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十六

译丁税方面，也没有丝毫的力役负担，比如免除大户的库役、斗级等差役，一年所节省的费用，不少于百金。那些家里只有十五两银子的人，为什么不去当吏员？而大户库役、斗级所摊派的，都是家中没有十五两银子、无力缴纳的家庭。以此类推，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行奸作恶的人说：“粮税出自土地，我已经缴纳了粮税；差役出自丁口，我应当免除丁役，为什么还要把差役加派给我？”他们不知道后湖黄册上都记载着事产，粮长、大户、驿库、斗级等差役，都是按照事产来审核编派的。即使优免本人，不亲自承担奔走之役，但顶替门户服役的，难道没有同宗亲属吗？怎么能因为毫厘之差，就把沉重的差役全部加派给小户贫民呢？

近日优免人丁，虽然准许下则人户享受，但一切重役，常在优免之外不予编派，小民实在不堪重负。应当核查每石田粮应派差银几钱，本身一个丁口原坐丁银多少，在全部免除之外，其余优免之外的差徭，应与百姓一体编派承担，这样穷苦的百姓，或许还能勉强活命吧。

至于城市中的房号、火夫，乡间的保甲、乡夫，优免原本没有定式，小民更觉得难以忍受。宗室士大夫之家，闲房虽有数十处，开店招揽客商；院子虽有数百间，出租佃种。夜间巡捕的书吏差役，官府不敢派一人；救护巡缉，地方官不敢拨一役。甚至刷去朱户身份，挂上牌匾，或者冒充优免户族的亲戚，或者暗中索取供给财物。下至书手、阴医、快壮、门皂等役，房宅俱无差拨。那些头痛额皱、被迫服役的，不是无权势的小户，就是卖酒饭的贫民，甚至寡妇、佣人，也充当火夫，呼天抢地，申诉无门，这是天地间的一大不平之事。

况且火甲等役，是为了防范盗贼。盗贼的意图，不在贫穷之人身上，而是贪图富贵之荣。却役使贫民来护卫身家，又滥行优免以图谋供给，这是仁还是不仁？那些贫民固然可能成为盗贼，却役使他们来护卫身家，这是智还是不智？

应当奏请朝廷从公斟酌处理，明确官吏等人，除应免丁粮之外，其余丁地是否应照依事产编审力差；府第官宅，除本身住坐之外，士大夫乡庄除大者一处之外，是否应将别店余庄编入火甲。优免既定，在城的都照京城事例，查其冲要僻静，编为号银，雇佣必不为盗之人，发给由帖，自行打探，令其巡夜；在乡的都照保甲事例，优免所在，只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一体修工拨堡，这样长久以来的重负或许可以稍息，而不平之恨或许可以消解了。

译第二条，斟酌升迁制度以缓解百姓困苦。臣认为，百姓的差役中，驿站传递最为沉重；而在驿站差役中，轿子扛抬最为繁重。招募的贫民，一天仅能挣得二分银子，却要靠这一份收入供养一家八口的衣食。驿站官员通常造册领取工食银，循环使用，费用也从中支取。让百姓抛弃妻儿去官府服役，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让百姓带着妻儿旅途困顿，是圣明的君王所不忍心的。驿站传递虽然劳苦，难以停止，只有就近升迁，才能稍微缓解一二。查得司道官员共二百七十人，知府一百四十四人。司道官员的牌票可以直接通行，知府则借由部属来执行，所在驿站的衙门夫马，无不应对。这四百多名官员，因升迁或事故，一年在路上的，不止百人。南北东西，常常相距数千里。臣认为，除了抚按的特派、边疆才俊论望任用、不分南北的情况外，其余两司和知府，应当分南、北、中三单按资历升迁。如云南、贵州、广东、福建五省为南单。现在单法虽未确定，但司道除授，大约乐于得到的多为南直隶、浙江、江西、四川、湖广五省，定为中单。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为北单。三单各自按资历升迁，不得以北单人员升任南缺，也不得以南单人员升任北缺。只有中单可以通融。如陕西之于四川，湖广之于广西，四川之于云贵，接壤地区，升迁也方便。但如果这个规矩一破，势必会攀附钻营。三单确定后，各以五省官员，按资历升转，大约以一年半为快，以三年为慢。快的，原衔管事，如佥事资历浅，则以佥事管理参议事务，待其资历俸禄已到，然后升补参议，而佥事职位空缺；慢的，考满加升，如副使三年考满，加参政职衔计算俸禄，仍管理副使事务，待有参政员缺，即给予实授，而副使职位空缺。至于丁忧、考察、论劾导致员缺偶尔增多，快慢以此为准。这样有六个便利：节省驿站夫马供支的负担，一也；免除本官长途跋涉的辛苦，二也；赴任近而资历早，三也；没有水土不服的疾病，四也；南人习惯南边官话，北人习惯北边官话，听讼晓谕，不费言辞，五也；道路不耽误时日，职业不至久旷，六也。其部属知府，推升两司，也照三单分缺。此举有六便而无一害，似乎可行。只是中五省甲科颇多，南直隶司道甚少，相应于邻近省份，称一调停，应当没有不便。至于驿站教官，允许选本省，题有明例了。州县佐贰首领等官，携妻带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余资，尚能雇觅夫马；贫者担负行李，往往困顿于长途。千里之费，至俭也须二十金，况且所选有三二千里者，虽有在任俸薪，仅足一岁衣食，一往一还，谁为资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人伯夷哉？臣尝考之古人，鲁人为鲁司寇，宋人为宋司城，宗族亲戚，皆其所治，未尝有不行之法。汉朱买臣、张镇周，皆治其乡人，未尝有可避之嫌。然犹曰前代。今指挥千百户，不易卫而管军，法令所加，半其亲族，然犹曰官卑。今总督宣大山西，未尝不用山西人；总督蓟辽保定，未尝不用真定人。彼府卫首领、州同、州判、吏目、县丞、主簿、典史，权统于印官，职分于一臂，弹丸郡邑，有何事权，而必须隔省除授，于二三千里之外哉？臣以为，除州县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卫首领、州县佐贰以下，先尽本省隔府州县，次尽邻近隔省州县，即人缺偶不相当，亦须量选几员，以示破格之意；即隔省铨除难罢，亦须不出千五百里，以示体悉之情。其守候日久，愿告远方者，听从其便。委曲如是，而犹放纵贪婪，虽拿问尽法，臣亦忍之矣。

