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七十九

译人罢了，何光禄寺署丞何渊借议礼之名，怀奸邪之术，不畏惧罪死，破坏典章，请求将献皇帝的神主迁入太庙，并且妄自拟定世室的方案。臣听说孔子有言：“孝子不顺着私情而危及双亲，忠臣不预兆奸邪而陷君于不义。”像何渊的言论，确实是所谓陷君于不义的人，陛下肯顺着私情而相信他吗？从前殷高宗祭祀祖先，唯独对父亲（祢）的祭祀特别丰厚，祖己尚且对此提出谏言，何况无故掩饰过错、制造事端，请求将献皇帝的神主迁入太庙，扰乱昭穆的次序，破坏统纪的常规，这难道是陛下的初心吗？又难道是臣等最初的议定吗？《礼记》说：“仁人不超越事物的常理，孝子不超越事物的常理。”礼制过分与不足一样不好，何况何渊的言论实际上是礼制所没有的，只是做得过分罢了，这是对陛下最大的不忠。礼官席书等人责备他是恰当的。这套礼制从汉朝以来，没有人能够确定，依赖今日才得以阐明，臣私下认为陛下初心的坚定，实在是上帝在左右辅佐，难道说能确定千古的典制，却不能在一个月内坚守吗？难道说由自己确立准则，反而容许别人破坏吗？陛下刚毅明察、公正中正，必定不会有这种情况。恳请陛下迅速下诏停止议论，臣的愿望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

译应制条陈十事疏【兴革利弊】

今年正月初五日，礼部传奉圣旨，说民间疾苦的情状很多，一时所开列的，或许有未尽之处，那么普通百姓中还有未能蒙受恩泽的人，可让各衙门将有利民生的事宜详细条陈，限正月二十日前奏报上来。伟大的皇言，真是古代帝王敬天恤民的实心啊。

切念臣职在翰林，于国家机务，虽然无关涉，但民事的缓急，也参与讨论。况且臣出身农家，幼年承蒙父亲教诲，习闻勤俭、服役、孝友、力田之事。长大后忝列甲科，三次担任县令，又曾亲历田野，督促子弟努力耕作以供养父母，已有多年了。所以近来关于孝悌的议论，能够偶尔契合皇上的心意，而对于乡里小民，也很了解他们的疾苦。又因我天性至愚，一切世俗趣味，都不通晓，只有军国事务，则不厌烦讲求。现在敢就圣谕所及，谨条陈十事。其中“申圣敬”、“广圣孝”二事删去，其余八事都是查复祖宗成法，以宽恤小民；另外二事，则是推明皇上孝敬，以风化天下。各自采用问答的方式，以尽我愚诚。大概一时的急务，这些是主要的。至于法度穷尽而应当变革，变革后才可以通达的道理，其论述很长，不是一篇奏疏所能穷尽的。倘若蒙圣明体恤我的愚忠，对这数事先赐采纳，其他未尽之处，再请次第陈述。这实在是臣平生愿意效力的心意，所不敢欺瞒隐瞒的。

一、恤逋逃。臣查天下小民，历年拖欠钱粮，已经蠲免，却又重新追缴的，嘉靖初年曾诏免民间租赋，而有司奉行不善，郑司勋论述得很详细了。因为州县有司畏惧稽缓的罪名，提前虚报完纳数目，所误故而又行查追，称之为逋租。应当一切蠲免。那些已经缴纳收头，却捏造为未征收的，允许小民首告，粮税坐派原收取之人，追补小民下年该纳的数目。如果有缴纳过而田产已变卖的，也随田产追给。又查天下小民，因正德以来粮差重大，逃避里甲，抛弃妻子，荒芜田土的，称之为逃民。必须劝他们归农，应当预先量免六年的钱粮，那么小民才开始得到实惠了。

