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四

译如果对于政事义理不能融洽贯通，又怎能有所收获？伏望皇上念及天下百姓仰赖圣明，关键在于此举，应奋发自强。鸡鸣时分便临朝听政，务必详尽咨询政事的细节；政事完毕便临御讲筵，务必穷究义理的要旨。若有几项政务尚未完全熟悉，经义句读难以完全通晓，也应让讲官诵读，更换话题进行问答辩难，务必明白之后才停止。这样德行才能日益增进，事业才能日益广博，从而可以继承帝王的法度了。况且志向恒定在于自立，精神原本没有两用的可能。志向既然确定在这条道路上，那么精神就会全部集中。那些妨碍学问、荒废政事的事情，当时固然没有空闲顾及，也明知它们无益而有损，自然就不会去做了。孔子说：“做君主很难。”伊尹说：“天子的位置艰难啊。”如今各项功业尚未治理好，四方并不安宁，正当圣明君主日夜忧虑、谋划治国，端正自身修养、日夜求取贤才的时候，却晏起视朝、早早罢讲，这似乎是在谨慎修养的道义上，起初有所缺失。既然开始就有缺失，将来如何能有好的结果？这就是众臣恳切忠诚所以要效忠的原因。伏乞皇上推行此事并始终如一，那么臣民的期望就得到安慰了。

第二点，票拟由皇帝亲自裁断，是为了在政令出入的关键处保持谨慎。臣听说我祖宗朝亲自处理政务，每天群臣奏事，当面奏报领受旨意完毕，书写在奏本后面。既然能够当面奏报决定，自然不烦劳票拟，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然后送交该部覆奏施行，原本没有票拟，而政事治理得很好。正统年间以后才开始有票拟，这实在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常法。古代的帝王，每天与贤良大臣在朝堂上面面相觑，讨论政务，还担心壅塞蒙蔽容易滋生，下情不能上达。现在却依靠票拟来治理国家，可以说是深刻的言论了。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主张不出自圣心，那么君臣之间还存有隔阂，那些不敢说、不能做的事还很多，像这样却说国家安定，即使是我列圣以及先帝，虽然曾经承用票拟，也只是让儒臣折衷古今，裁度事理，呈上御览，亲自斟酌可否，或者当面商讨确定稳妥，然后由御笔亲自书写下发。我皇上初政时对此本来就很留意，没过多久，臣看到邸报上有辅臣请求票拟由皇帝亲自裁断下发的奏请，这固然是因为职责所在而尽忠的道理。我皇上确实应当俯顺所请，更因此知道大权不可以下移。凡是章奏必须当面商议，批复也必须亲笔书写。即使命令票拟，也必须让议论尽天下之公，仍然选择其中正确的，仔细探究利弊所在，明白确切，然后施行。如果全部委托给下面而无所取舍裁断，辅臣所难办的也在于此。所以即使是大贤，也不能不在刚柔之间进行调停，不这样就不安于其位。臣担心左右亲信，谁不是任私受贿，千方百计阻挠，让执笔的人都坚持正道不从，那么嫌怨就容易产生；稍微从事于转圜挽救，那么事体就不适宜。假如辅臣不都是得力之人，那么偏听独任，蒙蔽上级，结党营私而不觉悟，也是可以忧虑的。至于传奉的名目，尤其不可以有。为什么呢？九重深宫，内部壅塞，外部蒙蔽，那些言论难道都可以实行吗？传言难道都真实可信吗？这件事没有比正德末年更严重的了。该部难道能事事覆正吗？权势所转移，不言而喻。传奉不停止，权力将在传奉者手中，内外奔走趋向蛊惑的人向着他们，而君主的势力就孤立了。等到事情已经形成，虽然想夺取权力，还像挽起千钧的弩一样，难以用力啊。臣确实希望陛下谨慎对待。

第三点，听到言论就努力实行，是为了在谋划政事的关键处保持谨慎。自古贤明的君主，都喜欢听到劝诫勉励的言论，在臣子未说时诱导他们来说，说了之后希望他们再说。因此壅塞蒙蔽不在下面，过失举措不在上面，天下称颂圣明。或者知道正确却不勉励，错误却不改正，不能听取言论，却说果断不足，这真是深谙圣学的人，完全不知道治乱安危的关键就在这里，也是果断的气概不足。现在进言勉励的，在于勤政、讲学、敬天、法祖、节用、爱士、重农、备武；劝诫的，在于声色、货利、土木、神仙、游玩、骑射、拒谏、启宠。这些都是忠诚所发出的，为了德行、为了百姓的。仰荷皇上起初有时嘉奖他们的忠爱，有时认为他们正确，后来只说“该部与该衙门知道”。这票拟的人没有详细考虑，条陈时务，该部职掌知道是应该的，对此也一概视之，固然是大小诸臣恳切请求的原因。近来自从太常少卿周恃被贬谪后，人们将认为皇上不喜欢别人的言论，而且有“只有我的言论没人敢违背”的意思，进言的人逐渐减少。人臣为国家忠诚谋划，虽然用言论显扬自身，尚且不能达到，何况违背他还要治罪，谁肯在此效忠直谏呢？急应在此时显扬犯颜敢谏的忠诚，任用直谅端方的人士，既可以引来谏诤以资助治道，也可以振奋臣节而保养元气。不然，天下无事时可以做却厌恶别人的言论，有事时喜欢别人的言论却来不及做，可以不思考吗？

