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二十八

译弓刀悬挂在门上，人们都吓得魂飞魄散。况且士兵统领的将官，全是贪婪污秽之徒，不仅不知道禁止约束，反而带头作恶。被害的人向谁控诉呢？那些士兵未必能抵御敌虏，却先遭受了一个强大的虏寇般的侵害。民谣说：“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这是深切地痛苦啊。

土地有边疆和腹地之分，时势有紧急和缓和之别。如果遇到零星偷窃，本处的兵马足以防御堵截，不需要专门设防。如果是大规模入侵，多在九月以后，敌虏首领聚集，紧急文书往来飞驰，两个月之前就有通报。如果能够提前侦察，自然可以即刻应援，也不需要专门设防。

况且军队是国家百年供养的，无事时享受厚饷，有事时出死力是可以的，难道让他们与百姓一起住在城中，仅仅为了防守吗？况且野外没有敌人可战，势必长期滞留；旁边没有可警戒的敌人，就肆意杀掠，敌患更加严重了。客兵守城，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大害。如果是守城的事务，本城的步兵和民丁能够办理。

我看到开原一带，百姓都携带弓箭，听说辽中往年都是这样，近来因为躲避抽丁的祸害，大多不再习武了。应当将各城堡的民丁余丁，挑选壮勇的，登记姓名，发给凭证，称为“守城民勇”，免除他们的杂役，不得抓去充当异姓军。时常让主管官员教习他们，淘汰不习射箭的人。这样我们的百姓都是兵，又何必专门设防呢？

倘若旧的弊病虽然革除，姑且作为眼前救弊的办法，就应当约束军人，不许入城纵害，仍将设防处所的官军姓名提前报告给巡抚和巡按，密切访查。如果有前述勒索、奸淫等弊病，立即将领军官提审参劾革职，那些士兵允许按军法处置，枭首示众于城门，惩一儆百。至于那些离边疆渐远、可以不用设伏的地方，不得仍然沿袭旧例，给居民带来祸害。

关于禁止科敛：边疆军队是用来备战征战的。近来私役繁多，勒索万状。就像镇静的夷马、开原的貂皮、清河抚顺宽奠叆阳的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他们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还是牧放夷马、处理参斤，以至搬运百货，大约使用的军士，不止一千名。那些砍伐木材的，清河等堡的军队，昼夜都住在塞外；烧炒铁斤的，宽奠等城的军队，终年不得回家。盖州的布帛、长奠的金银、海州的海参鳆鱼、右屯的鸡鹅蛏虫，像这类事情，难以枚举。凡是能谋利生财的，无非是军士去办理。他们包赔的痛苦、服役的劳苦，实在是万万不可言说的。

这都是中枢政令不清、边将费用沉重的祸患。比如春天发银五钱，秋天收参一斤；春天发银五厘，或者一个蛋；夏天索要一只鸡。官军受到五钱的勒索，就是四份不当一份；受到五厘和一个蛋的勒索，就是十份不当一份。至于参和蛋，其他可以类推。又用弓箭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强行发给各军而厚收其利。一件皮袄，索要银七钱，或者五六钱；一条皮裤，索要银四钱，或者三钱五分；一块披肩，长不满一尺，宽不及半尺，就索要银一钱，让营军露肘赤肤地交给他。即使索要与扣减，或者他们甘心，然而营军不是等待使用的啊。

辽东的军队，只有家丁选锋每月粮食一两二钱罢了。更迭科克，所剩几何？逼迫他们不得不从的威势，挟制他们不敢不扣的形势，难怪营军的家十九成为悬罄（空无所有）。既疲乏他们的体力，又夺取他们的财物，那么怎么指望他们出死力抵抗强虏呢？乞求敕令巡抚巡按不时体察访查，从公参劾治罪，或者贪婪者知道警戒，军力稍微恢复。

议论谚语说：浊河的源头，出自昆仑，来源很远。所以不是冷冷清清地清理其源头，也是虚文。

关于清理冒滥：辽东虚耗国家粮饷，剥削百姓脂膏，有增无减，日益严重，冒功的弊病就是如此。已经题请查革，不用论述了。然而只是追论既往，而不斟酌安排将来，那么其弊端尤其没有平息。今天应当商议而可行的有三条。

第一条是慎重爵禄。我查国初武臣身经百战，出百死得一生者，才得世袭指挥千百户，而军丁一概没有达到，也不曾以首级论功。两军对敌，当先格斗者，势必不暇割首。所以割首者，多不是杀贼的人，或者杀已降者，或者杀被虏者，或者夺他人首级，都不是真功。辽东首级之功，其不能与开国功臣并列是明显的。只议升职，不许世袭是可以的。不然就允许赏赐而不准升职，也是可以的。大概贫军利于得银，不乐于得爵，所以凡是愿赏者，都是真正在阵之人，而愿升者，就是安功买级之辈。这是可行的一条。

冒滥的弊病，起于稽查无据，连坐之法不行。从今以后，应当将千把总军丁姓名先期报告，亲自检验其力量，跳不超距、射不穿札者，不准随营，呈报抚按案候。遇有斩获取具中军千把总将官担保结伙者，照例停止世袭，揭黄册内无名者不准，幼小首级不准，无各官甘结不准，而尤其严格的是职官不系营伍者不准。这样法律必行，不徇情势，不以虚文塞责，冒滥或许可以稍微清理了。这是可行的第二条。

我又查大明律，军官杖罪解见任降

译对于应当叙用、该罢职不予叙用者，降充总旗；应当判处徒刑或流放者，发配各卫充军。如今却一切姑息纵容，律令都废弃不执行了。可否今后辽东地区的武官犯罪，不得以罚米抵罪，年终汇总参劾时依照律法拟罪判决。凡是洪武、永乐年间的世袭职务，才算是祖职；判处徒刑以上的，都依照律法根据路途远近发配各卫充军，并且各降祖职二级，永远充军者，削除其籍贯不再袭职。那些近年因功升迁的，原本就不是祖职，判处徒刑以上的，就应当革除袭职。因为功劳是自己建立的，罪过是自己犯下的，本来地位是平等的，何况大多并非真正的功劳。这是第三项可行的措施。

至于以首级论功，又有极大的不便。比如一人斩杀了一名敌人，割取首级尚未完成，后来的人用力抢夺。军中固然有不准割取首级的命令，但以首级论功，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争夺呢？于是有平均赏赐一伍人的做法，不知是否可行。甚至有人砍断前人正在割取首级的手，还有前人杀敌后却被他人夺走首级的情况。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首级造成的祸祟。况且敌人入侵时各自为战，不计较功劳，不衡量战利品，不取首级，奔腾践踏纵横杀掠，像风卷雨骤一样，其锋芒不可抵挡。中国人的兵力，本来就已经不敌了。偶尔侥幸获胜，可以追逐，却一心牵挂首级，群起争夺，自相残害，于是导致敌人乘机反击而大败的情况十有八九。

