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十四

译辅助军政。想要对内抑制骄兵，对外抵御强敌。查考李唐时期，泽潞留后李抱真登记户籍壮丁，每三人中选一人。农闲时分组角射，年终集中考核以示赏罚。三年后大家都善于射箭，全境得到精兵二万，于是雄视山东，当时称昭义步卒为各道最强。宋真宗时，曹璋建议边境百姓应募为弓弩手的，请给予闲田。仁宗时登记两河强壮，挑选为义勇，全部抄录民丁，增加其数量，命令守臣分别统领，按时检阅操练。敌寇到来就迅速集结赴援。庞籍、苏轼想要团结民间弓箭社，约束为兵。本朝大学士丘浚，想要仿效汉唐宋之法，在京畿之内设立四辅，以宣府为北辅，使其守卫国家的北门；以永平为东辅，使其守卫松亭一带关隘；以易州为西辅，使其守卫紫荆一带关隘；以临清为南辅，坐镇闸河，从而总扼河南、山东的要冲。又想要将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八十九县现有的壮丁编为兵将，将原有的里社制度改为队伍，由千户、百户统领，派遣都督一人临阵督率，使其保卫京师。这些都是在常规制度之外为临时救偏补弊的方法。臣历考各种方法，唐代的昭义、宋代的义兵和里社，都是登记人户为兵。本朝既然已设卫所来保卫州县，各州县又设有民兵，现在又登记百姓为兵，未免重复，其法似乎难以实行。只有曹璋、庞籍、苏轼的方法可用。近年以来，军伍废弛，两广、福建这些兵戈之地，防守征剿的士兵，都是招募民间骁勇之人担任。现在对外沿边，对内畿辅，不无那些驰马试剑、椎埋屠狗的豪侠之徒，乐于应募。像曹璋所说的弓弩手，福建泉州、漳州的士兵，向来熟习战斗，像所谓的弓箭社，未必没有。如果用马隆的方法，招募选拔其中堪用者为兵，以昭义、义勇的名号宠荣他们，就在丘浚所定的四辅之地，建立营卫。士兵以二万为定额，编为队伍，选拔民间素有勇略的人作为头目来统领。教训操练，都如同官军，统辖于都指挥使司，让巡抚都御史总制其事。兵数不足，分派州县民兵来补足。招募供养的费用，按例比照边军，依照广东的方法，或者追征州县民兵的月粮，或者用两浙、两淮的盐税来充抵。又采用丘浚的方法，节省劳费，巩固根本，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节省两直隶、河南、山东上防秋的士兵，将他们的月粮作为军饷。这样四辅的士兵，都是矫健出众、武艺超群之士，可以比得上山东的昭义、两河的义勇，比起那些强弱相半、不时叛乱的边军，相差远矣。四辅的士兵既强，那么边军的骄气自然消退，一旦有跳梁之徒，我们就有办法制约他们而使他们不敢妄动。然后采取潜消默夺的计策，更调到其他衙门也可以，罢免使他们归农也可以。取用粮饷来供给四辅的士兵，那么官府的雇募就可以节省。调移辅兵来补充调军的缺额，那么大同的军伍就可以充实。胡虏闻风，也不敢长驱南下。他们来犯就有办法抵御，不像从前那样如同踏入荒原无人防守。这样不仅对内制约边军，又可以对外抵御强虏。当今之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确实不可忽视而不讲求。所谓应当寻求方法来处置的，就是这个。臣确实愚昧，不知国家深谋远虑，然而皇恩未报，一点浅见，道义上不容沉默，所以敢献上来，愿圣明采纳选择。