有人说，蠲免逋租，固然足以宽恤小民了，但兵粮不足，怎么办不考虑呢？臣说，这在于节省无用的有余，补充有用的不足罢了。今天下州县民壮，是祖宗所设，其供给不可少，其定额不可废。但在承平之际，徒为冗食而已。为今之宜，卫所告乏则折其费用以资助卫所，卫所不乏，则役使这些人以缓解民困。这是将无用转为有用，兵农相资的道理。臣在治理县政时，曾实行过一次，百姓都称好。推广施行，天下没有不同的道理。为何担忧兵粮不足，而逋租不可免呢？

有人说，免除六年之租，那么逃民来归，固然足以劝农了，但国家必有数年的积蓄，以备不测，怎么办不考虑呢？臣说，田租免除而逃民归来，那么编户充实而里甲众多，这更是多得算计的好处了。从前汉文帝、唐太宗在草创之初，每每预先免除民租，最终收到了富强的效果。现在仍在会计之前，不肯预先免除，会计之后，奏报荒歉的到了，又不得不为之免除。因之以赈济，重之以盗贼，这是招致不测的原因。哪里是为备不测呢？

有人说，不知道预先免除的方法，可以常继吗？臣说，为何不可以呢？现在淮安听拨余米的仓廒，如果量发附近各省缺官支候及各关抽分等的银子，每年就在淮安收买粮料，以补充正运，将沛然有余，何患其不继呢？

一、除欺蔽。臣查今天下百司多守正德十六年诏书，以为能革除冗食，遂致军民骚扰，有司掣肘，皇上虽有宽恤之心，尽为所梗，合乞俱听奏改，其改不能尽者，也允许被害之人奏辨，然后欺蔽释而宽恤的实心始行矣。

有人说，正德十六年登极之诏，庸可改乎？臣说，此诏非我皇上所定也，乃某专权协众而为之也。其弊之甚者，不听其辩而改之，虽欲宽恤而可得乎？今且以革冗食一事言之，其大害有四焉。正德十六年以前，边军在内耗蠹行粮，乃冗食也。今既还边，则军士冗食巳革矣。乃某又将营�之军与厨役之人，数不可免者，多方苛察，将空营役而革之，亟夺贫人之衣食，而京城小民为之骚然矣。夫营�之军，厨役之人，随缺收补，苟得其良，又经保勘，因而用之。在原籍者无起解之苦，在京师者有衣食之资，外安里甲，内集精强，民甚称便，恨不能使天下卫所皆然者也。而乃一日以查革之故，追呼天下之里甲，而解补焉，州县小民又为之骚然矣。当时兵部知道清军的弊端，将卫所在伍有丁，而妄行册勾者治罪。时卫所有司敢捏逃发册，遂罢遣清军御史矣。正德年间，此政最善，闾里之民至今追想。今乃以营�空虗

译这是其中的缘故。朝廷又派遣清军御史到全国各地，于是州县官吏又因此骚动不安了。近来兵部尚书李金戊因为军队缺人，征召舍余来补充，这使得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又骚动不安了。至于先前写亦虎仙一案，他被守臣诬告谋反，已经经过朝廷审理释放，夷人情绪已经安定，却矫诏将他杀害，反而起用那些误事之人，导致三年五月处决各夷火者，而八月土鲁番果然以杀害降人为借口，深入甘肃，沿边官民又骚动不安了。其他如官店贪污的赃款，江彬的党羽，因为纳贿而矫诏不追缴赃款，使得天下待罪之人，又因诉讼不平而骚动，至今未止。凡此种种，欺瞒蒙蔽皇上，已经五年了，难道还可以不改正吗？

