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

译拿什么理由，耗费肉食来喂养它们？命令将老虎送往光禄寺，其他禽兽全部放归野外。如今乾明门等处的禽鸟、蛊蚁尚有许多存留。近来易州百姓有人进献二十多只连鹰，全都仰赖官府供给，每天耗费猪、羊、米、谷、黑绿豆、菊、秫之类，按年供给，费用也不菲。臣以前曾详细上奏，希望圣上仁慈，普遍释放这些动物，未曾蒙准施行。如今鲁迷又进献这些，况且狮子、牛等野兽，并非本地气候所适宜，必须由夷人喂养。接受它们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资用，拒绝它们则能彰显圣上的英明谋略。其余的珊瑚、玉石，寒冷时不能穿衣，饥饿时不能充饥，哪里用得着它们呢？臣听说议论的人说，一旦拒绝他们的进献，恐怕会挫伤夷人的心意。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周穆王接受白狐、白鹿，而荒远之地因此不再朝贡。周武王、成王，汉文帝、唐太宗，都因拒绝远方的奇珍异宝而获得远方归附、近处安定的成效。这是前事明确的鉴戒。如今不效法这四位君主，反而想追随周穆王的旧迹，臣不知这是什么说法。臣查访得知，各地远方夷人朝贡，经过的地方，往往肆意骚扰，或者强买市井之物，或者欺凌护送使臣，或者折辱负责接待的官吏。他们进献的珍玩，对经费毫无益处，而供应和赏赐的费用，已经成倍增加。于是考察汉代典章，也有关闭玉门关、谢绝西域进贡的先例。况且一个夷人来朝贡，不足以影响朝廷的轻重。再加上夹带的夷人货物数量众多，如果全部起运送入京城，不仅会重蹈以前的弊端，而且会加重地方的困顿。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行当地镇守、巡抚等官员，或者在当地酌情赏赐后遣返，或者只送几名头目进京。狮子、牛等一切珍玩之物，一律遣退。这样夷人知道朝廷有不珍视远方奇物的盛德，不仅暗中杜绝了他们窥伺之心，更能彰显中国清明正大的体制。周武王、成王，汉文帝、唐太宗的功德，难道只让他们独自享有吗？乾明门等处的禽鸟虫蚁，请求普遍放归野外，光禄寺的供应特别恩赐停止。仍请求明示中外，不得再以禽鸟进献。那么皇上的谋略更加光辉，圣德更加崇高，臣不胜期望之至。

