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四

译清点军船、造册送交所在地的官府，限定五日内，发放月粮。如果仓库一时短缺，允许将其他现银借给，以应急需启程，仍追缴原定的粮银补还。同时计算该卫到水次有多少里，若是空船前往兑粮，每天大约行驶七十里，路途遥远的再给予三天等候风向的时间，限定某日到达水次。军船一到水次，每万石粮食，限定五日，再加两天参拜各衙门，两天量斛开兑，限定某日兑完启程。计算水次到淮安有多少里，再扣除风向不便以及仪盘坝进闸宽限的时间外，重船每天大约行驶六十里，限定某日到达淮安。到达淮安之日，运官将清单送交漕司编帮改限，确定过洪到京的期限。等到起运粮食完毕之日，将清单送交巡仓御史查核比对，限定委派官员管押空船，于某日到达淮安，投报臣处查点，以防稽迟遗弃。至于那些刁顽的旗军，坐视不赴水次，连累运官违限的，就在清单末尾，另立一款，允许运官秘密填写姓名，过淮之日，听凭臣从重惩治。仍然选派一位能干贤明的推官驻守淮安，凡是运官到达之日，将清单先投交推官查算某处违限几天，某处违限几天，其中扣除风向不便、或上司守候、或江河阻浅，有明文执照的以外，如果月粮违限，则罪责分摊给发放的官府。如果水次无粮，则罪责分摊给兑粮的官府。其余违限的，即是各运官误事，开帖于清单，投报臣处按日责罚治罪。如果各官果真能依限先到先纳的，听凭臣分别奖赏，这样法令一新，人心齐肃，而漕运的规矩就可以期望振作了。

译一、严格有司的期限。查得全单既然已经制定，那么各卫所官旗的迟误，不容许再犯。然而必须有司的月粮，按时关支；水次的漕粮，预期征兑。这样官军才容易离家，而敏捷干练地交兑。臣查议单记载：有司十二月无粮的，掌印管粮官停发半年俸禄；正月终无粮的，停发一年俸禄；二月终粮不到位的，降二级。如今有司征兑不能如期，军卫运纳不能速达，实在是因为姑息已久而积习成玩，法纪松弛而漕规废弃的缘故。臣访查有司征粮的弊端，大抵先设欺骗的局子。如军船未到，就申报粮食已在仓库；船既到，水次却又无米。随征随兑，二月尚多未完。自知降罚条例不可免，却擅自申报粮食在正月已完，以此作为避罪的借口。而监临督兑的官员，又往往为之庇护，以致有司视降罚条例如同具文罢了。况且各交兑之时，纷至沓来地告报，及访查中间有司，有的庸碌松弛而误期，有的好名偏护，有的陈兵殴打，有的坐视盗折。臣都不敢上闻，也是因为事已成积习，其势固不能一旦全凭议单敕谕之法，便深求而尽绳之。如今运士既然开始享受早运的利益，而朝廷也已明知有可速之势，那么凡各有司，岂容再误？相应申严法纪，以除故弊。乞敕该部再加查议，今后各司府州县漕粮，务要依期征收完兑；军士月粮，务要如限关支。若延出限外，听臣遵照敕谕，照例参降；若果粮完如期，交兑早毕者，特为荐举不次升擢，庶人心警惕而漕粮不至误兑了。

一、重视旗甲的选拔。查得有司粮食既然迅速齐备，管领全在旗甲，委托钱粮，关系特别重大。如水火的交兑，沿途的照管，到仓的起纳，都责成一人。必须殷实有力者才能担当，方能济事。为何近来有等富军畏惧漕运繁难，神庙初年卫所旗甲已畏惧逃避漕运之役，至于近来又复不堪，旗甲愈贫而漕事愈坏。营求卫所，或改派别差，或援纳吏承，或别籍止帚宗，或投托影射，躲避之奸，无所不至。以致在运的，率多贫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坏。每年虽委派有司会选，而正官又以多务不遑，未免委及佐贰。各卫掌印所官，遂得肆行卖富差贫。但以虚数交与运官，便称了事。其运粮官员，中多不才，每为掌印官所制，依违苟且，畏缩应承。所以各旗甲无赖之徒，自知无家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干以快其欲。稍有事发，若非逃跑，必为刁挟。纵使尽法惩治，彼也有死而已。及至查究，彼此相推，莫可究诘。为今之计，相应设法点选，令其掌印官与运官均任利害，使有同舟共济之义，乃为补偏救弊之图。敕该部再查议，通行南京兵部，及各该巡抚，督行司道等官，转行所属运粮卫所，各掌印官，即便会同运官，将各船旗甲逐名点选。但系身家有力量者照旧存留，其贫难不堪，及坏事累欠者，尽行革退。就于在运军余之内，或在卫杂差之中，无拘所分，选取殷实颇过，及素有力量之人顶补。务要人人着实，不许仍以不堪之人搪抵。选完开造花名册一式二纸，送赴临近府州县正官，于各单上大书“审讫无辞”四字，用有司军卫印四颗钤盖，掌印官与运官各收半印一纸。如选旗已得其人，则运官方可收领半印启行，他日运粮坏事，则罪坐运官。如选旗不当，许运官当时口争，府州县再审更定。如掌印官挟势逼迫，许运官到于水次指实某人不当，某人买闲，参呈漕司，将文案候不遽施行。如他日运中误事，适系运官所呈之人，就将掌印官差人提解到淮责赔损失，如无误事，立案不行。但不许假此挟私，刁难妄害。其运官所领半印，过淮缴报漕司查考，不过淮者类送天津兵备差人总缴。至于各船军余，亦要汰其老弱，并将事故名缺，逐一佥补精壮人丁着运，务足原额。如有坐视不补，致累旗甲，有损船粮者，所官一体治罪，庶精选得人，运事无误了。

