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十五

译一定要这样做，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意见上的偏差，误以为这就是忠诚罢了。因为意见上的偏差而以至于误了国家的大事，他的心虽然忠诚，实际上还是不忠诚，能不谨慎吗？如果一定要认为这就是忠诚，我斗胆明确说它不是这样。为什么呢？用刑罚来惩治罪人，用军队来平定叛乱，这是上天的常道，国家的纲纪。违背上天的常道，抛弃国家的纲纪，却想要平息叛乱，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既然这样，那么唐朝因为姑息养奸而失去河北，元朝因为姑息养奸而失去天下，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斗胆明确说它不是这样。

译给翁见愚别驾的信【关于佛郎机夷人】

天下的事情，有从道义上讲不应当做却冒然去做的，说了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说则会给百姓带来祸害。与其不说而给百姓带来祸害，宁可说了而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是仁人不忍心看到百姓受害的心情，就像现在攻打佛郎机这件事一样。佛郎机的攻打为什么说是不应当做的呢？夷狄对于中国，如果侵犯残暴我的边疆，杀戮我的百姓，劫掠我的财物，像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如今福建的海盗和山寇，那么就应当整顿军队攻打他们，不能错过时机。如果是用货物与我们的百姓进行交易，如甘肃、西宁的马匹，广东的药材、漆、胡椒、苏木、象牙等各种香料，就不在禁止之列。佛郎机人的到来，都是用当地的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香、速香、檀香、乳香等各种香料，与边境百姓进行交易，他们的价格都比平常高出一倍，所以边境百姓乐于与他们做买卖。他们从未侵犯残暴我的边疆，杀戮我的百姓，劫掠我的财产。况且他们刚来的时候，担心群盗剽掠连累自己，为我们所驱逐，所以群盗畏惧不敢放肆。强盗林翦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理，他们却为我们除去了这些盗贼。二十年的海寇，一下子就被清除干净了。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佛郎机人未曾做盗贼，而且为我们抵御盗贼；未曾危害我们的百姓，而且对百姓有利。没有缘故却想要攻打他们，为什么呢？佛郎机人虽然没有盗贼劫掠的行为，但他们收买子女并非无罪。然而他们的罪过还没有达到强盗的程度，边境百姓略诱贩卖给他们，尤其可恶，这罪责不全在他们身上，而官府又未曾因此攻打他们。官府的攻打，起因于杀死番徒郑秉义并分尸。这样攻打也未尝不对。然而因为他们悍勇轻生，想要杀掉他们十个人，非得用几十个人的性命去抵偿不可。大概佛郎机夷人不下五六百人，想要全部消灭他们，非得用上千人的性命去抵偿不可。然而牺牲上千人的性命，去抵偿没有大罪的夷人，这也是仁人所不忍心的。牺牲上千人的性命，能杀掉五百个夷人，还算没有损失。倘若牺牲几十人的性命，还不能杀掉他们十个人，反而被他们所杀，计算这损失不是更严重吗？因此利害的深浅轻重，还应当衡量。元某对此考虑得很周密，未曾认为夷人完全没有罪，也未曾认为他们有大罪；未曾认为夷人不应当攻打，也未曾认为夷人容易攻打。所以曾经写《佛郎机论》，专门归罪于容留保护、勾结夷人的那些人，把攻打夷人的责任推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既向海道提督献上了攻打夷人的策略，又推荐门下懂军事的人供其使用。这是元某对于佛郎机夷人，未曾偏袒他们，对于是否攻打以及攻打治理的策略，是有见识的，不像当时的人那样轻举妄动。

给巡按御史关于弭盗的信【海寇】

海沧的寇盗之所以接连不断，是因为招抚政策开启了这个头。自从官府实行招抚的策略以来，海沧的寇盗互相效仿，于是无法停止。今天的林益成，就是以前的李昭卒、李益进、马宗实那一类人。李周贤是个狡猾的人，他看到我们过去那些跋扈的人侥幸免于惩罚，今天的林益成又得到宽恕，心想我的罪行还没有达到林益成的程度，我的力量足以鼓动叛乱而且超过他们，我再观察一下军事形势，官府必定又会畏惧而释放我。这就是他们敢于叛乱，轻举妄动而不顾后果的原因。现在如果不大力加以惩处，大肆诛灭，不足以折服奸雄的心，不足以堵塞祸乱的根源，不足以洗刷往事的过错。然而天下的事情，在祸乱发生之前加以控制，用力就容易。李周贤起事的时候，没有在他势力微弱时加以控制，让他的爪牙羽翼逐渐长成，于是到了不可抵御的地步，这是第一个失误。等到讨伐他的时候，又没有及早防备，白白让林益成用分散的残余士兵与他对抗，等到势力不敌，才征调军队，让他们闻风远逃而无法阻止，这是第二个失误。失去了这两个关键时机，现在即使集合郡县的军队去攻打他们，就像高飞的鸟、深潜的鱼，越攻打越逃跑，越紧急越远离。沧海无边，兵力有限，军队疲惫耗费钱财，怎么能看到抓得到贼呢？现在的计策，应当偃旗息鼓，显示出不攻打的样子，秘密派遣使者到广东约定当地官员，说祸害贵地，现在不能轻易宽恕，李周贤望风作乱，必定祸延到那里。如果想要解除祸患安抚百姓，必须彼此夹攻，让他们派出四十艘黑槽大船，星夜向北奔驰，在沿海要害之处，各部署精兵而暗中谋划对付他们的计策。一方面派人亲自到贼巢，召集乡老，挨门清查登记姓名，区分被胁迫跟随的百姓，允许自首。对于非被胁迫跟随的人，除了首恶之外，有能互相斩杀捕获贼人的，给予与捕获贼人相同的赏赐。先发布文告，传播四方，限定两个月以内，如果过期不到，然后攻击他们的党羽亲属，夷平他们的庐舍坟墓，没收他们的田产。这样贼党逐渐离散，贼势自然孤立。等到广东的军队到达，我们的军队才行动，他们攻击外部，我们攻击内部，他们就像锅中的鱼，将能逃到哪里去死呢？李周贤平定之后，然后示意广东，一并图谋林益成，这样我们不失信而大恶得以铲除，这又是灭虢取虞的形势。之所以一定要召广东的军队，是因为现在贼人全部聚集在玄锺、陆鳌，我们如果全军长驱直入，他们必定放船南下，一日千里向前，无法阻止。我们虽然有上千的武夫，又能施展到哪里去呢？广东的军队既然来了，那么进入广东的路就被堵塞了，又用万安大船数十艘，分布在围头等处，以遮挡他们进入城池的路。两条路既被堵塞，贼人才可以图谋。然而图谋他们的策略，也有不容易说的地方。现在各处出海的官军，特别像土木做的偶人，最不可

