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三十三

译领受敕令，一般行事。那些在边疆不擅长军事，但善于治理民事的人，改任内地，不算贬抑；年资深且功劳显著的人，在当地由佥都御史升任副都御史，副都御史升任右都御史，常管这一方。如果年资极深、功劳卓著的人，就升任部院掌印官，如同正统、天顺年间，金濂、年富都从副都御史升任户部尚书，不算越级提拔。大概必须先这样广泛推举，才能得到人才；后必须这样重用提拔，才能长久任职；长久任职才能修葺得边疆坚固，抚治得百姓安乐，以此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

两京府尹以及在外十三布政使司的左布政使，共十五员为一等。都要任用历练民事、不厌烦劳的人，按资历迁转。此官称职的，留任以久任，迁升六部侍郎，以及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再升任在外巡抚，以免迁转不常，不能尽心民事。其品行虽然公廉，但才力不称职的，迁改相应的职务；奸贪的，立即罢黜。如同天顺年间，刑部尚书陆瑜、礼部尚书萧暄都由布政使直接升任。现在如果只升任侍郎、副都御史，不算越级提拔。世宗朝议礼时，各位大臣都厌恶词林各官，永嘉甚至上奏罢免庶吉士迁任公卿，此疏似乎也与众公意见相合。

翰林院、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备顾问、侍讲读、草拟制诰、修史牒，是最清要的职位。唐宋以来，都重视此官，以备卿辅之选。然而多选取外官中才学过人者试任，即使考中状元，也让他试任民事，方才取入翰林。我国初年多用征聘隐逸之士。永乐、宣德、正统以来，如查士奇、张洪由王府审理、教授，黄淮、刘铉、张益由中书舍人，邹济、陈仲完由教职，储懋、王洪、陈山由给事中，刘球、李时勉、陈敬宗由主事，胡俨由知县，蒋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升翰林、詹事、春坊等职。又如张英由教职荐任给事中，复进中允；郭琎由参政，李贤由主事，薛瑄由御史，都历升侍郎、尚书兼詹事、学士。又如张显宗由翰林历升祭酒，出为布政使；郭济历任春坊，复升知府；王珣由检讨升大理寺丞，巡抚贵州；欧阳谦由御史改编修，复升郎中；徐旭由御史升郎中、祭酒，复改修撰；罗汝敬由侍读改御史。这都是唯才所宜，不拘内外出入，所以能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进士第一甲，素称阁下门生者，方得选授，天下不无遗才。现在宜遵复旧制，不拘内外郎中职事，但有文学素行出众者，允许大臣、言官论荐，内阁、吏部召试此官，庶几能得人，而可储卿辅之望矣。

给事中、御史，都有言责。上至君主自身、朝政缺失，下至臣僚是非邪正，都唯其所言是听。如果任用非人，人主误听其言，则聪明惑乱，是非邪正不明，误事不小；不听其言，又为拒谏取谤，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激浊扬清、除奸革弊之责，所系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们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迁，陈祚由参议，康庆由知州落职，都复升御史；虞翔、王铎、年富由教职，冀凯由州判官，都升给事中。又如丁璇由主事，马守中由同知，俱升御史；徐旭由御史升郎中，复改翰林；欧阳谦由御史入翰林，复升郎中。这都是唯才所宜，不限资格，所以能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佥都御史等官，所以肯尽其职。且又不时考察，使偏私浮伪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上聪明。所以天下常受纳谏之福，而君上不受拒谏之名。现在宜使大臣于内外郎官，及听选进士中，各荐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识治体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内，考其敢言而忠谏有益，举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扬兴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有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体，或过激烈易至触忤者，则迁改内外相应职事以保全之，后仍记其忠直，核其后效，量加超擢。其或当言不言，或挟私附势妄奏，及巡按不职者，明奏降黜。如此则言官皆得忠正之入，而朝廷纳其忠谏，有益于天下矣。

吏部文选、考功，兵部职方、武选，礼部仪制司郎中，亦须妙选。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有不称职者，即令外补。

通政司、鸿胪寺官，专取声音洪亮者，于本衙门迁转，已有旧规。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两京坐堂佥都御史、南京总督粮储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属官，照常循资迁转。然人才各有所长，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调不妨。

