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四

译在各地借支官钱，广泛实行平价收购粮食。随着市场价格的涨跌，适当增加几文钱以鼓励农耕，等到年成饥荒时，再减价出售，以救济灾荒。同时命令各地修建常平仓，平抑一省的粮价，统筹支给。各州县根据面积大小、户口多少，确定储粮的等级差别。其量器的标准务必统一。考察地方，凡是适合窖藏且耐久的，扣除三年食用的粮食为止。南方地势低洼潮湿，担心粮食受潮腐烂，稍微让陈粮出库换入新粮。各地如果谷粟有余，受灾地区的漕粮可以折价征收。就像耿寿昌请求在关中、河东、东郡收购粮食，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关东漕运士兵；陆贽说一年收购的数量，足以抵当转运两年的费用，都可以灵活变通地实行。积蓄储备既已充裕，伸缩自如掌握在我手中，防备荒年的长远策略，有什么能超过这个的呢？

有人或许会说，旧有的预备仓，近来又建立保赤仓，臣等现在提议，岂不是多事吗？赈济难道只是一次性的投入而不求回报吗？即使实行起来难以达到实惠，但一千石粮食进入市场，米价自然就会平稳，这就是常平仓作为上策的原因。不知道预备仓是一次赈济而不求回报，而平价收购则常存而不朽。保赤仓尚且鼓励借贷并收取利息，而平价收购则是接受出售而不追讨。

又有人或许会说，国家用度非常匮乏，从哪里得到收购的本金呢？不知道国家发放国库金银赈济可以达二十万两，那么二十万两可以变成四十万两，捐弃而不要求偿还。现在收购本金是暂时借支，原本不是捐弃。况且赈济如果滞后，即使花费再多也无济于事；防备如果在事前，即使遭遇灾害也不会有害处。这两者的功效相差万倍。

又有人或许会说，法制不好，只足以害民，查盘问罪，恐怕增加一种负担。不知道戴胃的义仓、朱熹的社仓，法制难道不好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都足以成为缺陷。然而不惩罚那些不合适的人而想要废除好的法制，这是因噎废食，看见脚被砍断就废除鞋子，错误得太厉害了。至于查盘这一节，请求从今以后常平仓不要纳入大规模查盘的范围内，只命令清查核实数量，杜绝侵吞渔利，不允许科罚，反而成为百姓的疾苦。那么人存而政举，禁止则令行。

然而这是从内地来说的。至于沿边事务繁多，战事时常兴起，储备粮饷，尤为紧急的任务。《志》说，即使有百步宽的汤池、十仞高的石城，如果没有粮食，就没有人与你共同防守。边塞转运非常困难，通常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只有招募商人缴纳盐引换取粮食，称为“飞挽”，意思是说没有转运的劳苦，而有草料粮食的利益。

本朝洪武、永乐年间，边商领取盐引，一引只缴纳粮食二斗五升，小米不超过四斗，商人利益非常巨大，所以耕种非常勤奋，边地大量开垦，仓库自然充实。弘治以来，尚书叶洪，改为折银的例子。当时粮食一石，价值白银二钱，每引缴纳白银四钱二分，自以为有八倍的利益，后来涨到七钱五分，又自以为有十二倍的利益，却不知道边地从此荒芜，米价因此暴涨，忽然遭遇旱灾，白银四五两才能买到粮食一石，于是有了米珠之忧，军队一旦出动，粮食接续不上，于是发放国库金银十万两收购粮食，又得不到粮食，于是有了脱巾之患。

现在盐商开垦田地缴纳粮食的例子，不能立刻恢复，应该按照平价收购的法令实行。耿寿昌常平仓最初的制度，只命令边郡都修建仓库，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宋真宗从内库拿出白银三十万两交给河北经度使贸易军粮。现在应该大致仿效这个意思，预先发放九边年例银两。边关如果有积存的粮食，那么开垦田地的人得到利益，田功更加修治，这不仅仅是平准的法令。趁着时年丰熟，召买粮料，不拘豆麦谷粟，全部收购。大约边军十万，一年粮饷，扣除使用一百二十万石。各量兵马数目，多积预储。等到支放的时候，查照丰歉，兼支本色和折色。收购的丰年，二石有三石的剩余；出售的凶年，六石有十石的用途。夷虏不能使之困窘，水旱不能使之受灾，难道不是治兵理饷、安边足用的善策吗？

然而这不是臣开始提议而开始实行的。臣考察万历十五年，因为司农宋纁的建议，发放南京户部库银二十五万两，临清二十四万两，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直隶减价出售了。十六年，又因为司农的建议，动用剩余收购本金，义劝香税银两，收购二麦了。十七年，因为按臣徐申的建议，动用赃罚银一万四千五百两，发放近畿收购，并且命令各处抚按照样实行了。十八年，因为经略郑洛的建议，发放收购本金八万四千三百余两，在陕西召买粮料了。二十年，又因为郎中李甲的建议，发放临清仓折粮银十万两，在大同收购粮食了。然而有的因为灾害而实行，有的因为丰收而停止，有的因为募兵而开始，有的因为变故平息而中止。有的暂时实行于近畿，而没有通行于外地。有的请求于一塞，而没有遍及于九边。因此想要收购就没有银子，想要出售就没有米。怜悯这种宿疾，没有尝试良方，犬猪厌食人的食物而不知道收购，郊野抛弃人的骨头而不知道发放，帝门有叩，能不恻然心动吗？