译依靠郡县的机兵，又都是雇募来应付差事的。他们不熟悉水势，而巡捕官山王山王观望不前，只是苟且应付文书，这些人难以共同做事。董见龙论述抵御海寇，也想召募渔户，难道闽中可用的只有这些人吗？现在可用的，只有海滨的盐徒和渔户罢了。盐徒和渔户，力气都比盗贼强壮，海洋的技能，又与盗贼相同。所以山王山王在沧波之间较量，盗贼反而在他们之下。现在应当派遣州县的正官，亲自到各个澳口，在同安如官澳、坂尾、高崎、刘五店，在南安如莲河、石井，在晋江如塔头、石芹、石湖、深沪，以及福漳沿海的澳口，各自挑选丁壮，编成军队，选择其中的头目，统率他们，给予工钱，优厚地犒赏，以心腹相待，以礼遇尊崇，那么他们自然会为我效死，不担心士兵不精锐。战船一时，几乎难以建造，而海沧、万安、官澳等处的大船，莲河、深沪等处的钓船，都可以借用。器械不精良，就酌情给予银两，各自命令自备。粮饷不充足，或许权且借用预备仓的粮食，而劝借僧道出粮来偿还。这四件事既已实施，然后以郡县的风力官监督，各自守卫地方，等待时机行动，将会看到内政修明而盗贼可以图谋了。现在想要招抚他们使他们来归，那么李周贤的悖逆，两次起兵，林益成的事情，岂能再误？从此以后，海沧必定没有可驯服的百姓，而祸乱相继，朝廷失掉政令了。如果打算置之不问，他们必定鼓动一方作乱，出没三省，海沧的劫掠无获，势必沿着乡村，这都是往事可以验证的，这是大可忧虑的。如果只是泛泛地起兵，轻率地议论攻讨，略无一定的计策，这是徒费无益，空劳无功，不能平定盗贼，反而助长盗贼，所谓不胜则谓之水不胜火，这又是与不仁之甚者一样了。

译揭帖

安南成功乞查功补罪以全臣节之揭帖

上巡按二司防倭之揭帖

安南成功乞查功补罪以全臣节之帖【自述功罪】

我因才能平庸被弹劾去职，不知所论何事。途中遇见从京城回来的地方官，都说科道官员认为我平生为官无可非议，建议征讨安南，也是极为恰当、不可更改的言论，只是现在不是时候。考虑到莫登庸投降，本应在腊月到达，过期未到，怀疑是我从中阻挠，所以略加弹劾以相警示，意在吏部必定不会轻易议定罢黜。不久吏部果然议定留用，科道官员都认为很恰当。没想到圣旨直接批示特别让我闲住。命令下达之日，舆论惊骇，科道官员都共同叹息，追悔莫及。

谨按：我因阻挠纳降被弹劾去职，最终当权者叹息后悔，我的心意也已明白，似乎无需再辩。但我确实未曾阻挠，况且平日主张征讨的意图，与眼下不平之事，有未向君子说明的，所以不能不言。现在不主张安南之事，说法有三：一是安南是遥远的夷狄，不能因为遥远夷狄的缘故而损害中原；二是说宋朝、元朝强盛，都不能夺取安南，我朝夺取它，也随即失去，安南必定不可夺取；三是说如今兵力正处劣势，不如永乐初年那样强盛。他们的说法不过这三点罢了。

如我的看法，则认为安南与两广同属职方管辖，并非遥远夷狄。自宋人失去它以来，中原百姓陷于夷狄，汉唐衣冠之族，如姜公辅等人，沦落为左衽（夷狄服饰）的，已六百多年，所恨的只是没有时机罢了。如今的莫登庸，与以前的黎利不同。大概宣德初年，当时的事势实在不同，次崖之所以贪图有功罢了。交趾百姓长期处于教化之外，一旦用中原政令约束他们，本来就不乐意。加上那时中原人在那里做官吏，贪图他们的珍奇货物，各自肆意贪婪暴虐，如同东汉末年。所以黎利一起事，归附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各地争相杀害长官以响应他。莫登庸崛起，窃取权柄，于是占据其国，人心不服。况且黎氏未灭，安南大族多与他为敌，虽然表面服从，内心却怀有二心。像所谓西宁公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安南此时，实在有可夺取的时机，与黎利时不同。而闽广海兵又有能夺取的态势。这就是我屡次进言而不能停止的原因。