译止传乞抑奔竞疏【弹劾席书上疏】

近来吏部题为纂修之事，奉圣旨：孙元、席春、刘夔升任按察司佥事；又礼部尚书席书题为乞恩比照事例，该升馆职之事，奉圣旨：席春准升翰林院修撰，刘夔任编修，钦此。成命一下，朝野惊愕，没想到今日清明的朝廷，竟有这种传旨乞恩的怪异之事。爵位赏赐，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利器；威福，是君主的大权；命令，是君主的大信。利器不可以假手于人，大权不可以向下转移，大信不可以反悔。这三者失去任何一项，都无法治理国家。臣谨查《会典》中有一款规定：凡内外大小衙门官员，有不由吏部铨选推举，径直蒙混奏请，乞恩传旨升除等项，由本科参奏施行，钦此。又谨查弘治年间，科道官建言，该部议定：今后各衙门大小官员，敢有不由本部铨选推举，拟奏定夺，径直蒙混奏请，希求进用，夤缘奔竞乞恩传奉等项，阻坏选法的，由本部参送法司，以重罪罢黜为民等因，奉圣旨准拟，钦此。臣认为，爵位是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并非君主私相授受；赏赐出于公心，则爵位尊贵而赏赐能激励众人。因此我历代圣祖爱惜并重视它，颁布在法令之首，作为子孙的法则。我皇上登基时的明诏，凡传旨升迁、乞求升迁者，首先予以裁革，都是体现祖宗爱惜爵位、重视赏赐的意思，用来堵塞邪路、澄清仕途。没想到今日首先打开这条邪路，又开创于文臣之中。对席书一家来说，感恩得逞了，但这对圣明的君主有何损害呢？正德年间，传旨乞恩虽多，大多出于武职杂流，若文臣清贵之职是没有的。这难道不是祖宗的成宪、缙绅的清议，为之设防，权奸尚有所忌惮而不敢做的吗？如今席春等人乞求升迁，则是往日权奸所不敢做，而席书竟敢冒然为之，他的罪过反而超过宁彬等人，这是把陛下当作什么样的君主呢？人臣任职，只要称职即可。佥事是天子巡守的重臣，不算不尊贵了。席书正应责成其弟修职图报，何必选择内外之别呢？况且先朝子弟任台谏者，多改授行人司职衔，这是旧例。其中有一二人改入翰林院，都是夤缘得之，当时已引起舆论非议，其后随即外放补官。当席春改官时，席书何不引用此前改授行人司为例？今日纂修之事，却引以为例，可以吗？杨土奇等人以文行优异，选充纂修；席春等人以父兄贵势，改入翰林。事体既殊，人品大异，怎能相提并论呢？参照席书，本以奸邪小人、垄断鄙夫，自负议礼，偶然迎合圣意，恣意行其胸臆，凌辱缙绅。起初因其弟改官未满足，大怀怨恨，联合张璁、桂萼诬构大臣。既见其疏留中未出，又肆意哀怜，为其弟乞求馆职。向使席春不外补，因事并及张、桂二公，不无过刻，然持论甚正。席书、桂萼、张璁之疏，必不上奏了。席书挟私诬构，专恣欺罔；张璁、桂萼甘为鹰犬，无复忌惮。平生奸伪，洞见真性，席书等人想欺骗谁呢？身为大臣，而为子弟乞官，上坏祖宗成宪，下污缙绅清议。有臣如此，陛下将何用之？伏望皇上大奋干断，收回成命，将席书亟赐罢斥，作为大臣专恣无耻的警戒。其席春等人，亦乞查照历年题奉钦依事例，拿送法司问罪，罢黜为民。其席书及张璁、桂萼挟奏事情，亦乞明下廷议，辨别是非，取自上裁。则诬善肆谗之奸，不得以污治朝；夤缘奔竞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论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宪保全谏官疏【请求宽恕谏官】

臣闻古今称人君纳谏为盛德，为难事，并非谏言难以听从，而是自古谏言若不切直，则不能动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实忠爱。这是圣主所乐闻的，是君子小人所恃以进退的，是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乱的关键。此疏亦得欧阳永叔遗意，善于进规。夫舜大圣人也，成王大贤也，丹朱、商受大恶也。禹戒舜以无若丹朱傲，好慢游作傲虐；周公戒成王无若商王受沉湎酗酒德。自常情观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乐受之不以为嫌。唐虞、成周之治，万代莫及，岂非纳谏之美哉？至于周昌以桀纣比汉高帝，贾生以亡秦喻汉文帝，汲黯谏武帝内多欲外施仁义，群臣皆为黯惧，武帝称其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谏臣，且曲加奖励。不如是，不足以来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祖宗以纳谏为家法。太祖视朝罢，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日临百官，可否庶务，或有失中者，尔等宜直言无隐。”又顾翰林学士曰：“敢言之臣难得，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忤，天下何忧不治。”是我祖宗固以言责

译谏官的职责就是如此。仁宗对杨士奇说：“近日觉得群臣的心意很好，事情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就立刻上奏章进来。我每次听到群臣的言论，没有不反复思考的；如果我的话有过错，没有不后悔的。所以当时谏官的言论，都被我容纳了。”其他如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议论政事刚直不阿，尚书李庆请求治他们的罪，太宗说：“敬畏上天所以寻求直言，我正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你请求治他们的罪，是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君主呢？”大理寺少卿弋谦议论政事烦琐，被免除朝参，从此议论政事的人少了。仁宗召见杨士奇说：“我不是因为弋谦议论政事而发怒，只是他的话有过于实在的地方，你可以把我的真心告诉众人。”于是命令杨士奇写敕书引咎自责，让弋谦像以前一样朝参，命令百官议论政事，不要把弋谦当作警戒。所以当时谏官议论政事，即使是刚直不阿、烦琐啰嗦的，也不加罪。凡是朝政有缺失，大臣有不公不法的行为，科道官员在奏事时，应当面在陛下面前弹劾。土木堡之难时，给事中王竑当面弹劾群奸，甚至亲手击打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致其死亡。所以当时谏官都能当面弹劾。因此当时朝廷没有缺失的政事，臣下多有刚直敢言的风气，开创亿万年的基业，关键在于此。