这三点开始于一念，实在是万善的基础；本于一事，实在是万机的条理。在这里能够谨慎，这就叫做做大事于细微，图难于容易，治安的根本就确立了。假设有未能做到的，那么关键稍有差错，事情逐渐显著，玩忽懈怠、因循守旧，缘法之奸与积习之弊相互依赖并起，流弊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严重时，虽然一时未能全部图治，选择其中太严重的去除，那么也可以转忽为治，远否图安。说到现在的九种情况，第一点，治体怠弛的严重。智及仁行而勇断，是君主的德行。智主明，如果过于明察，那么体伤浑厚，元气也就索然。仁主恩，如果过于懦弱，那么功乏精明，气势也就微弱。两者道理相成而弊端相悖，就弊端而言，索然尤其严重，汉宣帝、宋神宗的事可见。为什么呢？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励精图治而张之过度，没有从容和平以固结人心，这考虑长远，后来稍微改变前辙而浑厚过度，治体就怠弛了。

译然而国家却未能振作起来。我世宗肃皇帝本有圣神的德行，整饬法度以兴起治理，建立了崇高的功业和显著的成就，天下长久地享受着安定太平的恩赐。如今要使他的深厚仁德得以永远延续，并使人心牢固凝聚，全在于皇上能成就这美好的局面。如今天下沐浴在政教之中，已经一年了，都歌颂皇上仁厚的德行。但人性本生于天，大家又都希望皇上能建立刚勇的功业，应当勤于学习。因为君主的德行以刚强为主。现在政事尚未由皇上亲自决断，似乎刚勇之气还不足，而懈怠松弛的弊端，将逐渐兴起。因此大家一致期望皇上，体现刚健的品格，彰显独断的权威。凡是关键所在，众人意见一致，作为不可错失的机会，左右近臣不可参与谋划，异端邪说不可动摇，流俗之见不可阻挡的情况，就应坚定志向，振奋精神，勇往直前地大力推行，这才叫做大勇。勇于施行仁政，能看清大局，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施恩，而是顺应当今时势，亲近贤人、爱护民众，安抚远方、安定近处，不吝惜私恩，不局限于一官一赏的颁发，这才叫做大仁。勇于运用智慧，就应崇尚德行、远离奸佞，使耳目聪明，不苛察章疏中一字一句的过失，这才叫做大智。这样，刚明之气足以激励懦弱之人，德行得以真正修养，浑厚之中蕴含精明，治国之道自然振作。这对于前代的功业，可以相辅相成，从而避免衰微了。宗庙社稷无尽的福佑，大概就在于此举吧。

第二，法令更改过于频繁。自古帝王初登大宝，必有诏令，以统一人心和视听。其执行必定坚如金石，信如四季，没有人敢逾越违抗。近来我皇上登基的第一道诏书，搜剔烦苛弊端，确实是治理世道的长远谋略。为何一经施行就有更改？其他暂且不提，就拿内府各项钱粮匹帛之类的一节来说，已委派科道官查盘。科道言官，如果言论合乎道理，即使是皇帝也要改变脸色，大臣也要待罪。然而却以侵吞欺诈、冒破财物的罪名弹劾了一两个内侍，他们的言论不被采纳，又听信了内侍先入为主的辩解，就免予追究治罪，并且下旨让他们自行上疏请求免查。自行请求免查，法纪还在，恐怕积习相沿，即使查核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这与最初的命令相违背，也不是广开言路、惩治奸欺的做法。况且往事难以追回，这后果足以稽查而不侵欺吗？不需索吗？禁门之内，贿赂勒索公然进行，毫无顾忌，法纪在哪里？这是必须严厉革除这类人，处置尤为得当。不然，只留一两个谨慎顺从的人专门管理出入，等候皇上不时取用，即使供应也不许推托拖延，用过即登记在册，时常委派科道官稽查。如有侵吞冒破，听任他们酌情处理并上奏请示。若有缺少合用的物品，照例由部里查送，不得随意陈说妄自骚扰。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侵吞渔利无穷无尽的祸害吧。

第三，赏罚冒滥过于严重。治理之道，磨砺人心在于赏罚。古人对于善行不立即奖赏，而是不断宣扬，然后才给予奖赏，但不加给无功之人；对于恶行不立即惩罚，而是不断遏制，然后才给予惩罚，但不赦免有罪之人。如今京城附近的百姓容易犯法，最严重的是勋戚权贵以及内廷习练厮役之辈。起初他们倚仗靠山，没有人揭发他们；等到揭发他们时，他们钻营求情、挟持要挟，司法部门不能彻底审理诉讼。这固然纵容了恶行，实际上也助长了奸邪。何不命令司法部门，凡这类人犯法，立即招供追究，重大的案件请旨详审，轻微的案件直接判决。如果阿谀纵容、故意包庇，就以卖法论罪。这是惩罚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的做法。至于奖赏尤其不足以劝勉。为什么呢？彤弓作为赏赐，弊袴等待功劳，物品虽然极小，但因为是凭借君命得到的，足以荣耀。我祖宗朝，节约用度，慎重奖赏，偶尔有大额赏赐，从几两银子到一两二两表里也就停止了。即使现在不时之赏、常格之颁，分外的请求既广，银币数量又多，内库告竭，民力供给难以持续。恭逢我皇上天性仁俭，屡次加以节省，持盈戒奢，长远图谋难以心怀。然而各位大臣中，有的仍然没有宋代司马光辞谢赏赐的见识，王旦忧民叹息的情怀，这不能说是共有的德行。这不过是银帛罢了，臣还希望保留下来以备缓急之用。至于爵位赏赐是大器，尤其不可轻慢。前府中的监役都拜受锦衣卫世袭封号，当今银币之赏甚微，而锦衣卫世袭的人却很多，这是吝惜小利而滥授大位。没有军功不世袭，这是昭然的祖训，如今却加给无功之人，不知对于那些舍身效力于社稷疆场的人将如何对待？这是内外听闻后非常惋惜的。臣听说开国靖难有功封爵的人，一旦有人言其有过失，就削去爵位不再议复。对于开国大功应当宽容，对于这类冗滥的恩赐应当严格，用意确实深远。以此为例处理此事，尤其适宜。