应当命令大小将官各自挑选精锐士兵若干名，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队，队设有队长，时常加以训练，名册登记在官府。凡是遇到敌人入侵，就担任前锋。如果能够击败敌人，合力追杀，不准先割取首级。收兵之后，共同割取首级，就在前锋内审明是哪队哪人所杀，照例报功给赏。必须是训练有素、士心齐一才可以实行。或者二十五人共同受赏，这样就不会误事，并且杜绝冒功的弊病了。

再说罢免听用之事。文职官员有因贪赃被革职的，即使有百种美德也不录用，没听说过有所谓的“听用”。听用是从武职开始的，而辽东最为严重。这些听用的人，难道都是捍卫国家的将领，因为两次俸禄被弃而瑕不掩瑜的吗？最终都是羊头狗尾之流。起初靠钻营求取平庸之职，后来因贪赃被罢黜，就应当严厉禁止革除，使他们不再被任用。然而罢黜不过一个月，就有说在某营听用的，有说在某标下听用的。从此委派他们修城，委派他们修堡，已经对城堡造成危害了。又剥削民脂民膏，贿赂托付豪强势力，逐渐浸染怂恿，以求得咨用。不久又成为游击，又成为参将。弹劾的墨迹未干，却峨冠博带，昂然虎视于军中。更严重的是，问他的官职就说参游，问他的职责就说管理某营事务，问兵部，兵部却不知道。查考案卷，则是某巡按、某巡抚所弹劾的。既然参劾后依然如故行事，那么参劾就可以废除了；既然革职后依然如故行事，那么职务就可以不革除了；既然奉旨革黜后依然如故行事，那么升降可以不取决于朝廷了。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举荐弹劾是抚按的权力，而这一切都置之无用，臣担心威权从此下移。

可否行文命令抚镇衙门将已被罢黜的将官，全部查革。今后定为定例，凡是未经咨用的，不许营求听用；未经三次荐举的，不许夤缘咨用。各营将领必须上奏奉旨批准，才允许在任管事。这样威福出自朝廷，而贪婪竞逐的风气就可以平息了。至于咨用这一条，虽然说是沿袭旧规，实际上是侥幸晋升的漏洞。如果那个人确实勇略智谋，足以备缓急之用，都是勾当情面罢了，为什么不向朝廷明确推荐，让朝廷明确任用他？何必琐碎地内部咨请外部，外部咨请内部，为这些人开启一个弊端的漏洞呢？况且地方多一个官，就多耗费一个官的俸禄，遭受一个官的危害。如今参游备守，逐年逐月增加，已经像星星排列、棋子布置一样了。如果说现任官员不足以处理事务，就应当商议更换；倘若现任官员足以处理事务，那么听用的人做什么呢？又要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呢？臣认为咨用可以停止了。不然的话，言官建议，该部议覆，不止再三，而夤缘钻营的人，终究没有止息。因为开了漏洞而禁止其流弊，没有不泛滥且滥用的。

再说重视马政。收马的弊端，以及厘清弊端、振兴军队的方法，已经在别的奏疏中陈述了。只是其中的细节还有应当商议的：一是选用廉洁的官员。夷市的市场，贿赂财物聚集在那里。过去任用中军备御管理此事，官品既低，操守大多污秽，事势狼狈，才到了这个地步。今后必须选拔一位清正谨慎的将官担任此职，仍然请求专门颁发敕令以资弹压，这样事情权重而法度可以执行。二是收马论年龄。马以五六岁为少，八岁为壮，超过十岁就逐渐老了。所以相马的人论老少，不论肥瘦。如今不是老马不收，其年龄大多十五岁以上，甚至有二十多岁的。奇怪吗？随给随死。应当定为惯例，从五岁到十二岁的才准许收，滥收的罪责归于收马的官员，责令赔偿。三是设官养马。胡马刚进入时，大多孱弱，饲料豆料不适宜，就立刻给军队，便供奔走，马受伤而死接着就来了。应当委派把总管官专门负责养马之事。三个月后解送道台检验，果然膘壮，才给军队。那些瘦损倒死的，罪责归于养马的官员，责令赔偿。四是责成司道。收马养马，各有主管，而稽查的是该道的责任。所以收过必验，养过必验，滥

译对于收买及喂养不符合规范的人，必须加以惩罚。仍然亲自供给各军，登记毛色、齿龄不堪用的马匹，听任军士当面陈述。那些倒毙死亡应参罚捆打的办法，完全依照抚臣的提议。各路所领取的马匹，也必须由各道亲自检验，将不堪用的退还并更换。所谓“兑马”，是将官家丁中挑选稍能自给的军士，夺走他们的马匹，让他们骑乘，这叫做“兑马”。既然夺走了他们的马，就役使他们本人；既然役使他们本人，又榨取他们的钱财。有时招揽他们携带酒食，有时让他们修整鞍辔，有时出兵时盘剥缠扰，或平时向他们借贷，或查验饲料、检查马膘，各种费用，都由这些军士承担。走死的马匹，由本军购买补充。全户都受牵连拖累，凌虐手段万端，性命尚且难保。这是抚道应当严禁、按臣应当查访捉拿并重重惩处的。

六、退操拨驿：将领多将退操的马匹喂养发膘，然后换取好马，并将势利的军丁卖掉，这也是一个弊端。可否将所有退操的马匹，另外委派一名官员喂养一个多月，检验确实发膘后，全部拨给驿站，以缓解驿马的困境，并且杜绝易换和势卖的奸弊。

七、议置市货：按规定每年委派一名官员，前往苏州、杭州等地购买布匹、皮革等作为市马之用。边方差官收买内地货物，派遣官员到边境，都是钻营差遣，浪费金钱，羁留时日，严重的甚至以逃亡告终。委派官员侵吞克扣，每次不少于四五千两银子。现在商议全部购买，则银两更多，法令不可不确立。可否将应购买的各类货物，行文给当地地方官，比较时价，定为价格。每种货物分为上、中、下三等，刊印成册。另外选择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前往购买。务必保证货物不滥杂，价值不浮夸。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侵吞克扣，致使货物滥恶的，责令赔偿，依照律法定罪。

八、法在必行：法令之所以不能施行，是从上面开始的。倘若法令虽然具备，而当事者不切实执行，或者凭借权势扰乱法令，或者因为亲近关系庇护违法者，或者因为功劳更改法令，或者因为姑息废除法令，那么法令也就只是虚设罢了。请求敕令抚按按时加密查访，凡是易换一匹马的，必定惩罚，绝不宽宥。这样法令就不会废弛，马政的弊端就可以厘清，军国就可以复苏了。这些都是马政中的关键事项，应当在改革法令之后一并商议的。

