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五

译臣无状，既不能使各衙门保持严肃整肃以消除灾祸，又不能振奋激励武备以遏制敌寇的冲击，坐视苗贼横行无忌，百姓遭受涂炭，以致劳烦君父担忧，罪过极重。现在正选拔集结军队，发扬威武，侥幸在晚年有所收获，稍微免除如山般的责罚。然而臣的任期将到，又因患病陈述调养之事，实在担心自己这点犬马般的忠心，无法报效国家，所以敢将所见所闻分条列为四件事，冒死上奏，恳请皇上垂听。

第一是决定大计。讨伐苗人的议论，不过安抚和征剿两方面。自从苗人叛乱十年以来，大体上都采用安抚的策略。然而以臣看来，这是安抚策略的通病。现在所谓的安抚，并不是用威严来制约苗人的性命，用恩惠来结纳苗人的心，从而让他们归顺，不过是用丰厚的利益来引诱他们，用委曲的态度来迎合他们，上下互相蒙蔽，共同进行欺骗。有时各苗人感到厌倦，几个月不出来，朝廷反而自以为有功，于是放松军队、撤除防备。一旦突然有警报，惊慌失措，毫无计策，于是多方掩饰，以求免除罪责，压制小民，使他们不能控诉，掩饰过错、坚持错误，坚持安抚而不改变，百姓被当作鱼肉宰割，土地被践踏，本来就不顾惜。臣想，战争凶险危险，安抚并非不可行。然而安抚如果不耗费太多费用，可以安抚；耗费了但不损害国家体制，可以安抚；损害了体制但对百姓有利，也可以安抚。现在则是口粮任由供给，一年多的鱼盐、犒劳不时颁发，不计其数，费用不能说不繁重。在京城杀害百姓，没有人敢质问；在官府控告百姓，官员反而代为甘心，战战兢兢地讨好顺从，如同侍奉大国，只怕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思而加速他们的叛乱，体制不能说不受损害。然而早上刚接受安抚，晚上就出来抢劫，殷勤招抚，曾经不足以系住他们的心，究竟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却孜孜不倦地以安抚为务。臣自从任职以来，广泛考察士民的情况，听说征剿的举动，就欣喜如狂；听到招抚的议论，就互相告诫厌恶。人情如此，是非可知。主张安抚的大臣，并非不知道这些，然而不能克服患得患失的心理，培养等待升迁的意图，所以甘愿像辕马一样被驱使，鼓吹邪说，此效彼尤，直到今天，铜仁一方，威灵法令，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征剿不实行，安抚不摒弃，那么西南的祸患，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近来伏奉圣旨，期望能够平定，安边的重大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因此西南军民，庆幸安抚的离去，高兴征剿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希望看到武功的成就。现在湖广、贵州两省，合兵行事，进哨有期，荡灭敌寇可以期待。只怕当事的大臣奉行不到位，或者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或者逗留迟缓，那么在谋略上不免有些偏差。臣希望陛下明确指示意向，加重责成，晓谕征剿的时机，决不可失。大创之后，兵威既震，那么招抚也可以实行了；告诫招抚的策略，决不可行。如果有异议的人，以欺罔的罪名治罪。大概可以杜绝邪谋，壮扬兵气，坚定将士必战的心，而慰抚士民复苏的希望。

第二是议定粮饷。据查叛苗的巢穴，竹林丛密，溪洞险峻，每当听说军队到来，就抛弃巢穴，分散逃命，蜷伏在岩谷中。官军到来，不了解地利，虽然极力搜索，所获不多。因此往年征剿，很少有大获全胜的。如果地势广阔，怎么能设长远的计谋，只应当扼守其要路罢了。臣听说土人的议论，只有长期围困颇为长策。大概我军既已合围，分布搜剿，他们既不敢出来求食，而资财牲畜不久就会耗尽，长久下去自然死亡。查得嘉靖二十三年征剿，贼人因为濒临困窘，所需要的不过十几天罢了。当时班师太早，于是使残喘复生，铜仁的官吏百姓，至今恨之。况且听说今年贼中禾稼都遭受虫灾，无所收获，虽然有抢劫牛马米谷等项，计算也不太多。如果能够拖延月日，自然可以坐收全功。只怕资粮不继，难以久驻，那么形势不得不撤，而垂成的功业，就亏于一篑了。往年的事，听说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应当借鉴以往，惩戒弊端，广筹粮饷，作为可久之道。只是贵州地方狭小，兵粮已竭，极难计处。查得湖广粮米充足，由水运可以到达铜仁，颇为便利。况且该省原有定额解往贵州的折粮银两，何不暂令改纳本色一年，或者湖广折算脚价，直接运来交割，或者贵州出备夫船，自行前往交兑。如果本色折色互有高低，都按照时价抵算。这固然是好策略。议论的人常常以各分彼此为虑，说该省一定不乐意服从。然而以臣计算，湖贵两省的形势，本来相辅相成。如果贵州因为速撤而失利，那么湖广岂能独自成功。苗寇未灭，后患方长，来年之间，必定再次举兵，那么耗费愈巨，用力愈难。固不如因丘为山，虽然劳累但功效节省；羡补不足，虽然耗费但事情成功。对于两省似乎两利。又况且数年的征收，并非额外的索取，价格按照时价，没有重困的累赘。适宜没有不可行的。乞请行令贵州巡抚都御史多方预先筹处粮饷，或者趁时籴买，或者悬则召纳，务使仓庾充实，入夏不缺。仍行令湖广巡抚都御史一体处置，以及将嘉靖二十六年定额解往贵州的钱粮，照臣所议，暂改本色兑纳。并行令抚镇各官督率将卒，戮力收剿，必俟夏交之后，兵

