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四

译前代并非以此谋取私利，大概是因为控制夷狄的方法，应当轻视他们拥有的东西，而珍视他们没有的东西罢了。国家垄断茶叶贸易，原本是为了换取战马以供应国家使用，现在却只换取财物，使得番夷坐享其利，而进入中国的马匹却很少。这难道是控制夷狄的方法吗？

又任命曹国公李景隆，携带金牌和勘合，直接抵达各个番部，命令他们的首领接受金牌作为符信，以杜绝奸诈欺骗。敕令兵部晓谕川陕守边的卫所，巡查禁止私茶出境，仍然派遣僧官着藏卜等人前往西番申明晓谕。

当时晋王（即后来的成祖）统率军队巡视边境，从开平出发数百里。皇上听说后，派人带着敕书前去晓谕他说：“从辽东到甘肃，东西六千多里，可以作战的战马，仅仅得到十万匹。京师、河南、山东三处，虽然也有马匹，如果遇到需要奔赴战场，突然难以收集。如果局势紧急，北平口外的马匹总数不过两万，如果遇到十万骑兵，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难以在野外作战。我们的马匹数量如此，纵然有步兵，也只能夹在马队两侧以助长声势。如果想要追击溃敌、擒获敌寇，那就不能做到了。只能离开城池三二十里，往来屯驻，派遣远哨侦察，谨慎烽火信号，设置信炮，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刻就能知道。胡人上马作战动辄以万计，兵势完备，如果想要迎击激战，谁能抵挡？如今马匹稀少，完全依赖步兵，必须常常依附城池。倘若发生不测，就可以固守保全，等待援军。这是历代守边的关键。”

皇上在军中时间长久，深深担忧马匹稀少，于是告诫晓谕如上所说。因此特别留意西番的茶马贸易，制定了金牌制度。

永乐元年，将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四年，在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等州县，各增设判官、主簿一员，专门管理马政。设立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又设立北京、辽东两个苑马寺。五年，增设北京苑马寺监。六年，增设甘肃苑马寺监。

译◆ 议

御倭议

水利议一

水利议二

马政议

○ 御倭议

日本位于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之中，依山傍岛而居。其地正当会稽东部，与儋耳相近。都城设在耶摩堆，即所谓的邪马台。古代未曾与中国通好，直到东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遣使者朝贡。前代侵犯边境，自从前元朝在四明开设互市，于是趁机抢劫掠夺居民，而明朝初年倭寇之患才变得极为严重。然而自宣德年间以后，因金线岛之战的胜利，也不再有人来侵扰了。如今开启战端、招致祸患，实在是由于中国奸民违反禁令、擅自出海，且缺乏防范约束所致。从今往后，即使追悔也来不及了。但国家威灵所及之处，四海之内，无不称臣纳贡，而这区区小夷，竟敢肆意侵凌。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接见高丽使者，因夫余、涉罗的贡品没有送到，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袭上将之职，专管海外事务，九夷狡诈的虏寇，实际上可以由他们征讨，贡品延误的过错，责任在于元帅。”所以高丽世代拥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的称号。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征的职权，但实际势力足以制约倭寇，况且其国王向来以恭顺著称，倭奴侵犯，理应以此责备朝鲜。如果不这样，就必须兴兵直捣其国，捆绑其君主，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严。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未曾不在海外得志。而元朝五龙山的失败，这是由于将帅的失误，致使中国世代以此为戒而甘愿受辱，这不是愚者所能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援助朝鲜，反而责备朝鲜去抵御倭寇，正好是驱使他们与倭寇联合罢了。况且如今财力、赋税、兵力不容易达到那种程度，只能制定自守的策略。所谓自守，我认为应恢复祖宗的制度，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的卫所连绵分布，如果能恢复原有的编制，那么军队就不必频繁征调也足够了。而都司备倭指挥，等到倭寇来到海中时截杀他们，那么官员也不必多设提督、总兵等职，为何不思考恢复祖宗的旧制，反而搞得如此纷纷扰扰呢？所谓一定要在海中截杀他们，是因为贼人在海中，舟船、火器都不能抵挡我们，而且他们又多饥荒匮乏，只是上岸后就无法抵御了。不在外海抵御，而在内海抵御；不在海中抵御，而在海口抵御；不在海口抵御，而在陆地抵御；不在陆地抵御，就只是环城防守罢了，这是策略越来越低下。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令，在海中击败贼人的算上等功绩，能把守截断海口，不让贼人登岸的，也按功劳论处。贼人从哪个港口进入，把守该港口的官员，必定处死，绝不赦免。如果有闭门坐视，导致四郊百姓肝脑涂地的，按失守城池论处。这样百姓才知道效死力，而倭寇就不能侵犯了。

