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七十五

译使上下信息互通，彼此互相担保。一旦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的情况，立即发文考核并结案定论。必须详实统一，然后在通衢大道上明白张贴榜文，如同科举考试揭晓结果一样。若有不公之处，允许指名举报。那些徇私舞弊及蒙蔽上级的人，有赃款的按赃款数额论罪，无赃款的则削去其功劳等级。这样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也差不多了。大凡天下万事，没有超出一个“实”字的。只有真实，人心才会无不悦服。再恳请朝廷向文武大臣下达命令，将出征赏赐功劳的资历等级，制定为固定格式，让他们遵守。原本在军队中长期服役，以及出榜招募的人员，一律造册登记。那些内外臣僚的子弟，临时才亲自投军报效的，则具名上奏等待圣旨。因为这类人，都不是真正有智勇想要为国家出力，而是凭借父兄的势力，趁机想要获得进用罢了。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的，都是这类人造成的，不可不知。又有将帅遇到征调差遣，总是将子弟亲信上奏请求随行，以及左右使令的吏胥之辈，他们其实不会临阵作战，往往却叙作军功，破格升赏。出兵取胜，不是一个人的智力体力所能独自完成的。临阵奋勇的人，固然有功；但左右将领，为他们参谋运筹，以辅助他们力所不及之处，协力办事，以辅佐他们能力不能及之处，彼此都不可互相缺少，怎么可以完全说他们没有功劳呢？只是不可以按斩首论功罢了。为今之计，应当多设立名目，如斩将夺旗、奋勇当先之类，各在其本类下列出姓名，并注明他们所效的实绩。如果是随从人员，明确书写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筹或协力办事有功，应准作首级几等功劳，不允许混报斩首功劳等级。这样，事情才能得到真实，而士卒效力的人，就不会产生争愤之心了。又有阵亡士卒，因为已经死亡，无人上报，以至于被湮没。今后只要有临阵战死的，必须由同伍人员上报，不报者有罪。死者一功抵生者二功。那些没有临阵而死的，虽然没有御敌之功，也是为王事而死，也必须由同伍人员上报，酌情优厚赏赐其子孙。

译遏止盗贼的关键【招降与严酷惩治的危害】

臣认为，自古以来论述盗贼问题的人很多，只有宋代秦观的话，最为切中要害。我恭敬地详细记录它，作为后世的借鉴。秦观的话说：太平盛世，内部没有大臣专权的祸患，外部没有诸侯不服的忧虑，所需要用兵对付的，不过是夷狄和盗贼罢了。平定盗贼与抵御夷狄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夷狄的军队，铠甲战马如云，箭矢石块如雨，牛羊骆驼转运补给不断。他们习惯战斗且阵容整齐，武器锋利精良。所以说他们侵犯边境时，利于远距离作战以挫败他们的气势。盗贼则不然，他们凭借险阻，依靠抢夺，聚集亡命之徒。胜利时像乌鸦一样临时凑合，并非依靠法制来约束；失败时像野兽一样逃窜，并非依靠恩信来联结。然而他们举起竹竿木棒，郡县的士兵有时不能制服他们，只是人人都有必死之心罢了。所以当盗贼群起时，要迅速作战以挫败他们的气势，不要逼迫他们以使他们离心。大概不迅速作战以挫败他们的气势，就会拖延而让他们的势力放纵；不避免逼迫以使他们离心，就会紧急而引发变故。所以说平定盗贼与抵御夷狄的方法不同。虽然如此，平定盗贼并不难，彻底根除却很难。平定了但不能根除，弊端有两种，大概是招降和严酷惩治。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灾祸没有比严酷惩治更深的。凡是盗贼兴起，一定有强悍难制的人。追讨的官员，平时没有奇谋妙略，不知道计策从何而出，就往往招降他们的首领。那些奸恶的百姓，看到犯罪的人未必会死，就说：与其低头屈服忍受饥寒的耻辱，不如抢劫攻占，而不失去爵位的荣耀。由此说来，这是诱导百姓作乱。所以说祸患没有比招降更大的。凡是盗贼的首领，已经认罪服法了，而文书小吏，不能长远考虑，简化手续放宽网目，就往往穷究党羽而惩治他们。被胁迫的百姓看到被牵连的人必定不能免罪，就说：与其硬受刑罚，束手就死，不如逃遁到山海之中，脱身求生。由此说来，这是驱赶百姓作乱。所以说灾祸没有比严酷惩治更深的。唉，自古以来平定盗贼、治理已乱之策，没有超过秦观论述的。臣自从做官以来，曾三次见到反叛的寇贼。起初都因为官军轻视他们，反而被他们打败，资助了他们器械甲兵，他们的势力于是壮大。等到后来，又调集官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往往持重坚守。他们于是落入我的计谋中，一举就消灭了他们。这是已经发生的明显效验。