译威势既然已经伸张，苗族余党即将肃清，方才允许罢兵。如果有推托延误军饷、诡辩掩饰撤兵的人，听任两省的巡按御史纠举弹劾。这样粮食充足，胜算在我，进攻则可以取胜，防守则可以稳固，而贼寇将领就会坐以待毙了。

第三点，严明驾驭之法。访查得知湖广的永顺、保靖两土司，四川的酉阳、平茶两土司，都与苗族酋长邻近，勾结叛逆煽动叛乱，罪行比苗族更重。平时串通作恶的劣迹，臣本来就不暇细说了。至于用兵之际，他们怀有奸诈之心尤其严重，不仅窝藏逃匿之人，而且借兵助粮，泄露机密出卖阵势，无所不为。使用他们，则担心他们对我有二心，导致贻误战机；不使用他们，则担心他们与苗族合势，重新带来祸害。而酉阳、平茶两土司被贵州调用，又仗着是外省，骄横放肆，种种恶劣，胁迫索取厚饷，要求增派兵力，相比永顺、保靖两土司更难驾驭。所以议论的人说，制服苗族并不难，难的是制服这些土司，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臣访查舆论，认为驾驭有方，即使是狡猾奸诈之人也可以驱使，何况是这些土司呢？

臣切以为，苗族寨落之地，外围环绕三省，现在湖广起兵，而四川不参与，似乎不合事理。应当命令方面官员，分别统领官兵，这是李德裕调派刘沔镇守河阳的旧计谋。坐镇酉阳、平茶，控制其后路，一则可以截断苗族贼寇奔逃的要冲，二则可以折损土司桀骜不驯的气焰。又命令四土司各自抵押一名爱子，拘留在内地以牵制他们的心。那些仍然怀有奸诈之心、勾结贼寇如前所述，以及逗留无功、妄杀邀功的人，各自按照罪行，削职割地，程度不同。如果能够建立奇功，攻克三五个寨子，擒斩二百人以上者，赏赐千金，或者将所攻克之地赐予他。如果上官不忠，而目把（土司下属军官）有能主动来报效、获功多的，授予巡检职务，割让所辖土地给他，改属流官衙门管辖。这样大概重赏必罚，土夷也会知道敬畏仰慕了。

有人担心土官根基已经稳固，加以削夺，情势上难以实行。臣则认为不是这样。凭借国家的力量，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臣观察这些土司的强大，相比岑猛，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然而先前攻取田州如同驱赶鸡豚一样容易，这些人寡弱，又有什么可说的？况且他们之所以能驾驭下属，也是倚仗朝廷的威灵。土官既然背叛朝廷，那么目把就会背叛土官；何况有赏赐来驱使他们，谁不效忠以求取爵位土地的荣耀？将不劳烦军队而自然削弱了。

有人又认为千金的赏赐太重，以后难以持续。臣也认为不是这样。大概铜平、镇筸的苗族，不超过八百人；镇筸的苗族，不过三千人。计算赏赐的费用，大约两万两多而已。这不过是一岁安抚苗族、戍守士兵的费用，却可以永远消灭苗族祸患。失去这个机会不做，而想用常规标准成事，未见其可行。