自陛下临御以来，兢兢业业思考治国之道，日夜寻求直言，台谏的章疏，一一采纳，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想着竭尽忠诚，以为这是千万载难逢的好时机。近来励精图治的勤勉，比起往昔有所衰退，听取采纳的美德，比起初志稍有改变。最近给事中邓继曾，因为议论政事忤逆傲慢，招致皇上赫然震怒，将他下诏狱，接着又调任外官。邓继曾确实有罪，不过是想让陛下慎重发布诏令，以昭示天下，以流传后世，以观察四方夷狄，使天下后世和四方夷狄称颂为尧舜之君，这是我们祖宗所乐意听到的，在陛下新政之初，乐意接受并推行的。为什么反而发怒治他的罪呢？忠义正直的气节，几百年来培养尚且不足，一旦毁坏却绰绰有余。在先朝刘瑾、宁彬用事时，内外被蒙蔽迷惑，谏官议论政事，一律被构陷奇祸，于是使得谏诤之路阻塞，奸佞掌握权柄，天下几乎大败而不可收拾。仰赖陛下改弦更张，表彰忠良，采纳谏言，士君子的气节因此振奋。为什么才过一二年，又重蹈覆辙呢？况且邓继曾之所以触犯忌讳，是因为圣德容纳所致。如果加以治罪，谁不爱惜自身重视俸禄？即使有大奸大恶，如刘瑾、宁彬之流，谁敢为陛下尽言而以身试不测之祸呢？即使说了，他们将肆无忌惮。朝廷设置谏诤耳目之臣竟然如此，国家依靠什么呢？况且现在士大夫如果有一点善行可称，都想着自我爱惜保全，恐怕损害美好的名声。以陛下孜孜不倦求取谏言，本来可以跻身舜禹，配享祖宗，天下四方夷狄称颂不止。现在却因为言语过失治谏诤之臣的罪，岂不是成为圣德的累赘呢？

现在天下郡国遭受灾害的十居八九，江淮百姓，父子兄弟互相残食，拿着农具木棍起事的，州县相望。桃李冬天开花，冰霜夏天降下，山谷崩塌坠落，天鼓鸣响震动，白气白天出现，雷电不合时令，元旦之日发生地震，南直隶直到河南、浙江、陕西等地，不约而同同日发生。我历来观察史传，没有灾异如此严重而天下没有变乱的。陛下在这个时候，正应当下诏求取直言，上下共同修德，还恐怕上天没有悔祸，而大臣因为谗言被驱逐，小臣因为言语获罪。用这种方法消除天变、招致和气，我没有听说过。况且近来台谏议论政事，比起嘉靖初年，少了十分之七八。陛下以前未曾因为言语治他们的罪，只是因为听取采纳稍微疲倦，或者避忌而不敢尽言。现在邓继曾如果再次补任外官，确实恐怕群臣认为陛下真有厌弃言官的意思，将相继缄默，那么言路从此阻塞，奸佞从此竞相进用，天下的治乱安危就不可知了。

希望陛下念及天变的可怕，百姓穷困的可惜，思考忠义正直的气节培养难而倾覆易，将邓继曾收回成命，让他照旧供职，以鼓励进言的人。仍然希望从今以后，不再因为言语治谏官的罪，刚直不阿的容纳他，狂妄的宽恕他，以激发他们刚毅果敢的气节，暗中消除他们懦弱不振的风气，那么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消亡，自然可以契合祖宗的德行，媲美虞周之美，实在是社稷无疆的福佑。臣不胜恳切之至。

译关于重视经筵以培养圣德的奏疏【重视经筵】

臣听说，自古以来，君主能够守住基业并达到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周成王更出色的了。成王之所以能成为圣人，也只是因为辅助培养他的方法得当罢了。因此，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这样就有辅佐匡正的人才；有老师引导他学习道理，有师傅传授他道德仁义，有保母保护他的身体，这样就有辅导的方策；每天进步，每月积累，学问日益光明，这样就有循序渐进的积累。所以成王能够继承并坚守文王、武王的宏大训诫，以巩固周朝的福佑。辅助培养君主德行，具备这些条件。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正值壮年，智慧早成，每天临幸经筵，研习经典学问，这是大有作为的基础。曾子说过：“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陛下加以用心罢了。所谓用心，没有别的，只是以周成王为法则罢了。臣在谏官职位上担任职务，想效微薄之力，却弥补不了崇高的恩德，日夜思考，谨将关于经筵的三件事条列陈述如下，恳请圣明裁断，幸甚。