遏止盗贼的议论【京师的稽查制度】

建国初期，在南京设置四十八个卫，每个卫各有军营，军营两端各设门，本卫的官军就在其中居住。遇到警急，召集起来很容易。又在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门巡视京城内外，这就是《周礼》中修闾氏的职责。又在各坊里巷，设立火铺，轮值守夜，这与修闾氏所说的互相联络、追捕盗贼没有什么不同。大概卫所有固定的居所，那么呼唤名册上的军队就容易；巡视有专门的官员，那么追捕的责任就有归属。祖宗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很深啊。只有现在京师，大概是沿袭前朝的旧制，街坊里巷，参差不齐，而卫所分散各处，士兵的名册隶属关系，聚散无常，严重的甚至住在几十里外的野外。幸好承平无事，一旦不幸，有意外变故，出于仓促之间，急欲召集，难道不难吗？臣愚以为，应在无事之前，预先为有事做准备，请求恢复祖宗南京的旧制。虽然，时势不同，在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确实不容易。如果不这样，请沿用祖宗的意思，作为今日的防备，可以吗？南京的卫有四十八个，成祖北征之后，军队未能归卫，还留在营中，至今仍然如此。现在京师的卫有七十多个，卫署随处分散设置，其中也有未设卫署的。况且军士虽然名籍在卫中吃粮，至于操练等待调发，则分散在各营。一定想让每个卫各自成为一个地方，连接居住，决不能做到。现在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则各自属于兵马司。现在京城地大人多，聚集四海之人，混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多，奸邪之人实在繁多。一座城之大，仅设五个司，官僚十几员，兵卒百十人，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量有所不周，势力有所不及。臣请求每城根据土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几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驻守，司署相距，以鼓声能听到为限。司前用四根木头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轮值守夜，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在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工匠外，凡是现役官军在地方居住的，不分租赁寄居及上班的，都让他们报名附属于官职最高者，或是伯、都督、都指挥，没有的话，把总、指挥为众人信服者，奏闻作为地方总领。每季造册一次，册成后各为三份，一份留本司，一份送兵部，一份送总领官。每季行司兵马率领本地居住的官军，前往总领官私宅参见，每年四次。此外不许擅自起用雇佣。旧例每兵马司，应根据地方广狭，添设分管官员。遇到警急，兵部下达兵马司，行御史督令该司召集本地官军赴总领处听用。这样则仓促事起，有备无患。虽然这不是祖

译宗室设立军营的初始制度。然而如果在其中处置得当，运用有方，那么也大致符合其遗留的意旨。

又京城内外，自来的街坊，沿袭前代的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没有区别，应当命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员，划分界限绘制地图，另立新的名称。每处设立一个大铺，统领小铺；每个小铺设置更夫六名，每夜从二更一点起守到四更三点止。初更和五更不禁行人通行，每更两人，一人值守，一人巡逻；大铺的更夫人数加倍。

