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二十七

译如果长时间不纠正被派遣的人，那么一定有不符合陛下意愿而被派遣的人，怎么知道左右近臣中没有不想派遣他们亲信的人呢？他们想凭借侥幸获取功名，却没有陛下的命令，所以这件事还没有发生。陛下正值壮年，英明睿智超越古人，深远的内心所决定的事情，左右近臣不应该能够参与，只是因为遇事稍微崇尚安详，所以像李广这样的人得以进言。臣看到近年科道官员及各位执事所上的奏章，有很多长期留在宫中不批复的。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不涉及朝廷大事，就是触犯了权贵，心中常常恐惧像鹰搏击狡兔，反而被兔子咬伤，而陛下却将奏章留中不发，使他们不能得到陛下的旨意，退步丧气，徘徊郁结，叩问上天无路，这是为什么呢？奏章的可否，实行与不实行，两句话就可以决定的，陛下难道是因为前代的旧例，容纳直率的言辞，就想常在御座前省览吗？还是想保全进言的人以威慑诽谤，并且宣付史馆以成就君臣的美名呢？臣不能知道。然而知道陛下不实行他们的言论，就一定不是这样。难道他们的言论荒谬没有可取之处吗？他们敢于上达天听，倾吐肝胆，他们的思考一定成熟，他们的计谋一定审慎，不是为了自己的谋划。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谋划，小则加以谴责贬黜，大则正法典刑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谋划而是为了国家的忧虑，纵然有不成熟思考不审慎计谋，而伤害于刚直，失误于毁灭的，陛下也应当像山藏海纳一样，取其长处，优厚地显示旨意，以奖励敢于进言的风气，不可以弃置如同没有，漫不经心地不早点明白，使左右近臣得以甘心而成其暧昧的祸患，以诬蔑有风节的士人。《尚书》说小人怨恨你咒骂你，就自己恭敬修德；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敢含怨。盛德的君主，忍心对待匹夫的无状，而一定反省自己，何况在朝廷的臣子，为国家的元士，负其慷慨，以言论献纳的呢？商周之际，因为不劝谏而得罪的有，墨刑就是这样，没有劝谏而得罪的。劝谏而得罪，见于末世，然而汉唐有道的君主，也自然不这样。陛下起初图谋治理求言很急切，先朝因为言论被贬黜的人，如林俊等人，无不起用，而御史彭程因为言论罢为民，按察司副使杨茂元因为言论降为府同知。彭程杨茂元的罢免与降职，当时一定另有得罪的原因，人们相传说是为了某人为某人。礼部郎中王云凤因为省牲日，驾后骑马，得罪降知州，云凤先前常向陛下揭发李广的奸诈，所以议论的人也认为这是李广借事中伤他。这就是所谓的暧昧之祸。今日的给事中胡易、御史胡献，都是进言的人，胡献见蒙降调，胡易还在禁狱，想要加罪，固然自有理由，臣愚钝只是恐怕不是陛下求言的初衷。臣听说彭程已死，杨茂元王云凤将在论定之日复用，胡易胡献二臣，陛下倘若查无大过，乞求速赐怜悯以消除议论者的疑虑。昔日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政治，回答说陛下贞观初年引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到进谏的人喜悦而听从，近年勉强接受谏言而不平。魏征的回答不及政治，政治的进退，实际决定于此。臣愿陛下在此察明。得到颂扬不如得到规劝，得到唯唯诺诺不如得到直言争辩，得到所喜悦的不如得到所警戒的。人情没有很大差别，他们难道想吹死灰以自焚，吃野葛而自毒吗？白璧不可为，宽容多后福，有能奋然不顾，尽其言于天子的人，大概是素有风节的士人，不多得。而言论脱口而出，灾祸及其身，怨恨种于前，祸患生于后。他们不是失心遗死生的人，那么谁肯再进言。将来的流弊，人们将浮沉自营，心口相戒，甘苟且玩忽以夸太平，执文具以为观美，务因循而长偷谩，乐软熟而憎剀切，随时好尚以固宠荣，雷声是非以便附会。臣不识此于盛世何所取乎。此臣所以愿陛下之听断果决。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放在安定的地方就安定，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人主有这个大器，这个大器可以一人拥有，然而举而放置，一人的力量则不能成功，所以必须有借其力于下，有借其力于下，则下得与力，君子与力则安定，小人与力则危险，所以力不可轻借，人主于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吗？《易经》泰卦初九说拔茅茹以其汇，否卦初六其辞亦然，这不无意义。师卦六五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师，解释者说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参之之过也。参术以补，芩黄泄之，不可以为医；绳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为器；甘滑以进，苦涩杂之，不可以为味。理必然者，陛下视今之所任委何如乎？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为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恳，上下情隔，苛礼维甚交诫未孚，言获伤舌，动遭掣肘，貂珰乘焉，黜运潜持，阴邪之径，货利之关，日辟日广，争驰捷出，人才杂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极矣。陛下试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图天下之治，其相得甚

译君臣相互欢悦，和衷共济，在一堂之内谈论宴饮，推心置腹，彼此洞彻表里，连细微的嫌疑也不会萌生其间。因此，臣子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说到毫无保留，拿出自身为天下谋划，各自坚守职责而始终无所顾忌回避。而君主所做的都能成功，想要的都能实现。陛下能做到这样吗？

臣生长在外郡，看见本郡的太守，下属前来拜谒，必定由门卒通报；下属急于见面，没有不贿赂门卒的。这是用小例子来比喻大道理。既已见面，通过文书上报，文书堆积如山，就交给房吏查看详审；下属恐怕他们寻找岔子来议论，没有不贿赂房吏的。门卒、房吏对于太守有什么亲缘关系，却能谋取利益并假借权力？何况君主身边的人，那些像狐狸、老鼠、鬼怪一样阴险的人，难道没有谋取利益并假借权力的吗？外朝本来就不如内廷亲近机密，士大夫本来就不如宦官宫妾那样亲近狎昵。