一、严格登闻鼓禁令。臣查考，登闻鼓投词，就是古代设置肺石以通达穷民冤情的制度，掌管鼓的官员，就是古代的朝士，职责主要是疏通壅塞蔽障罢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恳请严格禁止，不允许听从三法司原问官的嘱托立案，那么冤抑的百姓就能受到宽恤之恩了。有人说，严格司鼓官的禁令有道理吗？臣说，本朝设置登闻鼓，让平民百姓都能尽情申诉，原问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附和，所以能疏通壅塞蔽障。近来军民有犯罪，原问官恐怕他们坚持辩解，就预先嘱托司鼓官为他们立案，这样登闻鼓的设置本为疏通壅塞蔽障，现在反而成了壅塞蔽障的地方。军民冤抑无处申诉，有犯阙自刎的，以致皇上震惊。司鼓官却不自我反省，反而请求皇上严格门禁，拒绝告诉，堵住冤抑之口，积聚怨愤之气，使得平民百姓叫苦咒骂，声音上达于天，以致凄风苦雨，水旱灾害之变，这是最大的祸患。现在想要禁止它，没有别的办法，在于皇上。然而实行这个禁令，小人就会得志，而法司官员就会惶恐不安。特别敕令厂卫分头缉访，秘密记录起数，每天当面奏报，禁止司鼓官再像以前那样附和立案，不执行的，按照邀截实封的律法惩处，那么太祖的法度就能恢复，还担心什么壅塞蔽障呢？

二、恢复边粮制度。臣查考，盐商缴纳边粮，从弘治以后，大多准许到运司缴纳银两，于是导致边地不再耕种，粮仓全部废弃，军士遭受剥削之苦，商人遭受加价之累，灶户遭受抑勒之冤，苦状万端。六年以后，恳请查复祖宗旧制，那么沿边戍守的士兵，与上粮纳盐的人，都能受到宽恤之恩了。有人说，现在各边有盐运司年例的银两，难道一定要到边地劝农才能满足国家需要吗？臣说，国家大计不担心没有银两，只担心没有粮料罢了。况且边方地远，飞挽不及，尤其应当劝农。开始实行年例银的，难道没有后患吗？按照汉法，输粟到边地的人可以赎罪拜官，难道中国的百姓能飞挽到边地吗？只是因为边方买粟的人多，所以农夫到边地耕种的也多，这是边方劝农的开始。国家命令商人到边地上粮，用意正在于此。我朝自成化以前，没听说过解运司年例银的。那时商人一年又一年，相继在边地买上粮料，以致耕种者趋利，边地全部开垦，上纳者不敢有折色的请求，收散者无法施展剥削的奸计，城堡仓廒，增至数万。弘治初年，户部尚书某人，因为与盐商亲识，就建议认为到边地上料，价少而商人有远涉的担忧，不如到运司纳银，价多而商人得易办的便利。朝廷误从，于是更改旧法。一时运司年例银，初次纳折色时，必有库藏充满的喜悦，边储一两年内尚有余积，也不至于骤贵充满太仓银库，举朝皆以为利。不知道因此减少了耕种的人，道路没有买卖的积蓄，城堡因此不守，廒仓因此日倾。那年例银，经历衙门，以至于散及军士，剥削十之六七，而粮料之贵，数倍于旧，困苦边士四十年了，还说年例银吗？有人说，为什么久而不革呢？成弘时边臣也有侵有请用折色的，不止户部建议罢了。大概本色难于侵渔，折色易于充橐的缘故罢了。臣说，边将利于侵渔，运司利于卖引，通贿利于通贿，所以互相隐讳罢了。有人说，这样盐法也坏了吗？臣说，怎么不坏呢。盐引在户部，则价有定规。盐引在运司，则价无常数。现在运司增加引价，不是为了广储蓄，假其名以自为利罢了。有人说，商人为什么乐于增加引价而不推辞呢？臣说，灶户有以偿之也。运司的盐，一引为一包，价如平数，则包小而轻。价如增数，则包大而重。近巡盐官及运司既报余银，又报余盐，将使商人改业，灶户逃移，而盐法尽坏矣。有人说，为什么呢？臣说，商人增加引价，利于盐重。现在又割之以为余盐，灶户重包盐已甚苦矣。现在所割之盐，又不还灶户，边事废，盐场坏，可计日者也。有人说，如你所说，决不可不革了。然而革之有渐乎，可即革乎？臣说，亦即革耳。失边粮目前之急，既移民壮之资助之矣。但敕户部令六年以后，商人必上本色边粮，实收到部，方付盐引，则亦不