第四，官爵买卖过于严重。为官职选择人才，不私授非人，这是古道。如今不仅不选择，而且听从多财帛者自行选择，开缺选官及推广事例就是如此。当初商议时，还说这不是经世长远谋略，不久应当停止。实行了几年了，需用非此不济，上下安于现状，而贿赂昭彰，风俗败坏，都不予考虑。近来小官幕职没有人可任，并非一定要任用这类人，总之铨选没有法度，各自谋求私利罢了。有人说这些小吏不是正官，不亲自处理细事。小吏最接近百姓，他们刚刚倾尽资财援纳而来，心里急切想收回成本，锱铢必较，明言公索。上官因此也曲意原谅借贷。《传》说“争夺百姓，施行掠夺”，都是这类情况。识者尤其认为子弟纳官，富人因此变穷，也有这种情况。臣认为必须尽早废除这个例子，永远不许再开。倘若经费不足，自古理财的大道良法都在，没听说过假借这个来充裕用度的。

第五，府库空虚枯竭过于严重。空虚枯竭是由什么导致的？用度繁多，征收数额多罢了。臣以前听说户部岁入，合民运、盐课、赃罚等银共二百六十余万两，应发

译内府各边官员俸禄及军需费用达三百七十余万两。穆宗初年尚且无法全额发放，古人讲究量入为出，九年储备，三年积蓄。如今支出是收入的两倍，一年的收入完全不足以支付。内地的民运赋税中还有因灾荒而减免的部分。过去工部所需物资，尚且从这里取用。后来因资金不足，才商议加派四司物料价款五千余两，又加派册封冠顶银六万余两。向百姓征收的增加了，用于官府的却总是匮乏。财力枯竭、举步维艰，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以两部而言，工部尚且容易节省。倘若蒙皇上毅然停止兴建工程，减少织造，裁减各监局年例的支给，节省内侍坟墓的敕令修治，还大致可以支撑。至于户部，则有三大难题：一是宫内收支没有账籍可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能预先知晓；二是太仓的银米多被权贵之家按月索取，掌管仓库的人不能核查革除；三是各边主客兵饷每年费用日益增加，管理边防的人不能裁减节省。这就叫用度繁杂。若说问题在百姓，臣观察民间，既然已经缴纳粮税，又有杂泛差徭；既然已经应役里甲，又要收解大户；既然已经充任驿传，又要提供柴薪马丁；既然已经出民壮，又要承担军饷边需；既然已经缴纳四司料价，又要买解大木。名目不一而足，摊派不时而有。其间官吏趁机加派，豪强挟势过征，称头、火耗、使用、起解之类，不可胜数。臣自从居家回到京城，这也是人们难以言说的苦衷，每每看到几个县令，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拒绝这些。并且将弊端惯例称为旧规，庸才相继效仿，不念百姓疾苦。所以下层百姓流离失所，中等百姓借贷度日，上等百姓合并服役。这就叫征收名目繁多。这说的是问题不在官府，也不在百姓。又求之于外库藏，臣往年奉命出使，每经过郡县，询问长官，府库不过数千金，有不足千金的；县库不过数百金，有不足百金的。究其实际原因，嘉靖二十九年边将搜刮取走。于是仓库以预备为名，屡次勤积谷，多寡可见贤否的命令。有司急于文书期会，即使赞誉隆盛上官，谁肯尽心于此？即使钞关抽分，虽说是为榷商宽农，实则额外征收，莫非都是民财。官事多扰，民穷财尽。以臣奉差杭州关观察来看，年成丰收商人聚集，榷关不得盈余，恐怕成为日后无穷的累赘，办事者不负所托，定额盈余都充足。年成荒歉，商旅不来，定额尚且不足，又将如何弥补呢？总观这几方面，积贮是国家命脉，如今内匮外竭如此，这是没有政事了。万一有古代方千里水旱盗贼夷狄之警，将如何应对。近闻缙绅以屯田盐法常平仓复古为足用一策，顾空名无实，徒言未行。兹不敢谓百千年计，只目前一岁足支一岁之用，计将安出哉？臣谓无所费则有少贝，有所省则有积。此其道在上不在下。则夫作会计录以献，又时常具报水旱盗贼以闻。臣知我皇上应当惕然思虑，奋然振作，其处此何难之有。

六曰庄场扰害之甚。百姓赖以生存的是田地，公家取给的是赋税，论治者已经说过了。井田制难以恢复，限田制难以实行，均田未必能举职。养民者难道没有妥善处理的办法吗？如今以北边而言，东起辽阳，西尽甘凉，平原沃野，若田功大兴，可以内静寇贼，外殄残虏，中兴本计无出于此，可仿江南水田之法。以南边而言，东自淮南，西抵汉沔，土旷人稀，可召种江浙无田之民，从中或免起科，或轻徭役，而又画以沟塍畎浍，俾公私有界，旱潦有备，亦佚道使民一良法。顾莫有议行的，去王道远矣。人恒言古者民养于上，后世听其自养。今不独听焉，并其所谓养者夺之，如勋戚庄田、内官庄子、宗藩寄庄是也。夫王者四海为富，普天皆土，何在于庄。至勋戚有券，内官有供，宗藩有禄，乃又别置庄场，或夺民开垦已成之业，或侵民成熟已种之租，或致令徭役重并，粮草赔纳，或希图冒免粮差，虐势所及，扰及官府，害及良善，莫敢谁向。宜差风力科道官清查，或给还民，或令当差，更酌之以革弊由渐，行法以严之道。此重农安民一务乎。

