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四

译尚书，并非《周官》中的尚书。自秦朝将国家政务寄托于丞相，而内廷设有尚书，其下属的令、丞等职官已不可考，但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传递奏章罢了。汉朝兴起直到汉武帝，才开始削弱丞相的权力，亲自揽权决断，并设置中书令来参与尚书的政务。到汉武帝临终时，才任命大将军霍光统领尚书事务，裁决各种政务的可行与否，保护皇帝，兼管宫廷禁卫。于是九卿、将军、郡守、相国所咨询禀报的事务，不再经过丞相，而是直接呈报给大将军。富平侯继任后，稍微自我抑制退让。到大将军王凤时，又恢复霍光时的旧例，权势几乎与皇帝相等，丞相只是充数而已。汉成帝开始设置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四人，共设四个部门，称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后来又增加四个直属于三公的曹，共为五个曹。但这不过是大将军的属官罢了。东汉光武帝不把政务委托给三公，天下的奏章，都由尚书与皇帝共同决断，然后才下达给三府。到了汉明帝以后，天子刚即位，就设置录尚书事，由太傅担任，有时也由太尉参与。但这一职位有时设置有时废除。而令、仆射及尚书号称“八座”，他们裁决各种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内阁，考核功过，诘责公卿，还有现在所不敢期望的权力。然而令的品秩不过千石，仆射八百石，尚书六百石，使用铜印墨绶。令任职时间长久，才能升任郡守，无法企及九卿的地位；而尚书甚至有补任大县县令的。因此虽然委托重任，但不敢产生放纵之心。这恐怕也不是因为职位低微的缘故，现在的大学士也是五品。到了魏晋时期，令、仆射不外出担任其他官职，山涛、王戎、卫瓘等人直接担任三公，如山涛、卫瓘，或者领开府仪同三司如荀勖，竟然自命为宰相了。魏国将尚书分为五个部门，称为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晋国分为六个部门，称为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而尚书开始以其职务列入官衔了。东晋渡江后，定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共五个部门。历经宋、齐、梁、陈，又增加都官，成为六个部门。当时，六尚书虽然分别掌管事务，对令、仆射不称属官，而吏部尤其重要。沿袭到北齐、北周、隋朝，有录公，那么录公就是真正的宰相，而令、仆射作为参赞执行；没有录公，那么令就是副相，而仆射作为参赞执行；没有令，那么仆射就是真正的宰相了。而中书省主管奉行，门下省主管封驳，与尚书省并列作为参赞执行。唐朝自太宗担任尚书令后，就罢免尚书令不再设置，而左右仆射于是成为闲职。开元初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姑且美化其名，作为侍中、中书令养老的阶梯，而权力仅重于文武两选。后来就以中书令为右相，兼管文部尚书，李林甫、杨国忠担任此职；左相兼管武部尚书，李适之、陈希烈担任此职。尚书的重视程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甚的了，而左相武部，其权力寄托不能及右相文部的十二分之一，这也是皇帝造成的。至德以后，侍中、中书令又因为重要而成为勋臣加授的品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为真正的宰相。资历声望深厚的人，也有做到中书令、侍中的。其左右仆射，有的作为加授品秩，有的作为优待资历，大体上处理事务，不关系天下大计，而六尚书也因此了。宋朝初年直到元丰、政和、淳熙年间，宰相的更改不常，而六尚书隶属尚书省如故。元朝制度，中书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来治理天下事务，而吏、户、礼、兵、刑、工六尚书为曹官，率领下属分职。其尚书遇到理财事务，元朝常以尚书的设置与否作为治乱的标志，那么由权幸之臣担任，往往夺取中书的权柄。然而不到几年就革除，而将尚书部隶属于中书省，在职名上颇不协调了。明朝高皇帝南下江南，就设置行中书省亲自统领。即吴王位后，改置中书省，而对于六尚书来不及设置。洪武元年，才完备六尚书，都是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别，而都隶属于中书省，完全沿袭元朝旧制。唯独户部事务繁杂，设置三四个科，尚书不久也罢免。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专权蒙蔽被诛杀，将其职权分给吏、户、礼、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将枢要摄于兵部，升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虽然都称为政府，但事务多互相牵制，也因此名位不极，事权不专。天子的威福没有下移，大概隐隐然有周朝六官的美好，唯独冢宰不控制国家用度，司徒不掌管国家教化，以此稍有不同罢了。建文皇帝，重视左班，因此晋升尚书为正一品，增设侍中正二品，侍郎品秩如故，想要凌驾于五都督之上，而权力轻地位高，升迁太快，有识之士认为不妥。到明成祖即大位，而全部改回洪武旧制。这时改北平故燕国为北京，设置行部，以总领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事务，行都督府总领都司事务。永乐四年，皇上巡幸北京讨伐北虏，经营定鼎大业，虽然备有行九卿印跟随，但皇太子以元良监国，大小事务，都委托给他，只有封爵大辟，以及除拜三品文武职、六科都给事中上报。而户部主管粮饷，兵部主管军旅，礼部主管朝仪，开始由行在尚书夏原吉、方宾、吕震扈从，而九卿印务，往往让夏原吉兼摄。这时六部政本还在南京。十七年，皇太子回青宫，以皇太孙留守南京，六部政务全部移到北方。十八年，

