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九十四

译军队不浪费粮饷，早日平定大寇，或许能宽慰朕东顾之忧。倘若彼此互相推诿，以致在紧急关头误事，责任将有所归属，所以告诫。

译疏

论边事疏

陈东西款贡疏

定国论一政体疏

答问东事疏

论边事疏【虏情】

奏为约陈安攘定计、以分主忧之事：臣于前月卧病之中，听闻西虏内犯，势头极为猖獗；随后又听闻皇上召谕阁臣的话语，其中关于策划虏情与边事的见解，关键之处如同射中靶心般精准，明晰得如同观看火焰一般清楚。臣耳聋目盲，苟延残喘，知道无法向上贡献哪怕万分之一的智慧，但只念及皇上留任臣下，专门是为了担忧虏患，而责成臣下专门分担这份忧虑。臣虽然生病，不敢不尽其愚钝，为皇上一言以尽虑。

大概臣认为，当今文武内外官员，在名实异同之间，与古事相反的地方有三点。古代谋国之臣，无事时深深忧虑，有事时毫不畏惧，所以山涛、谢安，最终安定晋室，是因为经营谋划与镇定自若各自符合当时的时势。现在却不是这样。自从与虏议和的二十年来，官吏安逸，士兵懈怠，铠甲破旧，戈矛腐朽，安然无事，不再有守战之备。等到一旦大猪（指虏）生出野心，鸣镝指向内地，那么当事者亡羊补牢，也还来得及。然而满朝震动恐惧，只是喧哗议论，追究指责首倡议和之人，这是第一点相反。

古代策划对付虏患的臣子，士大夫坚守和亲，武将主张征伐，虽然各自固执于一偏，但文武官员根据事务任命，勇怯根据胆力衡量，朝廷自然可以折中采用。现在却不是这样。武官在灶下（指后方）谋求安逸，专门依赖议和的利益；文吏在缝隙中旁观争斗，争相谈论出塞立功。逞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抵御寇敌不靠甲兵，而靠文墨，这是第二点相反。

古代当机制变之臣，有时让胡越互相救助，有时父子不嫌意见不同。现在却不是这样。各边镇以彼此敷衍应付为熟练套路，以虚度光阴为良谋，互相羡慕效法，风气一致。而一旦遇到紧急重大困难之事，则内外隔绝，便区分你我。比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则极力保证他无他意，在甘肃则视他为诛杀首犯；犯边一事，在西人推给东边则说“你为何不招抚”，在东人推给西边则说“你为何不作战”，都是逃避自身责任而嫁祸于人，这是第三点相反。

如今经略大臣，已有专门派遣台谏诸臣的奏疏，且正依次斟酌施行，臣不敢再条陈便宜行事之策，冒渎视听。唯独前述那三点，乃是安危得失的大关键，朝廷选择时不可以不精细，持守时不可以不坚定。而在其中紧关切要之计，决断应当以经营与镇定，兼而行之。然而所谓经营，不在临敌仓促时调兵易将，而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纵，不向人显示笨拙罢了。所谓镇定，不在矫情仓促间赌墅清谈，而在缓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不向人显示怯懦罢了。

臣私下观察目前跳梁的虏寇，只有火酋一支，显然逆天，自取灭亡，断断乎不可收拾。若其他各部，或在阴阳逆顺之间，或在观望反侧之际，形状未露，则不妨广布威信以招抚他们；羽翼未成，则不妨多行间谍以分散他们。即使张良、陈平复生于今日，察彼己之势，审擒纵之宜，其策略必不出于此。而臣所担忧的，唯独恐怕将吏因长久忘战，而畏事甚深，苟且听任要挟，急图招抚，使骄横的虏寇反而掌握中国的权柄，武吏反而袭用汉儒的议论，那么其祸患不可言说。