七曰制度废弛之甚。制度者，贵贱有等，上下有别之谓也。惟有等别，而后物无妄费，人不妄取。臣观礼仪定式，自冠盖宫室饮食舆马，至冠婚丧祭，名分严明，臣民当遵者也。今视为泛常，珍奇锦绮之制，雕梁画栋之饰，厨传驺从之烦，百倍于往。士民不识四礼，往往以修斋奉仙糜费徼福，缘此财用日窘，风俗以弊。然法禁之行，始于贵近。观之畿甸戚势贵近之家，佩珠玉，饶锦绮，峻室宇，侈声色，营寺观，动费万金不惜。自长安街始，凡官房居宅，大半系内监所有。公进此难言之，言不三年而爰立明良，相遇绰有古风矣。即此多财，彼非天降地设，固刻剥夺攘而取者。臣前谓府库虚竭，此则积聚无算。此谓不在官，不在民。

译问题就出在这里。国家因礼制而显尊贵，京畿地区因百姓充实而稳固。如今礼制败坏，就像堤防溃决；百姓稀少，无人共同守卫。再加上店铺和各项赋税的骚扰，以前稍有立锥之地的人，近来都纷纷逃亡。留下来的人，大多成为这些人的仆役爪牙。所以说，纲纪尚未完全崩坏，疆土尚未收缩，但国家已不像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恳请皇上：美好的声音和淫邪的色彩，不接触耳目；远方难以持续进贡的物品，不用于口腹身体；珍奇的禽兽，不在宫禁中饲养；高大的屋宇和雕饰的墙壁，不进行营造；吉祥的符瑞和奇异的现象，不呈递贺表。节俭与丰裕适宜，像大禹那样没有间隙，那么观察感化之道，内外就统一于正道了。

第八，士气卑弱到了极点。治理之道依靠人心来维持，人心依靠士气来兴起。如今士气萎靡已成为风气。用比喻来说，就像越地的棉絮，不团成块而柔软，任由摆布。这是由于过去辅政大臣在议礼时争胜，假借严刑来钳制众口，一两个贪婪固宠的人相继而起，暗中惧怕公议，沿袭旧法，几句话诋斥永嘉各位先生太过分，于是使得士大夫礼义廉耻的维系无法建立。逐渐发展到此时，把话不出口当作淳厚，推卸奸邪、逃避事务当作老成，圆滑委曲当作善于处世，迁就苟且、宽容当作实现志向，柔媚卑逊当作谦恭谨慎，虚浮沉默、高谈阔论当作清流。这两句话在当今尤其贴切：议论时事当作沽名钓誉，忧虑百姓疾苦当作越职，居上位以矫亢刻薄当作风裁，居下位以逢迎附和当作称职，追求爵位以奔竞辩白、阿谀奉承当作才能，放纵贿赂以奢侈大方、延纳宾客当作豪俊。世道如江河日下，越变越坏。想要砥柱中流而挽回它，应当崇尚朴实雅致，奖励恬淡退让，推崇诚恳不杂、声实并茂的行为。尚未采用丘浚“人各举代”的方法，应当者推举。这两项建议都可以搜求人才、责求实效，否则举主连坐的惩罚。既然已经采用罗钦顺久任超迁、相流通，以及近日部题内外均劳的方法，大臣务必主持公道，风气兴起推让，不以结交虚誉为目的，居要职者量度宽广有容，不因拂逆心意、偶尔诽谤就调任别处。言官各自坚持公论，志存浑厚，不举发细过，暧昧之事伤害大体，行事直谅，不可缄默观望，错失事机。守令尤其是亲近百姓的职务，专断威福，德泽不能下流。广泛建立抚按，藩臬官临之，百纪一纲，宪度得以肃清。然而职位都在百姓之上，体统都不轻，内台重、外台轻，这也不是旧法。特权势所属，施承各自过错，于是成为定例，藩臬稍轻，守令最轻。就像相见礼节，宪纲所载，循行已久，加上庭跪道伏，以往体统有庭见长揖，道遇避舆，固然严格，或许也是尊重特命。但跪伏可待贱品，一概施于守令，不是古礼了。士大夫平时平等交往，一旦成为牧民官，就屈膝仰观，情义也不安。臣认为天子议礼，这样上不骄，下不谄，合行该部会同内外知礼诸臣，查宪纲，考古制，仍随时斟酌，不得泥古袭今。比如宋制，何官以何礼相接相见，凡专制奉使监临守土，凡堂阶舆道拜坐参送，议为成规，刻布公署，上下遵守，庶免临时竞议。于是礼文既定，实意自孚，士气得以振作。

古代刑罚不上大夫，贾谊在汉朝长太息，还认为束缚输司寇不可。如今不但输司寇，又隶锦衣卫。那些因言获罪，偶尔误朝参，因事挂误，都容许拘执，名分辱没太甚了。此事沿袭已久，厘正更难，不如先今诸臣所议，锦衣卫只典禁军，而访察拘系一属法司。凡中外刑案，除不道巨狱，及贪酷不纵外，其余小过，如建言等，并从宽释。如纠察不公，体访不真等，都容许辨明。于是体貌既尊，观瞻自美，士气得以振作。这两件事，事虽迂远，实关志节。舍弃这些不早葆养倡励，当平暇时小廉曲谨，高论危貌，尽为有人，万一变故在前，欲求直躬不屈，临节不夺者，或许也少了。