前日李广还没死的时候，陛下的政事，他能够阻挠；人才的任用与舍弃，他能够议论；九重宫阙中不合时宜的旨意谕令，他也可以趁机假借。群臣在外踌躇不前、意见不合，观望风向旨意，还不如李广。本来就应该有人带着贿赂去他门下，与他结下生死盟约了。名位已经显赫，希望他巩固地位；宦游尚未通达，希望他提拔晋级；地处偏远，希望他招揽提携；处境孤危，希望他培植保护；事情防止出错，希望他回护周全。士大夫清流，难道真的不知羞耻吗？是因为无法结好陛下，所以去结好陛下身边的人。忧时的念头，被自私的欲望所夺；殉国的诚意，不足以战胜营私谋身的计谋。士风如此，陛下能不加以挽救吗？

科道官按照李广的赃物账簿来惩治交结者的罪行，陛下将其保密，只让他们指名上报，最终却搁置不究。科道官所指的人，是根据传闻得知的，无法一一核实。陛下搁置不究，议论的人都归因于陛下能爱惜大体。然而言路官员刚正不阿，树立风采，陛下也应当罢黜其中特别恶劣的一两个人，以作为后世的劝诫。陛下用意过于宽厚，认为他们依附李广，是因为李广受宠的缘故；李广死后无处寄托宠幸，他们自然会罢休，何必深责以致败坏同类。陛下这样做，尚且能爱惜士风。

臣认为，陛下如果真有此意，不如从此以后在任用委任上做到公正。孔子不偏袒瘦弱的环，臧仓也不能阻止孟子，邪正必定不能并存。现在的士大夫，能够严正脸色、端正行为，不向李广有所求取；但是如果有像李广这样的人，再次存在于今天，当他的气势炽盛、焰火张扬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闲居时的私下议论，不过是低头叹息罢了。他们确实得不到君主的信任，畏惧嫉妒，无法舒展四肢，竭尽思虑，事业的成效，难以要求他们必然达到。臣认为这是这二三十年来任用委任不公正的积弊所致。

自古以来愿意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详细责问臣下，并考察他们的政绩。详细责问臣下，使贤良与奸佞不能隐藏；考察政绩，使是非不敢徇私。之所以使他们不能隐藏、不敢徇私，并不是君主用智术去伺察猜忌防范。臣看唐太宗论述他的臣子房玄龄等人的优劣，每人只用几句话，断定他们的一生没有差错；各衙门所做的事，曲折细节都了解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太宗能亲身接见群臣，早晚不停止延纳，怎么能得到这些呢？

恭敬地回想我们祖宗在位时，建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并且优待接见臣下，不存有形式上的隔阂。早朝奏事还没结束，往往在晚朝全部处理完毕；正朝之外，尤其推崇经筵劝讲的礼仪；遇到机密事务，就驾临左顺门，召见六部大臣与他们商讨确定；偶尔亲临内阁，命令学士决定可否，然后施行。所以大学士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李贤有《天顺日录》的著作，并且记载历代圣上与臣下议论的话语，和蔼得像家人父子，传播四方，看见的人都欢欣鼓舞。

现在陛下早朝处理政务能有多少时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圣明的德音再也听不到了；晚朝荒废，经筵劝讲的礼仪虽然存在，但圣意没有咨询；侍从之臣，讲完就急忙退下，大概只是粉饰治理的工具罢了。天下大事，陛下一切都征询于书信公文，怎么能详细责问臣下并考察政绩呢？

臣认为臣下向君主报告，见于疏奏，不如见于当面陈述那样切要。疏奏的话，不如当面陈述的话容易见效。因为疏奏往往难以尽情表达，而当面陈述从容说出，往往有余地。疏奏是用言语期望君主施行，而当面陈述能够反复探究利害的真实情况，君主施行自然勇决。疏奏时人远离，谗言邪恶或许遮蔽君主；而当面陈述时，下情得以输送，上获其益，公论都在，没有抵触。

现在群臣中谁还能轮流依次，在陛下面前当面陈述？天下大事一切都只听信书信公文，因此贤良与奸佞、是与非，左右之人得以调停消解，而陛下自己不知道，无法详细责问臣下并考察政绩，怎么能够没有弊端呢？

臣听说，我朝设有内阁，就像前代的中书省一样。我太祖皇帝罢免丞相，革除中书省；太宗皇帝特意选拔老成文儒居住在内阁，专门预备顾问，参与机密事务。所以内阁是议论治国大道的地方。唐人认为政令常在中书省是治国的根本，宋人认为事情不由中书省，就是乱世的方法。臣以现在的情况比较，政令适宜常在内阁，事情不可不由内阁。陛下何不尊崇其礼仪而加重其责任呢？大学士如杨士奇、李贤都承受历代圣上的眷顾，所以能够尽其才。九重宫阙中有一言一事，都能在其初始阶段进行讨论，所以不

