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六十六

译听从并信服其教化。考核官员以亲近为宜。既然能够早晚提点警示，引导其向善而补救其过失。督学职位尊贵且任职长久，又能够每月锤炼、每年磨砺，全面知晓其善恶而决定升降，激励振奋他们。使人才从容自得、优游其中，或许贤才就可以得到，而风俗就可以端正了。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认为，选拔严格、任用谨慎，那么年老的人就没有归宿。我只知道任用贤能、斥退不肖罢了，哪里顾得上其他。况且如果人想要遵循常规，那么把天下人都任用为官员才可以，这是必然不会发生的情况。田野间的平民百姓，剩余十斛麦子，尚且选择老师来教育子女，怎么可以把天下的豪杰，交给那些琐碎平庸之辈呢？凡是物品中值得乞求的，不过是钱币布匹这类小东西，明珠大宝这样的宝物，从来没有人乞求的，这究竟是什么责任，竟然乞求着给予呢？

译敦行实【敦尚士行】

臣听说王道衰微以后，诸侯凭借武力争权，喜好与厌恶各不相同，人们各自推崇自己的私学，以此来求取当世君主的赏识，于是百家杂学像蜂群一样纷纷涌现。汉朝兴起后，董仲舒认为思想没有统一，百姓不知道坚守什么，于是制定策略、确立议定，所有不属于六艺科目、孔子学说的，都予以罢黜禁绝。当今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家家户户诵读诗书，户户尊崇孔孟，五尺高的孩童，都以比作管仲、晏婴为羞耻，这已经纯粹而端正了，然而人才却远远不及古人，为什么呢？

万物没有不讲究实际的。实际，是万物凝聚天地精华而成，并被天地所利用的实质。稻粱比稗子贵重，这是确定的。如果有秕谷，即使堆积如山、装满车辆，上面不能登上祭祀的簠簋，下面也不能救济饥饿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实质啊。没有实质，就连稗子都不如。现在那些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马穰苴、孙武等人，难道不是读书人所轻视简慢的吗？试着考察一下，天下有对内修明政治教化，对外应对诸侯、开疆拓土、使国家富强、树立君主威势的人吗？没有。有枯瘦憔悴也不舍弃，为天下开垦荒地、充实城邑的人吗？没有。有文能团结众人，武能威慑敌人，攻取战胜的人吗？没有。大概他们所做的，虽然不符合大道，但是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做事一定显现成效，不曾以虚浮言辞来掩饰。所以用诸子百家来仰望圣人，不像稗子与稻粱那样差距巨大。至于他们确实追求实际，不用言辞回避虚妄，各自追求事情的成功，这也与圣人有什么差别呢？只不过有邪有正罢了。

唉，天下为什么秕谷这么多呢？试着论述一下，圣人的教化，其道在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法在于礼乐、政刑，其本在于正心修身，其用在于治国平天下，其文在于六经，都是实学。然而诸子的学问狭隘而流于技艺，所以必须表现奇特、惊动人心，才能显示其奇异，从而形成偏颇邪僻。圣人的大道，广大而根本在于中正，所以愚笨不贤的人可以企及，贤能智慧的人不敢超越，而人们也可以窃取其表象，这就是所谓“其道无常”的原因。

因此，悬挂爵位俸禄的重赏，而在文辞上较量，就称之为言扬；学习剽窃拼凑的文章，而谋求富贵，就称之为明经。英华果锐之气，完全消解在陈腐软熟之中；孝悌廉耻之心，完全转移到声利盛丽的习气中。平时议论，没有不抛弃所憎恶的，而举荐所方便的。谈论生死，就看重保全身体发肤而退让成就仁义；谈论出仕隐居，就称颂随波逐流而隐去道义名分；谈论交际，就借口接受宋国的馈赠而忌讳拒绝齐国的馈赠；谈论道术，就引用中庸而抛弃狂狷；修养德行，就被视为好名；仰慕圣贤，就被视为伪学。谨厚的人已经颓然寄托在不举荐、不指责之间；轻浮的人则放肆而无所忌惮。大概庄周已经有糟粕、鬼魅、诗书、发冢的讥讽，又何况是糟粕鬼中的糟粕鬼，将要与诗书一起抹杀吗？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儒者的服饰，都称为儒生，外壳虽然具备但实质已经丧失了。却选取他们进贡到天府，已经不敢期望稗子的用处，还想用来充实明堂、供养百姓，不也很荒谬吗？

臣听说耕作如果马虎，那么收获也马虎而回报；除草如果草率，那么收获也草率而回报。所以既然已经培土施肥，对于不是同类的一定要锄掉去除，这是为了使它们茂盛，收敛华彩而趋向实质。至于秕谷，也只是播种罢了。因此，优秀的农夫粮食丰富，仁爱的君主人才丰富。现在督学、较官既然都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就应当让他们敦尚实行。以文章取士，已经不可改变，要以实行作为主要标准。较官全面了解一个学校的学生，督学全面了解一个省份的学生。岁试中文章优秀且品行优秀的上等，文章优秀但品行低劣的斥退，品行优秀但文章稍差的也列为上等。岁荐中文章品行优秀的进贡到吏部，不然就罢黜不贡。乡试中文章品行优秀的进省，不然就罢黜不进。使人得到行善的利益，不善的人即使文章工巧也不免于困顿坎坷，士人就会日益趋向实际。现在既想要人们实际，而取舍又在于虚文，这就是苏辙之所以有樵夫牧童议论的原因。

虽然如此，臣曾经阅读宪令，朝廷的意图，难道不慎重吗？既有卧碑，又有三等簿，又命令岁贡考察性资学业，又命令乡试有司保举文行，然而没有执行的，那么法令不被信任，人们也不敢执行。法令重视实行，而实行的人常常困顿于蓬蒿之中；法令轻视虚文，而虚文的人常常身穿青紫官服。所以上层的人知道实行一定得不到官职，文章最终不能抑制。品行污秽如同市井，行为像盗跖，心里知道这些，看到他们的文章华丽，也就录取他们。害怕他们虽然现在被抑制，将来一定会显达，即使现在暂时抑制，以后没有不被收用的。天下谁肯出来承担怨恨呢？先王的法令，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通过乡射之礼来观察他们，直到最终不变，就放逐到远方，终身不齿，不忍心断绝人而拒绝邪恶如此严厉。现在也应当挑选可教化的人，使他们观察感化于善行，严重的即使文章华丽，也不齿。督促责成较官，不要将好恶记录在籍册中，而又参看提调的记录，取舍进退，一律以此为依据。以诚心为本，以决断执行，以坚固坚守，不从事姑息而有所忌讳回避，或许能使人孜孜不倦，在法度之外兴起，而实行可以得到。不然，马虎草率，天下更加趋向秕谷，而且治理天下又哪里用得着这些秕谷呢？

决资格【三途并用】

以綗斋的才能而地位卑微，无法施展自己，资格禁锢人，不也太厉害了吗？

臣听说天下的事物，有有格

译有资格，也有无资格。善于用人的人，用方形去契合方形；不善于用人的人，用长形去契合短形。长短方圆，这就是所谓的“格”（规格、标准）。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彼此适宜的匹配，所以格格不入而不能相容。用这个去契合那个，尚且不能进入，何况用无去契合有呢？