大概我平生有平定安南的志向，及至提学岭南，巡视廉州、钦州，访知安南国分为三，有可夺取的态势，可惜没有时机。钦州之行，我因洞察安南实情，预料莫登庸不能立国，所以一心主张征讨而不改变。我在中原无事之时，倡导用兵远夷的说法，似乎可罪，固然士大夫所共骇。但我明知众怒所在，却敢犯众怒而不畏。又胜负是兵家不可预料的，我怎能保证用兵必胜？却以一家数十口的性命，决于一战。屡次进言不停止，其中必有真知灼见、深意存在，不能因为轻率而轻易定罪。

现在假如我所言与中原大体无关，对中原大事无补，时机不投，实行起来格格不入，事情不紧要，有功而不足以成为大功，莫登庸投降，我果然阻挠，这样而说我的言论轻率，阻挠时机，定罪是可以的。如果所言与中原大体有关，对中原大事有补，切中时机，实行起来事事吻合，事情紧要，有功而足以成为大功，则言论并非轻率，事情没有阻挠，无故谈兵，虽然似乎可罪，但最终依赖它成就大事，则其心可原谅，其功可记录，而罪不必论了。

征伐是王者所不废弃的，商汤征伐鬼方，周王征伐淮夷，圣人不认为是穷兵黩武。何况安南本是中原故地，不是淮夷可比。篡夺相继，朝贡久缺，又有应当问罪的罪行。这是我所说的与中原大体有关。我的建议一是说征，二是说征，虽然屡次受阻不行，但逆贼莫登庸的胆气已落。不久三帅临边，安南举国震恐，送款归地削爵唯恐落后。虽然不必实际征讨，但建议主征的人也不可缺少，则我的议论有以震慑中原的威严，使远夷畏惧而折服，可谓对中原大事有补了。

我前后建议，如果王师入境，都等待倒戈的百姓。又说安南一块土地，终究没有独立的道理，其势必然折而入中原。又说漳州海兵，交人畏惧。如今三帅提兵，只是以虚声恐吓他们。闽兵虽调而未至，实在未曾想用兵。而文郁、西宁之徒，已惶恐各自请求莫登庸纳款归地削爵。假如按我的策略，实在以兵临之，又将如何？以此观之，则我预料安南之事，无不投合。于是可见莫登庸购买我的奏稿，初得以千金，继亦五百。大概我对安南之事，知之最真，所言皆深得其隐讳，切中其要害，所以深怕我也。

莫登庸既降，如今朝廷以其地为都统使司，设十三宣抚司，四峝之归，以其民入编户。夫安南自宋割封以后，随自立国称皇称帝，听其自为。宋人讨之不克，卒封之为王。元人讨之不克，又