所以必须朝廷气势先定，谋略先审，不被流议动摇，不被近忧惊惧。诛杀逆命者，先首恶而后胁从；派遣辞令使者，先约定作战而后议抚。重悬赏罚，使将官的勇气先振作，而后让文吏策划便宜行事；严责推诿，使各边镇的血脉先通畅，而后让兵部考核其功绩实效。经营在此，镇定也在此。

如果一定要因为一镇有事，使四镇同时树敌；一年有警，便尽掩二十年保境息民之功，尽更将吏，尽绝诸夷，尽扫先朝大臣马文升、王琼等老成持重必然的谋划，那么这不是病臣所敢空口保证、借箸筹谋的。

方今各边战士有几？习虏敢战的将领有几？安攘之计，只有一面推择新将，又一面策励旧将，一面调集客兵，一面招募乡兵。然而一时部署，已觉难以契合。况且转饷困于岁歉，发帑困于国虚，万一诸酋瓦解，该边四面大征，则我之拙劣形态尽露，何以支撑？所以臣认为不如暂且从容，寓战于谋，藏拙于巧，威之以先声，示之以不怯，不要遽然张皇自扰。

其经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诸边重担，则朝廷只当总其大纲，授以大指。如虏久战则我之指挥当愈从容，虏去则我之防备当愈严密，虏骄而挟赏，则我之拒捍当愈坚固，虏惧而乞哀，则我之牢笼当愈周密。而至于琐细节目，隐微情状之间，则机关在彼，功效在事后，自当一切宽假，以观其运筹调度如何。若预先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权，适足为边臣借口推责之资罢了。

今之议者，张文忠云：“非特不忠，亦不智也。”独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说，殊不知彼出关奉虏，此开关款虏；彼称南北兄弟为敌国，此称臣纳贡为属国。古今强弱之势，原自绝然不同。况彼以积

译威势反而导致失败。这是为了惩戒失败而培养威势。如今在改弦更张之后，如果士兵战马确实训练有素，粮草确实充足，防御设施确实完备，侦察警戒确实谨慎，那么国家的全力，就在于手持诏书接受降旗。这难道可以与北庭每年缴纳岁币、南宋偏安一隅同日而语吗？这就是臣之所以提出反复推敲的言论，并用经营、镇定两句话来概括的原因。大概是想减少无谓的议论，让负责官员能够着手处理；又不想完全废除责任考核，暂时放宽法律条文，让文武同心，人人都能效死；更不想因此削弱军备，让文武互相倚仗，人人都能逃避死亡。恳请皇上留意裁断选择，臣不胜荣幸。

得到圣旨：阅览你的奏章，充分看到你谋国的忠诚与深思。边疆事务重大，军事机密，必须临事镇定，及时经营，岂可仓皇纷扰，因循畏怯？你所议定的事项，着各该经略、督抚等官，查照执行，不得以虚文推诿，兵部知晓。