关于清理驿递：驿递公差私遣，往来不绝，最为繁难。高丽、东夷入贡，常有数十人乃至千百人。高丽兢兢守法，而东夷分外索取，贪得无厌，导致纷乱不堪。驿军逃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有的只剩下一半，有的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有的只剩下十分之一二。人心越发狡诈，克扣剥削越发严重，怎么能不越累越逃呢？大概这些军士每人每年，仅得到赏银九钱而已。每匹马每年，仅得到料银一两四钱三分而已。所以官府委派守驿则逃亡，军士害怕买马则逃亡。近来驿军不满足东夷的要求，群聚殴打高朝元，高朝元死而复生，又捆绑军士，百般拷打，走了几里路，叫喊声不断。驿军苦累如此，向谁控诉呢？这都是伴送通事从中挑拨所致。又有伴送序班，号称钦差，虐焰尤其严重，挟带私货违禁物件，苦累装载，而其家人又借主人威势，恣意需索，小民侧目，不敢喘息。五月间，臣巡视宁前，有车户裴懃、马雍等控告夷人伴送挟带私货索害的情节，随即审讯高岭驿军侯良贵，供称海西夷人双台等并送刘一等朝贡回还，至山海关，陈主事拿出私带的蟒缎六匹到高岭驿，他又见序班李芬拿出蟒缎十二匹、铁刀二十把，卖给夷人，都是违禁物品。臣仔细查考士籍，并没有序班李芬的名姓，又未见有题差序班伴送的奏章，不知这序班，究竟是钦差呢，还是借名钦差，横索驿递的呢？如果没有，固然应当严查以揭发诈冒的奸弊；如果有，亟宜裁革索诈的危害。大概朝廷本是用序班来制约夷人的暴虐，而序班反而借夷人来放纵自己的暴虐，即使没有贻害地方，不几乎羞辱朝廷而开启外夷轻视中国之心吗？况且所挟带的又多违禁之物，恐怕不是用来加强出入防备的做法。况且既有通事伴送而来，仍有通事伴送而去，那么序班又是多余的了。臣认为革除序班是方便的，而禁戒伴送通事等人，则是抚按的事。至于马、牛、军人之类，则是另一项调停措施了。马匹取自苑马孳牧，或抚顺所进贡，或淘汰各营弱小者，务必足备百匹，不让军士购买，就不愁没有马了。查可动支官银，置办车辆，购买牛只，先办最急的，后办稍缓的，就不愁没有车牛了。估量驿军可以领双马的，给予双马；土著愿意就便使用马牛的，顺从其便。久而久之，流移的人逐渐恢复本业，就不愁没有人了。这不仅充实了驿递，可免除逃亡迁徙的拖累，而且马骡蕃庶，永远杜绝营伍的骚扰，这是一举两利的事。

关于禁止擅骑：营马是用来预备公战的，不是用来充作私驿的。自从驿递不能支撑，祸害就开始贻留在营中了。近来公差私遣，如将领家众、亲戚、门下，及各衙门官舍承差，相望于道，往过来续，一年没有空日，一天没有空时。假借讨马的公事，来满足传食鬻货的私欲。一天的差事，少的四五十次，多的上百次。倘若所给的饮食，稍不丰厚，或者所卖的绫绢紬靴鞋巾袜

译各种物品，获利不过三五倍、六七倍。一旦不合心意，便向马匹发泄怒气，极力驱驰，汗水淋漓如洗，丢弃在路边的马匹每天有好几匹。即便一军领取十两银子的马价，也必须加倍甚至数倍，才能换得一匹马。富人卖掉田产房屋，穷人则典当妻儿。即使马骑上几年，本军已不堪其苦累，何况三两个月，甚至几天马就再次跑死呢？营中再行追补，而富人已经变穷，穷人哪里还有妻儿呢？难怪逃亡者接踵而至，军队日益空虚。然而要禁止私用马匹，应当从公差开始，何不制定定例：抚臣衙门每驿站各给马十匹，按臣衙门也如此；镇守衙门每驿站二十匹，各道衙门每驿站共十匹，各将领衙门也如此。驿官包庇隐瞒不登记的，责令其购买补还。其余私人用马，一律禁止革除。有倚仗权势擅自骑用，以及将官迎合权贵擅自供给的，听任巡按御史密访参劾治罪。此事上关国家大计，下关民生疾苦，中间关系到军马的兴废损耗，当事者切勿视为一匹马的小事而置之不问。

再说禁止游食之人。游食之人，天下都有。边疆积弊之徒，常投靠权贵出入京师，能掌握边将的短长而肆意毁誉，深可痛恨。但他们所趋向的只有边疆，所争趋的又只有辽东，为什么呢？因为时机可乘而利益多啊。有假借勘合出关的，起初不惜厚贿从左府买得勘合，以为奇货可居。又钻营权贵的书信，转托将官，逼迫索取高价，非五七倍不止。这是国家赏功的典制，只为左府开了一个骗局，给游民产生了一个垄断。近来南京科道弹劾成山伯的奏疏中，所称得某人银八百两、某人银六百两的，都是确凿有据的。今后应令左府将勘合过兵部送都察院，都察院发给巡按御史，御史发给都司，誊写札付，仍送挂号，转发各道，祸害自然消除。又有持挟古玩，假托异术，钻营书信刺探干谒边臣的，生平没有半面之交，却觊觎获得千金之利。边臣不能从宫中取钱，便送给各将领，名曰“作兴”。各将领也不能从宫中取钱，便向军士索取，也名曰“作兴”。于是预扣月饷十金、五金的有之，以一索二、以五索十的有之。这军士的膏脂，也是国家的帑藏。甚至有厕身科目、备位两司的，也托名诗文，甘心做无耻之事，也可羞愧了。如此之人比肩接踵，络绎不绝于道路，普济寺中，大概没有空房。按月计算、按年计算，如环无端，何止几万金，岂不是辽东的一大蛀虫吗？乞请敕令山海关主事，凡遇公差人员，或各官家属，商贾兴贩，据有牌票单引的，允许出入。如有引而无货，引上只有探亲字样而无牌票的，一律驱逐出关。此法各边都宜施行，即以越度缘边关塞论罪，仍许厂卫衙门严行缉拿，究治一二人以惩戒久玩之习。庶几边境稍清，而上下官民，未必不默默承受其福了。若士君子真纯体国，武弁精忠报主，则又是根本所在。