现在的人，有聪明、愚笨、贤良、不肖的区别，而在贤良聪明之中，又有政事、文学、言语、勇略的不同。他们天生形成的资质是有形的。官职有高下、繁简之分，而在高下繁简之中，又有治理教化、军事刑法、财政赋税、文书辞章的不同。他们处理事务的能力是有状貌的。天生形成的资质有形，处理事务的能力有状，称之为“格”，也是适宜的。

同样是人，却有的称为进士，有的称为举人，有的称为岁贡。高低取决于眉眼间的观察，美丑随同唇舌间的议论，贵贱通达阻塞取决于所遭遇的际遇，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正像是生来就得到姓氏一样。这就像婴儿初生，抓住他给他定姓，说是某氏，也就认为是某氏罢了，难道本来就有这样的区别吗？

所以，选拔官员的方法，与其符合那些随人而变的东西，不如符合那些天生形成的资质更为得当。虽然如此，人所追随的，何尝不是说是天所成就的呢？

在学宫考核的士人，聚集在一起考试，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送到礼部，不能胜任的没有途径自己到达。起初并不是堵塞他们的门路而扼制他们，那么到达的人本来就被称为贤良，被称为聪明了。

乡里贡送的士人，聚集在一起考试，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呈报给天子，不能胜任的没有途径自己到达。也不是堵塞他们的门路而扼制他们，那么到达的人又被认为是贤良，被认为是聪明了。

人所排定的等级，完全依据其分位所形成的资质，又怎么能自我辩解呢？唉，那些用来考试选拔的标准，究竟是取之于聪明愚笨、贤良不肖呢？还是取之于空洞浮华的文辞呢？那些用来授官任用的标准，究竟是取之于空洞浮华的文辞呢？还是取之于贤良聪明呢？空洞浮华的文辞，不足以确定有形实的资质，却徒然赋予它没有根据的名号，却要用它来管理有形实的事务。那么，君主想要用资格来统治天下，怎么能不知道所契合的是什么呢？

周代的士人，有选拔俊才、造就进用的区别，大概界限分明。而用来兴起他们的，是六德、六行、六艺。名义就是其实质，任用就是其选取，所以随着他们资质的适宜，评定他们为卿、大夫、士，乡遂的官吏，恰好相互契合而没有差错。

现在所定的资格，比周代的司徒更疏漏，而资格所拘束的，比周代更过分，这实在不是用来广纳英才、成就教化的方法。

况且天下事务繁多，没有气度就不能成功。所处的环境，会改变人的气度。富人的儿子，容貌姣好，举止从容，聚在一起声音高昂，起身快步脚抬得高，难道他们都是贤良聪明吗？这是身处富贵而气度充盈。穷人的儿子，出入谨慎，进退艰难，想说话舌头打结，要走路脚步迟疑，难道他们都是愚笨不肖吗？这是身处贫困而气度匮乏。

所以说岁贡不如举人，举人不如进士，从这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气度匮乏就容易萎靡，萎靡就会颓废而不振作；气度充盈就容易自满，自满就会放纵而无所不为。人才不能涌现，实事不能见效，都在这两句话中了。

如果下属已经萎靡，上级又放纵，那么君主能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陛下知道资格的弊端，奋然想要废除它，发布德音，下达明诏，深深叹息岁贡不能担任方面大员，举人绝望于九乡，可以说是超越了拘挛的见识，打破了帷墙的体制，独自观察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

我私下对此有疑问。十围的大树，一定生长在邓林；直径一寸的珍珠，一定产自合浦。为什么呢？因为聚集的人多而选择就容易。现在按三年的比率计算，举人是进士的三倍，岁贡是举人的三倍。然而举人中能望到进士的，百中不过一二人；岁贡中能望到举人的，百中不过一二人。即使有，也是闲散官署、左迁官员、偏远郡县的人，而且急于离开。

谚语说：“粮仓里鸡栖息，不啄食也会被提起。”说的是不在其位。难道没有留下的人才吗？还是正在振奋而还没有回应呢？或者还没有免除拘挛帷墙的束缚呢？不然为什么应该看见却看不见呢？

建国初期，选拔官员只务求仁德贤能，下品没有堕落的污点，上品没有骤升的突兀，确实是依据那个人本身。现在想要让进士都像宋代那样全部担任判尉，那么这种形势必然不可行。何况举人已经不再注选，而又涉及国家的盛典。

我认为，对于三人以下的，暂且不要让他们骤然显贵，而要在事务和百姓中试用他们。举人、岁贡中的优秀者，都能像进士高等出身那样。等到他们任职治民，有可以指出的政绩，就改变他们的官职，升降任用，不再以科第作为断限。

大概起初进用的时候，只问举业，不必相同其出身，但应当不限制他们的最终成就。这样就通达人情而合乎时变。举人不能像进士那样顺利出身，岁贡不能和举人一起在礼部考试，至于铨选注官，也多受屈抑。那么举业的作用，既然已经做官之后，哪里还论这个呢？

学问广博，文章典雅华丽，这就可以担任翰林；节操端正，通晓国家体制，这就可以担任科道。所以建国初期，在这三种选拔中，上面不专用进士，下面不轻视岁贡，校官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因此，古代的圣王，在有所格之中造就人，而不把人在无格之外抛弃。在有所格之中造就人，是有格而使之无格；在无格之外抛弃人，是无格而强为之格。

何况祖宗的朝代，草野九流，都充任使职，胥吏小官，都属明扬，功绩施于庙堂，光辉垂于史册，难道是用资格来拘束的吗？现在却放置不收，轻视不齿，草野多枯槁之人。

译胥吏怀着奴仆般的志向，这更是严重了。臣请求恢复贤良等科目，命令监司、知州、知县推举保任并核实情况，与科举制度同时使用。每二千里每年推举一人，不追求数量多，只追求符合标准。根据他们所推举的人，作为对推举者赏罚的依据。天下不得有人通过捐钱成为吏员，必须通过考试合格才能补任。上级又一定要以礼相待，培养他们的廉洁和羞耻之心，不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使他们欢欣鼓舞，都有自我奋发向上的意愿。如果不强行制定格式来穷尽天下的才能，而是考察他们适宜的地方，以符合其用途，那么贤能智慧的人，无论才能大小，都能各得其所；即使是愚笨不贤的人，也都能受到鼓舞而向善进步。官职得不到整治，是没有这样的事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人，又何必设立许多等级来排斥他们呢？