译题为远臣眷恋君主，特陈边疆遗留的忧患，以决断国家大计。臣感激忠诚恳切之心，已在前疏六条中陈述，但尚有国家重大忧患，关乎安危，可以计算，不可不尽言。臣私下认为，当今边疆事务，正处于可以做的时候，而不必勉强去做。于是议论的人争相说，二十年来通贡互市以来，敌虏日益骄横，各边防备日益松弛。臣认为这些情况确实存在，然而自古难道有完全有利而无害的事情吗？又难道有从头到尾都正确的人吗？赵充国、班超一旦离开边疆，而诸羌便土崩瓦解，当时并未曾追究指责当初发起此事的人。何况如今保全边境二十年，木头久了就会腐朽，弓弦久了就会危险，这是必然到达的道理。难道可以说因为一次哽噎，就应当废食吗？只在于讲求简练，赏罚一定守信，顺逆一定分明，那么三年的艾草尚可获得，厝火积薪的忧患尚可解除。这是臣所说的正处于可以做的时候。昨日尚书石星与臣说，现在的边疆事务，是唐代的事情，不是宋代的事情。臣深深信服他的话，请就用唐代的事情来比喻。当初回纥背叛盟约，践踏掠夺我们的奉天、泾阳，杖杀我们的使者，郭子仪再次出兵抵御，一则告诫军吏不得言战，逼迫他们出境为止；一则亲自进入敌虏之中，握手定盟，呼喊可汗万岁为止。如今将领没有郭子仪那样的威势，而敌虏没有回纥那样的凶暴，他们肯消除阻隔隐藏起来，用言语求和我们，而我们却一定要凶悍地磨牙，抓住他们以前的过失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斩下火真的头来献？”这是乐羊杀子的忠诚啊；又说：“你二月约定回归，为什么不回归？”这是尾生抱柱的信义啊。如此号令，如此题目，好比在清澈的深渊布置罗网，鱼鳖难道还敢投进来吗？这是臣所说的不必勉强去做。从来番汉讲和，哪有能维持百年的？臣所计算的，固然也是说暂时忍耐片刻，期望最终断绝罢了。断绝是一样的，而众臣的议论则认为早断绝一天就可以快意一天愤耻；臣的议论则认为晚断绝一天可以获得一天的便利。便利不是苟且偷安的意思。各边不兴盛很久了，将领少、粮食少、士兵少，不是仓促可以办到的。所以不如趁他们徘徊在塞外，信使往来的间隙，一方面暗中修筑战守的防备。那么他们回归越迟，我们应对越从容。他们用求和来愚弄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求和来愚弄他们。有人为难臣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拖延是可以的，而尚书郑洛日夜求取敌虏，不是太急迫了吗？”臣认为这不是求取。割让土地、输送金宝，尊崇祭祀而礼遇他，匍匐而叩拜他，这才是真正的求取。如今虚声恐吓，淡然羁縻，实际上不耗费国家钱财，名义上不辱没国家体面，凭什么说是求取？即使郑洛真的是求取，那么那些勇猛好斗的人，反而落得借他人的口舌，来安置自己的手脚。别人劳累而留给我们安逸，别人虚弱而留给我们强大，那么郑洛对于众臣的事情有什么欠缺，而喋喋不休地做呢？又有人为难臣说：“等待讲和而后修筑防备，那么在未讲和之前，水泉、莽川的两场胜利，凭什么防备而能这样？”臣认为这都是执持有名义，依据有利形势。他们是客而我们是主，他们骄横而我们愤怒，他们理亏而我们没有先犯过错，所以一举可以战胜他们。如今川底迂回遥远，未听说侵犯，那么主客的形势不同了；而他们因失败受惩，正日夜枕戈防备我们，那么骄怒的情势也不同了。根据前后夷人的书信现存，乞求哀怜请求道路，并没有反叛的迹象，那么我们又凭借什么名义，而突然断绝他们？曲直的道理分明。臣所以说，借讲和来修筑防备。又有人为难臣说：“那么敌虏最终不回归，最终用言语求和我们，那么我们最终应当听任他们吗？”臣认为正不在于急切地听任他们，不妨暂且如此，必定没有这种道理。马瘦可以等待强壮，草长可以等待枯萎，夏秋之后，还用什么言辞？臣先前晚断绝的说法，正是等待这个时机。又有人为难臣说：“等待久了而事机已经败坏不可收拾，那么怎么办？”臣认为凡是已经败坏的事情，不可收拾，且如郑洛先前主张作战，而众臣却想要安抚，这就是撩拨老虎出山，没有平息反而驯服它的道理。如果羁縻在前，决绝在后，好比捧水泼在地上为止罢了，本来没有败坏事情，有什么难收拾的？又有人为难臣说：“那么为什么不听郑洛众臣的话，主张作战主张安抚，各自实行自己的意志，以此两全？”臣认为安危的关键，间不容发。主张作战可以，主张作战而一定要先破除主张安抚的议论，使老成深谋远虑的大臣，一方面防备敌虏的情势，又一方面防备人情的议论；一方面担忧同事的不信任，又一方面担忧朝廷的不信任。好比让船在江中遇到风浪，撑篙的船夫和掌舵的工人，狼狈得无处下手，而国家的事情就危险了。又有人为难臣说：“敌虏容易对付罢了，即使举事一旦不当，而何至于危险？”那么臣认为古代认为敌虏容易对付的，是王安石、韩侂胄、贾似道三人，等到后来怎么样了呢？大体敌虏性情无常，喜欢时像人，愤怒时像野兽。他们内心断绝了互市赏赐的希望，而外面背负我们不公正的名声，穷狼怒虎，毫无顾忌，泰山在前面，犹其头可以触碰。而边境外杂居的敌虏，听说后也将寒心丧魄，认为朝廷的恩信，不足以依赖。五合六聚，军队纠缠而不能解脱。那么国家的事情本来不是宋代，圣明有人才又不如某人之语，而好事的人每天催促我们进入宋代（的境地），可不为之深深忧虑吗？又有人为难臣说：“考虑危险”