译等到布政使在外任职，导致喧嚷纷杂、文书堆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有委任不公的积弊。《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持重的人，但还有常法可循。”《礼记》说：“大臣不治理政事，近臣就会结党营私。”所以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因为他们是百姓的祸害。臣希望陛下扩大经世治国的思虑，明目达聪，兼听博采，每天与内阁讨论当世的政务。无论大小事务，内外权宜，一一交付。属于某部管辖的，就让该部一同参与。不畏惧琐碎烦杂，务必探求当今与古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得失的关键何在，施行的方法、增减的节制，什么才是善政，想要变害为利，什么措施可行，都要详细审慎地斟酌。一旦确定统一的标准，就果断执行。仍然命令内阁以及六部资深的大臣各自推荐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人才，科道官预先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以应召见，以匡正施政的不足。不因小恩废大义，不因私怨枉公法，不因旧习妨新政，不被模棱两可的言辞迷惑，不被相互攻讦的言论阻挠。这样实行，不当之处就少了。如果还有不当，六科可以缴驳，十三道可以纠举，定不会像用水济水那样泛滥无涯。经筵之日，陛下若能喜好询问、明察秋毫，勤勉不懈，侍从之中应当有以端正自身之学来匡正君主之学的人，讽诵诗书，嘉奖宣扬善行，以增益圣德于光明之中。我太宗皇帝曾经诏告武臣说：“上能推诚，则下乐尽力。”陛下若能公正地委任，臣下感激，自然百倍效力，不赐马而感荣，不授金印而畏惧，同心并智，相互磨砺以效微劳，将自不容已。陛下在此循名责实，确定升降，才能的长短、事情的轻重，都在冕旒纩纩之下。那些不胜任的人，科道官弹劾他们，他们并非遭受空文指责，陛下罢免他们，他们也不怨恨，他们知道天意不可欺，陛下深知人心，岂会再用贿赂收买左右而获罪呢？当此之时，即使有千百个李广，又能做什么呢？扫除帷闼，免除其他责难，已是幸事。外廷既昌盛，内廷自然收敛。士大夫的气节既振作，宦官宫妾的势力自然无法横行。这是臣希望陛下委任公正的原因。陛下幸而裁察。果然听断公正、委任公正，这两点臣言之谆谆、详尽切至，时之所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董仲舒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劝陛下。臣的话并非老生常谈、迂腐之士的泛泛之论。至于臣从道路上听到的，请分别说明并最后陈述。其一，臣听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古人有这样的话。县令得人，则百里受其恩赐；郡守得人，则千里蒙其庇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则百里千里遭受其害。圣君在上，思念天下匹夫匹妇，有一个不得其所，尚且不可，何况百里千里的生灵，可以寄托给不合适的人吗？臣观察现在为陛下担任守令的人，有不是合适的人的。狼羊相牧，禽犊是资，庸劣龌龊，所在皆是。陛下的百姓，有不得其所的。筋骨供于棘舌，肌肤刮于铦刀，终岁疮痍，痛定复痛，知治体者，能无木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职，甚不轻也。现在担任知府的，都是四品，廷臣累日积久而后至，应该少有不成才的。而府佐及知州知县佐贰等官，则不都是进士担任，进士出身的占十分之三四，监生吏员出身的占十分之六七，这是郡县所以有不得其人吗？世之所重在进士，考课之法、旌异之典每每先及进士。监生吏员出身的人流，大抵是钟鸣漏尽、日暮途穷之人，志气销蚀，精力疲惫，仅能胜任冠裳，无有干局，望利而馋，触事而颓，流风踵类。考课若其弗恕，他们浮家飘宅，何所于止？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无以酬其灯火栖迟之望、尘埃奔走之劳了。其中有铮铮于铁、萧丛而兰馨的，虽其上司旌异间及，该部自以非进士，此无所事旌异也。臣以为不然。赵禹之才，出于佐史；龚胜之贤，发于郡吏；黄霸、丙吉、薛宣非汉名相乎？尝为卒史、为狱吏、为书佐矣。人才何尝之有？作之则振，推之则靡，进之则前，退之则郄，所赖上之人执其机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无几，不才者比比。号名进士者珉中玉表，有不才者矣。郡县之职，今况不皆进士为之，监生吏员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复无以为作之进之之机，采名不采实，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较其才，使监生吏员出身者，才者无以见其能，而不才者遂无顾稽，曰我非进士比，空自苦何为。于是受赂营私，不复以承流宣化为事，巧需酷筭，一毛不遗。上司至则厚奉迎以宽指责，饰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则以岁月广为子孙地。是监生吏员出身者，无劝于前，无惩于后，几何其不率天下而为不才之止帚。如此天下之

译百姓有什么罪过呢？祖宗时代，选拔人才的范围很广，考察人才很严格，对待人才很公平。凡是各种途径出身的人，交错任职，都英明地升腾、蒸蒸日上，能够自立根基。现在却风马牛不相及，一个大府连着几个州县，分职几十员，进士不多，进士之外几乎没有值得表彰的。这是因为考核的方法不严格，而表彰的典章有偏颇的弊端。臣愚昧地请求，今后巡抚、巡按以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分守、分巡官员，凡是遇到所属府州县的主官、副官，有政绩超卓、能胜任多件事务的，分守、分巡呈报给巡抚、巡按处，核实后奏闻表彰，不因其出身途径而偏颇衡量。该部按照其表彰的情况，前后多少，依次提拔任用，不废弃按资历循序的常规，而没有拘泥形式的弊端。进士将会更加受到激励，监生、吏员出身的人也将不肯自暴自弃，而磨砺品行节操，希望在当时流俗中树立榜样。如果再有旷废职守、败坏政事、害民的，在考核中督责，对进士不因其名第而加以庇护，对监生、吏员不因其生平可怜而加以宽贷。臣认为古今考核的道理有二，一是考察其操守，二是观察其作为。操守以廉洁为标准，作为以能力为标准，这两者是所有官员的根本。臣认为考核治理百姓的官员，又应以得民心为根本。世上有廉洁的人未必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未必得民心，而百姓爱戴的，不是有嘘寒问暖的政令，而没有叹息愁怨的声音是不能做到的。臣所以以得民心为考核府州县官的根本。郡县官员有廉洁的，有能力的，有得百姓爱戴的，表彰在部。该部既按此提拔任用，又每年查照选取廉洁且能得百姓爱戴的一人奏报为高第，如汉代旧例。陛下特降玺书奖谕以教化天下。不得民心，虽然文案没有差错可查，但表彰没有依据。使天下做守令的，知道崇尚爱民，而循良的准则，百姓将蒙受庇护恩赐，遍及无外了。其二，臣听说国初，各处未曾有巡抚官，宣德年间才开始以侍郎、都御史担任。当时只有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有常设，其他布政司，诏令派遣有时，一年、二年都返回。现在秩位都是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都有常设了。臣认为现在的巡抚，就是魏国的慰抚大使、隋国的宣抚大使、唐国的存抚安抚使。宋朝也时常任命，而现在更为重要，边疆掌握镇守的权力，内地兼管转运的职事，手持敕纸，便宜行事，三司隶属其管辖，几个郡县的安危系于其一身。宋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诸道使臣职任至重，应谨慎选择人，长久在其任上。”文彦博等人回答说：“治理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熙宁、元丰年间诸道使臣，有长达十余年不更换的，劳绩显著，就增秩赐金，简慢不职，就削官夺赐，乘驿入奏，更替赴阙，吕祖谦甚至著书以为一代法度。现在的巡抚，比宋朝诸道使臣又加重了，其人固然不可不谨慎选择而长久任用。臣切见吏部推举各处巡抚都御史，该内地会同户部，该边疆会同兵部，揣度比较妥当而后上请亲择，哪有比这更谨慎的呢？然而其受任，往往不久，人刚与地方适宜，而地方不能留住，地方得其人，而人不能与之相处，功业垂成而来者交接，事情未集而谋划者已换。其又不然的，所属府县还未及巡视，下情还未及体察，六条还未及举劾，庶务还未及兴革，席还未暖而座位已非了。现在制度每年差御史一员，巡按各处，如果巡抚不长久其任，与巡按无异，何复用巡按呢？臣听说宋朝司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终身不易，现在居官者三年数月，辄以易去，望职事之修，功业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观之，京官分曹列署，僚属稠密，似无不久任的弊端，外官若不久其任，即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陛下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从巡抚开始。近例巡抚官每年一次赴京议事，然而当议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的。臣请即以内地、边疆为限，内地三年，边疆五年，必须一次赴阙。陛下亲降德音，询问民瘼，一以示其优异，一以观其底里。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绩，厚赐而慰遣之，其有不职，科道得指实而论之。夫巡抚选择其人于先，而长久其任于终，于更替赴阙之际，有增秩赐金的褒奖，有削官夺赐的耻辱，则其得长久其任者，必为有益地方，以无负陛下者了。陛下他日股肱辅弼，也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侥幸陛下之崇级厚禄者无有了。又臣听说巡抚官是为抚治地方而设，浙江、福建却独无巡抚，为什么呢？闽越地濒海岛，番倭出没，未为无事，贼首叶宗留、邓茂七曾据其地，僭号称王，攻劫城邑，哮噬无前，至勤王师就剿，血蹀通衢，始获制其死命。以今视昔，二省地方，独可忽乎？湖广郧阳、江西赣州，今因流民不靖，