再说核给散。辽地军队没有其他产业，依靠军饷生存，最为急迫。近年支给，常不依期，有两三个月后才给散的。军丁无食，向有力之家借贷，若起一月利息，所得仅十之七；二月利息，所得仅十之三；月久则全部为他人所有了。这是给散不时之弊。等到应当给散时，克扣减损名目繁多：有本管散货的，有为差人散货的，有作兴游客、星相、山人、戏剧、技艺等类的，有造册工食的，有提勘往来盘费上纳详允纸赎的，有点马的，有本管升补或工程完备举轴的，总名曰“有事”。有事则尽数摊扣，军丁仅得其余，月落一二钱，甚者几分。这是有事之弊。或幸无前项等费，总名曰“无事”，则只借口部发短少、守支盘费、分凿折耗，少曰分厘，甚者二三分。这是无事之弊。至于如广宁千总张九叙等假称买马，扣侵月粮一千八百两；沈阳委官于良臣等侵欺十七年军粮四百余两，至今未给，这是侵欺之弊。大概由于辽中文官甚少，势不得不专委武官，故敢肆无忌惮如此。近来户部题奉钦依，户司收放钱粮，各道稽查奸弊，法至善矣。所谓收放钱粮，则稽查已在其中；所谓稽查奸弊，则收放岂非其责。大概是想使之同心共济，互相查核，并非故意分而为二。况且该道凡五而部司惟一，该道于各城堡为近而部司为远，倘该道说出纳钱粮非我责也，一概听之委官而不问，则部司一人之耳目岂能周遍于二千里之间，而各道所谓稽查者，又安在哉？合无今后京运到日，部司即于三五日内，分发各道，委官当面秤兑对针足数，开写锭件封锁严密，委官领至该道，当面验封，查数税兑明白，分凿碎封，该道亲自掣验，各用印封，再委别官唱名给散，仍不时谪取一军审验，以

译防止侵夺克扣。希望军队能得到实惠，而不违背户部题准的初衷。

关于核查征收：保、辽东没有可以守卫的边疆，没有敢于作战的将领，所依赖的只有收敛（安置难民）罢了。然而每年敌寇入侵杀掠超过万人，惨状不堪听闻。愚民中有违抗命令而逃避的，有因为委派官员征收而仇视告发的。

收敛之法，是考虑到他们死亡而谋求让他们生存。委派官员奉命征收，也是考虑到他们死亡而谋求让他们生存。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这边征收，那边逃避；这边求生，那边仇视。难道辽东百姓就没有人情吗？其中的缘故值得深思。

中等人家，因为车牛没有准备，担心物资难以迁移；贫困百姓，恐怕居住饮食没有资财。贪官污吏借此借口，而担任委派官员的人，大都是罢免闲散的武官，贪婪恶名素著。借称征收，勒索名目繁多。只计算自己的口袋是否装满，不顾征收是否干净。所以百姓违抗命令而逃避，算计仇视而告发。

上级对百姓说：“我供给你们居住，我供给你们食物。”又对官员说：“征收不干净的，我处罚你，我弹劾你。”其计谋不是不周全，其命令不是不严厉。但臣认为，只在临时取办，而不平日规划，恐怕不足以凝聚愚民之心，束缚贪残之手。

臣建议移文各道，每年秋七月、春二三月，由管屯官督促百户，亲自到各屯，详细核查居民年龄相貌，分别上中下户，造册送道，转呈抚按备查。如某屯某长官共有多少户，某户男女多少，凡六岁以上能吃饭的，都要一一登记。抚按司道巡视之时，按册籍设法稽查。如有遗漏，即将管屯官革职罢黜。仍按册籍，总计上中下户多少，应给房屋多少，柴米多少，车牛多少。除公馆庙宇及预备仓粮外，民间有房屋十间的，预先派定暂借三间；有米的，也酌情预先派定若干，给予官价。柴薪，允许将秋青马草预先积蓄使用。仍预先发出告示，普遍晓谕屯民，抒发我哀怜之心，开启他们愚昧的迷惑。百姓不是木头石头，必定有醒悟感悟的。

等到收敛之时，即用此册籍催促比对。敌寇侵犯之后，也照此册籍稽查。这样贪官懦将，难以容许卖放，难以施展欺蔽之术，而辽东百姓，或许不至于完全成为鱼肉。

关于修筑濠墙：臣亲自巡视边堡，到辽阳海州以西，地势平坦，没有山险可以依靠，间或有濠墙，高深不及三尺，真不足以抵挡敌骑的一次践踏。近来敌寇入侵，常常由此路。如果有深濠高墙，小股入侵必定不能进入。即使大举入侵，填平挖掘耗时长久，攻拒时间久而野外容易清理，烽火台明亮而兵力容易集结。无论调集伏兵突击应援，敌寇且担心归路艰难，而不敢深入。即使进入也不敢久留。

臣因此有开濠筑土墙的建议。濠制深广各二丈，底宽一丈二尺，即用取出的土筑成土墙，高宽也各二丈，顶宽一丈二尺。墙内一丈左右，继续挖掘内濠一道，制度如外濠，或减半，以排泄雨水。臣已亲自到当地计算工料，并檄文该道及副总兵等官，试行开筑。旬日之间，共挖掘濠沟一千五百余丈，筑墙一千五百余丈。地方军民，都称高宽足以依靠。及见长勇堡西现有土墙数里，是十年前所筑，至今尚在。现在墙加厚几倍，历年必定更多。谁说土松不堪修筑呢？

计算河东只有三岔河至长勇堡这两百里最为冲要。以地方各城堡的军夫，修各城堡的濠墙，大约八月可完工。除去秋冬防虏又阴雨的日子，去掉十五天，则二年之内，可完工无疑。那些沙冈不堪修筑的地方，不过一二十里，合在春季敌马虚弱时，就近砍伐林木，作为木栅。内外夹持，纵横连接，中间填以土。这是木城的制度，高宽坚厚，一如前式。濠岸容易泛滥，也用木栅防御。先极冲要，次稍冲要，次不冲要，则二三百里之间，隐然有金汤之固了。

如果说军力有限，事情难以速成，则古代有拜爵赎罪的。现在冒功诸人，已议查革了。或许共同出钱谷招募夫役开筑，千丈以上准授指挥使，九百丈以上准授指挥同知佥事而下，依次递减。则前有褫夺之辱，后有爵赏之荣，人争趋之，其成尤速也。

当时正议革除而臣却说这个，是因为修濠墙为防虏计，功劳胜过斩虏首数倍。且冒功则夺，有功则赏，原不相妨。而又开诸人自新之路。

臣又说濠墙已备，雉堞继施。不特可以借以延缓敌虏，且有可因以拒虏者。现在三里设一墩台，制度如此。诚于二台之间，附城添置二敌台，令火器可及台之下，围以穴墙，使便打射。计算二百里，以台助墙守边要着，新旧台二百座。伺虏信急，每台置二十军，专备火器火炮打射，而以三十军张旗帜，挟弓矢枪炮，周流巡逻于城上。一里之间，计其一万人。再以精兵四千，分为四队，每五十里置千人。视虏所攻处，则云合而响应焉。虏果填濠挖墙，两台上军，各从穴墙中以火炮击之城上。