译辽东兵变疏【处理辽东兵变】

次崖因为大同军变提出的建议与大臣们意见不合，到了这时又极力争辩应当讨伐，最终获罪被贬为钦州左官。我听说，臣子有出力来安定国家，而不在于关系的疏远或亲近；触犯忌讳来决断天下的大计，而不顾及个人的利益与祸害。圣明的君主应当虚心采纳、深刻洞察，不可以轻率地看待，臣希元就是这样的人。臣所说的国家大计，就是今天辽东的变乱。辽东的变乱，自从大同事变平息的那天起，臣就已经预知会有这一天了。哪里只是辽东，沿边各镇乃至天下，都将成为辽东那样的局面。为什么呢？大同的犯事士兵，敢于发动叛乱，朝廷集结三镇的兵力攻打他们，半年都不能攻克，最终却草率了事。虽然抓获了数十名首恶，但对于像马升、杨林这样的桀骜之徒最终无可奈何，反而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平息事态。各镇的奸雄，必定认为朝廷确实无能为力，轻蔑侮辱之心便由此产生。一旦有触发之事，就会奋起反抗，事势本来就是这样，今天的辽东就是例证。否则，都御史或许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常事，五十亩官田，并没有大的过错，何至于捆绑拘禁、窘迫侮辱，如此冒犯顺从、干犯纲纪？这难道不是轻侮朝廷吗？辽东的祸乱尚未平息，广宁的变乱又相继兴起而且更加严重。听说吕经遭受侮辱，无所不至，都不是人力所能忍受的，倒不如一死了之痛快。吕经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值得吝惜的是朝廷啊。听说兵部派去的官员，也被囚禁。看他们狂悖的行径，即使大同事变也没有如此严重的。臣认为，兵部大臣应当与国家同忧，为国家讨伐贼寇，使奸谋受挫，祸乱不生，然后才算是忠于国家。如今的处理方式，辗转敷衍，终究属于姑息养奸。叛卒的志向，不杀反而更加骄横；朝廷的威令，不振兴反而更加削弱。台谏官员联名上奏却仿佛没有听见，边关的警报日益紧急却不向皇帝报告，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臣揣测他们的意图，不过是草率弥缝，谋求眼前的安宁罢了。谋求眼前的安宁，而忽视社稷的根本大计，遗留下将来的大祸患，这是最大的不忠。为什么呢？天下的都御史是一样的，这个可以侮辱，谁不可以侮辱？天下的军队是一样的，这个可以叛乱，谁不可以叛乱？这是法律应当追究的，并非都御史激化了变故，所以他们的罪过尤其不可赦免。况且辽东发动变乱，是因为查拨官田，而这出自都指挥的呈请，必定是法律应当追究的。在各边各镇的军事事务中，难道没有像辽东这样应当追究的吗？难道也会发动变乱吗？这种趋势将使天下的官田，听任他们隐匿占据；天下的军队，听任他们违法乱纪，都没有人敢过问。朝廷的法令不能在军队中施行，都御史在上面拥有虚名，也就没有必要设置了。国家的体统，天下的事势，不知道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谋求眼前的安宁，忽视社稷的根本大计，遗留下将来的大祸患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之所以对举事犹豫重重，也是有鉴于大同的战事，认为叛卒终究无法攻克。这大大错误了。大同的事变并非叛卒终究无法攻克，而是统帅的错误误导了陛下。为什么呢？攻城是下策，兵家称之为不得已。所以古代善于攻城的人，必定运用智谋出奇制胜，使敌人不知道防守哪里，然后才能得逞。所以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又说：“讨伐别人的国家而不攻其城，夺取别人的国家而不毁其国。”从前吕蒙埋伏士兵，穿着白衣摇橹来夺取关羽的荆州；李愬雪夜潜入蔡州来擒获吴元济，这都是善于攻城的例子。郄永攻打大同，没有听到奇策，即使他的行军，反而坚定了敌人的意志，使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我们的军队。像杀害南关居民这一节，尤其是最有害于事态的。乐毅在旬月之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三个人不能在坚守死战的即墨得逞，何况刘源清、郄永能在大同得逞吗？这是刘源清、郄永误导了陛下。刘源清、郄永已经罢了，让接替他们的人，正当军帅新更替之初，正是城中长期困守、众心容易动摇之时，如果能像裴度那样发誓不与贼寇共存，再等待旬月，相机制胜，难道不能挽回败局吗？却不谋划一计，依靠他人成事，众议未定，就急忙撤兵，使九仞之功，毁于一旦。朝廷讨伐贼寇，大义没有昭示于天下，姑息的政策已经形成，于是开启了今天的祸患。这是张瓒误导了陛下。陛下没有醒悟三位大臣的错误，认为叛卒果然无法攻克，今天辽东的变乱，又从而再次错误了。国家威望大大受损，后患将要形成，这是臣愤愤不平不能自制，而进言的原因。现在派遣大臣前往那里查勘，臣观察叛卒的意图，是想朝廷不过问，直接赦免他们的罪过罢了。如果一定要推究事由，判处笞杖、扑打的轻罚，他们尚且不接受，何况重于此的刑罚呢？臣推测今天的事势，决断在于用兵。舍弃用兵而草率弥缝以求平息事态，臣看到他们像骄纵的孩子，越养越骄，将无所不至。四方效仿，乘虚而动，将来更难收拾。其关键都在于今天这一举动，实在不可不慎重。然而向方在大同未能得逞，现在又想在辽东快意。大同失事的臣子还在，又想得到人来任用。这不仅陛下怀疑，即使满朝臣工也怀疑。不仅满朝臣工怀疑，即使臣也怀疑。然而臣有解除陛下疑虑的理由，请让我说说。大同之所以不能攻克，明显是三位大臣的错误。假如有像吕蒙、李愬那样的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因为非人之误事，就怀疑

译叛卒之乱难以平定。这是未能明察的过错，也没有人向陛下启奏。臣听说宣府、延绥、大同的军队，尚可以征调。其中的将领佐官还有可以任用的。如果不可征调，那么养着他们做什么呢？况且堂堂天下，难道还担心没有军队吗？然而古人凭借一支军队就能复兴国家，这是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即使是极其衰弱的国家，如果能够自立，仍然可以实现志向。像汉蜀之于曹魏，东晋之于苻秦，就可以看出。何况国家拥有全盛的国力，却还要仰仗我的叛卒，有什么困难呢？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罢了。臣又听说辽东的情况，与大同不同。大同北面面对强大的敌虏，为我们抵御遮蔽。大同遭受攻击，讨伐叛乱的举措也必须兼顾局势，或许引诱强虏来自我解脱。辽东塞外的夷人，如朵颜诸卫，都是我们的臣属，必定不会勾结他们而仇视我们。又因为地形隔绝，必定不能跨越辽东数千里来成为我们的祸患。这是它们最大的不同。又辽东二十五卫所，不向朝廷缴纳一粒粮食、一尺布帛，而每年耗费朝廷八十万。况且那些塞外的夷人，每年仰仗我们的器用和赏赐。我们断绝辽东不与往来，东夷失利，必定怨恨而成为他们的祸患。他们不能一天安宁，其势最终必定服属于我们。这是它们的另一不同。既然辽东的情况不同于大同，今日的事势，又不容停止。这就是臣断定今日之计决于用兵的原因。至于用兵之事，其中的军马钱粮、指挥调度、细节固然很多，然而其关键在于君主在上刚毅果断，以耐心行之，慎重选择统帅，而将权力委托给他，我们不遥制，那么纲举而目自张了。凡是这些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说的是能断。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后赏赐大国，说的是能耐。丈人吉无咎，长子率领军队，说的是择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委权。按照这些原则去实行，而事情有不成功的，臣未曾见过。

译关于钦州恢复屯田的奏疏【钦州屯田】

查得本州官民粮米，原定额为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去免征和停征的部分，实际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每年除去解送京城、解送布政司，以及发放常平仓、永丰仓以供给本州官吏、师生，还有千户所官军俸粮后，只剩下二千八十石，仅够半年食用，尚缺粮一千八百石，按规定需从外州县拨补以补足。由于距离遥远，必定要过一年才能运到，官军欠粮，每四个月成为常态。