译行在六部，以及“行在”二字，是诸九卿及大小省署中留守者的称谓。都称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于丰镐（都城），诸九卿及大小机构中在南方的，都去掉“南京”二字，而六部又改称“行在”。宣德三年，才开始确定沿袭永乐年间的制度。弘治、正德以后，内阁的权力日益加重，而六部尚书的权力日益减轻。然而，那些资历老、功勋业重，加封为三公（三孤）或东宫三师，以及吏部、兵部尚书的，还能与之抗衡。到了严嵩（分宜）掌权时，尚书们就像外库的守吏一样。张居正（江陵）当政时，尚书们就像曹郎（低级官员）一样。唉，君主不可以将大权（太阿）授予他人啊。我因此考证六部尚书的姓名，自永乐四年以后，十七年以前，他们在北方和南方的，都列在本部名下。十七年以后，在南方的，才列在南京名下。大概是因为以政事根本为重，所以如此。

译○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都察院篇】

都察院，是古代的御史府。从周代官制中御史掌管赞善、颁布法令开始，秦人沿袭了这一制度。自汉代起更加重视，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佩戴银印青绶，地位相当于上卿，对朝廷万事无不参与和统摄。每当丞相职位空缺，就由御史大夫按次序递补。到了成帝、哀帝时期，御史大夫遂升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一同封侯，位列三公，佩戴金印紫绶。后来虽然反复更改，但自东汉建武年间以来，便确定与太尉、司徒共同构成三公，像鼎的三足一样支撑着君主。当御史大夫任职时，设有中丞二人。在内则掌管兰台秘典，接收公卿的奏章，举劾案卷；在外则督察部刺史，与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一起察举非法行为。自从设立大司空后，中丞一职就被废除。汉献帝时，曹操将太尉、司徒的职权合并于丞相，由自己担任，而郄虑以御史大夫作为副手，但不再设置中丞。到了魏国黄初年间，重新设立司空官，仍然罢免御史大夫而不设置。历经晋、宋、南朝、北朝直到北齐、后周，另外设置中丞主持台内事务，从此御史府便称为“台”了。从北魏到北齐，将中丞改为中尉，号称最为威严峻厉。像李彪、崔暹这类人，纠察弹劾皇亲国戚和权贵，威势行于朝廷。琅琊王，身为皇帝之子的尊贵身份，尚且借中尉的威势来张扬自己，其余人等可想而知。隋朝开始重新设置御史大夫，罢免中丞。唐初也沿袭这一制度，有时将该官职称为大司宪，将御史台称为肃政台，但职任依旧。开元年间，恢复为御史台，而御史大夫与中丞不并设，他们的职责都是整顿纲纪，察举奸弊。中丞的品级虽然低于御史大夫，但威严峻厉却超过大夫，甚至有直接入朝为相的人。宋朝初年有中丞，而没有御史大夫。其下属有侍御史、监察御史、知杂御史等类。大致以三司使、学士承旨作为班列，以知谏院、司谏、正言作为表里，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丞郎、佥院作为晋升阶梯，监司、牧守作为退休后的待遇。到了元朝，尤其重视其职责，设置御史大夫为从一品，中丞为正二品，侍御史为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为正三品，都是长官。当时元世祖忽必烈有常说的话：“中书省、枢密院是我的左右手，御史台是治疗我左右手疾病的人。”这话很精辟。明朝兴起，初年的制度完全沿袭元朝旧制。当时左右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多次受命持斧钺出征，而中丞刘基、章溢主持台内事务。后来汪广洋、陈宁等人也都升任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御史台仅设左右中丞，都是正二品，侍御史为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开始改为都察院，但品级仅为正七品，其官员有御史而没有都御史。十六年，恢复为正三品。第二年，升为正二品。于是确定设置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为正四品。职责是纠劾官员邪曲，申辩冤屈压抑。所属御史分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及其他公务委派，外出时奏请，回来后考核。考核的权力轻则御史忽视其长官，考核的权力重则又完全像堂属一样噤声不再发言。然而御史唯独不隶属于都察院，以示能够相互纠察的意思。建文初年改为御史府，设都御史一员，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员，品级如故。十三道御史称为左右两院监察御史。永乐年间改朝换代，全部恢复洪武旧制。后来将都察院迁到北京，而留在南京的称为南京都察院，大致如同六部一样。后来又以左右区分南北，那些以左右都御史及以下官员总督、提督、参赞、巡抚各镇的人，起初是从本院派出，称为公差，事情完毕，或者有人替代，就回院处理事务。后来因为人数太多，往往直接从部佐、卿寺、藩臬迁转，也不再回院作为常例。这里列表记载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以及左右都御史外出镇守的人。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佥事表【都督府篇】