第九，议论虚浮到了极点。天下有道，行为有枝叶，笃实的君子，先实行其言。所以先王统一道德以同风俗，修行之谓。所谓行者，孔子修德讲学从义改过备之。讲学之风，此时甚广，实兴起斯文者，盛心美会也。臣从束发时，即从诸大夫后闻之。旧年官京师，见讲者多负倡明者初意，而讲勤者又得美官，遂议其假此为仕进快捷方式。惟能以此弊端自为清洗，则后来不得依附前贤，不为滥觞。及奉差浙江，见一二士人时称为冉闵者，迹其所为，在市道人下，诸司暨士民，深厌其鄙渎。夫学乃入德行道务，讲有求明践实之功。譬之衣食，不可一日缺。乃儒貌盗行，口说心违者，冒名实焉。论者为清谈盛而晋衰，伪学禁而宋微，时势所趋，俨然可虑。臣愚卜天祚世道，当无宋事，特虚言胜，实行微，外伦理职业为道，假虚见静悟为学，卒使内空其心，外疏于事。其为行自信心而不据理，显然晋尚清谈之弊，而爱官爵之诮，有或同之。由今不变，后进将谓道果在是，止是自足。只今人才士习，识者已谓不逮弘正之时。

译过去又不知会怎样呢。只有辅佐世教的人，自有达到至道的办法，天下人每天都在盼望。至于道德的根本、风俗的源头，在于皇上从实处着手、摒弃虚浮，端正自身、重视德行于上；众臣各自谨慎修养、践行实德，恭敬响应于下。那么就不必建立门户、互相标榜、空谈议论，而君子的德行如风，天下人向往正道，感应的契机，有极其精妙之处。臣自知学问浅陋、心意狂妄，然而想要忠于我们的道，并且希望士大夫有实质，不务虚名，希望谅解我的心意并宽恕我的罪过是可以的。这九件事，由一个念头发端，而在自己已经显著时形成；由一件事因循拖延，而逐渐滋生积累。在这里极力谋划挽回，那么过于严重的弊端就会去除，治理安定的事务得以施行；假如不去除，将会弊端日益滋长，错误谬误成为惯例，等到形势形成，那么履霜坚冰至，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能为力了。说到现在的三件事，第一是宦官侍从的放纵，严重到难以制约。臣听说君道贵在清心寡欲，其关键在起居、男女、饮食之间。自古帝王常谨慎所养，嫔妃有定数，宦官侍从有节制。我国家初年，也有阉人五百、粉黛半千的歌谣，众臣曾上疏请求采用宋儒程顺亲关于宦官宫妾当时少、接贤士大夫时多的言论，本来是以修养心性为期望，这是忠爱至情。臣知道皇上一定大力推行，如果宦官侍从不可不选择，也不可放纵，为什么呢？人有贤与不贤，贤者内在修养德行而潜移默化地消解于细微之处，这些人自有贤与不肖，如果使用取舍、劝诫得当，那么不肖者自然不至于放纵，贤者补益也不小；如果一概以非我气、烦疾之过严，就会失去机用了；外在辅助政事而公开争辩、明显劝谏于显著之处，否则就不是这样。臣不暇远引，在先朝，则有像金英谏止南迁，怀恩乞求罢免传奉，阮安不私用公款，单吉劝辞庄田，功绩建立、名声显著，至今称颂。否则大的如王振、曹吉祥、刘瑾等人的专权依仗宠幸，次的如汪直、张永、谷大用等人的招贿贪功，最终招致祸败，那么有什么益处。现在在皇上左右前后，难道没有恩等人那样的人吗？难道没有振等人那样的人吗？只应当选择而使用，至于内臣的贤德，不在其他，在不干预政事。我圣祖鉴前世宦官的过失，设置铁牌书写“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时异势易，便令初制不可复存，实在可叹！然而得到文肃此疏，尚可不没圣祖本意。后因权阉撤去，及修《大明会典》，众臣畏势寡识，不备载入，于是失去防范法意，而后才逐渐不同了。为什么呢？过去在大官吃饭而不设俸禄，后来禄米支取赏赉频繁了；过去只供给扫除而不管事，后来掌管钱谷、典领甲兵了；过去只四品而无阶爵，后来尊崇体貌、盛大舆从了。这还只是往事，而现在更加不同了。过去公务知会该部查发，不擅自上疏，现在直接请求侵夺部权了；过去赏赉当面叩领受，不请求讨要陈谢，现在上疏谢恩乞求恩宠，挤入卿列了；过去有罪被弹劾，不立即辩诬，现在诬陷他人有过错，明明自己无罪，与公论对抗是非了。言官风闻，指摘时政，圣明尚当曲意优容，大臣尚以不强辩为体，为何唯独这些人不能指一言？难道他们朋比坏政，干嘱公务，攘剥官民，骚扰道路，制御小人当勿失此机，当任其所为而礼法不宜制吗？人心常在奸邪未发时警惕，而在法纪已漏时放肆，现在奸邪已发而法纪已漏，他们更有什么忌惮呢？昔人有言，有罪不赦，有缺不补，是说形势渐成难以制约。现在禁内西海子净身者众多，他们见富贵易得，又无罪戾，谁不想侥幸希图进用，这样而欲本清源洁难矣。然而其中未必皆然，臣见邸报有内官监太监李芳《采纳愚忠》一疏，举一以劝其余，最善掖引，观其言意确然可行，乃未蒙允行，岂以为宦侍忽之耶？孟子叙道统，即武王不泄迩忘远，为圣人忧勤惕励之心，固至迩者也。皇上信行之勿疑，乃为取善不遗，而君道成矣。主意在此，第臣见者芳疏，未知其行事果能不干预，果能率择其属而潜移默化养于微乎？如其言一未能矣，言虽切，虚语也，徼名也，言以渐而深使人不觉，所以其言之非实者，将以为干预政事之渐也。疏而远可也，如能之则贤矣，贤则自知晋文公守原之议出于寺人，勃鞮为不可，而避利推权，惟恐蹈之，行且率其类皆为恩等若人，其功名当与之并传矣。然其要在皇上亲览政事，信任辅卿大臣，听纳科道言臣，而庄莅慈蓄内臣，凡此内臣将弃旧习而为忠直，亦可保全而不速祸败，此内臣之幸，亦社稷之福。第二是宗藩的俸禄，严重到难以供给。治国有九经，如修身次亲亲，然而事贵适中而庸常可久，所以薄则鲜恩，厚则踰义，皆不可久，所以尊位重禄，同好恶而劝者为中庸之道。我国家待宗藩之礼，官给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诸费，民编有厨役、斋郎、铺陈诸役，更时遣使存问匪颁，恩极厚矣。第赋入如昔，而宗

