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七十六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七十六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七十七
华亭陈子龙卧子 宋征璧尚木 徐孚远闇公 顾开雍伟南选辑
宋启瑞迪震参阅
宸断大工录三（议）
潘季驯
议
治河节解
治河节解
潘公治河要旨见之问答诸则中故详载焉
或有问于驯曰、河有神乎驯应之曰、有问者曰、化不可测之谓神、河决而东、神舍西矣、河决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驯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无分于东西、无有分于上下、西上而东下、则神不欲决而西、北上而南下、则神不欲决而北、间有决者。必其流缓而沙垫。是过颡在山之类也。挽上而归下。挽其所不欲。而归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语决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委之词也、问者曰、彼言天者非与、驯曰、治乱之机、天实司之、而天人未尝不相须也、尧之时、泛滥于中国、天未厌乱、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顺之也。如必以决委之天数。既治则曰玄符効灵。一切顺天之便。而人力无所施焉。是尧可以无忧。禹可以不治也。归天归神。误事最大。故驯不敢不首白之也。
或有问于驯曰、宋欧阳修有云、黄河巳弃之故道、自古难复、而公之见、舍复故道之外、无有也、无乃不可乎、驯应之曰、修之言、未试之言、非当事者之确见也、驯尝考之史曰、汉元光中、河决匏子注巨野、后二十余岁武帝自临决河、沉璧投马、羣臣负薪塞之、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无水灾云、夫禹旧迹非故道乎、堙淤二十余载。而一塞决。即复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复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济漯曰瀹、汝汉曰决、淮泗曰排、传者曰疏通也、瀹亦疏通之意、排决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尝有开凿之说、故孟子谓之行所无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传者恐人以掘为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葢天地开辟之初。即有百川四渎。原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胍络贯通。原不假于人力。岁久堙淤。至尧时泛滥之极。禹不过审其高卑上下之势。去其壅塞烟淤之处。以复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尝剏掘一河也。吾人知识、不逮神禹远甚、乃欲舍故道而另凿一河可乎、往事无足论矣、即自我 朝以来、徐邳之间。屡塞屡通。如以故道为不可复。则徐邳久为陆矣。 国家藉此以通岁漕。漕不得不通。则河亦不得不复耳。乃以为不可复何哉。藉令欲弃故道而凿新河。无论其无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凿之。人力能使阔百丈以至二百丈。深四五丈以至六七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将置黄河于何地乎。如不可置。黄河何择于新故。故则淤。新则不淤。驯不得而知也。尽信书不如无书、修言不足信也、
或有问于驯曰、沙垫底高之说何如、驯应之曰、河底甚深。沙垫则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论于旁决之时则可。非所论于河水归漕之后也。尝考之吕梁洪志。内载宋臣苏轼诗云、坐观入市卷闾井、但见屋瓦留沙痕河身日高之说予尝疑之假使自古至今相□如此其患岂可测量将来又复何从补救也得此论而宿疑豁然矣则彼时黄河之水固尝入市而河流之沙高等于屋矣自宋及今。数百年间。垫而复疏。疏而复垫者。不知其几矣。葢旁决之时。水去沙停。不得不高。若归漕之后。则沙随水刷。宁复能垫底乎。此挽水归漕之策。必不可缓。而欲挽水者。非塞决筑堤不可也。夫沙垫底高者。乃故道难复之根因。而故道难复者。乃别寻他道之根因。故此说最为膏肓之疾、若知水能攻沙则故道何不可复之。有。治河者最宜于此详之。
或有问于驯曰、河以海为壑、自海啸之后、沙塞其口、不可复涤、必须别寻一路、另凿海口之为得也、驯应之曰、海啸之说。海啸之说信愚人之言也未之前闻。但以理度之。诚未知果
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七十六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七十七