请求敕令兵部特别颁布榜文告示各一道，分别示谕各土司，让他们知道赏罚的条格。仍行文四川巡抚都御史，分遣方面重臣，持兵坐镇酉阳、平茶。并行文四川、湖广两省，将四个土官应袭位的儿子，拘留在附近府州，等到事态平定后再遣返回去。如果有异心，就将其属吏治罪。驾驭之术，这是最紧急的。

再查贵州调用军兵四万，而宣慰使安仁部下三万，虽然与苗族勾结作恶，保证他们一定没有叛意。但臣观察他们队伍不整齐，沿途骚扰侵害，那么他们约束无纪律是明显的了。诚恐进剿之间，仍然像这样，那么违令不进、妄杀冒功、离开驻地先逃跑的人，他们都无法禁止。误事殃民，关系不小。也请求特别颁布榜文告示，示以威法。如果有奇功，照前例赏劳；如果失事，本官降职，目把依律问罪。这样大概有所畏惧警戒，而军队都能节制了。

第四点，谋划长远策略。征剿的机宜，臣愚昧地略陈一二了。而所以陈述见解、谋划措施，作为善后之计的，尤其不能不预先有所安排。臣查得铜平、镇筸地方，屯堡稀疏辽阔，戍兵单薄弱小，制度疏略，防备废弛，所以寇贼放纵呼啸无所顾忌。臣认为应当行文两省抚镇等官，趁着现在兵力集结之时，在湖广苗族巢穴的边界，凭借众人的力量，利用地形的便利，开凿大道以通往来。这条路一旦开通，那么我们的脉络贯通，威势自然壮大；而苗族的巢穴断绝，气势自然孤立。这是当今急务，应当首先谋划的。

然后考察其便利之处，修筑哨堡。或者环绕道路防守，或者占据险要防备。旧堡应当增减的增减，新堡应当增置的增置。或者轮戍旗军，愿意留下的留下；或者远近军民，愿意招募的招募；或者招集流民，听任他们恢复产业；或者团结土著居民，使他们自我保卫；或者召募他处熟顺的夷民填充充实；或者调发各土司勇健的土兵驻守；或者汉夷一处杂居；或者军民分布间隔。务必使屯堡相望，声势相依，军民参杂，犬牙相制。而凡是附堡的空闲土地，都拨给尽力垦种的人，且耕且守，作为捍卫防备。这是两省的关键，应当详细谋划的。

然而有人仍然以招募土夷，恐怕留下后患为忧虑。臣则认为这是不值得担忧的。汉人顺从但软弱，土夷强悍但强壮。一定要捍卫防御，非用夷人不可。只要安插之时，衡量其轻重，控制其多少，在彼此交错之中，寓含汉夷抗衡之意，那就好了。何况现在如黄连溪、狮子崖等处，不过是倚仗苗族作乱罢了。如果我们的势力已经强盛，可以制服苗族，那么他们无所依托，又怎敢独自逞强呢？这在于当事者用心罢了。如果按照臣的议论

译哨堡既已密集，招募既已广泛，士兵都是长期驻守的部队，人人都有自我保全之心，处置得当，弹压便已安定。假使苗蛮一旦彻底平定，那么我们就不失治理荒野的常法；倘若残余势力趁机暗中发动，那么我们也不废事先防备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善后策略，确实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译○条陈边省吏治四事疏【关于贵州吏治】

我私下认为，国家安抚四方边疆，设立布政使和按察使的省份有十三个，贵州也位列其中。虽然贵州地处偏远荒僻，地域狭小，但它控制着夷人与汉人交界之处，扼守云南和湖北的要冲，对内壮大威势、对外震慑敌人，是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因此，设置流官，是为了宣扬朝廷的威德教化，安抚边疆，监护少数民族首领，参酌部署军事防卫，比起其他各省，尤其应当慎重。近来朝廷之上，大多轻视边疆地区，对待贵州的方式与内地截然不同，官员的品级制度多从简略，任职的官员多不符合实际任用标准。虽然内外详略不同的体制不得不如此，但在褒贬轻重之间未免太过分，这就是边疆尚未安宁、教化治理未能统一的原因。臣在地方任职，仔细咨询访察，大家都说贵州的祸患，没有比吏治不足、办事无人依托、机密事务坐失良机、因循拖延不处理更紧急的了，以至于今天这样。假使官员众多，贤才遍布，那么弹丸之地，形势并非难以治理，众人合力共济，不至于没有政绩。怎么会使得皇上的威灵和国家的法律，阻滞到如此地步呢？臣谨收集所闻所见，挖掘事情的根本，列为四件事，分条陈述如下：