自从禁军另外设立军事政府后，五府成为虚名的情况更加严重。

大都督府，是因枢密院而改建的。枢密院的职责，实际上是古代的太尉、大司马及诸将军，而其名称则沿袭唐代宦官的旧制。五代时期依托心腹，其权力寄托在宰相之上。宋朝专掌兵政，稍次于宰相，而号称两府。然而都是由士大夫担任。到了元朝，使用其本国人以及以武功显赫的汉人，但往往参杂一两个士大夫来辅助谋划。直到明朝兴起，才截然成为武官的聚集地。高皇帝攻下集庆时，设置中书省，随即设置行枢密院，并亲自统领。功臣宿将，得以按次序升迁为同知、佥院、同佥、判官，其品级都沿袭元朝旧制。到四年辛丑三月，才开始改设大都督府，拜皇侄李文忠为大都督，统制中外诸军。不久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官，以中书参议李善长兼任司马，宋思颜为参军、经历、都事，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而同知、佥院在军中任职的，尚且沿袭旧制不改。吴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确定大都督为从一品，左右都督为正二品，同知为从二品，副使为正三品，佥事为从三品。不久大都督因罪被废罢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十月，进阶都为正一品，同知为从一品，副使为从二品，佥事为从三品。三年，革除副使，升佥事为正二品。凡是天下将士兵马的大数、荫授、迁除以及征讨进止的机宜，都归属于它。

译洪武十三年，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表面上看，其官职品级仍与原来相同，但兵部暗中转移了其权力，五军都督府的实权逐渐被分割。到了永乐年间，军权完全归于兵部。所谓的五军都督，不过是保留空名和虚数罢了。其中，从左右都督到同知，都用来加授给有功的边将；佥事则留给按资历升迁的人。而掌印、佥书等职位，必定授予公、侯、伯等勋贵。偶尔有授予那些实际担任都督的老将的，也不超过十分之一。因此，本表只记载洪武十三年以前的人物，之后不再赘述。

译○中官考序【中官】

我阅读范蔚宗所撰写的关于宦官的论述，感叹其德行没有穷尽。我曾经说，本朝的宦官能够凭借君主的喜怒来施威布福，却不能凭借威福来改变君主的喜怒，所以屡次得势又屡次被贬黜，这也是倚仗圣明的君主啊。如果到了寅卯年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弇州认为这是君主尊贵的功效，如果君主尊贵却不亲自掌握权柄，那么权力必定有所寄托，而上下等级长久隔绝，怎能不出现像止帚那样的这类人呢？古人曾说，用外戚造成的污浊来拖累，仍然用外戚来洗刷，如果朝廷外部的争斗必定依赖这些人，那么一来一往，内部日益加重，这真是日后的忧患啊。君子要谨慎对待啊。宦官扰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赵谈、伯子、延年等人，虽然专权但未能干预朝政；弘恭、石显，干预了朝政但未能获得爵位，这些还算是小的。赵高挟持秦始皇的余威，祸害太子，诛杀将相，把庸碌的君主置于股掌之间，树立他又推翻他，位至丞相，爵为彻侯，等到他危殆时，竟然又想向东方诸侯的军队出卖国家以自立为王。至于东汉末年的动乱，像范蔚宗所说的，举动能回转山海，呼吸能改变霜露，迎合旨意就光宠三族，违背心意就夷灭五宗，高冠长剑，佩红怀金的人，布满宫闱，受封茅土、南面称臣的人，大概有十几个。府署宅第，像棋局一样排列在京城和边邑，子弟党羽，超过半数州国，金银财宝在私库中堆积成山，歌舞伎在内室中充备，狗马与人同食，土木装饰锦绣，都是剥削百姓来满足他们的欲望，陷害剪除名贤来树立他们的党羽。唉，也太过分了。御史弹劾，偶尔挑拨一下，逮捕流放立刻到来，或者假借司隶校尉的权力，或者凭借地方重臣的地位，侥幸先发制人以求快意，或者不能没有一二胜者，胜利未结束而失败随之而来，追溯他们造成的毒害，几乎与炎帝时期的灰烬同归于尽了。三国鼎立，司马氏代魏篡权，以及六朝，都是事情由君主独断，参预寄托于文武大臣，虽然国运有变迁，但祸患断绝于宦官。北魏稍微放松防备，那么宗爱矫诏太师，刘腾拜司空，都恣意残酷屠杀，深谋胁迫僭越。唐朝祸患加重，起始于杨国忠、高力士，辅国幽禁太上皇，在椒宫喋血，爵位擅夺真王，被称为尚父，权重不可逆转。后来又有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田令孜的僭越专权，季明、复恭的悖逆，虽然强藩星罗棋布，像刘从谏那样的人祸患不深远，但九重宫阙惕息不安，甘心如同汉献帝一样。追溯其始终，与汉朝没有区别。打击他们不能取胜，那么贤能的人成为陈蕃、窦武，不肖的人成为王允、李膺，计穷愤极，那么何进、崔胤，都假手于外兵，而董卓、朱温的祸乱成就了。宋朝宣和、政和年间，梁师成为内，童贯为外，酣歌高饮，成就了靖康之祸。明朝兴起，高皇帝神断自天，朋党消亡不偏私，虽然设置各监局来安置宦官，但不兼任文武官衔，不侵扰朝廷外部的政事，不穿戴外臣的冠服，大概千年之间，宫府安宁啊。文皇之初，不能不有所私信寄托，所以严嵩、保吉的谗言，几乎得逞而抚宁侯岌岌可危了。监军的气势嚣张，而马骐把交趾给了敌人。天子年幼，母后不能居中制权，权力必定有所归属，而宦官振作于是滔天了。举全盛的四海，挟至尊的万乘，而拱手交给鹊走尺乌合之属，恨自己死在行阵中，不能正法司败，而磔剪昆季，全部籍没财产，足以纾解亿万的愤懑，再次开启中兴，这就是英主的功效啊。而丁丑年的一项制度，为之洗刷，为什么呢？吉祥的创变，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开启祸端，囚禁充满朝廷，尸骨充满边疆，那么这项制度是媒妁啊。以孝宗的仁圣，尚且不能没有李广，何况蒙蔽不省事务，喜好狎游，八虎、三老被贬黜，刘瑾独独獠牙其间，祖宗的法度德泽，荡然无存且耗尽，幸而发自其偶，以收全胜，然而一个刘瑾死了，一百个刘瑾生了，参伍狡诈，表里作奸，非高庙神灵，鼎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初，不远殷鉴，全部诛斥其渠首，而又采纳辅臣的密赞与言路的指摘，次第收革诸镇监军，朝野为之吐气，边腹为之回色，虽然晚节不无所向狥，然而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于今，即有隐忧而无显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然而不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纟氐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虽然不可恃也，予故考着为上下二编，其灼然称贤如怀恩、覃昌、云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类，至不可胜数云。