大铺的设立，必须在本巷内通向大街的路口边，对立两根木桩，四尺以下悬挂三条铁索，用来截断道路。二更一点以后，就横拉绳索以阻断往来，直到四更三点才打开。其他小巷内可以通向大街的地方，都设立栅栏门，一更三点就锁断，五更一点才打开。

各行司制作印烙的牌子数十面，遇到公事，以及人家发生火灾、水灾、婚丧等紧急事务，允许先到行司报告领取牌面，夜间照着牌子放行。没有牌子擅自外出以及擅自开门的，按罪论处。每个大铺放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放置小锣一面，遇到盗窃，就敲锣呼应。

城中大街以及城墙下都不必设立铺所，大街中以及城墙下居住的人，都分派去值守各巷口的大铺。大约京城直通南北的大街，不过几处。比如崇文门，从城门到四楼为一节，又从这里到城墙下为一节，每节夜间拨派马军十五名，每夜只巡逻二更、三更、四更，每更轮流五骑往来巡逻，其余仿照此例。

九门城墙之下以城墙为界限，每座城门拨派军队的数量也是如此。巡逻的军队，五军大营每日从正在操练的官军中轮流差遣。这样，百姓家有了盗贼的警报，而更铺得以拦阻，盗贼就不能出入；国家有了仓促的变故，而军士容易召集，盗贼就不能纵横肆虐。这虽然是琐碎的小事，但所关系到的实在重大，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人，不可以不加以注意吗？

臣因此又有一个建议。从前周幽王举火来戏弄诸侯，那么在三代的时候，不仅边境设置烽火，宫禁之中也有。现在国家国运隆盛，万万没有意外之事，然而臣愚昧地请求在皇城中预先储备两根高竿，突然有不测之事，就在琼岛上树立高竿，悬挂红灯作为信号。丙子年虏寇入侵，游骑到达京师，设置高竿悬挂红灯作为用兵节度，实际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议论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都认为是怪异之事而惊慌地互相告知。

事情的缓急，以灯的多少作为符信，预先普遍告知各位统兵的大臣，使他们知道其中的缘故。又在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挂红灯，确定灯的多少数量，以显示缓急的区别，普遍告知各军，作为进退分散的命令。这样，就不烦劳三令五申，而六军万民，可以不说话就明白，不被召唤就到达了。这也是愚者的一点考虑。

