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二十六

译庭燎辉煌，既已办完公事，天色才稍亮，却不认为太早；文华殿听讲，每月大约六七天临朝，即使严寒酷暑、大雨倾盆，也未曾传旨停止，却不认为辛苦；因旱灾亲自到南郊祈祷，则穿着布袍步行，往返二三十里，为万民向天请命，却不认为疲倦；吏兵部的选拔任用，则御门亲自决断，贤能者奖赏，则延见当面训谕。这些都是典章制度中罕见、祖宗很少实行的，而皇上却毅然大力推行。如今又有什么难处暂时外出呢？

从前敬皇帝曾问先臣刘大夏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刘大夏回答说：“凡是用人行政有疑虑的，就召内阁及执政大臣，当面商议妥当后施行，自然顺理成章，便是太平。”臣认为，今日挽回世道，兴建太平，其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在于皇上心中奋发激励罢了。

伏乞圣裁，第一是录用人才。臣听说上天生成人才，实在不容易，既然有生成他们的，就一定有使用他们的。连抱之木，丢弃在污浊的水沟中，则匠人望见而流泪；骐骥之足，伏在槽枥之中，则伯乐顾视而叹息。如今世所称的正人君子，沉抑在下僚，被排斥在岩壑之中的，大概有几十人了。这些都是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举的，已经任职于朝廷，早已享有民誉，只因言事过于激烈，任事过于锐利，其言辞语气刚直笨拙，见识思虑迂阔疏漏，自招威怒，确实也不能说没有罪过。然而谴责定罪已久，困顿日益加深，报效之心徒然殷切，擦拭锋芒却无从施展。天道霜雪之后，必定接着阳春，未有圣仁在上，包容覆盖万物，却重重禁锢两三个无知的小臣，不施予宽贷的。况且如今边疆多事，任用派遣缺乏人才，掌管选拔的官员，搜罗采择，每日担心不够用，而这些臣子中，多怀有经世济时之才，负有骨鲠之节，假如现在早蒙甄别叙用，必有建树值得观看。却把有用之才，置于闲散之地，徒使年少者变壮，壮者变老，而在缓急之时竟得不到他们一臂之力。对于诸臣来说，保全名声是得到了，但国家坐失善人的利益怎么办？

臣居位一日，思考此事，近日科道奏请录用被贬废的诸臣，以及吏部疏拟擢用，每蒙圣旨诘责，不认为是沽名钓誉、结党营私，就认为是施恩卖权。霜露风霆，都是大自然的恩惠，进退予夺，都是至尊的权力。况且容臣举荐正直之人显扬名声，必定归于皇上，而“党”这一字，尤其不是盛世所应谈论的。臣等固然深知廷臣必定没有这种心思，然而圣心已经怀疑他们。假如继今而言，不必效法，或者更重言者的罪，举荐不必任用，或者更断绝他们被任用的途径，离去者即使未能立即召回，在位者或许轻令他们离去，或者一事而波及众人，或者微罪而禁锢终身，这难道是治朝的景象吗？又使廷臣各怀畏避之心日益繁多，善类凋落，终老于窗下，一切循默自容，不为我皇上极力言说申雪，这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所以今日言说，当时铨司所难在此，则惧怕触犯宸严，而不言，则下拂众望；用之则不能取必于皇上，而不用则无以自解于士大夫之口，无一可者。

臣私下有办法处理此事，查得嘉靖年间，言事之臣，偶被严谴，多蒙赐还。其已被斥谪者，或一年两年，铨曹必将屡次荐举人数，开列上闻，皇祖随意批用，或召自田间，往往接连登上高位。故当其时，恩威并用，举措称平，下有拔擢自效之期，上无迸远终弃之意，官事不匮，干济得人。其在于今，固不敢令当事者滥举泛用，以取朋党之疑，亦不敢望皇上一概收召，以徇群下之愿。但乞敕下该部，备查先后摈落诸臣，屡经科道举荐，声实相副者，每岁分为数次，别白才品，开具上请。臣等亦不敢纤毫干与，但恭听圣明亲裁，察其惩创久及事关职掌，情非饰托者，钦点数人，下部铨拟职任，亦不必拘定原衔，凡内外相应员缺，皆可随才器使。若试用有效，酌量年资绩课，随众升迁，即有虚名鲜实者，不妨与众共斥，俾贤者得以表见其长，不贤者得覆匿其短。如此则在科道徒具荐扬之责，而用舍非其所关，何名之可沽，何党之可植。铨曹虽司举用之权，而裁断一禀于上，何恩之可市，何权之可鬻。将见诸臣幸蒙录用的，莫不欣戴鸿恩，争树尺寸之功，以图报称，即林樾旁搜，偶未尽及，亦知登揽有日，砥濯有待，数年之间，可使正直气伸，贤能布列。当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即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备政府，为国家护惜人才，收拾士心，亦获藉手塞责，关议者之口，荣幸大矣。不然，诸臣沉沦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群心郁塞，士气销软，无论台省铨曹，共以失职为忧，即臣等亦安所容其不肖之身，为圣朝勉摅忠荩于万一哉。臣愚不胜惓惓，伏乞圣裁。