一、合并造船之厂。查得军既齐集，则船为最要。除清江一厂，已该臣会奏处分外，其上江总属建阳、新安、安庆、九江、宣州五卫浅船，原在安庆地方设厂团造；下江总属镇江、苏州、太仓、镇海、松江、嘉兴六卫所浅船，原在苏州地方设厂团造。每厂委把总一员，每卫所委干百户一员管理。后因各卫所官旗图便，以故安庆卫告于本处，九江卫于龙坑，建阳、宣州、新安三卫于芜

译湖广、苏州太仓镇海三卫，以及苏州、镇江、松江、嘉兴三卫所，各自在本处打造船只，因此奸弊丛生，造作苟且简略。此前漕运司已上奏并奉皇帝批准，责成九江兵备副使专门管理上江厂，苏松兵备副使专门管理下江厂，各自提调督造。但经查，两位副使一位驻在九江，一位驻在苏州，距离各卫所和厂址都很遥远，不便亲自前来督察，而催促工程仅靠文书往来，对于事工料费的监督，恐怕会有侵吞欺诈，遥制焉能完善。相应地，应照旧只设复故厂以便集中打造，乞请敕令该部再加查议，准许将上江厂所属的建阳、宣州、新安、九江与安庆共五卫，仍旧在安庆府地方；下江厂所属的镇江、松江、嘉兴与苏州、太仓、镇海共六卫所，仍旧在苏州府地方，比照浙江、湖广、江西的先例，各自设立船厂造船，全部听由本地两位督粮参政提调监督，全部按照臣先前上奏的事理施行，这样船厂打造只归一处，而船只制度就能坚固了。

译一、关于增设督理官员的事宜。查得漕运所属的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五个布政司，都设有督粮参政或参议一员，专门负责督催漕粮；而江南、江北的应天、苏州、松江等十五个府州，原本没有设置官员，因此征粮兑运常常延误期限，往往误事。近来臣议定革除漕运参将，改设参政一员，专门管理漕务，兼督江北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粮储；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漕粮，也有言官建议，添设参政一员进行督理。这样，五个布政司与江南、江北就各有官员专门管理了。唯独应天、安庆、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六府州，地域广阔遥远，钱粮数额巨大，尚未设置官员统摄，远远寄托于九江兵备道，事务不相衔接，公文积压搁置。原任副使张岳呈报称这样不便，确实应当添设官员。况且六府州地广粮多，应当商议处置。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议，添设参政一员，驻扎在安庆府。每年征粮兑运、押运过淮河完毕后，仍将各府州所有每年的夏秋起存钱粮，以及造船的军民料价，全部听候催征完解。如果遇到本官升迁等情况，必须等候新官到任交接，才允许离任。这样督责就有官员负责，而粮运就不会有误了。

一、关于建造通江闸的事宜。查得洲镇处在江南粮运的咽喉要道，先前漕运都御史郑某，以及科道官员张博等人建议，将原有的土坝改为闸，工部题奏奉旨批准，详细行文等待勘验。近来河道都御史万某会同臣商议，认为应当在洲镇花园港建造两座闸，分别指定附近的通州、泰州、如皋、泰兴四个州县的掌印官负责建造。但查得建造闸坝历年议论虽然很多，竟然没有估算费用并动工，恐怕再次因循拖延，时日有误。臣督令管理漕务的右参政潘允端亲自前往踏勘，从花园港从江口勘验到镇西月河出运河口，共计长六里六分，道路环绕，水流平缓，而上河与下港地势间有高低，应当建造四座闸。合计在本港时家洲月河口建造头闸，估算合用工料银二千三百六十六两一钱四分；从月河里港陆地开浚到尤家碾建造二闸，又在詹家桥建造三闸，每座闸需银二千二百四十一两三钱二分；在阮家庄建造四闸，需银二千三百六十六两一钱四分，共银九千二百一十四两九钱二分；开港三十六亩七厘五毫，每个民夫每天给工食银三分，共银二千九百二十两四钱四分；各闸起盖官厅，置办车盘器具，共银八百四十六两七钱五分；以上总共需银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两一钱一分。各闸帮堤、捞浅、栽树等项目，所费不多，等建闸工程完工后再另行商议。臣认为前项闸工既然已经由道、府各级官员估算清楚，应当及时建造。况且近来粮运，限定在十二月完成兑运，正月前后，重船可以抵达州所，此时动工，形势不可迟缓。四闸的官吏人夫不必添设，就将本镇原有的闸坝官二员、条记一颗、司吏一名、坝夫二百五十八员名移置应用。每年粮运到达时，查照仪真闸的做法，开闸放行，过尽后封闭，将钥匙封送漕司收贮，每闸只留五名民夫看守，其余退回各坝，仍旧车放民船。粮运空船回南时，如前启闭。所有民用载客船只，都常年由坝挑盘，不许由闸出入。再查江北三个总漕粮船，按例不下坝，这是因为早年原本是由民运至淮河水边兑给军队，后来虽然改为官军前往江南领兑，船只仍然寄存在坝，而有司每粮一石，征收过江脚米一斗三升，其中用七升雇佣江船，装至洲坝盘入军船转运，又用六升折银，发给旗军，都作为修船什物之用。现在如果让他们由闸南兑，则有司的脚米一斗三升，计银四万余两，将会借口不出，船将如何修理？况且江北三个总漕空船到淮河时已近冬天，如果前往南方兑运，必须修办完整，不但时日紧迫，恐怕有司的江船既不雇佣，而每年例行的六升修船费用，也不能预先征解到淮河供用，难免延误运限。况且江北船只系寄存在坝，不赴远地兑运，所以限定十年一造，现在如果听任其出闸渡江赴兑，则应当改为七年一造，料价顿时增加数万两，无从筹办。查得早年仪真建闸，只让江西、湖广上江三个总漕的船只由闸通行，其南京两个总漕，仍然令有司照旧雇佣江船运抵仪真盘入军船。这是因为江西等总漕，原本系下坝五年、七年一造船只，而南京两个总漕船只，原本不下坝，所以限定十年一造。这是旧例。现在洲镇建闸，应当照仪真的做法，只让浙江下江三个总漕由闸通行，所省下的挑盘脚费已经很多，其江北三个总漕粮船，仍然寄存在坝，有司照旧雇佣江船对坝盘运，有司不得风闻妄生异议，导致误了漕期，这样两利俱全，而对漕运有补益了。

