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七

译免除徭役、获利极厚，而且专门垄断滩荡的巨大利益，私自设置竹制煎盐器具，凭借人力随意煎煮，随心所欲地售卖。而在一切有利可图的场所，有的占为田地，有的占为庄园，毫无节制，这就是富人日益富有的原因。那些贫弱的灶户，没有一亩田地，滩荡中没有一寸沙地，既然没有其他可见的利润，不免要按人口缴纳赋税，催征紧迫，不到卖儿鬻女、逃亡的地步不会停止。这是因为灶丁按规定不分户，他们的田地都汇总在户长名下。如果享受优免，则按人口计算。而有口无田的人，徒然承受缴纳赋税的痛苦，却享受不到优免的恩赐。如果不采取损有余补不足的措施，如今江南的民税也将把丁粮合并到田赋中，大概按田征税而不按人口征税，是从这里开始的。用田地来补助人口，通融办理赋税，不仅民户与灶户之间存在不均的弊端，即使灶户内部，贫富苦乐也自有不均的情况。这确实关系到百姓的疾苦，应当立即加以纠正。现在的计策，如灶户每一个大丁免除百亩田地，原本已经上奏并得到皇帝批准，固然难以另行商议。至于免除剩余田地，与民户一样审查编派力役，这在情理和法度上都是两全的，对民户和灶户也没有偏袒。这些情况，都报到臣这里。根据此查得现行事例，各盐场的灶户，每一大丁免除百亩田地，这是因为他们在场中有熬煮海水制盐的辛劳，等待商人收购时有消耗亏损赔偿的痛苦，而国家的赋税依赖他们供给，所以抚恤的恩典特别优厚。议论的人又担心民户的徭役妨碍他们煎盐，又说免除剩余田地，只允许量派轻微的银差，不允许用重大的力役困迫他们。殊不知优免的恩惠，只能利于殷实富裕的人，不能惠及贫困艰难的人。贫困的人亲身在场供办，则又没有田地可以免除；有田地可以免除的，多是挂名在灶籍的人。如果本户确实有百亩以上的田地，那么办理赋税本来就不难，煎盐的劳役，自有家人承担，即使应承力役，哪里足以成为累赘。况且近年议定征收盐价，已不像往日那样困难。如引盐，则听任商人自行支取购买；如滩荡之地，全部与灶户分派收取租息。既没有煎办之劳，又没有赔耗之苦。用商人贸易盐，则有厚利；按人口优免，则有固定的收入。凭借优免的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奸诈豪强之徒，巧伪百出。灶丁既然利于优免之多，常常接受富民的田地挂靠；富民也利于徭役之轻，多将田地诡寄在灶户的名下。现在试着以优免的厚薄，比较办理赋税的多寡来说。如绍兴府的三江、曹娥、钱清、西兴、石堰等盐场，共计有五个，统计灶丁二万九千七百余名口。以三江一场为例，则统计团三十有四个，统计丁四千五百三十有余，盐课计两不超过二千八百，而所免除的田地，计亩则十五万五千五百有余。即三江一场如此，其他盐场可知；统计绍兴一府如此，其他府也可推知。又以诡寄的弊端，与滥免的事实来说。如台州府所报临海等县，有一户是绝灶不办盐，明显是丁尽户存，却又带有民田、涂田以及山地各若干，遇到编派差役，官府既免其丁，又免其田，免除之外又只派轻省的银差。又有户本来无丁，而以义男女、女婿的名目冒收入籍的；有本来无田，而以新收、续置的名目钻营收入册的；又有一户是军灶，军存灶绝，免丁之外，又复免田。像这样的弊端，举一户可知其他户，即一县可知其他县。近来灶丁日益增加，民丁日益减少，布田日益增多，民田日益减少，这都是诡寄的明显证据。大概不仅诡寄田地，而且诡寄人口了。那灶户十年，只办理赋税银一十八两。如民户在十年之内，审查编派正役、均徭、丁田各一次，轻重等役不同，最重的每次耗费银百两。民户与灶户之间，相比悬殊极大。如果灶户在百亩之外，免除剩余田地，又只量派轻省的银差，那么各种重役，未免都派给小民。深切担心灶户的诡弊日益滋生，而小民的困苦日益严重，其势必然不能支撑。

译题为关于均平徭役以杜绝偏颇累及、以缓解百姓困苦的事宜

查得本省各州县，在编审均徭时，都依照各甲内原有的丁口田亩数额，逐年编排派遣。这方法起初并非不好，庞公巡视浙江时，对地方大有恩德，均徭一事他也有过贡献。但是奸民想要避重就轻，往往将粮食诡称寄放在税额较轻的甲下，而官宦豪强之家，又分散户籍，频繁申诉免役，互相勾结蒙混，致使轻重愈发失去公平，法制的本意几乎荡然无存了。臣初入浙江时，深切看到官府赋税征收烦杂急迫，百姓不堪忍受，已经商议将馆夫、库子改为银差，斗级役满后免除其守支，盐捕征银抵补额定税课，凡此都是均徭中的重役，先前臣已上疏奏请，小民都欢欣鼓舞地向臣称赞便利。近来臣查得余姚、平湖两县，原本就有均徭一条鞭的法令。这是江南实行条鞭法的开端。凡是每年编排的徭役，都在十甲内通融，随粮带征。实行多年，事情尤其简便。因为将十年的差役责任归于一年，则重而难；将一年的役务均摊到十年，则轻而易。官府免去了编审的劳苦，百姓承受了均平的恩赐。然而人户有贫富不同，又将丁口田亩分为两类：有田的丁口以及以田折抵丁口者，每丁编征银两必定增加数额；有丁无田者，每丁编征银两酌情递减。使在均平之中，曲折地寓含体恤之意。其余诡寄、冒免的弊端，一旦革除殆尽。通权达变以适宜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法令了。但是当地风俗民情，一概难以预料，又经通令各府州县查访，情况相同。臣担心已经编过的五甲，只有五甲应编，其间优免扣除，势难牵强合并。每次巡视所到之处，接连据湖州等府士民等人，都说愿意除去已编的五年，一面将未编的五年，查照通融均平。现在担心有人阻挠不执行，或导致中途变故，士民之言，如出一口。所以臣深知此法，确实可行，即使经历百世也没有弊端。况且绍兴所属地区，臣已经督行一年，卓有成效，别无可疑。除了通令各该守巡道酌议另行处理外，恳请敕令该部再加参酌，如议施行。

