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七

译于是，让掌管国家财政的人知道，官员越多则国家越困顿，百姓越疾苦，从而思考安置他们的办法。再查内臣监局的官员，臣等恭读《皇明祖训》，其中设置职官非常详细。只是弘治年间，儒臣疏于考订，未能编纂记载，致使我皇祖圣制中严格内外界限、谨慎宫禁防卫、彰显盛世风范、确立万世准则的用意，人们无法得知。恳请敕令礼部，行文司礼监，详细查考洪武年间各监局的职掌如何、员额多少，列圣以前钦差办事的惯例如何，如今员额多少，送交史馆考证编纂。臣等私下观察，《周礼》中内臣的职掌，统属于天官；如今监局办事的惯例，多由礼部掌管。如果遵奉祖训，增修内臣职掌，请编入礼典，这也是圣朝以礼制治国的道理。至于刑部、工部及都察院，凡是历年匠役的制度、宫府供需的规格、四方物料的准则、律令异同的适宜之处，我太祖皇帝都有定典存在。只是弘治年间，庸臣卖弄智巧，更改为新例，暗中破坏既定法度已很多了。恳请敕令朝廷大臣，共同斟酌商议，凡是历年惯例中暗中破坏太祖成宪的，都予以削除，以纠正积年来的谬误，制定天下可行的法度，这也是万世太平的幸事。再查修书旧例，只凭各部造送籍册，因此多有错误。如果各衙门各派一名官员共同从事编纂，那么事例的原委，部官能自行清理；再配备两名擅长算术的人，以备计算之需，那么赋税讹误，对照籍册复核，便可寻根究底。恳请再次敕令礼部，行文各衙门，各派一名官员入馆供职，并选取两名擅长算术的人，专门核查户口、田粮、官禄中讹误的数字，以供考证编纂之用，以免臣等获罪于乖谬，不负圣明委任，实在是臣等莫大的幸运。

译盐政疏【淮盐利弊】

我认为立法必须公正而普遍，执法必须严格而周密，然而又要善于适应变化的权宜之计，这样才可以长久而没有弊端。唐代刘晏只依靠淮盐，就足以供给国家费用。臣现在暂且议论淮盐的利弊，由此可以推及天下。

建国初期，将两淮的盐卤地授予百姓煎盐，每年征收的课盐数量有所不同，这也如同授予百姓田地而征收赋税一样。只有盐课条例规定：“凡是各灶丁，除了正额盐之外，将煎到的余盐夹带出场，以及私自贩卖私盐的，处以绞刑。”那么，耕种的百姓在缴纳赋租之外，将多余的粮食贩卖，也要处以绞刑吗？这条法律原本有深意，但后来的人却失去了这个本意。

淮盐的原定额，每年办理三十五万引有余。后来改为办理小引，七十万引有余。然而两淮的盐货，除了正额外，还出产余盐三百万引有余。现在正额已经不能多取，余盐又不能私自贩卖，那么这三百万引余盐往哪里消耗呢？

两淮行盐的地区，南到湖广，西到河南，东到东海，地域数千里，人口上亿家，所依赖的食盐只有七十万引，日常饮食从哪里获取足够呢？这就不奇怪私盐泛滥，而盐价暴涨了。

建国初期，灶丁办理盐，每引四百斤，给予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因为洪武年间，钞一贯值钱一千文，所以灶丁得到了实际利益。像这样还冒着禁令贩卖私盐，处以绞死是可以的。现在钞一贯，换不到二升粟米，却禁止灶丁不要贩卖私盐，这是逼迫他们饿死。这是后来执法的弊端，不是初年的过失。

正统二年下令说：“贫困困难的灶丁，除了正额盐，照旧收纳，其余盐收贮在本场，每二百斤，官府给予米麦二斗。”十三年下令说：“每余盐二百斤，给予米一石。”如果余盐二百斤，灶丁实际得到米一石，那么私自贩卖盐，处以绞死是可以的。因为当时这个命令虽然发出，但米实际上没有着落，所以官府徒然凭借这个命令来征取余盐，实际上不能一定执行这个命令，给予百姓米麦。而且贫困弱小的灶丁，早上有余盐，晚上盼望米麦，不得已就先从富户那里借贷米麦，然后加倍偿还盐来支付利息的也有。所以盐禁越严，贫困的灶丁越多，就是由此造成的。

贫困的百姓贩卖私盐，人们就捕获他们；富户贩卖私盐，官府也包容隐瞒。所以贫困灶丁的余盐，必须依靠富户，才能私自贩卖。富户豪民，依仗海边险要，多招揽贫民，大量占据卤地，煎盐私自贩卖，财富敌得过王侯。所以盐禁越严，富户越横行，就是由此造成的。