译封莫登庸为王，是我朝所不能接受的。又封他为王。如今军队尚未入境，而逆贼莫登庸已系颈投降，将其地设为都统使司。虽然体制稍正，但与内部的土司实际上有别，不设立郡县，每年输送贡赋。虽然看似不同于现在的各布政司，但其地分为十三宣抚司，官员由朝廷任命，每年颁布大统历，三年一贡，这与云贵、荆广的土官衙门并无不同。据此，安南之地，已经为我所有。宋元和我朝初年未能得到的，如今得到了，这功劳难道不大吗？四峝之地，正统年间都御史朱鉴奉诏书去夺取却未能得到，如今却束手来归，这难道不是功劳吗？莫登庸在嘉靖十九年九月送降书，十月到钦州防城投降，十一月初三才出镇南关投降，林元未曾开口动笔，争论可否，何曾阻挠呢？他的言论关乎中国的大体，有益于中国的大事，几乎无不投足以为功，又无阻挠。如此，则林元关于安南的议论，并非轻率，其心可原谅，其功可记录，而罪可不论了。况且同样是安南，在宋时有黎烜，在我朝初年有黎季犛，那样骄横倨傲，即使大军入境也不畏惧。如今逆贼莫登庸只被虚声吓唬，就争先恐后地投降，则今时不同于古，林元预料安南必可夺取，闽兵必可使用，其言非轻率，皆于此可见。不然，难道凭笔杆子就能制住莫登庸的死命，收复汉唐已失的境土，在六百年之后，万里之外吗？详看阮文郁的奏疏，其缘故可知了。辽东军叛乱，林元建议必征，言论虽未实行，不久叛军被计擒，始终不敢动。人们说林元一疏之功，如今的安南，与此有何不同？大概如今的君子，都未能透彻了解那里的情况，所以不免对愚者的言论产生怀疑。即使像霍渭厓平日议论相同，及至临时也不敢发一言，其他人还能指望什么呢？那么愚者的言论不被君子相信，也就不足为怪了。四峝之地，自从林元建议征南，或连带言及，或单独上奏，不一而足。正当莫登庸未投降之前，林元与翁参政定议必取。等到投降，翁参政派遣王指挥、荪通判与莫登庸反复讲论。仅这一件事，荪通判甚至以林元的奏草，常藏在袖中胁迫他。而莫登庸害怕林元，也想以此取悦了事，所以在降表中明确言及。那么四峝的回归，本是林元的奏议，而毛东塘、蔡半洲两位也说不先生屡次言及，我们怎能知道。其缘由可见了。假使唐西洲、潘峨峰的言论实行，莫登庸肯归还四峝，削国为都统宣抚吗？那么林元奏议不可无，不为罪可见了。安南之事既了，蔡半洲私下对张维乔参政说：“得林茂贞在这里大声嚷嚷，不是他大声嚷嚷，怎得莫登庸这般惧怕，系颈来降？”而毛东塘、蔡半洲相见，也当面归功于林元。那么莫登庸的投降，四峝的回归，孰功孰罪，军门已有定论了。起初蔡半洲对两广三司说：“毛东塘想以林佥事为首功。”林元募兵回自闽府，县官告知三司，相知者也以告。及至叙功，却居其次，大概有阻挠他的人。近日路过江西，林元以此问毛东塘，毛说：“当初确有此议，后因众论不一，只以官序，故先生在后。”毛东塘之言，大概有隐讳。林元之名虽在后，然而叙功的奏疏，建议复地，召集骁勇，谁先行之？虽不为首功，而首功之实，自不容掩也。起初林元奉委福建募兵，临行时对翁参政说：“为我语半洲公，我看诸公之意，只是欲纳降，恐我在此打搅，故令我远去，以便行事。若果纳降亦要停当，切莫将就了事，负此良机。”翁以告半洲，随以半洲之意来问说：“莫登庸如果投降，将何以处之？如今讲定了，然后行，它日勿谓我辈卖先生也。”林元说：“今方瀛已死，莫登庸势孤，国人离畔，莫登庸之事，大半是不可成矣。若又如前日纳降请封，此决难准。想彼亦不敢望。若不费我斗粮一矢而来降，功亦可嘉。吾前奏欲九分其地，此必用兵然后得。既不用兵，它自来投降，亦难执前议。果然来降，何以见是真实投降？必遣子入质，如南越婴齐乃可。果尔与做宣慰司可也。”翁说：“宣慰司品级小。”林元说：“唐以安南为都护府，五代时有诸总管府，得便宜行事。今不与为总管，则与为都护可也。四峝之地，决要还我。如不还四峝之地，虽云纳降，其事决不可了。”翁说：“决是如此。”今莫登庸遣侄入质，削国为都统宣慰，归我四峝，皆林元启之。四峝之归，莫登庸已见降表；质子之遣，都护之议，今翁见在可问也。以此观之，则今日处分安南，林元实预议，而其事卒无不合，则其心可原，其功可录，其罪可勿论，于是又可见也。

译皇上巡视、按察两司关于防备倭寇的揭帖【防倭】

近来，倭寇从浙江流入福建，驻扎在三沙，企图窥探各郡。承蒙上级长官的钧牌指令，命令地方官府迅速准备器械火药，大量招募勇敢之士；又命令靠近城郭的乡村将钱粮牲畜搬入城中，以断绝贼人的粮饷；稍微偏远的汛地，则依附于大汛地。这体现了忧国为民的宏大心意。

我听说，抵御敌人必须有良策。只空谈而缺乏谋略是毫无用处的。用兵的关键有三点：一是训练士卒，二是精良器械，三是选择将帅。

现在想要招募勇敢之士，不知道如何选拔招募；想要准备器械火药，不知道准备什么器械。赵国李牧守卫雁门，招募五百名价值百金的勇士，于是击败匈奴，消灭襜褴，单于躲避他们，多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晋朝马隆招募能拉开四百钧弓、九石强弩的人三千五百名，于是斩杀树机能，平定凉州。这是训练士卒的方法。

近来浙江招募兵丁五汛，每名士兵给予安家银三两。招募兵丁的官员及捕盗官吏克扣，每名士兵只得到银二两，或一两八钱。这些都是穷困无法自存的人，只顾眼前的急迫，不计较日后的生死，应征入伍。想要依靠他们去杀贼，不是很难吗？

宋朝杨难当攻打萧承之，短兵相接，弓箭无法施展。氐族人都穿着犀甲，戈矛无法刺入。萧承之制作短弰，长数尺，用大斧敲击，一弰就能贯穿数人，氐族无法抵挡，于是战败。金国兀术自从在海上起兵，使用拐子马取胜。偃城之战，兀术率领一万五千拐子马来攻。岳飞告诫步兵用麻札刀冲入敌阵，不要仰视，只砍马腿。拐子马相连，一匹马倒下，两匹马就不能行走。兀术大败。这是精良器械的方法。

现在倭寇的长技是利刀、利箭、鸟铳。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技艺来制服他们。前年浙江在漳州、泉州招募兵丁，每名士兵给银三两，器械费用包含在内，听任他们自备。他们砍木头做长竿，末端装上尺长的铁片，用青红白布包裹头部，行装不齐备，盔甲都没有。这就像拿着朝堂上的茵席去抵御萧艾杂草，不破碎才怪呢。

现在看见漳州府每日解送佛机铳经过同安，不知是用于浙江还是我们福建。但这只是海上攻击船只的器械，在陆地上并不适宜。

兵器有长短之分：铳炮比弓弩长，弓弩比戈戟长，戈戟比刀剑长。长的用来克制短的，短的用来护卫长的。机铳的威力可达五百步，弓弩的威力可达一百二十步。贼人不会久停，在一百二十步之外，顷刻间就会到达。铳和弩没有用武之地，而要用刀矛了。