译都增设巡抚官，而所管辖的地方，连带其他省份，其他省份难道没有巡抚可以负责吗？臣认为地方东牵西制，下级官员难以奔走遵行，赣州巡抚官，可改为专管江西，那郧阳不像山西的延绥、陕西的甘肃那样，可以裁撤，而江西、福建两省，不可以不增设。伏望陛下将臣的这个建议，下达给有关部门，斟酌后施行，使大臣不独自承担巡抚的责任，各处都能得到巡抚的恩惠。

其三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非常爱惜名位和器物，想要以此来驱使天下的人，并磨砺世风、激励愚钝之人。爱惜它，古人不易得到，而得到的人认为它贵重；后世不知道这个道理，爵位俸禄混杂不清，源头浑浊、水流泛滥，如果任何一个男子，都能受到波及，无所施恩泽，把刚断奶的孩子看作肉，坐着就位居人上，看那名位器物，不足以让他们感到贵重。名位器物不足以让他们感到贵重，而他们又有什么恩德于上级呢？上级认为按照法度应该给予就给予，下级认为按照法度应该得到就得到，认为上级给我的，本来就是我固有的东西。即使获罪被谴责，也不足以成为瑕疵。像这样的上级的爵位俸禄，轻于粪土，不足以用来劝勉下人了。这就是后世任子制度，所以有见识的人在当时对此提出议论的原因吧。

臣认为我朝祖宗立法，凡是文职大臣，必须在朝廷任职很久，功劳显著，名声德行隆盛的人，录用他的子孙一两个人以荣耀后代，出自特别的恩赐，不是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员，才开始一概请求恩赐，让子孙进入国子监，但也有一定的裁减节制，不至于像宋朝任子制度那样无谓，让儿子任用孙子，孙子又任用儿子。武臣则不然，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由同父兄弟继承，没有同父兄弟，由堂兄弟继承，又比倍子之法广泛。大概我太祖皇帝平定四海，太宗皇帝肃清内乱，依靠武臣的力量居多，披坚执锐，摧锋破敌，在九死一生中保全性命，正因为艰险，所以报答他们特别优厚长久。

现在天下卫所已经安定，常满其位，而后来做官的人，往往成倍成百，不论事情的难易、功劳的大小，按例都世袭，其中竟然有身体不临阵，只凭参与跟随头目的小角色，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获得的首级难道是阵前亲手斩杀的贼寇？有的凭借势力邀功，有的用钱财购买，有的从尸体上获取，守臣都上报，夸大功劳，把没有的说成有，把虚的说成实，有关部门虽然曾经分别行文各边禁止约束，但弊端竟然没有减少。现在新任升迁有功的人，与祖宗时相比没有可比性。如果不世袭，会挫伤将士立功的心，因噎废食，未见其可；如果世袭，代代相传，没有极限，车载斗量，把持手腕，那后来的冗员怎么办？朝廷对此一定有办法处理，臣愚昧不能穷究，私下希望朝廷爱惜名位器物。

臣认为现在文武途径，吃君主的俸禄实在一样，世袭既然优待武官了，那么法度对文武的约束，难道能没有区别吗？现在问刑衙门文职犯赃必罢职，枉法满贯必充军，而军职犯该监守常人盗卖、犯侵欺枉法满贯该绞斩的，只降级调卫，枉法不满贯该徙流的只原卫带俸，犯罪相同而量刑不同，很不合理。臣对照律法，军官有犯私罪该笞刑的附过收赎，杖刑解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的，降充总旗，该徒流的发各卫充军。皇祖制定的律法，未曾不与文职的罪等同，而刑官却特别遵循近年条例，近例又有记载犯该窃盗、掏摸、盗官畜产、白昼抢夺、奸宿军妻、行止有亏、败伦伤化者都发回原籍为民，子孙承袭，意思是败伦伤化者罪死而能为民，法律已经弱于惩恶的典章，而他的子孙就能承袭，这是他的职位特别举此付彼，有为民的名声，没有罢职的实质，他的罪还不轻于降级调卫而不能立即替代的人吗？有人说降级调卫的，还保留他的职位，为民的他的职位没了，职位是他先人的功劳所得，职位在他身上没了，所以就在他的子孙那里承袭，以报答他的先人，深厚的恩泽，确实是这样吗？