而且法律越严，利益越大，顽劣的百姓只见利益而不见法律。淮安顽劣的百姓数千万家，荒废农田，专门贩卖私盐，携带兵器弓箭，官府不敢呵斥询问。近年来依仗人多，往往进行抢劫。这个隐患不消除，必定留下大祸患，不只是阻坏盐法而已。

既然不能讲求古法来处置余盐，又不能变通钞法来补给工本，那么贫民依靠什么，而不发生变故呢？所以盐禁越严，盗贼越多，就是由此造成的。这是盐场灶户的利弊。

洪武年间，招募商人中盐，每引缴纳银八分，官府的征收极薄，商人的获利极厚。盐价平贱，那么私盐不禁止也自然停止，所以盐价平贱，百姓也受赐。永乐年间，每盐一引，输送边粮二斗五升，商税虽然增加，边粮供应充足，百姓也受赐。

从永乐以前，淮盐开中，每年没有定额。永乐以后，每年定额七十二万引，又规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积。所谓常股，就是常行的意思。商人先缴纳边粮，才给予引目，守候在盐场等待支取常行的盐。有守候几十年，老死而不能支取的，命令兄弟妻子代替支取，这是有令可考的。所谓存积，就是积盐在盐场，遇到边粮紧急缺乏，就加倍价格开中，越级放支的盐。所以说存积实行而常股废弃，这是囤积货物谋取利益，不是王法的正体。

成化以后，准许缴纳折色，每盐一引，准许缴纳银三钱五分，或者四钱二分。又下令说：“客商如果没有现成的盐，允许在本场买补。”所谓本场买补，就是开放余盐私自贩卖的禁令了。所以奸商借官引来影射私盐。然而商人灶户，两方都得到赢利，州县百姓士人，也吃到便宜的盐。只有私盐越流行，那么官盐越壅滞，而法律于是大坏。现在两浙盐准许缴纳折色的命令是有据可考的。

弘治、正德年间，有时权奸奏请索取，有时勋戚恩赐，都给予引目，自己买余盐。所以法律于是大坏，而盐也平贱。又有各年开中未尽的盐，名叫零盐；秤掣余盐，堆积在所在，名叫所盐。都是权要报中，借影私盐来壅塞正额。所以正德以前，盐价虽然平贱，而正课日益减少。

自从御史秦金上奏革除所盐、秤掣余盐，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银一两，那么征收就过重了。自从御史戴金上奏减少盐价，每盐一引，缴纳银八钱，才差不多适中。现在的议论者，又议论盐包过大，都是不知本末的看法。

因为洪武年间，盐一引，只缴纳银八分。永乐年间，只缴纳粟二斗五升。现在每引缴纳银七钱五分了。权势卖窝，又索取利银二钱了。又用长芦、两浙兼搭配支，商人一个人，三路支盐，劳费几乎无法计算。计算淮盐一引，大概用银二两有余了。商人转贩，又谋求市利，那么盐价更加暴涨，是理所当然的。正盐暴涨，那么私盐盛行；私盐越流行，那么正盐越滞销，也是

译这是它的根源。这就是商人中纳盐法的利弊所在。现在想要恢复洪武年间的法制，就有上策；想要挽救当前的急务，就有中策；如果只是小修小补近年来的利弊，那就已经无计可施了。

什么叫做上策？必须变通钞法，钞币贵重了，那么钱法就能均衡，盐法就能推行了。现在如果立法，让一贯钞币价值一千文钱，灶丁就能得到实利。然而钞币已经不能流通，用什么方法能让一贯钞币价值一千文钱呢？那么，额定盐的一大引，发给灶丁工本钞二贯五百文；余盐的一小引，也发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各盐场的余盐全部归属官府，私自携带、私自贩卖的，立即处以绞刑，不得赎罪。这样，两淮的正盐七十万引，余盐三百万引，都可以招募商人开中。或者像永乐年间的例子，一引缴纳边粮二斗五升也可以；或者像成化年间的例子，一引折银四钱也可以。如果国家赋税充足，像洪武年间的例子，一引纳银八分，将财富积蓄在国家，更是可以的。因为私盐盛行是因为正课太重，正课减轻了，私盐不用禁止自然就会停止。私盐断绝，正课流通，边防储备自然充实。所以说这是上策。