译审慎地选拔和弹劾【选拔和弹劾务必核实】

我曾经读史书，感叹齐威王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齐威王委任政事以来，国家治理不善。自古记事以来，当时即墨大夫最为贤能，而齐威王身边的人却天天诋毁他。齐威王派人去视察，发现田野开垦，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公务，东方得以安宁。既然贤能，就召见他并对他说：“你不侍奉我的左右亲信，来求得赞誉吗？”于是封赏他万户的食邑。阿地大夫最为不贤，而齐威王身边的人却天天赞誉他。齐威王派人去视察，发现田野没有开垦，百姓贫困困苦，赵国攻打甄地不去救援，卫国夺取薛陵却不知晓。既然不贤，就召见他并对他说：“你大概是用厚礼贿赂我的左右亲信，来求得赞誉吧。”将他烹杀。那些赞誉他的人一并烹杀。赞誉阿地大夫的人，就是诋毁即墨大夫的人。于是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粉饰欺诈，都尽力竭尽忠诚。齐国大治。即墨大夫贤能，封赏贤能的人；阿地大夫不贤，烹杀不贤的人，这就够了。然而私下诋毁和私下赞誉的人必须诛杀，难道不是因为谗言嫉妒的人就是破坏政事的根源，结党营私的人就是借用的手段吗？驩兜被流放到崇山，他的罪行不可考证，只是曾经举荐过共工罢了，而舜也自己说过他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由此说来，齐威王之所以振作声势，以警示打动臣工，大概就是舜的方法吧。现在仓公用药，想要让它祛除邪气而保全正气，就必须先控制它的药性。炮制、炙烤、浸渍，无不准备周到。如果不加以控制，只随它的本性行事，那么就会横冲直撞、肆意发散，邪气更加嚣张，正气更加耗损，离突然死亡还有多远呢？君主用人，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近日京城官员的保举任用，很久没有实行。科道官的封章弹劾，也只针对大人物。天下府州县官吏的贤与不贤，全在于巡抚和巡按。我曾经看过邸报，被举荐的必定是方面大员，不然必定是进士出身的州县官，不然必定是那些圆滑世故、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千百中只有一个。被弹劾的必定是州县小官，不然必定是举人出身的方面官，必定是那些倔强傲慢、不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千百中有一个。因此，东方已经明白了，卑躬屈膝地在门前等候，屏退车马，抛弃锦绣，像大雁一样排成行躲避影子，像天鹅一样站立在厕所旁，这已经成为惯例，不能再标新立异了。弯腰曲背、唯唯诺诺、口中喃喃如有吞咽之声，那么大官没有不这样的，何况小官呢？为什么呢？为了祈求被举荐而避免被弹劾。使臣到了，喘着气、流着汗在路上迎接，抱着小凳伺候饮食，望见尘土就下拜，进献的菜肴极尽水陆珍馐，布置的宴席比拟王者，凡是用来悦耳目、娱心意的，细微之处都具备，那么进士没有不这样的，何况举人以下呢？为什么呢？为了祈求被举荐而避免被弹�。大官和进士，权势熏天未衰，我的举荐对象常在其中，又用谄媚来催促他们。小官和举贡，停泊有所，我的弹劾对象常在其中，又用谄媚来邀买他们。因此黑白混淆，邪正杂糅，公道阻塞，人心侥幸，这是国家政治的大害，当时风俗的深痛。天下如此广大，贤人君子如此众多，而我怎敢妄加诋毁呢？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以专门的态度去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我曾经追溯事情的原委，蒿草和瞿麦长成树林，粮仓报告匮乏，田野没有看到开垦，糟糠吃不饱，粗布短衣不完整，百姓没有看到富足，官吏懈怠而不勤奋，吏员奸诈而等待贿赂，事情没有看到不积压的，百姓贫困困苦失去生计，邻里呻吟，百姓没有看到安宁。天下本是一家人，固然没有敌国侵犯的祸患，然而郊门之外，盗贼每天屠杀乡聚，老幼被捆绑，戾夫为之流泪，掌管军队的人未曾派遣一个谋士去对付他们，遇到紧急情况难道可以依赖吗？这些人都往往被举荐了，这就是我妄加议论的原因。女子的美丑取决于强弱，那么刚强者吐露而柔弱者吞下；美丑取决于苦甘，那么谄媚的人得势而正直的人远离。豺狼当道，母猪受罪；狸鼠同游，狐狸或虫类变态相遇。如果遇到齐威王，必定无事。况且药物没有不经过炮制就可以使用的。我希望陛下掌握虞帝的权柄，收回齐王的权柄，审慎选拔和弹劾的机构，加重巡按的责任，命令都察院堂上官保举干练廉明的御史派遣他们，让他们考察官吏。如果这样，考核恐怕也会成为空话。如果有贤能超异和贪暴尤甚的人，明确写出实绩特别奏报。其中才能一般、可上可下的人，分别写出考核评语上报。各自分为正副两册。正册留在宫中省阅，副册发给吏部与二三大臣共同处理。考核评语等待考核举劾验证属实。特别斧钺所派遣的阅视者未必能得人，为患也不小。就像派人视察即墨大夫所做的那样，然后施行刑罚和奖赏。如果有贤能的人，仅仅因为地位低下，或者不善于谄媚而被弹劾，仍然升迁他们。不贤的人被举荐，举荐和弹劾不实的人，全部依照法律问罪。使者返回，堂上官考察，以进贤退不贤为称职。大概中等人才最多，治理有要领。因此齐国七十县，只选取两个人。公道昭明，谁不心怀敬畏。又掌握纲纪，专门治理刺举的官吏，那么控制御史，就是控制天下郡县。天下极其广大，君主怎么能全部知道。所以寄托耳目于左右。眼睛瞎了黑白不分，耳朵聋了淫雅相混，那么一定是天子亲自去做才可以吗？人们不忠太严重了。天子本来没有亲自做的道理，而左右又不能完全相信。那么齐威王的方法，可以因为它不同于舜而抛弃吗？

选择将帅【测试士兵骑射】

我观察苏洵论述将帅说，将帅只是一个大的主管官员罢了，不是宰相，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如此，王

译良造的父亲，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如果让他用瘸腿的马匹来拉破旧的车子，骨骼受苦，筋脉劳累，踟蹰不前，无法前进。这并不是他擅长长距离而短于短距离，他所患的病在于破旧的车子不是承载重物的资质，而瘸腿的马匹不是远行的器具。那么将领本来就不是可以随意比拟的，又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呢？

当今天子在上忧劳勤政，大臣在下宣播教化，但甘霖的洒落，不能遍及覆盖盘石之地（指京城），辇毂之下（指京城）欢欣鼓舞，而边郡的百姓，肝脑涂在荒墟，膏液滋润腐草，老幼被俘虏，父子夫妇不能保全，这是将吏不贤的缘故。

从前我太祖皇帝以马上得天下，披甲执剑，与各位豪杰在中原并驰了十多年，驾驭将领的方法，谋划得很审慎了。都司卫所，像锦绣一样交错遍布天下，在要害之处，设置镇守戍卫。军门之外的重任，全部托付给武臣，认为指挥军队，拔旗陷阵，不是迂腐的文人所能办到的。

太平既久，法令日益松弛。成祖时黄公担任交址二司，还以属官的礼节侍奉黔、英二公，看他的书信札记可以知道。纨绔子弟，在美酒厚味之中被豢养，沉溺在丝竹美女之间，肌肉筋骨驽钝迟缓，智识昏昧。所以仁宗皇帝命令文臣临镇，处理文书，商议机密，参与军务，管理边防储备。前称参谋，后称提督，这是文武官轻重变化的缘由，后来都改称都御史，称为提督了。

天下治安，士大夫掌权，披甲戴盔的武夫，低头顺气，唯唯听命。因此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有将领的名号，却束缚而不能振作军旅，大权上归提督，下属备兵，俨然成为将帅的职责了。所以这两者，不可不慎重选择。

现在所任用的人是谁呢？是读章句的小生，拿着方幅的纸，摇手就能攫取高第，安坐数年，富贵逼人，于是占据而有之。入则列兵而居，出则陈戟而游，击鲜饮醇，大概光宠富厚了。盗贼满山，耳聋而不闻；百里之内，攻下乡聚，屠戮百姓，虏掠子女，眼瞎而不见；豪强夺民田，亏损国赋，心懵而不知。惴惴然庆幸不攻城劫库，自可数日而迁升。画隍以外，委以啖贼，倍力为巧诈，隐匿不上报，装饰虚功，执空文，以欺骗主上。这是百姓所以哀吁而无告的原因。