在外布政使、按察使二司官，宜不只于本地衙门迁转。虽有资格迟速不同，临了总算，有甚悬绝不得已者，方推邻近地方官升补。仍照弘治前事例，佥事径升副使，副使径升按

译按察使直接升任左布政使，参议直接升任参政，参政直接升任右布政使，不必像现在这样逐级依次升迁，也不必将人员远调至南北各地，导致往来无常，虚耗岁月，地方常常因缺官而误事。对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官缺，应当从附近地方资历较浅的人员中，比常规更早地升迁以酬谢他们远任的辛劳。

一、各道分巡佥事，建国初期选定的道区划分，九年才攻下，后因改道频繁，每逢地方有难事，都推诿躲避不予理睬，致使豪强贪猾之徒任意作弊害民，地方深受其害。现在都应当像广东等地的成例，三年任期届满，才允许改换道区。仍须考核其三年任期内是否有奸弊、盗贼、豪强贪猾等情况，以此评定优劣。本司若有进献表章等项公差，只在贴堂副使或分巡各道佥事中差遣。分道任职的三年之内，不许改换差事。

一、各处紧要的兵备官及提学官，都要从资历较浅的人员中推举才力相称者，先升任佥事，后加授副使，长期管理这一地区。其职务范围内的事务，不许其他官员越权干预。如提学官所管辖的教官，兵备官所管辖的有司巡捕，以及卫所官员有犯法者，抚按衙门都直接委派他们审问，不必改委其他官员，以免造成权柄不一，事情难以推行。兵备官必须兼理本道分巡事务，以便行事。至于练兵捕盗、应当劝赏等项财物，允许其筹措，或动用官钱。如此长期任职并专断其事，才可责成其取得成功。十年任期满且劳绩显著者，提学官推升少卿、祭酒等官，兵备官推升各边巡抚。其余按常规迁转。才力不称职者，立即改调其他职务，不应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县这三类直接面对百姓的官员，如果任用非人，那么上司即使有好官，施行好事，也不能真正惠及百姓。所以自古以来国家对此职极为慎重。汉代制度，郎官出任百里之宰，郡守入朝可为三公。唐代制度，不经历刺史任，不得任侍郎、列卿；不经历县令任，不得任台谏、给事中、舍人。我国建国初期，考中进士者，都选任县官；征召贤才，多选任守令。正统以来，知府都由大臣保举，知州、知县另由吏部拣选，所以能得人才。并且又立为定制，知府、知州见上司不行跪拜礼，以加重其职权。那些长期任职且政绩卓异者，破格超擢，如何文渊由知府直接升任侍郎，胡俨由知县直接升任检讨，所以人们都乐于担任此官。弘治初年，又考核其备荒积谷的多少，以此评定优劣，所以百姓受到实惠，国家根本得以巩固。如此长久以来，正德年间此官不再被重视，轻率选任，骤然升迁。下等者只求捞取钱财，以防迅速退职；上等者只求奉承上级以博取名声，以求早日升迁。都不肯尽心于民事，导致民穷财尽，一遇凶荒，多致饿死。现在应当遵复先朝旧规，知府由在京堂上官在七品以上京官及外任五品以上闲散官员中保举；在外抚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在参议、佥事、同知、知州中保举。知州、知县，都听任吏部预先拣选。仍责成抚按、布按二司，在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县中保举堪任知州的人；在州判官、县丞、主簿、儒学教职、司府卫首领官中保举堪任知县的人。必须其有爱护百姓的诚意，有坚守节操的品行，有处理事务的才能，三者具备，才可担任此职。日后若不称职，保举者连坐。误举者若能先自首则免罪。到任之后，考察其奉公守廉却不尽心民事，或才力不称职者，改任品级相应的职务；贪酷罢软者，立即罢黜。称职者留任长期任职。知府任职九年以上者，即升四品京堂及布按二司长官；次一等者按常规升任参政、副使等职。知州任职九年以上者，即升参议、知府、郎中、佥事；次一等者按常规升任员外郎、府同知、运同等同级官员。知县任职三年者，行取到京，考核其文学德行出众者，选入翰林院；忠直刚正、识治体者，选为科道官；才识优敏者，分任部寺属官。那些深得民心、愿意留任长期任职者，破格超擢为府州正职；次一等者，九年或六年按常规迁转。如此选任，百姓才能受到实惠，地方遇凶荒盗贼，可保无虞了。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各方面有司等官员的升迁选任，都应当注籍于原籍相近的地方。广西、云贵地区的有司官员，尤其应当查照弘治以前的成例，只在本省人员中升迁选任，以免其不服水土，且到任容易便利，不至于地方长期缺官。