译确实如此。假如敌人再次求和，而我们像二十年前那样，年年增加赏赐来讨好他们，这就像尾闾泄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我认为，过去增加赏赐虽然错了，但也是因为敌营中没有可乘之机，不能斤斤计较与之争辩。现在事情应当重新开始，既然圣旨已经责备了他们，就应当趁他们恐惧的时候，要求订立盟约。在已经赏赐、已经增加的基础上，不允许他们再索取一文钱、一尺布。如果有将领官吏私自讨好敌人的，严惩不贷。这是改弦更张、百年难遇的时机。

或许有人诘难我说：如果这样敌人一定遵守盟约，那当然很好；如果敌人不遵守盟约，那么我们终究因为将领少、粮草少、士兵少，胆怯而不敢言战吗？我认为这又应当从义理和利害两方面来论断。假如敌人果然遵守盟约，那么我们即使有十万精锐之师，也绝对不能先失去大信用，趁其不备发动攻击。如果敌人不遵守盟约，那么侮辱性的书信和响箭之事兴起，堂堂天朝，难道能因为剑钝而讳言割地，因为箭弱而废弃射击吗？

或许又有人诘难我说：那么主张晚些断绝关系的人，不能保证将来一定不战；而战不能保证必胜，早战晚战都没有万全之策，为什么偏偏认为这是对的，而那是错的呢？我认为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防备失败却难免失败，那是天命；如果本来不会失败却触怒敌人导致失败，那就不是天命了。现在各位大臣喜欢谈论宋朝的事情，我又请拿宋朝的事情来比喻。岐沟之战，枢密院主张出战，中书省主张坚守；澶渊之战，王钦若主张断绝关系，王旦、寇准主张议和；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等人主张进取，富弼极力争辩，认为一旦动武，祸福非同小可，劝告十年内不再用兵。现在千年之后来看，利害得失如何？况且别人不论，就像富弼那样恳切地争辩进献，不就是现在群臣认为应当高举的旗帜吗？一个使者的勇敢，怎能比得上万全的谋略？而现在谈论富弼的人偏偏不提这一点，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万啊。

先前陕西总督职位空缺，我就推荐了魏学曾。故尚书宋纁对我说：“我看目前的边防人才，没有超过郑洛的。恐怕魏学曾前辈声望太重，一定不肯屈居郑洛之下，不如等郑洛的功绩稍见成效，然后再任用魏学曾。”现在宋纁虽然死了，但都御史李世达不也曾听说过吗？没想到宋纁的话，到现在还应验了。我向来敬重魏学曾为人，刚正严毅，只担心他不早点被任用。现在刚任用他就驳斥我的建议，朋友间的忠告，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陕西巡抚叶梦熊，我也曾听说他胆识勇敢，因为争辩事情，在四川受到嘲笑，不忍心就这样挫伤他舞剑击楫的豪气，匆匆商议调任，我确实参与听闻。现在梦熊又告诉我说，嘲笑郑洛无能。大概魏学曾是我所敬重的，叶梦熊是我所惊奇的。但是说魏学曾对我们忠诚，可以说；说叶梦熊敢于向前，也可以说。说这两位大臣一定不误导国家，则不可以。