什么叫做中策？必须另颁法令说：凡是各商人中纳额定盐一百引，允许带中余盐三百引。正盐缴纳边粮二斗五升，余盐缴纳边粮二斗，听任他们与灶户议价购买。又严厉颁布法令说：客商借用官引影射私盐，灶户不辨别查验官引，就擅自贩卖余盐的，都按照私盐律判处绞刑，不得赎罪。又严厉颁布法令说：正盐一引只有二百五十斤，余盐一引也是五百五十斤。革除近年大包盐的弊端，革除近年劝借米麦的弊端，革除盐场积年盘剥害商人的弊端。在三边地区选拔廉洁而有才能的人一人担任提督都御史，兼任三边劝农使。遇到盐商缴纳粮食，就立即接收。粮价贱时允许缴纳实物，粮价贵时允许缴纳折色，使商人没有长久滞留。凡是积年以来危害商人、阻坏盐法的，全部予以革除。再选拔廉洁而有才能的人一人担任漕运都御史，兼理盐法，让他自行举用运使、提举等官。凡是商人缴纳完粮料，就立即支给盐引，不得长久滞留。凡是积年危害商人、阻坏盐法的，立即予以革除。这样大概可以接近刘晏的利国之法了。漕运都御史与提督都御史，盐课和边防储备相互沟通，盈余与短缺互相接济，利害共同关心，边远地区和内地共同作为心腹，两位都御史如同左右手，然后才能成就大事。实行几年，边防储备就可以充足，再用结余招募流民，开垦边地，劝课农桑。边地越开垦，边防越巩固，这是百年的利益。所以说这是中策。

什么叫做无策？洪武初年给灶丁分配卤地，又给草荡，所以有利于灶户非常丰厚。额定盐一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又免除灶丁杂役，所以资助灶丁非常丰厚。每年的赋税只有七十万引，所以索取非常微薄。只是余盐不允许私自贩卖，有剩余的就给官钞收购。下以资助灶户，上以总揽利权，并均衡其施予，天下享受廉价盐的利益，灶户没有余盐的滞销，这方法极好。自从钞法不能流通，官府就没有办法处理余盐了。于是说携带余盐的绞，贩卖私盐的绞，果真可行吗？执行严厉，灶丁就会饿死；不这样，就会作乱。执行宽松，三百万引余盐的利益，就落入奸人的口袋里了。这是法度弊端而陷入困境的第一点。灶丁穷困了，转而逃亡，于是小量赈济，小量招抚，千日扼住他们的咽喉，一朝给他们食物，可以勉强活命吗？所以安抚赈济徒劳无功，逃亡更加严重。这是法度弊端而陷入困境的第二点。招募商人中纳盐，一引银四钱已经重了，现在又增加到七钱，尤其重了。买窝卖窝，勒索二钱；边上科罚，或者三四钱；劝借米麦，也勒索二钱。几乎不知道重了多少倍。税越重，利益越大，奸人逃避重税而趋向大利。逃避重税，正课就壅塞；趋向大利，私盐就盛行。私盐越泛滥，正课越壅塞。即使用绞刑惩治，也不能禁止遏制。何况有赎刑的命令，有“获盐不获人不问，获人不获盐不问”的命令，这大概是开了宽路让他们趋向啊。那么私盐怎么不更加泛滥，正课怎么不更加壅塞呢？这是法度弊端而陷入困境的第三点。私盐盛行了，官兵捕获，没有安宁的日子。顽民携带武器，率领众人抗拒。在扬子江及各海港的，高桅大船，千百为聚，行进时像鸟飞，停止时像狼蹲，杀人抢劫，不可禁止防御。官兵只敢远望而不敢近前说话。在两淮通泰宝应州县，百姓厌恶农田，只图射取盐利。所以山阳的百姓十五岁以上，都习练武勇，气质又顽固强悍，死刑也不忌讳。前年流寇抢劫，几乎导致大变，所以淮安官军不仅不捕捉私盐，反而接受贿赂作为护送出境；山东官军不仅不捕捉私盐，反而向盐徒乞讨盐充饥。盐徒千百人，白天携带武器径直行走，州邑官兵，不敢怎么样。州县不敢说，科道不肯说，陛下高居深拱，怎么知道呢？或许也推托说事情弊端已经极深，无可奈何。再过几年，官兵的追捕日益严厉，盐徒的抗拒日益频繁，抗拒逮捕的迹象日益加深，那么罪恶的状况日益显著。官司列举罪状请求依法处置，愚民陷入罪网才逃生，出于不得已，必然激起其他变故。如果要诛杀他们，那么情状可哀怜；如果要宽缓放纵他们，那么顽固凶悍更加严重。祸患所达到的极点，就有不可言说的了。这是法度弊端而陷入困境的第四点。所以说无策。