第二是劝奖外吏。臣窃观我皇上

译自陛下登基以来，忧虑操劳天下，德政恩意非常盛大，然而四海之内、偏远穷乡，百姓未能完全安居乐业。皇宫深居九重，距离万里之外，怎能一一明察？所依赖来安抚百姓的，只有各郡县治理民众的官员。而全国一千五百名官吏，怎能一一承担责任？考察郡县官吏、防止他们虐待百姓的，又是监司与巡抚、巡按的职责。所以当今最重要的事务，如果不重视地方官员，就看不到太平治世的景象；如果不专门责成巡抚、巡按，就不能兴起廉洁守法的成效，地方官员终究会被轻视。

考察汉代，良吏有治理成效，就用玺书褒奖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爵位升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所表彰的人中依次选用。唐代制度规定，没有做过刺史的，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没有做过县令的，不能担任台郎、给事中。又下诏选拔京官中有才望的人出任刺史，刺史有政绩的调任京官，使内外官员的流动经常均衡，永远作为法式。宋代宰相罢免政务后，还兼任地方州郡长官，他们宠信重视地方官员就是这样。当时还有鄙视州郡任职为徒劳、以被召回京城为登仙般美好的情况。大概人情在利益中，争取大的；在祸害中，争取小的。计算升迁，则内部快捷而外部多停滞；计算忧虑责任，则外部繁重而内部常宽松。所以羡慕这边厌恶那边，也是势所必然的。

我圣祖开创基业，所做的事大大打破拘束，奖赏提拔下级官吏的，难以详尽叙述。其后还有很多破格提拔的举措，以防止内部职位过重的弊端。如陆瑜、萧暄以布政使直接升任尚书，何文渊以知府直接升任侍郎，王恕、彭谊以知府直接升任布政使。到嘉靖年间，王德明以怀庆知府升任太常少卿，还足以作为风气示范和激励劝勉。如今则渐渐不同了。建国初期，进士授官为副职，如今刚脱下布衣，就俨然成为州县长官，而且犹豫不乐就任，有的以不习惯做官为借口，这还可以理解。世宗朝时，台省中有名望的人提拔为宪司，到神宗末年，则台省外调成为惯例，省去了二台四司，其余都是京职了。知府承担千里专城的职责，体面优厚尊崇，如今台省却认为这是劣调，甚至科道官也不升迁了。至于各部郎中，资历深厚，也越过知府直接升任藩臬（布政使、按察使），为什么呢？参政是三品大员，恩荫及于两代，都谏以七品官骤然得到却不高兴，甚至有的避就其间，又为什么呢？布政使是一方的师长统帅，军民安危所系，如今有的长期不调任，问其原因就说这是不能节省金戊（指财政开支）的人，难道有不能节省金戊而却能胜任方面大员的吗？这些积习，沿袭已久，想振兴其弊端，必须在内外升迁调转之间多加注意。然而也不必大事更张，就在当今所实行的制度中调停适中，以求不违背祖宗的初衷罢了。

用人没有统一的标准，则趋向不定；没有破格提拔的举措，则劝勉激励不明显。如今台省华要之职，只用来等待郡守县令中特别有能力的人。知府参与考核选拔，从当今皇上开始定制，知州等作为牧民之官，而征召选拔却不包括他们，这不是公平的做法。藩臬自佥事以上，常常接连提拔为卿寺、开府，知府作为二千石同称方面大员，却断绝了进入卿寺的升迁之路，这是古代入补公卿的人，如今却成了按资历调任的官员，这不是相称的。隆庆年间，兵部复议科臣的建议，说巡抚大臣应选择两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资历声望深重的人，其余资历浅的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轻易授予。而如今却不完全如此，这不是谨慎的做法。

如果确实下令说：凡是行取选授科道官，推官、知县占十之六七，而知州必定参与。是进士的占十之六七，而举人、贡生必定参与。即使认为知州品级不宜，也可以行取以考察其优异者，特别授予吏部、兵部等清要之职以宠信他们，那么州县的责任就加重了。又下令说：凡是知府声迹卓异的，六年以上可以直接升任京堂；才地相宜的，可以加衔久任。部属不得越过这个规定升任两司，台省不妨间或出缺以补大郡，那么太守的职位就加重了。又下令说：凡是推举任用巡抚，必须内外交替升迁，名声与实际兼论，使阅历深的人得以施展才能，名位浅的人得以蓄养声望，那么藩臬的职位，也与京堂并重了。这些都在现行事例中，没有大的阻碍，而在一剂转移之间，自然可以使耳目更新，风采振作。

宋代苏轼说：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趋向的地方，百川都奔赴那里。人情既然不轻视地方官员，而地方官员有不矜持奋发、自重自爱的，我不相信。至于巡抚、巡按这两个官职，关系尤其重要，又必须久任巡抚之职，加重巡按之权，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尽职。大概巡抚、巡按的职事不同，巡按大臣如飞霜迅霆，震肃一时，可以暂时任用而不可长期担任，所以巡历满一年，就必须更换。巡抚大臣如和风膏雨，披拂浸润，必须长久才能深入。在过去如周忱巡抚苏松二十二年，王翱巡抚辽东十一年，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十八年。如今即使不能如此长久，也必定要等到三年以上，使全面了解一方的利弊，才可以期望其成效。其功迹卓著的，又应当特别留任，六年、九年，逐渐加授侍郎、右都御史、尚书、宫保等衔，不要让他们轻易更换，使官员知道所居职位长久，其计虑必定深远，不草率图谋一朝之便，而人们知道官员不轻易迁徙，其奉行必定谨慎，不敢萌生轻慢玩忽之心。与频繁迁徙、多次更换相比，功效不可同日而语。巡按御史职司一

