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七十六

译雯舒章选辑

陈增龄鹤朋参阅

译丘文庄公奏疏（疏）

丘浚

疏

访求遗书疏

两广事宜疏

访求遗书疏【遗书】

臣先前上疏，打算将臣所进献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记载的切要事务，陆续陈述呈献。奉旨说：“卿若有话要说，具奏来看。”臣见本书中完备地规划了制度、储备了图籍，其中有云：“人臣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止一个方面。然而那些都只是一世一时的事务。只有所谓的经籍图书，才是万年百世的事务。”这些都是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的精微、道德文章的华美、行为义理事功的伟大、建置议论的详细。今世依靠它们来了解古代，后世依靠它们来了解当今。凡是历经几千年才传到我们今日，如果我们今日不加以修葺整理，使其在如今废坠散失，那么后人追究缘由，难道不会把罪责归咎于我们吗？因此，自古帝王承担万世道统责任的人，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事务的。

我太祖高皇帝在开创基业之初，各种事务草创，日不暇给，首先在至正丙午年秋天访求遗书。那时还未登上皇位。平定元朝都城后，获得了馆阁秘藏的书籍，又在民间广泛购买，将罪籍中的书籍没收。一时之间储备积累，不亚于前代。然而藏书数量众多，难免杂乱；积年日久，难免遭受鼠虫蛀蚀；经办人员众多，难免散失。如今内阁藏书有柜，书目有簿，都可以查考。请求敕令内阁大学士等商议，酌情委派学士以及讲读以下的官员数名，督同典籍等官员，拨给吏员、典吏、班匠等人，逐厨开箱，将书目一一比对，有的没有，有的齐全有的欠缺，有的多有的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以及杂书、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每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看到实在的数量，明白开具奏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派官员的名衔作为标记，在每卷末尾，立为案卷永远存照。

如今内府所藏大多散失，馆阁之臣也不暇过问，偶尔有人提及，同辈认为迂腐而嘲笑他。圣明天子正崇尚文治，招揽安置才学之士，有时命使者分道访购，也是盛事。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物品，即使是奇珍异宝，既已失去也都可以重新得到。只有经籍在天地间是生民的元气，记载往昔而昭示未来，不可一日没有。没有它，生民就会茫然如在黑暗中行走。其所关系岂是小事呢？百姓之家，迁徙不常，喜好崇尚不一，既不能广泛储备，即使储备了也不能长久。所依赖的是石渠、延阁之中，积聚众多，收藏秘密，锁钥坚固。分类聚集的有掌故之官，缺失略去的有缮写之吏，损坏的有修补之工，散失的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烂散失。前代藏书之多，有达到三十七万卷的。如今内阁所藏，不及其十分之一。数十年来，在内部的未曾听说有所考校，在外部的未曾听说有所购求。臣担心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伏望体察圣祖诏求遗书之心，承担万世斯文在此的责任，不要让后世志在艺文的人，把书籍散失的罪责归咎于此。不胜千万世儒道之幸。

臣所进献的《大学衍义补》一书，其间条目虽然多，但都是一代一时的事务，只有这个是万世的事务，所以首先以此上请，而条列合行事宜于后：

一、自古藏书之所，不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管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年间，派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存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如今都不知道在哪里，各取一部北上，其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它书籍，其官几于虚设。请于内阁现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司礼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書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字不必工，惟取端楷，录毕散各堂教官校对，不许差错，每卷末识以誊写监生、校对教官衔名，其师生只照常例俸廪，别无支给，挨次差拨如常。合用刊字、折背、刷印匠作及纸笔之费，行各干衙门量为拨办，不限年月，书成装钉，陆续送两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一、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超出万古帝王之上，御极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词臣之比也。

译颁布于天下的，只有《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以及御制诗文，虽然已经编辑成书，刻板藏在内府，但天下百姓臣民能够见到的仍然很少。如今编类在内阁书目中的，有《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永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录》、《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女戒》、《务本之训》等书，这些都是我圣祖精神所运用、心画所体现、手泽所沾溉的。保存它们足以规范百代君王，流传它们足以鉴照万代后世。其中虽然有的成于众人之手，但哪一样不是本于圣心呢？至于所谓《大明帝纪》、《皇明宝训》、《大明宝训》、《洪武圣政记》、《大明日历》等书，则是当时儒臣编纂成卷帙的。现在都藏在内阁，天下百姓臣民，没有机会得见。

