经有人为他们向上禀报吗？痛苦怨恨的声音，也直达黄泉之地，灾异变故的招致，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恳请陛下命令各部仔细商议，查革冗员，裁减征役，使得百姓不受骚扰；申明收受赃款的正律，使得文官不要互相勾结，以虐待百姓；申明酷吏故意拘禁、故意拷打平民的正法，使得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纳粮料的旧法，使得贪婪暴虐之人不肆意苛虐，小民不至于重重困苦。或许弊政能稍微消除，民怨能稍微平息，灾异变故可以消除。虽然如此，今天的祸害，全在于臣等文官不尽职守。所以弊政难以消除，治乱安危的关键，全在于这一句话罢了。如果文官人人都以陛下的心为心，天下太平早就容易实现了。臣曾经说，想要革除武臣的奸贪赃款则容易，想要革除文臣的奸贪赃款则困难。臣去年四月，录进疏稿两卷，专门论述文官的积弊，是窃取先治理自身的道理。恳请陛下再次垂阅圣览，先将文官的积弊，逐渐洗除，其次涉及武职，再次涉及宦官，再次涉及宗室。变革有循序渐进，裁酌有权衡，不超过三年，祖宗制定的治国纲纪就能振兴恢复，整个宇宙都能涵育太和之气，就像运转在手掌之中一样容易，灾异变故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有圣志先坚定，果断刚毅，事情才能成功。不然，如此至重至大的责任，不是臣下所敢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