译方才风纪。被称为代替天子巡视监察。每次派遣御史时。必定在朝廷上奏请派遣。确实是慎重其事。近来有的人只知道显示威严。争竞礼节。以为得体。原本敦厚的人被矫正后。却又只追求安静。优柔寡断、枉法。六条的监察。失职了。请从今以后题请派遣巡按御史。必定选择精简、资历深、声望重的御史。如果能为地方任怨、清除弊端。仍须特意培养其风采。即使有举动不适宜者。等其回京后再议处。其职事修举者。按照屠滽、王忬、胡宗宪的例子。偶尔升迁一二人。以示奖劝。如果得到这两类臣子、左堤右挈。视国如家。综合监察必定严格、举发刺探必定恰当。如果是这样，而外官有不尽力履行其职责者。臣又不相信。请特别敕令部院采纳臣的愚见、更加审慎斟酌、大力推行。大要使外官劝勉。则百姓蒙福。而使抚按称职。则官吏奉法。当今激励世风、磨砺钝拙。巩固国家根本之道。似乎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伏乞圣裁。

一、清查边饷。现在谈论财政的人。甚至分析秋毫。而军国费用。浩大浮溢。没有比边饷更甚的。四方财赋每年收入太仓银库。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各边客年例兵饷。竟然达到三百余万。真是天下第一漏卮。以神京肩臂。逼近毡裘。控制三方。总属要害。一议节省。都说龃龉难行。这两句话足以概括边饷增加的大概。但事情起于近年。原不完全为了经制的旧例。而费用无度。也不完全满足士马的需要。乃是人情狎玩。习惯暂时成为常态。以请讨为长策。视内帑如索寄。年复一年。只增不减。如果不长远考虑、大为节省。那将何所底止呢。考察国初各边军粮。只取之于拨屯自赡。圣祖所说的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是如此。后来边屯逐渐荒废。屯军被调回城守。而后依赖民运。借资于榷盐。起初没有请讨内帑的名目。自从正统己巳之后。边廷多事。召军买马。警报日益紧急。于是只以民运供给主兵。而客兵馈饷暂时请帑银作为权宜接济之计。也没有户部每年解送边银的例子。有的话是从成化二年开始。然而在弘治、正德年间。各边饷银。总共只有四十余万。到嘉靖初年。还只有五十九万。十八年后。奏请增加。也尚不满百万。到二十八年。突然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三十八年。增加到二百四十余万。四十三年。增加到二百五十万。隆庆初年。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达到了极点。计算嘉靖中叶。距离隆庆初年。不过三十年间。而饷银的数量。从五十九万。骤增为二百八十余万。相差悬殊数倍。臣曾经深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大概嘉靖庚戌前后吉囊、俺答势力非常骄横。而边臣也控制失当。衅隙屡开。虏马践踏内地。烽火直达都城。肃皇帝督责将吏。严于束湿。今天逮捕一镇臣。明天逮捕一督臣。而掌管兵事、计算的人。都无法逃脱诛谴。于是边帅本来无兵。计无复之。只张皇虏势。苟且征兵召募。调发各镇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诛。支出费用骤增。不得不取盈于司计者。司计者也害怕连坐。不敢议减。依违曲徇。以至于如此。这是原因一。又当时。权臣贪墨。将领交关。表里为奸。气焰熏灼。所以帑藏解发。有的未出京城就被瓜分。有的已抵边境就被运回。与前史所说的旋车完封、权门者如出一辙。至于各边仿效。贪窃成风。私囊侵给。数量又不可胜计。所以年例的额数多。而实际用于边塞的。还不及一半。这是原因二。自从嘉靖以来。贪风稍止。朝政渐清。内外在事诸臣。大多能澡雪自爱。不是往时关通之旧了。至于隆庆五年。北虏款附。各边虽然警报未撤。而凡征调行粮、摆边按伏之类。已逐渐减少。比起往时羽檄纷纭。馈遗紧迫。则大有不同了。饷银浮额。屡经廷臣建议清查。诏旨申饬。不止三五次。然而现在的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万。比起隆庆年间反而增加数十万。这其中的原因。确实有不可究诘者。有人说承平岁久。虏幕日逼。边兵则从事锋镝。而膏腴不耕。民运则借口灾伤。而逋欠愈积。又起初只有宣、大、辽、延、甘、宁六镇。边镇增立也是耗饷的一大端。后来增加蓟、固、山西为九镇。现在则密、昌、永、易、洮、河等镇戍森罗。称为十四镇了。起初只有各镇主客兵。现在则增加河班军、添募标兵、家丁之类。名目纷沓了。起初只防秋戌守。现在则当春盛夏。虏骑充斥了。又岁岁有抚赏之用。年年有修筑之功。其供馈浮滥。势不得不然。然而如果使都内所输金钱。铢两必为边所用。粮刍粒粟。尽充军实。那么县官又何吝于此。然而听说所司。有的扣减而他用。有的掊克以自封。疆场之吏。空囊而去。满载而归者。比比有之。甚至宾僚游士。出一言而曳绮履珠