第三条，振兴武教以培养将才。此教养比试诸款详切可行，霍文敏言其纲，此言其目，但修举实事，当加意耳。臣惟国家世贵武臣，非直酬先世勋伐，亦欲习先世箕裘，需他日缓急用耳。今纨绔子弟，口不谈韬略，身不习战阵，乃国家今日武举循习故事，岂得真材？夫将者，万姓之祸福，三军之死生系焉。即有穿杨贯虱之弓，飞取挥落之剑，臣犹曰此一军之技也，不足以称百夫长、千夫长。而况今日张高广之侯，发向天之矢，不论边心，俱准中式；策摘括之文，论拟必出之句，凑泊成章，便得会举，曰此将材也。至于世职袭替，较射并枪，但可握槊挽弓，即与应得世爵。当事者岂滥与哉？来者皆然，欲不与，一无可与矣。盖累世承平，武举尽废，高者谈文墨，自附儒流；卑者冒衣冠，不及行伍。以剥削为治生之资，以钻刺为出身之路，以下阵妆塘为制胜之术。试问七书如何发明，八阵如何聚散，士卒如何统率，器

译器械如何击刺，则瞪眼卷舌的十有八九，难道古代多名将，而近代却缺乏人才吗？这是教导与不教导的缘故。如今武职和武举，也曾研习兵书、学习战法吗？臣遍阅三关，寻求一位通晓兵法、堪任中军把总的武职，未见一人。并非他们资质愚钝、力气弱小，而是将略未曾听闻的缘故。查得会试武举及三科武举，虽然不懂军事，但既然被举荐任用，不让他们学习军事可以吗？臣请求在各卫所四十岁以下的武职，以及应袭职、一切愿意学习武艺的武生、民生、舍余、军余，向府州县掌印官登记姓名，造册送交兵备道巡抚衙门，作为武弟子。臣与按察使考选会试武举及三科武举中有希望的人，作为武师，来教导他们。他们的住所，官府提供空卫处所；他们的教学地点，选择宽大的寺观，或教场、公馆。他们的讲读，如《司马法》、《孙吴通读》、《百将传通览》、《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及《武经总要》等书，听任他们各自分习，各自向武师受业。近的三天一次讲论，远的一个月一次会考。凡在习的官生，指挥以下，可以培养造就的，都执弟子礼。他们的供养，每年供给银三十六两，束脩听任多寡，不限定数目。那些教射箭、见官不率教者，四季申报该道责罚治理。应袭职以下，直接责罚治理。他们的考核，先将日常学习的几种本业报知抚按，以及符合守巡兵备的抚按守巡兵备出巡时，在教场测试他们的弓马、火器、战法。又每人揭书背问十条，令其讲解。严加赏罚，可赏者多，可罚者少，武师保荐依次升用，赏罚各半。武师考平常，可罚者多，可赏者少，武师戒饬，会试武举不准升用，武举不准会试。若三年之外，怠弃职业，教习无功，会试武举降其二级，发回原籍；武举革去衣巾，仍为军民。武职应袭，并非为了操持一械以充当士兵，实欲学习七书以成为将领。乡试、会试武举，并非为了逞辞章以学文士，实欲试验方略以选拔将才。武场试卷，先报所习兵书，二场试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习中，以将略战法背问十条，令其口占，果能通晓其旨趣，可见诸躬行，然后许进三场。武职袭替，自州而道院，先试弓马，次问所习十条，如果技艺韬略俱有可观，其起送书册备开，州试马中若干，步中若干，十问能答几条，送都司、送道、送抚按衙门皆然。侯阔五尺，高八尺，立于八十步外，其四试马不中三箭，步不中二箭，十问不能答五条以上者，发回肄业，半年再试，发回六次，顽惰如前，骑射不精，文艺不解者，不准起送。其不应起送而起送，一省五名以上，抚按、都司、该道俱听兵科参处。庶几将材之作养既严，武职之替袭不苟，缓急选将，必收得人之效矣。至于武学之开，徒启幸门，又费供亿，用贡士为师，既属虚文，滥民间优占，终成游惰，则臣不敢请也。

译四、精研器械以求实用。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先使他的工具锋利。”工匠的工具是用来制造器物的，尚且要求锋利，何况兵器是关乎生死的器具呢？如今三关的兵器，并非不拨给工料银两，而是监督者侵吞牟利，打造者敷衍塞责。不实用的兵器不打造，而不实用的兵器却很多；不讲究实用形制的兵器不寻求，而不符合实用形制的兵器却极多。况且收藏不谨慎，损失难以查考。臣自从到任以来，打造兵器必定要求合乎法度，器械多有增补。唯独那些没有丝毫益处、浪费可惜的财物、成为军士累赘的，就是明盔明甲罢了。