如今各边境的防备，没有比修筑防守更好的了。总督巡抚的职责，只在早晚经营军营。哪边设置戍守，哪边供给军饷，什么计策不耗费内库，什么策略可以支撑百战，这也足以让这两位大臣满意了。但他们不揣度根本，只追求末节，舍弃自己的职责，只致力于别人的田地。我尚且没空与叶梦熊辩驳，暂且就魏学曾奏疏中所谓“小犯小御，大犯大御”这种看似合理的言论来质问。小犯大犯，怎么可以预先谋划？假如今天小犯，明天大犯，西边小犯，东边大犯，而接连不断地调发军队，七处边塞全部骚动，等待数年之久。我担心时移事变，军队疲敝，百姓残破，魏学曾能保得住眼前所见的，也能保得住眼前所不见的吗？能披甲横草以致效忠报国，也能神输鬼运国家的财力吗？

在宋太宗全盛时期，赵普劝谏开边说：“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不仅所得少之中难以入手，又从所失多之后，别有关切。”为什么到现在，空拳空手都能成为士兵，百战百攻都能必胜呢？我这话一出，议论的人又认为我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不知道偏心是人臣的小过错，误导国家是人臣的大罪过。我亲自推荐这两位大臣，如果一举失足，留下万世的悔恨，是谁误导国家呢？我这草莽之身，所忧虑挂念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敢直陈千虑一得，步步踏实的事情，以辅助庙堂谋略，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希望皇上留听而不迷惑，社稷幸甚。

译定国论一政体疏【国论政体】

奏为恭敬陈述泰交要务、以定国论、以统一政体之事。臣因病乞求退休，蒙皇上特别下旨勉励挽留，臣所有的一念犬马般的残余忠诚，谨蓄以待在青蒲殿上的对答。至于国论政体所在，愿与大小臣工剖心涤虑，以共同成就荡平正直的治世，请允许臣颂扬直言而陈述。臣有幸得以与诸位大臣立于不讳之朝，侍奉明圣之主，以至人无择言，言无择官，皆得扬眉吐气，议论天下事，岂非非常兴盛？虽然如此，言论太轻则浮泛，太烦则混乱，太固执则偏颇，太深刻则刻薄。就在这非常兴盛之中，也不无大可忧虑之处。臣所忧虑的，不为臣自己，亦不为诸位大臣，唯独念及上下相互信任，而后政事方可修治；相互尊重，而后论说方可采纳。如今言论不止而逐渐轻浮，轻浮不止而逐渐厌恶，致使君父视外廷的论奏如商贾之争言，因一人而疑众人，因一事而疑众事。上下之间，再无相信相重之意，后来虽有忠言谠论，也将被阻隔而不能进入。这是臣的忧虑。

古称有对答则争执兴起，争执兴起则党派确立。虽然圣明在位，万不至于如前代那样的党祸，然而朝中议论，已分两歧，恐怕因水火之争，致成左右之袒护。这方认为彼方为邪，彼方认为此方为邪，致使天下之士，智力耗尽于相互窥伺，名望受损于相互诋毁。即使一彼一此，一胜一负，朝廷也只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两持，终于两败，不但人才尽坏，亦且国体大伤。这是臣的忧虑。

上有所处分，而下未必服，则其势必争。下有所争执，而上未必谅解，则其势必处。处之而仍不服，争之而弥不谅解，则处者益处，争者益争。下以忤逆上为高，上以反悔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如水然，波方起而击之以石，则其跃弥高；譬如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则其坏弥速。这又是臣的忧虑。