译宗室人口日益增多。从一个王府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国家初建时的状况。当时亲王只有一位。如今郡王、郡府、将军、中尉直至郡县主、仪宾等爵位，多达数千位了。如今二百多年，不过七八代而已，繁衍竟如此之多，照此下去，本支百世之后，全国的赋税恐怕都不够供给他们了。我观察江西的府级宗室不过三位，爵位不满千人，俸禄的供给尚且不能按时且分配不均，那么在山西、陕西、河南、湖广等地，宗室众多，情况可想而知。因此，确实存在发放不均，导致宗室内部互相怨恨争斗的现象；有今年向人借贷，写下借据付给领俸者的；有拦街殴打，伤害官吏士卒的；有率领众人出城，甘愿做不法之事的。这类事情近来又多有发生，还有擅自来到京城，随即上奏章滋扰的；有衣食宫室缺乏资金，男子不婚，女子不嫁，死后无人安葬的。这都是因为宗室日益兴盛，俸禄难以持续，势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挪用其他款项来供给宗禄，也不是长久之计。过去曾尝试用内帑、太仓、盐银这三项来辅助，但这三项司农寺屡次报告匮乏。这正是应当改变穷困局面、通权达变的时候。却未曾听说有人提出建议涉及此事。难道是因为亲近宗室的关系难以言说？祖训重要不敢违背？即使有人言说，也没有人挺身而出承担此事。况且前朝大臣对此议论很多，却未能被采用。近来礼部大臣也议论了，但只涉及仪宾的恩数，并非全面之策。我阅读仪制司的职掌，里面有丰林王上疏规定子女以杜绝欺诈，见解非常确切。借宗人府上疏来商议裁减抑制，则自然没有省事的祸患，因为王是宗室之人。难道没有为自己和子孙谋划的吗？只是眼见势力沉重，不早点预先谋划。这不仅对国家无益，也不是宗藩的利益。如今贫穷者空腹等待供给，富裕者浪费超过制度，比以前更加严重。难道要等到他们困顿到极点，变故发生，才去处理吗？还是付之无可奈何呢？我听说一种说法，似乎也可以行得通。我们祖宗以来，总想商议出诸王，使裁减而不怨恨，凡事涉及亲藩，必定亲手书写与诸王共同商议，固然是情意深厚、一体同心，而且劝说而不怨恨。如今天下事体重大，哪有比这更重要的。何不备书与诸王，将前朝大臣所论而未采用的言论，仍令各位大臣各自陈述条陈之说。又令户部全面查核天下出入的钱粮与灾伤蠲免的数目，昔日禄米较今增加或减少的数目，详细叙述如今已十分难以处理，数十年后人口日益增多，更加不能支给，开具成书。选择德望才名兼备的人，让谏部的两位大臣，充任正副使前往。当面咨询详细商议。再请求皇上叮咛诸王，会同该藩各位，不分尊卑长幼，凡有想要言说、想要表达的情意，各自上疏封固，由使者转达。仍查核贫穷不能自给、禄米不得支取的人，劝谕本藩应当念及亲爱富贵的道义，不可坐视同室之窘迫。且体谅朝廷周济恩惠的艰难，必须曲折妥善谋划以报答。其中难道没有像丰林王那样有先见之明和嘉谋的人吗？藩屏的念头，本源的思想，固然是人人都有。由此，内部有愿意辞去重禄的，就顺从他们减少支取；有愿意分给别人的，就损余补不足；有愿意捐出余财的，就奖劝周济匮乏；有愿意拿出如课单之类、如庄田顷亩的，就抵补役费。或者照内外文武官员支米折钞的例子，或者实行弘治年间突然减少房价，以及开圹造坟的数目，或者采用丰林王限制妾媵、区别嫡庶，以革除花生螟蛉之奸的办法，或者照仕宦家疏属以下，实行同门异室的制度，或者效法宋朝设立孤遗奉给，以待袒免以下的亲人，或者恢复宋朝设立宗学，以科举收罗有用之才，或者准近日裁革冗员的例子，减少无用的官役，或者恩数应当给予的就给予，不必让差人到京城，一并拒绝例外的请求。即使内部有裁省减节，事理明透如此，然而不裁省以他用，而是均支于本藩，不减少今日的支取，而是定制于将来，这叫做因事处事。各亲其亲，众心都知道此举是由事势穷尽而致，原本不是不得已。固宜乐于顺从的人众多。不然的话，好恶不同，贫乏日益增多，禄重位尊者怎能独自富贵呢？语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固然是这个道理。宗藩中有首肯此议并出以为之倡导者，以虚名激励他，其人固即周公旦、卫武公，功著彝鼎，声施简帛了。树坊扬忠，敕赐奖嘉，岂足以尽其贤哉。这不是立谈就能办完的事，惟在皇上笃亲睦之恩，诸臣竭股肱之力，乃可与虑始尔。三曰边境之威，重于难振。臣是南人，不识边事，则尝有过计者。以国家都燕，百里外即虏，戎服甲帐游猎之骑，一日即抵城下，数年间凡数至矣。非但昔日附背扼喉之虑，但虏情止利抢掠，马不习水草，难于久留。当今奴日强盛，而辇上君子皆谓志在抢掠，不知虏情之将变也。文肃此言不验于曩时，安知不验于日后乎？万一此态顿易，将何策以应？日者邸报，知蓟宣有虏溃墙而入，边塞戒严，致烦宵旰，策励诸臣，分遣将兵。其间何自而至，与所由御敌进退之方，臣不闻其详，不敢妄陈。仅据往昔所闻见者，略为筹之，可例推矣。夫强本者弱枝，有备者无患。京师者四方之本，而备莫大于兵。团营者兵之备战者也，臣尝见其操演，带甲虽十余万，求转臂悬弓、拍手乘骑者绝少，乃面有菜色，马多露骨。问以旗鼓坐作，漠然弗知。询其由，壮强者、充实者皆匿名籍营，图生业，赴操悉老幼顾募之辈，私隶游闲冒营籍，于今为尤甚，其为内家占役冒名