一、关于处置疲困总漕的事宜。查得漕运所属十二个把总，唯独南京两个总漕疲弊到了极点，运官大多不肖，旗甲全都贫困艰难，而随船军人十分缺额三四成。近例各卫掌印官与运官轮流领运，使得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管印而避难，不肖的人不能因为充数而……

译而眷恋运补弊救偏、善计无过于此，随该南京兵部议题，京卫比之外卫不同，掌印官免令更番，将各运官查系户部会考存留、姑留者，照旧领运，革退者止于佥书以下官内选补，固为保护留都至计，但运事凋疲，岂可偏废，相应酌处，乞敕该部再加查议，自隆庆七年为始，南京各卫运官，俱与军政佥书官，更番领运，仍责成掌印官，每年会同佥书官先期在卫点选旗甲，追补旧欠，征扣料价，修理浅船，以俟粮单派到，佥书官即率军船赴兑，再照南京卫分旗甲，十分贫窘，军士过半逃，仍乞行令南京兵部照例选委主事，专管选军之责，每临运期，逐名通融选补，务使旗甲殷实，军士精壮，取足原额，该卫开造半印长单，交付运官收领起运，如掌印官怠玩误事，照依议单，每摠缺旗甲五名，中途在逃旗甲十名，运军二百名以上者，听臣提问降级，其选委主事，南京兵部坐名题请，仍行漕司知会，所委主事升迁事故，该部另题委代，不得旷废，及查得南京各卫军士，上户殷实者，殷实军旗皆营求别差，则佥运者皆贫，宜悉以上户充之，今言除黄马快船小甲者，亦斟酌人情之言也，尽佥黄马快船小甲，其次为帮甲，再次为营操屯田听继等差，选剩方佥运役，是以贫难者专一在运，有力者皆得安闲，所以漕粮积欠，摠卫累疲，当此亟宜挑选，但系南京兵部职掌，漕司不得干预，今照该部尚书王，素抱宏猷，忠先体国，若议行本官，必能仰承明命，斟酌更番事例立法，将各卫旗甲，除黄马快船小甲正役外，其帮甲及营操听继屯丁跟随等项，一体通融选补，以救疲运，诚于国计有裨

译一并水次之便，据湖广监兑户部主事牛可麟、管理漕务右参政潘允端、湖广运粮食把总夏时寅，各先后呈报本省漕粮交兑水次。原设汉口、挂口、城陵矶三处地方，除汉口、挂口二处泊船安稳便利外，惟岳州府城陵矶水次，往年交兑，都在五六月间，湖水正涨，船只得停泊蛇林港，以避风波。近来奉到新例，严限十二月交兑，此时正值冬深水消，港内变成陆地，粮船只得停泊于洞庭湖口。一遇北风大作，漂没之势不可避免，恐怕不是长久之计。查得汉口水次广阔，可容纳众多船只，且衡州、永州、荆州、岳州、长沙等府的民粮，自城陵矶直抵汉口，又是顺流而下，百姓也乐意顺从这一便利，呈请只合并一处等因，详细呈报到臣。据此查得湖广城陵矶水坐兑荆州、岳州、长沙、永州等府粮米，近例限于十二月以内交兑开帮，此时正值冬深，港水干涸，粮船都停泊在大湖中，以致有漂失之患。现在监兑及该道把总官，议要改并汉口一事，既然对军民两便，应当议处，乞请敕令该部再加查议，转行湖广抚按官，速将城陵矶水次改并汉口，行文荆州等府，自隆庆六年秋粮开始，遵照依期征运，前往那里交兑，以便粮运。

一处停造之船，查得漕运浅船，原有定额。年来旗军奸恶顽劣，驾驶既不合法规，看守又不尽心，以致漂流、火毁的船只数量很多。每遇全运之年，往往缺少船只装载。因此前任漕臣，才有补造的请求。起初本是为了满足运输需要，久而渐成弊端。臣访查各卫有等积猾旗军，专门惯于侵盗粮米，担心交纳挂欠，故意将船凿沉，捏报漂流，以图掩饰。因为挂欠则追究本船旗军，漂流则摊派卫所赔偿。既免除了侵盗之粮的罪责，又窃取了卖板之利。等到下年复领新造的材料，设下这一奸计，数利兼得。所以各卫旗军，都效仿此法，蠹害漕运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又查清江卫河二厂管造江北、南京等九总新船，例将底船兼造，如有欠缺，照依分数，每一分追银二两买木补用。近年各卫送厂该造船只内，因底船银板不完，遂令停待不造。旗军因无船而得以减存，厂官因存料而得以展转。年复相沿，致使船额受损。因有改折，临年加减，故有□运之文，本集所载改折一设即是也。万一全运，不免议雇民船。每船计费水脚银七八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只供一年运事，明年又复雇之。虽说是议用本船存军粮银，及修艌什物银两，而有司征给愆期，岂能济急。递年俱是取足漕银，有借无还，库藏难继。及查改造新船一只，限定装运十年，今只缺欠底船银或三五两，或十数两，致使及年应造之船，不得成造，每年大费水脚雇船，只装一次，不无可惜。为今之计，莫若借与不敷底银行厂，凑同原料打造，以补年例之数，则一船有十年之用，比与雇船所省不知几十倍矣。而且此船既造，漂毁之数多在其中，补造之行自可停止。乞请敕令该部再加查议，自隆庆七年以后，停止补造，容臣督行各该把总通查节年各卫因缺分数，停造年例浅船若干只，内除已追完足，并有见板外，其余所少银若干两，暂于漕库收贮各卫减存军办、料银内，每底船一分，借给银二两，提取旗军并发该厂成造，以免逐年雇船之费。其所借银两，就将随船各军月粮，限于二年扣补完库，庶旗军免追并之难，而漕船无停阁之积矣。

