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

译敌军起初进入河套地区，抢掠后即退出，不敢停留放牧。弘治十三年，敌军首领火筛大举进入河套，才开始停留放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儿秃斯、满官嗔三部进入河套。应绍不部下编为营的有十个，分别是阿速、喇嗔、舍奴郎、孛来、当喇儿罕、失保嗔、扒儿廒、荒花旦、奴毋嗔、塔不乃麻；这些营旧时隶属于大师亦不刺，后来分散到各部，只有哈麻嗔一部保持完整。阿儿秃斯部下编为营的有七个，旧时也隶属于亦不刺，如今则由大酋吉囊统领，编为营的有四个，分别是哱合厮、偶甚、叭吶思纳、打郎。满官嗔部下编为营的有八个，旧时隶属于火筛，如今则由大酋俺答阿不孩统领，编为营的有六个，分别是多罗土闷、畏吾儿、兀甚、叭要、兀鲁、土吉喇。这三部兵力大约共七万人，都驻牧在河套地区，时常侵犯绥宁、甘州、固原、宣府、大同等地边境。

译△榆林经略【榆林】

河套以外都是中原的土地。唐朝听从朔方总管张仁愿的请求，夺取漠南漠北之地，修筑三座受降城。中城南面正对朔方，东南面正对榆林；西城南面正对灵武，都占据着渡口要冲。烽火台和瞭望哨所有一千八百处，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南放牧，减少了镇守的士兵数万人。后来安禄山造反，边疆精锐的士兵都被征调入京救援，留下的士兵单薄弱小。几年之间，胡虏从内部蚕食，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变成了胡服左衽之地。元朝末年，这里被王保保占据。本朝初年，朝廷驱逐了他，修筑东胜等城，屯兵戍守。正统年间，丢失了东胜城，退守黄河。河套中肥沃的土地，让百姓屯种以节省边粮。后来将守河的差役改为巡河，将巡河的差役改为哨探。然而仍然打水烧荒，兵势没有断绝，所以权贵之家还能耕牧并各自防守。此后差役逐渐废弛。到成化七年，胡虏于是进入河套抢掠，但还不曾敢停留放牧。八年，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于是放弃黄河防线而改守边墙，加上清理屯田、革除权贵兼并，这是守边者所依靠以拥有资力的原因。权贵之家散去，小户人家不能耕种。到弘治十三年，胡虏首领火筛大举踏冰进入河套停留放牧，此后不断绝，河套于是丢失。议论的人说，驱逐河套的胡虏容易，而防守河套困难，大概是因为地广人稀的缘故。