难道是与贼人亲近而利于百姓死吗？身家重而勇略微弱，只是一个竖儒罢了。鸷悍跿跔，奋臂而善斗的是壮士。妇人女子，缓步柔声，佩戴珠玉，拖着白绢，听到喧哗就闭户缩颈。怎么能让妇人女子去战斗呢？

臣观察三代之时，多以车战，所以士人从小即学射御，司徒大比，也以这个来兴起，与德行、礼乐、书数同选，用之于战，都能致师，不是苟且而已。所以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定科举格，中者后十日试以骑射，意念深矣。非大圣人孰能如斯？

臣欲令乡会中式举人，愿试骑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试中注于其籍，授官时以为捕盗通判，即如此铨注，以上第者视之，竟同左官矣，谁肯以骑射自见者乎？兵部主事，使之治寇行道，边讲方略，习韬钤，以待备兵提督之用。

然而论者，以为骑射一人敌耳，不足以得大将。殊不知武之弓矢骤驰，犹儒之椠觚揖让也。善椤觚揖让者，未必能为圣贤，未有圣贤而不善椠觚揖让；善弓矢骤驰者，未必能为将帅，亦岂有将帅而不善弓矢骤驰哉？论者不称太公之膺扬，而称张良之似妇人；不称孔子之却莱，而称杜预之不穿札，皆猎取一二以自解说其无能而已。

且夫军旅之事，以志为主，以气为用者也。章缝之人，而善骑射之技，其志深，其气壮矣。备兵提督，固不必出入行阵，与敌角一技之间，然而定议运谋，鼓锐制胜，非志气何由哉？驾万斛于大海，楫之橹之，非长年也，而惟其命之听。苟不常习，闻洪涛而股栗，见巨浪而心悸，尚安敢置身其中，左顾右盼，示水道乎？

科举之学，较士于椠觚揖让，本不足以得人，豪杰由之而出，何况弓矢骤驰？使天下之人，知上意之所在，必有剽然响应者。方今武举虽设，但其所得，不过挽强引重之粗材，入耳出口之腐语，且待之甚轻，即至总副参游，要亦命于人，非命人者。若又合文于武，则其智识足以料敌，勇略足以当患，而势可以有为，夹赞董责，谁不听命？又使训练武官，岁时比试，以俸而制赏罚，其踊跃者必至矣。今勋臣教读，既成虚文，武官训练，率皆弛废，至居阃外，所听命者又竖儒也，国家何赖焉？

译核定赋税【根据土地情况确定赋税】

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没有轻重不一的赋税，也没有贫富悬殊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下的田地都归属于天子。上级授予土地有固定的标准，下级缴纳赋税有确定的数额。自从阡陌开辟、田地不再由官府授予，而是百姓用钱财购买、靠劳力获得之后，土地纵横分割，任凭人们随意处置，官府只是大致统计赋税的总数罢了。有的人拥有千万亩土地却连一石粮食都交不上，有的人仅有几亩地却要缴纳数倍的赋税，这就是天下人苦于赋税不平的原因。对后世腐儒谈论井田制已经无益了。然而强者欺凌弱者，人多者侵害人少者，聪明人倾轧愚笨人，如果不加以规范衡量，听任他们自生自灭、互相争夺君臣地位，这难道是父母所忍心看到的吗？

大概如今天下田地分配不均，官民适用不同的规则。狡猾的胥吏、豪强的家族，加倍用力施展巧诈，像飞鸟走兽一样变幻出千种形态，诡计万端。将赋税分摊到现有土地上，称为“活洒”；将赋税隐藏在逃亡绝户名下，称为“死寄”；将赋税分摊到子户名下，称为“带管”；将赋税留在卖主名下，称为“包纳”。赋税名目各异，各地风俗不同，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论断。有的推卸责任却无人收取，有的汇总统计却无人核查。变化迅速，连鬼神都无法查究其根源。

至于富人害怕征发徭役，割让几亩土地，加上数倍的赋税，无偿抵换给贫民；贫民迫于穷困，拿着难以出售的田地，只求快速变现的利益，减少赋税以迎合富户。土地面积大小、赋税轻重，杂乱混同。富者田地广阔而赋税反而轻，贫者田地狭小而赋税反而重。富者拥有公侯般的资财，贫者只能吃猪狗般的食物。这就是流民遍布山林、盗贼难以禁止的原因。苏轼号称豪杰，却担忧按土地重新核定赋税难以推行。从前洪水泛滥，几乎淹没天地，大禹疏导它，使其向东流入大海，就像疏通沟渠一样。天下哪有难以做的事呢？

况且，土地的数量，记载在户籍上，不如考察地图更准确。《周礼》规定大司徒凭借天下的土地地图，周知九州的地域。我朝的黄册里也有地图，但也只是绘制户口罢了。大概因为人口交错居住，地图上的位置东移西迁，而田地则像星星一样分散、像棋子一样布置，千古不变。所以人不能用地图来拘束，而田地却可以用地图来掌握。只以田地来关联人，不以人来关联田地，因此增减出入，无法追踪踪迹。

我愚昧地认为，应当丈量天下所有的田地，不论官民一律起科，只以土地的肥沃贫瘠为标准，根据土地情况确定赋税，取多补少，达到定额为止。某处有多少田地，某块田地有多少税，绘制鱼鳞图，占有田地的人名字写在下面。一个里有几个乡，一个乡分为几个图，由里长掌管。地图与黄册并列使用。占有田地的人，每十年重新登记一次，地图则保持不变。重新编造时，由里长核查。根据赋税的征收减免，彻底查清田地的交易或遗失，无论是疏忽还是奸利，导致遗漏粮租税徭役，由里长代为办理。

大概先王时代，八家共用一口井，住宅在田地旁边，人们耕种的情况众人皆知，赋税的收入众人共同承担。所以弊端不产生。如今彼此方向不同，田宅地点各异，一个里的人，互相不认识；一个甲的田地，脚不踏足。欺骗隐瞒的罪行，里长虽然同责，却未曾真正追究。因此弊端如牛毛般繁多，难以数尽。黄册固然曾经随里通计，封内的田地，只有数量而没有地图。如今既然绘制了里甲的地图，又绘制了田地的地图，这个里的人住在那个里的土地上就不问了；这个里的田地，必定要问这个里的里长；那个里的人占有这个里的田地就不问了；这个里的赋税，必定要问这个里的田地。虽然没有逐亩丈量，翻开地图就可以看见。

后来的君子，之所以畏惧井田制难以恢复，是认为守令频繁更换，不如封建世袭于其土地，细微之处都能洞察，混乱无从产生。田赋的伸缩，一问里长即可。更换的官员必定向原来的官员请教，这与世袭于其土地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同乡邻里，谁卖谁买，谁分摊谁寄挂，他们知道得一定详细。有代为办理的担忧，他们的防备一定周到。不然，里的田赋，虽然符合地图，难免暗中增减；国家的田赋，虽然符合数量，难免私下升降。逐渐积累，逐渐偏差，又回到从前了。有人说里长代为办理，那么拖欠者肆无忌惮，代办者无可奈何。只要揭露其田地，标明其赋税，如果明确记载了，难道会一概而论吗？

修军政【查复军屯】

我观察三代以后，兵农分离，于是拥有天下的人，常常担忧士兵太多而粮食太少。建国之初的制度，大概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它被废弃而不加修治，所以直到今天两受其弊而无法振兴。成周时期用丘甸制度来编制军队，五百一十二万农夫，供养万乘之主的七十五万军队，这就是七个农夫供养一个士兵。虽然说是征行不常，但也不能安然无事。至于乡遂制度，则每家出一人耕种田地，与追捕逃犯、供给军需一样竭尽全力。