凭借倭寇的猛悍，挟持三种长技的优势，如果在百步之外无法制服他们，想要在剑戟之间与他们较量技艺，未见其能成功。由此看来，器械的不精良显而易见。所以说：器械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将领送给敌人。

然而，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如果将帅得人，像李牧、马隆、岳飞那样，还担心什么器械不精良、士卒不精锐呢？

倭寇作乱，至今五年，总制、巡抚、镇守的官员，并非没有人才，但有的离职，有的被杀，尚未取得平定之功。难道不是将帅没有得人吗？

命令军民搬移积聚的牲畜，不遗留资财给盗贼，这就是古人“清野”的方法。然而，倭寇在海上时，船只小，不敌我方；登岸后，敌人强大，我方受制于他们。如果只是搬移积聚，没有方法制服他们，让他们登岸，其危害岂可胜言？

以我浅陋的看法，应当派遣大船数十艘，分布在万安镇，以堵塞进入兴化的道路；派遣船只数十艘，分布在晋江围头，以堵塞进入泉州的道路；派遣船只数十艘，分布在浯洲官汛山后，以堵塞进入同安、漳州的道路。沿海的汛地、乡集，如晋江的深沪、东石，安海的营前、石井、菊浔、莲荷，同安的大山、登汛头、刘五店、高崎、马銮、坂尾、白礁，命令他们自行设防。那些空缺的地方，命令当地居民插设木栅，以截断他们登岸的道路。必须派遣干练的佐贰官去处理，又督率乡兵来守卫。否则难以集结，且会被烧毁，没有益处。

我揣度当今的事势，倭寇作乱五年，直隶、浙江残破，上越淮扬，则江北凋敝，其势必窥探福建。在福建，则泉州、漳州先受其害，不可不预先防备。预防的策略，没有比我所谋划的更好的了。

我听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乙卯年夏天，倭寇一百六十人，从兴化黄石登岸，入驻镇东海口。巡海分巡参将等官，驻扎在福清，招募漳州、泉州的打手剿捕，杀死都指挥、指挥、千百户、武举三十员，军民以万计，不能抓住要害，反而增加二百二十人离去。现在三沙的倭寇，数量是海口的数倍。莆田、仙游各县的民兵，都不是精选招募的，想要求得胜过彼方，又知道很难。

嘉靖二年，流寇九十三人，流窜劫掠兴化、泉州、漳州三郡，莆田乡里的士大夫子女多被掳掠，俘虏质押府判、经历，用金子赎回。刑侍简一溪先生，当时以御史身份巡视福建，到泉州延请乡里士大夫问计。当时同安大户叶元忠，因任侠犯罪被判处死刑，关在府狱中。士大夫推荐元忠，让他杀贼自赎。一溪采纳了他的建议，把他的家属质押在狱中。元忠招募敢死之士百人，调集晋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长泰、龙溪合同安七县精兵，各令掌印官统领，八面合攻，推举元忠为前锋，令分巡聂公珙督兵，参议萧公瑞督粮饷，又秘密派遣健步吏承兵隶分别跟随各军，每日报告进退动静。由此，各军畏惧恐慌。

译没有敢不听从命令的人，追击贼寇到德化的小尤中，包围并全部歼灭，九十三人无一漏网。惠州的寇贼恐惧不安，不敢再侵犯漳州和泉州。三十六年，如今倭寇驻扎在三沙，之前虽然撤走但随即又返回，还应当为此做准备。现在民间任侠豪杰如叶元忠这样的人还有。您如果想制定预防的策略，成就平定之功，请上级官员亲自莅临，如今乡里的士大夫，未必没有可以延请询问的人。仁德贤明者的智慧、圣明者的思虑，那些在庙堂之上谈论兴衰的话语，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

译记

宣德年间交趾再次叛乱的始末记

安南事情的始末记

宣德年间交趾再次叛乱的始末记【交南事情】

叙述交南的事情不过五百多字，得失都详尽地记载其中，可以说非常详实精练。

希元（王元）因为主张征讨安南、被罢官闲居，都是命运使然，本来没有遗憾。然而心中的志向不能不表白。当时朝廷大臣之所以对我感到奇怪，是因为认为成祖皇帝将安南设为郡县，最终却无法保有；宣德年间，中国在坡垒关丧失军队，安远侯战败身亡，以此作为警戒。他们不知道古今事势不同，我在钦州时，完全了解交趾重新成为安南，以及中国之所以丧失军队的原因有五点：交趾平定后，当时的英国公张辅不能像诸葛孔明那样收拾西土的人才。正当朝廷大军尚未撤回时，豪杰们潜伏在草莽之中，已经产生了窥伺的野心，这是导致祸患的第一点。交趾的百姓，长久以来处于教化之外，法律网疏，赋税极轻。一旦用中国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百姓无法忍受，产生了想作乱的意思，这是导致祸患的第二点。太祖高皇帝在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对于那些有狼子野心的百姓，都设置土官，顺应他们的风俗来治理，所以最终没有祸患。成祖皇帝攻取交趾后，对有狼子野心的百姓全部设为郡县，所以最终作梗，这是导致祸患的第三点。太祖高皇帝攻取云南后，留下黔国公沐英在那里镇守，所以能够压制安抚那里的百姓。安南的事情平定后，立即撤回三位统帅的军队，各地的守备军队没有完全设置，后来事情的隐患，已经在黄忠宣的书信中显现出来，这是导致祸患的第四点。交趾多珍宝，中国人在那里做官吏的，大多肆意贪婪残暴，百姓无法忍受。加上宦官的诛求勒索，最终激起变乱，祸乱随即发生，这是导致祸患的第五点。兼有这五种祸患，百姓都思念黎氏，所以朝廷大军一到，他们没有等待后命的想法，一起起来与我们为敌。坡垒关的覆败，是有原因的。莫登庸篡位占据，国人不服，有留恋旧主的心情。黎氏旧臣武文渊、阮仁连等一起起来与他为敌。我都事先访察而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极力主张征讨安南。看毛东塘、仇总兵催促出兵的文移，称交人听说朝廷大军将至，都愿意做内应。这是实事，不是归顺凭祥等州的虚报。当时朝廷大臣不知道古今事势不同，用宣德年间的事情来衡量，归咎于我，难道不是冤枉吗？看宣德年间黎利的变乱，安南倾国之力抵抗朝廷大军。如今朝廷大军未到，莫登庸就系颈投降，事势的不同显然了。