题为陈述末议以保全海隅万世治安的事宜【控制外国商船】

私下认为广东一省，西北连接五岭，东南是大海，蛮夷杂居，禁令疏阔，山海的寇盗，不时啸聚。《诗经》说：“趁着天还没阴雨，剥取那桑皮，修补好门窗。”智者观察细微迹象以预先谋划，勇者趁着时机以巩固自身，这是什么时候啊，却推托说阴雨未到可以吗？臣生长在海边，听闻已久，谨摘取那些祸患切近家门、履霜知冰的征兆，著文论述，私下效仿诗人桑土预彻的意义，恳请陛下垂听。广州南边有香山县，地处海边，从雍麦到蚝镜澳，计一日的路程，有山对峙如台，叫南北台，就是澳门。外环大海，连接牂牁叫石峡海，是番夷商船交易的地方。往年夷人入贡，附带运来的货物，照例抽税盘点。其余番商私自带货物来的，守澳官验实后申报海道，上报抚按衙门，才放入澳内。等候委派官员封存登记，抽取十分之二，才允许贸易。其中的通事多由漳州、泉州、宁波、绍兴以及东莞、新会人担任，椎髻环耳，模仿番人的衣服声音。每年夏秋间，夷船乘风而来，以往只有二三艘。近来增加到二十余艘，有时甚至翻倍。往年都停泊在浪白等澳，隔着海洋，水土很恶劣，难以久驻。守澳官权宜允许搭蓬栖息，等到船只出海就撤去。近数年来，才开始进入蚝镜澳，筑屋以便交易，不到一年多就达到数百间，现在几乎上千间。每天与华人交接，每年看到厚利，所获不可计量。所以举国而来，背着老人带着幼儿，接连不断。现在筑屋又不知有多少，而夷人多达万人。怪异的外形异样的服饰，遍布山海。剑芒闪耀日光，火炮震动天空，高兴时像人，发怒时像兽，这是他们的本性。奸人且引导他们欺凌居民，蔑视澳官，逐渐不可遏制。如果一旦豺狼改变意图，不谋求狗鼠般的微小利益，不图锱铢之利，拥众占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广州城，顷刻而至，那祸患实在不忍言说，能不预先考虑吗？议论的人想在澳门狭窄处，用石头填塞，杜绝番船潜行，以巩固香山门户，确实是对的。然而驱石塞海，经费浩大，无从获取，举事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者想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屋以分散他们的党羽，用力较易，然而往年尝试过了，事情未成，几乎陷入不测。从此夷人常露刀相随，窥探我们的动静，可再用这旧计吗？议论的人又想在澳以上、雍麦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扎其间，委以重权，时常加以稽查，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只有抽税盘点后，查验持有官票者，允许其交易而取平。这也是一条路。然而关城的设置，势孤而援寡，或变故起于不测，适足以为舛鸟鷔之资，岂能制其出入乎？安边者贵在消祸于未然，怀远者在伸威于既玩，臣愚欲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

译将土地弯曲处划为区域，明确晓谕朝廷的德政与威势，给予丰厚的赏赐犒劳，让他们拆毁房屋，跟随商船往来。他们的停泊地点各有固定之处，全部遵循往年的旧例。如果他们徘徊观望，就呈报督抚军门亲自到边境上，安抚晓谕并开导明白，一定要做到万全的考虑后才停止。如果担心开启争端，那么祸根的萌芽，也应当及早预见并预先防备，况且有旧澳存在，都是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他们将从哪里产生怨恨呢？然而如今番舶在广东南部已经很久了，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祸患，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通商，没有窥伺之心，我们只要不去大规模惊扰他们罢了。对番舶征税盘查，虽然是一时的近利，但让他们窃据内地，实在是将来的隐忧。他们的党羽众多，根基难以拔除，以后即使有百倍的智谋力量，又能怎么办呢？有人说他们贪图中国通关贸易的利益，难道忍心作乱吗？谁不知道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意必定不同，这殷商的教训不远，明智的人能看到祸患未萌发时的征兆，何况已经显露了呢？紧急时变化快而祸患小，迟缓时变化慢而祸患大，希望督抚军门加以注意调停，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不要违背他们向往中国的心意，就在通事中，选择那些善于言辞的人，给予特殊的待遇，让他们运用口才作为说客，开示祸福，以暗中挫败他们骄横强悍的气焰。此后番舶入境，仍然停泊在往年的旧澳，照常交易，不失去关市每年的利益。同时严格颁布禁止私自与番邦交易的法令，凡是奸民私自购买番货，叛民投奔番船，以及拐卖人口、擅自贩卖兵器的人，全部按照法律定罪，使人们习惯知道法律的可畏，而不敢进行谋取利益的图谋。规划既定，威信暗中信服，查考往年用来禁制和防御的措施，全部遵循旧例施行，那么各夷人自然将会驯服，而暗中消夺他们的邪念，祸患的根本也就悄然消除了。

译斟酌陈奏关于边防末节以扩大屯田耕种的奏疏【在边外种植树木】

我私下认为，边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内地则人口繁衍、田舍日益开垦，在边关则屏障坚固、烽火台夜间安宁。因此，粮食充足、兵力强大，作为长久安定、有效治理的计策，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的职责专门负责屯田事务，已经另有奏疏请求皇上裁决；那些隶属于兵部掌管执行的事务，应当另外具题以查议。至于镇守边疆的事务，各位大臣日夜焦虑辛劳，各种策略都已提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考虑到屯田畜牧关系重大，理当提出建议，谨献上一得之愚见，供圣明皇上采择。