译出京三年。军需粮饷便足以支撑。灶户和商人都受到恩惠。这难道仅仅是边疆的利益吗？有人问：一时之间，边疆土地尚未开垦，耕种的人尚且不多，商人转运粮草，难道没有远涉境外、遭遇盗贼的担忧吗？臣回答：边疆转运之远，没有比得上甘肃的。甘肃的粮草，大多由临巩转运。从临巩到甘肃，沿途都有军队驻守，住宿的地方都有堡垒。严格命令卫所，为之护送。哪里会有远涉境外遭遇盗贼的担忧呢。

一、革除奸徒。臣查考京城天下的养济院，近来所收养的人中多有光棍在院内把持，应当收养的人被他们阻绝而无路可入，已经死亡的人被他们冒名顶替领取口粮。请求普遍查革，用确实的老幼残疾人来补充。那么天下无依无靠的百姓，就能永远受到宽厚体恤的恩泽了。有人问：京畿地区流亡饿死的人满路都是，朝廷的恩泽，不能不探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臣回答：听京城父老说，皇上的恩惠，如果平均惠及老幼残疾人，应该没有不足。收养的人中多有奸徒，收养盲人妇女中能弹唱占卜的，出入权贵之家，投靠作为恩主。那些权势大臣，也利用他们传递消息、收受贿赂，不是主管官员所能禁止治理的。那些被收养的人每月有米，每年有布，到了应当领取的时候，已经死去的常常不下百数，奸徒大都不除名而冒领。主管官员清查，权贵之家就为他们做主。所以恩惠不均，收养不遍。臣说：有这种事吗？皇上正勤勉探求民间疾苦，风宪官不报告吗？大概是没有知道罢了。如果让在京养济院，每逢发放米布，一定命令科道官各一人监督，又命令厂卫缉查奸冒以及做主的人家，在外地的也申令主管官员查革，那么难道不能禁止治理吗？难道有残废的人，独自不能得到收养吗？

天下荒芜的土地自然很多，如果开垦到城郊荒地，那么尺寸之地都能收受了。一、开垦城郊荒地。臣查考京城及天下府州县的城郊荒地荒芜不种，深为可惜。请求立法招收游手好闲的丁壮，优待供养并让他们开垦种植。那么天下游手好闲乞食的人，就能永远受到宽厚体恤的恩泽了。有人说：残疾老幼，固然应当收养，壮年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的人，可以全部收罗，不依法惩治吗？臣回答：天下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也就有不耕种的土地。比如京城之下，御河之内，以及天下府州县沿城的隙地，就是古书所说的城郊荒地。弃而不种，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用这些来招收游手好闲的百姓，让本地人供给饮食并督促率领他们，授予他们农具，因而责成他们清除粪秽，清洁街道，堆积泥土涂抹路面，治理积水，掩埋弃尸，掩盖流尸。城郊荒地所收获的，秸秆作为贡品，谷粟归给百姓。古人创造财富的方法，这本来就是其中一件事。汉武帝末年，海内空虚耗竭，武帝罢兵息民，开垦城郊荒地，不出几个月，国家恢复富强。何况今天天下府州县正太平无事，皇上如果派遣五城御史，限定日期实行，从京师开始，推广到天下，将使海内没有游手好闲饥寒交迫的人，起初并不难，难道可以束手听任他们游荡懒惰，不依法惩治吗？