○亲征考序【亲征】

古代司马掌管国家政事以平定夷寇动乱，虽然说张扬六军，但难道一定要天子在军中而后才称之为武吗？戎衣一着于牧野之誓，即倒载而包以虎皮，示勿复用。是故垂旒于柔扆，而天下盖谧如也。汉高祖灭秦蹙项，芟薙群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余以与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太宗以百胜之智，拥亿丽之大众，而不能得志于小虏，安市之役，几以

译以自身作为诱饵。唉，这也太危险了！我高皇帝本来就早已深刻洞察其中的缘由。在彭蠡之战后，不再亲自率军出征。大将们在接受皇帝赐肉祭旗的时候，便已谋划好战略，而天下四方在皇帝赐予的履迹之下，如茅草般顺服。王者无敌，这难道是在欺骗我吗？

文皇帝斩断神鳌的脚来支撑北极，与敌寇角力，亲自开启六龙车驾，为将士们做表率。这难道是因为远远仰慕雄才大略，而就近忽略了庙堂之上的谋算吗？这也是因为鉴戒于弟子（指太子或继任者）曾遭受的惨败，并且为万世做深远的打算啊。然而身披坚固铠甲，驾驭轻快战马，冒着霜露，去招致不可预测的危险，向北眺望而怀着失去宝弓的悲痛，至今仿佛还是新近发生的事。

宣宗神武，宋朝时国势衰弱，寇准以锐气振奋了国势；本朝国势强盛，王振却以轻敌导致失败。因此，懂军事的人必定要审时度势，将领强大、士兵精良，然后去对付那些依附的弱小夷狄，就像大山压碎鸡蛋一样容易。然而如果让宦官王振轻慢地对待，而轻易将万乘之尊的皇帝托付给敌人，即使让胡人吓得魂飞魄散，皇帝的车驾回到洛阳，但蒙受尘土的耻辱，一辈子也无法洗刷。

三次改变朝代而习以为常不知警戒，轻易听信宦官和恶少的话，编织虎须而侥幸从虎口中逃脱，怎么可以再次依赖这种侥幸呢？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那么人主的价值，难道只值千金吗？身处九重深宫之中，尚且不能忘记警戒之心，现在却贸然来到广阔荒野，将性命寄托于刀锋之上，这危险难道仅仅是坐在屋檐下吗？所以说：“白龙化身为鱼，豫且就能制服它。”因此简略地记载这件事，从高祖到武宗共五世，出塞征战有六次，平定内乱有三次，以此来保存万世的法度罢了。

译○科举考序【科举】

两汉时期，文武人才的任用并非只有一条途径。通过选举、征召，以及担任官吏积累资历，往往混合着各种方式共同晋升。到了晋代，才开始重视门第出身，而设立中正官的制度，尚隐约保留着古代“三物”（六德、六行、六艺）选拔人才的遗意。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以王、谢、朱、陈等家族为代表；北方则以崔、卢、李、郑等家族为代表。门第势力的专断，日益加剧且不可逆转。隋炀帝为了纠正这种弊端，设立科举制度来选拔士人，使得出身寒微、身穿粗布衣裳的人，稍有机会抒发志向。唐、宋两代沿袭此制，虽然登科进身的途径尚且广泛，但科举之路却日益变得重要。元朝兴起于北方沙漠地区，凭借武力取得天下，固然没有完全废除宋朝的旧制，但中央省台的长官职位，都凭主观意愿委任给同族同类的人。科举考试分为左、右两榜，右榜优待蒙古、色目人，左榜对待汉人、南人。属吏史官纷纷进用，征召任命全凭心意。因此，吏治如同乱丝一般，无法整理。明太祖刚即位时，有时以礼招揽人才，有时用刑罚驱使，都是早上还在田间耕作，晚上就坐在朝廷的席位上。洪武三年，录取京畿地区的贡士，还没来得及举行会试就授予官职。第二年才重新举行考试，录取了进士吴伯宗等人。太祖认为许多儒生大多尚未摆脱死记硬背的习气，对天下的大计没有益处，于是废除了科举。又过了十三年，才开始重新颁布科举条例，载入法令之中。两百年来，公卿大夫的仕途，都由此而出。朝代更替之际，那些名声显赫的大臣，甚至做到孤卿（高位）的，应当有杨士奇背着书箱求学，刘中敷、杨善从事版筑劳役，夏原吉、郭进、胡俨、吴中、吕震参加乡试。但此后就寥寥无几了。时代久远，世事变迁，法网稍微宽松，奸邪之徒趁此钻营，大概到了嘉靖年间，掌管选拔的人才，往往互相勾结，买卖田地，更换奴仆，没有不依靠请托关节而得意洋洋地与经学之士并列的。豪门世家的纨绔子弟，轻视官职，傍晚拜受任命却不就职，甚至敢于拉扯天子的衣袖而夺取鼎甲（状元）之位。谈论起来令人齿冷，听闻此事令人愤恨。大概至今这种风气仍未止息。言官诸臣，揭发指责颇为严厉。君主也稍微察觉到了，但当事者因为对自己不便，所以没有彻底解决。于是编写了《科试考》。