海运疏【海运】

海运之事，敬所与吾郡方伯潘冲庵公共同办理。初年运舟俱至，次年损运舟七只，而朝议沸然，竟罢海漕矣，惜哉。

该臣议照：国家之漕，仰河而罢海者已百六十余年。至嘉靖中岁以来，河流衡决，漕舟迟阻，甚则胶浅守冻，两年而始完一年，盗卖漂流，二石而不致一石，缙绅改色而求策，庙堂侧席以问途。至隆庆五年时，则给事中李贵和有开胶河之疏，以见海运之议非自巳发，而其引语曰海运也。是年九月间，则河患更甚，粮舟逆溯，坏者几八百只，官军溺死者，何啻千人，朝野震骇，谓几无漕。时则都给事中宋良佐有复遮洋总之疏，而其本旨曰海运也。方胶河议起，事体难成，臣时适长东藩，因出山中旧见云：详考海运可以径行。时巡抚都御史梁梦龙，颇见采纳，即投袂东巡，亲历海徼，险易在目，而犹恐空言难信，以四千余米，自淮启试，坦然可行，然后疏入，而庙堂遂主于施。

译出发了。皇上的命令已经下达，臣又恰好担任漕运总督，因此陈述了关于三种形势的看法，认为这是通往燕京必须采取的途径。臣的考虑稍显深远，不仅仅为了运米，去年招募运输，成效已经明显，而今年建造船只，刚刚制定计划。这就是海运得以恢复的原因，都是由于事机凑巧，内外协同倡导。当时张居正当权，所以臣提及君相，而君相以高明的谋略在上断决，并非臣能凭一己之见强求立即实行。

用船在水上航行，必然会有风浪，即使在河湖之中也不能避免。所以臣在造船的原奏中，本来就说如果有想要停止的，就改由河运。臣并非不预先知道今天的事情，而只是暂且这样说。今年三百艘船启航，本应在三月二十日，但因为新造的船只油灰未干，停在海口，直到四月初八日，才敢前进，比去年稍晚，因而与端午的风相会。夜间停泊以求保全，但风却在夜间兴起；白天停船以祈求避免，但风势却在白天增强。抵挡了一天，七艘船才开始损坏，那么天意难以揣测，不是人力所能企及，而记录如此，自然应当各位大臣竞相认为应当罢免。

臣因为职责所在兼奉皇命，能陈述自己的一点见解，而不能保证众议一致；能谋划求全之策，而不能保证天意顺从。现在御史和谏官连续上奏章，都说应当罢免，而愚臣又怎敢固守自己微小的见解？况且自从臣担任漕运事务，竭力营造新船，因此河船两年平安完整，那么海运在当时，似乎无用，所依据的停止罢免的议论，形势不再考虑，恳请皇上敕令户部，再次查议，将海运明年停止，所造的船只，分发用于河运，仍各自编为一帮，以备一时缓急，便于恢复实行。海运各官中，有忠勤可用的，容臣列出考核，咨行兵部和兵科，另行选拔任用，以尽其才，不至于埋没废弃。那些失职的官员，令漕务道会同海道勘验复查，分别处理，以惩戒不恪尽职守者。

再照人臣任职做事，想要以一身不顾天下的疑虑，而在不可预测中强求成功，这不是智慧。如果因为别人的意见不同就唯唯诺诺地改变初衷，或者因为别人的意见不同就愤愤不平而忘记自己谆谆告诫的话，这不是忠诚。大概大农的赋税聚集数百万作为漕运，其重大且艰难，利害相互潜伏，本来没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可以像从袖中取出，移到枕上，而保证其毫厘不差。现在且说主人让仆人背负米到百里之外，必然要干粮和斗笠，不能保证中途不遇雨，何况漕运呢？这是先辈各位大臣，深知河漕一线之路，不可常恃，而都想通海以收兼全之利，而消除四海窥伺之心，这就是原因。臣以前说海运可行的，已经列疏上达，而所谓详细考察的，不敢冒昧进献，现在海运既停，臣谨缮写成册上呈御览，其三百余年的因革，与三千余里的曲折，指在掌中。希望陛下鉴察臣所说的可行者，不是偶然一时取急之言，而万一河道稍有梗塞，陛下想取而用之，则不待询问采集，而有司一旦可以具备。希望臣言虽停于今日，而尚或有用于他年，这是臣眷眷无已的愚忠，而不忍于一罢自完之为得计。