臣巡视雁门军队时，看见官军射箭，都穿着便服。臣责问他们说：“你们临阵射箭，也穿便服吗？”命令他们穿上甲胄。不一会儿，他们换装再来，都穿着罩甲。臣又责问他们说：“你们临阵穿的甲，也用这种吗？”回答说：“这正是临阵穿的甲。凡是临阵都穿暗甲，外面用衣衫罩住，一是便于旋转练习，二是不生起好战之心，所以临阵无不穿暗甲的。”臣问：“那你们的明盔甲，有什么用呢？”回答说：“用来接送上司，炫耀观瞻罢了。”于是他们环跪哭泣说：“军士的祸患，明盔甲占了一半。每逢考核、巡抚、按察使巡视边关，每年不少于一次或两次。各军没有高房广厦，湿气侵袭，盔甲生锈。把总、管队责令他们打磨，一片片拆开，日日刮洗，几天才能焕然一新。又找人穿结，修刷一次可耗费一个月的粮饷。雨雾一经沾染，又生满甲的锈迹。至于碗子盔，不但适合头部，渴了可以舀水，饿了可以温食，历来称其便利。近来在顶部加上几寸长的枪，装饰以旗旄，难道不壮观吗？然而缓急之时既不堪使用，而敌人喜爱铁器，即使不能杀人，往往用弓掣刀拨落下来，哪里还用得着这种东西呢？”

臣于是拍胸长叹说：“虚文之害也到了这种地步吗？一副明盔甲，计算工料不少于三千文，三关可耗费十万。战阵既不适用，而收藏又成为军士的忧虑。况且每个士兵两副甲，岂不是太奢侈了吗？轻视生死之需，讲究观视之美，岂不是错了吗？臣请求敕令下达有关部门，询问京营，如果明甲无益，碗盔有用，除将官武职听任打造明盔甲一副以壮观瞻外，其余军士似乎应该普遍免除打造，而用明甲的费用制造坚固的暗甲，费用既节省而制造又精良，对于兵家所补益不少。

五、训练乡兵以备缓急。建国之初设立保甲之法，每十家为一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一保，保有保正。凡是属于甲内的人民，各自置办兵器一件，甲长置锣一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铳一杆。这不是为了做虚器扰民，确实是考虑到除去戎器以戒备不测，有武备就可以无患。乡村有盗贼，守望相助的是这些百姓；大寇流劫，登城守陴、结寨入保的是这些百姓；天下多事，勤王御侮的是这些百姓。既然想要救他们的生命，哪里有空闲吝惜他们的劳扰呢？古代役使百姓，每每称在冬天，而讲习武武则在农闲之时，这是重视它啊。臣也不敢说农闲，请在十月初一日以前，先令保正将甲中五十岁以上的壮丁，除去衣冠本身及寄住流民、劳瘵久病的不予编入外，其余不分富贵，不准优占，都用手本开列名单到官府。掌印正官携同佐贰官，先将在城居民，从市首至四关分为四聚，每聚各若干人，逐一点名。强有力者习弓弩，身体便捷者习刀枪，有目力者习火器，壮而拙者习棍棒，或因人定兵，或听人自认，即以所习武艺注于本名之下。将本府州县下班民壮，尽数分于四聚之中，作为教师，各以所认分师教习。一操一息，早饭后巳初入聚，晚饭后申初散聚。三月之后，正官携同佐贰官以东南西北为序，定日试聚。初试赏赐次能者，宽恕不能者的惩罚。三月再试，赏赐能者，薄示不能者的惩罚。又三月再试，赏赐上能者，重罚不能者。重赏不过谷五斗，重罚不过笞一十。至二月十五以后，将四聚之民合为大聚，弓弩与弓弩耦射，刀枪与刀枪对敌，火器与火器打放，棍棒与棍棒排击，类分等第，赏罚教师。罚中少而艺生者的工食，以充中多而艺练者的赏赐。至于四乡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编成小聚，或三聚，或五聚，各照镇店相应，立为聚所。其器械佥编分认既定，择第一二等民壮，分派四乡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实行操演。有司试聚，亦如前式，实行赏罚。至于饮食宴会之间，岁时会集之日，即以武艺之胜负为杯酒之输赢，使民以为乐而不以为难。二年之后，五百人中拔其尤者立为队长，千人中拔其尤者立为千总，各给冠带，免其差徭。三年于邻近卫所，选取指挥千百户知兵者一员教之合阵，四年教之习战。一县但有三千，神气自当百倍。以之居乡，劫盗不敢入其境；以之乘城，大寇不敢撄其锋；以之勤王，则天下皆忠义之师；以之防变，则军士销骄悍之气。乡兵有一之不善于此吗？谈者动辄以劳民伤