○谥法考序【谥法】

我曾经著有《谥法通纪》三十卷，列举其体例并为之作序，旨在标明先王制定谥号的根本宗旨，以及历代沿革轻重的变化，大致完备了。至于明代也有记载，但不够详细。于是广泛考察金匮国史中秘阁所藏的典籍，参以家谱，而后无所不备。凡是有关谥号释义的，都来自秘阁的档案。每当大臣去世，礼部请求赐予谥号，得到批准之后，内阁便向皇上请求三个两字的谥号供其选择，因此具备详细的释义。洪武年间，太祖还称吴王时，各位功臣因事而死，有功而早逝的，都授予公侯的爵位并赐予谥号。直到高帝去世，文臣没有得到谥号。武臣即使是都督，如果没有追赠侯伯爵位，也得不到谥号。到了建文年间，待制王袆得到了“文节”的谥号，文臣获得谥号，从王袆开始。给小臣赐谥，也从王袆开始。永乐年间的制度严格了。直到太宗去世，文臣得到谥号的，仅有姚广孝（恭靖）、胡广（文穆），而姚广孝的爵位是公。文臣有谥号的，仅有胡广一人。洪熙初年，才开始大规模追念旧臣，凡是对国家有功，对太子有情谊的，三品以上的官员，改赐谥号的有十多人，此后文臣的谥号才广泛起来。然而宣德、英宗两代，仍然谨慎地掌握着赐谥的权力，不轻易给予。况且鲁王是高帝宠爱的儿子，秦王是次嫡子，高帝给他们定的谥号是“荒”和“愍”，并记载在册簿上说：“不敢因为儿子的缘故，而废弃天下的公道。”对于宗室诸子封王的，尚且有评价。文臣有荣耀的愿望，那么瑕疵就不能掩盖。用“文荣”来表彰爵位，用“文愍”来哀悼事迹，大概寄托了贬抑之意。妇女有谥号，除了后妃之外，是因为死节。公主有谥号，是从仁宗哀悼爱女开始的。乳母有谥号，是从宣宗开始的。乳母的丈夫有谥号，也是从宣宗开始的。方士有谥号，是从世宗开始的。谥号四个字已经过分了，而让方士得到，那就更加过分了。在世宗末年，我又得知两件事。夏言（文愍）掌权时，同僚都得到中等的谥号，等到他本人因罪而死，改朝换代后，恢复所得到的只是中下等的谥号。接着严嵩掌权，他的儿子为此做交易，如果不是皇上特别关注的，必须行贿才能得到谥号，不贿赂就得不到。即使得到了，也不丰厚，得不到上等的谥号。等到他本人因罪被流放削职，就没有谥号了。谥号，是君主对臣下的春秋笔法。尊贵的人，称天命来赐予；不尊贵的人，与天下人共同评定。怎么能把它作为大臣结怨、谋取利益的手段呢？那么该怎么办呢？一定要大致采纳唐宋的旧例，遇到大臣请求赐谥，有了批准的旨意，就由翰林院掌管篆书的人，商议并确定两个谥号，交给礼科。礼科详细审议后，再上报给内阁大臣。内阁大臣综合考量后，取皇上裁决。凡是文臣二品以上，以及勋戚大臣中的公，必定赐谥。侯伯中担任军府职务且加封保傅的，必定赐谥。谥号兼有美恶。二品以下，从卿佐到一般官员，有德行、政绩、术数的，也有谥号。谥号由言官请求，礼部裁决，有美无恶也可以。从建国初期到先代，勋臣如傅友德、徐辉祖之类，文臣如章溢、唐铎、胡俨、魏源之类，武臣如刘玉、马永、王效之类，谏臣如杨瑄、黄巩、王思、杨爵之类，儒林如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之类，文苑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李攀龙之类，追赐谥号，是可以的。勋臣如李善长、冯胜、廖永忠、耿秉文、丘福之类，文臣如陈循、徐有贞之类，追赐谥号，谥号而不尽