译军队用箭矢、石块、炸炮攻击他们。精锐士兵一千人又合围协助攻击，飞箭如雨般落下，投掷的炮火如雷声轰鸣。敌人虽然强大且人数众多，难道能飞越过来吗？大概在于我方凭借高地抵御下方，以逸待劳；而敌人从下方仰攻，最难施展力量。果真能够严明将令，协力堵截抗拒，把他们遏制在边境线上，拖延他们的进军日期，等到他们马力逐渐衰弱，形势难以长久维持，没有不能守住的。这与那些散兵在各堡中，闭门自卫，任凭敌人出入，被杀掠无数的情形相比，功劳相差万倍了。这件事看似困难而实际容易，看似迂阔而实际切中要害，应当在开挖修筑壕沟城墙之后一并商议。所商议开挖修筑的工程，确实比先前修筑的壕沟城墙多出几百倍，应当听从上级审查核实论功行赏，以表示激励劝勉。

说到调任将领，如今谈论边防事务的人都说，辽东的将领只有辽东人适合担任。曾经考察军事名册，担任辽东大将的，如宣府的刘淮、延安的马永、陕西的吴瑛、延绥的张凤等人；担任副将的，如宣府的张澄、孙成，保定的刘岳，榆林的郭江等人；担任参将、游击的，如大同的李钦，保定的王京，山西的王堂，京卫的曹广等人。由此说来，其他镇的将领，何尝没有在辽东使用过，而辽东又何尝不借助他们的力量呢？像李钦这样的人可见一斑，大概是因为利害各占一半。况且专门任用本镇的人，其危害是可以数清的：熟悉军丁的贫富，因而克扣剥削容易实行；旁系亲属牵连要求，因而施展抱负容易受阻；拘泥于人数，则屡次罢免又屡次任用，因而钻营剽窃的风气盛行；局限于一隅，则无人看见无人传扬，因而欺骗蒙蔽日益严重。因此互相倚仗做坏事，同声附和，一切功过罪责，查问不清，恐怕不是地方的福气，朝廷的利益。倘若各边镇互相调任，兼用其他镇的将领以打破拘泥固守的习气，或许也是筹划边防的要务吧。

况且边中的军士，生长在边地，胆气粗壮，可以奔赴敌阵。可惜习惯于野战，不懂阵法，除了砍杀射击之外没有长处。所以敌人到来时，往往不敢在城外安营，一旦交战就失败。无论奔驰射击刺杀的方法，进退停止整齐的法度，一切都不过问。即使是火器这一中国的长技，也没有人能习练的。大概是因为辽东将领见识浅薄狭隘，把阵法火器视为多余之物，平日不知道训练罢了。这不是西北那些懂得阵法而不打野战的将领，是不容易兴起的。

说到驻守边堡，宁前边长四百多里，墙台已经失守，胡汉混居，屯堡凋残几乎无法防守，零散的敌人窥伺，趁机偷袭，像风一样飘来，像闪电一样离去。等到出兵追袭，敌人已经驰去。大概是因为我方军队错杂居住在卫所之间，守在内部，距离边堡远，紧急时来不及应对。如今想要考虑长远计策以便益，不如把军队迁移安置在边堡，守在门户，所谓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是可以的。臣亲自考察瑞昌、永安、背阴障等三堡，隔绝在山外，林木稠密，敌人时常藏在茂密的树林中，伺机掠夺。几十个瘦弱的士兵，闭门死守，不敢开门取柴火和水。有时半个月或十天，卫城的兵马才把柴米送给他们。万一敌人百骑扼守隘口，那么九千精锐也无法奈何，三堡就危险了。曾经咨询旧事，三十年来永安等诸堡被攻克陷落共七次，说到这些真让人寒心。臣衡量地势，商议各添置一个堡作为声援。瑞昌则设黄喜冲，背阴障则设高升炮，永安则设叶家庄。从山上取石，从林中取木，城墙房屋的费用，臣也代为筹划，不难办理。这些堡如果建成，就把协守兵移到黄喜冲，中后游兵移到高升，中前备御移到叶家庄，让他们与三堡声息相通，以便应援。再把中右游兵移到仙灵，中左备御移到沙河，宁远参兵移到兴水，各自守护信地，左右邀击零散偷袭的敌人。敌人将因此顾忌不敢进入，即使大举进攻，或许也会怀疑归路受阻。然后有事就战守，用他们的力量保护耕种；无事就耕种，用他们的收获资助战争，逐渐恢复屯田种植，慢慢商议修筑墙台。完成几处紧要关口，就增添几处守御。按月计算，按年计算，宁前难道会有生气吗？

说到充实宁前，蓟州之所以高枕无忧，是因为辽东作为屏障。而宁前这一线道路，又是整个辽东的咽喉。宁前的重要性是明显的。然而如今敌人侵扰常有，生计萧条，满目蓬蒿，野外没有烟火，人民时常被抢掠，军队日益凋零。如椵木冲额军二百一十五人，现在只有六十一人，其他堡多的才一百人稍强，少的只有几十人。而拨夜调、拔守墩，又去掉其中的十五人。如果有敌人大规模入侵，妇女扛着武器都不足以登城防守；敌人小规模入侵，像鹰鹯一样追逐，没有人去邀击。曾经统计十年文书，凡被杀掳的官军一千五百二十人，而民间男女更是十倍百倍。大概自从嘉靖三十七年，到现在每年侵扰每月掠夺，国家人口空虚无人是理所当然的。图谋拯救的办法，不如招集百姓。古代有招募百姓迁徙到塞下的。如今回乡的人口，已经商议给予赏赐了。倘若下令说：有不是宁前人而愿意居住在宁前的，赏赐加倍；有气力勇敢愿意充任军伍的，比照达官头目的事例，名为回乡义勇，免除他们的杂役，优厚他们的粮饷，那么有人不愿意居住在宁前充任军伍吗？又下令说：冒功诸人，有能出粮招募宁前义兵几人的，准升一级；能出粮招募宁前义兵几十人的，不剥夺其官职，那么有人不愿意出粮为宁前招募士兵吗？辽东人苦于差役繁多粮饷微薄，逃入关内，强壮的应征入伍，弱小的为人家奴仆，知名的有八