译书信

与谷近沧年兄论开胶莱河的信

与谷近沧年兄论开胶莱河的信【开胶莱河之难】

我在山东任职，已经一个多月了。近来有人从北方来，传闻京城有人倡议开凿胶莱河，说已经有了端倪。我私下认为，这一定是因为邳州河道的淤塞导致漕运延误，出于深远的忧虑，想要为国家寻找长久稳固的计策，所以才提出这个建议。殊不知想要寻找长久稳固的计策，而开凿胶莱河却是烦难且必定无法成功的工程。如果只是作为谈论，还可以；如果一定要去做，那么它的地点在山东，濒临大海，直到东境的尽头，而我是山东的守藩大臣。如果我沉默不言，或者不参与议论，万一讨论有了结果，朝廷选派大臣，或者台谏、部寺官员去实地勘察，而派遣的官员又或许存有定见，想要迎合朝中主张必须开河的意见，到时候极力争辩也来不及。那么山东最大的祸患与宗庙社稷的忧虑，必定就在这里，我也无法逃脱罪责。所以敢冒昧地将这些情况禀告给您。

开凿胶莱河的议论，起源于元世祖定都燕京时，运河从浙西渡江入淮，由一条逆水的河道，到滦州陆运至淇门，进入御河，以到达京城。后来又开凿济宁泗河，从淮河到新开的河道，由大清河到利津入海，因为海口沙壅，又从东河陆运至临清进入御河。直到元十七八年，才开始开凿胶莱河道直通大海，事情没有成功就停止了。所以史官说：“耗费巨大，最终没有成效。”这记载在《元史·食货志》中，可以考证。元世祖曾经率领十多万军队，命令他的臣子阿剌罕、范文虎等人，率领他们征讨日本，从胶莱海出发，遭遇风浪而沉没，他都不在意。他那样残酷地使用民力，能够用十万人的队伍，填海去侍奉远方的夷狄，难道不能驱使十万百姓，开凿河道以疏通漕运，却最终没有效果吗？为什么呢？

到了我们朝，高祖通海运七十万石粮食以供给辽东，成祖开凿漕河运四十五万石粮食以供给京城，却始终没有议论开凿胶莱河。两位祖先的神明谋略，群策群力，都放弃不图谋这件事，难道不是因为这件事终究无法成功吗？而现在正值匮乏之时，却想要举先行代中途停止的工程，修习两位祖先认为不可图谋的事业，以期望完成不可能成功的功业，恐怕不是深思熟虑的计策。

胶莱河本来接纳新河的水，源头出自高密，水流很细小。如果想要通航，必须远远地汇聚各地的水，合入新河，然后向北流入海仓口，才可以运输漕粮。汇聚水则必定要有堤坝，合流则必定要有闸门。群山相近，夏秋季节暴涨，河身水流微弱，不能冲刷泥沙，容易淤积。三百里的河道，一里淤积就废了；价值千余金的闸门，一块石头损坏就废了。现在漕河接纳洸、汶、沂、泗四水，汇聚泉水一百七十处，尚且担忧水浅，而胶莱河仅凭高密一条水，就想让它成为河道，所以说决然不可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马家浅的石头难以凿开而已。

修筑堤坝、设置闸门，引泉挡海，费用以百万计。即使财力已经充足，工程必定要依靠人力。现在邳州、徐州的工程，合调河南、山东、江北、直隶的百姓，而招募的人则是因道路当孔道，四方奔走聚集的人。胶莱河偏僻在海角，即使是济南的百姓，也不肯跋涉数百里去应募。其势必必要全部编排于青州、登州、莱州三府，非十万人一年完成不可。三府连年凋敝，人户多逃亡，原本额定的赋税，十欠四五，每年山东因为督粮拖延违期而降调、停俸的，大多是三府的官员，案卷在户部，可以复核查看。估计三府的百姓，如果用到十万人，那么田野都不耕种了。一年的京边起运，与地方存留的粮饷，将靠什么供给？

莱州人或许万中有一两个抱有侥幸之心的人，必定是莱州有人献议开凿这条河，而登州、青州两郡的人不愿意，所以这样说，他们习惯于临清、济宁的繁华美丽，以为有河通行的缘故。然而不知道白发种树，利益来不及享受，而青州、登州的百姓，又有什么指望呢？

况且现在漕河的挑浚，在国家不过是以督责中丞，中丞以督责有司，说“挑河、挑河”而已。然而民间扛着锄头、穿着破衣，妻子送丈夫，父亲牵儿子，白头拄杖的老人，孤儿寡妇的哭声，听不到；腰沾泥土、脚踩水，疾病由此产生，离去的人辛勤劳作，留下的人贴补费用，死于家中、死于路旁的，看不到。然而还要剥皮椎髓地去做，淤积了必定要挑，决口了必定要堵，干涸了必定要引水，而不敢不虔诚，是因为国家的漕运重要。现在胶莱河的新开，其工程有倍于邳州、徐州的，却突然以此勒令三府的百姓，那么这难道可以停止吗？

况且现在想要开凿胶莱河的人，难道是要放弃漕河吗？本意是为国家做意外的考虑，所以重开一条河以备缓急。如果因此就放弃漕河，那就不是建议的初意了。所以漕河必定不可放弃。然而我所说的漕河必定不可放弃，又不只是为漕运而已。即使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以显示其难，一则执理上不可，二则情理上难强。国家圣明的子孙有分封在南方的，如景王府，谁能建议让他们由胶莱河出淮海呢？国家所与共理天下的，在百官士大夫。南方人入北，与北方人仕南，都不能不携带家眷，谁能定法使必定由淮海入胶莱河呢？黄河下流壅塞则上流漫溢，倘若从睢州、曹州横啮，止帚德薄泗州，浸淫凤阳，陵寝所在，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另导吗？徐州、沛县固然是东南的一个重要枢纽，下流既壅塞，那么数百里之间，将成为巨大的水灾。