臣刚进入州境，陆路行走三天，才抵达州城。看见平原旷野，一眼望去无边无际。高处可以种黍，低处可以种稻，都成了荒坡。成为田地的十中仅有一二。所种的田地，只有水稻一种，黍、稷、麻、麦都没有。那土地又有一半淹没在荒草中，禾稻十中不到七八成。询问耕种的百姓，都不施肥不除草，把种子撒在地里，听天由命。然而每亩还能收获三四石，大概是那土地极其肥沃的缘故。几年后地力薄弱就换地方，又几年后再回来耕种。所以熟田常常很少，荒田常常很多。这大概都是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的缘故。

臣随即派遣官员四处踏勘闲置荒废的田土，靠近城郭的地方，则自行勘量，已得到田地一百顷。但本州地处偏僻一方，商业微薄，很少有流民，那些本地无粮的人户，又害怕差役，甘愿佃种别人的田地，不肯承种官田，因此无法招来耕种。

查得本州洪武年间，设立屯田六十二顷，坐落在城东厢新立乡、灵山县下东乡等处，拨给钦州千户所百户二员，领军出种。宣德年间，才开始罢免屯田归有司管理，给百姓耕种并办理缴纳粮差。现在查得前项屯田，民间耕种的固然有，废弃为荒地的还很多。况且各处抛荒的田土无数，也不必拘泥于原来的田地。只是承种的人，应当商议处置。

臣考察本朝屯田之法，现在已经废坏，军士逃亡过半，耕种的人，大多不是本军，都是百姓承佃。臣想依据现在的制度，参用古代的方法，将勘过的荒闲田地，以及原来废弃未垦的屯田，招人耕种。不拘是军余、客居，以及无粮人户，只要愿意承田的都给他们。每人给田三十亩，依照钦州下则官田的则例，每亩征收米一斗七升，一人该米五石一斗。仍然拨田十亩给他们作为宅舍，不征收其税。十人为一甲，甲有头目；五甲为一屯，屯有总管。一屯种田十五顷，共田二十顷，该米二百五十五石。一屯设屯老一人，专门管理此事，给田四十亩，用来酬谢他的劳苦，不征收其税。五屯的田地，共计一百顷八十亩，督责耕种，征收税粮，则屯老责成屯总，屯总责成甲头，甲头责成屯丁，由本州判官掌管，而知州总督。没有牛种的人给予牛种。

现在查得荒田一百顷八十亩，可作五屯，一年可得粮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只招得军余朱镛、冯宁等六十人，客居及无粮人户廖逵、章料记等六十人，还欠八十人，才够四屯的田地。查得本州额设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去守库、守监、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拨八十名在附近新立二乡屯种，以补足四屯的人数。令他们春夏在屯耕种，秋收之后，到州里操练。还有一屯田地，缺人耕种。

臣查得钦州千户所每年拨军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驻扎，下班的军士，每月办银三钱，以备该所公用。臣想在附近孟涌、茶山、木隆等处，拨田二十顷，令两名军士合伙种一分田，随班上下，更迭耕作。军一百名，可种田五十分，以补足一屯。督耕征粮，都依照民屯的方法，由备倭官主管，本州也得以督责。一名军士每月减米五斗，军一百名，每月减米五十石，一年减米六百石。屯粮减米，二者通计，一年可得粮一千八百七十五石。这样就不必等待从外州县取拨，官军的粮食可以足用了。

以军余、客居、无粮人户屯田，就是东晋简选流民在江西屯田，后魏登记州郡人户十分之一屯田的遗意。以民快屯田，就是唐代府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的遗意。以哨军屯田，就是汉代人在敦煌屯田，且耕且战的遗意。愚臣的方法，似乎可行。然而此法，条列利害，深见人情，不像一概驱赶百姓那样。军余、客户则有利，军官、粮户则不利；民快则有利，官军则不利。为什么呢？各处军田数量多，军余、客户想种而不得，一旦给他们田地，人人都乐意接受，所以有利。军官得不到余丁差使，粮户不能多占荒田，更容易耕种，所以不利。民快苦于杂差，种田可以自求安逸，而租税容易缴纳，所以有利。哨军习惯于安逸，现在让他们耕田，而又减粮，所以不利。知道其中的利害而不被其动摇，那么法令就能推行了。