臣等恭读皇上接连的纶音，不是说储谷备荒是地方要务，就是说丰年召买粮料，非常得当；不是说近来各地方官平时不以备荒为意，一遇灾伤，赈救无策，就是说凶荒既然称没有米可收购，等到查访丰收，又不趁时收购，所干何事？伟大的王言，体恤民间疾苦，痛痒在躬，独照颓风，肺腑如见。而年来实效未臻，皇恩未著，是因为法制不定的缘故。恳请敕令户部，平价收购旧法，一应轻重敛散

译关于收支增减的适宜措施，应转发给各省、直隶、边镇、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让他们仔细商讨确定，规划具体条例，希望边疆与内地都适宜，农民与士兵都便利，列出条目上报请示，等待皇上的裁定，颁布施行。如果有地方官执行不力的，命令巡抚、巡按官员不时弹劾；总督、巡抚、监司不体恤百姓艰难的，允许臣等两个衙门指名参奏。那么皇上的旨意所向，风气就会随之而动，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粮仓没有不充盈的，粮草没有不丰足的，内地没有不安宁的，边疆没有不富庶安定的。臣等诚恳的愚见就是这样，希望皇上采纳，不胜荣幸。

译○四川异常困苦乞赐特恩以救倒悬奏疏【采木榷使征播】

臣认为四川境内有三大苦难：一是采办大木之苦。当初采办大木的诏令中说，招募商人采买大木，不向小民摊派，圣上爱护养育百姓的诚意确实深厚至极。然而形势上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因为大木不产于中原内地，而产于夷人巢穴、险峻岩石重叠湿润的地区，向上攀登如同登天，向下俯瞰如同坠井。寻找采伐则攀爬险恶之地，拖运则步履艰难。这本来不是一个官员所能承担，也不是十人百人所能负载的。客商不多，便由本地商人代替领取；大户有禁令，便以“义民”的名义特别称呼，其实都是百姓。既然百姓身份相同，就不得不派征木夫；木价既少，就不得不折算成夫价，其实都是从百姓身上索取。督催采木的命令急如星火，百姓怎敢怠慢上供？染指贪污的条例令人畏惧如罗网陷阱，官员也不敢擅自科敛。想要避免嫌疑和诽谤，便听任私下商议，于是夫工食费有派到八九两银子的，有多至十四五两银子的。吏胥因此渔利猎取，奸猾之徒肆意诛求，当时鸡犬不宁，追呼之声相望。木夫上路，妻子儿女啼哭号叫，畏死贪生，如同赴汤蹈火。黔宁两厂，尤其靠近夷人地区，只有黎朽一地，完全是狭窄之地，索桥竞渡，接连发生沉没死亡，夷人村落勒索钱财，一半被焚劫。洗河既耗费钱财，过渡更加困难。建昌、马湖的木材靠水势才能下行，每每借口有神助，说如果不是水涨龙行，一定是百年难出。况且那是岚烟瘴气之地，面房一触即僵，沟壑中委弃填塞，道路上暴露尸体，尸体随水流堵塞河道，积骨成山。那些偷生回来的人，又都是黄疸臃肿的夫役，略似人形，半数已入鬼录。以一县计算，木夫死亡约近一千人，那么全省死亡的木夫不下十万人。木夫工银，每县约近二万两，那么全省夫银不下二百万两。既剥削百姓脂膏，又残害百姓性命，远近痛哭，扼腕抚心。所以说采办之苦，这是第一点。

二是榷使之苦。国家征收商税有重要地点，抽税有专门职责。近来各省直添设税务中官，如同鱼鳞一般，网罗更加严密。以四川省而言，定税银三万两，每州县量派各数百两不等。从市井场镇的丝布米盐食店酒肆，下到菜佣草履，无不征税。间架税超过唐代，青苗税逾越宋代，锱铢必较，额定税课才得充足。州县解送各藩司，藩司解送税府，税府进献朝廷，这是定额。此外有滨江冲要州县二十余处，则太监私自委派、私自抽税，又在额定进贡之外，数目更多。因为太监丘乘云驻省会，各处派遣税官犹如一人，内监出差，凡诸无赖之徒都倚为渊薮，所以百姓受害更大。神庙时期往往激起变乱，深可鉴戒。而税官又旁招无籍之徒各数十人，布置为爪牙。这些人岂能都是奉公守法，只想要暴敛横征。每当商人到来，呼众齐登，逐笼开盘，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辄加严刑。略不快心，必中奇祸。凭凌城社，无人敢问。出没如鼠偷，岂能自餍。然而皇上之税十之二三，而税官之取则十之八九。夺取远方商人的钱财，济助群小之狼贪，皇上又得到什么利益呢？况且商人从苏州浒墅、常州、镇江、上清河、湖口、天宁洲、城矶、伍家缺、团丰、白罗山、武昌、荆州、夷陵、新滩、巴东二十余处税关入蜀而来，巫山、奉节、万县，盈盈咫尺，更税三番。上度重庆、合州、阆中、泸州、叙州、嘉定、新津、流等处，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吝惜其息利，且折损其本金，都头痛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通货贿。《礼记》说，简化关市，招来商旅；俗语说，竭泽而渔，后必无鱼。臣担心商旅不来，而泽鱼必竭。所以说榷税之苦，这又是其中一点。