近来有收复河套的议论，说应当遵循唐朝的旧制，防守三座受降城；又说防守东胜，那么榆林东路就可以没有忧患。审时度势，恐怕也难以做到。西路最称要害，而安边、定边连接花马池，更为冲要剧烈。修筑城墙设置险阻，事情有不得不做的。如果沿边困苦憔悴的城邑，唇齿相依，应当选择贤能的县令，用特殊的等级表彰他们，让他们安抚招徕，或许可以保全吧。本朝初年，胡虏不过黄河，军士得以在套内耕牧，加上砍柴狩猎的利益，地方丰裕，称为雄镇。自从胡虏占据河套以来，边防禁令逐渐严格，我军不敢擅自进入，各种利益都丧失了。镇城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商货，于是所有的草料粮食都只能依赖内地供给。弘治年间，布政使文贵奏请将西、延、庆三府东镇的税粮，改为抛荒折色二万余石；正德年间，侍郎冯清又将三府的本色粮，全部改为折色。从此军需开始窘迫，于是有了“米珠草桂”的民谣。况且不断招募新军，而粮饷没有增加，仍在定额内支给。又加上边邑凋敝，因灾伤减免的，以及拖欠的，又有一百多万，怎能不穷困，以至于今日如此危急呢。嘉靖七年，镇城饿死的人有几万，说起来令人心痛。唉，这里的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勇敢善战，是胡虏向来忌惮的。却让他们年年空腹，不得一饱，悲伤啊。如果有狡猾的胡虏，窥探出虚实，用重兵压境，等到客兵已经集结，每日费用更加广泛，再加上胡虏军队驻扎在鱼河之地，粮道被阻断，不出两三个月，榆林就坐困了。现在掌管财政的人不担忧积薪之火，还等待燃眉之急的救援，哪里知道此镇迫于寇门，粮道险远，紧急时就会束手无策，临时即使给予金钱如山也无法食用。现在盐法已经败坏，转运的计划，失误在于官府采购，买一花费数倍。戊子年，一束草的价格达到二钱有余，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知榆林所急需的是草料粮食，其他不是所忧虑的。议论的人说，如果不恢复本色粮，那么榆林就难以预料了。至于招募军队的粮饷，以及因灾伤减免的，由户部处理补充，本是理所当然，为何让边臣不停地乞求哀怜呢。事情有经过改革而后完善的，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现在三边的草料粮食，最难处理了。我认为黄河自陕州而上到绥德近境，春初时都可以行船。如果计算沿河郡县改征本色粮，水路接连而上，那么榆林或许能稍微缓解吧。再在延、宁、甘、固适中的地方，另设仓场，各由户部官员一人主管。每镇每年给予盐银十余万两，让地方官府采购储存，专门备作客兵之用。出入稽查考核，一概归于户部。边官不得挪用借贷。倘若客兵一年不到，就有一年的积蓄。像这样几年，或许可以稍微宽裕。

一、榆林各卫所官军月粮，按规定应在月初关支；守备官军的行粮、马匹草料，按规定应按日验查关支。本镇的行粮，都在月初关支。遇到征调，又起关随处关支。这是一官一军一月三次关支。成化八年，总制余子俊奏请革除行粮，每月二次关支，这也是节省的意思，应当各边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胡虏数万进入其中居住，追逐水草，四散畜牧。想要大举南侵，就让人传示各部落，晒干肉，收集奶酪，约定日期聚集众人而后前进。已经聚集众人到二三万，夜晚宿营火光连绵数千里。我们的墩军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军可以设防了。

一、胡虏众人临近城墙止宿，必定在有水泉的地方，安营饮马。现在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湖等泉，定边营外有东柳门等井，其余地方没有井泉，又大多是大沙凹凸不平，或者长满蒿草深没马腹。贼人几百骑兵或许可以曲折寻路而行，多了就不能，所以设防的地方有限。

一、定边营墙外二十里，地名锅底湖的，一名旧花马池。所产的盐比内大盐池的盐更加美好。

译嘉靖九年，有一支敌人在那里设立营帐居住放牧，前来取盐的其他敌人都依附于他们。那些贼人常在高处瞭望，看见内大盐池商贩的牛车行走，便决开城墙奔驰而入进行抢劫掠夺，因此大盐池积压的税课达二十多万两，商人不敢支取。总兵梁震率领军队到达定虏营，第二天贼人入侵，梁震督率军队出击，追到锅底湖大败敌军，斩首三十级，缴获战马十三匹，从此敌人不敢靠近湖边居住放牧。

译一、延安府的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县，以及绥德卫屯种的柳树会、拜堂儿、麻叶河等地，都位于近边地区，只有屯军、土兵等军民居住。如果任命一名由千百户所管辖的屯官，会同各县，将这些人编组成伍，发给军械，经常操练，就在本县防守，可以替代边防军队。

一、成化十年，巡抚余子俊议定：达贼潜居河套，距离边境不远。凡是沿边军民耕作的时节，人畜都在野外，他计划让分守东路的左参将在神木堡领军，游击将军在高家堡领军，这些都是要害之处，驻扎防御。东西两路的分守参将、把总、都指挥等官员，每个堡分三路，这就是所谓的塘报。摆塘哨探沿边墩台，空出几处塘台，本堡东西相对设几处塘台，向南深入内地，东西相对设几处塘台。遇到警报就放炮，让耕作的人畜和运粮的人等方便回避。并命令各官整顿军队防备。遇到小股寇贼，随即追杀。如果是大规模进犯，则星夜驰报，发兵策应。