安南事情的始末记【安南事情】

我自从少年读书时，看到交趾本来是中国故地，唐代宰相姜公辅生于爱州，就有经营安南的志向。等到我在广东任职，代理按察使，见到一个囚犯叫陈廷纶，是湖广的富商，上奏辩白到司里。当时安南的族人黎饭占据海东府叛乱，莫登庸作为将领，领兵征讨，黎饭兵败，带着财物逃入钦州。陈廷纶以及边民黄子景、李龄等人与他交易，官府以勾结外夷的罪名治罪，陈廷纶被判绞刑，黄子景等人充军，共七八人，上奏辩白到广东。我恰好代理按察使，我驳斥说：“夷族首领逃难入境，边民与他交易，不是勾结外夷为奸，难以引用通夷的法律。”从两广军门取回案卷，全部释放了他们。询问详情，又知道黎饭到钦州，官府捕送安南，在边境上诛杀了他。那时总制是东泉姚公。姚公名谟，王文成（王阳明）作为总制实际上代替姚公任职。我感叹说：“黎利辜负中国，黎饭辜负黎氏，这是天道好还的道理，何须多问。以我所见，乘其混乱而攻取它，难道不是上天给予的时机吗？失去这个机会，实在令人叹息。”到军门对总制林省吾公说，公说：“这件事我不能做。以前见霍兀崖常讲这件事，可以去问他。”等到问兀崖，回答说：“桂见山（张岳）一向有这个志向，大概他起初做诸生时，梦见将来应当在八柱山之外立功。等到考中进士，沉滞于州县，想做事没有途径。如今当权，很想做这件事。思忖当世的士人，没有可以共同成就功业的，只有王阳明，于是特意在两广起用他。没想到阳明在思田的事情平息后，回朝的念头却迫切，屡次请求不得，拂衣而去。见山恨他辜负自己，就动用本兵削去他的伯爵。”我心中藏着这件事。升任南京大理寺，应诏陈述王政二十一事，其中有安南一节。不能次崖（张岳）这段文字，竟然不知道文成所以再起以及被削夺的缘故，方与桂见山共同成就功业，没想到突然去世。所以祭见山的文章中有“提学岭表之时，我有安南之志，及接兀崖之论，始知先生起用阳明者，不为思田，何豪杰之士，所见略同”的句子。等到贬职到钦州，恰好有安南的事情。皇上的志向又很坚决，认为那时有机可乘，所以锐意图谋。没想到终身的祸患，竟然起源于此。起初皇上锐意经营安南，满朝大臣都不愿意，圣心不悦。一天在文华殿，得到我关于安南的奏疏，感叹说：“我以为海内没有豪杰，如今还有吗？”立即召见李序庵、夏桂洲、武定侯三人。李、夏先到，把奏疏给他们看，说：“朕决定征讨了，你们如何？”二公唯唯叩首，退出。在承天门遇到武定侯，问：“皇上怎么说？”二公告诉他。武定侯到，皇上对他说如同对二公一样，武定侯也唯唯叩首，起身旁立，就丢下一句冷语，好像自言自语说：“那一块地，虽然得到……”