一、巩固边防以振兴农业。查得蓟州、昌平两镇，山岭重叠，小路狭窄，林木茂密，官军可以设伏，胡人的马匹不能直冲。所以早年东路只设置巡抚一人、兵备一人、户部管粮官一人，每年的费用不过数万串钱罢了。近来增设文武大臣以及沿边的官军，其军费比三十年前增加了数十倍。加上修筑边墙、建立营寨，举措无所遗漏，但敌人侵犯边塞，始终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嘉靖二十年间，沿边各位大臣，因为营建修缮的缘故，随意砍伐树木获取材料，不考虑为边关做万世之谋。后来积习相沿，于是放松了严厉禁令，烧柴制炭，折枝当薪，更加没有顾忌。逐渐导致今天的情况，几乎更加严重。有的为了供给修边工程，在险峻的山峰遍处砍伐树木；有的为了供给安抚夷人的费用，在交通要道采薪贸易。斧头砍伐，萌芽嫩枝几乎耗尽，难怪小路日益通畅，险要隘口日益平坦。修筑边墙的劳役，固然作为防御的长策，然而如果势力不能抵挡，就会溃破墙垣而入，抵御就困难了。边墙之外，深挖长沟，远的有数百里，自认为神马也难以飞渡。但是敌人率领数万军队，捧土填沟，即使是十里深的沟，顷刻间都变成平地。虽然有驻守边界的将士，但地域辽阔空旷，哪里是突击所能赶得上的呢？只有大量种植树木，其利益比得上修筑长城，其气势壮于十万军队，其险要超过山川丘陵。边臣没有不知道的，但却没有人毅然承担其责而严禁砍伐的，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修边工程，每年没有空闲的日子，赏赐属国夷人，动不动耗费巨万。沿边将士利害关系所在，都竭尽他们的膏脂来供给。虽然曾经发给官银，其中哪里能抵得上十分之一。不依靠砍伐树木，同时克扣月粮，将从哪里获取供给呢？况且边墙工程以丈尺来评定优劣，即使是将领以上，都借口于此作为功劳来逃避责问，哪里有空闲去爱护林木呢？即使从现在开始栽植，边备废弛大概是为了应付眼前，不为将来接管的人着想。计算其成效应当在数年之后，自己承担劳苦而不能保证在早晚之间成功，所以都置之度外。从今日看来，得失利害，非常明显。胡马屡次入侵，不仅屯田荒芜，民间耕种，又怎能安心从事呢？我愚昧地认为，修边固然不可废弃，但种植树木更为紧急。近日巡视边境，看见边墙大多完好坚固，其中没有完备的，只是补修的工程罢了。请求下达督抚衙门，通行告知备总参等官，各自按照原来分守的地界，凡是边墙之外，山崖空旷的地方，广泛种植树木。像榆树、椰树之类，都是容易生长的植物；像枣树、柿子树之类，都是北方适宜种植的。彼此联络，各自横向宽阔十余里。每年以种树多少作为边功优劣的标准，巡关御史，普遍委派官员查验，分别劝奖惩罚。仍然严格告示禁令，凡有故意违反砍伐的，平民则引用律例发遣，军人调往烟瘴之地，所属将官，不能禁止缉拿，一并从重追究。那么数年之后，千里成林，而敌人就断绝南下的道路了。比起今日修边的劳逸难易，相差岂止数倍呢？况且边墙年久，难免倾颓，再次劳苦修葺。如果林木培育其根基，日渐生长，不到十年，就隐然有虎豹在山的气势。边尘不起，遍野都是农夫，何愁屯政不能推行呢？至于边墙以内，各有险要之地，像两山对峙，峭壁危立，仅可单人单骑通行，就相度地势适宜，厚植林木。如果敌人已经内犯，或者扼制其初至，或者打击其疲惫归去，或者遮蔽其前，或者掩击其后，据险设伏，都可以依靠来施展我们的长技。有人说遵化铁冶，以及抚赏修边，都于砍伐树木不可缺少，怎么能停止呢？国家兵政，备边最为紧急。如果能控制胡虏，即使有百个铁冶，都设法安排，应当也不难。抚夷各项费用，长久拖累军丁，已经不是优恤之道，难道不可以全部斟酌议定吗？这在于任事各位大臣的一念之间罢了。

清理盐法奏疏【疏通引盐】

我私下认为，国家经费，没有比边防储备更大的。两淮煮海为盐，每年的赋税居天下之首，九边的供应确实依赖它。早年边防经费常常盈余，公私都获利，近来时势不同，沿革不一，成法几乎荡然无存了。有的取给于一时，而不防备其末流的祸患；有的牵制于众议，而不考察其受弊的根源。专门从事频繁变更，始终没有安宁的年份。我谬承总理之任，惭愧没有经略之才，广泛采集舆论，旁查旧籍，已经督同各该兵备等官，就事参详，因时考订，全部加以筹度，曲折显示衡量，斟酌通变权宜的方法，作为救弊补偏的术数，钦遵敕谕条目，照

译所陈述的内容确实出自深思熟虑的愚见，似乎有一点可取之处，恳请陛下下令让相关部门重新审议并施行。

译壅滞的盐引如何疏通？一是设法销引。盐引壅滞，则盐法不通；积累过多，则难以全部支取。如先前增加工本盐三十五万引，致使停积的盐引达到五百多万，这就是壅滞的病根。如果不采取权宜之计酌情处理，终究没有疏通的时候。查得淮南每年支取盐八单，每单七万三千引，现在议定增加为八万五千引；淮北每年四单，每单五万引，现在议定增加为五万五千引。淮南、淮北每年共增加盐引十一万六千多引。行盐地区，销纳很容易，商人称便，税赋额度日渐增加，现有的淮盐，不出三年就可以全部支取完毕了。至于销引销盐，都是疏通的好办法。除了各单增加支取外，还想比照嘉靖初年的事例，改行小盐，减轻盐的重量，稍微增加盐引的数量，想要以此销纳积盐。万历中期，袁疏在两淮治理盐法，也仿照此法实行，每引只有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缴纳余盐银五钱二分五厘，淮北三钱七分三厘。如果让现在立刻解捆小包，未免工费烦难，商人亏损。恭敬等候题奏奉旨批准后，从那天开始，各盐场捆盐，都照嘉靖初年的斤数，不许过多。等淮盐支取完毕，然后依次支取小盐。淮南每单八万五千引，折算增加为十万四千引；淮北每单五万五千引，折算增加为七万引。一年之内，又多销盐引二十一万多引。比起常规额度，每年多销盐引共三十二万八千引。疏通的方法，哪有比这更好的呢？有人说，小盐的实行，虽然销引容易，但每年少余银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两，对税赋额度难道没有损失吗？我反复思考，每年额定的余银六十万，并非全部来自余盐，这大概是从割没（没收）中取盈的。现在盐引既然多了，那么割没的收益加倍，应当不下十万之数，又何必担心余银不足呢？每引少余盐六十五斤，因而减纳余银一钱七分五厘。一则宽恤商人，一则疏通盐引，不仅可以销纳目前的壅滞，即使传之久远，似乎也可行而无阻碍。如果想按照现行的则例，每引五百五十斤，必须等到盐引全部销纳之后，再斟酌议定另行处理，也不算晚。