三是大兵之苦。播州酋长谋逆，罪恶滔天，攻破我綦江，殒灭我将帅，屠城如肆，杀人如麻，山堑尸填，河流血赤，累累白骨，浮蔽瞿塘。一时惴恐，全省动荡不安。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调边腹雄兵五十万，分道齐驱，擒斩迭报，釜鱼穴鼠，歼殄有期。然而川民也遭受大荼毒。兵马经过，人民逃窜，庐舍尽毁，村落无烟。渝州一带，魂定于惊惶之后，命苏于垂死之余，聚散靡常，悲喜乍别。有田地荒芜而耕种无力者，有青苗盻望而蹂躏无存者，啼饥号寒，殆甚于戊巳岁矣。北自保顺，东自夔梁，兵将一临，骑马辄至数百匹，归农里甲，复摄在官。有骑马一站而僦银至二三两者，有官马一头而帮银至四五十两者。兵所不至之处，则调马各数十匹，恊济雕疲军站省会冲衢，而骨立难支，倒暗塞路，居行两困矣。兵兴以来，铜铁军器，粟刍火其炒，布绵絮枲，衣甲线麻，以至豆料火药等项，无不需于民间。官价虽多，民累岂少。至运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约运饷米三斗，募民非银两不行。

译一个县的民夫大约有三千名，那么民夫的费用不少于万两银子。每石丁粮补贴银子二两，一个县的丁粮大约一万石，那么补贴的银子不少于二万两。一个县是这样，一百个县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还只是说耗费了你们这些人的钱财罢了。此前松坎运粮回来的民夫，出山时在夜间呼喊，我们的士兵误以为是贼寇，截杀的人数不计其数；最近南川的运粮民夫，进入靠近金紫的地方，害怕贼寇再次发作而被杀死的有三千人，贼众随即也被歼灭，然而我们的军饷缺乏，死者已经无法复生了。所以说征讨的苦难，这又是其中一种。

这三种苦难，偶尔遇到其中一种，百姓还能够勉强支撑；接连遭遇两种，百姓已经难以保全性命；如今竟然三种苦难反复出现，真是十室九空。而蜀地的百姓，还没有发生变乱，是因为每年的收成还庆幸丰收，又因为逆贼首领可以早晚平定。如果遭遇两三年的旱灾，那么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即使计算官府储备，每年的定额都难以供给，哪里还顾得上额外的开支？又倘若战争旷日持久，那么马匹的力气已经耗尽，哪里还能鞭策它？百姓的心肉已经挖空，哪里还能再割？臣想这些百姓，只有卖妻卖子，苟且偷生、逃窜罢了。如果又加上对婴儿哺乳的照顾都不够，像蚕食一样无休止地剥削，那么事物穷尽必然反叛，事情久了变故就会产生。臣担心陈胜、吴广那样的猖狂，鄢、蓝那样的煽动，国家的祸患，不在播州而在百姓了。

播州首领猖獗，正借我的名义行事，而我们却鱼肉穷苦百姓，为他们所殴打驱逐，那么外呼内应，局势决裂难以收拾。近来阅读蜀中突然的报告，威州玉垒山崩塌，山洪暴发，松潘大地频繁震动，合江天鼓雷鸣，酋长孟董塞入境杀人，土司马应龙声称要内犯，人妖物怪，令人非常寒心。皇上向西顾盼，抚摸大腿，能不有所触动吗？

又只有四川一省的库藏积蓄，长久号称丰盈，而近来逐渐消耗。大木的银子，可达三百万两，多数郡县派加而库中发出的只有十二万两；征讨播州的费用，可达四百万两，除去钦发内帑、向云南索取、向南京借贷，尚不足的有十分之五。近来又发文各郡县搜刮库中无碍的盈余，全部解送布政司充作军饷，而府库处处报告空虚。又各郡县的义仓、社仓，以及常平预备仓，处处报告匮乏。

在民间，每石丁粮，杂项重料通常比往年增加五倍，如今又每石加征银子一钱二分，百姓骨髓枯竭、皮囊空虚，银子将从哪里出？而仓谷的发放，又散给民间，兑换成现银，加上升斗的损耗，赔累很多。旧谷还没收完，新粮又起征，每石粮食，预先征收七成的米，庄稼还没成熟，催缴赋税已经紧迫，糊口尚且缺乏，借贷纳税难以支撑，而民间处处报告枯竭。

如果突然遭遇水旱盗贼的灾害，那么发放救济用银子，而守库的没有银子可给；周济赈灾用粮食，而有司没有粮食可周济；劝借百姓，而小民没有余粮可借。只让边疆的大臣，摇头跺脚，无计可施，那么进退怎能不狼狈，战守怎能不陷入危险？这忧患不仅在百姓，而且会遗祸给国家。

伏愿皇上怜悯四川用兵的苦难，不异于贵州。贵州税务太监，已经停止派遣，引领恩泽普遍施及，将四川原派太监撤回京师，即各遍野沿江的税，全部罢免。蚕丛百姓，欢欣庆幸重生。万一圣意难以全部罢免，选择川江地势冲要、人群聚集的地方，会同抚按委派官员征收，仅满足原额，以辅助军需，其余偏僻地方，不是商贾聚集的，禁止征税。至于三殿大木，恳请将旧存的楩楠木材，用来建造以壮大皇宫。等到播州平定十余年后，创伤已经恢复，元气已经充足，才兴起采木的工程，仍命令动用库藏，不派民间。即使派民间，也必须给商人采买，千万不要驱使百姓深入险地就死，像往日那样人财两空。那么四川的百姓，枯骨复生，倒悬之苦立即解除，无不跳跃欢呼庆贺圣明，边疆没有忧患，而朝廷有所裨益，臣不胜等待命令之至。