译他何必用兵，皇上不知道吗？张东瀛任兵部尚书时，对携带文书的官吏说：“你们老爷的事成了，你钦州有多少钱粮，给官吏酒饭。”过了两天，兵部处理兵马事务，具本上奏，都说事情不可停止。忽然圣旨下到兵部说：“安南这件事，识大体、通道理的人，就能看得分明。听说卿士大夫之间，私下议论，说不必整治他，你部里二三次会议也不极力主张，哪个是对的？既然都不同心为国事，就罢了。”其中所说的“识体达道”等语，是指我；私下议论的人，不知是谁；皇上从谁那里得知，都不及知道。前都御史唐沛的荫子唐世桥，领会皇上的语意，希望建功安南，于是请求担任梧州府推官，来告诉我。皇上既然知道我的名字，问左右大臣说：“林某为什么还在钦州？”左右说：“此时莫登庸正倔强，需要林某制约他。”等到很久不召我，朝中士人笑着说：“各位老臣把林某当作南门的锁钥，怎么一个锁钥，这样长久呢？”夏桂洲在皇上面前说我：“林某一生，只是说杀。”大概因为我既想征讨辽东，又想征讨安南。后来安南入贡，皇上想起我，从容问六臣说：“林某怎么样？”当时六臣在侧，没有一个人应答。当时若有一人开口，我一定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可见公叔文子难遇其人，要人的出处都是天意。安南的事虽然结束，皇上的志向尚未满足，大概是被各位大臣所阻挠，不能设置郡县的缘故。毛东塘当时希望大受封拜，等到得到论功的邸报，非常不乐。元回从海北道回来，在吉安见到东塘，邸报恰好送到，所以知道。听说这是因为被夏桂洲所阻挠。元回曾说：“安南的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也做了一半。削去王爵，降为都统使，列于十三藩，比荆广云贵的土官，不能说没有功劳。”当时若用我的计策，安南可以坐而取得，恨没有被采用，又恨当时不祭告天地祖宗，诏告天下，以及安南臣民。我曾见于辨本后，长子林有松，援例入监，听说卿士大夫称陶真人与言，圣上曰：“朕有二大事未干，一是王三，一是安南，都未曾祭告天地祖宗，以及诏告天下，安南臣民行大赏。”有松听说后，即见陶真人问之，果然有这话，始知愚见偶合于圣上。当时有松因讼我的冤屈，真人也素闻之，又乐为辨理。有松欲求之，以书告我，我不可，乃已。嘉靖丁未年，抑此一事也。王阳明因此失爵，毛东塘因此削官。大概东塘本无将略，若非安南之事，未必遽至本兵。及至本兵，果以不称败。我尝与蔡半洲书曰：“东塘之成也以安南，其败也亦以安南。”始知天下之名，不可以虚窃；天下之功，不可以虚冒。正指此也。是知安南一事，非特关我一人之出处，王毛二公之出处，亦关之也。

译议

拒倭议

新宁盗议

拒倭议【抵御倭寇】

如今福建、广东、浙江、直隶等地，没有一处没有倭寇。虽然听说有些地方已经扑灭，但总是边扑灭边滋生，终究不能使其断绝。那些被扑灭的地方，都是因为在水上取得的胜利。因为倭寇的船只比我们的船小，向来捕贼的人都在海上捕捉，那么倭寇没有不被击碎的。所以倭寇所到之处，就焚烧船只登陆，而不等待船只。杀掠满足后，然后寻找船只离去；也有找不到船只而在此地筑巢穴的。贼寇一旦登陆，就无可奈何。所以带兵的将领都在海上伺机，用大船冲击他们，那么没有不被击碎的。然而不能在陆地上抵御他们，以解救百姓的危难，却在海上伺机，让百姓在战火中糜烂之后才去擒获他们，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擒获贼寇的功劳，还不足以赎免放纵贼寇的罪过，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是功劳，也是没有深思啊。现在用往事来验证，安海的倭寇，仅仅二百四十人，参将黎鹏举率领四百士兵，驻扎在四十里之外，不敢援助泉州士兵攻击，使得倭寇从容前往莲河寻找船只离去。现在能在福宁州擒获倭寇，那么在陆地上不能擒获，而在海上却能擒获，由此可见。戊午年十月，真假倭寇仅仅八十人，参将联合巡海漳浦、福宁三千士兵，四路拦截，竟然不能擒获，使得倭寇从容从南靖离去，那么在陆地上不能擒获贼寇，又由此可见。己未年同城的攻击，参将曾清、指挥朱亮、朱相、十户王道成等人，联合四千士兵逼近贼寇，贼寇远远躲避，而参将却能在海上擒获郑严山，那么在陆地上不能擒获贼寇，而在海上却能擒获，又由此可见。还有奇怪的事情。现在虽然说是倭寇，但其中中国人占三分之二。做贼和做兵，中国人是一样的。做贼和做官兵，勇怯形势不同，不仅仅是倭寇如此。然而做贼就胜利，做兵就失败，为什么呢？中国人做贼，就自己断定必死，都在死中求生，因此不死。中国人做兵，就自己断定必生，不再拼死，因此失败。由此可知，做贼和做兵，中国人是一样的，而胜败不同的原因，在于拼死不拼死的缘故。现在一定要让我们做兵的人，都在死中求生，那么勇气就和贼寇相同，而我们的兵员和粮食又日益增加，贼寇的兵员不能增加，而粮食又日益匮乏，无可奈何了。又哪有不胜的道理呢？那么平定倭寇的要领就可以明白了。然而想要让中国的士兵不畏惧贼寇，必须先有所准备。我们的阵法既足以抵御，那么我们的士兵有所依靠而不畏惧，敢于向前，哪有不胜的道理呢？元某以此进献给巡海分巡道，但没有被采纳。