译牧马的政令【牧马】

臣考察古今马政，汉代由民间牧养，而供官府使用；唐代由官府牧养，而供给民间。到了宋朝，起初由官府牧养，后来由民间蓄养，再后来则向戎狄购买。唯独我朝兼用前代的制度，在内地则分散给民间牧养，即宋代户马的法令；在边地则由官府牧养，即唐代监牧的制度。而川陕又有茶马的设置，难道不是宋代向夷人购买的做法吗？请以当今国马的政令来说明。在京城内有御马监，掌管天子十二闲的马政，以供皇帝车驾使用，凡是立仗和驾车的马，都在这里蓄养。其牧放的地方有郑村等草场。其饲养的士卒，有腾骧等四卫。建国初年定都金陵，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后来定都北方，又在京师设立太仆寺。凡是两淮及江南的马政，隶属于南太仆寺；顺天等府以及山东、河南，隶属于北太仆寺。后来又采纳建议，每府州县增设佐贰官一员管理马政。在外地设立行太仆寺于山西、陕西、辽东共三处，苑马寺也设三处。陕西、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辽东仅有一监二苑。内地则由民间牧养以供给京师使用，外地则由官府牧养以供给边防使用。又在四川、陕西设立茶马司五处，用茶交换番戎的马匹，也用来供给边防。本朝国马的制度大致如此。承平百年，没有大的征伐，遇到征战，随用随足，虽然不至于严重匮乏，但想要达到前代那样马匹成群如云锦般的盛况，则还未能做到。这是因为唐代四十八监、宋代十八监的遗留制度。然而唐宋在内地实行，而今天则用于边方。其繁殖生长，虽然不能完全像建国初年那样兴盛，但马匹的用途也足够，而且祸害未及于民。一旦按照已经形成的迹象，振兴整顿废弛的政令，那么祖宗的良法善政原本就存在。请求命令兵部大臣，讲求本朝的故事，以及研究唐宋的典章，以补救今天的不足。至于马政，勘实教地、清理牧地也是最难的事。杨文襄公在陕西清理土地，未能尽善，后来王鉴川担任三边总督时，已经深深忧虑牧地成为有司的累赘了。那些原本有而现在被人侵吞埋没的，都恢复原状。或者有山林原野可以开垦作为牧地的，就开垦它。或者附近州县有空闲土地，可以增置监苑的，就增置它。士卒有逃亡的，就为他们勾补。马厩棚舍有不完备的，就为他们修葺。所蓄养的马，如果公马多而母马少，就为他们增添母马。孳生的牲畜，如果品种不良，就为他们寻求良种。游牝配种必须顺应时节，腾放调养各有其法，分配更换各定其期限。都一一讲求其所以然的缘故，与其所应当遵循的准则，制定一定的法度，使之永远遵守。每年派遣官员巡视，有不依法的，按牧放不依法的律令治罪。必须谨慎选择官员，而优待宽厚士卒，必须达到实效，而不搞虚文。这样边防就能得到马匹的用途了。民间寄养马匹，马匹不能繁殖且病特甚，此法急宜讲求更改。至于所谓民牧，这是宋代王安石新法的遗留。当时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极力言说其不可，而不被听从。后来大大危害了百姓。神宗自己惭愧没有采纳彦博的话，而深知安石的错误，急忙废止。所以在当时虽然危害百姓，还不至于太严重。今天的弊端，臣已经在前文详细说明了，而对其处置，也已经具备在制军伍的条目之下。然而所处置的，只是提议在畿甸五都实行。万一可以通行，请下达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匹数量，某布政司多少，某府多少，某州多少，某县多少，以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以及没收官的空闲田地，并可以作为草场马厩的。假如某县旧额民多少里，户多少丁，全县马原额多少匹，群长多少人，既具备其数，派遣官员亲临州县勘实上报。然后依据已经形成的法度，而建立救弊的政令，必定不失去原额，必定不违背人情，务必使官府得到其用，而百姓没有其害，然后实行。请就拿一个县来说，该县旧有五十里，群长千人，马千匹。现在就在五十里之中，选择乡村相依附的地方，或者十村五村为一大厩，村落相距远的，或者五六十家、七八十家为一个小厩。每厩就在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一厩长，老者一人为厩老，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每厕各设马房仓廪，以及长槽大锅。每年春耕的时候，厩长遍告马户，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料豆若干亩。按亩查验，有不种的，上报官府责罚，不使失时。无田的允许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者出钱以租耕。收获之际，厩长及厩老按亩收之仓廪之中。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箕，即用来煮豆。按日而出之。岁终具数上报官府。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若其种非良，许其售

译于是进行更换，必定要寻求良马。此前倒毙失散尚未赔偿的马匹，将其价值的五分之三归属马主，征收五分之二，用来购买种马。凡是马匹刚出生，就记录下它的月日，区分它的毛色，以便有所查考。又命令通晓马政的人，制定养马的规范，刻版印刷以展示给大家。凡是一年中母马交配、产驹、去势，都有固定的时节，超过时节者有罪。凡是一天中吃草、饲料、饮水，都有固定的节度，违背节度者有罚。马房的搭建必定要冬天温暖而夏天凉爽，放牧饲养必定要早晨放出而傍晚收回。凡是能够对马有利的，没有不做的；凡是能够对马有害的，没有不除去的。这样，牧养就有了正确的方法，这与各家百姓自己饲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旧例规定，凡是以一百匹母马为一群，由群头管领，每年繁殖驹马一百匹，达不到数量的要定罪。请求斟酌制定适中的制度，每十匹母马，只要求繁殖七匹驹马。如果当年超过数量，用来弥补其他年份欠缺的数量；今年不足，明年再补。如果有种马倒毙死亡，就用驹马补足其数量。本马厩母马多的，允许其他马厩向官府报告，用公马来交换。每个马厩兼养驴和骡，以马匹数量为基准，二十匹母马，养一头母驴，四头母骡。所生的无论是驴还是骡，都要登记数量上报官府。官府用来制造车辆，遇到需要搬运官物时，允许在各马厩中雇佣空闲日子的马户，按日计算佣金，收取作为饲养马匹的费用。