译掩盖瑕疵是可以的。至于像于谦这样的人，用较高的谥号来改定是可以的。像万安、刘吉、汪鋐、张瓒这样的人，用较低的谥号来改定是可以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所谓与天下人共同认定的，在赏罚的法度之外掌握原则，而不让后人得以议论其不当之处。

译○皇明盛事述序【皇明盛事】

我生得太晚，正值国家屡经太平的末期，又因家世世代做官，私下有志于仰慕古代公卿将相的盛况。屈指算来，自西汉以来，像功臣家族那样，很少能世代显贵的。计算起来，只有外戚王、马、梁、窦等家族，虽然显贵至极却不足称道，而丞相、彻侯父子相继任职的，仅有绛侯、条侯、韦贤、平当等两三家罢了。东汉崇尚道义，轻视华贵，黑丝绳、羔羊、大雁等聘礼，施用于高龄老者，征辟的文书和车马，多用于平民百姓。然而关西的杨氏、汝南的袁氏，也有四代担任三公的人。西晋的风气，流传到东晋，蔓延至北魏，门第荫庇相互凭借，爵位封赏沿袭成规。那些掌握权柄的人，乘坐朱轮车的将近百人；拥有九命爵位、头戴冠冕的人，戴着貂尾的岂止十人。而李唐的史书，还有记载宰相世系的。宋朝的郊祀恩荫，三师三公以下，推恩荫庇必定有数十上百人，援引推荐的也不可胜数。到了元朝，真正的王侯、三师三公，乃至三省的长官，如果不是铁木真家族的懿亲，也就是怯薛军的华胃。门第显赫虽然像蝉联不断，但充满腥膻之气，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我朝明代，文武分途，泾渭分明，贵极冠冕的人，不干预政事；位列缙绅的人，不开封侯。经术弛缓于纨绔子弟，显贵局限于科举贤才。因此，比起前代稍逊一筹。然而，和气磅礴，渊源流衍，虽然取义于出身微贱，才能由自我奋发，但门第积累膏粱华贵，踪迹似乎有所凭借。以至于德福相互凝聚，君臣交契，有的早年依附风云，有的长久依靠日月，禄位名寿，显赫荣宠，善终，代代不乏其人，人人不乏机遇。这也有值得记载的。看到万物繁衍生息，就思念神舆的深厚伟大；看到修长的鳞片繁衍，就羡慕海王的广阔。高祖皇帝的功德超越尧舜，文皇的疆域远超过汉唐。皇上的仁德既宏大，圣寿又高，维城之固，裸将之勇，子孙众多且兴盛。这作为盛事，岂是前代可以比拟的？所以略叙一二，冠于篇首，希望谈论的人，知道根本所在。

○皇明异典述序【皇明异典】

国家法制精严，功令划一，所以异典在前代较少，但也有值得叙述的。

国家有典章，那么号令、庆赏、刑罚都在其中。所谓“典”是什么意思？是记载常道。所谓“异典”是什么意思？是记载非常之道。那些开创国家的人，都不做常道之事。他们的事业可以宏大，法度可以长久，习以为常就成为常道，所以称为“典”。自古拥有天下最兴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唐尧拥有天下，举用田间鳏夫而委任政事，既得政，就捆绑天子所任命的岳牧侯伯而杀戮他们，既杀戮他们，又重用他们的儿子，后来就把祖宗的人民社稷托付给他们。商朝拥有天下，举用五次就位的遁臣而委任政事，既托孤又废黜君主，废黜后又恢复，尊称为阿衡，而以不臣之礼对待他。周朝借其国，托付渭川的钓叟，使他与父亲并称而师事他，又以其幼子托付给介弟，使他居君位而朝见诸侯。他死后，又崇以天子的礼乐。典章与异典，谁比得上呢？等到衰微时，以定王退却楚国的晋文公，尚能守住空名的隧而不肯给予；以九合诸侯的齐桓公，他的国相尚能守住陪臣的本分而不敢改变。这不是衰微君主贤明，而是开创君主容易。形势不同。明朝兴起，高祖皇帝从腥秽的虏人手中夺取天下，形势不得不有所更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讨论，到末年才截然分明。起初不能没有异典。虽然异典而非异典，易世之后，或革或因，乘时变通，加以润色，固不用说。其他或不无一时的好恶，而有所登进；或不考于洁令之旧，而有所抵牾；或饰喜出于燕昵，而少所衷；或疑功归之惟重而未为衡；或假无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狥而不必当；或言路启于新进而不暇详；或曹局迫于奉行，而不暇执。主持者快意，旁观者骇然。授予者以为常，而接受者以为异。我所以记载而叙述它，那些被抑制排斥的也附在其中。共十卷，以附于日后稗官之后。

○少保王公督府奏议序【督府序】

贞，我不才，等待晋升为山西按察使，而这时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云中、上谷等镇，所属虏人大酋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闯入边境请求投降。不久，我不幸因忧去职，多次从田间传邸报，大酋因那吉的缘故请求塞，缚叛人枭首于北阙下，诸夷解辫受封号，请世世代代比于属国，而王公也从大司马宫保四命而至今官，我世禄亲军锦衣太学上舍也再三。而他赐有蟒绣衣蹄，勋亲所不敢望的。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庙饮至，以风四夷，梯航重译之邦，相望于道路，而王公独受上赏。人主所以宠灵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颂王公之功，而犹未悉其所以然。等到我不才入备九列，以通家子谒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议者，伏读之，乃作而叹曰：天下能颂王公功，不能颂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战而屈虏，能收功于易，而不