译支给军粮的人尤其众多，即便想要查核稽查，凡是把总、号头之类的人员，都是他们的家人私自充任。近来又有人上疏举荐任用，谁能核实他们的真实情况并予以剔除呢？因此说这些人能作战吗？轮流入戍的士兵是负责备守的，其中尤其多有老弱病残不堪服役者。近来听说调兵入川，大抵是挂名出征，到了中途便雇募无赖之徒充数；一人入戍往往代替多人，拿着雇募的钱到京城应点，便出钱雇人顶替；若有差役，便钻营求免。那些依托权势、沉溺于权贵之家的人尤其多。由此推知，腾骧营和锦衣卫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说这些人能守备吗？前代距离边疆都很远，兵政不至于如此微弱。如今面对百里之外的敌虏，却蓄养没有节制的军队，能说拥有武备守卫吗？往年兵部采纳言官的建议，稍加查革，便引起纷扰怨恨诽谤，建议随即不再实行。俗话说：“城门关闭，言路开启。”趁现在不如按照言官所请去实行，等到城门关闭再开启言路就来不及了。又听说各边镇，辽东、蓟州因为荒歉单薄，屡次遭受侵犯，孤立危险；宣府、大同因为堡寨全部被破，精锐逐渐消耗；甘州、凉州因为屏障已经撤除，斥候难以设置；以及各边境入卫的军队、各地的土著兵，日益懈怠腐败，而地理形势消减，草料粮食供给不足，军政姑息养奸，士兵骄横强悍，处处都是这样。询问其原因，大都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将领有四种：庸懦者退缩失机，轻躁者轻敌损威，悖逆者私自勾结，贪婪者克扣敛怨。导致这种情况的督抚也有四种：玩忽放纵者以偷安为事，欺瞒蒙蔽者掩盖败绩当作功劳，迟疑不决者赏罚不信，昏昧软弱者节制不严。至于出自朝廷的命令，也有三处不完善：当闲暇时禁令疏阔，有警讯挫败时诛戮太严，导致督臣畏惧；议论威杀时文法牵制，奖赏间谍时钱粮不足，导致边将阻挠；困于徭役时减免抚恤不实行，俘获逃散时边功不核实，导致边民困顿疲敝。因此敌虏得以如此深入。大抵中原虚弱已极，敌虏每次过境，不问胜负，民间一空，库藏且竭，事势难以支撑，确实称得上岌岌可危。况且激战多年，未见一次奇捷，怎能震慑敌心而使他们不来侵犯？又听说留都豢养无用的骄兵，浙江福建有无常的海防汛地，云南广东多有不顺从的苗夷，这些都是扰乱中原、消耗国家元气的人。恳请皇上怜悯兴起念头，大力振作，敕令兵部各位大臣，针对前日的失误，改图万全之计，不要只是敌寇到来时张皇失措，敌寇退去便安于现状，这样就对了。这三者譬如人身，宦官侍从是腹心，宗室藩王是肉骨，边境是皮肤。一处有病，身体便不安；三者皆病，怎么承受得了？如今想要按顺序治理，没有比先安定腹心更重要的。方法在于制约他们的恣意妄为，制约他们不实行谗言，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不可让他们与群臣交往，兼任外差公干。其次没有比使肉骨安定更重要的。方法在于供给他们的俸禄，供给他们统一好恶，均等爵禄，又制定节制谨慎的礼仪，兼修古代小宗联合亲族的道义。想要保全皮肤不受损伤，在于振作威严。振作威严在于充实兵食，严肃纪纲，信守赏罚。而其关键取决于国策确定，元气旺盛。确定与旺盛，臣愿皇上远法虞帝，警戒而不怠惰荒废；远法周武王，彰明德行而不玩弄人、玩弄物。这样政教清明，四夷没有空隙可乘，内政顺治、外威尊严就在于此。如此则治安的要务，其概略已经具备，其余都是细节，可以依次治理。不这样做，所谓不积蓄艾草却要求病立刻痊愈，未见其能成功。这是臣知道而必须尽言，言说而必须尽意，沽名钓誉塞责，不是臣敢做的。至于自身利害的迟钝，尤其不是我所期望的。