臣私下认为，前代帝王，只要有我圣祖制作的一二篇，作为其后代子孙的，无不刻在玉帛上，颁布天下，传给将来，以此作为父祖扬名。而我圣祖的功德，万世如同亲眼所见，固然不假借言语文字来流传。然而圣子神孙继承发扬的孝心、显扬的心意，却有不能停止的。臣请求敕令大臣督领翰林官属，将秘阁所藏已编成卷帙的逐一校对无误，雕印颁行。如果其辞语近于质朴，不能流传久远，卷帙浩繁，难以全部颁布，请依照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人纂集《日历》以为《宝训》的先例，仿照唐人《贞观政要》的体制，将前项书籍，撮取其主旨要点，举出其宏大纲领，分门别类，汇集成一本书，命工匠刻版，颁布天下，垂示法度给后世，使学校用它来教导人，科举用它来选拔士人，朝廷用它来辅助治理，那么圣祖的圣德神功，就能与六经并行，同天地一样长久了。

汉朝、唐朝、宋朝创业的君主，在承平乱世之后，无不首先收集图籍。中世以后，稍有散失遗缺，就派遣使者分行天下搜访，悬赏以购买，授官以酬谢。即使是五代乱世，尚且不废。何况如今百年承平，内外无事，国家还有余力，采集佛道之书作为藏经，用良木刻版，用文绫装饰，遍赐天下寺观，储存在髹红漆口的柜子里，载在金碧辉煌的轮藏中。何况这些儒家经训书籍，是自古帝王传心的要道，经世的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风俗所存，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所具，怎么可以吝惜微小的费用，而不做长久之计，以留下千古的永叹呢？

臣请求敕令内阁将考校现有的书籍，详细开具目录，付给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征召军民之家，以及所有官府、学校、寺观和书坊书铺收藏的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以及抄本未刻的，属于内阁开列目录中没有的，以及虽然有但不全的，允许一个月内送官。如果有王府处的，启知借录，多方派人询访，设法搜罗，期望尽获无遗。行令所在有司将各处赃罚纸札，并拨给官钱筹措笔墨之费，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只取字迹工整，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完毕后，将原本归还主人，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进呈，通行各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的，只令一处抄录。录毕装成卷帙，具本差人，分类解送赴京。

自古帝王将国史藏在金匮石室之中，大概因为金石作为物品，坚固耐久，不是木土能比的，又能抵御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的人凿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家国有秘密的记载，精微的言论，以及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的，无不收藏贮存在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了。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然设官，藏贮虽然有所，然而没有御灾备急的器具。嘉靖中遇灾，肃皇帝命令救火者先取《永乐大典》急迁，其后遂命录二本，此书之存，肃皇之功也。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治体事功、人文国典，固而散失。后之秉史笔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牍无存，真赝莫辨。非但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为人所诬捏的也多有矣。

所以古之君子，忧深思远的，恒于无事之时，为先事之虑。当平宁时无故而为急切之言，固若不识忌讳者，然而推原其心，则不失为忠爱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天下的正统，是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列圣相承，承平百余年，圣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焕然。所以传之天下后世的，只赖乎实录之书。如今内阁所藏的，有《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五册，《宝训》十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部一百三十四册，《宝训》

译十五册。仁宗昭皇帝实录一部二十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实录一部一百六十册，宝训十册。英宗睿皇帝实录一部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宪宗纯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九十三册，宝训十册。如今在民间流传的已经很多了，究其根本并无秘密之事，不如听任其流传，这与收藏在内阁、每朝各存一部并无不同。此外别无其他副本。既然没有金石藏书的条件，又没有名山藏副的制度，臣愚昧多虑，恳请朝廷在文渊阁附近便利之处，另外建造一座高楼。不使用木材，专门用砖石堆砌而成，如同民间所建的土库那样，用来收藏贮存重要文书，以防备意外之患。恳请敕令内阁儒臣商议，督令内阁书办、中书舍人等官员，在处理本职文书稍有闲暇时，不妨碍本职工作，分别抄写历代实录各一部。不限年月，抄写完成后装入铜柜，存放在楼的上层。凡是内府衙门收藏的涉及国家大事的文书，如玉牒之类，都附在其中。制敕房的各种文书，如诏书、册文、制诰、敕书等项，起草的礼仪注疏、应制诗文等项的底本，前朝遗留的文章旧事等项杂录，也令书办官员在闲暇时陆续抄录，不限年月，抄写完成后装入铁柜，存放在楼的下层。凡是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供日后编纂一代全史使用的，如永乐以前的文武官员贴黄之类，都附在其中。这样，祖宗的功德在万世永远流传，真实可信而无疑；国家的典章制度垂范百代，沿袭传承而有根本。议论的人说文书浩繁，书办人员数量少，岁月容易流逝，何时才能完工？臣请求楼建成后，先将应当收藏的现有文书暂时放置其中，等待后来陆续抄写完毕，新抄的本子容易取出，旧本子仍存放在原处以备查考。太宗皇帝在事务繁多之时，尚且聚集上千人，编纂《永乐大典》，以供学者研究考证。以此相比，孰轻孰重？恳请圣明鉴察。藏书的地方分为三处，两处在京师，一处在南京，这样一本书就有三个副本。如果不幸一处有失，还依靠另外两处保存。在国子监的藏书，仿照内阁的例子，装入橱柜，放置在典簿厅载道所中，责成典籍掌管，祭酒、监丞等官员时常提调监护。然而只掌管外门的钥匙，以及防备水火盗贼而已。至于橱柜的锁钥，则收藏在内阁。每年三伏天，仿照宋朝曝晒书籍、供给酒食费用的做法，事先奏请翰林院酌情委派堂上官一二人，偕同僚属前往国子监晒晾书籍，从而查算完毕，封存标记，锁好钥匙，每年如此成为常例。南京国子监的钥匙则交给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藏掌管，曝晒书籍供给酒食，也仿照北京国子监的例子，都不允许监官擅自打开橱柜，取出观看阅览，并转借给他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需要查考的，必须请示圣旨。违者以违制之罪论处。