○ 水利议【开吴淞江】

吴地地势低洼，对百姓的利害影响尤为剧烈，治理它的人都没有找到其源头和委曲。大禹治理水患的遗迹，废弃已经很久了。吴地东北边境，环绕着江和大海，中间积聚着太湖。从湖州各条溪流，从天目山西北宣州各山的溪水，汇聚奔流，经过吴江过甫里，穿过华亭进入青龙江从而流入大海。大概太湖广阔达三万六千顷，入海的通道只有一条，就是所谓的吴淞江。然而江从湖口到海距离不远，有潮水带来的泥沙淤积和反土的危害，湖边的肥沃田地，往往被百姓围占，与水争夺尺寸之利。所以吴淞江日益狭窄。议论的人不遵循根本，沿着水流追逐末节，贪图眼前的小利，另外疏浚浦港，以求一时的利益，而吴淞江的形势日益丧失。所以沿袭至今，仅仅与支流没有区别，甚至出现支流比干流还大的情况，海口于是遭到湮塞，这难道不是治水的过错吗？大概自从宋代扬州刺史王浚因为吴淞江、沪渎堵塞不通不利，从武康的纻溪开渠直通大海，穿凿的弊端从此开始。既然江已经湮塞，应该顺着湮塞的地方治理，不致力于此，却另外寻求其他道路，所以治理得越用力，离正道越远。唉，后世的议论，只在区区三十六浦之间打转，有的涉及到吴淞江，也不过是疏浚蟠龙、白鹤汇，未见能开阔地遵循大禹遗迹的人。宜兴人单锷著书，被苏轼所称道，然而他想修筑五堰，开凿夹苎千渎，截断西来的水，不让其流入太湖，却不知道扬州的沼泽，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水势的地方。如今用人力去遏制它。水既是百姓的祸害，也是百姓的利益，即使太湖干枯，对百姓难道就是利益吗？大禹治理四海的水，却唯独以黄河为要务，这就是所谓抓住有利的形势。所以我以为治理吴地的水，应当专心致力于松江。松江治理好了，那么太湖的水向东流下，其余的水就不劳余力了。有人说，《禹贡》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入海，明显不是一条江。回答说：这只是夷、张守节妄注地理的错误。他们的说法是：太湖一条江向西南上为松江，一条江向东南上到白蚬湖为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叫娄江，不知道这两条水都是松江分流出来的。《水经》所说的长渎经过河口东边，那么松江就出现了。江水奇异分流，称为三江口，而不是《禹贡》的三江。只有班固《地理志》说：南边从震泽，向东南入海，是中江；从芜湖向东到杨羡入海，是北江；从毗陵向北入海，是北江。郭璞认为岷江、松江、浙江，这与《禹贡》的说法相近。大概经文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只是记载扬州的水。如今的扬子江、松江、钱塘江，都在扬州境内。

译所以用来宣告治水成功。然而松江从震泽流入大海，以前的记载未曾涉及这一点。如今松江不能与那两条江相比已经很久了，怎么从这一点来看，则松江独自承受太湖的水。所以古书中江湖通称为笠泽，大概是因为它的源头较近。不可与扬子江相提并论，而其深度和宽度应当与之争雄。范蠡说：“吴国与越国，有三条江环绕”，那么古代三江并称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只要治理好松江，那么吴中地区必定没有水灾的祸患，而从其旁边引水灌溉农田，就没有治理不好的田地了。然而治理松江，一定要让它宽阔深邃，水势宏大壮观，与扬子江相当，然后才可以说是恢复了大禹治水的遗迹。