译十余人。而关内吝惜不发放，这边逃往那边，那边藏匿这边，这边抓捕那边，那边庇护这边，这是不合法规的。或许命令关内查出逃兵，暂且容许登记造册，仍然作为宁前帮丁，也是可以的。至于清查勾补南军，老弱怯懦，不熟习骑射，而内心畏惧胡人，对作战防守没有帮助，白白消耗粮饷，而且狡诈能挑起诉讼，不仅没有益处，又留下祸害了。倘若命令应勾补的地方，解送三五十两银子，招募壮丁充数，或许也是充实兵员的一个办法呢。再加以禁止剥削，减轻劳役，丰厚饷银供给，使士兵知道有当兵的快乐，而不畏惧从军的辛苦，那么溪水深了鱼就会生长，山深了野兽就会前往，宁前就不必担心兵员寡少了。

说留换班。宁前换班军共三千人，体力在道路上疲惫，钱财在轮换中耗费，法规因逃兵而受阻，弊端因影射而积累，其弊端共有六项。正当他们未来时，在家乡拖延；等到他们出发，在路上顶替。计算他们到达期限，常常超过几个月。先前戍守的人，逃走的已过半数。更严重的贿赂请求解官，或潜藏匿迹在其他地方，队伍完全空虚了。这是弊端一。将官说换班的军队不足以依靠，他们也说换班的军队幸好稍微宽限。养兵是为了什么而像这样对作战防守没有帮助呢？彼处的将官说兵马刚训练好而我不能享受其成果，训练也是徒劳。此处的将官说他们用精兵壮马巩固自己，而把瘦马残卒给我，不久就要离去，将拿他们有什么用呢？这是弊端二。一军报告换班，全户都受惊扰，军装马匹的费用不下十几二十两银子。前去不久，后班又动，株连蔓延，常常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是弊端三。换班归来的人，军装马匹，多半已经变卖，有的逃往山中，有的逃往海边。该营在卫所勾捕，卫所在屯野抓捕，差人四处出动，不胜骚扰。这是弊端四。逃兵有的随到，有的过一两个月，有的过几个月，只根据操司开报，漫无踪迹可查。将领利于空籍，这也是因为欺诈冒领军饷正坐在这个空隙上。这是弊端五。今年西征，明年东守，今年赵甲，明年钱乙。不但士兵疲于奔命，两地空虚，而且对于兵忌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情况怎么样呢？这是弊端六。况且听说三千人之中，携带妻子来到宁前的，大约十分之三，置有器具，租有田产，那么他们又不愿回去了。合当比照嘉靖年间事例，充实宁前，酌情增加抚恤，兼支行粮行料，等到能够自给自足才停止。或许可以免除前面几项弊端。或许也有助于实用呢。不然免除他们换班，以三年为期，等到宁前招募，更换退还。或者按照道议将马价银听任各路招募，随即解送随即更换，也是一个策略。

说定盐商。夫盐引实边，有利于国家。商人中盐，有利于家庭。然而商人有利则盐法通畅，商人无利则盐法阻塞。想要通畅盐法以利国家，在于寻求商人所以无利的地方而补救它罢了。辽东外商极少，只是势豪霸占，商人不能与他们抗衡，以至于有每年兼并万引的。又有阿谀奉承，分讨引目，争相投献的。计算全辽的盐引，不过十一万，而势豪将领，却得到其中的十分之六。因此土商一名，仅得一二十引，或者不到十引的，而土商的困境很严重了。想要亲自运到扬州，则引少而不足以前往。想要转卖给豪贵，则势压而终究被他们乘虚而入。有中盐的耗费，无中盐的实际利益，适宜他们恐惧想逃。为今日计，合当比照宣大事例，逐一清查编审，禁革势豪占窝。大略以土商九成，外商一成为率，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以自变量多寡，造册题请钦依。每年可省去开派的烦劳，可杜绝富商的请托，可免除势豪的霸占，而商人也将乐于轮纳。实行一年，即使再加几万引也没有困难。臣奉严旨清理，随即会同户部郎中王应霖酌议妥当，移文各道，将该地方土商，逐一编审，淘汰不堪者若干人，仍然分上中下三等，酌定自变量造册题请，送部科案候。议得每年部司开派的日期，即将该道额引，查照土商九成的数量，填写号票，分送各道，照名查给。如分巡道原额若干引，以九成算，该若干引。分守道原额若干引，以九成算，该若干引，宁前道该若干引，海盖道该若干引，开原道该若干引。而外商一成，仍留该司查给。务要秉公执法，不恤嫌怨。在土商不得在额数之中短缺，在外商不得在额数之外浮滥。若部司少发号票，致使亏缺额数，即系部司吏役作弊。若部司如数赍发，而该道少给商人，即系该道吏役作弊。责任各有归属。其商人上纳稽迟，及米粮不堪者，该道查革，另佥送部顶补。如有徇私请托，倚势占窝，及拖欠盐粮，致使耽误边计者，外听按臣，内听部科查参。这也足以供给军饷救济边防的一个策略。

说积粮饷。夫兵以卫国，食以养兵，没有有兵无食而能强其兵的。所以筹边者，足兵重要，而足食更急。辽左僻居关外，北邻虏，南邻海，仅通一线之路与腹里通衢，有资易以羡补不足者，大径庭也。祖宗朝辽左累熟之年，反利折

译粮食因为这种缘故，年成丰收时，辽东的粮食不向外输送，价格太低而伤害农民；年成歉收时，外界的粮食不通往辽东，价格太高而没有物资可以依赖。倘若再遇到敌寇警报，有数万主客军队聚集，即使斗金也不能换取一斗粟米。不知主管军饷的人对此将如何处理呢？

我曾考察过去的档案，如万历元年、万历六年、万历十四年，正值灾荒，米珠薪桂，一斗粟米值银二三钱，有的甚至高达六七钱，比起今天不止十倍。在那时，形势非常危急。而当事官员请求赈济，请求免除租税，请求发放仓粮，请求增加军饷，采取一切权宜之计，这也太晚了。

我如今查阅各仓库，偶尔有实际支出已出，但粮食尚未支取的情况。询问原因，回答说今年粮价便宜，各军并非急切依赖于此，于是对粮食毫无爱惜之心。然而年成不会总是丰收，在这粮食充裕之时，不可不寻求调节粮食盈缺的方法。

如今辽东每年大约三个月支取实物粮食，八九个月支取折色银两，这是惯例。粮食贵银两贱，利益在于得到粮食；粮食贱银两贵，利益在于得到银两，这是常情。如今米价颇贱，军士的利益在于得到银两，何不权衡时宜，用折银抵给，免支实物粮食，储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有人以为军饷有定数，如果没有银两怎么办。这不对。财富的盈缺，只看能否生财和节俭。能生财且节俭，即使缩减也会盈余；不生财且不节俭，即使盈余也会缩减。诚如我所议，官府购买马匹，每年可积累子银数万两；免除调操，每年可节省客兵银几万两；开放矿禁，每年可获得银几万两。用这些来抵给实物粮食，绰绰有余，何必担心没有银两？