译○关于国用日益匮乏、边防军饷逐年增加，请求筹划以充裕经费的奏疏【充裕经费】

这篇奏疏写于万历二十一年，当时九边防线颇为安定，但每年的例饷却日益增加，税赋贡品日益增多，而国家用度却更加枯竭。对此的论述可谓痛切。

臣认为，军国事务中，称得上重大的是边防军饷；军国需求中，称得上浩繁的也是边防军饷。如今边防军饷极度匮乏。镇守大臣按照定额征调，还有定额之外的征调；户部大臣按时供应，还有不时之需的供应。征调者极为急切，供应者极为艰难。征调越是频繁，供应越是窘迫。为何内外如此相违背？难道祖宗朝代的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吗？

臣考察开国之初以及嘉靖末年，其制度繁简的差异如同天渊之别。本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原本没有年例，年例是从正统年间开始的；蓟州、保州、密州、昌州原本不称为边镇，称为边镇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臣请求详细分析说明：宣府每年的定额不过五万两，如今主客军饷银不下二十九万多两；大同原定额也仅五万两，如今不下四十五万多两；山西原定额不过二万两，如今不下二十万六千多两；辽东起初不过一万两，嘉靖时增至二十万三千两，如今不下六十万多两；蓟镇起初不过一万五千两，嘉靖时增至七十三万两，如今不下一百二十四万多两；延绥起初不过十万两，嘉靖时增至二十一万两，如今不下三十六万多两。至于甘肃、固原等镇，有的增加八九万两，有的增加四五万两，这些还是较少的。总计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大约只有四十三万两；到了嘉靖年间则达二百七十余万两，已经是七倍；到了今天，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且是十倍之多。耗尽九州岛的财力，尚不足以供给；搜括百年的积蓄，也难以维持后续。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寒心？

然而臣伏地思考，我祖宗朝代的土地赋税，并没有比现在增加。那时事务不繁杂而自然充足，如今甲兵战马，远不及往昔，却每年例饷增加而难以支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祖宗朝代寓兵于屯田，且耕且守，有备无患，这是赵充国金城之策的遗迹。自从屯田之法废弛，田界隐没而难以查清，屯丁消减而赔累困苦，人们都逃亡，土地成为陷阱，军事与财赋遂分为两途。祖宗朝代在边境中卖盐，纳粮入仓，有快速运输之利，而没有转运之劳，这是晁错实边之策的遗意。折银之说出，则金钱全部流入太仓，空着肚子都仰仗内帑，民脂民膏更加枯竭，草料粮食愈发难办，米珠草桂，令人扼腕叹息。

数十年来，谋臣策士，忧心忡忡，呕心沥血，想要恢复屯田盐法旧制的呼声非常恳切。然而荒芜之地，竟无边际；开荒的报告，多是虚文；追逐末业的人，大多害怕耕耘；开垦的谈论，最终成为画饼。生财有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途径？如果裁减冗费以救济时艰，那么万历十九年的汰革刚实行，二十年的恩诏已下达。近来检阅督抚诸臣的奏疏，蓟镇议裁四万二千，随即又增加五万七千；山西裁减二千四百，随即又增加二千六百；宣府裁减二万八千，随即又增加四万五千；大同裁减二万一千五百，随即又增加二万三千八百。即使这几镇如此，其他镇也可推知。如果从事搜括，以弥补裂痕，那么三秦、延绥、闽海、滇池，处处请求保留，纷纷请求发放。就像这几日的章奏，延绥请求补发年例五万九千；两广请求留存贮备十五万；应天请求保留浒墅关税及奉例三万三千；凤阳请求每年发放兵饷四万七千。即使这几省如此，其他省也可知。减少的有多少，增加的未止。想给予不可，想索取不能。辗转思维，束手无策。只有节俭一语，可作为救时急务。

大概从利益来说，外部看似微小而内部极为巨大；从蛀虫来说，外部容易剔除而内部难以清除。大宦官侵吞是常态，而万历朝特别严重。一有请乞，就牵连数百金；偶尔有侵吞，动辄关乎数十万。如果不是圣心天启，真见岁饷之艰难，忧深国计之困促，那么城池社稷可凭，齿马有忌，谁能洗刷百年的积弊，而一举清除呢？

昔日汉文帝爱惜露台百金之费，而海内富庶。难道百金能使汉室富足，而是其节俭者都像百金那样吗？唐玄宗奢侈于琼林、大盈之积，而海内虚耗。难道琼林能消耗唐家，而是其穷奢者都像琼林那样吗？臣愿皇上以汉文帝为法，以唐玄宗为鉴，留神规划，随事稽查。如某为急缺之用应储备，某为不急之务应裁汰，某为额外之征应节省，某为格外之求应免除，某为有益之物应进贡，某为无益之玩应蠲免，某为先朝之旧应遵循，某为末世之窦应堵塞。触类引申，渐次省减。而又对屯田盐法，注意责成，选贤任能，共同图谋济世。有可耕之地，就不要以烦苛夺之；有可耕之人，就不要以科敛驱之。减少斗头以普及皇恩，惩治侵克以体恤民隐。如果可垦田积粟，何问内外两商；倘若能薄赋轻徭，不拘新旧二额。陇亩有劝相之方，不要徒然道委之府，府委之卫。鸡犬绝追呼之扰，以使近者皆悦，远者皆来。一切阜财通商、容民畜众诸良法，务必与督抚诸臣实心振举。