译携带一封信函，就能获得成捆的金银和供给的食物。这类浪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神灵输送来的，不过是侵吞公家的财物，流入私人的腰包。因此，军队日益削弱，马匹日益倒毙，城堡日益坍塌。军容和士气的盛况，曾不及祖宗时期的万分之一。供给的费用不止数十万。况且国家经费无穷无尽，百姓的血汗日益枯竭，户部尚书早晚为此忧虑不安，采取各种权宜之计来辅助国家，征收时连点滴也不放过，而支出时却像尾闾泄水一样毫无节制。幸好天幸，狡猾的敌人来边境求和，华夏与夷狄安居无事，尚且捉襟见肘，支撑不住。如果一旦背弃盟约、溃败边防，征调兵马、驿传骚动，又将如何增加费用呢？这怎么可以安然坐视而不为之谋划呢？

臣考察皇祖曾谕示户部说：“各边镇请求内库银两，起初是因为急需，后来便以此为借口，难道没有侵吞冒领、谋取私利的弊端吗？今后必须谨慎供给。”又谕示说：“边务料理，粮草是第一重要的，管理粮草的郎中必须严格稽查，巡按官员也必须查验核实。”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边镇军饷，由巡按御史每年会同管理粮草的郎中，互相稽查，定为法令。去年皇上采纳总储大臣的建议，命令九边清查军饷银两的原额和新增数额，又嘉奖督臣节省军饷数额众多，特别赐予赏赐，以风示各镇。他体念边费，刻意搜剔弊端的根源，真足以与列祖相符。

臣愚昧地私下思考，边镇督饷的部臣，权力责任不够重，整顿刷新很困难。即使有砥砺名节、自爱清高的人，也不过是把事情委托给府佐等官员，表明自己在出纳方面没有染指罢了。想要用心节省，以充裕国家财政，恐怕难以办到。至于各边的宪臣，虽然有京盘、岁盘、关盘等项名目，又因为事情不是专门负责，未必能周知详情。臣曾经反复筹谋，私下认为派遣管理军饷的官员，应当在各官署中广泛选拔有才能声望的人，酌情兼任宪职前往。或者就在本部中精心挑选廉洁闻名、实心任事的人，在敕书中增添清理军马数量、稽核粮料虚冒，务必谋求逐渐减省浮额一节。仍命令会同巡按御史，查验出纳。那些屯田被抛荒占有的，如何稽查开垦；民运拖欠的，如何查催；盐粮报纳的，如何疏通；以至趁时购买本色粮食，按月支放给官军，不要纵容奸商营求截留包揽，不要容许将领侵吞欺诈减扣。各项事务，听任他们悉心经理，据实奏报。事情完毕之日，吏部、户部共同考察。有能尽力筹划边防，储备有余的，立即超擢为卿寺职衔，以示酬奖。如果物议昭彰，按照嘉靖三十八年的例子，降职斥退，不予宽恕。各督抚巡按，应当同心讲究，并将总储大臣近日上奏亟议区处的事项，固然不可骤然削减以销减军实，也不得仍然沿袭虚耗以浪费国用。

大体上各边军饷银，只有蓟镇地方，增兵添调，所费占其他镇的十分之七。其次是宣大最巨，再次是辽左、山西，而陕西四镇浮额尚不多。该部又应当斟酌缓急，依次节省，期望每年逐渐减去年例请讨的数额。即使不敢期望如先朝旧额，也应当参照嘉靖十八年等近年的规制作为中制，而可以永久遵守。当今军国支费，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此后一旦清核，那么主管财政的各位大臣，得以根据缓急计算，慢慢发挥他们的筹划了。伏乞圣裁。

一、储养将材。臣认为国家用人，文武并重。然而文官选拔的方法，向来称颂详密。居官有考课，乡里有品评，在朝诸臣即使不完全接见其人，也或许耳闻其行事，稍加询访，贤与不肖还可以十得六七。只是武弁这类人，法制疏阔，踪迹污浊混乱。五等世爵，已经因为纨绔子弟而见轻；六年军政，也混杂而没有纲纪。每年浪费俸禄，坐享肥沃的屯田。平时查阅名册，则积黄充栋而无法稽查；有事时推举先锋，则像披沙拣金一样难得。每遇将领员缺，大率从边腹奏荐的人中选取以充任。然而才勇卓茂的人，或许耻于自我炫耀，而上官所举荐的，却是委用亲信、软熟巧利之徒。因此滥授符节，往往败事不少。况且这类人散在边陲省直，兵部推举任用，不过是纸上的称扬，眼前的咨询，怎么能一一亲见而试验其短长呢？又所谓将材簿、武职揭帖的数目，只有该部科有，各部大臣、科道官对于他们的履历姓名大多未曾入目经心。每见科道推举，茫然不识是谁，求如文臣举用，一旦不当，尚能约略知道其梗概，得以指议而纠摘，已经很难了。