统计如下：

一曰除授太轻。我私下看到贵州地方，虽然设有文职流官，但被任命居住在此的人，不是因事被贬谪，就是不到改调的时候。不是监生、国子监生被派往远方，就是胥吏杂流。有才能声望的人士，科举出身的英才，大都不被派往这里。以现有情况计算，两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方面，被贬谪调任的占一半。各府的知府，不全是科举出身。其余官员，举人出身的只有三人，其余都是凭例监、吏员承充。寻求以岁贡授官的，大概已经很少见了。我认为边疆郡县的官吏，一定要保荐科举正途中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升迁提拔比内地更加优厚，那么英锐之士都会乐于赴任功名之会了。至于被贬谪的官员，在受挫压抑之后，意志拘谨退缩，加上自己产生疑惧，担心前途难以保全，观望犹豫，是势所必然。至于监生杂流之士，虽然才能见识所赋予的，不可一概轻视，但资格所限制，趋向顿时不同。晋升的阶梯，既然不足以鼓舞他们的士气，俸禄的利益，又不足以维系他们的心，因循苟且度日，毫无实心实意。纵使奔走就任，不过是应付敷衍文饰，何况前项官员，又有不顾惜自己，甘于下流，难以尽数列举的呢？我想朝廷铨选部门，固然不是轻视这一方，不过认为边疆事务简单，担心委屈人才罢了。我私下认为这话似乎有理，但实际上不对。内地之地，政务虽然繁杂，但事情有头绪，形势容易松弛紧张，遵循法度，自足以治理。贵州则不然。事情盘根错节，细节纠缠纷乱，没有利器，无法舒缓解决。这其中的难易自然迥然不同。况且官职多虚设，一人常兼任数事，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必须广泛统摄，众人简略所汇聚，也足以成为繁杂。怎么会优游寂寞，使人才老迈而无所作为呢？近来铜仁多事，各种事务更加繁杂，治兵主饷，调度不易，那么其任命，尤其不应当泛泛而止。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贵州两司官员，都以才能声望素著的人升任。被贬谪调改的人，暂且不要派往这一方。各府州县官员，酌情以进士、举人铨选补充。其中铜仁守备、巡抚、兵备有司等官，尤其必须极力遴选。不要因为土地贫瘠而轻视，不要因为边疆之地而忽视，不要因为顾念私情而有所徇私，不要因为害怕怨恨而有所忌惮。那么大概就能做到公正选拔的政事了。

二曰旷缺太盛。我私下看到贵州地方，地域很远，期限很宽，赴任的官员，往往过了一年才到。又因为土地都贫瘠，地方多险恶，俸粮柴薪，加倍微薄，而且按规定没有马夫，又与各省迥然不同。仕途所轻视的，向来指此为忌讳。万一被选任，不胜愤懑。领受檄文之后，大多弃置不顾。或者情非得已，勉强而来，就职不久，厌离心就起来了。于是闭门托病的人有，弃官私逃的人有，得以回家为幸，哪里还顾及其他。所以贵州各衙门，有选官经年而不到位的，有缺官数年而未补的。而总领两司印信的人，有以一官而并管各道事务的，有以知府署理兵备的，有以经历等官署理府印的，甚至武官土官，也令其代署。这都是各省所未曾听闻，而贵州习以为常的。缺官如此，想要事情集议、百姓安宁，不也很难吗？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遇到贵州方面等官有缺，都在附近省份推举补充，严格设立期限，令其迅速赴任，大概十天半月可到，不至于久废职事。凡是有事之地，都应当举荐本省士民中能保护乡里、杀贼建功的人作为长官，必定能得到任用。其余合属小官，就将本省应选的监生、吏员，以及四川、湖广原在贵州服役的吏员内铨选补充。仕宦不出其乡，使他们乐于就职，风土其所熟历，不至于速生厌心。这或许是制止空缺、充实职位的一条道路。

三曰员役太简。我私下看到贵州原设官员，不及内地一府的数量。虽然有思州等八府，但各府只设有知府、推官各一员，额定人数原本就少，空缺常多。缓急之间，无可倚靠。甚至数府通缺，求一委署而不可得。幕职权摄，体统既乖，公文往来事体，多有不便。所以先后抚按诸臣，议于各