建国之初设置卫四百九十一所，所三百一十一所，以军队计算大约三百一十万余人。而当时登记在册的人口是六千五十四万，这就是二十个人中才有一人为兵。况且守城的占三成，屯田的占七成，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的比例，因地而异，不耕种的人很少了。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官民田地八百四十九万余顷。用八十九万九千余顷田地，分配给三百一十万余军人，每人得二十九亩。论述军卫沿袭的得失，可谓详尽。八百四十九万余顷田地，六千五十四万人聚集耕种，与军队耕种相比，只有一半。这就是军队全力耕种南亩，而百姓反而不及。三百一十万余军队，每年吃粮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屯田二十

译每顷除正粮外，缴纳余粮六石。全国共有八十九万九千余顷，总共获得余粮二千七百万石。这样军队的粮食由军队自己供给，边防储备和军需征调，向百姓征收的很少。军队大多从事农业，所以虽然定额设置数百万人，却不见其冗杂。粮食出自军队，所以虽然每年耗费数千万，却不见其匮乏。守城的人比较擅长操练，种田的人在农闲时节讲习武事。内外相互维系，彼此互相激发。兵器振奋，粮仓充实，所以虽然出动军队数十万，却不见其困难，更不必依赖其他来源。

到了今天，军队存在的只有八十四万余人，只是原来的四分之一；粮食存在的只有三百七十七万余石，只是原来的七分之一。士兵和粮食是相互增减的。士兵冗杂则粮食匮乏，军队已经减少了，而粮食却不见有多余；粮食匮乏则士兵冗杂，粮食已经减少了，而军队却更显不足。这难道不是因为脱离军籍的人众多，而在籍的人又坐吃白食吗？未开垦的土地众多，已开垦的土地又浪费在坐吃白食上吗？两者相互依存，缩减则都缩减吗？安置八十余万坐吃白食的人，来蛀食三百余万仅存的粮食，所以今天的粮食，确实病在稀少，军队虽然不及往昔，却只显得过多。况且用七分之一的粮食来供养四分之一的军队，必然不能供给。因此漕粮、盐引全都取自百姓。一旦有紧急情况，坐吃白食的人，环视而不能作战，又驱赶民兵抵挡。无事时既榨取百姓的血汗来供养军队的生存，有事时又让百姓涂肝脑来代替军队的死亡。这就是制度之所以更加弊病，而百姓之所以更加困苦的根源。

臣愚以为应当修定国家的制度，恢复兵食的老规矩。有田地就不怕没有士兵，有士兵就不怕没有粮食，有士兵和粮食就不怕没有用武之地，还等待什么呢？大概人四方流动没有选择，而田地万古不变。军田变为民田，人已经变了，如果一一清理恢复，恐怕导致纷扰，或者被荒草菜地侵占，或者被豪强夺取，可以通过文书请求。现在确实没有得到军队来耕种，明确田界，给予器具，授予贫民，而要求他们缴纳六石的收入，而没有月粮的耗费，这与军队耕种有什么损失？用一个人的收入来招募一个士兵，百万军队，可以指顾之间得到。屯田的宪臣只督促籽粒，不巡视田地，所谓舍其根本而求其枝叶。至于清理军籍，丁尽户绝的，固然应当注销；改换名字变更户籍的，应当追究原籍。在伍的核实，木甫伍等待报告，虽然万里之遥，也一二年可以返回。为什么唯独把它交给文书之间呢？况且官员以清理军籍为名，什么不问，隐占纵放的弊病，老弱顾倩的奸诈，侵削逃亡的罪过，实在空缺的数目，行部所到，可以不稽查吗？为什么专顾那边而遗漏这边呢？

军伍充实后，然后守城的守城，屯田的屯田，难道还担心粮食供给不足吗？如果有司抑配，必须派遣壮丁，既然犯明刑，不应当随意赦免。豪富之家，宁可没收其财产，以扩大屯田种植。教练的方法，必须如会典，骑射、弓弩、枪刀的测试，各有式程。官员不操练，按律治罪。大概环列卫所，都是投石超距的勇士，一旦遇到敌人，勇气自然加倍，还等待驱赶不教之民，去蹈必死之地吗？

虽然如此，现在之所以重发官军，是害怕擅自调动而担心折伤。卫所和守御，难道是婴城自保的意思吗？从便乘机剿捕会捕，律法已经允许了。至于两斗势不俱完，彼此相当，已经足以原谅。坐视退缩，才应当定罪。如果不宽假，人都顾忌，而以养军之民战，彼已养军矣。

译**去除盗贼【惠州流寇】**

臣观察那些拥有天下的人，都畏惧夷狄而轻视盗贼。难道是因为夷狄势力强大，不是山林沼泽中的小民所能比拟的吗？唉，并非如此。如果志向不在大事上，即使是在严寒时节拉弓射箭，也不过是草寇窃贼；如果有异心，拿着锄头和木棍，也不是那些黄发老翁所能匹敌的。何况夷狄僻居北方寒冷露宿的荒野，隔着山谷，堆积着沙幕，这是天地用来限制内外界限的。他们侵扰掠夺，是天性使然。只要明确烽火信号，谨慎斥候侦察，他们就会像鸟兽一样逃遁。而盗贼却盘踞在我们的疆土，占据我们肥沃的土地，有利时就出来进攻，不利时就退回去防守。这是腐蚀肠道的毒箭，刺入腹部的犀刀。夷狄与他们相比，危险程度相差悬殊。臣自从成年起，就有治理天下的志向，认为大丈夫应当以身报效君主，扫平敌庭，扬旗万里之外，以彰显中国的威严，但没有机会实现。我生长在岭东，每天目睹盗贼的危害，所以向陛下陈述。惠州的盗贼已经持续十年了。起初大概是一两个凶恶的奴仆，在民间起兵作乱，捕捉他们就像抓老鼠一样容易。但地方官员为了谋求升迁，隐瞒不报。百姓上书告变，反而遭到鞭打。于是事态蔓延，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到了今天，就像破絮中的虱子，按在东边却从西边出来。他们攻打乡镇，屠杀老少，俘虏子女，占据田宅，驱赶掠夺牲畜，毁弃农作，白骨堆满山野，赤地千里。这是仁人志士所痛心的。