二是稽查实效。我认为天下的事情，职掌既然相关联，那么责成应当有明确的法规；如果彼此互相推诿，那么综合考核就都成了虚文。两淮行盐地区，除了巡盐御史每年巡视考核外，其余事关各省，禁令难以统一。先前总理盐法都御史屡次题奏奉旨批准，委派江西、湖广、河南盐法道严行监督，各该有司，以销引的多少，区分功过的优劣。那些没有达到定额的，即使考满给由，也严行查核参问停俸，各有明确的条例。而该道的举劾，两淮巡盐御史实际掌握着权力。法规可以说详细且严密了。然而盐引的销缴十中没有四五，官员的劝惩百中没有二三。如果举劾该道，却寂静无闻。这没有别的，都是积习相沿的过错。我到达两淮，查前后题请的事宜，都已经通行各省了。然而考察其成效，造报的是谁？复核的是谁？簿册完全不相闻问，功罪如何考见？盐法的壅塞，奇怪什么呢？我愚笨地再三筹划，认为各省府州，郡县辽远，仅以盐法道一人兼督，虽然称事有专职，其实势难必行。遇到智巧的有司，就用空文相蒙蔽，岂能一一就近察之？查得各府都有守巡道，分驻一方，就令将部内州县，各从近地分管，某州县隶分守道，某州县隶分巡道。各府州县设立循环文簿两扇，每季内开商人运到官盐若干，盐引若干，或自行发卖，或铺户转贩，彼此有无抑勒，盐法果否疏通，州县一体查造，各府并造所属，凡有利病事宜，逐一具详区处。如或水陆难行，商人不到，有何缘由，都要明开，以便查议。每季终将原簿并截角文引，同时赍送，各该道覆查无异，即令具印，钤文簿一扇，通将分理府州县验其盐引，分别功罪，某完及几分，某不及几分，遵照先前题准事例明开某应旌异，某应戒饬，或参问停俸等项，各为差等。两淮盐课分上下两解，故该道考成也分两听巡盐御史。上半年于六月终，下半年于十二月终，查道路远近，各差人给与脚力，赍文前去，查取。守巡道即以原引连簿封付本差领回。其巡盐御史，即将各守巡道所拟，再加参酌，照例开列条款，应参者参，应奖者奖，通于接管一年内具题，该部据实覆请，亟加劝惩。

三是议减开中。我认为两淮盐法，自古疏通，近因开中数多，而商人附带余盐，益倍蓰无算。盐多则销纳不尽，引多则支掣不及，日益月累，力无所施。现在工本之盐已停，一二年来，渐见疏通，这是明验。然而守支商人，今犹苦之。查得旧制两淮盐法，七

译常股与三分存积，近来在奏报中纷繁杂乱，这两项名目，也混淆不清难以分辨了。现在打算在七分常股中，按旧例开中，而三分存积暂时停止，使得盐引数量减少，盐价必然上涨，人们乐于趋赴，其效果立刻就能显现。这虽然在实物供给边境的数量上，一时难免有所减少，但权宜变通，期待未来的成效，确实不必斤斤计较于细微之处。况且掣盐的数量，与往年一样，解送户部的余银，照常不废，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一、提前发放盐引。查得盐运司每年预先筹措官银，遵照钦遵的事理，派人前往南京户部，请领当年的盐引，回司后发给商人，以免除守候之苦。这个方法人人称便，但据各商人诉称，在南京户部请领盐引，奸弊众多，借故刁难，勒索无度，有后到而先给的，有坐守多年而辗转拖延的。这都是主管官员失于稽查，以致左右人员任意勒索，商人长期滞留，盐法壅滞，也多因此造成。臣愚昧地请求南京户部，每年委派司官一人，专门管理盐引。如果盐运司预先请领关给，就呈报巡盐御史，移文给户部经管官员，务必按期发放，并出具回文查验。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延误，就据实查究参劾。这样事情有专职之人，关领如期，商人支取盐引，就不会旷日持久了。

译对于私贩者应当制定何种禁令？

一是收买余盐。查得私盐泛滥，则官盐滞销；而私贩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余盐没有得到妥善处置。因为勤劳的灶户，一家几口全靠余盐来维持一年的生计。如果商人不能全部收买，那么这些余盐势必会流入私贩之手。如今想要核查各户灶丁的多少、人力的强弱、盘铁的数量、草荡的面积、卤池的大小，以及全年所煎出的正盐数量、应有的余盐数量。分司官员应提前督促场官、总催等人，逐户当面审问，登记造册。每年除了正盐和商人收买的余盐之外，剩余的余盐数量，由官府出面收买。所需的盐价，请从没收的余银中借留十余万两，以备支用。

有人说，官府收买余盐，灶户与官府交易，难免会有运送盐的困难和等待发银的痛苦，这怎么承受得了？如果转卖给民间，立刻就能成交，绝无阻碍。即使是愚笨的人，又怎肯舍弃这边而趋向那边呢？这种说法确实有理，我反复思考，也觉得这样处理未尽善尽美。查得各盐场多有钱财殷实的灶户，他们都熟悉盐场的利弊，且朝夕与之相处。如今打算在上等盐场推举四名，中等和下等盐场各推举两名，免除他们总催等差役，责令他们负责收买余盐，按月领取官银，授予印信文簿，让他们将一钱以上的银两预先凿定印记，按照轻重数目分别封存收贮。遇到灶户的余盐，立即当面称量清楚，当场支付现银，不许片刻拖延。各盐场都有灶仓，一律修理好屋顶覆盖物，每座仓增加人手，大场四名，小场两名，连同原来设置的仓夫一起看守。如果有侵吞欺诈行为，各从重追究。每年收买的余盐，或者储存作为储备，或者用来补给商人，让他们照常缴纳盐价。覆盖用的席草等项，都用官银支付。每半个月由盐场官吏核算一次，每月末将买过的盐斤、用过的银两，开具印信手本，送交各分司稽查。每季度末，各分司亲自前往各盐场，按照月报数目，查丈盐斤，有无短少亏欠，编造盐册，关送总司，备呈巡盐御史。每年冬夏两季，编造册报送户部查考。凡是典守的责任，如果因不可抗力如火灾、水灾、盗贼等无法支撑，由分司官员亲自勘验，不得因此追究赔偿。收支各项利弊事宜，都等待逐一禀报官府，尽快斟酌处理。至于余盐的价格，商人交易时，须适当增加。因为盐仓远近不齐，道路险夷不一。有的商人应支取正盐，但榜示派发的盐场相隔遥远，自愿在其他盐场买补，不愿在本场关支，以避开脚力费用。由此推知，灶户的余盐不可不收，但其价格实在不能强行统一。完全听从分司官员根据各地情况酌情处理，每百斤比常价或加五分，或加三分，使灶户乐于卖给官府，从而欣然服从，这才是长久之策。收买余盐的人，如果有压制勒索、造成亏损的行为，允许灶户立即口头控告，以便追究罪责。灶户未缴纳正盐，先行转卖，以及贩卖给私盐贩子，一定从重处罚。各分司刻写告示晓谕通知，以便遵守。