译府衙增补佐贰官一员，大概是希望官员属吏稍显充实，以便委托有人。曾经多次上奏，但未获批准施行。臣想，朝廷之上，并非没有增设官员而不扰民的先例，这不过是针对贵州的情况而言罢了。大概是因为认为增设官员就会扰民，所以搁置不办。然而以臣看来，官员虽然增设，但对百姓却确实没有骚扰。怎么说呢？贵州缺少官员，大概参赞官缺额一人，就用那缺额官员的俸禄，转而资助增设的官员，大概已经充裕有余了，本来就不必向百姓加征赋税。况且贵州的弊病，就在于官员稀少而政务繁重，所以设置一名官员，百姓就能得到一分福泽，正不应该吝惜费用。何况赋税没有增加，百姓没有受到骚扰，顺应人情政体，非常有利。这是此前各位大臣之所以有此提议，而臣之所以敢于再次申述的原因。恳请陛下顺从各位大臣的多次建议，在思南、石阡、铜仁、程番、都匀等府，各增补同知或通判一员；镇远府的同知、通判、推官都是土官，也恳请增补流官佐贰一员，协助处理事务。俸禄、粮食、柴薪，都从司府缺额官员贮存的库银中支付，分毫不向百姓征收。那些增设的官员，仍恳请用科举出身的人选补。官员众多，则任用调度自然宽裕，哪里会有事务堆积而无法缓解的情况？官员空缺，则委任署理可以谋划，不至于四处张望而无人负责。公事有集中办理的便利，百姓没有加赋的骚扰，这也是边疆地区的一大幸事。

译第四，更迁太骤。臣私下观察到，贵州方面的官员没有长期任职的，政令没有长久考虑的，悠闲自得、粉饰观望，很少有实际成效。探求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更替迁徙过于急促的缘故。为什么说呢？贵州地处偏远，法令疏漏，官员得到升迁之后，没有不绕道而行，借机探亲省视的。等到他们到任时，比起刚升迁时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处理事务不久，资历年限已经到了，同时任职的人，都已经依次调动，那么吏部在考核选拔时，固然不得不按照资历来依次升迁他们的职位。即使不这样，也因为缺乏人员，轮到他应当进京朝贺，往返之间，又经历了一年。资历深厚，依次调动，大概是必然的。计算他们的考核记录，岁月虽然深远，但是闲居的时候多，实际任职的日子少，资历劳绩的积累，一半在路途之中。官位所居之处，仅仅像旅馆一样。更替如此急促，虽然有像鸠僝那样有才能的人，志向还没来得及施展，席位还没来得及坐暖，就已经接到命令离去。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常常乐于私下的便利。他们知道不久就会离开这里，又怎肯把官事当作家事而尽力去做呢？所以在这里拜官的人，不是应付旧例，就是粉饰虚文，掩盖疮疤，侥幸无事，推卸艰难，把祸患留给后人。日复一日，彼此沿袭，事务堆积而不治理，地方震动而没有安宁，其根源大概出于此。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贵州方面的官员，遇到空缺而推举任用的，不必完全拘泥于常规资历，即使俸禄浅薄的也可以推举。而他们升迁之后，必须长期任职以责成他们，让他们用后来的资历弥补前面的考核，这是可以的。在任而应当升迁的，不必完全按照常规标准，即使资历到了也暂且不升迁。而他们再次考核时，必须越级来优待他们，让他们用特殊的恩宠来酬谢积累的劳绩，这是可以的。大概这样委任既深远，责任难以突然推辞，即使留下重大艰难的任务，也将亲自莅临尽力承担，自然不至于推卸奸邪、回避事务，像今天这样懈怠了。