陛下如果哀怜百姓，下诏让各地官员以讲武为不急之务，以姑息盗贼为苟且偷安，将盗贼的妖逆行为隐蔽起来，不早点扑灭，往往酿成大患，这是非常明智的。臣去年五月离家，贼军在距离府治百里之内，攻破三十多个围寨，杀死万人，陛下难道听说吗？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心中没有忠义，志在富贵，对于百姓，不像胡越那样疏远。他们战战兢兢地祈求不劫掠仓库、不攻打城池，这样就可以几天内升迁。所以他们在护城河以外，把百姓送给盗贼吃而不顾。盗贼也明知他们的意图，不攻打城府，每天吃百姓而没有严厉的措施。这样就是官员与盗贼做交易。由此可知，盗贼不攻打城府，是天下的深患，而守土者认为无害。粤南在五岭之外，明珠大贝，因为遥远而被珍视，常被官吏所爱惜。民生其间，因为遥远而容易被侮辱，特别不为官吏所动念。杀戮的祸患，比北方更严重。官吏加以欺骗掩盖，不能与北方同样受到忧恤。赋税的收入，等于中原。田地归盗贼，而且与羁縻郡县相比，真是悲痛愁苦。然而在位者必定以兵食匮乏为借口。臣是归善县人，亲戚故旧被贼虏掠的很多。当他们平时，一金好像没有，一人好像没有。到了陷入贼中，檄文要求俘虏速赎，不然就斩首，那么妻子脱去簪珥，骨肉充任使者。为什么呢？因为情势紧迫而处理周到。以胡越之人，而托兵食之计，匮乏不也是应该的吗？粤的郡县，惠州最小。惠州的县，龙川最小。而赵佗就是从龙川起家的。当秦汉时，惠州大概偏僻简陋。山海之货，尚未尽赋。蒲菹之荡，尚未尽除。赵佗收取逼迫一久的利益，籍嶅霍之兵，于是并岭表，南面称孤。何来兵食之患呢？何况惠州官军之外，民兵二千八十六人，有司加倍役使，则四千余矣。城守狼兵又不下一千。都御史王守仁说，狼兵之调，非特所费不赀，其残掠不减于盗。南赣精兵二千有余，得以大军诛讨赏罚行之，而惟成功是责，则比大军之举，费半功倍。安危之计，岂不以人哉。臣敢效愚策以备采择：求豪杰以典兵，严刑罚以制命，假便宜以重权，慎剿抚以务本，而兵食不论也。

何谓求豪杰以典兵？提督兵备，征伐之柄在焉。守令告急，兵备不悦无为；兵备告急，提督不悦无为。总副以下，视人眉睫；指挥以下，听人肱臂。又何责哉？今之在位，皆告急不悦者矣。奈何民不枕籍而死也？二者当择，宜决资格，求豪杰，必得忠义自许，勇略素着，欲垂名于竹帛者，而后委用。则见肝脑涂地，其情必迫；兵食匮乏，其处必周；誓不与贼生矣。不然，业举之子，患失之夫，不敢言兵，则不敢任事；不敢任事，则不敢以闻；不敢以闻，则不敢动众。非欺蔽无谋耳。

何谓严刑罚以制命？炉炽莫探，崖峭莫窥，何者？探必焦而窥必陨也。故人畏之。陛下诏巡抚守巡兵备等官，上下因循已成故事，虽切责之，诏数下亦无所益。如再庇恶殃民，巡按御史严行参论重治，盖凛凛矣。今论治者谁也？炉得无可探乎？崖得无可窥乎？汉作沈命法，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死。其后畏诛，上下相匿，以文辞避法，盗贼穴浸多。今法不至如汉而人皆欺蔽，则宽之过也。至借弹劾以脱身，因调迁而膴仕，尚谓之法哉？

何谓假便宜以重权？龚遂一郡守耳，犹曰治乱民不可急也，愿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盖用人而拘之，是絷骐骥之足而责千里也，其必重委任，去尺幅，使之展布驰骋。

译征收的市场税租可以用来犒劳士兵。赎罪的金银可以用来充实奖赏以激励人心。抢先发动进攻而不被视为独断专行。遭受小的挫折而不被视为受挫。这都是为了摆脱繁琐苛刻的束缚而追求功绩与奖赏。如果不给予相应的权力却想控制局势，这本来是很难做到的。

什么叫谨慎地使用剿灭和招抚策略以致力于根本呢？招抚的说法，古代大概就有。这是用来对待被胁迫沾染匪气的人以及安置归顺驯服的人，并不是用来讨好匪首而顺从那些傲慢强悍之徒的。况且，战胜他们后再进行招抚，那么主动权就在我方；如果不胜而招抚，那么主动权就在贼寇手中。主动权在我方，那么部署安排得当，一切都听从我的指挥；主动权在贼寇手中，那么他们的喜怒爱憎都由贼寇决定，而我方只能被动跟随。主动权在我方，那么一次招抚就能永远安宁；主动权在贼寇手中，那么早上招抚晚上就背叛。这两种情况相差，就像草席和柱子一样悬殊，即使是三尺高的孩童，也不会被欺骗。

惠州的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手中呢？侦察骑兵到达郊外，官军却不与之交战。反而小心翼翼地防备护送，如同侍奉骄纵的孩童。贼寇满载而归，竟然号称已经招抚成功。他们的团伙没有解散，兵器没有销毁。耕种百姓的田地，占据百姓的房屋，攻击抢劫依然如故，毒害反而更加严重。与他们战斗则抵挡不住，向官府申诉则被认为是妄语。这就是善良百姓之所以遭受摧残，而邪恶祸害之所以繁衍滋生的原因。

山谷中每天都在杀人，基层官吏每天都在设宴享乐。虚假的美好名声熏天蒸地，实际的祸患被遮蔽阻塞。那些哀叹的残存百姓，有什么途径能到达陛下面前申诉呢？

现在如果能任用豪杰之士，严明赏罚，授予处理事务的权力，以诚心行事，观察时机而动。剿灭足以树立威严，招抚足以彰显恩德。这样或许百姓能有重生的日子。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即使是一根毫毛，没有不爱护的。陛下的恩德如同天地，恩泽遍及昆虫，难道会重视北方边境而轻视这南方荒僻遥远地区的百姓吗？那么欺骗蒙蔽的做法就是不对的。

译裁减冗费

臣听说天下的言论，虽然极其平常，但终究不能改变的，是君子所不抛弃的。饿了就说要吃饭，冷了就说要穿衣，这两句话，难道不是天下的常言吗？然而没有舍弃吃饭却能解决饥饿的，没有舍弃穿衣却能解除寒冷的，因此虽然极其平常却不可抛弃。节省费用、裁减冗员，致力于节约，这也是天下的常言。使国家富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又怎敢舍弃不谈，以躲避腐儒的讥笑呢？

宋仁宗，被称为恭敬节俭了。当时贿赂辽国每年花费金帛数十百万，这就像放高利贷的人，上门催讨债务，虽然想减少也做不到。现在天下一统，伸缩操纵，全在于皇上。就像富有的家庭，年收入偶然歉收，自己勉励并率领家人，节约用度，减少奴婢，裁减雇工，抑制子弟，谁敢不听？虽然在别人身上容易处理，但在自己身上却难以割舍。

诏书说：内府供应，朕加意节省，用度自有剩余，该部参照弘治及嘉靖初年的旧额酌量征派，以后加添的全部革除。乘舆（皇帝车驾）之事，是人们难以直言的。皇上已经割舍了。由此推论，光禄寺、太常寺的厨役，勋卫、监局的员额，勇力工匠的班队，外戚内廷的赏赐，难道本来就不符合制度吗？弘扬道德之风，去除靡丽的装饰，谨慎起居，斥退珍奇怪异之物，严格对待亲近宠幸之人，戒除安逸享乐，享受万国正当的贡赋，以此昭示天下，那么在别人身上的冗员，就可以言说了。