有人说，解送户部的余银，每年不可缺少，如今借用来买余盐，就不能凑足原额了，每年的常规开支，如何应付？凡事本来有先受损而后受益的情况。借余银来买余盐，银两固然不能按期解送户部，但原银并没有损失。况且所收的余盐，留作储备，以备将来开中，那么其利益更是说不尽的。我所说的不要只取给于眼前，而要图谋长久之利，就是这类情况。

二是禁止私煎。查得淮南安丰等盐场，盐出自煎烧，必须依靠盘铁；淮北白驹等盐场，盐出自日晒，必须依靠土亭池。然而盘铁原有定额，土亭池原有定口，不是灶户所能私自置造的。如今却家家增加锅具，户户开挖盐池。场官畏惧而不敢过问，司官遥远而不及知晓。私晒私煎，日益增多，月盛一日。大概不知道私盐的积累，将何止境。失去这个机会不治理，而去指望在私盐的缉捕上见效，这好比治水，泉水刚刚渗漏，用丸泥就可以封堵；洪水横流，则千防莫挡。我仔细咨询考虑，访问贫苦灶户，极力陈述时弊。他们说在嘉靖三十年，旧盘损坏，告官修理，富灶和奸商合谋作弊，开始对官府说盘铁重大，难以修补，锅金敝轻省而便于置造，而且盘煎的盐青而粗糙，锅金敝的盐白而洁净，商人有取舍。官府听任他们方便而允许，锅金敝的兴起始于此时。然而当时官府还有防禁。接着富灶与经纪合谋，再次向官府说，锅金敝虽然允许置买，但铁冶住在镇江，隔着长江的险阻，置买很难，请求召匠在扬州开铺，就近买办，以免遭覆溺之灾。官府又落入他们可欺的圈套而相信，于是召铁匠在白塔河开场鼓铸，而擅自买私锅金敝的人，明目张胆地做，纵横络绎，荡然而无人禁止。因此各盐场富灶，家置三五个锅的有之，家置十个锅的有之。贫灶为他们做工，草荡因而被侵占。巨船兴贩，一年无空日。问他们一锅每天煎火盐多少，说每锅一伏火，可得火盐一

译大桶。一伏火者，即一日一夜。一桶以斤计算，可得二百余斤。一锅每日计产火盐可得二百斤，那么十锅一日可得两千斤，百锅可得两万斤。各盐场终年产量，几乎无法计算其几千百万之巨。多方缉捕，能够制止吗？

现在打算将铁匠即日押回镇江原籍，不许留在扬州开炉铸造，以断绝他们私煎盐的工具。各分司官员督令各场官吏亲自前往各灶户，督同总催、灶头，逐场逐户查报砖池多少、私池多少、盘铁多少、官用金敝多少、私用金敝多少，全部开列上报，以便斟酌考量。每场使用盘铁几角，使用金敝几口，计算一场定额盐若干，该用锅、金敝若干。如果盘铁不便煎烧，酌情改用锅、金敝也可以。但必须由官府置办。每一口官用金敝，必须有运司的花押印记，没有花押的，就是私用金敝。置办私用金敝的人，比照私盐千斤的罪名，处以重罪。有犯罪而不举报的，则与灶户连坐，本场官吏因贪赃一并追究。至于晒盐场分，私筑盐池的，全部填塞。每年巡盐御史出其不意，突然委派一官前往查访，这样法律禁令严格而私盐断绝，私盐断绝而兴贩私盐的也就平息了。

因为盐徒出没无常，巡缉困难；而灶户煎煮有常，禁捕容易。根本在于三分司官员各自驻在本场，按时督率场官巡视稽查，那么弊端就无处逃遁了。否则，以边海产盐之地，却完全委任给几个场官，而指望他们令行于奸诈的灶户，禁止私煎和私用金敝，能够完全禁绝吗？

有人说，盐法固然在于通商，更应当体恤灶户。假如完全禁止私煎，那些贫困的灶户每日难以生存，将依靠什么作为衣食来源呢？这种顾虑确实如此。但我愚昧地认为，置办私用金敝、私池进行私煎的，不是贫困灶户力所能及的。贫困灶户没有立足之地，不过是自食其力罢了。只有富有的灶户积蓄千万，勾结场官，串通总催，大开囤积贩卖之门，坐收垄断之利。如果一概姑息，而不考虑如何处置，这是所体恤的小，而所妨碍的大。这就是私煎不可不禁止的原因。

译对于专利和偏累的问题，应当如何调停？

第一，酌定引价。查得建国之初，原本没有边商、内商的名目。自从边商难以坚守支盐之责，便将盐引卖给内商；内商难以申报中盐，便向边商购买盐引。一方专司申报中盐，一方专司坚守支盐。起初盐法畅通，盐引可以迅速卖出，食盐可以迅速提取，彼此交易，双方利益俱全。如今盐法不行，内商有支取的食盐堆积在仓库，数年而不能提取，那么他们不乐意购买盐引，也是不得已，是形势所迫。由此产生了压制勒索、压低价格的弊端，边商才开始愁眉苦脸。边商有申报中盐的凭证到达盐运司，数年而不能卖出，那么他们请求提取河盐，也是不得已，是形势所迫。由此产生了辗转抬高价格的议论，内商才开始侧目而视。双方互相攻击激怒，视对方为仇寇。所以特意示恩调停，河盐提取三单，淮盐提取五单。这是因为边商申报中盐，在一两年前就揭资，在数千里之外转运粮草，栉风沐雨，履危蹈险，甚至被官府逼迫监禁，变卖产业以应付要求。等到带着仓钞到达盐运司，又苦于内商的压制勒索，如果不超期提取河盐，激励鼓舞他们，那么众商就会解散，边塞就会空虚。想要疏导水流却先枯竭水源，想要强壮树枝却先砍伐树干，为国家运输粮草的人还有谁呢？所以河盐确实不可不提取。