大抵数年议论，始于相矫，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为不平。彼既不平，此复相矫，前弊虽矫，后议复生。故为国者须规摹先定，议数更而难穷，法数更而难守，事数更而难睹其效，人数更而难课其成。政事不修，纪纲不振，皆始于此。今习尚已成，极重难反，既不当激之过颡，又不当峻若防川，则莫若导之使言，而总之使一。

窃谓题覆宜慎，听纳宜公，甄别宜先，勘核宜审。向者皇上尝严出位之禁矣，臣以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庭者，第以莫执其咎耳。如使言有归着，事有总萃，则虽盈庭何害？臣请一切章奏，悉下部议，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当止即止，以言责事，以事责功，卓有执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议论总条贯而归六部。六部题复，别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为有益，而妄言置之不为损。则在廷议论，更患其少耳。所谓题覆宜慎者，此也。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两者低昂之间，实相为用。乃臣见近来听言之弊，往往不问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视言愈贱，则下之挟言愈贵。其究也，上不胜下，贱不胜贵，而听言与用人，卒两不得其平。臣以为乡有乡评，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权，而何必于听纳之时，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请一断于孔子之说，就言论言，不主必贱；就人论人，不主必贵。使士绝逾涯之望，则无所为而言自公；朝开翕受之途，则无所激而气自平。所谓听纳宜公，此也。

天下之人品不齐，迹同心异、言同行异者，诚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贤，而徐简其不贤；亟暴其长，而薄责其所短。然后众心愧服，物论自平。乃臣又见近来淹弃诸臣中，盖有素心驯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屡推未报，或一斥不复。朝廷既不尽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为议论之端。此所谓推波逐澜，澄之愈浊。不若尽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几举直而枉自错，忘我而人自安。所谓甄别宜先，此也。

朝廷用舍，多凭举劾。任己则耳目不广，任众则毁誉易淆。比年以来，几于朝无完人，人无完行。言者以为必有，辨者以为必无。当事者不复穷诘有无，但为调停量处。若其事果虚，则是近在辇毂，犹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实，则既闻于朝廷，岂有不行之法？近时法纪纵弛，劝惩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请谕廷臣，以后论人者，须的列

译年、月、日、时，左验明确。下部查勘，务求确实。实者，理法自甘；虚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虚实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谓勘核宜审慎者，此之谓也。凡此皆所以引导他们说话，而总归于统一。至于臣自我处身、对待他人的原则，也敢向皇上陈听，并以此告知天下，以便与士大夫们重新开始。威福归于朝廷，政事归于六部，这是先臣徐阶的话，也是臣向来信服并牢记的。然而，部臣的题奏覆奏，阁臣的票拟，都是共同处理同一件事。所侍奉的是同一位君主，所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怎么能各自分彼此呢？唐介曾说：“现在只是推诿于不闻不见，作为日后卸罪的地方。”身在政府，却不参与听闻政事，即使皇上询问，又拿什么来回答呢？臣既然谬居此位，一切政务，岂能全然不知？然而事情各有主管者，也不是臣敢擅自专断的。大的兴革，大的利病，应当不妨商量确切。就臣所见，未必全对。各部院参酌事理题奏，不必完全顺从臣的意见。就部院所见闻有不对的，臣参酌事理，请旨裁决，也不必完全顺从各部院。事情有可行与否，事情过去就罢了；言论有同有异，言论过去就罢了。总之期望达到至公至当，共同治理国事而已。史称诸葛亮为相，集思广益，广纳忠言，公布自己的过失给天下，对僚属说：“各位能指出亮之过错，那么事情就可以成功了。”臣虽然不敏，请奉行这句话。自今以往，敢说自己没有过错吗？如果有过错，就应当与天下人明白地看见，与天下人明白地改正。人以平心静气来说，臣以平心静气来接受。臣向来有浅薄狭隘的名声，未必一旦就能化为雅量。但如今事任及身，如食荼蓼知苦，私下认为朝廷所与共理天下国家的，是大臣及百官罢了。心须耳目，耳目须手足。如今手足仇视耳目，耳目又仇视心，心与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害，臣实在不忍因臣等的争斗，而使祸害转移到天下国家。又实在不忍因天下国家之事，成为臣等的私事，而使扶持国体、调和人情之劳，反而全部委之于君父。况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讲自明，愈讲愈不明；不争自定，愈争愈不定。所以臣愿先自处于不讲不争之地，以成就大臣小臣并肩事主的忠诚。事理之乱，应当责之于臣；臣之得失，应当付之天下。已有不当，就应当舍己以从人；人有未确，不妨舍人而从理。此外喋喋不休，如果不是有大挠时政、大惑人心者，请一切以诸葛亮的话来处理。这是臣报答国家、忠于皇上的职分。