○议处驿站六事疏【贵州驿站】

题为议处驿站事宜，以缓解困苦事。切见贵州地方，是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的交通要道，使臣客人往来，几乎没有空暇的日子，供应繁多困难，公私疲惫。加上军户和少数民族贫瘠，户口稀少，土地贫瘠费用奢侈，重重地成为困累，穷苦的状貌，说起来令人心痛。臣请求略陈其原因。贵州原来设立三十二个驿站，都是由府司出办马匹供给馆舍，各有定额。先前少数民族百姓自行应役，后来因为有些顽劣野蛮，不便供应，于是商议征调卫所军余代替服役，馆舍粮食的费用，听任他们自行收取。起初寨子都充实，百姓也富裕淳朴，按照定额兑交，颇为便利。军人虽然代替奔走，情状也不痛苦。近日逃移的人众多，马匹多时少时，比起原来的定额，减少了十分之二三。加上狡猾少数民族的勒索，贫困百姓的拖欠，定额既已减少，供应仍然照旧。于是军人多被连累，破产代为办理，畏惧马馆的祸患，比征战戍守还严重。这是驿传的弊端。不仅连累百姓，军人也深受其累。以站堡来说，贵州原来设立站堡三十多处，额定官军，多的四五百人，少的二三百人，当时还觉得痛苦。近年逃绝的逐渐增多，勾补的没有到来，甲军的定额减少了十分之七八。站堡既然已经不堪，于是商议让卫所拨派夫役帮助，以示救济体恤。然而贵州各卫的差役本来繁多，再加上这个，军人更加告病。况且使臣车马交错，扛抬络绎不绝，奔走于道路，妨碍废弃生计。而且以一个卫所一个站堡计算，每年用夫役六千多人。那些能够到达卫站的，虽然不胜其苦，或许还可以支撑，疲惫的地方，怎么承受这个？这是站堡的弊端。不仅连累站军，卫所也深受其累。查得贵州有司的粮差轻省，只有马馆的需要，大约每年不少于六七万，其中供给公家的占十分之二三，而供给过客的占十分之七八。费用奢侈繁多，民财坐困。至于卫所军丁，除了本等的屯粮公务差役外，那些帮站、走马、牌夫等项，是出自编佥长役的，不下五六百人。而暂时轮差的，像门皂、舆卒、围随护送之类，又不可悉数计算。比起正差，也几乎是一半。这是贵州一省军民，他们的财赋丁力，全部竭尽于驿站而消耗掉了。到现在不为之议处，那么日复一日，困敝相沿，户口日益减少，而差役日益加重，差役日益加重，而逃亡日益增加，将来的祸患，且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臣待罪地方，采集见闻，谨条列为六事，开列上陈。虽然不足以言完全惠及边民，然而节省冗费杜绝浮滥，纾解财用体恤困苦，或许可以少救其千百之一罢了。

计开

一、严禁例。切见往来使客，滥用夫马，不是他们的仆从多，辎重盛，大概是因为他们暗中受贿赂，附带商货的缘故。从四川、湖广来的，虽然有这个弊端，数量还不多。只有云南地方，向来出产奇货，他们的石屏、象牙、苏木之类，都是违禁及重难的对象。奸商黠贾，忌惮雇佣的奢侈，乐于路途没有阻滞，往往计算贿赂过客，请求永远夹带，而贪婪鄙陋的人，贪图商人的钱财，于是为之容隐，妄称行李，一概索取军夫，假托家丁，都骑驿马。所以经过的官员，有行李八十余扛的，有家属二三十人的。如果不是暗中夹带，怎么会有这个？中间虽然有向来贪恋财宝，囊箧本来多的，总之只有附搭的弊端最严重。现在贵州民穷财尽，一夫一马，抵得上其他省的十个，滥扰如此，人

译怎么能够承受呢？臣自从巡视以来，痛加禁止革除，但法律条例太轻，人们不畏惧警戒。臣深切认为，因时制宜以挽救弊端，应当制定严厉的法制禁令。今后凡是有夹带私物、附搭客货，以及附骑驿马的人，都听任臣以及巡抚都御史、按察司查拿问罪。其中审实属于附搭且情节严重者，仍比照黄船事例，本人与商人各充军发配。这样法律严厉而人们知道畏惧，驿站或许能稍微得到喘息了。

译一、设立限制。切见使客人员之所以敢于骚扰，大概是因为限制没有确立的缘故。臣请陈述其中最紧急的两件事。第一，云南负责押解地方特产的人员，横行滥权太过严重，往往擅自作威作福，欺凌虐待官吏，多索要夫役和马匹，甚至有进献宝石而动用五十多副担架的。各地官吏见是上供的物品，无不按数应付。臣查宝石是珍贵之物，虽然云南定额进贡的数量，臣不了解，但推测其不至于达到这个程度。请求行文云南巡按御史，将应押解的地方特产议定多少斤作为一副担架。此法应当通行，今后如遇起运押解，都到彼处巡按衙门，查验数量确定担架数，加盖印信发给批文，作为凭证，以杜绝横行滥权的弊端。第二，贵州赴任官员，按规定有本人及家眷的脚力，但原来发给的关文往往在中途被改换，以至增加廪粮，擅自使用人夫，更严重的，妾室、儿孙乘坐轿子多达数辆，奴婢仆役的脚力多达十余人。革除则远宦羁旅之苦难以情面，给予则驿站冲疲不堪其困。请求敕令兵部斟酌议定，确立定制，根据官职的高低，确定人数的多少，通令各官各自按定额带领家眷赴任，超出此定额的，不许应付，以杜绝骚扰浪费的弊端。这两件事虽然看似细务，但查贵州每日应付的，只有这两项最多，这是臣之所以僭越认为最紧急的原因。其他一应琐碎事宜，听臣就近立法处置施行，敢有逾越规定的，听臣拿问究治，庶几法令确立而下级可以遵守，驿站或许可以稍得喘息了。