每季度本县管马官员巡视一次，府级官员每年巡视一次，太仆寺官员则因事而行，没有固定时间。凡是马匹的强壮、衰老、肥瘦，逐月开具清单进行点视。凡是马房不符合标准，水草不符合规范，草料不够数量，驱赶行走不符合程式，都要进行修缮处置，违者处以重罪。这是在民间饲养中略微融入官方牧养的意思，上不失祖宗的成法，下得以宽缓百姓的困苦，中得以使马政不致败坏，大致就是如此。虽然如此，其中曲折细微之处，还要在临时根据事情制宜，补救偏差和弊端。

至于分发、检阅、更换马匹的方法，都有成规。官军领取马匹骑操，遇到倒毙死亡，责令追偿，这固然足以作为不尽心保惜马匹者的警戒。但是，发给官军的马匹，多是饥饿受损以及老弱病残的。等到官府供给草料不及时，或者马匹突发疾病，突然无法救治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律文规定的死损数目，并不允许扣除。然而一个军户的财产，不满几百两，而一旦马匹死亡的价值，往往超过几千两，倾尽家产也不足以赔偿，甚至卖掉三个儿子也不足以赔偿一匹马。说到这里，实在令人伤感。

请求从今以后，发给军士马匹，必须详细记录其年龄、毛色、体质，是肥是瘦，有病无病，明确登记在账册上。如果年龄超过十二岁，或者原本瘦弱，以及有病的，不予赔偿，只将马皮马尾上交官府。如果虽然年轻力壮，但忽然患上怪病，事先报告官府，以及众人所共知的，也在不予赔偿的范围内。申明旧制，凡是马军都要集中槽位共同喂养，如果居住相隔遥远，秋冬月份都让他们就近集中喂养。半夜以后，本管头目亲自点视，草料不符合规范以及不够数量的，予以治罪。对于管理草料，则严格立法，不许变卖以及用来交换其他物品，购买者、交换者同罪。凡是马匹倒毙死亡，必定责令同伍的人互相赔偿。如果同伍的人，知道马匹老弱病残，以及主人弃置不管，雇佣他人，削减草料的，预先报告官府处理，免除共同赔偿。这样，人人爱惜自己的马，有不爱惜的，众人共同指责他，并且预先得以调治，那么马就不会无故死亡，人也能免除赔偿了。这不仅足以保证马匹充足，也有助于宽缓军士。

虽然如此，这是内地官军骑操的马匹。至于边疆的马匹，关系更为重大。与其得到劣马而骑着它去抵御敌人，还不如不骑为好。因为骑战不是中原的长处，而中原的马匹比胡人的马匹要差。用非擅长的技艺，骑着低劣的马匹，去与敌人擅长的方面较量，这不是好的计策。请求从今以后，发给军士马匹，不是良马就不给，而所给的必定是良马。给他们骑操而不依赖他们饲养。应当在边城中选择空闲地作为马厩，设置长槽，或十或五，随其宽窄不固定数量，不分卫所队伍，根据就近便利作为饲养之所。挑选老弱的士兵，不堪战阵的，专门喂养。设置大囤来储存草料，支起大锅来煮饲料。每天派遣官员点验，白天检查他们储存的草料，半夜查看他们饲养的情况。操练的日子，军士带着鞍具到那里上马骑乘。无事的时候，轮流放牧，逐个调教练习。如果有瘦损疾病的，报告官府调治。这样，马匹得到妥善饲养，而没有损失的祸患；军士得到马匹的使用，而免除赔偿的痛苦了。