译以这两件事为忧虑，那两位帝王和三位先王将兵权寓于农业之中，何曾有一天不讲究武备呢？而百姓不抱怨烦扰的原因，所难的正是奉行的人选得当：一方面要实心实意地办事，另一方面要使百姓不受侵扰。法令制定后，奉行的人选得当。倘若担心没有财力吗？各州县的民壮，多的有三二百名，少的也不减七八十名。如果暂时减少数十名民壮的工食费用，用来购置器械、准备犒赏，绰绰有余。实行三年后，再恢复原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大体上，当今的官吏中，贤能的占十分之一，而懒惰不做事的常占十分之九。他们把造册虚报作为蒙蔽上级的工具，把点查虚套作为纵容科罚私欲的手段，不求解决实际问题，只是骚扰百姓。臣说到此处，切齿痛心。当今天下不能说没有事端了。万一狂妄逞凶的寇贼屠杀劫掠乡村，百姓靠什么生存？如果攻陷城池，守令难道能逃脱死罪吗？又从哪里得到那么多卫所的兵马，去护守各州县的城池呢？臣认为，武备的兴废，是今日考核守令的第一要务。抚按各道巡历郡邑，要严格查访，只要有条令已经颁布，却不愿遵行，或者粉饰文辞欺瞒上级，以及多事扰民的，就特别参奏降职调离，严重的罢免斥退。这样，四海的风气可以振奋，而猖獗的虏寇也就没有可忧的了。

译第六条，严明法令以制服豪强军士。臣听说帝王的德行喜好生养，唯独军令果断在于崇尚杀伐。所以古代的名将，有事后一时而诛杀贵臣的，有因为一笑而诛杀宠姬的，有取用麻线而立即枭首示众的，有借一顶斗笠而必定杀人不赦的。这并不是为了残忍而树立威严，而是统领众人的道理应当如此罢了。如今督抚、总兵，朝廷授予他们旗牌，让他们开府建牙，违抗节制、触犯军令的人，可以擅自处死。所以旗牌所在之处，就是天威所在之处。天子既然已经任命他们了，这并不是专断妄为。如今触犯军令的人不可胜数，捆绑着押赴刑场，等待他们乞求哀怜然后才免死的人有吗？只刺穿一只耳朵的人有吗？仅仅是捆上一根绳子，打几十棍罢了。法令不能在武臣中产生震慑，放纵他们剥削；命令不能在军士中执行，养成了他们的凶狠顽劣。那些士兵，礼教听不到，纪律看不到，威严不能警醒内心。加上那些对操持训练有异议的人，被他们口诛笔伐；那些与他们痛痒无关的人，被他们怨恨。斧钺倒授给三军，而主帅不能像平民一样自保，这是长期衰败所养成的，威严所激发的。抚台、道台没有投酒肉、挟棉衣的恩德，将帅没有同甘共苦的恩惠，情意疏离，愤恨郁结，自己招致拿起武器，死有什么可惜。所可恨的是骄兵横行逞强，不可收拾罢了。日前西夏发生变故，三关的军士，无不吐气扬眉，看待抚臣如同看待刀砧上的鱼肉，任由他们生杀予夺。当时臣巡视三关，应该执行的法令，毫不敢废弃。抗命不受惩罚的，加倍施刑；期望额外恩赐的，呵斥不许。把自己置身于千万虎狼之中，这颗心何尝不感到恐惧。只是认为朝廷的法纪，重于臣的身家性命。即使周围都拉弓相向，臣也端坐承受。近来这类人豪横敢为已成习惯，海内的气焰，不约而同地高涨起来。这是孙武、吴起的精辟言论啊。恩惠是一样的，施于平日则感激我的恩德，施于变故之后则嘲笑我畏惧他们。他们鼓噪就能得利，我们鼓噪就要受罚。这是奖赏他们作乱，引导他们犯上。杀害主帅，杀死镇守大臣，祸害不及自己而利益得到，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主张宽恤的人，难道不是说众怒难犯，未乱容易平息，隐忍退缩，姑且缓解眼前的危机罢了。假如天下只有一支军队，假如官军相互统辖驱使仅仅只是这一时，即使名分颠倒，纲纪崩坏，臣姑且忍耐。但是这支官军，这些纲纪，这些名分，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要求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道理上不能顺从，仓库没有剩余，势态上不能供给，拿什么来应对呢？臣认为供养军队的费用，本来就不丰厚。如果有克扣减损，激变军心的人，审察核实后，必定诛杀不赦。与其被军士杀害而成为叛逆的凶徒，不如由朝廷正法以宣泄军士的困苦。军士愤恨有所宣泄，鼓噪就没有名义；贪官受到法律惩处，剥削自然不敢放肆。旗甲军士，除了隐情明确申诉外，只要有散布谣言、煽动叛乱的，抚台、镇守官抓来诛杀，不等待阴谋形成。等到阴谋形成还不知道的，那是主帅的疏忽。如今营伍的法度，五十人为一队，队中有管贴二人，军中分立将、校、正，想要暗中约束，使他们的势力相互连贯，不得妄动。五百人为一司，司中有把总一人；一千人为一哨，哨中有千总一人；三千人为一营，营中有中军一人。有五十人作乱，而管贴不知道的吗？有五百人作乱，而把总不知道的吗？有一千人作乱，而千总不知道的吗？他们本来暗中主使而表面上逃避罪责，或者表面上倡导而暗中借机立功，明明知道我们无奈他们何。臣认为统领众人的道理，选择长官为首要。选择管贴，必须公正老成，能服众五十人的人担任；选择把总，必须奉法宣恩，能服众五百人的人担任；千总、中军以上，无不都是这样。选择确定后，颁布成文告示。孝悌忠信的行为，即戎讲武的法度，每天与他们论述；赏庆刑威的条令，亲上死长的义理，时常与他们申明。恩爱所及，对长官常常深厚；心腹所寄，对长官常常真诚。使长官与我们志意相合。队中有想要申诉的情况，依次传闻，可以平息的就立即消弭。如果一队鼓噪，不问何人主谋，先诛杀管贴；一旅鼓噪，不问何人首恶，兼诛把总；一司鼓噪，不问多寡，兼诛千总。此外只诛杀首恶一二人，其余赦免不问。其中中军、千总、把总、管贴、队官，克扣凌虐的，允许本队被害军士，联名陈告抚台、镇守官，以及所在道、府，立即从重发落。军士有惑乱群众、扰乱群体，不遵法令的，允许本队把总等官，指实具呈，道、府审明，抚台、镇守官立即发旗牌枭首示众。恩信结于平时，教令闻于有素，上面没有不广布的恩惠，下面没有不达到的情由了。