一、革除骚扰。切见起关给驿，自有定例，近来过往关文，冒滥太过严重。有称黔国公在各省买办织造而起关的，有称各处势要人物收买宝石青碌而起关的，有差委人员而军伴四五名都支取口粮的，有经过二司而关文十数纸通索应付的，有非紧急事务而辄自差官的，有不应给驿人数而遂支取廪粮的，有妄称在京衙门委官遣牌的，有伪捏各省公干起关的，有承差而给马四五匹的，有赍册而给夫二三十名的，其他滥冒之事，不能尽数。大概是因为各省官司曲从人情，违例妄给，而所给之人，又复买嘱驿递，洗擦关批，增添夫马，以致附带之弊，遂至骚扰之害极为严重。至于关批之外，其多索横取的，其弊端又不能尽数。虽然经臣严行裁革，然不堵塞其源头，其流弊终难杜绝。请求通行川湖云南抚按官，一体禁革，以及行文总兵、参将、三司等衙门，不得仍前违例滥出批关，违者听臣查出，将出关衙门官员参奏究治。其一应人情、舍人的关文，都行禁革，不许应付，庶几源头清澈而弊端暂减，驿站或许可以稍得喘息了。

一、充实站伍。查得各站堡原额正军，多的四百有余，少的也不下二百。近来逃亡者多，军伍消减匮乏，而普市站只存六名，安庄站只存十四名，湘满、查城、平越等站，只存二十余名，而多的也不过七八十名。军少差繁，难以支撑，日夜扛抬，苦楚万状。及今若不设法充实，则将来消耗，势必至于空虚而后已。臣查得先年站军，俱系罪人充发，大概也是用重役来困辱他们的意思。今各省充军的犯人，臣认为戍守卫所，则干戈未必是他们所能胜任的，编入站堡，则扛抬又是他们固所当任的，且符合重困刑人的本意。又查得先年奏准凡贵州依法应发边远充军的，都发往本省卫所，大概因为天下地远而恶劣的，没有超过贵州的，人少而适宜充实的，也没有超过贵州的，若再发往他省，未免移恶就善，迁寡实众，所以充发本省的，也是权宜之法。近来有的认为惩治恶人太严，务必想要远屏，前项事例，多有不遵，不仅军伍空乏，无以填充，而且地方窘迫艰难，疲于解递。况且贵州永宁、普市、赤水、毕节等处，距离省城已逾千里，其距离上下诸卫，愈益辽远，而东自镇远、思石，西至普安，相距也有一千余里的路程，若以此调彼，也不算不远。臣请求自今以后，凡贵州充军的犯人，不分兵部编发，及巡抚定卫的，都发往堡站充军，若依法应发边远的，也发往本省遥远的站分。仍行文各处巡抚，凡有应发贵州的军犯，一体编充站军，庶几伍实而力稍舒，驿站或许可以稍得喘息了。

一、议定协济。切见贵州藩省之设，本以扼守云南的咽喉，所以舆地之势，仅通一线，而驿站沿布，累若贯珠，凡是为了通达道路、开拓疆域的缘故。目今驿站疲惫，往来阻滞，议处之方，所不容已。但贵州地方户口消耗，差役繁难，有司所属，大率都是夷人，近来寨多抛荒，旧额无征，其现有夷民，也已贫困，且夷性执拗，动辄称引古代，虽欲均派分毫，势所不能。卫所户差，已兼中土军民二役，百路朘削，为困已极，不可复有所求。在贵州议处之

译办法已经穷尽了。臣考虑云南地方府库充实，财力宽裕，或许可以通融筹划。况且见到北直隶的驿递多由山东、河南等省协助，这是取多补少，施行仁政，本来就是这样。何况云南、贵州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用那边的资源来弥补这边，是事理上适宜的。驿站匮乏，导致旅客滞留，这也是云南、贵州两省非常痛心的问题。请求命令云南的巡抚、巡按商议，每年拿出银一二千两，前来协助救济，定为定额，听任臣等分拨给最疲敝的驿站，帮助供应。这样或许用度充裕而力量稍宽，驿站或可稍微恢复生机了。