译那么就将万壑作为田间的道路。以大冶作为冶炼的炉锤。元气不会从针尖般细微处泄露。泉源不会在尾闾处枯竭。推行之后，观察上下都充足。边疆和腹地都充实。不担忧国库耗尽、储藏空虚。大概可以长久安定、长期治理。军国之事非常幸运，臣的愚见也非常幸运。

译○关于亲眼目睹东倭挑衅并专事防备的奏疏【防备东倭】

臣认为，倭奴封贡这一事项，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朝廷中的各位大臣，不下数十人，都极力陈述不可行，臣认为就此可以停止谋划了。近日接到总督顾养谦的一份奏疏，得知表文即将到达，事情眼看就要成功，然而奏疏中只提到请求封爵，没有提及进贡和通商，又说必须将倭寇全部驱逐，才可以商议封爵。臣认为总督或许有亲眼所见的依据。等到接到朝鲜国王李昖关于贼情的奏疏，却又说倭寇向来屯聚劫掠，盖房筑城，转运军粮，完全没有归去的打算，用议和、进贡来迷惑军心，态度前后突然变得如此不同。昨天因为兵部尚书石星，在射所召集台省各位大臣，会议东倭事务，臣得以阅读兵部尚书覆疏的草稿，其中说除了封爵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事情，又说如果不允许附带进贡通商，会导致日后不安宁，又说抚按官查核釜山的倭寇，一人未归，不得允许封爵，大体与总督的说法相符。臣认为兵部尚书或许自有主见，等到追问其中的缘由，却如同捉影捕风般模糊不清。臣问外界传闻总督写信，有“禁止贡市，能以身担保”等话语，是否属实？兵部尚书说，难以必然。倘若倭寇强行索要贡市，只革除其封号就是了。我们又问，釜山的倭寇，肯全部归巢吗？兵部尚书说，难以必然。我们又问，特意派遣辽东巡按亲自到釜山，查看倭寇有无归去，可行吗？兵部尚书说，不可。由此说来，那么倭寇只封不贡，倭寇离去而不滞留，毫无凭据，怎么能轻信呢？臣又阅览兵部尚书覆疏中提到的六月晋州抢杀等情况，先前经略奏报，十一月庆州抢杀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抢杀军粮八百余石等话语，一一不差。又说朝鲜的奏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总督的奏疏则在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后，所以论述倭情颇有差异。然而相隔只有一月上下，难道会叛服之间有天壤之别吗？臣又阅览参军官叶靖国的禀帖，称正月初四日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龙川、熊川等处，行长所居，或者只有两千人，倭众正在窥伺，怎么能说他们离去呢？那么朝鲜奏疏中称三月进犯上国，风汛要侵犯大明等话语，难道必定全是虚妄吗？臣又阅览沈惟敬答复倭寇的书信，其中有说：“既然允许你们乞求降封进贡，为何因循拖延不到？”那么封贡已经兼而言之了。臣又阅览倭国抄白的副表一道，其中有说：“比照旧例”，这是指我国封贡的惯例。末尾又说：“永远进献海邦的贡品”，则是明白直言。各位大臣假装不知道，实在悖逆。臣又阅览行长答复沈惟敬的书信，有“和亲”字样，并且以已经媒和为由进行辩解，两国相好即是和亲。然而倭奴狡诈，难道不认识“相好”二字吗？臣又阅览朝鲜陪臣金晬与总督顾养谦的禀帖，称倭寇窥视大军，不能久处，于是接着说“必不可听”的话，传播在人耳中，却难以用口说出。私下不知道媒和的人，是否都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那么沈惟敬许诺倭寇，不止贡市，为什么说一封爵就可以了事？说到这里，令人怒发冲冠。倭奴兴兵朝鲜，原本是想入侵中国，许仪起初寄信内地说：“关白想要上取北京，称帝大唐”，又说“善于诈和假降，以攻破敌国”，即使是远近市井之人，也有先知的。当时经略是宋应昌，经略东征，难道不辨明这一点吗？平壤克捷，也已经奏功，无奈碧蹄大败，魄散胆破，才开始心惊意坚，只图封贡，不再谈论战事了。然而还怕被人知道，不上报朝廷。等到辽东抚按赵耀、周维翰相继奏报，都说封贡已成，知道难以掩盖，才开始直言其故。开城、王京的陪臣王子，全都以封贡取效，随即看到群议沸腾，于是有时显露有时隐藏，或者专说封爵而夹杂说贡市，以稍减公愤。后来知道事势已经遂心，才明言请封，大船三年一贡，行长小船年年通贡，赞画主事刘黄裳则直接请求委派官员到对马岛收查贡物，允许闽浙辽东的大商通市舶了。兵部尚书也偏袒这种说法，而又不敢违背圣旨，于是让总督勘议，总督认为机局已定，不可说和，而惧怕有烦言，只说请封，绝口不提贡事。于是兵部尚书也说对马岛开贡，确实不可。只有封议，不得不从。名器难以假借，繁缨应当珍惜，如今因为关白篡弑，而赐给他王封，以号召三十六岛未服的豪杰，这是给老虎添翼，怎么见得可行呢？然而假如倭寇的欲望果然只止于封爵，假如倭寇稽首受封，而不再索要贡市，假如倭寇索要封爵之后，鼠窜海滨，而不再鲸吞华夏，那么假借虚名而节省实费，结交盟国而安抚藩邦，以财力困疲的状况，戎马疮痍的时机，罢兵息战，休士抚民，未尝不是好策略。但是倭寇欲望无厌，夷狄信用难终，封爵与贡市，如同形影，景与填，如同循环。假如兵部尚书、总督暗中给予而明中夺取，先请封号，借圣旨以钳制朝臣之口，继请贡市，满足眼前而遗患日后，那么祸患在于作俑，这是欺君。两位大臣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假如秀吉、行长暗中叛乱而表面顺服，安然受封，以显示我们无备，那么祸患在于噬脐，这是误国。两位大臣难道忍心蹈此覆辙吗？我朝郑端简《日本考》说倭夷奸诈诡谲，自恃