第七条，议论禁止开山以区别利害。臣听说如今谈论边防的人，把修筑墙垣作为第一要务。所以自从通好纳贡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年不修筑的。计算工程、食盐、蔬菜的费用，不少于三百多万。即使三关九百三十里成为金城，每一垛女墙驻守一军，需要三十六万人来防守。即使得到人防守，也不能坚固。为什么呢？我们无所不守，敌人有所必攻。用厚集的兵力，攻击单薄的防守，胜败的定数，不问可知。臣不敢说没有益处，平时阻挡零星骑兵数十人，大举进攻时延迟砍杀片刻罢了。耗费无穷的财用，竭尽有限的力量，建成容易破坏的边防，这只是苟且眼前的计策。

译即使是妇女和小孩，都嘲笑这是徒劳无功。然而边疆官员不敢废除这种做法，是因为畏惧“重大”的名声，习惯于沿袭旧例，想逃避“我不疏于防守”的罪名，被那些容易显现的功劳所迷惑。所以明知这样做没有益处，却不得不做。

如果有办法节省万倍的劳力，不花一文钱的费用，计算五七年的功夫，等待三十年之后，享受千百年的利益，那就是禁止砍伐、严格栽种了。我听说土地没有不适合生长的木材，树木有快速生长的特性。松、柏、荆、桧、榆、柳、桦、杨，都是山西适宜种植的树种。让沿边一带，除了高险陡峭、敌人骑兵难以进入的地方免栽之外，其余交通要道、平坦梁地、宽阔沟坡岭地，责成守备、操防官员，督率军壮，每年每人栽种十株。犯法的人免除赎金，根据罪行轻重，折算为栽种的株数。土著军民，愿意栽种的，根据数量多少，给予优待。满山遍野，每二尺栽一株，纵横交错，不要排成行列。树木刚长成时，任其横向生长，告诫不要修剪。直到长到一抱粗时，留下容身的高度，紧贴树干修剪，务必使其平整光滑。以便我们百姓躲避敌人时，从容身之处斜削横枝，形状像锋刃一样，用来阻挡敌人骑兵直行。三十年后，枝叶茂密，敌人会怀疑其中有埋伏，怎敢深入？居民男女和牛马，都可以在此隐蔽。即使敌人射箭砍刀，树干都可以遮蔽。而且可以隐藏官军，出则杀贼，入则散入林中。我们奈何不了敌人，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敌人即使勇猛，难道能全部刨掉树根吗？难道能飞骑到树梢吗？这就叫做修筑没有泥土的边墙，排列没有士兵的兵卒。五十年后，就永远不需要再修筑了。

至于山中的荆棘、朴樕等树木，坚硬多刺，如马茹茹等，种类不一，都可以抵御敌人。也让沿边居民，遍植山谷。粗如鸡蛋的，就地斜削；旁生附出的，任其茂密。每隔五年，斜削一次。斜削的像枪，马足难以踩踏；茂密的像刺猬，羊皮袄容易被挂住。只要深达二尺多，敌人骑兵自然畏惧受阻。这就叫做不朽的尖刺，无铁的钉子。有两重障碍可以依靠，就无所畏惧了。

至于山壑水渠，不适合种植，就排列攒枪，堆叠炮石，抵挡敌人前锋；挖掘品字形地窖，铺设钉屏，诱骗敌人进入归路；埋伏快枪，擂下大石，夹击山头。如果诱敌进入羊肠小道，必定在牛角般的险处歼灭他们。我们防守的人少，则兵力有余；敌人进入困难，则恐惧有余。

至于枳、椒、棠、枣，这些树木更好，凡是在边疆地区，都可以栽种。但我私下里有遗憾。山西沿边一带，树木最多，大的合抱干云，小的密集如梳。自从贪功的人借开垦之名，好事的人倡导修理之说，犯法的命案犯、逃避徭役的奸民，占据深山作为坚固巢穴，把林木当作世代产业。放火的，一望无际变成灰烬；砍伐的，数里之内如同扫荡。又大同州县居民，日夜锯木解板，沿边守备操防官员，不仅不能禁止约束，反而索取斧锯等钱，通同卖放。那些百家聚居、千夫为邻的人，驱逐他们不可，禁止他们不从。倘若敌人骑兵侵犯边境，数万骑兵可以横行，而邻里小民，逃奔躲避不知停在哪里。撤除我们的藩篱，放纵敌人如入溪壑，日后的祸害，我不忍心说。

查得《问刑条例》内有一款：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绥、宁夏、辽东、蓟州、紫荆、密云等边，分守、守备、备御，以及府州县官员，禁止约束该管官旗军民人等，不许擅自入山，将应禁林木砍伐贩卖。违者问罪发配南方烟瘴卫所充军。如果前项官员有犯，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差操，镇守副参等官有犯，查实参奏。其经过关隘河道守把官军，容情纵放的，究问治罪。又查得嘉靖二十年，我同乡兵部侍郎胡守中，总督蓟州，曾砍伐边树作望敌楼，被给事中王尧日弹劾，斩于西市。世宗皇帝的法令如此严厉。雁门、代州的山林，西面屏障容易保全，北面阻挡强胡，明例甚严，怎么可以不禁止呢？