一、成化十年，兵部议定：将榆林原来设立的界石以外空闲的土地，逐一清理出来丈量清楚，先尽量分配给本卫作为屯田，其余拨给各堡军人，或者附近人户承种，三年之后，按照惯例缴纳籽粒。

○论边墙【边墙】

战国时期，天下称冠带之国的有七个，而秦、赵、燕三国与夷狄接壤，各戎族也各自分散，有自己的君长，不能统一。后来义渠【今邠宁州，隋朝改为北地郡】修筑城郭来自守，而秦国灭掉了它，开始在陇西、北地、上郡【今绥德州】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赵国击败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并州阴山下到高阙作为关塞，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击败东胡，退却千里土地，也修筑长城从造阳到襄平，至上谷、阳、北平、辽东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视北边，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讨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即今河套地区，设为四十四县，修筑长城，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余里，蒙恬驻守上郡统领治理。唐中宗景龙二年，起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当时默啜率领全部兵马向西攻击突骑施，朔方总管张仁愿请求趁虚夺取漠南土地，修筑三座受降城，中城正对朔方，西城正对灵武，东城正对榆林，都占据渡口要地，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南放牧，减少镇守士兵数万人。我朝扫除夷虏，恢复中原，又重申命令征讨以安定边疆，一时虏酋远遁穷荒，仅存喘息，于是在三座受降城以东设置东胜城，与三座受降城并列，东连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连贺兰山、甘肃、北山，贯通为一边，地势近而易守。后来多次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边墙。如今考察河套边墙，自国初耿炳文守关中时，因为粮运艰难遥远，已经放弃不守，城堡、兵马、烽火台全无。成化八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请修筑榆林东、中、西三路边墙崖堑一千一百五里；成化十年，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奏请修筑河东边墙，从黄河嘴起到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以上即先前所放弃的河套外边墙。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奏请修筑固原边墙，从徐斌水起向西到靖虏营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向东到饶阳界止，长三百余里，以上即如今固原以北的内边墙。正德元年，总制杨一清修筑徐廷章所修的外边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建暖铺九百间，墙外疏浚旧堑，也深阔各二丈，于是外边的险要完备了。嘉靖九年，总制王琼修筑秦纮所修的内边墙，西从靖虏卫花儿岔起，东到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地制宜，又从花儿岔起，西到兰州枣儿沟止，开堑三十四里，总制刘天和加倍修筑，于是内边的险要完备了。内外三边之中，清水、兴武、花马、定边各营地方，又充斥纵横着套虏，是往来必经之路。总制王琼从黄河东岸横城起，向东转南抵定边营南山口，开堑一道，长二百一十里，筑墙十八里。后来总制唐龙改修壕墙四十里，总制王接修壕墙一百三十四里，总制杨一清初修筑墙四十里，都依照前边的墙堑止于定边营北。嘉靖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因为都督梁震奏请，修筑定边营南至山口一带壕墙，长六十里，也依照前边的墙堑。十六年，总制刘天和奏请修筑迭堤一道，也西从横城，南抵南山口，与壕墙并列为两道，于是套虏进入内地的道路，有了重重险阻了。本年总制刘天和又修筑铁柱泉、梁家泉等处城堡，以占据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请修筑大同五堡及边墙，边险都完备了，非大规模进犯不能进入，真是驾驭戎狄的上策。

○经畧总考【经畧】

至于今日，只有建州夷人足以成为祸患，而北虏已经微弱了。一、如今的四方夷族，北虏最为紧急。国初设置大宁都司，屯驻重兵镇守，其地绕过山后，与辽东、宣府、大同势相连属，自偏头关渡河跨越西