译勘合、方物、戎器满载而来，遇到官兵假称入贡，见我国无防备，就掩袭边境。正统年间，大嵩挑诸曾遭受其害，世宗皇帝时，蔓延到浙江、直隶、江淮之间，流毒更加惨烈。现在如果大衅再次开启，覆辙将重演，这是沈惟敬误导经略，经略误导总督，总督误导兵部尚书，兵部尚书误导皇上啊。无论早晚可以平息，卸下重担，即使首级不能保全于家园，斧钺伏诛于史册，臣私下担忧啊。犬羊喜怒难测，桑土绸缪贵在预防。现在兵部尚书说，倭寇得到封赏就会扬帆离去，不侵犯我们。臣说，倭寇如果侵犯，凭什么最终应对？兵部尚书说，我与总督、巡抚三人抵挡。臣说，何足以抵挡此？三人即使捐躯，那二祖八宗的神器怎么办？臣说，辽东战士有多少？兵部尚书说，不过两千有余。臣说，两千士兵，何足以抵御数万倭寇？兵部尚书说，户部粮饷无措，去年辽东巡抚请求招募家丁三千人，竟裁减八百有余。臣说，国库确实匮乏，然而边陲危急，何论惜财？诸臣说，吴惟忠、骆尚志的南兵应当暂留辽东，不宜速撤。兵部尚书说，已经先奔逃。臣说，这就是所称的鬼形，难再用耳。诸臣说，即使有急，朝鲜难出援，不如在旅顺口、鸭绿江、紧要险隘，增兵戍守。兵部尚书说，多则乏饷，增五千可足用。诸臣说，刘綎兵撤回，也要留住辽东。兵部尚书说，川兵难久，不如募土著，倭虏皆可挞伐。相与咨嗟叹息，沿海边防，岂不数四申饬？然而核诸文移之上，则色色皆有；求诸战阵之间，则件件成空。辽东对敌尚且无兵，内地承平，岂能御寇？如以羸卒而搏猛虎，譬则窭子而角孟贲，岂不欲所向无前？实则恐力之不足。现在不羞贿虏备倭而急为之防，乃争夸畏威悔罪而张以为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睿智聪明首出百王的圣主，此臣所为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践，一小国君耳，患吴之强也，而苦心焦思，置薪于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必尝胆，卒乃抚循士民，训练兵甲，发习流三千，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遂以歼敌。今堂堂天朝，岂比蕞尔西越？诚肯赫然震怒，练将练兵，惩虚责实，当事诸臣，卧薪尝胆，矢画陈谋，某镇可用若干兵，必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气；某镇可用若干将，必个个有斩将搴旗之功；某镇可用若干粮，必在在有士饱马腾之庆。见兔而急顾犬，亡羊而即补牢，则习流何止二千，教士奚啻四万？除凶雪耻，操纵随宜。苟玩愒岁时，如处堂燕雀，幸火未然，呴偷以为安，则延寇入室，养虎遗患，令外夷酋长厮役，从旁窃笑，此议之所不敢辱也。

译○考察财用枯竭的根源，斟酌营造工程的缓急事务，以彰显圣德，以救济时艰，疏【节财六事】

臣听说天子富有四海，万邦进献珍宝，民众众多，疆域广阔，与从前没有不同，然而国库空虚，仓库空荡，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每年的收入仅仅四百万，而每年的支出却达到四百五十多万。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已经称为支出超过收入。近年来意外的警报，不时产生的需求，都随着事情发生而增加，原有的额度未曾减少。比如宁夏用兵，才几个月，当时府库充盈，三次大征的费用都从户部、工部取给，大约耗费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多两。朝鲜用兵，前后七年，大约耗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多两。另外地亩米豆、援兵等饷，大约耗费银二百多万两。平定播州的军队，不到一年，大约耗费饷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多两。连同四川凑办的，共约二百万三千多两。婚礼珠宝等项，大约估价银九百三十四万三千多两。婚礼传造袍服，四万一千多匹，大约料银八十多万两。坐派改造，十八万三千多匹，大约工料银一百四十多万两。山西潞绸续织四千七百多匹，婚礼传买一万二千七百多匹，共约耗费十多万两。瓷器接连传造二十三万五千件，大约耗费银二十万两。挑三山口、赵家圈等处，大约耗费银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省直灾伤拖欠价料银一百二十四万多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多两。这几十万、几百万的数目，累积计算，也已经二千六百多万了。假使把它们藏在府库中，而没有浪费，怎么会不殷实富裕呢？然而像泄入尾闾一样，而没有停蓄，怎么会不枯竭空虚呢？在国库空虚的时候，讲求救济空虚的策略，只有“节”这一个字，最为紧要。古人说能够节俭，虽然空虚也必定会充盈，何况并非空虚呢？不节俭，虽然充盈也必定会空虚，何况并非充盈呢？臣请求从六件事来筹划，各项都深中此时弊政。