又据边商吕应麟等人到臣处控诉，坚持说河盐既然通行，那么内商堆积的食盐守支年久，深深以壅塞为患，如果分拨盐引额度，必须等待八年以上，才能提取售卖，坐受亏损，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做。所以边商至此，盐引既不能低价售出，食盐又不能守支，也于是坐困愁城了。臣反复咨询，才知道边人缴纳粮草，利益在于卖出盐引以资助获取丰厚利润，早晨进入淮地而傍晚回家，是他们的实情。如今滞留他乡，淹留岁月，关给盐引额度，收买余盐，劳苦万状，边人怎么能够承受？况且余盐缴纳的价格，动辄号称巨万，背负重金奔走南北，往返于畏途，岂无其他祸患？而且听说请求提取河盐，坐享厚利的，多是截买之人，与沿边申报中盐的人无关。所以质询舆论，都说河盐通行与否，盐法的通塞随之而定。近来查得内商支取的食盐堆积，比起三十年前减少了十分之七八，人情向背利害显然。河盐决不可不停止提取。

然而停止提取河盐，而不详细商议引价，那么彼此纷争，何时才能平息？已经发文书给兵备道，召集边商和内商，从公酌议，将边商引价定为三等，分拨现引，淮南定银九钱，淮北定银八钱；分拨起程关引，淮南八钱，淮北七钱；分拨到司勘合，淮南七钱，淮北六钱。剂量得当，彼此称便。如果不设法再为区处，那么将来内商的压制勒索，边商的坐守等待，还是老样子。现在命令内商将名册报出，造册在官府，如遇支盐，到桥顶坝，命令白塔河、安东坝各巡司验放盐船，如商人该提取食盐一百引，务必要见到新引一百引，才准许造单呈请提取，验毕用印钤记，不得再照旧例，如无新引，不许过桥入单。臣复审各商，心悦诚服，说处分恰当，没有异议。以后边商上纳粮草，内商分拨盐引额度，彼此相济，定为定例。如果边商仓钞已到，而内商执拗留难，其法须运司库中先有余钱，等边商至给银取其引，那么内商就不能压低价值了。允许边商赍送运司，照数给价，以便即日回边。凡有盐引额度在官府，内商依原价承买。其官给价银，乞暂留割没余银二十万以备支用。转移之间，当不出三个月外，即原银照常解送户部。数年的纷争，一旦平息。停止河盐固然是为了加速淮盐，体恤边商是为了厚待内商。

自今而论，边商跋涉诸艰，比起内商何止十倍百倍。因为内商利重则趋，利轻则散。食盐非价贵不卖，余盐非价贱不收。虽有守支的劳苦，终获自然之利。所以专利的是内商，偏累的是边商。请求提取河盐，乃是他们不得已的下策罢了。建国之初，正盐之外，原本没有余盐。随到随支，随支随提，所以不劳余力，而盐引额度疏通。如今超期提取河盐，似乎为边商得利，然而支提的费用，高于内商，而转贩获利，又远远不及。所得无几，而利归称贷之家。那么边商又为何乐于为此呢？所以边商自以为偏累，而以专利厌恶内商；内商也自以为偏累，而以专利仇视边商。他们趋利，犹如水无堤防。如果无所底止，那么横决之患，谁能抵御？只有引价一定，那么停止河盐对边商不为摧抑，通行淮盐对内商不为偏利。在此无濡滞之患，在彼无觖望之私。两商相为表里，本相济而非所以相病。

第二，拆盐铺户。查得各商提取食盐之后，运往各州县地方不能亲自售卖，即由官府查报殷实之家，督令承买随便转贩，而先以盐价给商人，谓之拆盐铺户。各该地方去盐场遥远的，私盐不到，官盐大行，铺户皆乐为之。私

译盐政既已推行，食用官盐的人就少了，所以庞都御史建议裁减淮、扬二都的定额，将其派往其他地方。后来袁疏理认为，淮、扬是两个大郡，为什么反而减少派额？因此有了两郡食盐的议论，又设法补足其定额，唯独淮、扬地方靠近盐场，民间购买食用私盐，价格比官价减少十分之七八，导致铺户的盐无处销售。官商征收盐价，破产包赔。而且在报充盐役时，有权势的人都能攀附关系逃脱免除，淮中地区的人家，却亲身承担此役，其遭受的拖累大概有一百多年了。完成销盐引目，追缴并凑齐非常困难，盐法壅滞，这也是一个方面。臣刚入境，就纷纷有人前来诉苦，于是召集各处水商，仔细询问，各人都说大江以南，地广人多，食盐数量多，适当分派，再增加一二十万引，绰绰有余。已行文兵备道当面审问各商，列明数目，查核两府拆卖之引，共计六万多引，均派给各省地方，不致使铺户普遍受累，似乎得到了调停的办法。

有人说，盐法的推行，应当从近处开始。如果附场各州县的军民，通令坐食私盐，恐怕不是明正法纪的做法。古有按人口授盐，而向官府缴纳盐价的制度，其法似乎可行。请查核各州县户口册，斟酌差别等级，全部由官盐交付掌印官，按里分授，而每年征收其价解送司库，这样法度统一，远近没有异议。私盐的禁令，律例很严，如果使法不能执行，那么课额从哪里取足？但盐的给散，银的追征，户口实数难以凭信，未免日益增加烦扰。况且贫难军民，肩挑背负，换米度日，原本不在法禁之内，那么民间购买食用，也不尽禁止可知了。况且听说有汲水为卤，而终年不食盐的人，一概派征可以吗？革去拆盐铺户，使其免于偏累倾家，无需再议了。如果使近场居民尽食官盐，照常纳价，似乎难以实行。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这实在有赖于陛下特恩。