译我知道您之所以能制服敌虏，其困难程度原本就比作战高出百倍。当那吉刚进入塞内时，边防官吏认为他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年，与中原国家的轻重安危无关。而您却急忙向皇上进言，说这是可以占有的奇货。如果俺答急切地想要他，我们就借此进行贸易，晓谕他捉拿叛逆赵全等人送还给我们，作为优待的条件而遣返那吉。这暗中击中了俺答对儿子和孙子的疼爱，从而控制了俺答的命脉。其次，如果俺答不急切地想要那吉，我们就按照汉代安置人质的方法安抚接纳他，让他招引原来的部众居住在靠近边塞的地方。等到俺答年老将死，而黄台吉即位，势力无法完全统辖所有部众，然后授予他一个屠耆谷蠡王的官职，用羁縻政策将他安置在塞外。如果他愿意与黄台吉和解，我们就两全其美，共同保全他们；如果他不愿和解，我们就发兵去援助他。对外不失去兴灭继绝、扶危济困的美名，对内则收服他的力量。皇上批复说可以。大概还没等您实施第二套策略，强大的敌虏父子以及其它部族，就像按在手掌之上，完全听凭我们驱使。然而当时敌虏正率领十万大军逼近边境，不可能没有所求索，而老将贪图掠夺战利品，不想停止战争，肆意制造恐怖疑惧和虚张声势，朝廷大臣固守旧见常理，议论纷纷不能决断，高文襄给鉴川的信中也有“对付敌虏容易，应对朝廷议论难”的话。面对外有不可测度的敌虏情势，下有不一的将领心思，上有不一的朝廷议论，您认为如果不早做决断，大事就会败坏。所以对外张扬兵力以胁迫敌虏，对内显示忠诚信义，直言争辩，以战胜满朝的意见，然后事情才得以决断。假使您当初生逢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时代，率领精锐骑兵践踏蒲类海，越过皋兰山，血祭温禺鞬王，杀死日逐王，不过是下达军令申明约束，凭一句话就决定了胜负，听从指挥于一把麈尾之下罢了。所以我才说，您之所以能制服敌虏，其困难原本就比作战高出百倍。您在镇守边疆共三年多，先后所上的奏疏累计数十百万言，不仅能抓住敌虏的要害，使其权柄常在我们手中而不在于敌虏，至于训练士兵、选拔材官、斥退奸邪、防备要害，各种可以鞭挞惩治的工具，无不具备，使敌虏清楚地知道归附我们的利益和侵犯我们的祸害，您的言论确实条条可以考证。假使您当初生逢卫青、霍去病的时代，率领精锐骑兵践踏蒲类海、越过皋兰山、血祭温禺鞬王、杀死日逐王，得志如汉代那样，那么王庭南北，白骨露野、磷火青青的，岂止是匈奴、丁零那些部族呢？国家的耗费，不过相当于几个大县的赋税，通过一次互市就坐收十万匹马，敌虏空着部众而归，我们的苑囿监牧得以充实，我们不发一箭而坐收削弱敌虏兵力的效果，使他们日渐贪图衣食，嬉戏玩乐而荒废战事，没有坚固城墙和敲梆警戒的辛劳，而使百姓安居于床席之上，这功劳又何止比作战高出百倍呢。我曾读赵充国所上的屯田奏疏，与李德裕的《会昌集》，他们论述羌虏和河北的利害，了如指掌，认为汉宣帝、唐武宗不论是否是明君，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能辨别，何况隆庆、万历年间被称为明君良臣的时代呢。晋国不过是个小诸侯国，林父在败逃之余，仅在曲梁打败一个赤狄，获得狄臣千户，而主持此事的士贞伯也就有了瓜衍县；魏绛因无终国的请求，接受虎豹之皮以请求和解，而晋国稍得志于郑国，于是将郑国的歌钟、鏄磬、女乐的一半赏赐给魏绛，而享受金石之乐。天子用来宠幸光大您的恩宠，估计不算奢侈。我私下因您的事迹而叙述这些，让后世知道抵御戎狄最明智的策略才开始有上策，它与赵充国、李德裕的功绩显然一同流传。