至于武科这一途径，屡次朝代举行，既然得以登进的人，大多被弃置不叙，能以功名表现的人，十无二三。大概蹶张控纵，还是武夫的本技；至于三场论策，多出于帖括记诵。我朝用经术文辞选拔士人，尚且认为虚华无实，哪有材官武骑，将要用执殳荷戈效死疆场的，也凭借区区章句作为羔雁之礼的呢？这就像用鸾刀解牛，不是适用了。昔人感叹武举制度龌龊，不能招致特起之士。因为人有智略的或许不熟习弓马，有干局的或许心解而口不能言，手不能书，不是科试之法所能收拾的。

臣愚昧地认为，一时勋爵珥貂，锡券誓重山河，以及内外卫所官丁，世袭弓裘，登载尺籍的，武职以十万计，旗军以百万计，难道没有鹰扬虎视

译足以担当捍卫国家重任的人，以及四方那些勇力超群、身材魁伟、富有智谋的士人，到处都是有的。只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尚未广泛推行，搜罗人才的网罗尚且疏阔，以至于在仓促之间寻求人才时，常常苦于缺乏。曾经尝试随意任用，侥幸能中一二人。等到晚上便遭到官吏的议论，早上就登上将坛任职，自比于金锡制成的罍瓶，跌扑也不会损坏。虽然使过之仁，从古至今不曾废弃，然而赏罚混乱，用人取舍太轻，这几乎不能彰显朝廷的明察。将领是三军的命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即使在平时无事的时候，尚且应当加倍留意选拔求取，以壮大虎豹在山中的威势。何况如今多事之秋，紧急文书往来飞驰，所需要的将才，如同中流之楫，怎么能不储备、多培养而谨慎使用呢？

我认为应当敕令兵部，详细商议选拔将领的统一标准，设法废除两京勋贵子弟照旧随营教练、量材叙用，以及条法袭替比试等全部遵循旧规的做法。同时命令各边腹总督军职，论荐将才，务必要广泛访求、精细考核。如果没有敢战知兵的实绩，抚按官不得上奏推荐，不得徇私情、卖恩惠。只列举中军标下委用的人数，也不列出卫所官丁、行伍草泽之人，只凭技艺勇武评定优劣，疏奏不拘泥于成例。即将所推荐之人的履历、考语，详细开列送交九卿、科道及兵部，便于平时稽查访求。遇有推举任用，各举所知，以备兵部衙门采择。其中有异能奇略、卓越出众于同辈的人，允许各边镇特举三四人，腹里省份一二人，给予行资文札，都送交京营习练管事。兵部、总兵、协理、巡视诸臣，时常当面测试阅看，拔举其中特别优秀者，以备边关参将、副将、大将之选。既录用后，果能在任上建功立业，兵部仍查先曾推荐之人，请旨优厚叙录。将见四方材武之人，莫不有阶梯以自达，挟技能以自见。在枢府大臣，既得提衡鉴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讲求习熟其流品，庶几将材易得，即有名实不相应者，亦易知也。

其举科试，似当别立一法，先尽九边，以山西、宣大、陕西、辽左为首，北直、山东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镇边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数多寡，于乡试年分以分取，论筴取中者，姑足往年半额。此外有能搴旗扛步、骑力绝人者的，有体貌威雄、胆出众者的，有熟知虏情能任间谍者的，有谙晓天文风角、善制火器军器及精舟师习海道的，即弓马非其所长，书史或有不解，亦得与同武举，一体赍赴会部之前。兵部仿另列例，会同五府科道，将前项人员，面为较阅，此会举伎俩，皆吾对众呈试，不容假饰者。既取定名数材器，具疏题知，不愿会试者听，有愿试者，仍令入三场，箭不合式，不必拣退。终场之日，考试官将取中弓马文字之人，亦比旧额酌减其半。遇有前项人员，列名在内，即系全材，可当重用。如不在所取数内，仍将姓名列于中式人后。其在外取定不入试，亦一并录名进呈，相兼叙用，或令效力边陲，或令教艺戎伍，以待有功升擢。如此则武科之设，不徒以片长一技限人，将来必有熊罴不二之士、雄略千人之敌出于此涂，与文科并盛，而国家授金戊登坛，随地取足。今武科之试特重技勇与前异矣，虽以折冲万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圣裁。

一、择用边吏。臣查九边，东起辽海，西尽甘凉，绵亘万里，皆与虏邻。顷在辽左，则外囚主岛夷，内苦虏患，而疲镇之伤痍已极；在关陕，则套虏逞忿，火酋肆猘，而事势之溃裂难支；在蓟镇，则供馈百万，坐食十万，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领。此犹显然易见者。若宣大虽款虏驯服，稍得息肩，颇闻舟幕逼近，虏人出入内地，货利交通略无禁限，边将苟幸旦夕，悉置不问，犹之抱虎熟寝，为忧方大。目前诸边，岂敢谓宴然无事？然自古边陲无无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臣。今镇戍环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棋布云屯，而调度以司道，节制以巡抚，总统以督臣，驾驭之术周，指臂之势甚便，不可谓无其人矣。独边方郡县之吏，尚有当亟议者。闻之游历塞垣者，多言各边将领有司，战守功罪分数不明，往往致误边事。盖将领职在战斗，或奉调遣而应援，或分兵众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强者也。有司职在封守，虏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虏既至而人民之保守，此又武将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来将领狡猾，沿袭弊套，操守守备，有城堡之责，既称统兵不多，推奸诿罪。其总副参游，拥有重兵，又皆迥翔观望，每虏来东西闪避以求免损军之罚，至于内地残掠，则曰此有司责也。而有司复袖手旁观曰：吾职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