译北方。大虏的警报。守备在东胜。【即今河套以北、靠近受降城的地方】 河套以南又有榆林。【即今延安府绥德州北境】 这实际上是六镇。后来放弃大宁，将都司移置到保定。于是宣府、辽东的形势开始分离了。正统年间以来。有关部门又失守东胜。大虏于是得以渡过黄河。而偏头关以西。就有了河套的忧患。因循拖延既久。有关部门又不肯按时巡防河套。内地形势更加衰弱。于是所依赖来保卫京师、防御边虏的。不过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四镇而已。那四镇所管辖的各堡。也有精壮士兵。如果供给充足的粮饷。守备等官员。勤奋地巡哨。为他们互相牵连救援。自然足以各自防守地方。督率耕种放牧。这是自古防备边疆的道理。现在却抚臣借调兵操练来巩固自己。世宗皇帝时懂军事的人都认为按伏是失策，将帅借按伏来行奸。军士缺乏正式支给的粮食。而将帅等官员。反而以克扣行粮为务。地方屡次失守。粮饷屡次匮乏。实在是这个缘故。至于哈密失守。吐鲁番抗拒命令。是因为制度设置不当。不值得忧虑。而不刺这一种人。窜入陕西西海地方。蔓延到西宁。使得一带土地无法耕种。士民无法安居乐业。一直抵达洮州、岷州。颇难控制。那么这种形势有不可不忧虑的。现在只有痛革调兵操练、按伏的弊端。加固城墙坚守。勤奋巡哨。为耕种放牧做长远打算。而不贪图眼前利益。这才可以有所作为。

译又听说用兵忌讳暴露形迹，敌人来犯时不知道我方虚实。他们必定会攻打烽墩来引诱我。我不去应战，只分兵埋伏在屯堡中，有的依托山林，有的阻挡沟涧，忽隐忽现，使敌人看到我屯堡处处有兵，却不显露兵力多少；攻打烽墩又不去应战，敌人自然产生疑惧。等到敌人分散进入屯堡，又被我方伏兵擒杀，他们还敢再次深入吗？如今一旦听说敌人来攻烽墩，就发兵抬营前往救援，敌人反而得以设伏引诱我。即使我不被引诱，他们也常以数千精锐把我牵制在外堡寨之内，尽被践踏。如果让我军不被牵制在外，这所说的埋伏策略未尝不是对的，只是执行得不当罢了，他们怎敢如此肆无忌惮呢？所以将领不得其人，也就不能谈埋伏了。

这与上文都是抄录戴桂文襄公的话，凡是作总论的地方，引用的言论较多。又听说近来善于守边的人，每十几个烽墩，必定总委一名官员提调。十个烽墩之中，选择一个可以防守的，先储备几石米、几缸水。敌人靠近边境，就收敛十个烽墩的军队，共同驻守在一个烽墩，只留下一个善于奔跑的人举烟放炮。如果敌人悄悄来攻烽墩而驻扎，若敌人攻打烽墩，不分有军无军，都寂然无声。他们攻打空墩，常耗费大半天的劳力，最终一无所得；攻打有人的烽墩，则接连被木石击伤。后来的人看到我各墩烟火齐举，就莫测哪个是无守的，从而自己畏惧了。所谓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常显露敌人而不显露自己，这类就是。然而此法须先远远探知敌人去往的地方，我方才率领军队从小路前往，在要害之处，引诱并擒杀他们，这才算是得策。如今都不揣度敌情，不分奇正，一概鸣鼓急忙出兵，军队未集结而形迹已暴露，曾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将领不得其人，凡是调操埋伏，反成为边防的弊政，所以不得不痛加革除。