译治理黄河以疏通漕运、救济国家储备的奏疏

臣听说黄河水流迁徙无常，自古以来就是祸患，历代考察周朝和汉朝，至今也没有能够长久治理而不决口的办法。国家救灾抚恤百姓，也没有听任它决口而不治理的道理。如今黄河涨溢，淹没丰、沛、徐三州地方，已经好几年了。从去年以来，又导致漕运道路阻塞。这三处地方，是两京南北的冲要之地，国家的咽喉所在。那里的百姓常年为国家漕运劳苦不息，就像咽喉的气息一样重要。现在遭受水灾逃亡的人超过一半，就像咽喉的气息受了损伤。救助他们不能不紧急。国家的财赋，依赖东南供给，而漕运道路稍有阻塞，就像人得了嗝噎之病，饮食受阻。救助这种情况尤其不能不紧急。那救助的方法是什么呢？臣认为当今的事，疏通漕运道路最紧急，治理黄河次之。然而现在漕运道路阻塞，是黄河水流造成的。假使漕运道路不借助于黄河，那么也容易防止它阻塞了。臣请先陈述治理黄河的说法，然后再说漕运道路的事。

自古以来谈论黄河水流的人说：分流则水势小，合流则水势大。谈论黄河河身的人说：河身宽则水势缓，河身窄则水势急。水势大而急则难以治理，水势小而缓则容易防备，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那些谈论治理黄河的人说：顺应它的本性就容易，遏制它的本性就困难；又说不要与水争地。他们所说的河身和治理黄河的方法，大概都包含在这几句话里。这是治理黄河的大法。黄河从吐蕃发源，流入中原，逐渐接纳百川的支流，奔流数千里，其水势的猛烈可想而知。它经过孟津，下到汴梁以东，土质疏松容易决口，所以能造成祸患。然而自宋朝以前，黄河多决口向东北，自宋朝以后，逐渐决口向东南。决口向东南，入海的路近，所经过的地方受害还小；决口向东北，入海的路远，所经过的地方受害还大。然而因为决口而分流，得以削弱水势的情况也很多。

黄河自从经过汴梁以来，向南分为两道。一道从汴梁城西的荣泽县出发，经过中牟、陈、颍等州县，到寿州流入淮河。一道从汴梁城东的祥符县出发，经过陈留、亳等州县，到怀远县流入淮河。其东南一道从止帚、德、宿州经过虹县、睢宁到宿迁县，从其东边分出新旧五道：一道从长垣、曹、郓等县到阳谷分出；一道从曹州双河口到鱼台县塌场口分出；一道从仪封、止帚、德等州县到徐州小浮桥分出；一道从沛县南边的飞云桥分出；一道在徐、沛中间的山北溜沟分出。这新旧分流六道都流入漕河，然后总向南流入淮河。现在听说都堵塞了，只保留沛县一道。这就是所谓合流则水势大，而河身又窄不能容纳，所以不得不泛滥横溢。丰、沛二县，徐州的一半州境，漫成巨大的沼泽。最近又溢出沛县以北，漫入昭阳湖，以致漕运旧河道水流缓慢，泥沙淤积，而逐渐污秽堵塞。

或许担心泥沙淤积久了，地势逐渐升高，水往低处流，其势头必然决口。如果向东南决口，有山阻隔，祸患还小；如果向东北决口，那么往年张秋的溃决，漕运道路因此断绝；前朝宋朝澶州的决口，几十个郡县被淹，祸患不可言说。所以现在治理黄河不得不依据旧河道，而分流其水势。那以前从阳谷分出的一道，从鱼台分出的一道，担心它决口向东北，断不可开通。那在汴西荣泽新开的从孙家渡到寿州的一道，决口时适宜经常疏浚以分流上流的水势，不可让它淤塞。至于从汴梁东南，原来从怀远、宿迁分出的两道，以及正东如徐州小浮桥、溜沟两道，各应选择便利的地方开通疏浚一道以分流下流的水势。或许担心丰、沛漫流，久了向北迁徙，想要修筑城武以南废弃的堤坝一带，直到丰、单等县，黄德、贺固、杨明等集的地方，连接到沛县北边的庙道口，修筑一道堤坝，以堵塞新决口的河口而防止它向北流。这也是一个计策。