译○水利议【开吴淞江】

单锷认为吴江堤坝横截江流，导致东岸江尾茭芦丛生，泥沙淤塞，想要开辟茭芦之地，迁移沙村的百姓，运走淤积的泥土，凿开堤岸，让千座桥梁下的水流通过。并在下游开辟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经由华亭青龙入海。他虽然知道治理松江的关键，却不了解《禹贡》中三江的道理，他的建议尚不卓越，所以想要截断西面的水流，壅塞太湖的上游。苏轼曾说，想要松江不堵塞，必须全部迁移吴江一县的百姓，这个论断大概是单锷所不及的。现在不削去堤岸，而只是建造千座桥梁，这也是因循守旧的言论罢了。崇宁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考证《禹贡》三江的说法，认为太湖向东注入，松江正在下游，请求从封家渡古江开淘，直到大通浦，直通海口。当时只有徐确想要恢复古道。然而徐确关于三江的说法，现在也无法考证。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开江从黄浦口到新洋江，江面才宽十五丈。任仁发称古代江面狭窄处也宽达二里。然而二里宽的江面被淹没已经很久了。自从宋元嘉年间，沪渎就已经壅塞，到现在何止千年。郏氏说，吴松古道，可以抵得上千条浦口，又江旁纵向的浦口，郏氏自己说小时候，还看见其宽二十五丈，那么江面的宽广可以知道。所以古江蜿蜒曲折如龙形。大概江从太湖发源不远，地势既宽广，如果笔直则又容易泄水，而湖水不能蓄积。所以迂回其路径。像如今江的浅狭，何必蜿蜒曲折如此。我家在安亭，在松江上，寻找所谓的安亭江，完全看不见，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顾浦，当地人也称三江口。江口有渡口，问百岁老人说，过去南北渡，一天往来，仅有一两次。可以知道古江的宽广。本朝都御史崔恭，开凿新道，自大盈浦东至吴淞江巡简司，又自新江西南蒲汇塘入江，自曹家河，直凿平地，到新场江，面广十四丈。用郏氏所见的浦口，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开江面，才及当时的浦口。到本朝开江，才十四丈，那么兴工造事，以今比古，日益卑微。怎能再见到禹当时的江呢。汉贾让论治河，想要北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北入海，当败坏城郭、田庐冢墓数以万计，认为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毁掉它，堕断天地之性，这是人工所造，何足挂齿。如果爱惜一点点淤沙茭芦之地，虽然年年开浦，但支流根本不正，水终究横行。现在从嘉靖以来，年景多旱而少水，愚民以为不再见到白水的祸患，我曾听说正德四年秋，雨下了七天七夜，吴中于是成为大水，假使像汉建始年间，凡是这些都不能不考虑，霖雨三十天，将怎么办。天灾流行，国家代代都有，一遇水涝，我们的百姓必有鱼鳖之忧了。有人说现在只开一条江，那么其余溪港，应当全部废弃吗？回答说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江流既正，那么随其所在，可以钩引以灌溉田亩。而且江流浩大，其势不能不漫溢。像如今的小江，尚有剿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那么奇分而旁出，古娄江东江之迹，或许应当自然显现。而且像刘家港，元时海运千艘所聚，至今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黄浦，势犹汹涌，岂能废弃它。只要本支尊大，那么支庶莫不得所了。

○马政议

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只在官府饲养，而养在民间的，官府起初不过问。《司马法》说甸出长毂牛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这都是寓兵于农，有事则赋调，而官府不过问。只有养在官府的，如《周礼》挍人牧圉之类，与《月令》所载，其饲养的方法完备详尽，这是官府自己饲养的。周代的时候，既然养马了，而民间的马官府不过问，所以百姓各自以其力，养自己的马，而没有不尽心的。所以有事征发，而车与马无不办也。汉代的苑马即挍人的王马，而民间私牧，官府不过问，而都能得以自孳息，所以街巷有马，而桥姚以致马千匹。等到武帝伐胡马少，而始有假毋归息之令，也是兵兴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都是天子所自置监牧，其扰不及于民，而马之盛如此。我国家苑马之设，即其遗意，然又于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大概不独养于官，而又养于民也。现在监牧之马，未见蕃息，民间牧养，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养马言之，夫马既系于官，而民以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为非官之所专。马乌得而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苟能如其旧，而得人以求实效，亦未尝不可以藉其用也。现在保马既不可变，而于其间又不能守