译○宣谕将士疏【宣谕将士】

此疏上于嘉靖庚戌年。

奏为献计破虏事。如今敌人大营驻扎在通州，先锋部队环绕京城，若不先挫败其锋芒，则敌人会更加骄横，无法制服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紧急派遣一位亲近侍从、有才略且能言善辩的官员，捧着诏书前往各军营，激励三军将士，宣布宽免损军之罪的命令。这些举措足以鼓舞士气，允许将士、义勇、军民等人各自为战。只要斩获一个首级，就赏银一百两。如果有将官等逗留观望、不肯进击的，也允许本官指名参奏，以不失战机。那赏功的银两，必须差遣锦衣卫官员校押，交付各营。纪功官员，随同本官限定日期出发。待战事平定之日，命令如故。只请皇上与当朝大臣商议，酌情施行。

蒙皇上准许臣的论事，提升臣一官阶，兼任风宪职衔，奉敕宣谕城外各营将士，宽免损军之罪，加重赏功的规格。臣于本月二十二日酉时领受敕书，二十三日清晨前往城外总兵官咸宁侯仇鸾等军营，宣扬圣意，激励劝勉勇敢，二十四日早晨，再到仇鸾军营，令其督军前去剿捕零散贼寇。咸宁侯与敌人勾结，所以不肯乘胜邀击。仇鸾认为雨大，不可行动。臣认为这大雨是上天所赐，乃是贼虏失利之时，正是我军出奇制胜之际。如今传闻敌人往白羊口方向撤去，臣认为白羊等处，都是山隘险塞之地，而此贼只有一支，又因抢掠财畜极多，辎重成为累赘。若用奇兵抢在贼前，见可击而失之，此乃千古恨事。然而古来失于朝议不决，如今却失于边将纵寇。丙子年的战役，奴儿只数千人，又都是别部乞活，并非真奴，然而最终放纵他们饱食而去，这又比嘉靖庚戌年的事情更严重了。如今贼人返回寻找古北口故道，则我军大战可获大胜；若放贼使出，待其半渡时纵兵击之，可获半胜；若只是望着贼尘送行，则为无策。如今朝廷开旷荡之恩，令尔将官各得施展抱负，军士又遇此破格的赏赐，况且贼人进入山险之中，又正值如此大雨，这是狂虏大败之日，将军立功之秋啊。仇鸾听了臣的话，言语虽然如此，心意却不然，随即回答说：“此去定大杀贼。”将官军士，无不感激思奋，实时前去。臣仍宣谕城西、城南、城东守护等营完毕。公因此事反而获罪，所以后来公皆蒙恩保全，不敢越位陈言。尚有宣府总兵官赵国忠一营，在沙河以北，离城尚远，臣未经辞朝，不敢擅自前往，已令总兵官仇鸾差遣夜不收携带臣的宣谕告示彼中将士完毕。二十五日卯时进城。臣才薄识短，不能仰答皇上激励将士的至意，臣不胜悚惧，待罪之至。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四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五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何刚悫人选辑

彭宾燕又参阅

赵文肃文集二（疏、议、序、记、跋）

赵贞吉

◆疏

议边事疏

论营制疏

○议边事疏【筹边】

此疏上于隆庆己巳年。

臣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圣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在内阁办事。臣于次日廷谢完毕，又面谢恩讲筵，蒙天语叮咛，命臣尽心辅佐，赞理政事。臣当时稽首仰对，说近日朝廷纪纲、边防政务，多有废弛。数语可见担当与保位图全者不同，然而同列不安了。臣欲舍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皇上与臣作主张，容臣得以尽力。臣誓不敢辜负任用，以触犯明典。伏蒙俞旨知道了。臣感恩图报的一念之诚，于是沦洽骨髓了。至九月内，闻虏入大同大肆杀掠，总督陈握兵观望于怀来、宣府之间，总兵赵弃镇远避于应州、方域之境，巡抚李副将麻等皆闭门锁堡以自保。夫高位重禄之臣，有封疆守备之责者，此盖边将常□。文肃初入黄扉，不胜愤切，欲大行整饬，故与时人不和。坐视狂虏深入，屠杀生民，曾不能发一矢以向贼，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而又于旬日之后，虏骑尚未退尽，乃辄敢上夸功献捷之疏，以欺罔天听，是诚何心哉。人臣之罪，宁复有大于此者乎。当有巡按直隶御史燕儒宦历陈该镇文武之臣失职之由，及地方残伤之状以闻。又该刑科给事中查铎、云南道监察王圻，劾奏掩败为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时朝廷之上，公论赖之稍明。奈何该科该部，袭守近年旧套。在科则为漫然两可、避匿之参，在部则为肆然庇护、再查之覆。蒙皇上发下内阁，令臣等看详拟票。臣即与大学士李说，边事为平章第一要务，于今反漫然视之。国家之事最重者在边防，欲整理边防，在正朝廷纪纲耳。赏罚乃纪纲之大者。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