一、谨慎对待旷废职守的官员。臣查考现在州县主管官员，能不扰民、不害政的，三年六年，请求免除他们赴部考核期满，准许造册派遣吏员到京城考核升降，那么大概官职不旷废，而宽厚体恤的政策，可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有人说：现在选用众官，期望于修明政治建立功业罢了。现在做郡县官的，即使都是九年，而在朝觐之外，又有考核期满，这是将六年旷废官职了。想要实行他们的志向以收到实效，不也很难吗？臣回答：三年考核政绩，是古法。解职赴部，开启奔竞的风俗，打开贿赂的大门，难道是古法吗？一定要革除这种弊病，使在任不旷废官职，在部实际考核册籍，兼察监临巡按等官，善无实绩，那么虚荐的人连坐，恶无实绩，那么诬劾的人反受其罪。等到实行升降，必须鱼贯而入。主管官员因任期解职，那么接替的人容易到来，只有三年大朝因而留部以及迁转，常常不能及时赴任。大概因为考核多而议论繁，铨选部门不能自主施政，而积累空虚壅塞的弊病到了不可胜言的地步。升降与举劾的人，进退相关，务必昭示至公之道，去任与补任的人文凭同案，必定导致交接的严格。接替的人不到，升迁的人不得行动。以至于钱粮诉讼，升迁的人不明，那么补任的人不接受。宫室器用，补任的人所接受的，就是升迁的人所遗留的。这样那么官无旷废，财无浪费，可以永远杜绝苟且的风气，坐致精明的治理。何必担心政治不修明，功业不建立呢。

一、怜悯穷困的吏员。臣查考吏部因袭的弊病，比如吏役到部，罚班四月，其吏役册未到收听行查，贫吏为此甚苦。请求全部革除这个惯例，凡吏役到部，免除其罚班，吏役册未到，也准许暂拨其跟官办事，再免半年，应当给的俸粮，也免六月。这就是所谓惠而不费的。有人说：现在在京吏役，有的父亲办事而儿子做佣工，有的丈夫办事而妻子做乞丐，实在多有，也可以说是伤害天地和气的了。用什么来宽厚体恤他们呢？臣回答：天下的人，奖赏得当就为善，压抑失当就为奸。如果让吏部在吏役到日，即拨办，行查到日，如有过犯，大的则收治，小的则斥去，及办事之时更免半年，容令十有八月，即得当该，其当该之时，也革半年月俸，仍满三十六月，始

译获得冠带后，按季度发放俸禄，像这样，那么官府可以节省六个月的粮食，而国家用度会有剩余；官吏可以免除一年多的劳苦，而人们都会自我珍重，一道命令就能使各种美好的效果都具备了，为什么说它不可施行呢？

译关于起用旧臣以疏通壅塞、安定天下的奏疏【起用旧臣】

臣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局势，西北边疆战事戒严，东南蛮夷扰乱华夏，这都是因为上下信息壅塞蔽障所导致的。因此战争无法停息，战争无法停息，那么军需供给就不能缺少；军需供给不能缺少，那么农业生产又遭到严重废弃了。况且四方接连遭受水旱灾害，早晚的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孔子说：“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正是不可不忧虑的。然而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正致力于聚敛财货而不知道施予；掌管军事的人，正想要炫耀武力而不知道收敛。这就好比气血都衰竭的人，本来身体就虚弱亏损，却导致生疮长疽，反而施用刮杀性的毒药，以求得平安，起初根本不考虑元气会耗尽。这难道是深知治本治标适宜、缓急形势的人吗？

臣认为，现在东南像岑猛这样的叛乱，只应当申明法令，让各郡安抚辑睦那里的百姓，巩固他们的边防。当地百姓安居，则被辖制的首领就会感到空虚；他们出来，就不能在中原地区形成威胁。不出几年，他们不争先效命，必定会倒戈相向。何必动不动就调遣不知收敛的军队，白白残害无辜百姓的生命呢？（这大概是指新都而言）这是某人挑起事端、贪功冒进，而广东的巡抚、巡按等官员秉承他的意旨而这样做的。现在听说巡按御史某人，揭发了他们误事的根源，这正应当责令那些承袭错误、沿袭讹误的人，如姚镆等人，解职回避；再让旧日有声望的人，如王守仁等人，深入当地，去勘察审问，那么情况就不会壅塞蔽障，而东南地区也就不足忧虑了。