有人以为粟米久存，如果受潮腐烂怎么办。这又不对。粟米受潮腐烂，是因为收贮没有方法。我看见广宁、辽阳两个仓库，廒房很多且大，每个仓库不下数十间，每间可储存千余石。但墙垣不坚固，砖瓦不严密，有的不能遮蔽风雨，有的逐渐土崩瓦解，有的米堆在地上不用席子垫着。问他们说，随即支放，无须久存。

我又看见东山百姓家的仓房，都用木板垫底，离地尺许，以通地气。如今在各仓库中，酌情修整，仿照民间方法，用木板垫底。收贮之日，仍令簸扬晒晾，务必洁净干燥。木板上垫以谷草，草上加席两三层，而又时时晒晾。这样还受潮腐烂的，我不相信。

此计一年可余下三个月的口粮。假如上天不穷困东方，再有三五年的丰收，每年依此法施行，三五年间即有足够支撑一年的余粮，而边塞的粮食将来不愁不多了。粮食多，则随时丰歉，缓急都能有物资依靠。所以使沿边士兵常饱，战马常健，关键在于此，可以期望了。

至于各仓官、仓攒，听任他们满日申请交盘，不让他们承受守支之苦就可以了。

说取地利，天下的事，没有全利，也没有全害，权衡利害而变通，这是富国的良谋，安边的要术。所以烧砂取金，以供民用，是矿山的利益；招集叛民以滋扰百姓，是矿山的危害。在山西等处，危害多于利益，固然应该禁止；即使利害相等，也没有必要不禁止。辽东隔绝关外，四方亡命之徒，无从啸聚，却也将它一概禁止，这是上天生出美利以资助国家使用，而我们自己抛弃它，不几乎成为天地间的一件弃物吗？

况且人情趋利甚于避害，谋生重于畏死。所以如今禁止开矿，而以窃矿犯罪的人，时常有之。法律越严，百姓越犯，而争端越激烈，酿祸无已。这就是所谓以养人者害人也。开放它可以利国，而堵塞它则至于病民；公开它可以济边，而禁止它则至于滋盗。

况且该镇残破已极，民穷已甚，即使法外抚绥，尤宜加意，奈何天地自然之利，有其利无其害者，却弃之于无用之地，而令穷边之民，嚣然丧失其趋利乐生之心呢？

但地产矿砂，高下不等，煎销分两，多寡不同。有砂一斤，煎银一二三钱的，有五六钱至八九钱的，有一两至二两的。如青台谷等处产为上等，岫岩等处产为中等，归州等处产为下等。往岁开矿之时，奸民故意将最下等的低矿试烧以欺骗官府，而私取上等矿以为利。其委官又贪秽不检，夤缘为奸，所以利益归于奸豪，而上无大利。

此事总不可属之中人。今当选择廉能将官以董其事，而又亲验以防其欺，觉察以稽其弊，编甲以萃其涣，设法以考其成。务令上下兼资，公私两利。则可以惠贫民，可以弭盗贼，可以积粟备荒，而亦可以助兵饷之不足矣。

说限制降夷，论者说戎狄豺狼，其心必异，所以江统有论，郭钦有疏，无非阐明先王荒服之制，而其虑长远。如今降夷在广宁的，以千余计了。犬羊之背部落而来，非有慕义向化之心，惟得罪于本地，故投之内地，而且资畜养之利于我也。拒之则阻其归附，而收之可孤其部党。且我侦探，则藉为远哨；征剿，则藉为前锋。往往得其死力，是目前之利，不可谓无也。但降夷所在，即广宁城之

译西北关外，以及京城东南，内部与我们汉人交错杂居。这就像养虎的人害怕老虎逃出牢笼，却把它安置在室内一样。私下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计策。况且他们的粮饷颇为丰厚，闻风归附的人日益增多。人数越多，势力就越强盛。把豺狼豢养在门庭，把蜂蝎放置在肘腋之间。万一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应当酌情制定定额。如今投降的夷人，在广宁的，就以现在的数千人为定额；后来者分散到各路以分散他们的势力。辽阳、宁前、海州，都以一百人为定额。如果定额不足，不妨招收补充；如果定额已满，就设法分散他们。不然就在广宁城外二三十里，另外创建一处受降所，将他们迁移到这里，并且用来等待后来归附的人，这似乎也是一条策略。

再说那些从回乡、被掳回乡的人，都是我们的百姓。他们离开时是九死一生，回来时也是九死一生。等到回到故乡，房屋田地已属于他人，父母兄弟全部去世，亲戚姻亲都无所依靠。孤苦伶仃，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作为上级的人说：“我抚恤你们，我给你们免役票。”然而刚给不久，征役的人就已经到了，那么免役票也就成了虚文。我担心来的人将会再次离开。那么在优抚之中，暗中寓含巩固人心、招徕百姓的方法，确实是当今应当急办的事情。请求敕令抚按官员，凡是有回乡人口，男子给银三两，妇女减半，都在各衙门的赃罚收入中支销。他们原有的田地房屋酌情处理，适量给予，仍然发给钦依免票一张，填注给赏银数，务必让他们安置得当。这样大雁就没有在中泽悲鸣的哀伤，越鸟也有南枝的眷恋。来的人喜悦，离去的人就会回来了。不然的话，虏酋捆绑我们的子弟，不知有多少次了。他们还知道用来结人心、恩养他们的办法，我们怎么能漠不关心，而把他们抛弃作为虏人的资财呢？这件事关乎民心甚大，筹划边防的人何不留意呢？

再说考核功罪，我看到近年以来，议论的人多怀疑辽东的事情日渐被欺瞒蒙蔽。内部之所以怀疑外部，而外部得以欺骗内部，是因为没有明白夷人的顺逆、侵犯的大小、作战的主客，以及功罪应当归属何处。什么叫夷人的顺逆？辽东有东夷，有西夷。奴儿哈赤、那林孛罗两个夷人，都在辽东的东部，总名叫东夷。土蛮与三卫，都在辽东的西北部，总名叫西夷。东夷通贡称忠顺，而西夷土蛮每次大举入侵，三卫则多是零星偷窃，也跟随大举入侵。这三卫与土蛮声势相互倚仗，而东夷与西虏则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夷人顺逆的区别。

什么叫侵犯的大小？侵犯有大举和零星偷窃。大举必定是两三万人，或者号称十几万人；而零星偷窃或者是几匹马，或者几十匹马，最多不过百骑。大举近年在辽阳、海州，而零星偷窃则在锦义、宁前。大举必定在九月以后，而零星偷窃则时有发生，最多的时候，也在夏四月、秋八月之后。抵御零星偷窃容易，抵御大举困难。零星偷窃杀掠少，大举杀掠多。这是虏人侵犯大小的区别。