新宁盗议【抵御盗匪】

考察新宁的盗匪，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官府姑息的政策造成的。往年大规模征讨，贼寇终究不能杀尽，而且没有惩罚，再次兴起，是因为所杀的多是良民，贼寇反而得以逃脱性命。当权者急于成功，完全没有善后的策略。所以现在的计策，在于必须征讨。然而想要征讨，又哪里容易呢？千山万林，深邃幽暗不可测度，我们前进他们后退，像禽鸟一样没有踪迹，这是贼寇难以捕捉的原因。杀害良民的祸害比放纵贼寇更严重，想要禁止这种祸患，必须功罪分明然后才可以。贼寇难以捕捉，而捕贼的人难道肯空手而归吗？良民开始有不能幸免的了。贼寇难以捕捉，而他们的志向更加骄横，良民不能幸免，也必然相仿效。这是大规模征讨一番，不仅不能得到贼寇，而且助长贼寇；不仅助长贼寇，而且驱使良民跟随贼寇。所以说征讨不容易。既然征讨不容易，不征讨又不可以，那么将怎么办呢？善于用兵的人在这里一定有成熟的计算了。古人用兵，有担心打不赢的，没有担心打不起来的。至于新宁的军队，不是担心打不赢，只是担心打不起来。打不起来，应当在战争之外寻求办法。用兵而不免杀害良民，过错在于兴兵，害怕没有功效，上下互相欺骗。现在一定要使贼寇有可以被捕捉的形势，我们没有徒劳无功的劳累，兵将没有侥幸的心理，上下没有互相欺骗的弊端，那么贼寇就可以杀尽了。然而贼寇的被擒获，不是可以按年月计算的。从前不能擒获贼寇的人，过错在于急于眼前的功效，不为长远的打算。不为长远打算的人，大抵以军队久驻耗费钱财为借口。耗费数万钱财而不能得到贼寇的要领，与增加数万钱财而贼寇可以被杀尽，得失固然相差悬殊。然而最终不这样做，是因为急于眼前的功效，而没有闲暇做这个打算。所以贼寇难以捕捉，不是贼寇难以捕捉，而是不想捕捉他们。为什么仔细考虑呢？现在新宁的盗匪，所依仗以巩固的，必定说他们前进我们就后退，他们后退我们就反攻，如此而已。不仅是贼寇所依仗的是这个，我所忧虑的也是这个。而我则认为不然。为什么呢？贼寇逃跑，我们或许不能捕捉他们了。如果逃跑而不返回，难道没有可以捕捉的吗？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是盗贼，本来是我们的百姓，他们的居住必定有房屋，他们耕种而食，必定有田地。当他们做盗贼时，固然舍弃田地房屋而不顾，等到他们逃跑后，让他们舍弃田地房屋，终究不忍心。我们顺着他们不忍心的心理来图谋，这是反客为主的形势。夺取他们的房屋作为我们军队的住所，夺取他们的田园作为我们耕种守卫的地方。聚集数千士兵，做长期驻扎的打算。凭借耕种守卫的利益，节省一半的粮饷。他们想要离去就没有道路，想要回归就不能得到，釜中之鱼，必定没有长久活着的道理。先前难以捕捉的，将依次可以捕捉；难以杀尽的，将逐渐可以杀尽。所以说应当在战争之外寻求办法。

译这是如此。然而官府急于追求眼前的功效，肯从事于此的人很少了。所以说，不是贼人抓不到，而是我们不想抓，就是这个原因。捕捉贼人的策略，大致如此。但出兵的道理，还有应当考虑的地方。现在主张出兵的人，一定说非大规模征兵不可。然而以我的策略来看，这不过是虚名而没有实用，只是耗费钱财而对事情没有补益。大规模征兵，或者是舒缓国家的危难，如唐朝讨伐安禄山；或者是征讨不服从的国家，如唐朝讨伐淮蔡。现在新宁的盗贼，以山林为性命，以善于逃跑为技能，不像国家的危难与不服从的国家那样。他们虽然依凭山林，但耳目都在州县。我们的计谋刚发动，他们就已经先察觉；我们的军队刚集结，他们就已经先逃走了。白白耗费数万金钱，又能施展到哪里去呢？势必会杀害良民来搪塞责任。在上位的人，或许因害怕没有功劳而暂且宽恕他们。上下互相宽恕，那么良民的祸患就惨烈而无法解脱了。所以说，兴兵害怕没有功效，上下互相蒙蔽，就是这个原因。唉，往昔的军队，浪费巨大，竟然不能抓到贼人，而多杀良民，常常是因为这个。现在可以再次蹈袭这种覆辙吗？所以说，只是虚名而没有实用，只是耗费钱财而对事情没有补益，就是这个原因。以我愚拙的见解，新宁的盗贼，十个人中，未必都是盗贼，被胁迫跟随的占十之七八。大约不过万人，除去被胁迫跟随的，不过二三千人罢了。这二三千人，是断然必须诛杀而不赦免的。如果处置得当，大概就像折断枯草一样容易。而议论的人却说，非大规模征兵不可，这是没有看清虚实形势。所以今天的事情，军队不必大规模征召，取其精锐就可以了；形势不可暴露，严密其计谋就可以了。暗中从外面召来精兵，让负责备兵的官员训练常备的军队，如果不像大举进攻的样子，从而分别他们的类别：首恶必须诛杀，被胁迫跟随的不加治罪；顽固到底的必须刑罚，改过自新的必须赦免。先用文告晓谕，再用信誓申明，那么潢池之内，一定有卖剑归农的百姓，而贼人就可以除去十之七八了。然后打开立功赎罪的门路，下达互相斩捕的命令，那么首恶和顽固到底的徒众，一定会在内倒戈。将看到贼心未战而先空虚，贼势未布阵而先崩溃。等到我们的精兵四面集结，计策必定使他们收起铠甲、藏起兵器，四散投奔山林，而不需要等到交锋。我们的军队不用作战就可以坐收胜利了。所以说，不必大规模征兵，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出兵不难，抓到贼人难。这是长期驻扎的计策，所以必须使用。所以说，应当在作战之外寻求方法。在作战之外寻求方法，那么兵将不寻求搪塞责任，在上位的人不害怕没有功劳，上下没有互相蒙蔽的弊端，而妄杀的祸患或许可以避免。然而这只是用兵的大略罢了。至于随机应变，那是主将的事情；用人选将，又是军门的事情，都难以预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