西北戎狄的祸患，则气势颇为猖獗，志向非常不小，所以城堡的修筑、军士的整顿，尤其不可不加以重视及早处理。然而所缺乏的钱粮，正商议设法向百姓征收，这实在不是好的计策。兵部对于天下缺额官员的俸禄等待，只收取而不核查；太仆寺对于天下备用马匹的价款，多收入而少支出。今天正应当大量发放这些积蓄，用来招募各边的勇士，整顿各边的城堡，免除对民间的征敛，使沿边军士，因为招兵而增加衣食的来源；沿边工匠，因为修城而增加口粮的供给。将怨恨诽谤变为歌颂，将猜疑抵触变为欣然合作。这将像古代王者的军队一样，使经商的人不停止，耕种的人不改变，这正是时候啊。然而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大多不及此，是有原因的。（所指斥的是彭泽公）当初开启哈密事端的是某人，促成某人的错误而企图倾陷王琼的是某人，失去处理事情的适宜，导致边令不能执行、盐法完全废弛的是某人，而偏袒庇护某人的，是某人所培植的人。他们掩盖真相的手段，如同绳索连环，导致边疆的实际情况，竟然无法知晓；而边疆所知晓的，竟然得不到证实。怎么可以又让他们去勘察，从而落入他们的圈套呢？

臣认为，这直接应当起用王琼来总管三边军务，那么三边的壅塞蔽障就会全部消除，而西北的祸患也就不足忧虑了。只是王琼才高意广，容易招致诽谤和指责；王守仁整饬军务有功，喜欢谈论新学，士大夫的议论之所以多阻止他们，是因为这些原因。然而正值圣上锐志中兴，天下正处于多事之秋，怎么可以将这些具有经济大略的人置于无用的境地呢？恳请圣上申令兵部，全部发出所藏的钱粮，以权宜之计解救一时边疆的急务，先使民情安定，随即特别派遣使臣，起用王琼、王守仁并任用他们。臣知道命令下达之日，天下臣民，认识与不认识的，没有不欢呼的。这是臣为天下的一点愚见。然而如果按照臣的请求，必然要大量发放国库钱财来招募士兵，虽然看似花费很大，但其效果使天下士农工商无不竞相勉励，日后无穷的利益，可以指日而待。如果不按照臣的请求，那么必然要大肆搜刮民财来供给军队，虽然看似不费国库，但其效果使天下士农工商无不离心离德，日后不可预测的变故，转眼之间就会到来。恳请圣上明察。

关于申明官校赏格的奏疏【官校赏格】

我们祖宗设立厂卫缉访事务，是想让他们查究奸邪、发现潜伏的罪犯，肃清朝都的治安，不仅仅是为了捕捉盗贼这一件事而已。所以赋予他们机密重任，以加重他们的责任；悬挂升迁赏赐，以酬谢他们的辛劳。但是困于因循守旧，舍弃困难而从事容易的事，缉事官校，只以捕捉盗贼、查究奸细为急务，而不以察明冤滥、去除贪暴为心。然而所捕捉的盗贼，有时是被仇人诬告的，即使官校也不能立刻知道。等到请示圣旨考问，交给司法部门，却又因为是奉旨拘捕的人犯，往往判决未尽其词就已经死于非命了。是否可以今后缉事人员，访查强盗窃贼，事情有可疑的，都允许擒拿，《周礼》所说的“相翔者”、“夜游者”、“横行径踰者”，正是这类事情。无论真假都允许捉获并统计数量，以及交给司法部门后，仍允许他们访察司法部门有无故意入罪或故意纵容的情况。至于狱情冤屈诬陷，官员贪酷，尤其应当申明法令，不允许回护避难。只要得到确切的事情，都交付推问，转行司法部门详审定罪。去除一个贪酷官员，解救一个冤滥案件，比起捕捉盗贼的事件，其功劳不止百倍。应当一起准拟数起，一名准拟数名，定为赏格，依次叙用。这样，有赃罪的官吏，不敢依仗权势欺凌；而无罪的小民，不至于冤抑。这既足以弘扬皇上好生的德行，又足以严肃众官守法的心，实在是今日救时的急务。