译增加粮食、查得贵州旧例，卫所军人，每月都支给米七斗，只有站堡正军，迤东贵州龙里等站每月支给五斗，迤西毕节威清等站每月支给四斗。臣自从入境以来，站军纷纷诉称每月口粮不够，衣食无处着落，请求比照比例增加供给。臣认为，建国初期地方有事，征讨频繁，而法度刚刚建立，驿站尚未遭到骚扰，卫军的劳苦，重在献出生命，所以他们的口粮多；站军的劳苦，只是耗费体力，所以他们的口粮少。如今承平日久，卫所的士兵，无事坐着吃粮，而这些站堡军扛抬递送，日夜没有休息，相比起来劳苦已经十倍，而口粮供给反而减少，视为偏轻。况且站军全家奔走服役，生计都受到妨碍，情状非常可怜。所据每月口粮，似乎应该稍加增给。请求定议，将贵州全省站堡正军，迤东支给五斗的，增给六斗，迤西支给四斗的，增给五斗，这样粮食充足而军队免于逃亡，驿站或许可以稍微舒缓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五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八十六

华亭李雯舒章、陈子龙卧子、宋征璧上木、徐孚远闇公选辑

吴祖锡佩远参阅

萧同野集二（疏、议、策）

萧端蒙

疏

特建总督重臣疏

题为恳乞天恩特建总督重臣以为边方长久计的事。切照贵州地方，与湖广、四川、云南、广西诸省边界地方，疆土交错，寨落混杂，争斗频繁发生，奸邪之人接连作乱，边境的祸患，没有一年没有的。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管辖隶属不同，事体不一。各怀彼此之心，竞相图谋利害之便。互相推托，养成祸害，遗毒百姓，损害王化。臣自从入境以来，询问利弊，而全省士民认为应该设立总督以专管西南的军政，加重事权，责以经略，长久之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请陈述利害的缘故，陛下幸而垂听。贵州在建国初期，本是三省的偏远之地。到永乐十二年，才设置都、布、按三司，以扼守西南的要冲，军民衙门，大抵都分属两省，以示犬牙相制的意思，是很好的计策。但百年之后，时势不同，脉络阻隔，威信滞碍，于是贵州就称为难治了。怎么说呢？边境情势夷患，动不动就牵连，约会则来不及，独任则不可行，这是制驭之难，一也。两省之间牵制文法，意见异同，谋略互异，这是体统之难，二也。武弁夷酋，动不动就分彼此，名义上虽然兼制，不受约束，这是任使之难，三也。纷争奏诉，必须经过会勘，文书往返，壅滞积年，这是勘断之难，四也。贵州钱粮，多额川湖，连年拖欠，动辄以万计，这是催征之难，五也。每遇有警，调用军夷，或托他故，动不动就相互妨碍，这是调度之难，六也。钤属既别，期会自疏，地方事情，多不互报，这是经略之难，七也。有这七者，那么即使有雄略之士，能够施展行事吗？这是威信之所以未广，疆宇之所以未宁的原因。如果让总督重臣，合诸省要害之地而并制之，那么统涣合离，任专责重，事无掣肘，势如使臂，利害萃于一己，既不敢萌择利之心，事权总于一人，也不至于重舆尸之弊。无事则重镇绥抚，以安一方之民，有警则合师征讨，以消诸省之患。积以岁年，疆场可定，这是臣所说的长久之计。况且今日铜平镇筸之苗，其患孔棘。近来伏望严旨，责成两省抚镇官，以期荡埽之绩。皇言震赫，疆圉之臣，戮力奉行之不暇，臣固知贼不足平矣。然以事势度之，未有不一事权而能成功者。然使废置掺纵不得自由，则名为统帅，其实与诸镇颉颃耳，亦何用哉？合讨之有功，终不若统帅之便利也。何者？责分则人心难一，地远则声援难通，缓急之情异，则纪律难齐，虚实之势殊，则机权难酌。不必彼此异同，可以败筭。至于进止先后，亦足溃成。自古以来，未有主帅不一，可以成功于阃外者。就使同心共事，卒奏戎勋，亦必老师费财，坐迟岁月。其与专阃用兵，难易自别。臣故曰合讨之有功，不若统帅之便利也。是总督之建，在今日征讨之役，尤若不可巳者。此臣之所以昧死而有是陳也。臣又见得先后诸臣建议，亦多有及此者。然皆议于二省巡撫之外，别设大臣以制诸苗，此亦救时之权，未为不可也。臣则以为职守虽专，政体滋病，愈相颉颃，转益纷纭。又况西南隐患，不止铜镇为然，孰非版章，皆当豫弥。故臣愚计切以为，宜如两广汀贑事例，将贵州并川湖云广边界地方，特设部院重臣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