一、报中粮草：查得各边开中盐粮，务要量彼处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夺则例，具奏。召商中纳，这是祖宗成法。近来边上中纳，多不依时估，又虽依时估，而转运交收，领给勘合，其间私费尤难尽言，甚或以劝借为词，而阴行科罚。边商之不堪命久矣。粮草涌贵，商人规避，遂督责沿边有司，或报殷实富户，或捉原日商人，驱逼上纳，如捕重囚。其间鬻田宅，括资财，破家以奔命者，饮泣呼天无从吁告，可胜叹哉。国家以盐课供边，其利甚大。往年权贵之家，属托夤缘，欲染指于其间，犹恐不入手。边上中盐法，止许商人中纳，不许土著人户中纳，此祖制也。今商人之散，招之不来，而逼勒富民代之，此其利害较然矣。轻费无穷，民力有限，以九边兵食大计，而偏累无辜，固非仁人之所忍闻，亦岂备边长久之计耶？

臣生长东南，于商人中盐纳粮草利病，纤悉未得其详，独念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惟裁抑已甚，则严父不能强其子，岂势力之所能驱遣乎？今议于商人报纳粮草，曲加存恤，减斤重，宽斗头，计时估若干，仍量洞数目若干，以补其各色私费。至于科罚劝借，通行禁革，仓钞勘合，给不踰时。凡能宽一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赐，莫不极力为之。其间别有区处事宜，关系内地盐法，有非边臣所能径行者，乞行各边廵抚及管粮郎中等官，随事拟议，务要委曲周全，勉为商人计，各不时题请，行臣与廵盐御史加意筹划，内外相通，互为变通，必使盐法大行，商人辏集，始为千百年永利。

其责报商民，逼纳粮草，不知此法创自何年，乞行沿边抚按衙门，早为区处，毋令偏累倾家，各另具足边长策以闻，庶转输常继，而边民赖有宁居，积贮常盈，而司农不至告匮矣。

译行盐的地区，古今不同，应当如何拟定？

关于行盐的地区，查得淮盐的利益之所以冠绝天下，是因为行盐的地区广泛辽阔，而且流通不滞。江西一省，先前南赣、袁州、吉安四府，都借行广盐，以资助赣州军门的兵饷。近来巡盐御史朱某上奏，奉旨批准，袁州、吉安二府时而吃淮盐，时而吃广盐，屡次争执，大抵是江西有战事则吃广盐，无事则吃淮盐。于是改令袁州、吉安二府仍行淮盐。旧地既已恢复，盐法逐渐通畅了。不久听说军门上奏，仍令吉安一府复行广盐。

大凡广盐的行销，是专为兵饷打算的。如今淮盐愿意缴纳兵饷，这与广盐又有什么不同呢？恢复原额行盐的地区，缴纳军门兵饷的银两，可以说是彼此两全了。既然奉了明确的旨意，却又中途改变，他们各自为地方考虑，确实不是以此作为争端。

但是赣州与吉安一水相连，河流如飞，不过两夜就能到达临江，直抵南昌了。如果广盐行于赣州，而吉安不参与，那么在万安县临河的咽喉之地，设官盘查，禁捕私盐，大概可以避免越界之弊。如今既然通达吉安，即使昼夜横行，谁能捕捉呢？近来审问水商，都说广盐遍地，淮盐不行。不仅是吉安地方，朝令夕改，就是袁州、临江等府，也不能发卖了。各商推辞回避，纷纷有词，虽然已经派给水程，绝无一人认领。难道他们逐利之心，故意有所选择吗？

大概是因为或淮或广，得失无常，官盐私盐，势难并发。商人的违抗或顺从没有定准，有司的禁令不行，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敢涉足其中，自亏资本了。

如今查得广盐每引缴纳军饷银一钱二分，如果淮盐到吉安，照此纳税，恐怕偏累不均。何不于通省淮盐，每引均派若干，先令纳税，然后准其发卖，每年务必凑足原数，分类解送军门，那么行淮盐，也就是行广盐了。在先前已经上奏有案，怎么容许中途改变说法呢？

否则吉安既行广盐，而袁州、临江都不是淮商所乐意前往的了。坐失二府的利益，都是由于吉安造成的。以往在峡江设浮桥作为杜绝广盐之路，曾未过一年，尽行毁灭，都是盐徒厌恶其严厉，而以洪水冲激为借口，这是往事有明鉴的。

江西十三府，而六府不行淮盐，想要使盐引疏通，其势可能吗？

湖广如衡州、宝庆、永州、彬州，查旧制都系两淮行盐地方。向来听说各府执称两广军门的明文，通行广盐，以致淮商不入其地，而广盐自此盛行。如果不是剖断分明，未免依违无据。查得巡盐御史上奏称：淮商若到，量免抽税，以资助剥浅之费，必待淮盐卖尽，方许广盐发卖，仍抽纳税银解布政司，顺便解部以供给边需，曾经上奏奉旨批准，似乎难以另议。

但是广盐既允许兼行，而又使暂让淮盐，彼此互市，谁能抵御呢？况且军门上奏批准的明文，不知有何考据，征银解司解部，未闻定数几何。臣愚昧请求行该部查两广军门，曾否于何年上奏请求，为何年用兵，各府每年征解税银若干，有无完欠若干，仍咨湖广巡抚衙门，备行该府守巡及盐法道通查各府盐额，每年应消耗若干，应纳饷银若干。

若论其价，则行淮盐不如行广盐。淮盐与广盐至此，道路险夷，果孰为便？或淮盐可到，即令广盐不得仍前侵越；若淮盐全不入境，即当专行广盐。所纳课程，或应解军门以充兵饷，或应解户部以济边储，悉着为画一之规。而淮盐原课多少，应否量为减免，也于此当有定论了。

至于河南南阳府，也是淮北行盐故地。初因淮盐少到，暂许解盐兼行，其后乃称人情向背，道路远近，独使解盐专行于一府十二州县，惟舞阳仍行淮盐。大凡铜板是祖宗旧制，一旦持异论，遂起而更之。初云暂许兼行，今则全夺之矣。