臣认为现在升世袭的人，不都是祖宗时开国佐命的旧臣，至于他们的罪，又常常宽恕他们，源头不清，水流不节制，爵位俸禄更加泛滥，怎么能名位器物足以让他们感到贵重呢？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商议，今后各边有警报，守臣上报请求兴师，形势果然紧急，有关部门就行文那里，出榜告示，从征官军临阵，如果能奋勇争先擒斩首级，回马之际，直接到镇巡官处辩验以等待具奏升赏，其中官军贫苦，当升而愿意赏赐的，镇巡官辩验明白，厚加赏赐犒劳，敢再奏报依阿为人首告，及有关部门或那里巡按御史日后廉察得出，凡关节所通，都坐欺罔罪，又请求有关部门会同法司议定军职前项所犯罪名，一律按律判决，成化年间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处问刑衙门知会，有问该罢职为民的，必须等本犯身死，才允许子孙承袭，他的先人不是开国佐命的旧臣，承袭之日，革去一级，在原卫所带俸差操，大概他们顾虑以后不敢轻慢上级的名位器物，而来者不捡的轻于蹈罪。

其四说：臣听说民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山附于地，君附于民，文王视民如伤，不是他的民真

译如果有百姓受到伤害，他们的内心常常担心或许会受伤。陛下的百姓，就是周文王的百姓；陛下的心，就是周文王的心。在深宫之中，念及天下，难道也会因为百姓有或许受伤的情况而担忧吗？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安逸享乐，说：“要关怀保护小民，恩惠寡孤独的人。”这是周文王以伤痛之心看待百姓的实情。陛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只追求正确罢了。天灾流行，时节并不总是太平和谐，天下并不总是丰收万庾，旱灾水涝，哪一年没有呢？百姓的伤害没有痊愈，朝廷却有不完全知晓的情况。臣从天下郡县每年灾荒地区百姓的税粮，有一毫不获减免的情况，知道朝廷并不完全知晓。地方官的责任在于治理百姓，百姓遭受水旱灾害，他们理应不忍心，然而他们中也有忍心的人。臣深切看到，在灾荒年份，老人报告灾情，府州县不敢如实上报，委派官员实地勘察，勘察的人回报说属实，才开始向上级镇巡等官员申报。镇巡官员不认为属实，委派官员实地勘察，勘察的人回报说属实。才开始请求命令。命令下达给相关部门查照执行，才开始行文，转而下达给府州县，按照受灾程度减少征收或延缓赋税。百姓能迅速获得借贷赈济吗？灾荒中的百姓，空腹等待喂养，如同干涸车辙中的鲫鱼，早晚盼望斗升之水，尚且不足以救助，而文书往来，动辄经过数月半年，哪里是他们能忍受的呢？所以现在灾荒地区，老人不向府州县报告，因为无益。府州县不向上级镇巡等官员申报，因为无益。府州县委派官员勘察，不过是骚扰一番。镇巡官员委派官员勘察，又是一番骚扰。到头来借贷赈济到达，能救济多少呢？这就是地方官本应不忍心对待百姓，却也有忍心的人。这就是天下灾荒，朝廷不完全知晓而无法救助的原因。灾荒而无法救助，人们如同鬼魅，烟囱断绝炊烟，背负婴儿的互相连接，饿死的人堆积，谁为此流泪？无赖之人借此啸聚，乌合之众必然多盗贼，那些靠职业生活的人，也都成为祸害，而官府催督租税，门口常有差役，身上常有枷锁棍棒，良民也流离失所被抢劫了。臣认为，皇上深切关怀百姓，想要完全实现周文王以伤痛之心看待百姓的实情，应当事先诏谕各官员，所治理的地方如果遇到水旱灾荒年份，该府州县预先委派公正官员一人，遍历田地，勘察受灾程度，明确申报给镇巡官员处，如果是半灾，就将当年夏税秋粮，按照所勘察的程度免除，如果是大灾，就设法处置，责令分守分巡官员，在该府州县的预备仓粮中，发放赈济，事情完毕后取具委派官员的姓名及借贷赈济的数量回报，以便奏闻，不要拘泥于常规，一定要等到命令下达。古人权宜救荒，有这样做的人，救荒之道，宜快不宜慢。快则骨肉之恩，人人皆能遍及。慢则挨门散粥，沿街发米，而不及事。汉代谒者汲黯因视察河内火灾，路过河南因百姓遭受水旱灾害，于是持节发放粮食，不顾矫诏之罪。现在的镇巡官员在外行事，与汲黯当时类似，地方距离京城遥远，权宜救荒，不算专断。有人说，朝廷如果真下达此令，各处凡是遭受水旱灾害，不蒙赈济就蒙借贷，仓库没有储备，百姓将有过分称灾荒的。臣说不是这样，汉文帝自即位以来，两次赐予天下百姓一半的租税，其后免除而不征收的有十余年，不是因为灾荒尚且如此，何况在灾荒时能吝啬吗？第五点说，秦朝开辟阡陌废除井田制，后世沿袭，天下于是有了兼并的弊端，然而弊端的根源，只是民间贫富强弱的对比罢了。现在却有更严重的，那就是皇庄。先朝京城附近空闲土地，登记为公家所有，佃民耕种而收入，其土地广狭有定界，其收入有定额，并非为了损害百姓。近年看管皇庄的役人，不顾国家体面，靠近皇庄的田地，小民衣食的来源，横加侵占，从寻到丈，跨亩连蹊，求益不已。在皇庄旁边的，财产失去而税赋存在，征科到达，负累赔办，富人变穷，穷人如何能赡养。民间的马牛羊猪，或误入皇庄田地，即不可指望得到停止。有因靠近皇庄故坟墓被其发掘，房屋被其拆毁的。耕夫送饭的妇女，稍不退让保护，辄遭鞭打。噤声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的使者，经过而不敢问。守牧的官员，接近而不敢直言。说这是皇庄，无可奈何。然而皇上厚待百姓的心意，从何体现呢？承平以来，人口日益繁多，尽地力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物，而皇庄土地现在比过去广阔，难道荒废等待开垦吗？皇庄赋税现在比过去盈余，不过是掠夺无辜罢了。国家未得皇庄之利，民间得皇庄之害，已无端了。况且皇庄之名，臣愚有所不解，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贡，岂此数庄为已物耶。昔汉景帝诏民徙宽大地，宣帝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公馆，勿复修治，流民还止帚者，假公田贷种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地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今天下未有宽大地以便民者，畿内之庄，固公田也。今纵不能以假贫民，种食勿租赋，可于民之所种食而租赋者夺之，使民以贫乎？畿甸咫尺，不能无害民之地，况达于此者，陂