晋王朱冲，独自杖毙盗砍禁山校尉的陈卿，立碑山庄，禁止约束诸校，而势豪罢闲乡官王干亨，与同居兄弟伐山不下万株，罪恶不止一种。我已将其弟王坤亨等四人问罪发配充军。至于五台山寺庙，诸僧不下数千，伐木何止百万，淫占妇女，窝聚矿徒，且自称寺庙是古刹，不属州县，保甲难以编入，盗贼无所畏惧，是地方的大害。我认为土地不属于有司，人不入编户，山中聚结，都是各处流民，大约不止万家，隐祸可忧，议处应当紧急。至于砍伐山林，最难缉捕禁止。我想在沿边一带山峦，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约，其百里之内，树木大小，不下千百万，论法则严禁为得，论势则一概禁止不能。与其纵容奸盗，岁以为资，不如课与商民，官收其利。况且工部每有勘合采木，此山且禁且开，法令似难一切。合候命下该部，容臣估计树木若干，计其满抱以上，即于树身，号以价值，课与商民，任其留卖，有司催征价银，解入户部管粮衙门，抵充军饷。满抱以下，计其数目责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计，擅伐盗伐者，责成原课商民拏获盗砍之人。

译对于坐赃问罪、开垦土地、属于百姓的，按照亩数缴纳粮税，以供给军马；属于僧人的，减半征收赋税，以资助寺庙修缮。至于所保留的方圆百里禁山，树立石碑作为界限，严厉责成守备等官员，一方面年年栽种，一方面严禁砍伐。只要有寸许荆棘、尺许树木，被偷砍或擅自焚烧的，都依照惯例定罪发配。这样，商民之利可以施行，官军之供给有所依赖。臣还有话说：大同、应朔、山马等州县的军民，不属于三关守备管辖；那些寄居在三关的，作奸犯科、为盗，这些人既不入保甲，守备也不敢管束。邻近三关的，私自擅砍禁山，都被三关抓获，不是聚众抢夺，就是不服拘捕审问。大同是山西的大同，是冀北守巡、山西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分道，而臣是山西巡抚，兼有提督之责。臣并非不敢直接行事，但军队分属两镇，恐怕容易滋生嫌隙。山西倚仗三关的林木作为屏障，大同倚仗三关的林木作为材用。人情事理，本来难以推行。恳请敕令军门，将应当开垦和应当禁伐的林木，以及私自砍伐的军民，议定法律，永远遵行。大同之民，在三关境内的，属于三关守备管束；邻近三关境土，想要砍伐禁山的，属于三关守备拘捕审问。这样，百姓之利可以通达，边防也得以巩固了。

译第八条，建议恢复军士月粮以救济贫困军士。臣听说，力役是用劳苦来役使百姓，征战是用死亡来役使百姓。如今各衙门的快壮、门皂等役人的工食，最薄的每天二分银，厚的三分或四分银。这些工食之内既没有杂派的名目，之外又有需索的利益。况且忧患不放在心上，偷安常常利于身体。然而军士则不然。暂且以太原营为例，每名军士月粮八斗，每斗折银五分，计算每天所得，才一分三厘罢了，尚不足壮士一顿饭的费用。自从款贡以来，又在六个月内，每月扣银五分，共扣银三钱作为市本。自从款贡达成后，三关成为内地，所以军士月粮少到如此程度，每天所得不及一分二厘。父母妻子的供养所依靠的是这个，日常用度人情往来所依靠的是这个，器械衣装所依靠的是这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源了。又分领夷马，有摊赔的费用；关领月粮，有造册的费用；掌印、本管指挥、千百户、千把总，有科派的费用；有马的军人，虽然关领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银的费用；守备等营，又有杂拨滥差的费用；有长差帮贴的费用；有送迎奔走的费用。与快壮、门皂相比，一无所得，诸有所损。月粮既少于工食，战征又苦于差役。用这样的身体，而要求他们鼓气练兵，能做到吗？用这样的心情，而要求他们竭力致死，能得到吗？如今国家养兵的费用，可以说奢侈了，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增加确实困难。至于每名军士每年减少三钱，计算三关马步军，共减少一万九千余两，唯独不能恢复吗？只是款贡正在实行，市本无处筹措，恢复确实困难。查得山西民壮一万六千五百名，在这无事的时候，每年供给修筑的劳役，对边防没有益处，白白耗费民财。如果在富庶县，可以征银的地方，共减少三千名，每名解送工食衣鞋银六两五钱，共得银一万九千五百两解送边关，以抵补市本，那么军士的月粮可以恢复，而积久的困累可以缓解了。倘若虏人不恭顺，我们应当闭关，一万九千余两的市本免征，三千名民壮的工食固然还在，因时因势，用人用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为什么要剥削贫困军士的膏脂来喂养无厌的豺狼呢？