治理黄河的紧急祸患，应当紧急施工，而开通漕运道路尤其紧急。然而现在漕运道路只堵塞在沛县以北三十多里，而不能立即开通，虽然人力未到，也是因为天时不利。正值夏秋水涨，那堵塞的地方一半被流沙淤塞，让人在水中捞沙，用力很难，而沙子随着水势，边挖边淤，怎么能成功？有人说趁着今冬初水退去，昭阳湖暂时可以通船的时候，预备工力，截断上流，使下面的土地干燥，然后并力挑土筑堤，一两个月就可以开通。或许担心这挑沙开筑，终究不能牢固，来年水淹，或许担心再次堵塞，不如趁着冬水干涸冰冻、船只受阻不能行驶的时候，依照南旺湖的样式，就在昭阳湖中开凿一条河道，两面筑堤以开通漕运道路。比起现在堵塞的旧道，不超过十里远，来年通漕，与旧道两处，随便行船，这是一个计策。

又或许担心河水进入湖中，也能带沙导致堵塞，就像现在昭阳湖南口金沟旧闸的地方，逐渐被沙堵塞，这就是验证。臣与尚书李承勋同行商议，认为不如在昭阳湖东岸滕、沛、鱼台、邹县地方的中间，地名独山、新安社等处，选择土质坚硬没有石头的地方，另外开凿一条河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两处旧河，其间应该开凿不过一百多里。或者随着地势便利，各找近道，工力更省。那新开的河道，深度则各随地势，宽度则先只五六丈，以通行两船交错。就取挖出的土厚厚地筑在两岸作为湖的东堤，阻挡防止黄河水的漫溢，山水的宣泄，而把昭阳湖隔在外面，作为黄河水漫散的去处。

译所谓不与水争地。等到冬天结冰、船只停航的时候，再进一步疏浚加宽河道作为运输通道。同时在那裡设立一个民夫厂，酌情调拨山东各州县的民夫接力转运，以暂时减轻丰沛地区百姓的负担，从而舒缓这一咽喉要道的压力。这是上策。

那些开挖修筑的地方，如果妨碍了百姓的田地房屋，就应当补给空闲田地，扣除粮税，并酌情提供开荒迁徙所需的劳力。但是，该地的高低起伏、土壤的坚实疏松、地势的难易程度，我们臣等无法亲自前往试验，不敢断定一定可行。恳请皇帝命令总督河道的都御史，一方面筹集工匠民力，一方面亲自检验是否可行，趁现在动工开掘这条河；如果这条河难以开掘，那就只开丰沛县的旧河，以及先前计划中湖内靠近河道的两条水道，同时允许放船通行，以防一条水道堵塞。运输通道开通后，再依次考察河势，顺应水性分流导引，那么大的决口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臣等又担心山东、河南以及直隶江北的百姓，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劳苦特别严重，怎么可以再兴修这项工程呢？恳请皇帝命令户部商议权宜之计，在两淮、两浙招募商人额外多卖盐引，让他们购买补充灶户煎制的剩余食盐，照常贩卖，紧急情况下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用来照顾服役的近河贫民，并准备所需的器物。兴修这项大工程，这也是宋代范仲淹在浙西救灾的方法。

从前唐朝中期，疆土被分割占领日益缩小，田赋收入很少，而供养军队费用繁多，专门依靠刘晏理财，也只是兴起这项盐利。何况我们国家全盛时期，食盐人口比过去多几倍，而盐税旧额有限，民间所吃的都是私盐。现在将其收归官卖，河道修成之后，用来资助边防军饷，确实是大利。曾经有奏疏也说应当允许百姓私自贩运而征收其税入官。况且盐既由官府专卖，民间私盐逐渐减少，巡逻的差役可以减少，盐徒意外作乱的顾虑可以消除，又消除了大患，难道不应当做吗？