译这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加拯救吗？凭借这四点，所以说漕河是绝对不能废弃的。漕河不可废弃，却又去开凿胶河，这是想要用国家的财力来兼顾两条河，而用山东的民力来供给两条河。国家财力能否兼顾两条河，这不是疏远之臣所能知道的。至于山东民力不能供给两条河，我却深知这一点。如今漕河的浅溜、闸、泉、坝夫、堤夫，派在济、东、兖三府的银差和力差，各为四万五千有余，而力差则由民间加倍供给，这就有九万有余了。两者合计将近十五万，这还不包括临期大派的澄派。胶河既已建成，比漕河稍短，其所谓的泉、闸、浅溜之夫，一样不可缺少，暂且按一半计算，应当需要八万两银子。有河漕就必定要设置重臣，户部、工部分别派员管理；有闸就必定要设置闸官；有重臣就必定有奏报，于是又要设置驿官。海船大而底尖，进入胶河必须换成平底小船，出海仓口，则又要有海船，于是必定要设立船厂，建置衙门，供给夫役马匹的粮草，费用也不下两万两。济、东、兖三府只供给漕河，而胶河每年供给十万两，势必全部摊派给青、登、莱三府。如今的青、登、莱三府，可以再增加三千多两银子吗？能忍心再增加三千多两银子吗？更何况是十万两呢？山东地形辅佐京畿，是国家的左臂；漕河一线，山东占据十分之七，是国家的咽喉；每年输送京边，以及物产土贡，该地的各种杂料，与百姓上缴的常规赋税，不下百万，这是国家的内库。安抚它尚且担心其逃亡，安定它尚且担心其动荡，怎么可以用不可成功的工程来动摇它，从而自招忧患呢？起初不慎重谋划，用数十万两银子去尝试却未成功，稍有成效又再次淤塞，势必会废弃它，这是将数十万两银子白白扔进水里啊。我以往在江西时，曾见到罗文恭公的《海运地圆》一书，喜欢其中王宪副关于胶河的说法，特意刊刻流传，心里也以为或许侥幸能成功。等到如今我任职山东，考察地形并计算物力，然后才知道这件事必定不能成功。那些士大夫平日相互促膝交谈，认为这是新法，等到想要着手实施于实务，却未必合适。我年少时立志建功立业，中年已病卧草野，朝廷不知我不才，认为可用，将我收罗于尘埃之中，我也想要竭尽平生之力，为所管辖的地区办成一件事，以报答圣朝。即使有像胶河这样的利处，正是我尽力之时，却还如此喋喋不休，实在是真切地看到它不可成功，不要徒然为国家增添一件麻烦事。我认为开凿胶河必定会有事端，但不敢多提，似乎是危言耸听以打动人的听闻；开凿胶河必定不会成功，但不敢多提，似乎是凭主观臆见阻碍事情的成功。所以对于河必定不可开凿之处，不再详细陈述，只是对于开凿成功后不可持续之处，颇担忧其隐患，全部陈述，恳请明公裁断。明公实际掌握着这项议事的权柄，倘若认为可以采纳，希望在聚议之时极力陈述，使其最终停罢，那么宗社幸甚，山东幸甚。

译序

桂林图志叙

赠濡川杨公序

海运志序

桂林图志叙 【桂林图志】

国家实现大一统，拥有天地覆盖的所有土地，而广西以西，背靠湘楚，连接滇蜀，濒临海边，面向交趾，大概是一个门户。嘉靖庚戌年，我被任命在此地主管教化事务，听到大夫学士们以及史籍记载，都说盗匪猖獗，百姓困苦，就像喉咙长了瘤子，绝对不能去除，却不敢不治理，我心里暗自记下。不久后抵达广西，居住三年多，遍访历查各部，当时暂代安抚夷人的职务，才大致看到事情的始末，大体都如以前所听说的，这副担子终究无法让人休息。凡事兴起，必定有源头，而救治的方法，应当从开始处谋划。现在山间的各夷人，并没有像攻城野战那样的部曲号令和技艺。他们所持有的兵器，并非平时淬炼得锋利锐利。他们这些人都是靠草木衣食，说夷语，习夷俗，即使狡猾也没有智谋决断。他们所依仗的，只是山势的险峻和容易聚合罢了。然而那险峻可以暗中夺取，那聚合可以惊吓驱散，但却未能震慑使他们臣服。不仅不服，而且他们的势力更加日益炽盛，月月增长。难道不是谋划没有预先确定，而考虑有遗漏的策略吗？所以我曾经思考，百姓依赖官吏，自从官吏不能尽职以来，招抚夷人的方法就少了，向官府缴纳的赋税大多不能准确。而豪强头目和胥吏，又趁机在其中像蛆虫蛀虫一样侵蚀，互相勾结。一分的正税，常常要缴纳九倍。力量不能具备，那么局势就会发展到抛弃妻子儿女。妻子儿女被抛弃，就不再顾念牵挂，轻易离开家乡，与盗匪结为团伙了。一个里之间，一户人家逃跑，那么遗留的赋税就责成留下来的人赔偿。那九倍的是加上一倍。加上之后，逃跑的有三四户，那么整个里胥都要逃遁了。夫贡户有户籍，并非不可核查。然而官吏不及查核，摇撼退缩不敢动手。那些不完全属于夷人的人，生长在深山大泽之中，见到车夫小吏就头抢地，他们的形势本来不敢控告，而只能被鱼肉。他们的愤恨不能平息，贫穷而挟带愤恨，他们进入盗匪行列，所以仇视我们百姓的人难道有极限吗？等到他们告急，形势不能坐视，然而戈甲所指向的地方，就像焚烧燎原一样。首虏众多，是用兵开始时的谋划。夫盗匪弱小时豪强啃噬他们，盗匪强大时豪强私通他们。等到诛杀不当罪，杀戮有冤枉滥杀。那些逃亡者的父子兄弟，心中不甘，而不认为官府公正。大逃亡就大聚集，小逃亡就小聚集。官府力量正穷尽，就不得不招抚。招抚出于力量枯竭，就不认为是恩德。那些旁观的人，本来就能抓住这些话来唆使他们的党羽了。夫夷人虽然粗野，他们好生恶死则是相同的。确实有安抚他们的办法，可以使他们成为编户齐民。现在夷人已经这样了，又驱赶百姓使他们再次成为盗匪。那山川虚实，都是百姓教给他们的。不久又加以诛杀，那么又不符合他们的罪行。那么谁还会畏惧且臣服呢？所以兵祸不能止息，以及行动有时失败，起于官吏。官吏的过失，起于赋役，而豪民胥吏，又趁机去除他们的户籍来施展他们的奸诈。我所说的谋划没有预先确定，而考虑失策的，就是这个。我曾经说这是广西抵御盗匪的长策，而戍堡屯营不在其中。偶尔告诉别人，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直到总兵张侯镇守桂林时，我曾经质问他，就像石头投入水中，没有人反驳我。张侯本来就是同乡，本来熟悉那里的道路风俗，以镇守大臣的身份谈论安民定赋的事情，他的话似乎迂腐，但弭盗兴治的策略确实得其根本。又先后在镇守，共十五年。所以他所写的《桂林鄙志》，首先记载地形沿革、县里额赋的常规，以及兵戍消长的态势，往事的得失，一览如在眼前。张侯曾经以智勇成为当时名将，现在将要卸任，而只是以不忘桑梓之心写这本书，使查核户籍斟酌时势，确凿可见行事。唉，百姓不激怒盗匪，赋税不剥削百姓，而当时还有疯狂跳跃的人，把兵器加在他的脖子上，他善于安生而厌恶被杀。即使赏赐他使他做盗匪，他将能吗？夫他们的技艺兵器智谋，本来不足以与敌对，驱使他们进入汤火之中，以此作为功劳而不问他们的罪行缘由。那么这难道是仁人所痛心的吗？所以谈论兵法的人，行阵击刺，不是用来对大将说的。大将是不战而可以收成功。张侯的话得以实行，广西里户妇子终于有了安宁的居所，而且朝廷也不担忧南方。如果按照这幅图，全面筹划山林沼泽道路，扼守险要，暗中袭击围攻，就像禽兽被猎杀而杂草被铲除一样，那么我所说的痛心而在策略上落后的，就是这种情况。忧时的人大概会有选择吧。