华亭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徐孚远闇公、顾开雍伟南选辑
宋启瑞迪震参阅
宸断大工录三（议）
潘季驯
议
治河节解
治河节解
潘公治理黄河的要旨，已见于问答各条之中，所以这里详细记载。
有人问潘季驯说：“黄河有神吗？”潘季驯回答说：“有。”那人说：“变化莫测叫做神。黄河向东决口，神就舍去了西边；黄河向南决口，神就舍去了北边。神所舍弃的地方，谁能治理呢？”潘季驯说：“神不是别的，就是水的本性。水的本性不分东西，也不分上下。西高东低，那么神就不愿向西决口；北高南低，那么神就不愿向北决口。偶尔有决口的，一定是水流缓慢而沙土淤垫。这就像水流漫过山脊一类的情形。把水从高处引向低处，把水从它不愿去的地方引向它愿去的地方，这才是顺应神意，而不是治理神。孟子说：‘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的道理。’道理就是神。聪明正直叫做神，难道有神而不合乎道理的吗？所以把决口归咎于神，是愚夫俗子的言论，是庸臣懒吏推卸责任的托词。”那人说：“那些谈论天意的人，不也是这个意思吗？”潘季驯说：“治乱的关键，上天确实掌管着，但天与人从来是相互依存的。尧的时候，洪水泛滥中原，上天尚未厌弃混乱，所以人力未能达到，水就逆行了。等到禹去治理，然后人们才能安居在平地上。人力达到了，天心也就顺从了。如果一定要把决口归咎于天数，治理好了就说符瑞显灵，一切顺应天意，而人力无处施展，那么尧就可以无忧，禹就可以不治了。归咎于天、归咎于神，是误事最大的原因。所以我不敢不首先阐明这一点。”
有人问潘季驯说：“宋代欧阳修曾说：‘黄河已经废弃的故道，自古以来难以恢复。’而您的见解，除了恢复故道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恐怕不行吧？”潘季驯回答说：“欧阳修的话，是未经试验的言论，不是当事者的确切见解。我曾经考查史书说：汉代元光年间，黄河在匏子决口，注入巨野泽。二十多年后，汉武帝亲自来到决口处，沉璧投马，群臣背柴堵塞决口，恢复了禹的旧迹，梁楚之地就没有水灾了。禹的旧迹不就是故道吗？淤塞了二十多年，一旦堵塞决口，就立刻恢复通畅，为什么说故道不能恢复呢？况且就以神禹治水来说，九河叫做‘疏’，济水、漯水叫做‘瀹’，汝水、汉水叫做‘决’，淮水、泗水叫做‘排’。传注说‘疏’是疏通的意思，‘瀹’也是疏通的意思，‘排’和‘决’都是去除壅塞的意思。本来就没有开凿的说法。所以孟子说禹是‘行所无事’，而他日后告诉公都子的话说：‘禹掘地而注之海。’传注者担心人们把‘掘’理解为开凿，就解释说‘掘地’是掘去壅塞。大概天地开辟之初，就有百川四渎，原本就朝宗于海，高低上下，脉络贯通，原本不借助人力。年代久远而淤塞，到尧时泛滥到了极点，禹不过是审察高低上下的形势，去除壅塞淤积的地方，以恢复天地原本的河道罢了。本来就没有开创挖掘一条新河的做法。我们的见识，远远不及神禹，难道要舍弃故道而另凿一条河吗？往事不值得讨论了。即使从我朝以来，徐州、邳州之间，屡次堵塞屡次通畅。如果认为故道不能恢复，那么徐州、邳州早就成为陆地了。国家依靠它来畅通每年的漕运，漕运不得不畅通，那么黄河也不得不恢复。为什么说不能恢复呢？假使想要舍弃故道而开凿新河，无论它没有地方可开，即使找到了便利的地方开凿，人力能使它宽达百丈乃至二百丈，深达四五丈乃至六七丈像故河那样吗？即使能做到，将把黄河置于何地呢？如果无处安置，黄河选择新河还是故河，故河会淤塞，新河不会淤塞，我就不知道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欧阳修的话不足信。”
有人问潘季驯说：“河底沙土淤垫变高的说法怎么样？”潘季驯回答说：“河底很深，沙土淤垫就会变高，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用这个说法来讨论黄河旁侧决口的时候是可以的，不是用来讨论河水回归漕运河道之后的情况。我曾经考查《吕梁洪志》，里面记载宋代大臣苏轼的诗说：‘坐观入市卷闾井，但见屋瓦留沙痕。’关于河身日益变高的说法，我曾经怀疑过。假使从古至今都像这样，那祸患岂可测量？将来又从哪里补救呢？得到这个说法，我平日的疑惑豁然开朗了。那时黄河的水确实曾经涌入市场，而河流的沙土高到了屋瓦。从宋代到现在，几百年间，淤垫后又疏通，疏通后又淤垫，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大概旁侧决口的时候，水流走而沙土停留，不得不高。如果回归漕运河道之后，那么沙土随着水流冲刷，难道还能淤垫河底吗？这种把水挽归漕运河道的策略，绝对不能迟缓。而想要挽水，非堵塞决口、修筑堤坝不可。河底沙土淤垫变高，是故道难以恢复的根本原因；而故道难以恢复，是另寻他道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个说法是最难治愈的痼疾。如果知道水能冲刷沙土，那么故道有什么不能恢复的呢？治理黄河的人最应该在这里详细研究。”
有人问潘季驯说：“黄河以大海为归宿，自从海啸之后，沙土堵塞了海口，不能再疏通，必须另寻一条路，另外开凿海口才是正确的做法。”潘季驯回答说：“海啸的说法，是轻信愚人的话，我以前没听说过。但用道理来推测，确实不知道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