陈述愚见以赞佐庙堂谋略关于讨伐安南的奏疏【讨安南】

臣考察安南长久缺失常职贡，陛下赫然震怒，朝廷大臣于是商议征伐，这确实是帝王统御华夷的大略。臣在钦州任职，与安南接壤，那里的情况，略知一二，不敢不言。

译因为辜负了陛下，请让我一一陈述。臣自从到任以来，再三体察勘验，安南自正德十年，黎赒通贡，却被其臣陈暠杀害；其臣莫登庸攻杀陈暠，陈暠之子陈升逃奔占据谅山；莫登庸拥立黎赒的侄子黎譓为主，莫登庸图谋篡位，黎譓逃奔占据广南；莫登庸让其幼子冒姓黎氏暂掌国事，随后便自己夺取了政权。安南至此国家分裂为三，而莫氏势力最大，黎氏流亡南海，被莫登庸阻隔，想要进贡却做不到；莫登庸掠夺他人国家，自身背负篡逆罪名，想要进贡却不敢；陈氏窃据一方，势力卑微弱小，想要进贡却不能。安南长久不进贡，正是由于这些缘故。莫登庸篡权占据，黎、陈二氏分裂争斗，国人尚未臣服，正想请求进贡乞求封爵，以安定其地位，而莫登庸作为主事者。嘉靖五年，莫登庸曾以千金请求本州判官唐清疏通进贡之事，事情败露后被问罪关押在按察司监狱。臣先前路过广西，听说莫登庸向两广军门请求通贡，声称黎氏已经灭亡，国人推举他，目前左江道正在查勘尚未上报，那么现在派遣使者，正是他所希望的，估计必定仍然粉饰之前的说辞来欺骗朝廷。敕使到了那里，所查访所询问的，都是他的臣下，谁敢如实告知？使者无法查察，因而回朝奏报，朝廷无法查察，因而给予封爵。这是万里派遣使者，只成就了莫登庸篡权占据的阴谋，是大大的不可取。臣看到各位大臣会议，要求查明当今篡主夺国的罪人姓名，选拔将领整顿军队，等待报告后再出兵。臣仰见陛下圣明如日月，威严如雷霆，不肯对叛贼稍有宽贷。如今敕使前往查勘，如果莫登庸狡猾，如臣所料，岂不耽误大事？这就是臣不能沉默而进言的原因。臣看到兵部会议，派遣将领命令军队，整顿军队积蓄粮草，都已经安排妥当，无需另议。事情尚未详尽之处，臣请求陈述。凡事没有细微而可以忽略的，敌人没有弱小而可以轻视的，这两句话已经奠定了后来征讨南方的格局。现在对于安南，如果只责成其进贡，这可以不劳烦军队而平定；如果一定要惩办其叛逆之罪，那么莫登庸虽然弱小，也不可轻视。为什么呢？他自从篡逆以来，北面受制于陈氏，南面被残余黎氏怨恨，亲身经历百战，他经历的祸患多，他运用智谋熟练，不是少年未经世事的人可比。这是不可轻视的第一点。二十年间，我国虽然不曾觊觎那里，但他对我国的防备无所不至。看他篡位不久，就禅位给儿子莫福海，自己居住都斋，不仅防备我国，也稍微因为靠近我国而与中国相通。都斋是莫氏旧居，距离其国都七程，距离钦州五程，莫登庸居住在此，大概是防备我国。看他所居住的地方，驻扎军队万人，又在海边拦阻树木，以阻止水军，他的意图可见。听说永乐年间征进，用兵八十万，谋臣猛将，都是靖难百战之余，以太山压卵之势临之，虽然所向无敌，然而仍然大小数十战。现在的兵力哪里比得上往昔？大将副参游击以下，像新城侯张辅、西平侯沐晟、丰城候李彬这样的人有几个？这是不可轻视的第二点。古代用兵安南，不担心难以战胜，只担心难以持久，因为那里山川阻隔遥远，风气特殊，瘴疠时常兴起，北方人到了那里，不习惯水土，不能长久停留而撤回，如宋人讨伐李干德，元人讨伐陈日烜，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兵马钱粮，都做了两年的计划，如果将帅全部使用北方人，恐怕不习惯水土，不能长久驻扎，虽然有两年的粮食，将领也无从使用，未免徒劳而无功，这是应当考虑的。又贵州四川道路阻隔遥远，江西虽然近，人不习惯作战，安南所忌惮的，只有湖广钩刀手，广西狼兵，福建白船，广东黑船，这四处土兵罢了。当今良将，臣不能全部知晓，像辽东总兵马永、广西参将沈希仪、浙�都指挥汤庆，也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古代名将，有的起于屠钓，有的拔于卒伍，现在专门任用世袭将领，民间虽然有孙武、吴起、韩信、岳飞之才，也没有进身的途径，设法收罗他们，也足以备今日之用。用兵务求精锐不务求众多，如果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四省的军队，各选精锐二万人，也可以抵挡八十万的强兵。如果大将副参游击横海以下，多方搜访，不拘一格，得到像马永、沈希仪、汤庆这样的人数十人，也可以比肩靖难时的诸将。听说永乐年间，进入安南的路有两条，一条从云南，一条从广西。现在让云南的军队，从蒙自县进入以攻击其右翼，广西的军队，从凭祥州进入以攻击其背部，湖广的军队，从七源州进入以攻击其右翼，福建的军队由海路抵达伪都以擒获莫福海，广东的军队由海路抵达都斋以擒获莫登庸，使莫登庸四面受敌，父子形隔，可以不战而下。莫登庸既被擒获，黎譓、陈升，可以传檄而定。大将副参游击横海以下，都必须熟悉南方水土的人，才可以长久驻扎。四川、江西，只令出钱粮以供给军饷，贵州则钱粮也可以免除。用兵的计策，如臣所陈述，也大致详尽。征伐的议论，还有二三其说的人，臣请求陈述。有人说安南是外夷，不能用中国的治理来治理，不宜征伐，举洪武、宣德年间处理安南之事作为证据，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莫登庸的基业已经成就，可以顺势给予封爵，举洪武年间处理朝鲜李成桂之事作为

译这是第一种说法。

有人说，莫登庸篡位逆乱，道义上不能容忍。如果讨伐他，会使中原疲敝。应当声讨他的罪行并断绝关系，让四方夷狄听到后，都知道叛逆不轨的人，是必定要断绝关系的。这是第二种说法。

有人说，北方敌虏猖獗，寇敌就在门庭；安南篡位逆乱，远在荒远之地。应先击败吉囊，然后下诏晓谕安南，可以传檄而定。对安南的征伐，应当暂且延缓。这是第三种说法。

有人说，应当兴兵讨伐，声讨莫登庸的罪行并诛杀他，召还黎譓来主持该国，安定其君位后便撤军离去。这是第四种说法。

愚臣的看法，都与这些不同。查考安南与南海、珠崖同样列入职方（地图），汉、晋、隋、唐都设为郡县，钦州就是它的属郡，地方志可以考证。姜公辅生于爱州，与曲江的张九龄相继而起，成为唐朝名相，那么那里的风教文物，本来就不异于中原。直到赵宋才开始失去它，我太宗皇帝才恢复旧物，到宣德年间又失去了它。这是中原陷于夷狄，并非夷狄本身的问题。祖训之所以不征讨，是因为陈日煃首先归顺，当时没有征讨的契机，并非视其为夷狄。臣考察黎利的势力，不大于征侧，引论切合事理。汉光武帝放弃西域，却不放弃交趾，可以看出他不把那里视为夷狄。二杨放弃交趾的议论，本是以汉朝放弃珠崖为借口。然而珠崖最终成为郡县，如今名臣硕辅相继出现，可见那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此，“不征伐”的说法是错误的。