译关于两广事务的奏疏【两广】

丘浚

臣认为，如今两广地区的人心物力、军马财用，与总兵颜彪当时相比大不相同。那时，盗贼还不多，军威尚未严重受挫，民财尚未严重枯竭，人心尚未严重离散。自从他行军没有纪律，我军的军威才开始不振；自从他纵容士兵抢掠，百姓的财力才开始大损；自从他杀害平民来报功，人心才开始日益离散，盗贼才开始日益猖獗。如今用兵的策略，大体上有两种：一是驱逐，二是围困罢了。至于进攻与作战，则在于根据时机随机应变，不能凭空揣度。

大概盗贼在广东的，应当驱逐；在广西的，应当围困。为什么呢？广东本来没有盗贼，盗贼都是从广西来的，后来那些无处投靠的居民被他们驱赶胁迫罢了。如果让广西的徭族、僮族全部回到巢穴，他们必定不能独立存在，这就是必须驱逐他们的原因。广西的盗贼，并非不想一鼓作气直捣他们的巢穴，像打猎野兽、除草一样清除他们，但是山间小路险峻狭窄，即使有百万官军，也无用武之地，这就是必须坐困他们的原因。

关于驱逐的策略：大概广东十个府中，残破的有六个，这些地方相距，有的是一二百里，有的是六七百里，有的远至千里。我军从这里出来，盗贼就跑到那里；我军跑到那里，盗贼就从这里出来，巧妙地互相回避，最终难以成功。如果从一路驱逐，必定无法得逞。必须分为四路：一路从广州三江口趋向肇庆府，经过四会、封川等县，顺流而上到藤江；一路从肇庆府的新兴县，经过阳江县，抵达高州府边界，捣毁电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间道直达岑溪等县边界；一路从藤县直接逆流而上北流江，登陆后经过郁林、博白、陆川，出石城抵达雷州，再从石城前往廉州的灵山、下横州江；一路从广州的连州，经过贺县，出平乐府。四路兵马，都要在浔州会合。所到之处，必须彻底搜索、极力追击，并且招抚并且剿灭，将他们驱逐出境才停止。然而这也只是大概的方略罢了。至于分兵的多少，遇到盗贼是邀击还是伏击，又在于临时的处置。

关于围困的策略：大概广西的徭寇，处处都有，只有浔州的九藤峡是最大的。大的既然被围困，小的就不足以平定了。峡前临河道，后抵柳州、庆远左界，昭州、梧州右接邕州、贵州，中间都是高山峻岭，只依靠刀耕火种，积蓄有限。况且所耕种的田地都在山外，大军四面分守，截断他们的出路，他们既不能抢掠，又不能耕种，不过一二年，都会自行灭亡。如果这样，其余龙山、栗山等处，可以依次剪除。一向倚仗官军屡次征讨大藤峡不能成功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每年霜降以后，才进兵，此时盗贼已经收获粮谷，储备充盈，形势上无法围困。如今大军必须在七月到达那里，分兵迅速出击，践踏他们的青苗，使他们秋天无望收成，出其不意，先夺其士气，然后依次修葺营垒，作为长期围困的计策。不然的话，今年的行动就徒劳无益了。