然而认为难以实行的人，只是担心权势显赫徇私舞弊的人，借此占据利益；庸俗拘泥常规的人，因此兴起诽谤；大臣因循守旧保全身名、不为国家考虑的人，又不肯在此事上担当。必须依靠圣明的皇帝革除这三种弊端，然后才可以实行。

至于挑土的器具、工役的人员，也应当酌情招募江浙衢州、严州两府的人，上百人使用他们。这些人取土一工的效力胜过北方人几十工的效力，因此应当供给他们的路费，提高他们的工钱，使他们乐于应征。来了的人必定逐渐增多，又使北方人逐渐效仿，这也是以后治理农田、劝课农桑的利益。

我们臣等又想到丰沛南北一带靠近河道的州县百姓，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应当加倍爱惜。恳望圣恩垂念，以后进贡等各项船只，估计可以停止的，暂时停止；可以减省的，酌情减省。南京工部应派的器物，内府应用的，或者命令原解送的州县直接解送，或者命令该部委官自行解送，不必经由南京监局，以致多造器皿装盛，因而多拨船只装载，又因而多用民夫牵送。那些士大夫往来船只，倚仗权势多索要民夫的，恳请严加禁止惩治。河道驿站的夫役，照以前由管河郎中兼理稽查考核，抚按官不时巡视纠察惩治，使冲要之地的百姓得以赡养休息，而国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于阻塞了。

近来少卿黄绾上奏请求修复海运，以备不测，他为国家的长远忧虑非常忠诚。然而听说此事势甚难，不得已而考虑其次的办法，则听说建国初年漕运，从淮河到达黄河，由阳武起岸一百多里，陆运至卫河，再下船到京城。又听说沁水到武陟县红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向卫河，近年才堵塞，这条河流因沁水可以通向卫河。后来当国家闲暇之时，也应当派遣官员勘察。如果红荆口旧河可以开掘就开掘，旧河不开掘，就在阳武上下，考察地势相应的地方，离岸十几里，开掘一道，北通卫河。每年调拨江南相应卫所的粮船百十只在那里转运，习惯后以备徐沛以北会通河一处堵塞，这也是一条计策。

译关于重视陵寝、斥退奸邪以安定宗庙社稷的奏疏

襄敏公在议礼这件事上，颇为赞同桂萼等公的说法，但也主张对坚持大礼议的人从轻处置，这大概是因为他掌握了议事的中正之道。从这一篇奏疏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臣近日因时事有所听闻，已具本上奏；现在又听到内外传言，有一些被罢黜的小臣，逞其奸邪，妄图重新起用，他们因为看到陛下孝心纯厚笃实，追思皇考没有止境，便乘机进言，认为陵寝应当迁移改葬到京师。臣愚昧地听闻此事，不胜忧虑恐惧。大概这件事利害关系不轻，实在担心陛下至孝之心被他们所感动，一旦改移，群臣鉴于以前坚持议论的过错，不敢再进谏。臣愚昧地承受国家厚恩，理应誓死报答，不忍心缄默不言。然而那些坚持进言的人，必定以助成圣上孝心为名，臣岂敢一一阻止他们的执意呢？

臣以前听说追崇庙祀的礼仪尚未确定，深深担忧圣上孝心未能遂愿，上下意志不能相通，导致灾殃百姓，成为宗庙社稷根本的忧患，已经陈述了鄙见，陈言治道的急务，以效愚忠。当时准备进呈奏本，随后听说明昭大礼已经确定，便停止了。现在想要陈述此事，愚诚恐怕不能取信于人，敢将以前的奏本附上，伏愿圣明一并赐予采纳。大概臣以前奏疏中极力辨析追崇作为礼仪的原因，是为了成全陛下的大孝；现在奏疏中极力陈述迁葬应当慎重的原因，也是为了成全陛下的大孝。成全陛下的大孝，就是效忠臣的愚忠。