有人说，现在边城不止一处，处处都屯驻重兵，所骑的马匹，怎么能都得到良马呢？我私下考察五代时，李克用建立国家、战胜敌人，所畜养的马不过七千匹。现在东起辽东，西尽洮岷，其间历经宣府、大同、延绥、兴庆、甘肃的地界，边城长达万里，马匹不止数十倍了。然而马匹数量虽然多，未曾用来临敌出阵，往往老死在槽枥之间，却责成我们的士卒赔偿。又不幸生在边界，天气严寒而土地贫瘠，万物不生长而百姓没有积蓄，天下的困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既出他们的财力来为国防御敌寇，又责成他们出钱财来为官府赔偿马匹，用每年所赐予的衣粮，还不足以赔偿

译每年倒毙的马匹，何况指望让它们的妻儿吃饱穿暖呢？这就意味着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无缘无故地用这些不用于作战的马匹，白白困住我得以使用的士卒，使他们流离失所、离心离德，这大概也是思考得太过欠缺了。

古人曾说，帝王的军队，以万无一失为胜利；中原之所以能战胜夷狄，是因为依靠人而不是依靠智谋，依靠德行而不是依靠武力，依靠防守而不是依靠征战。

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边境应当一律以高墙深池作为坚固的防御，扼守要害，堵塞小路。敌人来犯就抵御他们，敌人撤退就不去追击。