译调停完毕，致使虏寇得以满足欲望，肆意妄为而后离去。边境事务日益败坏，大抵都源于此。臣查阅前代史书，李广镇守上谷，郅都镇守雁门，祭彤、廉范击破乌桓、抵御匈奴，李绩、董遵诲治理并州、统领环庆，不过是一方守土之职，却能奋力抵抗骄横的虏寇，其重要性堪比长城。虽然委任权力的情况，今昔有所不同，但边境官吏用人得当的显著成效，也由此可见。臣因此认为，想要寻求安边之策，必须特别重视边境官吏的选拔。然而，官吏的事务本就艰难，而边境官吏则更加艰难；官吏的才能不易得，而边境的才能尤其不易得。如果不是广泛招揽延请，刻意咨询考察，就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又不是打破常规加以鼓舞，长期任用并加以训练，就不能发挥他们的能力。宋代曾有人建议，想要慎重选拔仁义勇敢之士，世代镇守边郡，军队和百姓的处置，全部委托给他们，不让他们轻易离开该郡，安危利害，不离其身，形势所迫不得不尽心竭力以防患。虽然世袭官职的制度，在当今不易推行，但效法其意以长期任用边境官吏，则是尚可实行的。如今法令考虑到边臣的劳苦，督抚、司道官员的荫叙升迁，都必定优于内地，法意甚好，但对于知府、知县等守令则未加顾及。嘉靖三十一年，规定边境知府比照内地减少年限升级，不更换其地，其余官吏，在北方举人、贡生、监生中，减少年限破格选拔。隆庆元年，大学士徐阶等人，请求沿边府州县掌印官，全部选择才能胜任边任的人补任，责成他们修缮治理城堡，团练民兵，有劳绩者行取升迁，特别加以优待。三年，吏部又议将蓟州、辽东、山西、陕西沿边州县共六十一处，有司官开列地方，特别请求选择才能任用。而选用优擢的法令，至今尚未见到完备的敕令。如今担任边境官吏的人，铨选授职既多冗杂，人情也不乐意前往。大概不是生长在边方的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也不通晓军事。他们尚且看到烽火就大腿发抖，听到鸣镝就心惊胆战，又怎能指望他们鼓起锐气迎敌，为国家捍卫疆土呢？古人说，把戎马重任等同于俗吏的选拔，想要成就事功确实很难。臣认为，凡是这些边地府州县的正官，以及监收府的副官，该部在铨选时，宜另立一法，访求罗致补授，无论进士、举人、贡生等流品，也不拘泥于文艺和年资，只要选取精力强干、胆略出众的人，即可破格授任。仍须体察访查他们的辛劳，宽缓解除他们的文法束缚。如果能折冲御侮、保障一方，功绩显著者，增加秩级长期任用，经过一两次考核后，府副、州县官即可依次升任边方司道，直至开府总兵，都不加限制。如果这样，那么人们知道功名可以自我显现，将会竞相展现其奇才；又知道利害切身，不敢不竭尽其力。况且长期经历军旅，熟知虏情，各种处置，必定符合机宜。可以斥退远方的烽火警报，也可以保境安民；可以凭借险阻自守，也可以与将帅互为犄角。使虏寇窥视我内地，如同鸟窥深渊、兽窥藩篱，虽有侵扰之心，不敢肆意驰骋。或许边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了。然而恐怕一时等待铨选的官员，未必立即能胜任此职，又须预先行文各省直抚按，在所属官吏中察访才能器量堪充边任者，另行上疏举荐，以备改任。至于北方各省直的督学官，仍将每年应贡诸生中遴选熟习弓马、勇略过人者，另行文书起送，每处限定五六十人。到京之日，礼部、兵部查照先朝选取身才不限文字的事例，共同考验，移咨吏部放宽历事拣选，超授边方郡县。查得嘉靖、隆庆年间，任环、董邦政起家于科举，王邦直、李春艳奋迹于诸生，即近日缙绅儒生中，以武事擅长者，也多有之。只是担心朝廷搜罗尚窄，推择未当罢了。假令当事者肯为国家悉心简求，分布边塞，使棫朴之彦，都可以辅佐六卿；符竹之良，都可以独当一面，对边务的裨益岂是浅薄的吗？伏乞圣裁。