一方，如今沿边的防守，有营、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埋伏，有备御来分担职责，有将领来总揽权力，有游击来准备调发，有总领来掌握机权，防守的方法完备了。而地方被抄掠的损失，未见减轻，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攻守没有策略而偷惰的风气相沿袭，文法太严密而巧避的方法太多，斥候不设立而勇敢的气概未倡导，功赏不明确而激励劝勉的方法未尽。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先造成不可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战胜的机会。那谨慎斥候，训练士卒，占据地形，便利器械，信守赏罚，丰厚储备，先治理自己，都是造成不可战胜的条件。以此显露敌人，而后敌人就没有可战胜的军队。如今的将领安居而巡逻警戒没有方向，精锐买闲而疲病者守障，不造成不可战胜的谋划，却勤于勾当词讼，像官府一样；不训练的士兵，无谋略的士人，有生存的气概，无死战的心，偷惰相沿，自卫尚且不能，何况驱使他们作战呢？假使五路备御，各率领所部驻扎在近边要害，无形影射，无买闲，无役占，无市法，身先士卒，捍卫有法，练习有时，可以横行匈奴了。那烽墩空缺是烽火缓急的问题，如今的远斥候，时巡逻，严哨探，本是为了防范。即使不幸有突然的虏寇，经过而掠夺，驱赶而杀害，则死者不论其功，而守者先当其罪，降责戌遣而刑辱之，苦不与焉。人见以此获罪，则把烽墩空缺的人，巡逻的士卒，环绕坐在坚城之中、沟壑之间，出入若罔闻知，即使虏寇抄掠袭击老弱而返回，丧失损伤，隐匿不报，虚文巧饰，扶毁勘报，则终焉无事矣。那绳人以法而不体谅实情，为何要自苦取罪呢？那法律用来防范奸邪，情理用来安抚下属，可以相互遵循而治理。如今不依据情理来论法，而拘泥地只听勘委，人且求避之之术矣。爵赏是奔走豪杰的大机，不明决也徒然罢了。兵法说：军赏不逾月，经说：赏延于世，功懋懋赏，下至末世犹知爱敝袴也。如今冒功有法，买功卖功有法，其它条格也甚备矣。边人的亲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盻盻焉无所控诉，而升职世袭，率势豪纨绮之徒，固已失志矣。万一获纪录焉，而又苦于勘验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点之需索，日益不足矣。是故恩每滥于平人而威恒加于士卒，这叫做废赏而失刑。文法太密则巧避之術生，功赏不明，则偷惰之习长，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上玩之也。余所谓弛文法者，非置之不问也，审其事机之所由来也。

一、古者寓兵于农，无事则执耒以耕，有事则荷戈以战，而养军之费，不以烦官。齐臣管子作内外政，而兵农始分，后来者遂不能复。我国家酌古准今，立为屯政，洪武永乐间，每军给屯田一分，岁收银米二十四石，内正粮十二石本军按月关支，余粮十二石，纳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粮如旧，钦免余粮一半。宣德十年诏书内开正粮与军自赡，止纳余粮六石，遂以为例。观此则国初军皆