议

盐法议

福府庄田议

盐法议【代归德太守盐法】

会看得河东商人高世彦等告称，商困已经极深，法度想要依旧，这确实是迫切的真情，确实应该加倍优恤。他所奏与山东商人王邦太等逐款相驳，各据一说，我等暂且不与他们辩驳。所有原议开归改属一节，如果有利于民而有害于商，或者通于此而滞于彼，自然不是良法，哪里适宜轻易改变。我等私下仔细商议，开归二府改属山东，对河东商人没有损害的两点，对河东商人方便的三点，而高世彦没有考虑到。河东盐课，现额六十二万引，开归二府食盐十二万引罢了。二府既然改属，那么十二万引就随着所改的地方，与河东分毫无累，哪里有地方去了课税还存在的道理。这是开归改属，对河东商人没有损害的一点。旧引积压垫底数量多，原本是因为解池生盐数量少。如今开归固然没有改属，而商人负累包赔杖毙自尽的已经十多年了，难道是二府改属的罪过吗？大概高世彦苦苦于纳银久而盐不得，并非苦苦于积盐多而无处可卖。这是开归改属，对河东商人没有损害的另一点。如今有施饭给穷人的人，每天施粥一石，等待吃的人常常上千人，因此饿肚子而死的人十九。第二天等待吃的人百人，那么吃饱歌唱而丢弃剩余了。解池盐不及额，固然是石粥。高世彦等困于饿肚子很久了，如果割十二万引给山东，那么解池宽了十二万的额度。即使解产如常，高世彦可以宽免十二万的报纳。倘若盐花偶盛，高世彦可以偿还数十年的积负。这是开归改属，对河东商人有益的一点。解盐因为甘，因为浇晒所以苦。因为苦所以不行。不行那么商人坐困。如果改十二万引给山东长芦，那么解池不必浇晒而自足。既不浇晒，那么硝碱不杂而自甘。盐足有不不及旧商的吗？盐甘有不售的吗？这是开归改属，对河东商人有益的另一点。压垫于盐之不足，商之不报中，穷于压垫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穷于旧商之不报中。额减那么可以罢超支之法，盐多那么可以苏旧商之困。迟以岁月，那么压垫尽完，而商人争报。今日的解池，固然是旧商百年之全利。这是开归改属，对河东商人有益的第三点。况且王邦太是河东人，放弃桑梓之近盐，图山东之远利，其情固可知已。高世彦攻击他，特以乡曲之体，当有一言，岂直昧于利害得失之计哉。再照有一隅之变通，有四海之大较。所据高世彦奏称河东有三弊，谓商资尽而无商，盐池坏而无盐，盐味变而无用。这岂是一时整顿之力所能挽救的呢。今天下私贩盐徒，其多官商几倍。天下所食私盐，其多官盐几倍。这是什么缘故呢。解盐苦于难

译行销的盐税多而盐量少，价格高且盐味苦，这是两淮、山东、长芦的情况。私贩盛行，行销的盐税少而盐量多，价格低且盐味美，这是强令百姓食用河东苦盐的情况。让盐价昂贵却卖不出去，那么缺盐的人就会受害。禁止两淮、长芦、山东的甘盐，让盐价低廉却卖不出去，那么盐多的人也会受害。现在产盐的地方，哪不是皇上的土地？私贩的人，哪不是皇上的百姓？如果让各地互通有无，那么私下的食盐都成了官盐，私贩也都成了商人，难道只有河东长期匮乏，才需要调停吗？开封、归德、应天、改州等地的事理，非常明白。

译关于福王府庄田的议论【福王府庄田】

查考建国之初，分封二十四位亲藩，赐予的田地多寡不等，没有达到万顷的。其他情况不可得知，仅以河南为例，周、赵、伊、徽、郑、唐、崇、潞等王府，有一个藩王达到四万顷的吗？如果有，那么这八个王府就该有三十二万顷田地，占去了河南土地的一半。自从太祖以来，广建亲王六十多个府，共计田地二百四十万顷，占去了天下土地的一半。其数量无需查考便可知晓。福王的请求，不得不多，这是情理所在。皇上的批示，不得不查，这是法度所在。所批示查核的，是废置的王府以及相应的土地罢了。未曾严厉下旨切责，不论官田民田，务必凑足数目，不许抗违。现在一定要搜刮凑足四万顷，扰乱祖宗分封的制度，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仁寿、消宁、未央三宫，土地六十二处，仅有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四十七亩零，而一个藩王多达四万顷，不仅无法树立法度，而且一个藩王的土地，几乎比皇宫还多一倍，恐怕不符合尊卑的礼制，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查得我朝诏令，有说今后定额征收的钱粮土地，不许王府奏请讨要。况且天下的土地，自从万历六年丈量之后，沿着田埂、丈量每亩，都征收钱粮，哪有顷亩闲田，不在官府，不在百姓，而成为无粮白地的呢？庄皇帝只有一个景王弟弟，当今皇上只有一个潞王弟弟。虽然像汉文帝对待梁王那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圣天子则子孙众多，皇太子更是不可计数。现在福王府一个藩王，请求田地四万顷，仍然要求肥沃的上等地，仍然不按照潞王府四万银子的例子，而请求十二万租银。瑞王府以下，这是因为宠爱的缘故罢了，瑞王府以下怎么能相比？谁不援引这个例子来请求？拒绝他们没有理由，给予他们无处安置。如果再次这样搜刮，三十年后，民田都将变成王庄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查得河南官民田地，共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五十一亩零，该缴纳夏麦六十万九十四石，秋米一百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四十一石零，绢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六匹，马草二百二十八万八千七百五十四束零，这些都是皇上正当的赋税供给，分毫不可缺少，而百官的俸禄、百姓的差役更不在话下。英宗分封崇王，因为没有闲地插设厂卫，拨给民田若干，免除夏麦一千七百三十一石五斗八升二合，狄米五千九百四石四斗九升二合，马草七千二百一十六束，丝九百三十九两零九钱三分，都是割让朝廷的正粮，减轻小民的重负。况且树没有两层皮，民没有两属之身，如果割让正供，国家不堪承受损失；如果加倍征收，百姓无法生存。这确实是国家的忧患。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而且寺庙香火土地，尚且禁止王府侵夺，何况学社的田地变价，更是盛世的耻辱，亏损圣主的德行。又十项以下，不成庄田，而零星散落，如何插设厂卫？倘若坚持上奏，岂止是地方的福气，这也是当事者的体面罢了。