一、讲读的官员，没有比得到贤才更难的。古代的君主，急于得到贤才，咨询四方诸侯，明察举用隐居的人才，甚至通过占卜梦境来寻求，何况亲近的人呢？臣私下看到南京吏部尚书，现在起复任职的罗钦顺；国子监祭酒，现在养病的鲁铎；翰林院修撰，现在被贬谪的吕柟，他们道德深厚纯正，经学渊博含蓄，都负有海内的重望，有的屡次被推荐而没有起用，有的被贬谪而没有回来，士人没有不惋惜的。恳请敕令吏部，赶快加以起用，让他们以原来的官衔每天侍奉经筵，使他们能够尽到议论思考、启发开导的忠诚。那些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希望陛下迅速斥退并远离他们，不要让他们成为善良人士的蛀虫，那么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尚书》所说的“那些小臣，都怀有忠良之心，早晚辅佐君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学问的功效，没有比论辩更优先的。臣听说太祖时期，宋濂等人讲解经义，从容赐坐，咨询当时的事务。太宗时期，杨士奇等人每天来到御座前接受顾问，直到漏刻滴下十数刻才退下。孝宗临幸经筵，每当有疑难，都曲折地加以延请访问。吏部尚书王恕甚至以圣躬过于劳累为由进言。现在经筵讲读几行，就严肃地退下，情意稍微不相连接，却希望得到辅助培养的益处，不是很难吗？恳请在进讲的时候，圣心有所疑惑，不要羞于向下询问；或者宫中所看的书史，所陈述的内容，圣意有未透彻的地方，就赐给延请访问。治乱存亡的道理，完备在史书中，作为万世君主的鉴戒。现在讲官只讲治世不讲乱世，只讲存世不讲亡世，君主有什么警戒反省的呢？恳请命令讲官临文讲诵，没有隐瞒忌讳。比如汉文帝因为崇尚节俭、遵守法律、听取言论、减轻赋税而治理好国家；成帝、哀帝因为沉溺酒色、抛弃忠贤、亲近奸佞、任用外戚而灭亡；光武帝因为崇尚儒学、采纳谏言而兴盛；桓帝、灵帝因为禁锢善良人士、亲近小人而衰败；隋炀帝因为任用刑罚、拒绝忠谏、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而灭亡；唐太宗因为任用德教、采纳忠谏、停止营建、减轻徭役而昌盛；玄宗初年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则治理好国家，末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混乱。大要在一个朝代中，某位君主如何而治，某位君主如何而乱；一位君主之中，某件事如何导致治理，某件事如何导致混乱。下至民间的艰难，百姓的疾苦，务必让他们详细探究并陈述。使治乱存亡的迹象，常常映入眼帘，警戒内心，自然知道鉴戒。《中庸》所说的“喜好询问，喜好考察，把握两端，用其中道于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学问的功效，没有比有恒心更宝贵的。切见孝宗皇帝临幸经筵，直到十二月才传旨免除。近年通常以十月传旨免除。天理和人欲，不容并存。每天与圣贤相对，那么道心常存，而鉴戒仰慕的念头自然产生；每天与贤士亲近，那么敬畏之心常存，而规劝匡正的言语时常听到。就此心而扩充它，就可以参赞天地化育，而与祖宗的德行相合。现在天气尚未很寒冷，恳愿不必传旨免除，或者另外在便殿温和的地方，让讲官每天进讲，既得以调摄圣躬，又得以辅助培养圣德，使天下清楚地知道陛下好学乐善、崇儒重道的意图，出于天性，不仅仅是遵循旧例、崇尚虚文而已。《大学》所说的“如果能一天新，就天天新，又天天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韦大理奏议（奏疏）

韦商臣

奏疏

应诏陈言平大狱疏

应诏陈言平大狱疏【陈言平狱】

臣认为，古代掌管刑罚的官员有士师，就是现在的大理寺卿。所谓“理”，就是理清情势的是非，罪行的轻重罢了。有廷尉平，就是现在的评事。所谓“评”，就是评判是非的恰当，轻重的适宜罢了。古代的廷尉平专门掌管平决诏狱，所以铨选部门参注，必定以才望清高、标格孤秀的人担任。臣庸俗腐朽，惭愧不是合适的人选，却误蒙陛下钦定除授，那么我的职责，是与闻刑狱，请允许我将重大的案件一一为陛下评判。臣自从授官以来，私下看到因为大礼之事，群臣在宫阙下号哭争谏，触犯圣怒，大臣被调任的，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余被认为首犯充军的，学士丰熙等共八人；被杖责病创死的，编修汪思等共十七人。