译有田地。供养军队的费用全部出自田地。这确实符合古人寓兵于农的本意。而不是像后世那样耗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军队。很多人说因为田赋过重导致军士逃亡，其实田赋科则之重，也有其深意，只是后人未能领会罢了，所以田地日益减少。如今谈论军队事务的人，不过只说清理勾补、解送补充、存恤抚恤而已。这些固然不可没有，但大体方针却没有妥善安排。谈论屯田的人，不过只说委派官员清查、每年造册一次、对盗买盗卖者依法惩处而已。这些固然不可没有，却不知道法令一立弊端就产生了。因为户口有兴衰，人口有增减，贫富多寡，十年之内也各不相同，何况时间更久呢。试着以一方之地来看，起初都是均等的编户，人口多的多达数百口，少的不过五七口，甚至丁尽户绝的也很多。人依靠田地来养活，田地也依靠人来耕种，丁多而富的人必须买田，丁少而贫的人不免卖田，这也是情理势之所必然。所以律法中有典当买卖的条款。如今清理军队的人说漏报户口者有法，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是想让一家数百丁都当兵吗？清理田地的人说一人只许种屯田一分，一户不得超过二分，违者有法。丁少的人这样规定还可以，但数百口之家也只限于二分，可以吗？君王是顺应人情来立法的，现在却与人情背道而驰，对人情有何益处呢？因此，建国初期的屯田每军一分，如今的屯田十不存一。田地不是卷宗馆阁里的物品，难道古代有而如今没有吗？不过是因贫困而互相典当买卖，户绝后由亲管户典当买卖，或者亲管户、田邻中的强者占种。田地还在，但不能像过去那样每户有一二分地了。至于屯粮就地征收，哪里会有不缴纳的呢？只是近年立法太重，看现在实行的条例说：凡屯田人等，将屯田转卖或典当的，典当主与买主都比照强占种屯田的案例，由官府调往边卫带俸差操，旗军人等发往边卫充军，或到口外为民。如管屯指挥等官知情不举，受贿包庇，一并参劾问罪。这是为后来者警戒，确实是正确的。又说每年岁造青苗屯册一次，这是为新增者设立的，得当。却不知道隐匿耕种的人，畏惧法令严酷，趁造册时千方百计地开除，有的借口积荒，有的借口水堆沙壅，全部开除其粮税；有的扣除原军重粮，而申报开荒轻科；有的申报为民科。新的日益增加，旧的日益减少。亲管户知道因为染手于交易之时，也畏惧法令而不敢言说。岁月既久，连其粮税也一并亡失了。这就是屯田十不存一的原因。至于军伍，户口有数百丁的，即使役使百丁也不为劳；丁少的，即使一丁不役也不为逸。如今清理军队只论人户，丁少的，孩提之童也入册；丁多的，虽报数十丁，他们也会愤然说：粮税不及新增，田地也拘于重例，却催促我服役，我靠什么为生？因此强者设法逃避，弱者逃亡，大家族也变小了。至于解送补充，徒为虚文。刚到的人贪图回家，亲管户贪图粮税，况且得财卖放的人不少。这徒然加重甲里的骚扰，虚增月粮的数量，最终毫无益处。这就是军伍不充实的原因吧。为今之计，军伍屯田，不当分为两件事。有丁的家庭，三丁抽一，允许种屯田一分，即使户过数十分也不禁止。有田无丁，田多丁少的，开始按前例责退。即使官户民户现在种屯田的，都以此法处置。允许自首改正，而不追究他们私下买卖的罪责。凡此操丁，既然没有月粮，只令屯守，不再差调，以培养他们乐于从军之心。至于造册，将原额的由监司清查一次，分类造手册，后湖部院司府卫所各存一本，名为旧册，永不更改。其后每年造册，只造该年新增之数，仍以编年为例，名为新册，岁报监司。积至十年，同有司黄册类造一册，将新册收入旧册，而严查原额所增之数。监司按临，执旧册以查额粮，执新册以防开除，密访下情，稽查隐弊。这样则有丁者乐于从役，巧诈者无处施展计谋，屯田军伍不日就会增加吗？至于存恤侵夺之例，又应当在受役之后严加规定，使他们守而不失就可以了。

译一、成化年间，陕西规定：将驻守边谷营堡的官军余丁全部清查出来，在青草茂盛的时候，督促他们去采集打捆。有马的每人采草一百八十束，足够自己马匹六个月支用；没有马的每人按例采打合格草一百二十束，运到仓库缴纳，以备客兵使用。如果所采的草束拖延到十月底还没有完成，就停发把总官员的俸禄，等到采草完成后才允许支取俸禄。

一、弘治丁巳年，边仓粮草告急。朝廷任命侍郎刘大夏巡视边防并筹划治理，刘大夏到任后召集边疆父老早晚研讨，于是掌握了关键。一天，他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说：某仓缺粮几千石，给银价若干，封疆内外的官员、客商之家，只要愿意申报的，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都准许申报。即使是宦官子弟也不禁止。不到两个月，仓库积蓄充足。这是因为过去的采购法，有来申报粮百千石、草千万束的才准许，导致权贵子弟各自争相做买卖，反而转买边疆军民的粮草陆续运来。自从刘大夏这个办法确立后，有粮的人家自行前往申报，权贵即使想收购也无处可买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终