苏辙说危害财用的有三项：冗吏、冗兵、冗费。关于兵食的计划，臣在修撰《军政篇》时已经略加论述。冗吏的问题，虽然更替仆役也难以说完，臣只说那些数以千万计的罢了。孔子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汉代的经学大师，跟随学习的也达到一千多人。现在一个学校的教官必定有三五个，他们的教学与古代相比如何？高的竟然考核科举文章，科举文章必须考核，那么全部削去训导三四千员，每年可以节省十二三万。天下武职超过十万人，是文官的五倍，耗尽民脂民膏来供养疲弱无能的人，这不是好计策。确实应该严格奖赏功劳的标准，重视比试的命令，使官职不可轻易获得。已经做官的，治理军政事务，才支取全俸，额度按照职掌而定。带俸的，十分之三给予。有罪按律科断。开国功臣不失去爵位的，也只有几位公侯罢了，这是什么功德呢？五倍的多余，何止数百万呢。

当初建立北京，只设置行部，分列六曹。后来定都南京，各衙门仍然没有革除。投闲置散、养望待时，就让他们占据这些职位。臣愚以为，除了守备之外，都应当裁撤。比起中都，这里特别雄壮险要，也足以控制东南，安定陵寝了。大概商朝五次迁都，不另外设置官员；成周同时建立两京，只任命留守。没有用这样的大事来做的，何况他们的俸禄将近二十万，斟酌裁撤，那么所节省的难道很少吗？

至于冗费，禄米最为严重。先朝各位大臣已经屡次说过，朝廷长久议论，不是草野之人所能知道的。而臣则感慨于古代。分封诸侯，周朝最为兴盛。周公以功臣宗族之首的身份，凭借叔父的尊贵，他封在鲁国方圆百里，宴享、朝聘、祭祀、征伐、宫室、城郭、百官的费用都在其中。后世子孙继承为诸侯，分为大夫，公田采地，不出于国。汉代的谋臣贾谊、主父偃，建立众建诸侯的计策，推行推恩令，也使子孙接受祖先分封的土地。现在天下郡国，都隶属于朝廷，征伐、宫室、城郭、百官的费用，诸王不参与忧虑。郡王以下，秩序井然，朝廷兼任其责，这就是有不胜之患的原因。

汉代天子自有河东、河内、颍川、南阳与内史等共十五郡。现在两京、两浙是财赋所出的地方，是京师所仰赖供给的。其余王府州郡，除了边防储备、军粮、官吏俸禄、预备造作以及凡是典籍中不可废除的外，全部交给他们。起初均定其制度，后来虽然子孙多少不同，都让他们在其中出入。大概百姓兄弟起初均分财产，几代之后子孙虽然可能不齐，终究不损害这个而给予那个。听说庆王府分封郡王，曾在一万米内分拨，不知此时奉行什么条例。天下危害财用的固然不止这些，特别举出一两个大的，由此推论，财用大概可以充足吧。

开辟土田【畿辅垦田】

臣曾经读司马迁所作的《货殖列传》，列举致富的人十几家，详细叙述煮盐、冶铁、丹穴、巴苴之事，与王者相比家产不可计量，津津乐道。等到叙述白圭观察变化、趋附时机，像猛兽猛鸟一样发起攻击，必定以李悝致力于尽地力为先，然后知道司马迁对世道伤感深切，愤恨那些从事末业泛滥而本业衰微的行为。所以说本业致富为上，末业致富次之。这难道是看不清大体，喜欢奇特，厌恶治生的正道吗？

懒惰的人，拥有近郊千顷土地，荒芜不治，拿着算筹，争夺刀锥之利，计算奴仆，扼住喉咙诛求其收入，所谓舍弃万金之产，而在市场上行乞。土田应当开辟，古今诸儒都有论述。大者在唐、邓、汝、颍、陈、蔡、许、洛、荆、襄、淮、楚之间，臣不敢论述。论述京城附近地区。古代京城内称为甸服，粟米总铚，从这里出产，所以节省运输，便利供给。

国家建都北平，古代是燕国。燕国本来是诸侯，宫阙城郭的壮丽，玉帛会同的辐辏，百官万民的殷庶，哪敢仰望万一。然而自文公以后，立于强国之间，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又曾经率领军队争驰中原

译乘着胜利追击败逃的敌军，驰骋于千里之外，这其中的耗费并非微小。苏秦进入燕国时，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滹沱河、易水，即如今京城附近东西所到达的地方。看起来虽然狭窄，但南面有渤海、巨鹿，直到邯郸、濮阳，大概兼有齐、赵的土地，长短相互补充，实际上也是相当的。细微之处都出自其国内。而现在却完全依赖江南，这不是使国家富裕、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苏秦说燕国在枣、栗方面富足，栗米可以支撑数年，却不提及秔稻之事，难道不是人的谋划和地利逐渐才显现出来吗？我查看往日的史籍，本朝开垦农田的事情多次兴起又多次废止，因为阻挠的人众多。何承矩在河北耕种水田，虞集在京东提议开垦海田，脱脱大力兴办营田，西起西山，东到迁民镇，南起保定、河间，北抵檀州、顺州，都由司农寺招募佃户耕种，令人欣羡。水泉陂塘的痕迹，门堰堤坝修筑的方法，招募敕授的法令，器具工作的资金，蜃蛤粟米的丰富，都灿烂可观。按照成式，效法往代的智慧，几年之后，其成效立刻显现，这与转运吴会漕粮到潞渚相比，功效相差十倍，利益相差百倍了。穷尽山泽，计算毫毛，在万里之外获取利润，而在直千里之内，却抛弃而不收获，非常可惜。然而拿出几十万缗钱作为获利之本，而在数年之后获取利息，不是富厚之家不能做到。贫穷的人一天的收入，尚且不足一天的使用，哪里有空闲考虑其他事情呢？苏辙有话说：“商人治理产业，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的人，不会用那些谋求朝夕生计的东西来做资本，而是从那些不急迫的地方获取，比如盐铁等，用内帑屯田，所谓用无用的东西来招致有用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现在内帑中有未用的金子，所谓不急迫的不是吗？况且富人拿出钱来，估量对方能够偿还，而且在早晚之间，然后才借贷给他。兴修水利，开辟荒地，也是早晚可以偿还的。虽然如此，事情议论起来并不难，担当起来难；担当起来并不难，任用起来难；任用起来并不难，成功起来难了。天下的人，常常抱怨过于胆怯，不敢担当事情。事情偶然相合，轻率地接受命令，而不自我估量。皇上虽然任用他们，常有轻视他们的意思。等到事情没有成功就夺去他们的事业。古代的君子，先估量自身的能力，然后向君主保证。君主能够任用他们，就接受命令而不推辞；不能任用他们，不敢一天苟且尝试，而君主也专门责成他们，事情最终得以成功，所以值得称述。典籍遥远了，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经理郧阳，不可称赞吗？荆襄向西肥沃的土地千里，蓬蒿杂草，完全占据了其利益。登记流民，开垦荒地，得到十二万户。君主和宰相推心置腹，豪杰效忠职守，也是千古的概略。现在朝廷之上，盼望治理如渴，天下之大，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派遣吗？况且洪武初年天下土地八百四十九万顷，到弘治年间已经失去一半。近日司农的收入，又多不足。不耕种的田地本来就不少了，难道只有京城附近吗？藩府州县，虽然有农官，谁为朝廷担当事情呢？富强的道路，在于任用了。