译因送迎违逆使臣而被逮捕审问的，副使刘秉监、知府罗玉等人共几人；因织造违抗使臣而被逮捕审问的，布政使马卿、知府查仲道等人共几人；因失礼被下狱的，御史叶奇、主事蔡干前后共五人；因京堂官被下属弹劾而下狱的，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共二人。这些都是国家的大案，上干天象，下骇民俗，关系非常重大。臣不敢爱惜性命，妄加议论，认为伏阙诸臣狂傲直率的罪过，确实存在。然而他们应当被宽恕的理由还有三点。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情理仍可推究。他们起初不过是想让陛下持守宗庙重器，尊崇正统，为宗庙社稷考虑得至深且远。至于那些为首的人，也只是因为职务在前，所以名次也排在前面罢了。比如本寺的奏疏，虽然左寺正毋德纯为首，但臣在病中，仍然署名，实在是微薄的忠心所不允许停止的。他们难道能强迫别人跟随吗？由此看来，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一点。古代圣王获得万国的欢心来侍奉先王，如今陛下行孝，似乎先失去了朝廷大臣的欢心。臣早就听说献皇帝宽厚明达、仁德圣明，如果他还有灵，恐怕不能安心接受祭祀了。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二点。先帝朝被定罪贬谪的人，陛下全部起用，天下至今传为美谈。今日被贬黜的人，怎么知道日后没有优恤他们的呢？可以说直言无忌，是陛下自己安于过错，而将美德留给后人。只要从今以后纠正错误，从今以后恢复原职，那么天下万世，都会说陛下前日的赫然震怒，如同日食月食，人人都看见了；今日的释然醒悟，如同日月更替，人人都仰慕。这难道不是圣明的盛事吗？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三点。臣希望陛下大发明断，凡是去职远戍的，全部恢复官职；不幸死去的，全部录用其子孙，大概还不至于失去钦恤之意。至于因送迎及织造被逮捕系狱的诸臣，他们疏远愚钝的罪过，或许存在，然而他们应当被宽恕的理由还有四点。太监赖义奉迎神主，经过顺德地方，副使刘秉监等人送迎馆舍粮食，是合乎礼节的。只是因为驿递传报失误，仓促间来不及等候迎接，因为院宇规模相似，沿袭旧例来不及更换，他们的行为确实看似可恶，但都是一时的小过错。所谓人有不及之处，可以情理宽恕。况且他们当时不免遭受窘迫侮辱，今日被逮捕审问，也足以赎罪了。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一点。布政使马卿等人受藩宣之托，为陛下保障一方，太监吴勋奉织造之敕，或许违背了安静的旨意，所以马卿等人稍加钳制以安抚百姓。这是知道有陛下的百姓，而不知道有使臣。连使臣尚且如此，那么其他豪强不敢扰民就可以知道了。为陛下守土的人都是这样，天下还担心什么不治呢？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二点。刘秉监、马卿等人与赖义、吴勋等人，虽然远近不同，但都是臣子。吴勋等人一句话，就不辨是非曲直，而钦等人就遭受逮捕审问的侮辱。臣担心在四方效力的人，没有不听说而离心离德的。这是应当宽恕的第三点。先帝朝内使四处奔走，很少听说有这种事。如今陛下在上，反而有这种事，立言有体，必定是当时畏惧权奸的缘故。今日倚仗陛下恩厚而敬重陛下至大，这是应当宽恕的第四点。臣希望陛下广昭仁恕，释放囚犯，全部恢复官职，大概还不至于失去明允之意。诸臣因失礼下狱的，罪过固然不可逃避，然而臣愚以为，臣子的微小过失，或许在君父面前失礼，绝不是敬意不到，而是敬意太过所致。这种过错，不是故意的。所以《尚书》说：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无论多小。况且陛下往年也曾这样做过，为什么独至今日而不同呢？有人说：失礼者逮捕审问，也是祖宗之法。臣私下认为，祖宗良法美意，还有比这更大的。如果能举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尽其法，那么就是所谓善于继承人的志向、善于叙述人的事情的人了。臣希望从此以后，侍臣对于失礼者，必定随之纠举，以尽其职；陛下对于已纠举者，或许随之宽恕，以广其量。上下交尽，谁说不可呢？因京堂宪台被下属小民弹劾下狱的，罪过固然有所归属，然而臣愚以为，诸臣不值得惋惜，所惋惜的是朝廷的大体。天子之所以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只是因为等级明白，截然不可逾越；体统森严，凛然不可侵犯。所以说：廉远地则堂高。又说：体统正而朝廷尊。如今下属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这是等级可逾越，体统可侵犯。这难道是陛下的福气吗？况且陈彦章所奏，宪臣正囚首垢面系累于法司，而陈彦章何人，却安然得以回家离去。乐頀等人在刑部审问于前，大理寺评断于后，法律具在，谁敢容私于其间。而内批降级调任，也不知缘由。臣听说，凡此皆非陛下本意，或许有左右之人从中作祟。臣认为这是先帝朝权奸播弄威福之所为，而谓圣明之世，也有这种事吗？倘有之，则前车之覆，后车之戒，彼独不