我曾经私下说，治理盐利，就像治理黄河水患一样。治理盐

译利益不探究弊端的根源，只防范末流的危害，就像治理黄河水患不从雍、冀、孟津、怀、卫等地引水筑堤、开凿沟渠以扩大水利并分散水势，反而从徐州、沛县的下流疏通淤积的泥土、加厚堤防，那么越是疏通越淤塞，越是修筑越溃决，这也是形势使然。自正统年间以后，讲求治理盐法，事例繁杂琐碎，对盐利毫无益处，只足以驱使百姓沦为盗贼罢了。所以现在想要振兴淮盐的利益，必须选拔淮安漕运及三边提督都御史，讲求其中的方法，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选人的得失，委任的专断或临时，成效的虚实，尤其应该责成吏部。期望经过几年，如果盐利没有振兴，边防储备不充实，边疆百姓不繁衍，边疆土地不开拓，不能收到长久的功效，却空谈治安，那么两位都御史和吏部尚书、侍郎都要受连坐诛罚。这样，任用人才的人不敢苟且，被任用的人不敢懈怠顽劣，政令才有实效。这是两淮的利弊。举两淮为例，天下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译关于大同事务的奏疏【处置叛乱士兵】

臣今日寅时，奉圣旨会同众官，推举大臣前往大同赈济，并查勘各项功过罪责。臣当众说道：“今日此举，关系国家体面的轻重，关系地方的安危，需要有深远的考虑，不可苟且从事，只作为眼前的计策罢了。众臣都享受丰厚的俸禄，一旦稍有变故，却没有一人愿意为朝廷承担忧虑，唯独烦劳圣主在上操劳，天下万世的人将会怎么议论呢？只是臣言语笨拙，不能充分表达诚意，所以同列的臣工中，还有人不理解臣的心意。臣谨略陈大要，恳请圣明采纳。倘若可以施行，也是地方的幸运。”

臣私下认为，大同的叛乱士兵，顽劣强悍已经很久了。起初杀害张文锦，这是以下犯上，按律都应当斩首；再杀害李瑾，凡是共同谋划的人不分首犯从犯，也应当斩首。他们竟然对死罪都不忌讳，又聚集众人抢劫人的财物，奸淫人的妻女，抗拒官军，勾引达虏（蒙古骑兵），杀害我平民，这叫做谋反叛乱，按律也都应当斩首。然而在列的臣工，没有一人敢于执守正律来定议他们的罪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儒臣向来不懂军事，稍微遇到变故，就惊慌失措，所以都只是苟且自安的计策罢了，并没有能为长远做考虑的人。以圣明全盛的兵力，却不能制服这些叛卒，在列的臣工中真是没有一人足以倚靠信任，臣实在感到羞耻。

臣现在试陈取胜的大略，然后陈述处置的策略，恳请圣明采纳。现在议论的人说：“大同城极其坚固，不容易攻下。”臣却说：“这只是爱惜我们的城池，不忍心攻破它罢了。况且因为讨伐几百名叛卒，就攻破一座城池，难道不可惜吗？如果说一定要攻破它，何不采用李光弼攻破史思明的策略，挖掘地道，那么几十丈高的坚城，可以限期陷落破毁。”议论的人又说：“不忍心破城，那就围困它。只是大同的粮饷，向来号称充实，不容易困住。”臣却说：“围困它，可以指日使那些罪犯伏法。前日官军攻夺关厢，城内已经坐困了。他们庆幸的是，正值冬月，所以困迫还没有达到极点。如果到了春夏之月，冰冻已经消融，湿热熏蒸，粪秽堆积，恶气相互传染，闭城三个月，人自然会死。人看见死亡，自然互相背离背叛，互相仇杀，城门不攻自开了。良民自然会叩头迎接我们。自古以来，哪有孤城被围数月而不自行破败的呢？”议论的人又说：“叛卒再次引诱胡虏，我军腹背受敌，值得忧虑。”臣说：“胡虏如果自行图谋入侵，那么他们的谋划一定深远，气势一定锐利，值得忧虑。现在叛卒引诱他们来，那么他们所贪图的是叛卒的金帛罢了。这论断虏情很符合事机，得利就退，不能久留。他们谋划不深，气势也不锐利，我们据守险要等待他们，坚守壁垒不交战，慢慢设伏截断他们的归路，胡虏就可以擒获了。”