赠濡川杨公序【关中粮储】

国家的边疆有九处，沿边漫延交错峙立，而陕西以西处于京都的右臂。东起延安，横跨宁夏、临洮之间，极西延伸到甘肃，绵延万余里。那戍守的士兵，比起其他边疆占三分之一，粮食都仰赖官府供给。关中自秦汉时多次作为都城，史书称其土地肥沃，三辅的家族，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沂岭以东，商洛以西，所谓陆海之地，其上的物产，应该足以供给经费。然而抚臣开治按边，无法自给，往往由关中转输以助军。关中一省供给边疆储备的有三处，所以内地往往疲乏。大体因为那里的百姓土著，由五方迁徙居住，风俗不一。那土地广阔肥沃，即使不能尽力，颇有遗留的利益。又水旱相继歉收，那么县官有司征收赋税更加不足，而每年索取内帑以供调拨。大司徒派遣官员督输相

译望。各边塞的敌虏一旦发出警报。就声称军队疲惫不能作战。有的叫喊不服从命令。主帅无法禁止。姑且慢慢安抚他们。士兵们习以为常久了。认为主帅无可奈何。于是变得骄横强悍难以驱使。遂成为固定的陋习。畏惧敌人如同畏惧将领。因此敌虏得以每年侵扰边境。无所损失，沿边的堡垒屯驻被蹂躏残破。看见烽火升起。反而更加退缩流汗。庆幸敌人不出现在我的地盘。没有能力留下一支箭矢来恐吓敌虏。大凡天下说劳役艰苦没有超过边境的。寒冷极甚。又昼夜登城打更警戒。处在生死之间。而官府衣食不能按时供给、稍有调运输送。又将其一半交给将领。不能顾及饮食和妻子儿女。却要求他们作战。其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不能完全了解关中，我曾观察国家的赋税制度、供养边境官吏士兵、在常禄之外。本来有屯田法。每人授田二十亩。而缴纳租税六石。又偶尔招募商人缴纳盐税折抵粮草以充实边境。于是发给凭证允许通商贩卖。考虑得极为深远。自从这两种法令废除。有关部门更加不足以供给战士。开始索取内库。内库每年的收入。民间赋税以及关津山泽的利益。又经过几朝积累。其形势应该非常丰饶，却屡次声称耗损匮乏。刚有调拨招募。大司徒又再次报告匮乏了。往年敌虏从辽阳泊城下进攻、天子震怒、一商议出兵、而谈论理财的人蜂拥而起、大概是因为司徒的匮乏已久、现在急切确实没有对策、近来甚至卖官爵、从五品以下、在乡间可以视同现任官员、又天下各仓库的三分之二、与百姓犯罪赎罪、以及各防守兵甲、折色的一半、都输送给司徒、敌虏屡次侵犯边境、人们说不足如果浪谑、现在才刚入侵。而商议搜括钱财如此。这确实是耗费显现形影了。司徒的积蓄。不足以供给费用。而营缮、水衡、太仆、大官的积蓄。又不听说有盈余。乡野小民。又各地没有藏富。不能辅助天下的急难。那么天所生的财货将到哪里停止呢？难道没有其他策略吗。司徒不足以统领天下的经费。而各省布政司掌管一省的租赋、如关中又每日供给各边。当天下多事。其催督生计的方法。又怎么能不详细讲求而细微探求呢。定兴濡川杨公、担任广西按察佥事的第三年、兵备右江以能干闻名，天部因为杨公的才能、派他督管关中粮储、升官为参议、我虽然未曾与杨公见面、但我听说有周全天下考虑的人。不落后于时势而废弃事务、所以一并陈述当世的急务以赠别、从今以后凡是关中粮食充足士兵振奋、不使百姓受苦、各边依靠他倍加士气急切作战、都从杨公身上观察吧、