莫登庸是篡位逆乱的贼人，如果因为他的事业已经成功就承认他，那国法何在？况且黎氏还在，臣探访他们的居所，虽然只有四府，但地广兵强，国富民辅，尚足以抵抗莫登庸。现在承认莫登庸，那黎氏置于何地？万一黎譓效仿陈添平的故事，到朝廷请求册封，将用什么对待他？洪武年间处理李成桂，是因为本朝受命之初，朝鲜独自最后归附，又当时王氏已经断绝，不像现在黎氏还在，所以暂且承认他。事情不同，难以类推。况且堂堂天朝，难道贪图土地物产，派遣使者万里之外，不能纠正他的罪行，反而成就他的奸恶，这不是用来尊重中原、慑服四夷并昭示后世的做法。因此，“承认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既然作为藩臣，接受他的职贡，那么该国的治乱，也应当加以治理。现在逆臣篡位占据，邦国分崩离析，已经派遣使者临问并得知实情，却断绝关系而不加治理，这不是用来伸张王法、尊崇中原并威慑四夷的做法。所谓“使中原疲敝”，是说那里极其遥远，得到它不足以富国，就像鄯善、车师对于汉朝，光武帝断绝关系是正确的。安南与两广接壤，鸡犬相闻，土地肥沃而人民富足，象、犀、翡翠、香药的利益，惠及上国，得到它的土地正足以富国，甚至比现在的贵州、广西更好，不是用疲敝中原去侍奉远夷。因此，“断绝关系”的说法是错误的。

吉囊和安南，好比人的身体，安南是弯曲的手指，吉囊是疮疥之患。疮疥之患，随时可以治疗；弯曲手指的患，只有经过的人能帮它伸直。征南之举，正是说该国国内动乱，可以趁势平定。如果延缓，那么该国已经安定，就难以动摇了。只在于一时，必须专门伸直手指，兼治疮疥，决不能先治疮疥而后治手指，这不用智者就知道。因此，“延缓”的说法是错误的。

安南最初请求册封的是陈氏，本朝所册封的也是陈氏。黎利内心藏有狡诈，冒领封国，那么安南并非黎氏所有。当时没有看到讨伐的契机而承认了他，事情未明，罪行未正，只恨没有契机罢了。现在他的强臣效仿，黎氏失去国家，天道好还，事情有了契机，却想夺取国家归还黎氏，岂止是逆天，实在是自己失去机会。因此，“安定黎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以臣看来，现在的安南有三点应当讨伐，两点应当夺取，四点可以夺取。中原是礼法的宗主，四夷都看着它作为表率。莫登庸篡位逆乱，是礼法所不容的，应当讨伐，这是第一点。四夷看着这里来判断轻重，应当讨伐，这是第二点。本朝初年放弃交趾时，安南趁机侵占本州岛，如以前的赡浪、四峝之地，设置新安州。听说那里的百姓衣冠言语，常有回归本源的念头。该国执迷不悟，没有悔过的念头，应当趁此时声讨他的罪行，责成他改正，应当讨伐，这是第三点。

安南本是中原故地，自从分国以来，驱使我衣冠之民断发跣足，成为夷狄的习俗，这是管仲必定要匡正、《春秋》必定要谨慎对待的，应当夺取，这是第一点。黎氏得不义，莫登庸袭用他的故智，两者都不应当得到，应当夺取，这是第二点。他们自从分国以来，历经六百年，更换五姓，国运虽然改变，疆土没有分裂，而现在却分裂了，天意似乎可以推知，可以夺取，这是第一点。听说莫登庸势力虽然已经形成，但他的大臣还有很多没有归附，都用婚姻来结纳他们的心意。现在三姓分争，人心疑惑，都愿意归附本朝。莫登庸也日夜恐惧，害怕王师每日到来，散尽千金来收买国人，似乎有闻风投降的意思，可以夺取，这是第二点。安南已经分裂，势力难以复合，三者相持，决不相让，彼此都失利，必定自甘失败，这是天道有好还的时机，交趾有统一的机会，可以夺取，这是第三点。五六年间，边民觊觎而动，如赵盘、韦缘广等人四五起事，屡次请求兴兵，官府不听从。虽然每年杀数十人，还是不能制止。如果得到圣旨，指挥数万精兵，早晚可以集结。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以夺取，这是第四点。

那应当讨伐的如此，应当夺取的

译像这样。值得采取的又如此。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听说美好的机遇难以遇到，良好的时机不会再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现在的安南，正是所谓鹬蚌相争的态势，这是中国的利益，上天把时机赐给了我们。希望陛下与朝廷大臣商议，务必寻求最恰当统一的意见，不被各种不同说法所迷惑，同时采纳微臣的策略，不要专门固守已经形成的决议，详细审查使者的奏报，不要被登庸所欺骗。那么天时就可以把握，大功就可以成就，一方百姓就可以免于遭受剃发左衽的屈辱。陛下的盛德大业，就能光耀祖宗而流传后世了。

译上疏报告安南的情势，请求紧急调兵讨伐安南【讨伐安南】

安南不来朝贡，过去朝廷派遣官员前往查勘，任命将领讨伐其罪过，臣已将那里的情况以及征讨的事宜详细奏报。现在又有所听闻，臣不敢沉默，请一一向陛下陈述。臣根据时罗都生员黄洪、间谍黄礼等人报告：

其一，安南在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海啸，海水淹没王城，城墙崩塌一面，死亡人民两万多，牛羊无数，这是上天将要灭亡安南的征兆。

其二，莫登庸在嘉靖十六年六月，听说朝廷想要讨伐其罪过，便立其子莫福海的儿子莫福源为伪太孙，打算让他在今春继承王位，莫福海则出守外地，赦免民间徭役三年。这是知道人心不依附他，所以让父祖子孙分别镇守疆土以巩固自身，又借此来收买人心。