前月官军如果转移攻城的力量，坐困叛卒，可以围困不可以进攻，所以节省我们的力量而分散他们的党羽。在大同城前修筑一座小城，申明命令说：“凡是叛卒互相擒斩出首的，免除本罪。城中良民赤身空手出城的，不许官军擅自杀害。城中官军不是叛卒党羽的，赤身来归的，都供给月粮。只有叛卒出城抗拒敌人的，才执杀他们。不出城的不杀。”展示长期围困的计策，良善的人知道有生的出路，不肯帮助逆贼；叛卒知道计策一天天穷尽，悔罪自行伏法。这是赵充国围困西羌的策略。胡虏即使再来，我军有城池可以防守；叛卒即使出来抗拒，我们就以逸待劳，坐收平定的成效，不烦劳圣明北顾之忧了。这是取胜的策略。

现在叛卒已经斩首恶人献出了，城中已经相安无事了，官军已经发遣回去了，这个策略已经不能再用了。只是派遣官员去查勘，不知道城中首恶是否真的全部擒获了。前日他们自己杀死的，不知道是否真的是首恶。城中隐伏的，不知道是否还有首恶逃脱了。如果要核实真伪，奸人为了避罪，将编造谣言来动摇众心，说：“朝廷查勘我们的罪过，不赦免我们。”叛卒危险疑虑，又将图谋变乱，将如何处置？这是应当预先在朝廷制定谋略的第一点。

如果说首恶的真伪，都不查究，只查究官军的罪过，边镇旁观的人，必定私下窥探说：“叛军杀害主将，杀害官军，罪都不问，只追究官军失律的人罢了。”从今以后，巡抚总兵有不良的，我率领众人杀之，占据城池叛乱，朝廷不忍心杀戮平民，又将宽饶我们。像这样，边军就会效仿，都敢于犯上，纲纪败坏，不可挽救了。从前唐代藩镇之乱，起于姑息，成为世代的永久鉴戒。这是应当预先在朝廷制定谋略的第二点。

叛卒杀害主将，其由来是有逐渐过程的。起初只是杀害参将贾鉴，如果巡抚张文锦能妥善处置，哪里会至于杀身。等到杀害张文锦，那时就正首恶的罪，胁从的人赦免，遣散他们，各自恢复原籍，使他们各自相安，不生疑畏，不相屯聚，就没有今日的变乱了。现在杀害李瑾，又抗拒官军，又图谋叛逆，罪也很显著了。虽然圣明宽大的恩赦不问，只是他们更加怀疑畏惧，更加心怀反侧，更加互相屯结。从今以后主将一切宽纵他们，他们更加骄横傲慢说：“你虽然是主帅，但生死的命在我手中。”稍微用法律约束他们，他们就奋然愤怒，哇然聚集，又杀害主将，又占据城池叛乱，祸乱于是不可究尽了。

译如今派遣大臣前往。如果宣扬圣上的恩德说：你们这些叛军按罪论处都应当斩首，只是因为人数众多，全部诛杀实在令人怜悯。如果再次追究首恶，又会导致人心惊恐怀疑。现在全部宽恕不再追究，并且酌情赈济供给你们，使你们各自保全性命，保护你们的妻儿。只是你们的罪过，是逐渐积累而成的。现在虽然宽恕了你们，心中仍然存有疑虑；巡抚和总兵官心中也防备着你们。上下互相猜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现在分别派遣你们分散回到四州七县，如果按照□的处置能够拔除祸根，但事情体量太大，人们容易因循守旧，恐怕不能实行这个办法。防守各边疆，或者退回本军，另外征发户丁补充军伍，使你们各自安定生计，永远没有疑虑变故。仍然晓谕他们说：圣朝兵力，想要诛杀你们叛军并不难。只是我皇上体察天地生生不息的恩德，不忍心杀害你们。你们愚昧顽固不醒悟，是你们自己促使罪责加深。像这样，叛卒畏惧威严并感怀恩德，或许必定听从顺从。如果再次产生疑虑变故，又将谋划妥善处置的方法。必定使叛卒相处安宁，边疆镇守没有忧患，这才是上策。皇上如同上天般的度量，世代无穷的福泽，关键在于这一举措。这是应当在朝廷预先定下的谋略的第三点。臣的愚见，早晨未能详细陈述，况且口头谈论没有根据，无法上达天听，谨陈述大略，冒犯圣上阅览，还有未尽的机宜，容臣逐渐详细开具，恭敬地奏闻。