译记

重建提督军务行台记

重建提督军务行台记【郧阳巡抚】

明朝万历二年，都御史臣应鳌上言：臣有幸奉承皇帝诏书，统领大片疆土，按时宣扬天子的威德。官吏百姓表面上顺从，私下里却懈怠，小事尚且如此，但实在不能不担忧突然发生的祸患。臣所管辖的郧阳镇，北至华阳，南跨长江汉水，西越嶓冢山而遥远，东尽滍水，实际上是割裂秦、楚、梁三藩的边缘地带，又交错着蜀地，不时地牵制隶属。军事行动停止就算了，所管辖的地方名义上是提督抚治，但并不常受符节节制，不能按照军兴之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事。虽然也任用考核功绩的官吏，但三方巡抚的臣子实际上共同管理，其中狡猾强悍的人表面接受约束，暗中却骚扰，左右周旋应付，甚至借尸还魂，奸诈铸造，亡命之徒，只要发出一颗弹丸，众多丑类就蜂拥而至，像蚊蝇一样依附。距离弘治年间到现在不到百年，叛乱者有十三次，一次杀了副职，两次杀了县令，三次杀了尉官，而祸患还没有最终平息。这难道是前任大臣都不做事吗？还是朝廷委任的方式没有尽善尽美呢？臣不胜忧虑，私下认为在武宗朝，赣州确实占据江、闽、岭、海要害，多次困住贼寇。而都御史王守仁请求提督军务，皇帝下诏允许他一切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事。王守仁因此得以招募士兵，整顿军队，修缮铠甲，准备物资。三年，平定了环绕赣州的千里险要之地。各种盗贼如同被清洗一样。甚至用剩余的兵力扫平了自称王号的强敌，而国家没有浪费一支箭的费用。臣不才，不敢期望像王守仁那样，请求郧阳一切都能比照赣州，制度下达给兵部尚书商议。兵部尚书商议认为都御史的话是对的，请求将诏书改为提督军务兼抚治，请求给予军令旗帜、牌节、钺等十种，皇帝说可以。于是都御史拜受任命，于是发布檄文，檄文对各道说：荆襄，你让楚国的披甲持戟、左右广六卒长前来。南阳，你让韩国的少府溪子龙渊革抉的劲士和长矛手前来。金商，你让秦国的厹矛、鋈錞、虎韔、镂膺、绲縢的骑兵步兵和将领前来。汉中，你让巴、賨、叟兵、白发黄头人和将领前来。集合之后，就为他们整顿前锋，考虑中军和后劲，为他们设置鱼丽、鹳鹅的阵型并亲自击鼓指挥，又多次命令告诫，使他们各自接受约束，回去统领部众，于是都感叹说：“我们郧阳从此有统帅了。”此前孙公以抚治的节度来填补郧阳空缺，激励文武官员向西讨伐大恶，想要提出这个请求，恰逢他的两位尊长因病离职，离职后使得院中没有警惕灾害的人，重新任命，总共更换了两位使者，院署告成而孙公又回来，才开始命名叫做提督行台，有关部门磨石请求记录，而孙公因为政绩第一，入朝担任大理卿，却对他的继任者世贞说：“记下这件事，不要忘记变更的原因。”世贞推辞说我不聪明，不行。退下来思考，在成化年间，国家用尽西南的兵力，才勉强战胜流民而开始臣服。崇峻的郡县居住其中还不足，于是设置边将。边将不足，于是设置行台。然而其宗旨在于安抚而不在于督责。为什么呢？如今天下太平，荒远之地解除辫发归顺。郧阳四履之地，都是大镇。那里的百姓直到曾孙玄孙以至耳孙，不再知道剿灭的原因。然而安抚不足而请求督责，又为什么呢？在成化年间，那些人还像困兽饥鸟一样，想找一个栖息进食的地方而没有途径，如果有凭借的话就立刻安定。这叫没有治世的形势，有治世的端倪。其作用不得不安抚。如今天下号称太平，而文恬武熙，祸患的萌芽，大概日夜都在其间。这叫没有乱世的形势，有乱世的端倪。其作用不得不改为督责。所以晋武帝销兵，巨源进而陈述讽谏，颍考退而偷食，是有原因的。孙公不因为即将被替代而谆谆教导地方大策，亲手完成事情而授予我，我不才，还遵循治人治法的说法。即使我不才，怎么能使得这个官职重要呢？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艰难。”等待后来的君子，互相勉励，顾名图实。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四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五

华亭徐孚远闇公 陈子龙卧子 宋征璧尚木 何刚悫人 选辑

夏允彝瑗公 参阅

王弇州文集四（策）

王世贞

策

御虏策一

御虏策二

宗室策

人才策

备虏策

豫教策

从祀策

国史策

御虏策一

策【御虏】

自从庚戌年开始，西北的军队没有一天不与虏寇作战；自从壬子年开始，东南的军队没有一天不与倭寇作战。军队天天作战，挫败削弱接连不断，而最终不强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所谓作战，不是随便逼迫他们角斗。军队天天作战，挫败削弱接连不断，这就是所谓终身不再振作的原因，这是败军之气。容易进攻容易撤退，不估量敌人就前进，一接触敌人就溃败的，是东南的军队。难以进攻容易撤退，敌人少就前进，敌人一多就退缩隐藏的，是西北的军队。愚者请先说西北的弊端。现在所谓将领，不一定见到才能就任用。所谓纨绔子弟、乳臭未干、靠债务当上将领的人每天参与，随意授予三千士兵，不训练就要求他们作战，这是将领导致失败。三千士兵，不一定都是精锐，武库中腐朽的铠甲、雕刻的戈矛，让他们吃半豆半粮去抵御虏寇，虏寇的马匹奔跑如风，搏斗如电，我们的马匹有的跌倒有的倒下，像刺猬像蜗牛，匈奴的长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