其三，莫登庸听说朝廷想要讨伐其罪过，在其国永安、万宁等州县，挑选年龄在二十到四十岁的人，各五十人前往国都接受训练，这是想要做防御的打算。臣考察永乐年间交趾布政司下属州县有一百二十九个，每个州县挑选五十人，不过七千人罢了。

其四，莫登庸在嘉靖十六年十月，派人从海上到达廉州府合浦县地方，被巡海官兵抓获一名叫杜文庄的人，供称是莫登庸派来察探情况的，这是想要观察我们的动静。

其五，莫登庸在嘉靖十六年六月，听说朝廷欲讨伐其罪过，随即在八月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黎宁，战败死亡一万人，杀死大臣四人，这是莫登庸诈称黎氏已经断绝，曾经以此请求封爵。

其六，听说朝廷查问贡品并讨伐其罪过，急忙想要消灭黎氏以掩饰欺诈，不知道反而自取祸患。

其七，嘉靖十六年，臣拨派守卫上扶隆营的旗军武汉等人，抓获并送归正人黄伯银到州，他归降的始末详细记载在另外的奏疏中。臣因此审问莫登庸兵马的强弱，供称安南的法律，每个州县每年征取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二十名，分拨到各处防守。因为连年与黎家互相攻伐，嘉靖十五年，死亡六百人，十六年，死亡一万人，丁壮不足，所以征选到四十岁的人五十名。由此看来，莫登庸的虚实，都可以看清楚了。

臣认为安南傲居一方，考察其土地和人民，还抵不上我们广东一省。它与我们边境接壤，又不像朝鲜那样有高山大海作为阻隔。汉、晋、隋、唐时期，都将其设为郡县，因为五代时期的动乱而失去。宋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大概是因为其创业之初，武业已经不兴盛，燕云近在门庭，尚且不能恢复，何况能远及交趾呢？

本朝之所以得到后又失去，大概是因为平定之后，立刻撤回三位统帅的军队，不像云南那样留下重镇。加上各处防守的官军，苟且简略，废弛懈怠，再加上贼寇残余党羽没有完全清除，新归附的人心，没有稳固而容易动摇。观察《交藩集》所载，可见当时镇守的刑部尚书黄福，知道有后患，已经预先预言了。放弃珠崖新附的汉人，光武帝初建汉朝，尚且不能保证其没有变故，何况安南呢？由此看来，这是人的谋划不善，并非交趾终究不可守卫。

现在贼臣割据，国土分崩离析，天天动用武力，像鹬蚌相持，百姓糜烂而没有君主，地气不安而报告灾变。像黄金广等人，过去用敕书招抚他们而不来，现在他们的孙子不招抚而自来。海啸崩塌城墙杀人，又是亘古所没有的。天意和人心可以知道了。

况且以几个郡的百姓，父子祖孙，分据而有三君，供给频繁，而战斗不停，其势力岂能长久存在？现在倾全国之兵，去攻打战败的残黎，不能取胜而屡次失败，甚至覆灭大军与大将，那么莫登庸人心不与他，兵力不振，覆亡的形势，已经在这里显现了。

臣仔细审问黄伯银，如果王师入境，都是期待后发制人、叩首归顺的百姓，其中必定有倒戈擒贼献俘的人。莫登庸既然不兴盛，陈升听说已经死亡，黎氏似乎也应该被替代。以臣看来，安南这块土地，终究没有独立的道理，其势必分裂而并入中国。这确实是天道好还，夷狄的气运将要终结，交趾重新合并的时候。皇天眷顾保佑我大明，将成全我金瓯无缺的基业。可以说是万世一时的机遇了。

或许有人以现在财力困乏为疑，臣仔细计算安南的军队，不过二十万，两年的粮食，所花费的银子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粮食四百万石。难道以天下之大，不能办到这些吗？像臣所处的地方，又有不全取于官与民，而可以充足兵粮的方法。何况得到安南后，所得的收入又岂止于此呢？

如果用兵来说，自古以来用兵安南的，没有不胜的，只是他们善于逃跑以拖延我们的军队。北方人到那里，不习惯水土，往往不能持久而撤回。这是安南的长技，所以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像汉朝马援征讨交趾，女子征侧逃入金溪洞中，两年后才抓到。元朝讨伐陈日烜，屡次逃到海港，三年不能抓到。本朝永乐年间讨伐黎季犛、牛陈季扩，辄逃到海岛，三年后才抓到。往事可以验证。

现在莫登庸在都斋造船，确实是步陈日烜、黎季犛、牛陈季扩的后尘。臣节奉圣旨，安南叛乱已有旨征讨，占城国是其邻壤，宜敕令其国王整兵把截，勿令其奔逃。圣神料敌，远中机宜，真是明见万里之外的人啊。臣愚昧地认为，在邻境防备，尤其应当在门庭防备。在门庭防备，那么海上的军队最为紧急。海上

译的军队。那么福建漳州、泉州的部队最为精锐，广东东莞、南头的部队次之。然而湖广、广西、云南的土兵，都有头目统领；福建、广东的士兵，都散在民间，向来没有头目统领。如果由州县官员统领，那么舟船风涛，不是他们所熟悉的；而且技能不相通，情意不相投，他们本来不肯为此所用，这也无法使用他们。臣愚昧地认为，可以从中挑选有智勇、被众人推重信服的人，授予土指挥、千户的名义，让他们统领部众，各自作战。如果能够屡次建立奇功，就让他们正式任职，与武职一体升迁奖赏；没有功劳可记的，事情结束后照旧为民。这样，人们必定拼死效力以建立奇功，他们下属也必定拼死效力以供驱使。有人说名位器物不可轻易授予他人，这是不对的。从前汉高祖时，陈豨反叛，命令周昌选拔赵地壮士可以带兵的，周昌进见四人，高帝轻蔑地骂道：“小子能带兵吗？”四人惭愧地伏在地上，高祖分别封他们为千户作为将领。左右劝谏说：“封这些人有什么功劳？”高帝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陈豨反叛，赵、代地区都被陈豨占有，我用羽檄征召天下军队，没有到达的，现在计算只有邯郸的军队罢了，我吝惜什么四千户，不用来安抚赵地子弟呢？”大家都说好。现在安南的土地，一尺一寸都不是我们所有，而海上的军队，没有将领，又何必吝惜土指挥、千百户的虚名，不驾驭英杰，成就我们的事业呢？