淮商未闻以远道为辞，南阳未尝喜解盐为近。淮北的路虽稍远，而舟行甚便，淮盐到彼，人竞得之以为食货之珍。解盐的路虽稍近，而驮载为难，每遇雨雪载途，连月不到，即价直高腾，复掺和沙土，人甚怨之。臣曾面问扬州府知府卫东、楚江县知县方久功，都是南阳人，都说郡人喜淮盐，惟恐其不至，有得之私贩者，自以为出于望外，那么所谓人情之向背，道路之远近，其说得无诞乎？

况且行盐各有地方，安得由人取介。镇江去两淮近在咫尺，而远逾数百里以食浙盐，岂不辨远近若是哉。法制所限，不容越也。

臣愚欲权访兼行之说，曲示调停，乞将南阳各州县分而为二，某州县行淮盐，某州县行解盐，权一时之宜，为目前之计，待会议既定，然后永久遵行。

译推行这一措施，也是疏通盐法的一个方面。再查两淮的食盐，流布到各省，范围不能说不广。但从现在来看，江西的南赣、吉安，湖广的衡州、永州、宝庆、郧阳、彬州，河南的南阳，都是原来销售食盐的地区。然而世事变化无常，于是被其他省份侵夺越界，竟然不能全部恢复。地方日益狭小，国家的赋税却日渐增加。原本定额的正盐，确实无暇顾及，那数十万引的额外食盐，将到哪里去消化呢？大概盐法的推行，就像水流一样，上游堵塞就引导它，下游堵塞就疏通它。所谓上游，是指西北方向转运物资的人力；所谓下游，是指东南方向销售食盐的地区。如果下游堵塞停滞，却想要上游疏通畅通，即使有超群绝伦的人才，又怎么能施展神输鬼运的奇术呢？

译关于本色与折色古今不同，应如何裁定？一、议处本。

我私下认为，淮盐供应边防，其利益极大，山东、长芦次之，所以全部缴纳本色（实物）的，只有两淮。山东、长芦都缴纳折色（货币），仍搭配两淮。如果遇到丰收年份，愿意缴纳本色的，听任其方便。这是定例。

除了山东、长芦无需另行商议外，以两淮来说，边防中盐支给，原本就是祖宗旧制。自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以边粮二斗五升，支给盐一引，费用少而利益多，于是改令缴纳银两，发往边防购买粮食，初年确实认为有利，后来边防粮价腾贵，积蓄空虚，淮盐仍然中纳本色，至今依然如此。而议论的人不考察，认为全部折色，不久又恢复开中本色，而运输艰难，商人利润微薄，大不如从前了。所以议论的人每每归咎于叶淇，说他废坏成法，从改折色开始，却不知道叶淇改废的，现在已经恢复旧制了。

每盐一引，洪武初年，缴纳银八分，永乐年间，缴纳粮二斗五升，官府征收很轻，商人利润很厚。大概供给边防费用，不专靠盐税，所以来不及深究计较。

我到达两淮，调阅各边防仓库账册，每盐一引，官价五钱，其间所缴纳的粟米，虽然因年成丰歉、道路险易，不能完全相同，但每引所纳，多的五六斗，少的也不低于三斗以上。那些路途近而价格贱的，将近一石。那么与国初相比，不仅仅是加倍了。至于解送户部的余银，每年六十万，这都是正德以前所没有的。而边防军饷常常缺乏，大司农往往告急，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概因为边防定额供给的数目，以各省民运为主，屯粮次之，这是常例。而盐粮是补充其不足。千百年来，先前民运、屯粮，每年超过常数，所以中盐纳粮草，多在缺乏之时，开中不常，所以引价腾涌，这是盐法得以疏通的原因。

如果说每引纳粮二斗五升，就能充实边防储备，计算淮盐七十三万五千引，共该边粮一十八万三千石有余，它能完全供给各边防的费用吗？现在各边防中盐一引，官价五钱，甘肃四钱五分，全部令其中纳本色，决不可纷纷更改了。如果改纳折色，事出权宜，此弊端不可开启。

议论的人说余盐开边，最为有利，种种论述，确实可行。却不知道灶户余盐，本无定数。如果商人报中支盐，不知令灶户出办呢，还是商人自买呢？额外加派，灶户决不能承受。如果商人既纳粮草，又令买盐，不知其能忍受吗？况且报中正盐全倚余盐为利，如果全部纳本色，即损耗多了，虽然强迫也一定不成就。

而且余银纳于运司，原在掣盐之后，随时营办，易于周转。谁不怕那难的，而乐于那易的呢？责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强人之所不欲，法必不行。我愚见认为余盐以折色解部，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度。

至于革去余盐，则引目易销，诚然是救时的言论。然而困商病国，灶户也苦，其弊端恐怕更严重。大概行盐地方数千里，人民亿万家，如果只行正盐七十万，怎么够用呢？此余盐决不能革。而且各场灶丁，都倚此为命，私贩之门不开，即饿死矣。如果稍弛其禁，则百万私盐，横溢远近间，欲官盐之不壅滞，得乎？所以征银解司，发边籴买，较之开中本色者，不为大相悬绝。一旦革除，则课额大亏，商灶绝望，于盐法何利焉？况且改行小盐，每引量减其数，而引月立见疏通，又何必尽革而后可也。

一、禁止截卖。查得内掣盐之后，即发水商承买，给与水程，各照行盐地方，前往各府投引发卖。近有奸商乘时规利，常以中途得善价，辄便截卖，所领官盐，全不到原派地方，以致食盐缺乏，众口嗷嗷，阻坏盐法，莫此为甚。今议内商掣盐之日，转贩水商，即查其的确姓名籍贯，取结投司，备将水商原派某府州县地方，通呈巡盐御史，行各省盐法道，转行各属稽查。若过违限期四月以上不到，即便呈巡盐衙门，以凭移文水商原籍严行追究，连内商一并提问。庶官盐无往不达，而各省之民，并受其益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七终

《皇明经世文编》（358～371）/五百八卷 （明）陈子龙等 选辑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八

华亭徐孚远闇公 宋征璧尚木 陈子龙卧子 李待问存我选辑

许清胤价夫参阅

庞中丞摘稿二（奏议）

庞尚鹏

奏议

清理盐法疏

清理蓟镇屯田疏

清理宣府屯田疏

清理辽东屯田疏

清理盐法疏【山东长芦塩法】

我私下认为，天下的法度，固然没有全利而无害的，只有比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