译湖园、池、课程之类，为王府所有。那些私蓄聚敛的臣子，各自拿着渔猎的工具，所在之地的百姓，能不痛苦吗？臣听说勋戚世族，凭借依附京城而获得的恩赐庄田，他们的家人也挟持这些田产来蚕食其他军民的产业。那些不得志的人，也将自己的产业投献给权贵，倚仗其作为藏身之所，从而从中获取补偿。或者投作陵户以逃避粮差。依附京城的尚且如此，在外王府所认纳的，应当又加倍。平民中的奸邪，是治世中的贼寇，心中所图谋的，为害不可估量，不可不严厉地为他们制定处置办法。

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敕令该部官员前往勘验皇庄的地面，按实际情况丈量。如果军民告认旧业，邻居证明有可执结的，割让后停止征收；那些庄田占据已久的，收归为本庄的余地。地坐落某府州县，则由某府州县就地起科。佃民耕种，只称公田，不得仍作皇庄名目。丈量已定，造册缴部。每年收取其收入，查核该内外某衙门应用，则付给某衙门以备岁费。若遭水旱，与民田一例开除。既不失庄的赋税，也不损害治理庄田的百姓。而畿甸之内，没有滋长毒害的疫病了。该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处，陂湖园地课程之类，系王府奏讨的，有司准此例，每年送纳租税，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后世族之家，各行戒饬，管业家人，毋致生事。军民一应人等，旧非陵户等户，不许冒报，及不许以己业投献权要，及在外投献王府。敢复不悛及不自行首白的，事发其业入官，军发边卫充军，民发边外为民。事于受献者，奏闻处置。如此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几可去。

其六曰：臣职司马之属，窃检军政条例，有以见我朝列圣之拳拳于军政也。我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乱，设为卫所，养天下兵，卫若干所，军若干，荒耴绝徼，所在充斥。今经百三十年，未尝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处府州县，今皆有清军官而又有钦命之御史，上下相兼，专以清军为责。其清出军丁，例佥批解，军丁到卫，例存恤之。府州县清军官清出数少者，候考满行黜。解人纵军在家延住，及在道而卖放者，并坐。以军卫所官旗吮嘬所管军丁，致其逃者，降级调卫。立法之密若此。

此外问刑衙门，又有问发充军之律。清军御史，又有招募为军之榜。日积月盛，是宜各该卫所，伍符尺籍，无所影射。迁徙谪刺，岁有增添。今视祖宗时额数，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边方腹里，一遇番替，仅仅无余。何也？臣知其故矣。

夫军新旧相仍，有抽充者，有垛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湠漫天下，商出参隐，不容齐一。丁从卫所逃故，则册从原籍清勾。清勾不断于递年，而逃故常虚于旧伍。承平之生计，岂益减缩？奸黠之徒，或窜大户而易姓，或赘妇家而避身，或乘调他卫而遂脱宗，或因流地方而遂变役。军固不易清也清军官异境之人，在任不久，岂能备知本军充调来历？里书作弊，动曰挨无文册，展转屡烦，敝纸。千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际，又非亲丁。得解亲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的，乃其义男女婿，其临期略卖之妾婢耳。此类到卫，其有不逃者乎？

彼该卫所率去原籍数千百里，逃而再勾，率过数年。勾而再解，又出数年之外。在逃三次，于法应死。彼辄执称原籍不获，或称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虚？其据律问发者，官为押送，沿路为防护，际烟瘴，逼沙漠，筋挛膝纠，制虽实边，而边卒不可实。不徒其戍者之无生，而且累其送者之无还也。

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几正军正匠？及听断之丁，在所不许。彼蓬萍无蒂，孰保收籍？今之时，非国初比。土著素产，孰愿为军？此例之行，虚名而已。此今之卫所，所以军不免于缺乏也。

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列圣拳拳于军政，为之条例，无非欲军之盛，为国家亿万年根本计。而稽之卫所，至不及祖宗时额数之半。臣愚欲乞今日行所谓安为军者之道焉。臣闻唐陆贽论镇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惬不宁，非人情所欲不固。论选置镇守之兵，又曰：必量其性习，办其土宜，而总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语。今天下为军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弃，赍费不前，僵颠于不可极之途，而瘵于已至之域，岂便于人情者哉？是以军户被清如剥肤，军丁被解如弃市。原籍苟可埋灭，遑恤其它？卫所苟可在

译亡。无虞厥后。律示免死，而人怀等死之心，榜求报効，而人不动自効之念也。

然则陆贽便于人情之一语，其安为军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为军者之道，即贽之谓量共性习，辨其土宜是已。

合无该部计议，转行各处清军御史，督同各该清军官员，将所属府州县军户，通对伍项文册，清出军丁，系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官、远方不曾到卫者，清理有次，造册缴部。