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再从大体来说，先前皇帝诏令颁布，声讨罪过，命令将领出兵，大将、副将、参将、游击、总饷、纪功等官员，都已经选派，随后奉到明确旨意，暂时停止，命令云南、两广的巡抚、镇守官员酌情安抚剿灭。臣愚昧地认为，以前这里兵粮没有准备妥当，如果王师突然到达，轻率进军不可取；王师长期滞留，对用兵不利。明确旨意暂缓出兵，可以说是掌握了取胜的计策。然而想要依靠这个成功，臣恐怕未必能行。为什么呢？应当在这件事没有发起之前，形迹没有暴露，命令两广、云南的巡抚、镇守官员谋划，深沉机密，谋划确定后迅速发动，使敌人来不及谋划，就可以得逞。现在形迹已经暴露，消息已经传到外夷，我们的军队没有集结，他们的防备已经深入。忽然中途改变，他们认为朝廷不急于此事，必定有互相交换的心思；他们的百姓不知道朝廷的意向，必定不敢轻易离开逆贼，归附我们。这是第一个顾虑。

又两广巡抚的军队，事权不统一，彼此或许不呼应，恐怕误了大事。就像宋朝讨伐黎桓，侯仁宝率兵先进，孙全兴等人却驻军不进；宋朝抵御金军，宣抚使命令进兵，枢密院一面命令退军，这是事权不统一的验证。臣查考现在西北两边，巡抚、镇守都有大臣一员作为总制。现在安南的事情，又不是西北两边平常时候寇掠的敌虏可比。应当依照两边的例子，设置总制大臣一员，使事权统一，大事不失误，大功可以成就。

又两广巡抚的军队，大将出身于富贵人家，恐怕未必能承担大事；将佐则是副将、参将、都司、指挥、千百户之类的人，这哪里足以震慑远方的夷人？所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遵照前旨，大将由朝廷任命，必定选择向来有声望、被众人推重信服的人；副将、参将、游击以下，命令两广、云南的巡抚、镇守选择所属武职中向来有才望的，像沈希仪那样的人充任；福建、广东海上的军队，应当增设横海将军各一员，由海上有才望的备倭指挥，像汤庆那样的人充任。

行军打仗，粮食是首要的，总饷大臣，自然不可缺少；纪功的科道官员，用来核实功劳，检验勇敢怯懦，鼓舞人心，激发士气，尤其紧要。臣先前奏请想要五路进兵，现在计算实际是三路。应当改七源州的军队，从钦州进发；海上两支军队，与钦州作为一路。臣查考汉史，马援征讨交趾，军队到达合浦，诏令一并统领楼船将军段志的军队前进，大概是水陆并进。两路进兵，应当各派遣纪功官员二员。

臣还有进献的建议：行军所到之处，接纳投降是首要的。安南人心，既然归属本朝，可以顺势引导。应当明确设立奖赏标准：该国群臣百姓，有能擒获莫登庸父子献上的，封为侯伯；以府投降的，授予指挥；以州投降的，授予千户；以县投降的，授予百户。如果莫贼自缚归降，也不杀他，仍然酌情给予官职。那么人心归向响应，贼胆自然害怕，兵不血刃，而大功可以成就了。

译条陈征讨南方方略的奏疏【征讨安南】

臣认为，安南莫方瀛上表请求投降，陛下没有立即听信，又命令大臣前往查勘。臣已将接受投降的相关事宜，详细上奏。万一接受投降不成，局势必然发展到用兵的地步。关于用兵的方略，臣请陈述如下，希望陛下采纳选择。

莫方瀛的父亲莫登庸，出身于蛋户，熟悉舟船驾驶。他家住都斋，那里沿海有十余里烂泥滩，舟船无法停泊。从西北到龙编王城，需走七程路，但被七条河流阻隔，车马无法通行。逆贼莫登庸依仗这些险阻作为坚固的防御。他在中间种植树木作为城墙，假意封他的党羽七人为公，环绕在王城之外，号称“七公府”。又在海上新兴社建立兵府，兵力约二万人，专门练习水战。还在涂山设置州治，在枝封县设置兵力，都作为外围屏障。逆贼莫登庸曾与其党羽商议，认为王城值得担忧，都斋不必担忧。如果天兵南下，王城抵挡不住，就率领全国兵力逃往都斋；都斋抵挡不住，就率领全国兵力逃往海上。因此，都斋是莫氏赖以生存的关键，他们自认为那里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我们莫奈他们何。

臣愚昧地认为，善于征讨的人，攻击敌人所倚仗的地方，那么其余的地方不攻自破。从前唐朝百济旧将福信占据周留城叛乱，刘仁愿无法抵挡。唐高宗命令刘仁轨率兵攻打他。众将领认为加麻城是水陆交通要冲，想先攻克它。刘仁轨说周留是叛军的巢穴，如果攻克周留，其他城池自然就会投降。于是水陆并进，终于攻克周留，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观察他的言行和行军次序，也有谋略。臣愚昧地想要用东筦、琼海的军队援助占城，让他们出兵攻击安南南部，截断其逃跑路线；用福建的军队由海路出兵枝封，让湖广的军队出兵钦州与之会合，攻打都斋，摧毁其巢穴；用广西的军队出兵凭祥，让云南的军队出兵蒙自，与之会合攻打龙编，拔除其根本。龙编受到攻击，莫方瀛必定逃往都斋。北面的军队向南驱赶，南面的军队向北截击，东面的军队向内攻击，大军四面合围，莫氏父子可以一鼓作气擒获。然而，五路军队必须齐心协力，彼此呼应，然后才能成功。恳请陛下特别以此告诫命令各位大臣，使他们没有二心。