《皇明经世文编》（251～265）/五百八卷（明）陈子龙等选辑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五十一

华亭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徐孚远闇公、李雯舒章选辑

即墨黄坦参阅

东溟先生集（疏、序）

王邦直

◆疏

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

○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恤民十事】

东溟先生凭借明经担任塩山丞，上书陈述时政，得到优厚的旨意褒奖回答，但满朝大臣厌恶他，最终没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惜啊。

臣伏读诏书求言的旨意，忠贞之心不能自已，谨将民情中不便利的方面，分条列为十件事，呈上供陛下阅览。一曰，减轻赋役以招回流民。《尚书》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所以古代的帝王，不抛弃困穷的人，安抚保护小民，就是这个缘故。臣见今年以来，徭役繁多赋税沉重，财力耗尽人民贫困，官府没有优恤的仁爱，吏役多有勒索侵害的骚扰。丁户已经绝嗣，还有额外的征收；田土虽然荒芜，仍有包摊的累赘。里甲浪费，百姓日益难以生活；刑罚过于严酷，百姓肌肤没有完好的。人民不能忍受，往往流亡到其他地方，以保全性命。从一个州一个县来说，大约流亡的人民常常占一半。这些流亡的人民，谁不是陛下的子民呢？如果不设法招徕他们，难道只是人民不得其所而已吗？饥寒从内部逼迫他们，那么邪念就会每天产生；党羽从外部引诱他们，那么奸谋就会日益加深。寇贼奸宄，都由此产生。臣希望陛下怜悯百姓，深思固本之道，轻徭薄赋，禁止官府侵吞掠夺，洗除弊政铲除残害，革除里甲的勒索骚扰，核查荒芜的田土而免除其税粮，清查隐匿的人丁而平均其差役，这样流亡的人民自然会回来了。至于迷失籍贯的人，就让他们附籍；隐匿窝藏的人，就依法惩治，盗贼从哪里兴起呢？二曰，充实仓廪以备凶荒。《王制》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这是说积蓄确实是天下的大命脉。近年以来，仓廪空虚，军卫只支取折色，而升合的积蓄全无。官府不积蓄谷物，而预备仓虚设。如果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能够免于瘦弱死亡吗？臣认为军粮的上缴，应当恢复本色；屯田的征收，应当收取籽粒。至于预备仓的储蓄，尤其应当多想办法。各处库藏的赃款罚没，应当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各官判决的纸赎，应当收取米粟。纸赎收取银子，实在是官府的私弊。州县所判决的，大多不上报；上司所判决的，多作为馈赠。如果定为法制，只允许收取米，而不允许收取银子，不仅革除各官的侵吞，也用来拯救天下人民的性命。三曰，告诫官府以去除奢侈僭越。朝廷用来整顿臣民的，是法度；臣下用来奉行遵守的，也是法度。近年以来，法网疏阔，官府放肆。如上司出巡，供给自有定制，现在却增加支应，菜肴竭尽水陆珍奇，蔬果穷尽南北奇异，这些花费的都是人民的钱财。如各官骑马往来，自有定法，现在却都改为坐轿，倒班替换，万里可行，裹粮迎候，经旬不停，这些使用的都是人民的劳力。一有庆贺，就浪费无度，帐幕用美锦，字用泥金，玄纁稠密重叠，食物摆满前方，太过分了。一有巡游，就炫耀太过，旌旗遮蔽原野，士马如云，鼓吹清笳，金银钲果，太骄纵了。凡像这类，难以一一列举。这是探究根本的议论，官府不守法都由于御史不执法。且以乘轿一事来说，御史骑马，宪法昭然，只有御史在外乘轿，所以官府都僭越而御史不能禁止。臣认为官府的僭越奢侈，应当责成御史，用法制明确，用俭约倡导，那么官府承风效法，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