译海运志序【海运】

敬所先生所著的《海运详考》一书，未收录在本集中，如今搜集得到，选取其重要论述，分散编入本书内。

我过去在嘉靖辛亥年，担任广西提学官，当时公务繁忙，闲暇时间少，便取读全套史书，看到古人攻战的地方，用来对照地图。那些地理的险要、平坦、远近，仿佛就在案头之间。后来调任江西，罗文恭公拿出《广舆图》来与我讨论考证，我在省城将其刊刻，因此更加知道海路从淮河沿着岛屿靠近燕蓟地区非常便利。宋宣和年间商议攻打辽国，而众臣不知道这条出路，只派遣高药师乘一艘船出使金国，往返如同走陆路一样。此后元人开通海运到都城燕京，算是正确的策略。并且详细考证当时的记载，没有说海中有损坏运船的，大概即使有也不多，所以没有记载。我把这些话藏了二十多年。隆庆辛未年，我起复出任山东巡抚，恰逢河运漕粮出现病害，朝廷派遣科道官员巡视，打算开凿胶莱河，以避开大海来通运，事情没有成功。我说：“既然大海可以航行，何必烦劳开凿胶莱河呢。”叙述我的观点上报给巡抚，用米试航验证。话传开后，恰逢科道官员上疏，于是下达通运的命令，而我也侥幸转任督漕。亲身实践当初的提议，招募船只聚集粮食，当时朝廷内外尚且怀疑惊骇，说不知道会怎样。于是出发仅仅超过一个月，十二万石粮食全部安全抵达岸边。天下臣民才开始相信海路可以通行。开通久已废弃的海运来辅助河运漕粮，安定六军的心，消除奸邪的萌芽，国家都城在燕京，大海在左臂，这是专有的便利。一百六十多年来，群臣论述著述很多却没有成功实行。现在遇到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英明的谋略立即决断，而我这个微臣恰逢奉行朝廷方略，侥幸奔走，再次开辟这条道路，在国家运输常规物资的多少上，只凭心意施加，如果不是宗社万年长久，难道会采用这种计策吗？从今以后，才敢公布我的观点，选取前后题请移册，以及海上道里行计，类编为志共两册，命令庐州知府张君大忠刊刻，以记录大都的情况罢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四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五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朱积早服选辑

李愫素心参阅

王敬所集三（杂着）

王宗沐

杂着

实书

险书

海运详考

实书【练兵】

这是针对江西而言的，意在练兵而不主张调兵，可以说深谙本末利害的计策了。

臬史氏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他本来自认为起于中古，忧虑衰世的事情，衣服破败、城墙坍塌的警戒，弓箭除戎的意义，大概恳切关注，而后世自从平定战乱之后，没有不松懈解除戒备的。所以欧阳修说：三代以前的治乱，没有不以德行的，而三代以后的治乱，没有不以兵力的，这怎么能不讲究呢？开元年间承平，府库兵器钝劣，而渔阳的锋芒，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晋武帝粗略安定，警戒防备全部撤除，而羯氐的灾难，如同奔赴共同的仇敌；含血戴角的争斗，这是大的情势，当时以防备周密，消弭于未成形之时，那么有所依靠的，可以没有恐惧，有所惩戒的，终于不萌生，不然随意隐藏、冶容惑众，是教唆盗贼淫乱。即使偷安一时侥幸罢了，而长治久安的治理，难道不粗疏吗？江西是东南的大都会，滨江带湖，四方要害之地，自从三代以来，战争的谋略都在这里了。这里缺乏则那里乘虚而入，百姓安定则盗贼收敛，乘除机宜，可以指掌而言。进入我朝，正德以后则逐渐进入多事之秋，大概不能再以雅驯优游来治理了。现在各卫的定额，大抵比初年多耗减，不到十四五，而往往事情发生，就不足以作战，再调遣客兵，如桃源的灾难，狼兵尚且不可用，而借助边兵一时的艾刬之力，如同病人投以峻烈的劫药，不是不适意，然而边地广阔士兵苦于驿骚，不可束缚，而田州土官岑猛，因此轻视中国，归来后有反心，譬如病稍去而元气耗疲，那么即使一时还难以谈论治理，何况为经年之计，希望数世之安呢？嘉靖壬子年，海上灾难发生，天下都震动，征兵转输，不止于焚溺，近来调遣狼兵以万计，近又招募人在广海之间，道路必取江西，其供应不给，而焚庐掠夺，几乎无异于贼，巡抚何公迁、巡按郑公本立都条疏令总督派遣官员护莅，又须部伍不得杂以无赖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鱼鸟聚，朝不图夕，缓之益甚，急之恐生他变，张顺瞑目，以视其虏暴，不敢谁何，时复有半道不归者，往往散在江湖间为盗，其计未可遽止也。何况赣州之贼，颇连闽广，乘机窃发，每岁报警，不能草狝禽薙，以称快志，而一二岁寇自闽者，由崇安出，新城南丰震惊，抚建每一报至，即束手不可为计，若此者，岂非预练素备之道不明，则无以待其至耶？秀实说：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则狐豚特犬，皆能为患，今各衅傍伺，意在需时，万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滥，而况连湖湘以为上流，控南都以为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诸卫减耗，民畏言兵，若支赘者每一调遣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