译恭敬地恳请圣明的君主敕令儒臣开设书局，编纂本朝的正史，以流传万世。

我朝名公大臣关于修史的奏疏中，多有此类建议，其条理贯通、内容精当，确实难以企及。

臣曾诵读汉代臣子王充的话：“帝王建立宏大德行的，必须有执笔的臣子，加以褒扬颂赞、记录记载，宏大的德行才能彰显，万世才能听闻。”甚至将其比作国家的舟车、云雨，承载君主的德行，弘扬国家的奇功，向万世宣示，与日月一同悬挂，功劳极其巨大。

史书用以考证过往、昭示未来，垂立法度、彰显警戒。即使是上古先代的书籍，尚且应当搜集遗落散失的内容，采撷精要之处，以弘扬鉴戒观察的益处；何况是盛世的历史，祖宗的明训昭示，历代圣君奉为准则，百官遵为法度，万世视为常宪，所关系到的国家治体非常重大。

如今却使得册籍文档在编修上不完备，文献资料无法看到汇总评述，这难道不是身居禁近、掌管笔袋者的责任吗？

臣考察史家的体例，大的方面有两类：一是编年体，以事件系于日月而统于年份；二是纪、表、志、传体，凡是君臣的事迹、朝廷的重大政事，各自成为始终。

自左丘明、司马迁以来，历代都有述作，两者并行。而宋朝离我朝较近，制度尤其鲜明可考。

自宋太祖建隆年间以后，编年的书籍称为《日历》，即所称的采集百官奏对事实作为《时政纪》，选取史官见闻作为《起居类》，其次润色而成《日历》，修撰而成《实录》，以备史官采择。

其纪、表、志、传的书籍称为正史。如宋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人撰进《太宗两朝正史》，为纪六卷、志五十五、列传五十九；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人增入真宗朝，名为《三朝国史》，为纪十卷、志六十、列传八十。

此外又有辑录祖宗宏大的谋略和重要政事，分门别类，以便皇帝阅览，辅助帝王学问的书籍。如王曾选取三朝圣语政事，分为政体、听断、谨灾、省费等类，编为《宝训》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训典》六卷，自圣孝至爱物共三百十七条，以备迩英阁进读，与国史、宝录并行。

以上三种书，体裁不同，各有取义，乃是国家不可缺少的。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书独有列圣的《实录》，藏于金匮石室，似乎只依仿宋朝编年日历的体例，只能称之为备史，不能称之为正史。

至于《大明会典》，屡次修撰颁布，凡六部政务，因革损益的适宜，虽已记载，但庙堂的谋略册诰、臣工的议论文章未包含在内，只能称之为国家典制、百官遵行的书，而非史家的体例。

大概本朝纪、表、志、传的正史，经过二百多年来，学士大夫沿袭因循，缺略不讲，在今日不可不急于谋划。

然而此事体固然大，也并非有独自开创的困难。为什么？国家著书，自《实录》《会典》外，玉版琅函，雕刻于尚方，传播于寰宇的，光辉耀日星，难以尽举。

其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的书籍，高文宏议，可备正史采择的，又不下数十百种。

臣本出身虏学，见闻寡陋，略以耳目所睹记的来说：如《实录》有圣德的总叙，《宝训》皆列圣的渊猷，此外有御制文集、《圣政记》、《皇明诏制》，及诸臣所编，如《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裒谈》、《宪章录》、《鸿猷录》之类，参以《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燕对宣召视草宸章》等录，更加采辑藻润，即可作为列圣大纪。

帝系宗谱，有《玉牒》；公侯绍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参以《吾学编》、《同姓异姓玉侯内阁典铨表》及《列卿表》之类，更加考订增益，即可作为累朝年表。

制书，如《一统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之类，诸司列布的，如《宗藩军政条例》、《会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之类，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谷录》之类，折衷以《实录》《会典》所记载，参以《衍义补》、《名臣经济录疏议》诸书，《吾学编》中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诸考述，即可作为国家诸大志。

《实录》中，有后妃事迹，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传，益以《开国靖难功臣录》、《羣志备遗录》、《名品言行录》、《名臣纪》、《殿阁词林记》、《琬琰录》、《文献备遗》之类，其诸高逸学节等目，更采摭于郡国志，即可作为国史的列传。

特诸书散佚浩瀚，未经裒聚檃括，茫无统纪，是以昭代久虚之典，必须圣明在上，力为表章整辑，然后可以苞举艺文，总一流略，勒成巨编，垂着万世，此真千载一时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国之正，功高千古，卜历之长，将绵万冀，圣祖躬造而临御最久，列圣缵绍而谟烈重光，以是礼乐规摹，明备闳远，品式枢机，精详周慎，掞天揭日之文，焕焉足述，铭锺书帛之

译贤才不可胜数，至今已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简，传之万世者，即在册府麟台之上，未得尽观。遂使圣德鸿猷，辞多散见而无统；名贤旧德，事或湮坠而不收。岂所以昭圣朝之景铄，宣国美于无疆哉？此其当修者一。

我皇上祗绎旧章，宫中之观省不辍。一时诸臣工，恪守画一，故事之奉行惟谨。但训录则缄藏甚閟，而卷帙太多；会典则条目虽详，而谟议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读一朝之事迹，殊觉要领之难稽；百司庶府，将熟究一事之初终，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则世自为编，事自为志，人自为传，一检阅而纲条灿然，指归备具，可以裨辅聪明，润色鸿业，甚盛美也。此其当修者二。