关于论开浚河道的奏疏【京师河道】

近来皇上派遣户部、工部及漕运等官员，视察地方，想要从大通桥直达通州，将及一个月，说法人人不同。臣私下认为，谋划的人没有得

译其详细情况，我不敢不再次请示，请皇上抉择。臣听说大通桥的河水源，出自昌平州的神山泉，向南汇合一亩泉、马眼泉两股泉水，环绕流出瓮山，又汇聚于七里泺，即现在的西湖。向东流入都城西水门，贯穿积水潭，即现在的海子。又向东至月桥进入内府，向南流出都城东水门，经过大通桥。又向东五十多里，到达通州汇入白河。这条河是元代郭守敬依据古水道开浚的，并非由郭守敬首创。因为西山诸水，从皇城东出，每当山水泛滥上涨，由此宣泄，引入白河以辅助漕运，所以设置闸门按时启闭，起初并不是为了行船而设的。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不了解其中的缘故，上言建议修复，宪宗皇帝命户部左侍郎翁世资、工 bộ左侍郎王诏挑浚，仍然疏浚西湖诸泉以增加水势，可以放运船千余艘，直抵大通桥下。不久水急岸狭，船无法停泊，没过多久就损耗，船退回来几乎不能保全，于是就不再通行。正德七、八年，也曾挑浚，最终没有成功。因为京师之地，西北高峻，从大通桥下看通州，地势如同高屋建瓴，而强行为之，况且难免有害，不仅无益而已。只有正阳门外东侧有一条古三里河，东边有南泉寺，西边有玉泉庵，至今地基下都有泉脉，由三里河绕过慈源寺、八里庄、五箕花园一带，直抵张家湾烟墩港。地势低下，故道都还存在，冬夏水脉不枯竭。现在天坛北的芦苇园、草场、九条巷，其低洼处都是河身，高处就是旧时的码头，明白易见，不需要重新规划。稍加修治，就可以恢复。只是附近有权势人家的庄园，所以成化六年，茂虽然曾建议但不敢尽言，只请求设置坝而已。后来也终究被阻挠而没有实行。成化十二年，也曾踏勘，而权贵买通钦天监，以地处京师子午方位为说辞，不知道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方位，实在不是子午方位。现在如果确实按照此道修浚，则公私大船都可以直抵三里河，不仅便利转运而已。臣又私下认为，运河的疏浚，有缓有急。当今所急，沛河最为紧急，白河次之，三里河又次之。何不先急办沛河的工程，其次开浚白河的浅处，依次及于三里河以直达京师，尤为符合缓急适宜的原则。乞请皇上下达臣议，令户部、工部再寻求深识旧典的人仔细谋划。