译自陈不职疏【时政阙失】

臣自从担任詹事，以及后来辞官回家居住，直到今天，每当遇到灾异变故，必定低头反思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从内心到言行，有一刻不符合天意吗？没有。从后宫到前朝，临朝驾驭臣僚，有一件事不符合天意吗？没有。我们圣明天子的德行盛大，千古以来无人能比。然而灾异屡次出现，这是为什么呢？深思熟虑、仔细反省后，才知道这确实都是臣等罪过，无法逃避。臣自从闰二月上任以来，就反省自己失职，曾上疏自陈，陈述臣等不称职的罪状，请求陛下给予告诫勉励，希望以此稍微辅助圣明的教化，以减轻罪过。当时正值圣上静养，不敢打扰，拖延至今。上天垂示警戒，明显而恳切；皇祖宗庙发生火灾，这是非常罕见的异象，臣等的罪状，再也无法掩盖，谨按次序陈述，恳请陛下垂察。

臣常说：谋求天下的善治，在于慎重选拔百官。任用官员得当，责任在于吏部。所以弊政未除，天下未治，祸害百姓导致灾异，都是百官不称职的罪过。百官懈怠玩忽，废弃职责不治理，这又是吏部不称职的罪过。臣不敢详细陈述，只略陈要点，恳请陛下垂察。

《大学》传十章，平定天下的关键，在于理财和用人。然而用人是为了理财。理财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做到公平罢了。臣仔细考察苏州府一州七县，文敏是广南人，却为苏松两地的赋税如此留心。苏州额定的田地九万顷，每年征收粮食二百七十万石，加上损耗共税粮三百五十万石；淮安府两州九县，额定的田地十八万顷，每年征收粮食三十六万石。比较农田的广狭，淮安比苏州多出一倍；比较税粮的征收，苏州比淮安多出十倍。也就是说，税粮的缴纳，苏州比淮安重二十倍。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呢？况且徭役繁多，织造费用，邮驿需求，砖厂价格，每年派发的物料征收，都依据税粮加倍索取。贪官污吏，又肆意侵吞渔利，索取百姓见面银，索取粮长常例银，所以困害苏州良民到了极点。

再考察松江府只有两个县，每年缴纳税粮一百二十万石；北直隶八府十八州一百一十七县，每年缴纳税粮也是一百二十万石。用松江两县的税粮，对比一百一十七县的税粮，轻重悬殊如此之大，松江农民怎么能够承受呢？

臣曾经考察苏松两府税粮沉重的原因，是因为贼寇张士诚被诛杀，他的将帅叛臣也一同被歼灭，田地都没收为官田，所以凡是租税沉重的都是官田。现在顽劣的百姓隐瞒官田，当作自己的产业，反而将贫瘠的田地，诡计申报为官税，甚至诡称水冲沙压，田地没了但税赋还在，里甲连累，祸害更加不可言说。现在如果不早做打算，百姓的疾苦会更加严重。苏松两府，是军需国储的来源，百姓疾苦严重，转而流离失所，国家大计不是大可忧虑吗？

臣曾经私下深思熟虑，认为只须户部官员慎重选拔人选，南直隶巡抚官员慎重选拔人选，苏松两府州县官员慎重选拔人选。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后责成他们说：苏松两府，是国家储备所依赖供给的地方，不可轻视。苏松百姓困苦，辗转不安，就有深可忧虑的了。户部官员、抚按官员、府州县有司官员，难道不为朝廷深思吗？思考得深，谋划得审慎，必定有良策以惠及长远。如果那些官员口头上没有策略可谋，这就是各官都不称职。选拔官员不称职，这是吏部知人不明。臣担任副职，不能向陛下明确陈述，进退各官，责成他们效忠竭智，惠安百姓，以巩固国家根基，这是臣不称职的第一条罪状。

臣仔细考察天下农民的疾苦，长江以南，是因为粮役轻重不能适当均衡；淮河以北，税粮虽然轻，杂役却重。杂役沉重并非对国家有益，如果对国家有益，不得已而沉重，还可以理解。现在州县有司官员，各自为政，高低任由私情，轻重掌握在手中，大大祸害百姓。臣不详细陈述，姑且以臣前月经过州邑，举出一二为例。

臣仔细考察徐州只有四个县，土地遭受水灾，极为贫瘠。臣访查徐州杂役，每年派出班夫三万八千多人，每年派出洪夫一千五百多人，还有浅夫、闸夫、泉夫、马夫等役。洪夫一役，银十二两，总计起来，洪夫之役，每年银一万八千多两，其余各役，不可尽述。臣经过徐州，对主事陈明、张镗，知州魏颂说：徐州百姓仅两万户，杂役如此，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回答说：徐州百姓年年拘役，没有一个丁口能免除的，即使穷困到极点，只养一条狗跟随，也每年准备役银一两。臣说：唉，百姓疾苦到了极点，为什么不宽减一分，让百姓受一分恩泽呢？各官于是说：洪夫的工钱，每年银十二两，确实已经过重了。况且洪夫之役，是为了挽拉粮船。粮船从四月过洪，八月终止，一年只有四个月的役期，花费银十二两，奸人获利丰厚了，农民实在困苦，被中间人控制。每年让征银六两，储存在官府，等到役使洪夫时，按月发放。从四月到八月，是事务繁忙的月份，每月发放银六钱；其余八月，是空闲的月份，每月发放银三钱。仅就洪夫之役，为之体恤而减免，徐州百姓，每年减银九千多两，通算十年，减银九万多两。