方今人文称盛，秘阁藏书，故遗籍焕烂毕备，宜网罗收采，缀葺穿贯，以成不刊之典。万一岁月浸邈，板刻湮坠，卷帙散脱，事迹无以究其始末，日月无以考其先后，将至如先臣储瓘所叹，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编摩之责，疏畧抵捂，秉笔安据？此其当修者三。

前代野史家乘，虽可补正史之漏佚，然其间多有山陬草泽，剽袭见闻；曲学宵人，私骋胸臆。览之若瑰异可喜，而于事实茫无根据者，尚赖故老之惇诲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舆车奎，犹幸无误。窃恐耆旧渐雕，后进驾说，旧籍罕传，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误后世。此其当修者四。

臣窃惟诸制书，及朝野传布收藏之书，或请给于内府，或敛借于士绅，计日可以取具。即有事体阙佚者，内访之诸曹，外采之各省，亦计月可以就辨。惟是国之正史，必以列圣实录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间与近日重录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轻易请发。内阁虽存副本，不便传观。若付史局，即可给笔札于兰台，羣官僚于禁署，议定规程，刻晷成书。

臣愚以为，修正史之序，当以国家诸大志为先。请将郊庙、礼乐、律历、天文、灾祥、五行、藩封、郡国，与夫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艺文、赋役、食货、漕运、盐法、屯田、兵制、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类，量分为二十余目，修辑成书，使朝廷之上，经制典法，炳然可考，实为要务。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圣大纪。次之则后妃及诸王公侯之表传，又次之则名臣、良将、循吏、儒林、文学、高行、列女之传。随修完者，即以进呈。大都起于开国之初，至隆庆末年而止。

其进读节要之书，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历成，请更辑圣政，为分四十类，自敬天以至蛮夷，名曰《皇明宝训》。列传、实录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宝训。近日阁臣奉旨纂《训录类编》，亦分四十类，始创业艰难，终饬武御夷，已经进呈。恐尚未备，宜仿此例，推广成书，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备九重燕闲之览。御文华，临讲日，儒臣得以执帙进读。如此则本朝史书，诸体具备，圣祖神宗之丰功峻德，悬日月而无穷；明君良臣之鸿猷嘉谟，炳天壤而不朽。岂非我皇明之丕业，万世一巨观哉？

或疑纪表志传之史，祖宗宪令、先臣条议未及，有类今之刱起者。臣惟圣祖注意史事，设有专官。列圣缵承，谨修实录，藏之匮室，亦以整齐润饰，传信万年之事，望之后来，而不谓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业，尚欲论撰表章，不遗余力，而况圣天子灵承万年之绪，独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逊让，虚此不为乎？

臣考汉明帝永平中，命班固为大汉独立一史，纪表志传凡百篇，其时距汉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则太祖、太宗两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两朝一修，神宗后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自修本朝正史之证。又词林记载，大学士丘浚之议，令内阁书办等官，抄誊累朝实录，各一部于阁中，建一储书之所，凡国家大事文书，悉行收贮，以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实相符合，安可谓先臣未尝议及也？

或又疑国史藏在禁閟，非人可得观，世所得传者。然则以实录为禁书者，非也。臣以为今实录之书，士大夫缮写收藏亦不少，所不欲传者，止虑诸臣传中，偶有褒贬，惧生嫌怨耳。若列圣功德，自宜昭布寰区，谁能掩之？至于国家大政，正当使臣工察究熟习，宁须藏秘？今请书成之日

译有人主张将《大政》及诸志刊刻印版，颁示给各相关部门，而纪传部分则多留副本存于宫内秘阁，其正本仍恭敬地收藏在匮室之中，以保存焚毁草稿的本意，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臣世代担任史官，有幸逢遇崇尚文治的朝廷，仰见皇上潜心学问，对于四书六经、历代史要，讲解阐述几乎遍览无遗，这是前朝所不曾有的。唯独本朝的正史，尚未加以表彰修撰。当今政府中的名儒，都手持如椽巨笔；词垣侍从之中，也有如林般的英才。从前先臣何瑭曾说，内外百官各有职守，只有史官似乎无事可做，每日领取俸禄，每月支取粮饷，在朝廷看来像是虚设的官职，作为臣子难免有白吃饭的惭愧。假如史事无可编纂，史臣无可效劳，尚且可以推托；然而这一代的重要典籍，长久缺失而不谋划，连草创都未曾听闻，青史何时才能完成？伏望皇上体察臣的浅陋之言，认为可行的话，乞请下达内阁，会同礼部详细斟酌相关事宜，起草制定仪式，先将实录抄录誊写，其次商议任命官员分设局所，接受任务进行编纂，期望在数年之间，完成这部巨典，以此来阐扬圣朝光明盛大的功业，留下千载美好光辉的典范，这也是九庙神灵所欣慰听闻、四海百姓所欢欣仰望的。如果说边疆尚未安定，军国事务繁忙，因此将此视为非紧急的事务，那么从前晋朝大臣王导，在偏安草创之时，尚且能够设立史官，重视典籍，难道当今文明在望，雅颂充满朝廷，在任的诸臣，肯落在王导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