书信

回复毕东郊按察使

回复毕东郊按察使【积贮】

现在天下吏治，有比民生更重要的吗？民生的命脉，有比积贮更紧迫的吗？仓库像洗过一样空，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救活一个饿夫；珠玉堆积如山，即使给人千金，不如给一升粟米。读您《积谷一刻》，至于本院公费的裁减、有力者的减役、杖赎的免除、工价银的豁除、收放的刁难，无一不是节爱之仁；读《救荒二议》，如酌给粥的节制、备粥场的药物、调治饥病之人、贮煮粥的器具、严禁卖妻弃子，无一不是如保之念。三秦士女，百万生灵，何其幸运，何其幸运。然而不肖之徒有昌言说：积贮的方法，不仅救饥民，正以救死民；不仅备荒年，也用以辅助军兴。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策，正是要备荒有善政罢了。人们知道积贮应当重视，我又认为收放应当详细。谷物忌湿，现在各省仓库大多低洼潮湿、破败漏雨，谷物容易损耗；现在各省风窗大多雀鼠难防，那么用板铺地，用竹编篾，近仓不可作秽恶之事，近仓内不可畜养鸡猪，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一点。社仓之法，收贮于民，不拘大小镇店庵观寺院，随处建设煮粥，放账之时，就近百凡便宜，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二点。秦晋之民，家多盖藏，山东河南，皆无岁计。我昔在山东，曾有会仓劝本约之，民各量其力，每会积谷若干，聚于一所，秋敛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独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积，愿不分而助同会者旌奖，以多寡为差。这是在位官员得法，社长得人，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三点。粥账二法，最莫轻行。饥民未必是饿死之民，凶岁更防大凶之岁。积惯之奸，开赈借之端以媒利；昏庸之吏，好赈借以市恩。见在者以肯沽仁声，后来者以不催为盛德。一人借数石，常骗二三十石，而贫无力者，无升斗之获。我在山西，查催十年之内出陈旧欠一百三十八万有奇，严行催补，止收三十七万，其余或称官更吏

译改正。卷宗档案已不存在。有的称逃亡流散或死亡，无人赔偿弥补，至今成为憾事。我认为应当奏请批准：凡是本官经手的仓库事务，务必催缴完毕，缴取实收凭证，查盘清楚明白，才允许离任。否则，即使朝廷征召，也必须留下催缴。那些丁忧或因事故离职、难以久待的官员，要造具借领花名册和保主名单，申报给上司，批示后任官员，务必令其在当年秋季催缴完毕。除非连年遭遇大灾荒，不允许跨年度拖欠。这是应当讲求的第四点。

社仓之法，委派官员查盘，则多有骚扰问罪的累赘；完全不查盘，只会使徇私舞弊、谋取私利的人获利。我认为应当由主管官员每年亲自查盘一次，不允许委派佐官、领班或教职人员，以滋生弊端。至于府州县想要寻求查盘虚实的方法，没有比每年斗级（负责量米的吏役）每年交接时，新斗级对旧斗级欠一升不收，旧斗级对新斗级作一弊不得，更为有效的了。设立一种仓法：每个廒间五间，都用木板隔断。五间从西向东排列，常空出一隔。每当湿气盛行的月份，倒廒一遍，将东边第四隔的量入第五隔，依次递量，空出第一隔。量完上报数目。明年又自西边第二隔量入西边第一隔，依次逐渐向东，量完上报数目，又空出东边第五隔。委派官员查盘仓粮，想要亲自量，则一一见斗；不亲自量，则取掌印官及新旧斗级的保结。真实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五点。

至于煮粥的方法，也有可说的。煮粥第一方便流民，而本地贫苦妇女，断不肯赴场；老病残疾之人，断不能赴场。那么核实其口数，每人每十日领取炒豆十碗，或米三升，务必令本家无病之人查实领给。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一点。罢场之月，野外有草叶木皮，则先放壮者，次及流民妇女，次及流民老疾者。死者由主管官员酌情给一席，埋在漏泽园，询问其姓名籍贯并标记。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二点。煮粥各州县同日开始，则流民少；流民少，则开场之日无拥挤杂乱之忧，散场之日无结聚为盗之患。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三点。耘田之月，有命令百姓积菜、获糠的命令，百姓积糠多者给赏。豆每遇湿月一晒，则耐久干。菜粗豆腐可佐粥场之费，不必用米。这是应当讲求的第四点。酒这种东西，饥时不当食，寒时不当衣，百害之事，百耗谷物。山东河南千室之邑，曲糵等费，不减几万石。以此赈救凶年，所活之人不减万人。又酒席、衣服、车马、宫室、器具，以及婚丧无度，以及寺观、园池、戏子、倡优，无不都是耗财之蠹。似乎应当制定度数，责令百姓自行储蓄。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五点。人们说荒政不在荒年讲求，救荒不救将死之人，这类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