臣认为，皇上一个人，是宗庙社稷的主宰，是四海亿万百姓的生命所系。而所赖以积蓄祥瑞、荫庇福泽于陛下身上的，就是恭穆献皇帝的陵寝。俗话常说，家中有墓，就像树木有根。根稳固则树木常茂盛，枝叶生生不息；根动摇则树木的荣枯就难以预料。这就是士人百姓之家之所以重视迁移坟墓的原因。不只是士人百姓，即使是古代帝王也是如此。从前舜定都蒲坂，却崩逝于南巡途中，于是葬于九疑山；禹定都安邑，也崩逝于南巡途中，于是葬于会稽山。它们距离国都，各自都有几千多里，后世没有人敢迁移。所以他们的子孙，传到春秋时期，历经千数百年，仍然统治国家、子民不绝，这就是验证。唐太宗祖先的墓在长安，灾祸惨烈不可言说，这就是应当警戒的。

我太祖高皇帝最初将皇考皇妣葬于现在的皇陵，衣冠尚不完备。等到后来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统天的大孝，难道不想完备礼仪，改葬到京师，以便祭扫吗？然而也说担心泄露山川灵气，使遗体不安，只是堆积厚土封盖，具备山陵的制度罢了。这在皇陵图中，大略可以考证。这我仁祖的陵寝，既然已经荫庇太祖开创大业，后来未曾轻易移动，所以稳固积蓄山川灵气，而又荫庇我太祖享国日久，子孙万世为帝王。现在献皇帝的陵寝，比起皇陵，已经荫庇皇上入继大统，现在也不宜轻易移动，让它稳固积蓄山川灵气，而荫庇我皇上圣寿万千，子孙万世为帝王是可以的。

古人说死者魂气升天，体魄留止于地。现在献皇帝在京师立庙，子孙按时祭祀，其神气在天上的，升降感应，大概无处不在。而陵寝在安陆的，永远作为万世体魄的安藏之处，哪里适宜轻易移动呢？况且查访安陆到京师，水路陆路路程，各自都有几千多里。如果迁移梓宫走陆路，在途中未免震动；走水路则远涉江淮河汉，风波几千里，形势上不是十天半月能按期到达的。此时圣母圣心，悬念如何？举念如何？举朝臣子惊惧如何？而可以轻易移动吗？

即使现在士人百姓之家，重视其父母，而想为子孙长久打算的，只求小小的吉地，也曾经经过几年得不到。至于天造地设，山川大聚，完美可以作为帝王兆宅的，举天下大概不多。所以我太祖初定国都，聚集天下术士议论的有几百人，太宗下葬天寿山，大概自从始封燕国，直到继承帝位，征讨往来，阅历山川，几十年后才得到，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如果像奉迎梓宫到京师，一时难以得到吉地，而经年未能安葬，或者主管官员恐怕因迟慢获罪，而迁就附会以不完全吉利的地方为吉利，而误了国家大事，将怎么办？

臣认为陛下孝思诚切，或者遵奉圣母太后懿德至情，必定想要迁葬，也必须期望在几年之间，妙选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的地方，本意是不迁移而言语上姑且延缓期限，使言论容易进入，而使事态得以停止，那么迁改自然就不会实行了。像天寿山那样的，而后妙选年月日时十分吉利的，启迁皇考梓宫安葬，才可以没有忧虑。现在如果像那些奸邪之言，轻率在一两年内做这件事，万万不可。

阴阳地理之说，从古就有。现在士大夫之家，重视其祖考体魄的安宁，为其子孙长久打算的，无不精心选择。而有的人谬为大言，说这些小术不值得相信，这是他们爱国不如爱家，爱君不如爱身，所以进行欺罔，不是忠实。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务，以孝亲为大，以保民为本，而保民图治之道，又在于选择言官而采纳谏诤，挽回士风而改变治体，以尽复祖宗的旧制。假使皇考、圣母不遵从以至亲至尊的称号，而接受陛下的朝享，那就是卑下凌驾尊贵，在礼制上是不顺的。

译内心感到不安，这是圣心之所以不得已，而一定要追崇的原因，这是天理人心的正道，是天下万世的公论。如今陵寝已经安妥，不应轻易变动；称号已经确定，不应再次更改；明诏已经颁布，不应屡次变更；圣孝已经实现，再无不得已的情况了。为何朝廷内外的臣工，为了迎合宠幸而妄言不止？臣希望陛下明确禁止，斥退拒绝这类人，不许他们再提此事，而只让君臣同心恭敬，专门以任用贤才、谋求治国、保护百姓为要务，以永远巩固宗庙社稷万年基业，这确实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