一曰减织造以拯救民命。工部题称浙江袍服二万六千多匹，该工料银六十多万两，内扣留该省解往户部、工部的钱粮，到三十三年为止，仅得到十多万两。议将前数三分出办，该省应二十万两，户部四成、工部六成，户部应十六万两，工部应二十四万两。奉圣旨：“这织造钱粮，你部里再议处来看。”钦此。太仓的积蓄已经悬空，浙西的织机都空了，手臂蒙受劳苦的人，怎么能负荷百斤？力气耗尽的马，怎么能奔驰千里？束手坐视，没有办法谋划。《尚书》称穿着卑贱的衣服，大禹羡慕粗劣的衣物，高皇后亲自缝补衮服，文皇帝穿着洗过的衣服。现在绮绣纂组，积满箱子，服御不亲自使用，哪里用得着这些？至于羊绒细精，是秦塞的膏肓之疾；瓷器巧奇，贻害洪都的心腹之殃。疲敝的周朝尚且不堪，病痛同样令人怜悯，所以织造不可不减。

二曰止营建以赡养边储。大概各边年例，供给军需，据部题二十七八年春夏已经题称无可发放的，若蓟州、永平、昌平、易州则四十六万两，山西、宣府、大同则四十七万两，辽东、延绥、甘肃、固原则四十九万两，而秋冬未题的，又复一百三十多万两。九边的军队饥肠辘辘，四海的百姓如倒悬般危急，即使现在多方节省，仍然难以筹措，如果到处虚耗，那么流失将没有尽头。方今仁智殿未竣工，南城工程未结束，玄殿的藻饰如云，龙舟的急迫如火，而还想要效仿长夜宴游，构筑冲天的楼阁，不仅材木耗损，且导致储蓄空虚。倘若发生变故，怎么应对？昔日太祖说宫室兴作必须度量再三而后为之，又说隙地营建，忽然恐怕劳民伤财而立即停止。玉音如在，俭德应当遵循，所以营建不可不止。

三曰催促大工以节省烦费。大概乾清等宫部发银一百十三万两，户兵二部协济六十万两，又据工部处给共约二百几十万，而楠杉巨材，出自累朝所藏、内帑所贮的，不算在内。工程未完时，即使耗费数百万也不为多；工程既成时，即使耗费数百金也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则一月几千多金了；役一日五分，则一月七百多金了。臣待罪该科，随阁部诸臣纵观两宫，已经极尽壮丽辉煌，然而六月间，还看见砌石有不歇的斤锤，栋梁有方新的丹漆，至七月后，则油彩虚而有待，门户寂静而无人了。皇上父天母地，不在乾清宫端拱，而令坐视销金，于是都在日居月久的过程中变得粗劣，暴殄天物，糜烂民膏，所以大工宜速。

四曰停珠宝以垂燕翼。据户部揭称进过珠宝，约价银一百三十九万六千三百多两，未曾召买尚该价银七百九十四万五千多两。吉典临近，催督甚严，而赔累何辜？无米难炊。昔宋太祖碎水晶之漏，高皇帝坏镂金之床。《楚书》不宝金玉而宝善人，皇祖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现在贫商如履陷穽，部府如坐针毡，人命悬丝，国储若洗，岂以九州

译国家的庆典，竟然到了剥皮敲骨、竭泽而渔的地步。我翘首期盼皇帝陛下，急切地降下恩德的言语，大加免除赋税，否则至少减免十分之五，或者减免三分之一。近可以援引珠市铺户的先例，远可以训诫圣明的子孙后代，这就是珠宝应当停止开采的原因。

第五，审查采办以救济国家用度。因为四川采办木材，原本派定楠木、杉木、木枋五千六百根块，计算银两可达三百五十万两；湖广原本派定五千五百六十根块，计算银两可达二百一十万三千两；贵州原本派定二千七百九十余根块，计算银两可达九十六万八百余两。四川两批运到的木材只占十分之六，查得国库发出的银两只有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两，其余都是从四川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湖广第一批运到的木材只占十分之四，国库发出的银两只有一万八千五百两，其余都是从贵州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如今三批未完的木材，尚且想要剜肉抽筋，那么三殿尚未采办的木材，又怎能涂抹膏脂、衅染鲜血呢？必须尽早筹划处置，岂可再次困苦疲惫的百姓，所以采办应当审查。

第六，发放内库银两以救燃眉之急。因为矿税的设置，原本是为了辅助工程，而金花银的增加，足以用来停止征收。如今据各监局进贡的矿银四十八万五千余两，矿金二千三百余两，各项税课以及加罚等银，共计二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余两，积蓄确实很多了。又万历六年，奉皇帝旨意取用金花银，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到现在二十二年，缴纳了四百四十万两，积蓄确实丰厚了。凭借皇上拥有万国九州的财富，来充作万国九州的用度，皇宫居住的木材、国家的宝物和边防储备，特别发放非常之资，上下都能充裕。过去唐德宗设置琼林、大盈两个仓库，作为天子的私藏，唐朝大臣陆贽极力劝谏，认为应当分散小储备而成大储备，舍弃小宝藏而成大宝藏。恳请皇上鄙弃唐德宗的浅见，采纳陆贽的直言，那么泉水流通而恩泽通达，财富分散而百姓归聚，所以内库银两不可不发放。