什么叫作战的主客？作战有堵截，有捣巢。虏人入侵，无论是大举还是零星偷窃，与之作战的，名叫堵截。虏人不入侵而我们出兵剿杀的，名叫捣巢。这是作战主客的区别。

像这样，辽东的功罪就可以说了。大举入侵，应当以虏人进入内地的深浅、时日长短作为功罪的标准。凡是出兵堵截，设伏张疑，不让虏人进入，或者进入但不深不久，以功论处。虽然没有斩获，但有损伤，而所保全的很多。凡是虏人进入三百里，以及超过三天的，都以罪论处。深入久驻，杀掠必定很多。而在城内按兵不动，任凭虏人杀掠的，无论深浅久近，以及杀掠多寡，都应当以守备不设论处，明正典刑，不得从轻宽贷。零星偷窃则应当以斩获的数量与杀掳的数量来论功罪。捣巢则应当以斩获的数量与损失的数量来论功罪，而其功劳视零星偷窃的一半。只有收回被掳人口者，则以功论处。因为所斩获的，都是我们被掳在边境耕牧的人，不是真正的夷人。大举的功罪，应当以主将为重。偏裨将领不及主将，各有防地，不是主将所能周全的。捣巢则重在偏裨而及主将，事情可以委托给副帅，但命令不能不出自主帅。

过去又有放纵西虏掠夺，向东夷索取赔偿的，下杀无辜，上欺明圣，罪不容诛。因为捣西虏巢穴的，放虎吃人而搏击野兽来塞责，还可以说通。捣东夷巢穴的，放虎入室，而击打家犬来冒功，不可说通。这又是功罪的大概标准。

至于抚道官员的功罪，有不当与将官一并论处的。将有斩获，百姓没有杀掠，抚臣手握兵权，掌管封疆命运，难道没有指挥调度吗？怎么能只以查勘作为功罪呢？如果抚道能够查勘确实，使没有欺瞒冒功的，是功。如果敢于欺瞒，又应当以罪论处。将无斩获，百姓有杀掠，而抚道不能查勘确实，互相包庇隐瞒的，是罪。如果查勘确实，又应当以功论处。

至于按察使，位卑权重，朝廷寄托耳目于他。如果甘愿软弱，猫鼠同眠，既不能扬眉吐气以振奋边臣敢战的威风，又不能明目张胆以惩治边臣退怯的罪过，那么怎么称得起耳目的重任，又为什么要设按察使呢？我查得万历三年十一月虏人入侵，按察使刘台发牌催促总兵李成梁、副总兵曹簠出兵堵截，于是成就奇功，加爵。

译荫子，辽人至今称颂平虏的胜利为第一，而传颂刘台的功绩不衰。万历十八年二月，敌虏入侵，副总兵姚大节逗留观望，按察使徐元用公文催促他，他不出战，随后徐元弹劾了他。十八年十月，敌虏再次入侵，副总兵孙守谦逗留观望，按察使胡克俭也用公文催促他，他不出战，随后胡克俭弹劾了他。这两位大臣行文催促督战，其愤懑激烈的气概，不亚于刘台。然而成败不同，功业相反，是因为今天的姚大节、孙守谦不如昔日的曹文诏、李成梁。如今朝廷之上，不废除对懦弱将领的刑罚，而将官还知道有不战之罚，那么这两位大臣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我认为以后担任按察使的人，如果亲眼看见将官退怯躲避，不能行文催促督战，以及不切实弹劾论处的，都以不称职论处。一定要这样，功罪才能分明，辽地百姓才有生存的希望。

说消除隐忧，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归结于同一处，结民心真有根本的论断，祸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国。所以土蛮、三卫等酋长不足畏惧，而暴虐横行，百姓穷困、财力枯竭，才值得畏惧；边疆空虚，人心没有固守的志向，值得畏惧；死亡接踵而至，百姓有离心，值得畏惧。大概凡是敌虏入侵中国，没有中国人不为其所用而在地方肆虐的。近年来，敌虏每年掠夺我国百姓以万计，就分散安置在板城而恩养他们，给他们妇女，让他们生儿育女；给他们牛马田土，让他们繁衍后代耕种。等到他们心志没有变化，然后利用他们做奸细，做向导。往年辽阳海州捉获奸细数十人，现在仍然接连不断没有停止。入侵的时候，为他们四处分散掳掠的，也有很多中国人。有挖掘人地窖的，有指出人家粟谷的数量而逼迫索取的，有呼喊仇人的名字而焚烧他的房屋、挖掘他的坟墓的，都是汉人。因此，地形的迂回直捷远近，民俗的贫富众寡，军队的强弱虚实，将领的勇怯智昏，以及事势的缓急难易，没有不知道的。而饥寒困苦的百姓，又听说先被掳掠的人有妻子牲畜田土，认为虽然像犬羊一样不像人，还能够得以延缓死亡，于是趁着敌虏入侵而愿意跟随他们离开的比比皆是。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华夏与夷狄种类不同，风气适宜不同，饮食居室用途不同，为什么甘愿做犬羊的奴役呢？是不得已啊。大概自从贩卖赔偿、擅自骑乘免马的弊端滋生，百姓因为马匹死亡；自从抽军调操、设防科敛克扣的危害剧烈，百姓因为军役死亡；自从买功咨用的威势炽盛，百姓因为官员多死亡；自从城墙壕沟不修，边堡失守，百姓因为刀箭死亡；自从屯田盐政日益败坏，积蓄储备不预先准备，百姓因为饥饿死亡；自从优抚没有法度，招集没有方策，百姓因为逃徙死亡；自从将领不懂阵法，军队不习训练，百姓因为不教战死亡。这几项，都是用来为敌虏驱赶百姓的。而辽地的元气，因此枯竭，几乎不可挽救。我私下认为想要保存辽东，非扶持其元气不可；想要扶持其元气，非尽除前面几项的蛀虫不可。请让我用医术作比喻：人有病弱的人，善于医术的医生，必定先让他断绝嗜欲，远离声色，节制宣导他的劳苦，调护他的风寒邪气，把平时消耗蛀蚀元气的一切东西都屏除，然后药石可以施用，元气可以恢复。所以我对于筹划边防抵御敌虏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而唯独以扶持元气的说法反复向皇上陈述。不然病将入膏肓了，我担心像秦越人那样惊骇而逃跑。

我这些话，都出自辽左士民将吏的献纳，抚按司道的议论，以及我耳闻目击的参酌，固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见解而忽视公众的评价，也不敢顺从别人的言论而废弃真实的见解，只要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无愧于辽地百姓，无愧于天日罢了，其他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斟酌议定施行，辽左百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