前年安南局势动荡，莫登庸派他的儿子莫方瀛领兵防备蒙自，派他的孙子莫福源领兵防备凭祥，而自己到万宁防备钦州。这是因为逆贼莫登庸知道人心内部离散，不敢倚靠他人，所以用父祖子孙亲自防备。这也是崖山自负的言论，而莫登庸唯独防备钦州，大概所担忧的在钦州。由此看来，他们的势力也非常孤立。所以臣想要用五路合攻，先攻破都斋，夺取他们所倚仗的地方，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用兵的关键，用人是第一，选拔士兵是第二，管理财政是第三。什么叫用人第一？想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必须得到非凡的人才；而使用非凡的人才，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拘束。从前汉高祖因为萧何的推荐，知道韩信的贤能，把他从士兵中提拔出来，授予上将的职位，于是平定三秦，摧毁强敌，成就汉朝大业。唐朝刘仁轨因罪被免官，以平民身份从军，等到讨伐百济时，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于是攻克周留，击退王丰，平定百济。这些都是不按照常规标准来使用的例子。

近来安南局势动荡，臣看到吏部和兵部推举任用将佐协赞等官员，只在常规资历中推选，大都是白面书生，听到谈论军事就胆寒色变，只怕事情成功。这种人怎么可以共事呢？文武双全的人才，自古就很难得。这类人虽然很多，并不是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是胆怯顾虑太多。臣看到很多处理政务号称精绝的人，面对敌寇却闭门束手无策。在常规标准中寻求将才，哪里能得到呢？人在利益面前聪明，在危难面前迟钝，并不是他们的贤能突然改变，而是意志有壮年与老年的区别罢了。从前田单起于步兵，在旬月之间凭借莒、墨两邑收复齐国七十二城，后来率领齐国的军队攻打狄人，三年都攻不下。鲁仲连说他是因为东有夜邑的奉养，西有淄上的娱乐，黄金横带，驰骋在渑池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能成功。臣愚昧地认为，现在的勋臣，也是田单这一类人，难以使用是必然的。如果不拘泥于常规标准，军民职官、民间豪杰，有智勇如韩信、刘仁轨的人，任用他们担任大将、副将、参将、游击等职务；福建、广东的海军头目，如臣前奏所请，假以指挥、千户、百户的职衔。他们受到非凡的待遇，应当一定有奋发立功名的人，还担心大功不能成就吗？所以说用人是第一，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选拔士兵是第二？军队在于精不在多。士兵如果精选，一个可以抵挡一百个；士兵不精选，一百个抵挡不住一个。《六韬》说：有冒进之士，有陷阵之士，有勇锐之士，有勇力之士，有死斗之士，有寇兵之士，有死愤之士，有必死之士，有幸用之士，有待命之士。这就是选拔士兵的方法。从前晋朝马隆讨伐树机能，愿意招募勇士三千人，不问来自哪里，武帝答应了他。马隆招募能拉开四百钧弓、挽起九石弩的人，录取他们。立标杆进行简试，从早晨到中午，得到三千五百人出发，于是斩杀树机能，平定凉州，这就是能选拔士兵。

现在安南的军队，如果像马隆那样精选，也不用十万。按照汉朝马援征讨交趾，不过十万。马援是古代名将，固然不容易达到。然而宋朝仁宝只凭借邕州一路的军队，黎桓就已经不能抵挡；元朝讨伐陈日烜，军队不过七万余，陈日烜东奔西窜，无处逃生。现在的军队，何必用那么多呢？我

译祖皇帝动用八十万军队，当时只是凭借百战之威、泰山之势来压制他们罢了，这算是深谙兵法谋略，其实那些军队并不堪使用。陛下如果选拔可用的臣子，赐予手谕，像晋朝任用马隆那样，在闽、广两地招募士兵，不问他们来自何处，必定有能拉弓射箭、挽弩如三千五百人那样精锐的士兵为我所用，还担心什么大功不能成就呢？所以说“选拔士兵是第二重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理财是第三重要的”？现在安南的军队，议论的人说三年的军费，需要白银四百万两。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再次征发，粮食不多次运输，在国内征用物资，在敌国就地取粮。如果真的能像马隆那样拣选精兵，那么不战就能成功，本来就不需要四百万两。即使真的动用数百万两，难道因为国家如此之大，还办不到吗？臣先前上奏，想要追回各州县壮丁、快役、机兵的月钱，用来准备招募士兵；借用卫所无用旗军的月粮和僧侣的租税，用来准备行军口粮；出售废弃寺院的田地，用来制造战船。这些已经议定由两广军门酌情使用。如果能够推广运用这些方法，也不需要过多耗费府库的财物。朝廷只需捐出淮、浙两地两年的盐利，这件事就可以办成了。所以说“理财是第三重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安南容易攻取，却难以防守。臣只是认为还没有攻取安南罢了。如果攻取了安南，在龙编设置安抚使和镇守官各一员，让他们居于中央以控制四方；让两广的安抚使和镇守官兼管凭祥、谅山一路；让云南的镇守官和安抚使兼管蒙自、光明一路；又在钦州设置安抚使和镇守官，像两广那样兼管海东、海阳一路。这些都与龙编的安抚使和镇守官相互呼应。雄镇居中开启，三方鼎立对峙，就像虎豹在山中一样，交趾的夷人就像沼泽中的羊群，随时发动就能扑杀，他们固然无能为力，也不敢有所作为了。还担心什么不可防守呢？

进攻和防守的策略，愚臣所陈述的大致情况已经显现了。结合臣前后所陈述的内容，应当有可供陛下采纳采用的。陛下有幸留心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