再者，臣又自思，臣等以二三寒士，参预政务，只凭借皇上的知遇，所以地位尊崇；凭借皇上的明断，所以事情得以举行。譬如星辰，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当其在天上排列时，则有光芒；当其坠落时，与石头无异。如果宫禁隔绝于深邃严密的宫墙，威严的面容在咫尺之间也难以见到，即使是在铃阁之下，也如同外臣，有什么机略而能康济时艰？有什么倚恃而敢主持大局？况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祸隐忧，难以言尽。即使皇上神圣独断，群下莫敢窥测，然而以此为法，后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看见臣等，充任辅弼之职，而终岁不一蒙接见，则安得不轻视？宫府隔绝，而茫然不知事情出自何处，则安得不怀疑？喜怒有时而不测，则乘不测而怀疑；章奏有时而不报，则乘不报而怀疑。阁臣处于被轻视、被怀疑的境地，日日夜夜战战兢兢，救过不给，安能舒展四肢，以佐圣政万分之一呢？伏望皇上勤加批答，以明示圣断；平抑喜怒，以调和群情；时常临朝讲学，以图政理，而决断壅蔽。臣等也能依循未光、奉隆旨，以尽恳切的愚忠。如果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则治臣之罪，以彰其怠慢。惟皇上一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进有召见一揭，正屏息等待回报。而特别担心仓皇造膝之时，不能尽所欲言，因此窃取《周易》泰卦交泰之义，略陈要务如此。大概主与臣交，大臣与小臣交，当事者与言事者交，都是所与共成泰道，以定国论、一政体者。臣不胜悚息愿望之至。

初九日奉圣旨：览卿奏，知卿为国忠耿，持论公平，大有关于时务政体，系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余该部院悉心确议，着实举行，以成荡平之治。

译答复询问朝鲜战事的奏疏【朝鲜兵事】

题：今日文书官李禄，口传圣旨，询问朝鲜倭寇的动向，说他们已于四月十九日离开王京，如今已过去一个月，为何不见其下落？钦此。臣等怎敢不据实陈述所闻以作答。

查得倭寇大军，长期驻扎在王京等地，其真实意图是想占据朝鲜，进而窥伺我国内地，图谋甚远，蓄谋甚深。幸赖我皇上独自振奋刚健之德，大显天罚之威，各文武将吏，奉行朝廷的既定谋略，乘着战胜的余威，于是派遣辩才之士，晓谕他们归巢，并离间他们的伪帅丰臣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于是群倭势穷胆破，在前月十九日等日期，络绎不绝地从王京向南撤退，如今已行过四五百里，沿途巡抚、经略等官员的塘报都相同，而兵部也已据实上报给皇上知道了。

但昨日又得到一份报告，说倭寇虽然已全部出发，但在路上每人徒步背负五斗粮食，行进非常缓慢，一天走不到四五十里。又听说从王京到釜山，在半路之间，却又停止不前。这一定是他们真正想要逃跑，却建立土城，堵塞栅栏，作为长久居住的计划。不知他们意欲何为？因路途遥远，消息稀少，臣等没有凭据妄下决断。