译难道没看见前几天那些玩弄权术、炫耀威福的人所遭到的祸患吗？况且西边的敌寇正在猖狂活动，这正是日夜观测天象以预知吉凶的时候，如果让稍微懂得天文的人不在身边，恐怕也不是妥善的计策。北边军士人心不安，议论的人尚且想要增设官职来防备，易州的兵备，怎么可以轻易议论裁撤呢？所以当时兵部坚持上奏，科道官员接连上章，大概是有见识的。陛下曾经一一阅览过吗？臣希望恢复各位大臣的官职，惩治妄自奏事者的罪过，以保全朝廷大体。如果有拟任的官员，让吏部考察他们的贤能与否，从而决定升降。这样大概用刑用人，都能各得其所了。臣与前述那几位大臣，很少有同乡的情谊，开始做官时，也很少平生的交情，只是想到臣之前的疾病虽然渐渐平复，但虚弱的体质终究难以长久支撑，如果不及时稍微尽一点微薄的忠心，万一倒毙在沟壑之中，那就辜负了陛下提拔任用的恩德，辜负了父亲训导养育的恩情，辜负了老师朋友教化引导的功劳，臣怎么敢为了避免嫌疑、远离罪责而不竭尽自己的愚诚呢？从前有虞氏的皋陶担任大理，天下没有残酷的刑罚，他称赞舜说：“治理下属要简约，驾驭众人要宽厚，定罪有疑问时从轻，论功有疑问时从重。”唐朝的戴胄担任大理，敢于冒犯皇帝颜面据理力争，参酌处理法律意旨，有罪应当流放的人，太宗想把他处死，戴胄说：“法律是向天下人昭示大信的，言语只是一时喜怒所发出的，陛下因为一时的愤怒要杀他，既然知道不可以而把他放在这里，忍受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太宗听从了他的话。虞舜和皋陶，两位圣人相互信任；太宗和戴胄，两位贤人相互契合，恩惠流布于当时，声誉流传于万世，凡是有道义的君主，有志向的士人，没有不感叹佩服到无穷的。现在臣地位卑微力量薄弱，固然不敢奢望达到戴胄贤能的万分之一，何况皋陶的圣明呢？然而陛下宽厚诚信的德行，则是上追虞舜而下视唐太宗了，臣怎敢说我的君主不能听从，只是付诸叹息罢了呢？况且近来水灾旱灾瘟疫，风雹星陨，地震山崩，泉水枯竭蝗虫灾害，遍及天下，又有西戎侵犯顺服之地，议论的人说这是应验了春季初五星聚集在营室星宿的变故，有见识的人大多为此寒心。臣认为消除灾祸防备抵御的方法，固然自有其道，但平反冤狱，也是一件事。大概刑狱不失去公平，然后下面得到人和，向上致天和，近处得到内部安宁，远处消除外部忧患。那转移运作的契机，也不是这奏疏所能完全说尽的。恳请圣明的陛下衡量狂夫的话，采纳蒙昧者的意思，将臣的话下达给法司商议，如果前述各位大臣，他们的情状可以原谅，请予以赦免，以昭示陛下的仁德；如果臣所说的话在法律上有阻碍，情愿显明地受戮，以彰显陛下的正义。拳拳忠恳，不胜等待治罪的至诚。【奏疏呈上后，因被认为沽名钓誉、渎职上奏而被降职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