关于屯军长期驻守，所担心的是春夏之交瘴疠大作，适宜在四月还军到浔州，沿江一带分屯，到七八月间仍然恢复屯守。

如今盗贼之所以比从前加倍增多，祸端起于先前总兵官滥杀无辜。大概这些人都是平民，在太平无事时，缴纳赋税，提供劳役，供养军队，奉养官吏，指望依靠他们作为自己的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烧荡平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亲属，想要进城，城门紧闭不接纳，想要进山，又与盗贼相遇，四顾无依，不幸被盗贼俘虏，暂且跟随他们以延续片刻的生命。盗贼胁迫虐待他们，行走时让他们背负重物，休息时让他们砍柴做饭，攻城时驱使他们抵挡箭矢石块，溃逃时抛弃他们留给官军。侥幸不死，盗贼离去之后，仍然趋向官府，像平常一样缴纳赋税服役。他们心中本来暗自思量：我跟随盗贼难道是不得已吗？他日盗贼平定，我们本来就是良民。忽然听说大军到来，欢喜得以重生，认为可以重见天日。大军既到，那些真正做盗贼的，都相率逃入深山，完全无法捉拿。然而将领把那些不得已跟随盗贼的人，都甘心当作盗贼看待。说到这里，实在令人怜悯悲伤。如今担任总帅的人，应当深深以前事为戒。既到任，应当会同三司官员，设法派遣官员，出榜招抚晓谕，明确说明前人的过失，必定不效仿。有时召集父老等人到军前，指天发誓，使他们坦然不疑。虽然他们平日跟随盗贼有明显的迹象，如果能够幡然改过从善，也酌情宽恕。或许允许他们杀贼赎罪。

两广之人众口一词，都不愿再调官军，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惩创前日官军的害处，尤其比盗贼更甚。总兵等官带去的旗牌，以及挽弓报效等名目的人，志在贪功营利，并非真正想要图谋报效。他们在营哨中，就欺凌将卒；经过州县，就胁迫官吏；面对箭矢石块时，就在后面；报告功劳次序时，就争先。多导致将领不和睦，军士离心。至于达军，虽然说勇猛，但性情颇为淳朴，所以引诱他们为非作歹，都出自这类人。如今旗牌等官，适宜在现调官军中选用，其余假借试验报效为名的人，一概不用。如果不得已，也必须编成队伍，与征调的官军一样差遣。

广州府是两广的根本，没有广州就没有广东，没有广东就没有广西了。尤其应当加意安抚。如今两广用兵，各种需求都出自这里。如果再不约束旗牌、达军，使他们又像前日那样多方扰害，恐怕会有意外之变，就不只是徭贼的问题了。

以夷攻夷，是上策。广西左右

译两江地区的土司衙门，向来都服从调遣，但近年总兵处置不当，因此调令发出后，他们往往不能及时到达。应当派遣一名廉洁干练的给事中，携带皇帝的敕令去奖赏和晓谕他们，让他们加倍出兵。待大功告成之日，给予重赏和升迁，并赐予诰命。各地土司一旦到达，应当厚加犒赏，使他们各自负责防区，从便捷路线直接抵达贼寇巢穴，所得贼寇财物，全部给他们，官军不得从中抽分掠夺。对于俘获的贼寇家属，允许变卖，这样人人都会为自己而战，勇气将百倍增长。

广西向来不产盐，而两江地区尤其难以获得。应当严格禁止私贩食盐，根据功劳大小分等定级，作为奖赏土兵的资金。

贼寇中放回的被掳军民，或许了解贼情和地势，应当送到军前作为向导。那些受害之人，如果有想要报仇的，编入义兵，随军调遣。

这伙贼寇猖獗，至今已超过十年，习惯于日常侵扰，骄横放肆已极。过去他们依山凭险，伺机偷袭；如今却披着毡衣、骑着马匹，张旗鸣鼓，毫无顾忌。他们舍弃自己的长处而使用短处，这是上天要败亡他们的时机。况且他们的党徒向来没有纪律，互不统属，一个首领死了，另一个首领就立起来，不像宋朝的侬智高、元朝的黄圣许等人那样，一打败就溃散。官军来时，他们就进山潜伏躲避；官军离去，他们就出来抢劫。他们为害百姓，没有止境。

今天的行动，就像重病服用附子一样，安危在此一举。倘若军队出发不久，就顾虑粮饷运输的辛劳和瘴疠之毒，稍有斩获便商议罢兵，那也就和前日的颜总兵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