译论拨出剩余财物以充实国家、救济百姓的奏疏【查究马牛料草】

礼部题奏关于拨出剩余财物以充实国家、救济百姓之事。臣听说孟子曾说：“没有好的政事，财用就会不足。”如今各马牛羊等房仓场的草料盈亏没有统计，耗费搜刮，难以说是有好的政事。臣曾听公卿老臣们，人人说法相同，于是写信询问管理仓场的尚书李瓒。李瓒回答说：“马牛羊每年虽然有增加，也有死亡损耗。如果加以查究，所增加的固然不能弥补所损耗的。但如今派遣官员查点，只是空手接受一个总数的文书，不再追究实际数量的增减。增加者日益增多，损耗者不减，前后沿袭，发放草料，于是到了无法计算的地步。”又据李瓒查得，弘治十七年给事中许天锡曾经认真查究过一次，豆料顿时减少十八万七百三十石四斗四升，草束顿时减少三百四十七万九千九百七十束。从弘治十七年到现在又二十多年了。如果科道官员亲自到各房清查，只按照现存的马牛羊数目发放草料，已经死亡的立即剔除，那么一年山东、河南、北直隶的百姓可以节省数十万的费用。收贮在官府的粮食，就可以凑买水次支运的米。如果下年免除摊派，就可以救济各省受灾的百姓。这是推衍养马牛之余力来救济百姓，取虚数作为实用，充实国家、救济百姓，并行不悖的方法。奉圣谕责成臣以大臣体恤国家，有见闻必须进献，所以不敢不言。恳请敕令有关部门，查照弘治十七年的例子，派遣官员认真施行，命令不得只接受总数文书，像往常一样虚应故事，那么益处就不少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七十七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八十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上木、周立勋勒卣选辑

宋征舆辕文参阅

桂文襄公奏议二（疏）

桂蕚

疏

请修复旧制以充实国家、安定百姓的奏疏

修省十二事疏

密论四事

论田宁事宜

论免除租税及山西贼情的奏疏

请革除首功

论宣大二镇的奏疏

请修复旧制以充实国家、安定百姓的奏疏【均地均粮】

臣认为古代的圣王，划分井田授予百姓，而征收赋税有制度。后世井田制不行，但能因时立法，来均衡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罢了。然而，如果没有仁爱百姓的真心，并且亲身经历过民事的艰难，是不能做到的。我太祖高皇帝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以版图为基础，以政事为治理，极其详尽没有遗憾了。然而法令长久废弛，人们不知道，于是导致管理失当，赋税偏重，天下开始困苦。近来天启皇上，担忧劳苦小民，忙得没有空闲吃饭，正想要斟酌时宜，来振兴旧典，这正是臣下应当竭力辅佐的。臣自从做官以来，周游三个县，与百姓同甘共苦多年了。每当愤恨井田制不行，百姓已经无所依靠，而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又不修复，以致贫富悬殊，将凭什么做百姓的父母呢？我曾考察寻求其方法，只在自己治理的县施行，确实得到二三成效，远近的百姓，至今怀念。大概举纲张目，虽然用来治理天下，其实不外乎此。孔子说：“先实行所说的话，然后才跟随。”臣不敢凭空而言。希望圣明选择，条陈民事而三次任命县令，善于攻无不克，寄托在此，这也妙于自我依托，言精于辅佐君主之术。

一曰分豁灾伤田租。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额。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为之分豁。但为国家计虑的人应当担忧国家用度不足，所以祖宗预先储备余米于淮安水次，而设置都御史或侍郎一员专门会计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每年收入多少。如果各省可以通融，则通融处理。如不可通融，则拨淮安余米就地支运以补足。又或无处，则年终到部会计，又查户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门余积之米，通计若干作为开豁天下灾伤之数。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坏。正德九年，臣在丹徒县，因夏旱秋水为灾，不及分数，例不奏免，乃通融于丹阳、淮安、凤阳军民运收轻重之间，遂得夏麦秋粮足补本县不敷之米数万余石，而军民咸便。当时该管上司，莫不惊怪。盖此法废久，故虽淮安提督漕运之官专司此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屡请，以各关所收钞钱，并南方各省所余缺官支候之银，或别作区处，如英宗初年，行劝分之例，发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沧州，但便水次有廒去处，趁熟收买米粟，以备四方灾伤分豁之数，则民困苏国用足，一举而两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见有司督逋不已，而农民逃窜无方，以致有力者为盗，无力者流移，岁岁征讨，年年赈济，非惟不得田租以资国用，而公帑之费动经百万，且两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讲求者也。

一曰分豁里甲官银。臣按户部正赋之外，礼工等部派办物料，如苏松浙江等处地方，以丁田科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