译这是沿袭旧制。往往多次进行繁杂的更改。只顺着末流，而不探究根本起源。越变弊端越多，必定到了无法再维持的地步才停止。这是当今天下所有事情都如此，并非只有马政是这样。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命令有关部门提调孳生放牧，江南十一户共同养一匹马，江北五户共同养一匹马，以丁口多的家庭作为马头，专门饲养一匹马，其余的让他们补贴津贴，以防备马匹倒毙损失。每三年缴纳一匹幼马，又设立群头、群长，设置官职铸造印信，与地方长官分治百姓，有牧马的草场，又免除他们一半的粮草，常常加以优厚抚恤，让有关部门能够务实地执行，常使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匹又何必担忧不繁殖呢？现在反而不能修明旧制，只是因为法律的弊端而急切地改变它，那么天下哪里还有好的法律呢？让百姓养马，国家的本意，本来只是想得到马匹罢了，那所谓的本色、折色是为什么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他们缴纳银两，这样那么收取银两就可以了，又何必养马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以缴纳银两为急务。牧地本来是与百姓一起养马的，却征收他们的子粒，又有增加子粒的情况，这样那么干脆并入田税罢了，又何必责成马户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以缴纳子粒为急务。养马的人考核其幼马是可以的，不使用其幼马，却让他们购买俵马，于是百姓不把养马放在心上，而以购买俵马为急务。那折色的议论，本来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是产马的地方，变通处理，虽然改征银两也可以，却移用到河北。现在又变卖种马，而征收草料。推究现在变革者的意图，专门想责成百姓缴纳银两，而不是责成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关心养马，而只图眼前的利益，百姓又肆意欺诈，为自己谋利，有幼马不上报，而善于欺骗隐瞒，不肯用幼马备用，而只愿意用银两购买俵马，甚至有的杀死怀孕的马，断绝游荡的母马，上下互相征敛利益，只是互相欺骗罢了。官民一心为了利益而互相欺骗，还指望马匹繁殖什么呢？现在的议论者，又每天提出新主意，认为变卖一半马匹还不够，因此想全部卖掉种马，只以折色征收解送，稍微不考虑祖宗立法的深意，真是令人叹息啊。河北的人勇武健壮，良马是冀州所产，古人所以说此地称王不能没有它，称霸不能没有它。现在把冀州的良马全部抛弃，一旦国家有事，西边的马可以得到用来作为京畿内的用马吗？古语说改变后不如从前，更易后多有失败的，也是不可以不恢复的。现在想要讲明马政，必须全部恢复洪武、永乐时期的旧制。江南折色是可以的，京畿、河南、山东的折色是不可以的。草场的旧额可以清理，子粒不可以征收。官吏的侵吞渔利，可以罢黜惩罚。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以省去。实行恢复马政的命令，让百姓得以宽缓劳力，百姓知道养马的利益，那么即使是官马，也当作自己的马了。又修明金牌制度，通关互市，更加得到好马，另外赋税给百姓作为种马，而有关部门加强督视，洪武、永乐时期的旧制，还是可以恢复的。大概修明茶马互市，渥洼的良马就来了；放宽草地限制，群牧的繁殖就繁多了；体恤编户百姓，任其放牧，乌倮桥、姚地的富庶就达到了。所以说车骑是天下的武备，它用来壮大神京、防备后患的作用，难道是很浅薄的吗？况且古代相州、卫州、邢州、洛州，都有马监，也就是现在的京畿之地。如果使全部核查官民所耕种佃种的牧马草场全部拿出，以及那些没有开垦的，都设立埄堆，作为监牧之地，而全部归于苑马寺。宋朝的户马、保马之法，虽然废除也可以，何必拘泥于沿袭末流，而每天从事繁杂的更改呢。