大凡统率军队，应以步兵为正兵，以骑兵为奇兵。大致比例是步兵十人配骑兵二人。步兵一万、骑兵二千，还嫌骑兵太多。马匹不健壮，就不供给军队；军队不骁勇，就不担任骑兵。

扼守关口使敌人不能进入罢了，而不拦截他们的退路；抵御敌人使他们不敢前来罢了，而不追击他们的离去。

这样就没有骑兵良莠不齐的问题，而马匹也更容易筹措了。

或许有人认为，马匹是军队的大用，军队没有马匹绝对不能制胜。唉，这是谈论作战的军队，而不是谈论防守的军队。

所谓防守，是我方静止而敌方行动，我方安逸而敌方劳累，我方强大而敌方弱小，我方人多而敌方人少。敌方使用他们的长处，我方舍弃自己的短处而使用自己的长处来制约他们。

那么敌方前进不能交战，而撤退可以返回，自然会屈服于我方了。

译马政议【市马养马】

查考周代人的马匹是从民间购买的，因此设立官职作为“马质”。“质”的意思是公平，专门用来公平评定马匹的价格。因为马匹的材质有高下之分，气力有强弱之别，年龄有老壮之异，毛色有纯驳之差，所以其价格难免有多有少。而马匹的用途主要有三类：上等马用于军事，中等马用于田猎，下等马用于杂役。马匹生于民间，却用于公家，上级不能无偿索取，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索取。如果无偿索取，百姓就不再私下养马了；如果一概而论地索取，百姓就不会精心喂养了。因此，在三代盛世，对于马匹，在百姓常规赋税之外，如果有剩余的马匹，官府就按价格交换，养在官方的马厩中，以备不时之需。一旦国家有事，百姓没有马匹的，就从这里领取。发放马匹时，必须记录马匹的年龄、毛色以及原本购买的价格，让接受马匹的人有确定的标准，就不敢用劣马换好马；有固定的年龄标准，就不敢用老马换壮马；有原价记录，就不敢用贱马换贵马。所领的马在十日内死亡的，就责令赔偿。其法令细密如此，可以大致模仿作为确定赔偿轻重的制度。接受马匹不久，在十日之外死亡的，只取马皮，以防欺诈；在十日之外死亡的，就将马匹归还给百姓，官府不再追究。后世兵民分离，马匹由百姓饲养，然后由官府收缴，再分发给军队。官府不再有公平购买的政策，而马匹死亡的，一律责令军人赔偿。在官府的人未必真正得到马匹的效用，而军民都遭受弊害。近来马政也有征收钱款买马的命令，然而所得的马未必优良，分发给军队后，遇到马匹倒死，赔偿依旧，而西北边疆，受苦尤其严重，甚至有卖儿卖女也不能赔偿的。唉，可叹啊！臣请求从今以后，朝廷斟酌制定中等的制度，确定马价。马匹的价格，无论公私交易都不允许超过二十缗，违者马匹和钱款都没收归官，牙行的人以违制罪论处。有人说，物品不齐整是事物的常情，大鞋小鞋同价，谁愿意做大鞋呢？臣私下认为，天生之物与人为之物不同，马匹的优良是天生，人力不参与。官府既然定了价格，那么民间有马的人，不过是想多卖钱，都卖给官府了。正因为卖给官府，所得有限，其他市场则可以多得，官府给的价钱也未必能全部得到，这是百姓越来越不肯卖给官府的原因，因此官府交换的马未必优良。至于马匹倒死，不责令赔偿，那么他们就轻视马匹，死亡的就会更多；如果责令赔偿，那么士卒贫困窘迫，从哪里弄钱？臣愚以为，等马死了再责令赔偿，不如在马活着时就做好准备。凡是有接受马匹的人，请求按照周代的制度，记录其年龄、毛色以及原价，并且衡量其材质的高下肥瘦，一并记录在册。马匹有死亡的，如果确实瘦弱且年老，就不责令赔偿；如果马匹确实强壮且年龄未老，因驯养导致瘦损而死亡的，就责令同伍的人合力赔偿。同伍的人有先上报及其督责的实情，就免除这个人而只责令赔偿接受马匹的人。以及马匹因公事而死，以及那人本来善于调护，而马匹忽然意外暴死的，都不在赔偿之列。此外又设立马匹生病及瘦损预先报告医治的法令。马匹确实生病而死，不是由人造成的，医生证明清楚，也不赔偿。

马政议【求牧地】

唐代人牧马，设置八坊四十八监。其牧马地在岐、豳、泾、宁之间，即现在陕西凤翔府，以及西安的邠州、平凉的泾州、庆阳的宁州。招募百姓耕种以提供草料的地方，只有一千二百三十顷，而用这些地产出的草料饲养七十万六千匹马，而马匹的价值，甚至到一匹绢换一匹马。现在那些地方固然还在，其中空闲田地百姓不耕种的，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顷而已。本朝在此地设立行太仆寺一个，以及苑马寺一个，来掌管畜牧。而苑马寺所管辖的，共有三十个监，每个监都有马。然而监设立至今百年了，而其马匹的繁盛，大概不及唐代的十分之一二，难道没有原因吗？臣考察唐代制度，起初说设置八坊在岐、豳、泾、宁之间，后来又说起初设置四十八监，占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方圆千里。从京城到陇山，设置八坊作为会计统领，其间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地方都用来放牧。由此来看，那么其牧马的地方又不专门在岐、豳、泾、宁，大概跨越数个州的地域，凡是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地方，都作为放牧之所，而又得到人来管理，这应该其马匹繁盛达到七十万之多。现在那些地方固然还在，然而都是平民耕种纳租的地方，一旦夺取作为耕牧草料之所，其势不可能。然而在唐代，百姓都不耕田纳租吗？为什么养马如此之多？请求敕令有关部门遵循唐人的旧迹，文襄清理牧地已经多失去其额度了，怎么能再行派改作牧地呢？然而租税收入有限，而畜牧的利益不可估量，可以损害这个来增益那个。从京兆到秦陇，去寻找可以放牧的地方，必定不夺取百姓的田地，必定不亏欠官府，然后实行唐代的监牧政策。万一有可行的，对于马政不为没有帮助。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七十五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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