译又自行闸夫、班夫等各类差役逐渐减少，对农民的恩惠哪里说得尽呢？臣又曾路过浙江，查询全省粮役轻重名册，得到一份文书，叫做《粮役策》，是现任吏部尚书汪鋐在担任浙江右布政使时裁减议定的。臣仔细阅览，见全省丁田粮役，先揭示大纲，后列出条目，每年有定额，文书有定式，百姓有定役，官员有定守。贪赃枉法的官吏，即使想上下其手，从百姓身上渔利，也不可能做到。于是我说：这份文书，是利民的上策，何不呈报给圣明君主，颁行于各省，让巡抚、巡按督促地方官按照定式审酌办理呢？像徐州那样差役害民的，难道能数得过来吗？应督令巡抚、巡按严格查议，凡是危害农民而惠及贪婪狡诈之人的，全部予以厘正。两京十三省各制定一份文书，先呈御览，再送交吏部各衙门，让户部、工部可以依据文书征收物料；吏部、都察院巡按御史可以依据文书考核地方官的廉洁与贪污；良民依据文书知道自己应当承担的差役；奸民和狡吏无法上下其手，这是很好的法令。如今农民深受困苦，都是贪污官吏造成的祸害。贪污不戒，是由于吏部风纪不振，贤能者无所勉励，不肖者无所畏惧所致。贤与不肖无所劝诫畏惧，即使有良法美意，也无法施行。臣担任副职，不能宣扬圣化，以勉励贤能、震慑不肖，贪官害民，招致灾变，这是臣的第二个罪过。臣谨按，我太祖皇帝藩封的制度，大概取法于周朝；俸禄不治事，大概取法于虞朝；可见制度防范之严密，是借鉴汉、唐、宋的弊端而加以损益的。只是文武之法，到了周昭王时，不到百年，也大大败坏，因其弊端而补救，是圣贤所以重视大中的原因。我太祖的立法，到现在一百六十年了，没有弊端可补救，根据时势加以损益，以符合太祖的心意，是有的。俗话说：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这是先后的次序。太祖仁爱覆盖天下，用来惠安百姓的措施，周全到了极点。然而亲近亲人是根本。如今百官不仰体太祖的心意，可以吗？藩邦不安，则太祖的心意不安；太祖的心意不安，则圣神升降在帝左右，其感召灾变，也是必然的。臣不敢详述，只说个大概，恳请圣明察知。皇祖封建藩邦，每年有固定的俸禄。藩封有俸禄，就像百官有俸禄一样。百官一个月没有俸禄，就会告饥；藩封一个月没有俸禄，靠什么供给呢？山西巡抚佥都御史王德明上奏说：积欠王府禄粮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八百五十三石。山西所欠如此，那么陕西、河南、湖广可知了。臣听说河南、湖广的宗室，有女儿四十岁不能出嫁的；有夫妇共住蓬室居住的；有不幸去世没有棺木的；有早晚进膳只靠一个饼充饥的。大概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男女婚配，必须请求长史代为启奏，如果没有贿赂，就被沉压搁置。如果自行婚配，礼官又参奏说：擅自婚配，不是削去职秩，就是革除禄米。含冤负屈，不能赴诉，必须请求长史代为启奏，如果不纳贿赂，也被沉压搁置。如果直接赴诉，礼官又参奏说：擅自赴诉，送囚高墙。凡是各宗室，如果图谋请封，先贿赂长史，其次贿赂监局，其次贿赂侯伯，其次贿赂礼部吏胥，才能早日受封。否则拖延一个月，就延长一年，他们又减少一年的俸禄。与其坐减一年的俸禄，不如纳贿赂求安稳且迅速。往年仪宾，人们都乐于担任，现在则有强迫也不愿担任的了。所以凡是宗室的女儿，都嫁给匪人。天潢贵胄，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选婚则长史纳贿，抱廉耻的人，岂肯以利求婚，这是一。成婚则宗族兄弟不担任京职，这是二。臣再按，宗室藩封的弊端，还有应当变通的。山西晋府初封一王，每年支取禄米一万石。现在增加郡王至仪宾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每年支取禄米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石。王府由一王至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禄米由一万石至八十七万石，那么地方官的供给为何不竭尽？王的依赖供给为何不困窘呢？所以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这类情况。现在变通的方法，责任在礼部。恳请陛下召见礼官讲论，必有长远的谋略，以仰答圣祖，以不负陛下。如果长史不尽职，需索贿赂；教授、纪善不尽职，辅佐无状，导致宗室的过错，屡次上奏，上感太祖的心意，招致灾变，则是吏部失职。臣担任副职，不能赞佐慎重任用各僚，这是臣的第三个罪过。臣谨按，我太宗皇帝定鼎于此，右边是秦陇，左边是沧海，背靠太行山，面向楚越，是天下形胜的会合之地。边关重镇，依山为壁，是万年盘石之固。只有大宁都司，迁徙到内地；朵颜三卫，土地弃给外夷。这是太宗的神谋，借虚名作实用，我不费粮，我不烦兵，坐羁夷虏，藩卫疆土，是胜算的所得。只有现在则有不然的了。从前将领勇猛，士兵强壮，胡虏畏惧服从，恩可使怀，威可使畏。现在兵将都弱，虏无所忌，屡次入侵盗窃，满