译○披沥赤心恭请笃厚中宫以彰圣德疏【请求眷顾中宫】

此时，戚臣郑国泰上疏请求皇子先完婚再册立，被科道官员纠劾，您于是上此疏，结果被廷杖一百，贬为平民。

臣认为，《大学》论及治国平天下，必定始于齐家；班固认为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大端；匡衡认为匹配是百姓的开端、万福的源泉，这些都是极精辟的言论。所以天子与皇后，犹如天与地、日与月、阳与阴、父与母的关系。地与天并位，天若不交合于地，则乾坤就会毁坏；月与日并明，日若不依附于月，则昼夜就会停息；阴与阳并行，阳若不顺应阴，则寒暑就会失序；母与父并配，父若不眷顾母，则家道就会衰败。如今皇上是万国的父亲，中宫是万国的母亲。皇上聪明天纵，仁爱天性，对眷顾礼遇中宫，向来称颂优厚。然而臣自入京数月以来，道路传闻，都说中宫役使之人只有几个，为亲属的医药费而忧虑，且处境危险难以自保。臣惊惶痛惜，不胜感慨。宫禁深严，虚实未明，臣虽然愚昧，私下知道并非如此。只是台谏官员的职责，得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如果中宫确实不得皇上的欢心，万一有忧郁之情，那么子女对于父母的愤怒，尚且可以号哭劝谏，何况中宫是万国之母，怎能隐忍不言，从而伤害败坏常理伦理？如果皇上对中宫的眷顾有加无减，那么子女对于父母的诽谤，尚且可以昭雪辩明，何况皇上是万国之父，怎能蒙受污名而不言，从而亏损盛大的德行？这两种情况令人犹豫，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数日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大概天地阴阳的大变，宗庙社稷的隐忧，满朝大小臣工，没有一人不听说，没有一人不震惊，却没有一人敢说话。大概是因为保全自身与忠君爱国的念头，相互交战而不能自胜。臣瘦弱之骨，不足以承受鞭打；枯朽之株，不足以抵挡雷霆。然而所依靠的，是高皇帝在天之灵，并且羡慕汉代史书所载袁盎劝谏慎夫人避席之事。太祖高皇帝册立皇后时，册文说：“上天眷顾我大明，开启运数兴起王业，作为君主和皇后，能不慎重吗？君主以仁政，慎重于治理外朝，安抚百姓而统领万邦；皇后以美德，慎重于治理内廷，表率六宫而母仪天下，这是长久之道。”钦此。臣以长久之道，为皇上披陈，即使遭受斧钺之诛，也可以见太祖高皇帝于地下。汉代史书记载，汉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在禁中曾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幸临上林苑，铺设坐席，袁盎引退慎夫人，慎夫人愤怒，文帝也愤怒，袁盎于是上前劝说道：“臣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谐。如今已立皇后，夫人怎能与她同席呢？况且陛下难道没看见人彘吗？”汉文帝喜悦，告诉慎夫人，赐袁盎金五十斤。臣身份低贱，不得出入禁中，怎敢比附袁盎劝谏避席之事。然而若能致使皇上眷顾中宫，停止辇车虚受媲美汉文帝，即使死也不朽。臣不识忌讳，冒犯天威，不胜席藁战兢待命之至。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五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吴嘉胤绳如选辑

夏允彝瑗公参阅

邹忠宪公奏疏一（疏）

邹元标

◆疏

亟斥辅臣回籍守制以正纲常疏

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

○亟斥辅臣回籍守制以正纲常【弹劾江陵夺情】

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听闻辅臣张居正遭遇父丧，居正三次上疏请求恩典守制，皇上三次挽留他。为居正着想的人，必定再次上疏恳请皇上，皇上不听，只能哀求死求罢了。为何求归之情未切，暂留之疏却已上呈？臣读此疏，涕泗交流。臣也是一介草民，蜷伏于陋室，恨不能亲身逢遇圣明，沐浴恩泽。如今幸蒙收录，入仕不久，目睹此大故，嗟嗟，臣生得不逢时，即使想竭尽血诚，冒犯天听，自忖涉世未久，谙练未深，不敢喋喋不休，自取越职之罪，大概希望负有言责的人有所言论。九卿慰留已自可愧，台谏慰留则风节扫地了。如今负有言责的人不仅不言，反而乞求挽留，臣若再默而不言，三纲沦丧，九法败坏，每日穿戴冠裳，无异于禽兽，敢置身斧钺之下，披沥为皇上陈述。臣听说天生百姓，不能自我治理，设立君主治理他们；君主不能独自治理，设立宰相辅佐他。宰相，一人之身，却是社稷纲常所依赖的。必定置身于纲常大道之中，而后朝廷信服，万民归怀。一旦有不善，这也是江陵后事的验证，议论其后事的人如猬毛般兴起。孔子说：“如果端正自身，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如何端正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看居正对于父亲，凭棺泪奠，未尽送终之礼，在京守制，尚贪恋相位之尊，果真能正身而正人吗？不能正身而欲正人，为居正着想的人，不可一日不去；皇上为居正着想的人，不可一日不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