然而大致不过三种情况：其一，是因为入海没有船只，所以暂时停留在靠山一带的地方，以便砍伐树木造船，完工后过了暑热再走。其二，是因为关白在对马岛，或许尚未禀报命令，不敢轻易回归；或许已经禀报命令，被中途叫停，都不可知。其三，又听说朝鲜人长期遭受倭寇荼毒，想趁此远归之时，在倭寇饥乏之际，追袭报仇。臣等私下揣测，倭寇中必有耳目，因此得知此消息，所以想走又停，建立营寨自我防备。

此语斩断，凡此种种，都不与中国战事的快慢进退有关，难以确知结果。乃臣等独自担忧我军畏惧浮议，不明大体，如果见利而动，也为朝鲜人所利用，则不仅自损大国信用，理屈在我，而且恐怕远追穷寇，全胜难期。已经陆续写信给经略劝阻，想此时已到达那里，或许可以及时制止。

特因下问，详细陈述答复，以宽慰圣怀。再想兵家进退，常在呼吸之间决断机宜。如今兵部已有议撤、召募南兵，以及处理缅甸夷人事务的提议，都是关系军机紧急的事务。如果臣等的票拟，不合圣心，不妨随意转改。如果别无商量，乞即赐发下来，以定边防大计，以安人心。伏惟圣明裁断施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九十四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九十五

华亭徐孚远闇公、夏允彝瑗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选辑

宋存标子建参阅

王文肃公文集二（疏、书）

王锡爵

疏

请处置投降倭寇的奏疏

请减免织造钱粮的奏疏

劝请赈济的奏疏

请宽缓督办香草的奏疏

请处置投降倭寇的奏疏【降倭处置】

题：近来朝鲜解送到投降的倭寇二十名，臣等昨日相约在射所，会同九卿等官员当面审讯他们的情由。臣等亲自逐一询问，据通事逐句传报说：倭寇有十万是真的，先前被我军在平壤等地杀去二万余，还有五六万，现在在釜山停驻。又问他们为何不走，倭酋关白是否还在？回答说：众人不知，只听说关白的儿子已死。又问为何归降？回答说：他们畏惧中国兵威，想来报效求用。又问他们这些人来归降，莫非是为倭寇做奸细吗？回答说：并不敢怀有此心。臣等再三研审，确实没有别的情由。随即与兵部尚书石星商议，如今这些投降的倭寇，都是壮丁，宜连同先前的八十四名，一起发送到宣府、大同、蓟州等镇，在各边收养，以备抵御虏寇之用。

臣等切见自从倭变以来，有人说救援朝鲜是舍弃自己的田地，去耕种别人的田地；有人说倭寇本来不多，不值得忧虑；有人说倭寇有三四十万。总之，因为道路隔远，传闻不实，所以众说纷纭，徒然迷惑视听。如今这批投降的倭寇解送前来审讯，详细问明，可见倭寇的真实意图，确实是想要占据朝鲜，以窥伺中国。救援属国，实在是为了自救，善于防守的人，是守住门户。中国出兵救援朝鲜，实在是为了自救，并非不得已。倭寇人数的多少，总不如所传闻的那样。总之，屡次战败之后，他们的气势已经衰落，不值得深虑。

但昨日又看到经略宋应昌的塘报说，倭将行长，已去复来，随即攻剠全罗道，那么夷情尚不可测。臣等与兵部商议，行文命令宋应昌、李提督，严整兵马，防守扼守要害，储备粮草，作为相持之计。他们日久缺乏粮食，自然会遁去。务必确保万全，决不敢让皇上为东方担忧。伏望圣心宽慰。

请减免织造钱粮的奏疏【减免织造】

该：昨日文书官杜茂，口传圣旨，说苏杭织造钱粮，拖欠数目很多，有司为何不催征？臣等当即把该地方连年灾伤，民间困苦，有司催办不前的状况，略加节录，向杜茂口头陈述，令他据此回奏。还恐怕不够确切，谨再沥尽危诚，在皇上面前详细诉说。臣等谨按江南财赋，甲于天下，相传国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