译想要安定离去，但他们的内心日益骄横，图谋日益难以揣测了。过去，虏人入贡，朝廷赐给他们绢帛，都是精美优良的，他们获得了实际利益，所以乐于入贡，贪图我们丰厚的赏赐。如果有侵扰盗窃的行为，就关闭边关断绝朝贡；我们用利益恩惠他们，使他们不侵扰盗窃，他们被我们的恩惠所引诱，谨慎遵守约束，这是羁縻的策略。现在赐给他们的绢帛，都是粗劣破旧的，他们所得的利益，抵不上所花费的代价，他们心中怀有怨恨愤怒，暗中包藏着祸心。这话也有先见之明，只是不知道部落究竟在哪里，所以怀疑是朵颜等夷族罢了。自古以来夷狄的强大，都兴起于北方的东部，历代都可以作为鉴戒。现在朵颜等夷族，气度相貌魁梧高大，心怀叵测，只是夷族的运势正在衰落，他们自己仇视离散，没有统一他们的人罢了。然而夷虏的盛衰，气势相互依存转化，不可不警惕。况且喜峰口及各关隘，距离京城二百多里，虏骑长驱直入，半天就可以到达。中原地区长期太平，人们不懂军事。正德年间，胡人四个骑兵，偶然侵犯边关，男女惊慌奔逃，拥入城门，践踏而死，也很可怕。深切考虑，敌寇不可轻视，太平不可依赖。现在的儒臣，在无事的时候，动不动就说军队无用，武将可以排斥；一旦突然发生小变故，就袖手旁观、羞愧汗颜，沉默不语；甚至利用别人的失误，抢夺别人的功劳，无所不为。积渐日久，酿成大祸。我曾经访询边关的地利，从真定到永平、滦州近边的地方，都有山涧泉水，只是北方人不懂水利，反而认为有害。如果能够慎重选择守令，劝勉百姓耕种，开导沟渠，引纳山泉，根据地势高低，修筑堤坝设置闸门，按时蓄水和泄水，旱时灌溉，涝时排泄积水。沿着沟渠的堤坝，或者种植榆树柳树，可以当作柴薪；或者种植枣树栗树，可以作为粮食。战马遇到它们，可以作为遮蔽。如果每十里都修筑沟渠，那么战马就不敢跨越，这十里就有汤池那样的险要了。再逐渐扩展到百里，都修筑沟渠，这就又增加了百里汤池那样的险要。这是古代圣明君王设置险要保卫国家的重要方法。民力不足，拿出国库的财物，资助完成，这也是扼守险要安定中原的谋略。慎重告诫兵将，以警戒意外，不要产生敌意，这是兵部的职责。希望陛下召见兵部官员商议，一定有最好的策略。选择守令，开凿沟渠，保卫边境，坐享治安，这是吏部的责任。守令奉职不敬，是吏部的过错。我愧居副职，不能辅佐丝毫，而且忠诚不足，不能感动他人，排在九卿之后，无所补益，导致百官表率之地，没有可效法的仪范，上累圣上的教化，招致灾变，这是我的第四项罪过。有这四项罪过，是应当首先罢黜的。我不敢自欺，也不敢隐瞒，谨此详细陈述，希望圣明陛下，体察我力量小而责任重，不胜任颠覆鼎器的忧虑，立即赐我罢黜，上答天戒，下示百官谨慎职守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