略访弘治三年题准改编事例，将两直隶十三省所属府州县，区其卫所南北。于南北仍各度其远近。南北近远既定，则查筭其清出军丁之数，与之兑换。使南解补南，北解补北。近及五百里，远止二千里。此收则彼分豁，彼收则此分豁。

行令天下卫所分豁之后，不许再勾。则密理能寒者，不失胡貉；疏理能暑者，不违扬越。风尘免其艰难，签解之苦多端，道远其一耳。水土易于谙服，逃者将自行首官，居者将乐然就役矣。岂忧额数之不復乎？

彼各处问刑衙门所有问发人犯，定拟卫分，虽罪应发极边，亦宜分其南北，俱拘连当房家小随住。斯不过远以累长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戌不远，无以儆众，庶当在遇赦不轻原也。

军岂复借于招募乎？

军户所巳清出军丁，户有不愿行者，此似不可行令其户当二军，于本处或邻近卫所，注籍食粮差操，其户余丁，照例优免。彼安土重迁，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

臣此议皆便于人情，以安为军者之道。倘赐施行，天下军民幸甚。

臣之所得于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时者，故终言之，愿陛下终听之焉。

陛下听断诚果，任委诚公，群臣将皆怂慂自効于陛下。听断任委之中，所兴所革，将万万于此矣。此臣所以果听断、公任委为陛下劝也。

译关于盐法的奏疏【盐法】

臣经过灵州花马池时，听说这两处盐池的盐，向来不需要耗费人力去煎熬。夏秋季节天气晴朗温暖，水面洁白如雪如霜，随时取用都足够充足。然而现在的盐税额度仍然沿袭旧制，显得过于狭隘了。另外，巩昌府的漳县、西二县也有盐池和定额盐税。御史王恺提议将洮河、岷州的盐折成银两来购买马匹，而河西镇番卫、镇夷卫所有的盐池却没有定额盐税。除了镇夷卫的盐法用于驿站公用之外，镇番卫境内外盐池数量众多，难道唯独没有资助官府的吗？臣愚昧地请求敕令赐予一项清理办法，使其立即见效，并广泛谋划长远之计。前述盐池，如果按照盐引计算过于繁琐，不如增加定额更为便利。立即核算近年发放盐引的数量，斟酌时下的定额，在雨水多少、旱涝交替之间，制定增减盈缩的节度。大约可以增加二十万引。盐引数量确定后，就可以计算盐税银两。每一百引，可得银二十五两。不论客商还是土著居民，缴纳银二十五两者，可得盐引一百道。一年的盐税银两，应当不少于二三万两。如果遇到各边缺马，就发放银两购买补充。巩昌、镇番地方的盐池，是否应当照此决定，其余河州、阶州、狄道、鱼河等地的土盐、小盐，各自加强禁约，不许兴贩，以免破坏盐税。如果有权门势族越权干预，依照律法治罪。这样国家的用度更加充足，边军就不会缺马了。

关于节省营建以光大治道的奏疏【省营建】

臣深切地看到，近日司礼监接连传达奉圣旨，建造乾清宫西侧七所，并添修万岁山后的毓秀亭，由各衙门筹措物料，雇佣工匠，抽调团营做工的官军。臣自从听到命令，内心震惊，端坐思考，半夜叹息。陛下即位以来，节俭体现在宫闱之内，仁恩遍及天下，积累在心中，施行在政事上，无非是为了国家爱护百姓。然而几年之间，土木工程频繁兴起，像神乐观等五处，到现在还在施工。宫西七所固然难免要建造，山后毓秀亭，可以不再添修。现在前面的工程还没结束，后面的工程又接踵而来，这个工程没完成，那个工程又继续，耗费府库的财物，疲惫军民的力量，恐怕与陛下初政时爱护百姓的心意不相符合。臣谨冒死直言。命令下达已经一个多月了，臣没有看到有为陛下进言的人，大概是因为陛下急于做事，进言必定得罪人，所以人们自己感到危险不敢进言吧。为什么该进言却长久不进言呢？虽然如此，臣知道这该进言却自己保持沉默，是自欺欺人。臣纵观史籍，前代的君主，没有不珍惜民力、喜好大兴土木而能治理好国家的。百姓之所以劳苦，财物之所以损伤，国家根本之所以容易动摇，国家用度之所以不足，导致这些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土木工程确实很严重。圣明的帝王必定谨慎对待，参考事情的缓急，斟酌是否应当进行，非不得已不轻易为之，而且一旦为之，必定都是为了百姓，像大禹的沟渠、文王的台沼，开始时下面没有病痛，上面安享其利。《王制》规定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又根据当年的收成来确定役数，灾荒之年则没有力役，新治理的地区则没有征役。在役使百姓之中，寄托爱护百姓的仁心就是这样。现在天下到处差遣，像刺猬的毛一样多，贫苦孤弱者没有遗漏，而大的工程是创建王府，供应军需，百姓的疾苦，难以一一列举。耳目所不及的地方，臣不列举来扰乱天听。京城近年来的土木工程，难道都同古代役使百姓的一样吗？观察时势斟酌事情，难道都是非不得已的吗？《汉书》记载汉文帝，曾经想建造露台，召工匠计算，价值百金，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怕羞辱了它，为什么要建露台呢？”汉文帝的时候，天下富庶，城市和乡村的粮仓都满了，而府库多余的财物，尚且珍惜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那么其他用度肯再浪费到这种地步吗？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怕羞辱了它，那么凡是规制确定之外，肯再有所扩充而比旧制更奢侈吗？汉文帝是后世继承正统、守成的贤明君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陛下志向想要与禹、文齐轨，难道不念及汉文帝的话吗？况且现在的时候，与汉文帝的富庶相比如何呢？国家无事一百三十年了，丰亨豫大的运势，应该不是汉朝能比的，而民间，愁叹的声音，窘迫凄苦的状态，与盛世很不相称。臣观察汉文帝在位，两次赐天下百姓减半租税，免除租税十多年，当时难道没有一切用度吗？是因为国家有余蓄啊。陛下看现在内库的储备，果真确实有余吗？为什么不隔年向天下颁布免除租税的诏书，使天下清楚地知道陛下爱护百姓的心意，欣喜感激，在庄稼干枯的日子，实现如油云霈雨般的期望，这是多么大的事啊！而一定要取尽算榷之利来供应工程，臣没有看到今天有余蓄。陛下试算今天的工程，何止百倍于露台的费用呢？两处的物料，七所所寄放的，以及该监所收贮的，一旦不足，不免向外面索取。向外面索取，那么工部不免挪用，顺天等府不免科派。卢沟桥、张家湾等处局厂应用的，曾不能弥补物料的一半。柱础等石头都要开塘开采，琉璃、素白砖瓦也要设窑烧造。凡百所需，无不扰民。这两句话包含了工役的弊端：在内者以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颜料中的石青、石绿，都每斤值银数两，所用无虑数万斤，银也无虑数十万两。木石等工匠，除在官的人外，雇佣大约三百名。