译治理屯田与盐政

我听说国家治理边塞以制服夷狄，修治屯田盐政以代替转运粮饷，这是建立富强、巩固疆域、利于万世的举措。然而制度是相互沿袭的，弊端是相互滋生的。考察沿袭的契机，审察滋生的态势，所以弊端革除而制度得以确立。自从成化、弘治年间以来，开中法被废除，折色法兴起。到了今天，谷物昂贵而金银轻贱，谋国之臣，没有不对洪武、永乐年间表示叹息的。这不能不探究其原因。开国之初，士兵战马在北边盛多，威势震慑异族，骁勇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在万里之外扬旗，穿皮衣的君主不敢向南放牧，墩台之内就像堂室一样安全。在那时，垦田的命令推行，开辟土地的人众多，富商大贾，耕作则人力容易聚集，买粮则粮仓容易充足。难道是人的智慧充裕吗？是时势使然啊。太平时间长久而武备衰败，教令松弛而田间道路荒废，四野萧条，千里之内尽是荒凉，买粮尚且艰难，却想让他们快速耕种积存粮食，以应和开中法，知道这是困难的。况且商贾的权力，哪里比得上官府。官府不能号召游手好闲的人清除荒草，却要求小民贩卖少量盐来承担万顷土地的责任，那么臣看到这种形势是无法达成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推辞劳苦而享受成果的。广泛屯田种植，厚积储蓄，确实是官府应该做的，何必依靠商贾呢？况且支给一引盐，缴纳粟米二斗五升，现在到了六七十钱银子，超过十倍了。拿着这些盈余作为劳费，也相抵了，折色法难道过分吗？即使现在屯田未能立即恢复，臣愚以为应该像丘浚所说，在各边设立常平司，由都御史总领，将折色银发给常平司和籴以充军饷，然后修复屯田。东起辽东、蓟州，西至甘州、凉州，土地不是盐碱地，都开垦治理。京边军队除了团营和守城的人，隐占役放的人，全部驱使他们务农。已有月粮，官府供给牛种器具。实行几年，收入一定很多。报中上纳，将有来源。这就是所说的相互沿袭。至于盐课，有可说的了。农人已经供给赋税，剩余的谷粟，就像丘陵一样，贸易变迁，官府不过问。盐课正额外，所产的余盐，丝毫铢两都属于朝廷。既没有工本供给灶丁，又让附带加重商贾负担，也可以看到这种制度不能实行了。律令越严，奸弊越甚，富商大贾十八个中有十个困顿。刍粟之上，不免侵吞，劝借的方法又超过规定分配。斗面火耗的增加，查盘勘合的拖延，而又两地搭配，数代守支，官攒恣意贪婪，秤量因此上下浮动。卖窝占中，先克扣；奏求私贩，后夺取。这就是利益日益微薄，而招致商贾难以到来的原因。臣愚以为天下的盐课，都让折色，随各司上下之乡，酌定以前增减的数额，定为一引，税银几钱。运司征解，盐无官私，听任灶丁与商贾从便贸易，商人给引下场买盐。这制度直截简易，贤人曾经论述过，官在要津，照引而税，从各行盐地方变卖，严缴退引，商灶在引目之外买卖都绞死。正额不失，每年所产的盐，收取而税，较之招商自卖，不仅劳逸相差悬殊，所得也加倍。灶丁纳银，没有消镕追偿的祸患，煎熬所得，易于变化，自然不逃亡。节目简易，商人侵削滞抑的困境，可以稍微缓解。法既通融，人少争夺，势豪专利之心，深恶推剽的忧虑，不禁自息。日久事定，多余盐官，也可以省。守支未尽的，或转般或改拨，期一二年，折色法即可举行。蓄积既多，可以济屯田之所不及。大概先王的法，遗于世者，纤悉备至，及其久也，皆不能无弊。审其势，察其机，而法于是乎可复。苟听颓坏，莫知其所从起，莫究其所将至，则岂贵智哉。

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

中国的祸患，北有胡人，东南岛夷棘手的。秦长城从临洮到辽东延袤万里，持弓的百姓，不敢向南放牧。后世忌讳这件事，而修其功，派遣男女，携带五谷百工成岛夷。后世遭受其毒而议论其罪。本朝防胡立九镇，自山以东负海之郡，淮浙闽广，筑城置守，尽于珠，都是倭寇。可谓圣人虑事者乎。魏鄂宋凉转战逐敌，建功万里之外，矫矫虎臣，将将之善，由高皇帝，长陵北伐犁其王庭，而令自临武节，假诸臣有一可使，恶有榆木川之事乎。岛夷自洪武时候，固已患其剽悍，正统遂残挑渚擐甲之人，竟无能挫其锋者。报国谓何。嘉靖年间，倭寇大入寇，浙东西江南北，以至闽越，都遭受其祸，督府数易，羽檄四驰，竭府库之财，不足于粮饷，募枭鸷之徒，不足于行阵，数万之众，贼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大将军戚公时参将，分部台州，为鸳鸯阵教战。其节制士兵，无不一当百，贼犯台州歼之，已徙部闽中，贼方壁福清，战于牛田歼之，走兴化，又歼之。

译贼寇于是大败，巢穴被逐渐平定，闽浙地区免于战火，人们无不希望将您视为恩人。当时，您的名声大显，天下人无论认识与否，都知道戚公。隆庆初年，匈奴入侵边塞，朝廷下诏防备蓟州。您说：“禁军则骄横放肆，召募则乌合之众，征发则道路疲敝，分戍则坐等饥饿。边郡的良家子弟，用浙江兵法的分合更番之法训练他们，三年之后才可谈论战事。”所以您在镇守期间，从未贪图一战之利，这就是所谓的节制之兵。匈奴请求通好，愿意称臣。这难道是呼韩邪单于那样的运气吗？其实是您谋略得当罢了。在南边如此，在北边也如此。假如遇到高皇帝，封万户侯难道还值得称道吗？某位统帅说：“现在的将领太难当了。古代《司马法》规定，国门以外听命于将军，使万乘之君屈尊以确立将军的威权，这在今天怎么可能做到？那些从事文书工作的官吏，实际上掌握着权力。一旦不符合他们的命令，官吏就可以用法律来议论你。而且不只是这样。将相和睦协调，事情才能成功。所以萧何、曹参交好，天下人不因此贬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大概这是在说张居正吧。将军向来与张居正交好，张居正死后，进言的人一并攻击将军，所以被罢免离去。近日宰相抛弃门客，大将军于是有人进言，您忧心忡忡地南归，还是因为以前的过错。仓公治病，随地而异。您本来熟悉南北的形势，也想使衰弱的越地强大起来。千里马被拴住脚，您生病是理所当然的。您说：“不是这样。我不才，继承先人的基业，从小就在军中，上天诱导我的内心，所向披靡，有功都是皇上神武、中外大臣推举的力量，我有什么呢？小小的武夫，做到上将，祖父妻子，恩泽优厚，功名显赫于三边，难道还有不尽心的吗？穿着铠甲四十年，筋力耗尽，在南边被瘴气所欺，即使羡慕马革裹尸的名声，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以前与武夷君约定，南平岛夷，北靖胡虏，然后戴黄冠重游，很久没有实现。武夷君的讨伐，怎么解释呢？登州靠近三神山，仙人往来，回去安置妻子儿女，戴黄冠跟随他们，或许能实现安期生的志向。国家人才如彭蠡湖的阳鸟，难道缺少我吗？叶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人品，只有张良，说功成不居，跟随赤松子。没想到千载之后戚公继承他的足迹。您所说的安期生的意思深远啊。射杨叶百发百中而后休息，大鹏不难飞九万里向南，它的休息也在六月。这是造化的玄机，豪杰的卓识。张良虽然辟谷，但被强起辅佐高后。皇上抚摸着大腿说‘哪里还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安期公难道能这样吗？您只管戴黄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