译◆书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我私下承蒙明侯以本县第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田地荒芜、居民逃散、每年的拖欠日益积累，十多年来，在此地做官的人，没有不深深以此为忧，却终究不能为百姓做长远打算的。明侯向下询问草野之人的意见，我私下认为三区，虽然隶属本县，但连绵嘉定，向东延伸至沿海之地，号称冈身，田地高亢，物产贫瘠，不适合种植五谷，多种植木棉，当地人专门从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时，制定了通融的办法。谁知如今造成的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命令这两区上缴官布若干匹，每匹折合米一石。小民可以用布来缴纳赋税。官府没有额外征收的骚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到了弘治末年，号称殷实富裕。正德年间，才开始有人凭一己之言改变百年之法，于是将官布分摊到全县。用三区的布，分散到全县，没见到好处，而三区却坐受其害，这就是百姓困顿的原因。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低乡百姓，这也各有利害。即使遇到大水，有鱼鳖菱芡的利益，长期采捕，可以度日。高乡百姓，一旦遇到大旱，放眼望去只有黄茅白苇罢了。听万年少说，徐州傍河被黄流淹没的地方，第二年收成必定是三四倍。低乡水退后，次年因土壤肥沃而加倍丰收。瘠薄土地的百姓，艰难百倍。前巡抚欧阳公与太守王公，实行牵耗之法，只在二保、三保的低洼水乡，特别商议减轻，而在第十一、十二、十三保的高阜旱区，却反而增加赋税。以前五升的田地，与全县七八等保的肥沃水田，均摊三斗五升五合。这大概是一时失于精细，从而遗留下无穷的祸害。小民终年勤苦，私家的收成，有时还达不到三斗，田地怎能不荒芜，拖欠怎能不积累，这就是百姓困顿的原因。吴淞江是三州太湖出水的正道，是水流经过的干流。江的南北两岸，二百五十里之间，支流数百条，用来引水灌溉。自从近来水利不修，干流既已淤塞，支流也堵塞。然而从长桥以东，东流的水，仍然湍急。等到夏驾口，至安亭，经过嘉定、清浦的地界，中间水流细如线。因此两县的田地，与安亭接壤的没有不荒芜的。以三区来说，吴淞江既已堵塞，所以瓦浦、徐公浦都堵塞。瓦浦堵塞，则第十一、十二保的田地没有收成，加上五六年的大旱，沟渠生尘，百姓哀号等待死亡罢了。这就是百姓困顿的原因。我愚昧地为执事者谋划，第一是恢复官布的旧制。请求查核本县先年的案卷，官布的征收，在三区，是在某年；其分散到全县，是在某年。祖宗的成法，文襄的旧税，一旦可以轻易改变，难道不可以恢复吗？现在的赋役册，全县的官布，都改为白银了。难道不想想上供的名目是白银吗？还是官布吗？如果还认为是官布，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呢？古代善于施政的人，一定根据土地所适宜的产品作为贡赋，文襄的意思大概如此。现在常州府有布四万匹，他们无从得到布，必定到安亭购买，辗转折损，公私都疲惫。有布的地方不征收布而必定责求银，无布的地方不征收银而必定责求布。责求常州代替三区输纳银，则常州得其便利；责求三区代替常州输纳布，则三区得其便利。这在于一转移之间罢了。第二是恢复税额的旧制。牵耗之法，是苏州一郡的事，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摊的田地三斗三升五合，贫瘠的田地二斗二升。后来核算本县，贫瘠田地太多，而在三十六万之外，又增加余积米数千石。王公命令下属，再审贫瘠田地，均摊数千石米，这是王公的意思想让利益归于下层。下属失于奉行，像三区这样，终在覆盆之下，而所存的余积米，于是不知归于何处。请求查出前项余积，作为正粮，而减少三区的额度，恢复如旧。这就无需纷纷更改，而又能追究王公想要实行而未遂的意思了。增加赋税到三斗而百姓拖欠日益积累，实际上未曾得到三斗。恢复旧制到五升，而百姓乐于缴纳，这是实际得到五升。这在名实上是很明显的。既减少新额，又对逃户荒田开豁存粮，依照开垦荒田事例，招募耕种，数年之间又必定有苏息的趋势。第三是修水利之法。吴淞江是三吴水道的咽喉，这不治理，对百姓的危害，没有止境。先前谈论水利的人，不知根本，苟且迎合眼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罢了。必定要自源头到下游，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清浦的田地都可以开垦。议论的人不究其根本，因见沿江种芦苇的利益，反而从而规取其税。自从用直浦、索路港等地，都被豪民所占据，以前只是私占罢了，现在取其税，这是教他们堵塞江道的办法。上流既已壅塞，下流怎能不阻塞呢？我愚昧地为三区的田地，而想要开吴淞江，似乎近于迂腐，然而恐怕吴淞江不开，数年之后，不独三区，而三州的百姓都受害。至于开瓦浦

译灌溉第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开凿徐公浦以灌溉第十三保的田地。这足以支撑目前的局面，是下策。我愚昧地听说，古代的君子为百姓谋划，必定不会拘泥于世俗的浅见末议，而是以敢于作为的志向决断行事。况且这三区本是县内极小的地方，在贤明长官的治下，若能得到少许水源，百姓就可以存活了。恳请施行这三项策略，或许能使濒临死亡的人再次复苏，这对我们的百姓恩德极大。

如今旱灾肆虐，贤明长官昔日车马通行、靠近河流人迹所至的地方，庄稼仅存少数；至于内地，已无青草。最近又遭遇秋雨洪涝，常常千亩田地中，枯黄的禾苗仅剩几茎，随水飘荡罢了。救灾的策略、免除租税的建议，这如同拯救溺水、扑灭火灾一样，尤其不可迟缓。

如今三区已无富户，所承担的粮税徭役，尚不及中等人家财产的负担，赔补亏欠的累赘，更是令人不忍言说。恳请体恤流离失所、无处申诉的百姓，参照弘治年间的旧例，以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近施行的事例，免除南北运输、库子、马役、解户等差役，这也可以稍微缓解目前的急迫状况。恳请贤明长官留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