译每名工人每日工价七分。一天就需要白银二十一两。粗略估算一年的工钱，已经花费七千多两了。陛下正值春和景明之时，不打算进行赈济借贷，为何将有用的钱财，浪费在不紧急的事务上；有限的收入，耗费在无节制的支出中。没有汉文帝那样的富庶，却做得比他还过分，这恐怕不行吧。京营官军，由两位统领，由十二位简选，所以作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辅佐朝廷，暗中积蓄精锐，专门防备突然的调遣。其中一半在外卫四个都司，春秋两班，按期轮换，就像汉朝的南北军兼有番上，唐朝的左右衙兵合并府卫，以此居重驭轻，从中控制外部，这是我祖宗留下的谋略。大兴劳役的错误还小，役使京军的错误很大，极而言之，这是对的，不是土木工程所应当役使的。臣揣度制度，军民两种劳役，分别来自后代。周朝役使百姓的方法，有为五两卒旅的，这是兵役。现在在比闾族党州乡之中，按户抽丁，即专门用于兵役了，却又不免于其他劳役，这不就是劳役过重吗？近年神乐观等五处做工的官军，有的八千，有的五千，少的也不下二千。两大营已拨去一万七千，团营拨去五千，备更番的又该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两年的，有两三年的，动辄再历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计，逐月雇工等项，用银至一两多。外卫而无业者，则行粮卖尽，应对不前，自度难支，多行远窜，心畏罪罚，不返本卫，也往往有之。人谁不想骨肉相保，乡井相聚，却因劳役别其父母妻子，差戍抛其田庐屋产，不可怜悯吗？现在两处做工团营，又该拨去九千，通计更番，即一万八千之数。抽丝见蛹，势殆未已。竭泽而渔，后将何继？况且臣听说，各处管工官员，大抵假公济私，便迁延以规利，务隐射以求闲。工程不急催完，军士致荒训练，在营听操者，无几何矣。营中之弊，殷实私于办纳，精壮私于跟随，技艺私于造作，教场操点，暂令应名，号令甫毕，四散而去，稽其数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为推托之地也。虏使祇今入朝，本营人马，送迎摆列，已告不足，万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测，欲一呼十万，容可得乎？此臣之所为国家根本虑也。虽然，臣闻之道路之言，又有当为陛下告者：外间嗷传陛下添修毓秀亭，而盛厨庑，丛台榭，将以极游观也。陛下早朝晏罢，励精图治，清燕之间宁有他念？我大祖高皇帝《皇明祖训》游翫去处，更不许造，今乃及此，殆为祖宗之旧，不忍就堕，而人言大谬者生于疑耳。见影疑形，闻响疑声，疑之所在，未全无以，言之所生，亦必有为。辇毂之下，众口沸喧，传之四方，讹且益甚矣。仰惟我太祖皇帝沉机先略，创制定规，佑启后人，纤悉毕具。洪武八年，建大内宫殿，诏有司不事华丽，曰：使吾子孙后世守以为法。又曰：游观之所，朕决不为。尝指宫中隙地，谓皇太子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今但令内使种蔬。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陛下允执厥中，监于成宪，游观二字，臣奚复容臆揣，而外间得于仿佛之迹，终莫释然。臣愚故为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为。陛下能如祖训所戒，于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请于汴河筑堤者，赵抃谓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筑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为之已。今日之工作，异筑堤者多矣。我太祖龙兴初，自宣至徽，有儒士来见。问曰：邓愈筑城，百生怨否？曰：颇怨。即命罢之。筑城以卫民，因民颇怨而遂罢之。今日之工作，异筑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无怨耶？无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于诽谤，然畏谤而悔过，非陛下之圣不能也。《月令》工师之命，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荡，况所以荡上心有大焉者，是诚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权舆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则财不肯轻费，力不肯轻役，敛于民也薄，动于民也简；不慎持之，则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之圣，臣知无他念矣。仿佛之迹，犹愿陛下去之。七所制度，所当有毓秀亭，事理所可缓。陛下傥察臣言，于此参酌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军尽得减半，则庆幸在朝廷当何如，禔福在生齿当何如，而外间之所疑亦自释矣。如或亭已拆动，

译那么只需加以修补，不增加一楹房屋，使其完整即可。古代宫室只涂饰而不雕绘，只打磨而不刻镂，君主的职责，本来在于谨守祖宗法度的训诫，难道在于眼前大兴土木吗？希望陛下尽早决断，不要因为事情已经聚集而难以停止。唐贞观初年，太宗对公卿说：“我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具备，但鉴于秦朝的教训而停止”，这就是例子。不要厌恶臣下言语直率而难以接受。贞观四年，太宗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张玄素极力劝谏，将其比作隋炀帝，太宗因此罢免了役使，这也是例子。臣认为陛下圣明，必定不会怪罪进言的人，所以敢于进献这份愚忠。我不通晓事理，甘愿触犯忌讳，身为草野之人，心中耿耿，自己无法停止，只希望陛下稍加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