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三十五

译十成中只能得到一成罢了。这是因士兵溃败而导致的失败。三千人组成方阵，四面受敌。敌军以大军来对抗我们，并夹杂骑兵从四面轮番进攻。如今谈论战争的人，大多对分合的战术茫然无知：敌军分散而我军也分散，就会内部混乱；敌军集结而我军也集结，就会支撑不住；彼此不能相互救援。若互相救援，又担心阵型变动而被敌人乘虚而入。所以率领万人军队，却得不到万人的效用；率领三千人军队，却得不到三千人的效用。这是因阵法不当而导致的失败。退缩逗留者斩首，这是军法，然而元帅不敢轻易对将领使用，将领也不敢轻易对士兵使用，极端情况下，最多只是鞭打并穿耳而已。前方有死亡危险而后方没有，谁不往后退呢？将领勇猛却导致军队受损的被诛杀，怯懦却保全军队的被免除罪责；受损但没有贿赂的被诛杀，受损但有贿赂的被免除。这是因刑罚不当而导致的失败。将领侥幸掩盖败绩却当作战功的受赏，战功微小但贿赂巨大的受赏；大臣想施恩的受赏，战功巨大但没有贿赂的不受赏；大臣想发泄私愤的不受赏。这是因奖赏不当而导致的失败。唉，像这样怎么能使军队强大呢？汉武帝不吝惜天下的食邑和府库，用来等待天下有功之人。奖赏不拖延时日，惩罚不隔夜。得到合适的人就托付他数万人，任由军队受损也不追究，恩惠者酬谢，怨恨者报复，都不顾及。因此，一有动静就心意得逞，事情一到就功效随之聚集。其次没有比得上杨素的。杨素是显贵且接近皇帝的人。曾经出战时挑选留下三百人，人们畏惧敌人众多，愿意留下的人很多。杨素把这三百人全部斩首，再次挑选留下的人，人人都不愿留下了。幕府上报战功簿，细微之处必定记录。所以将士畏惧杨素的严厉，却乐于得到他的恩惠。他击打突厥时，布下骑兵阵型来引诱敌人，敌人到来奋力攻击，于是大获全胜。这五种败因他一样也没有。像杨素这样的人，是可以作战的。

译○御虏策二

策【御虏】

古人说，士大夫主张坚守和亲政策，武将则主张征伐，这是大致的情况。如今士大夫所不察以为不对，而武将们虽深以为然却因畏惧而不敢出口的话，没有比和戎更重要的了。而其中名义上最正当、实际上最便利的，莫过于互市贸易。魏绛所陈述的，以及韩安国、严尤等君子所论辩的，这里不再详细记载，请让我用宋朝的事例来阐明。以宋太宗时期来说，宋朝强大而契丹弱小，然而没有一天不处于战争状态，中原的败仗可以按次数计算，坚固的防线被摧毁，锐利的军队被折断，到了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能保护天子车驾的帐幕。以宋真宗时期来说，宋朝弱小而契丹强大，然而自从澶渊之盟后，南北的君臣与百姓每天拱手相安，乐于无事，聘问的使者络绎不绝，而宋朝用来满足契丹欲望的，不过是一个郡几个县的赋税罢了。宋朝没有明察，却沿用这种策略来对待我们中国的元昊，并且每年贿赂他。因此丢弃了银夏之地，使中原更加困顿，这就是以弱者的意志去应对强势的局面。又不明察而加以纠正，联合女真去攻打向来通好的契丹。又不明察而再次纠正，联合蒙古去攻打向来通好的女真。又不能侍奉好女真与蒙古。战争爆发而宋朝社稷不保，这就是以强者的意志去应对弱势的局面。那么宋朝所谓的失策，不在于和亲，而在于和亲不能坚持到底，并且厌弃武备。把用于和亲的资源用于战争，国家就会削弱；把用于战争的资源用于和亲，国家就会灭亡。这其中的比较也是值得思考的。如今敌虏虽然号称强大，骑兵众多，然而他们的志向不过是想得到衣物布匹，其次是金钱罢了，并非一定要用诏书与中国讲论敌对之体的礼仪，也并非一定要册封尊号、称兄弟、结甥舅之好。我们捐出一个郡几个县的税收，交给忠诚可靠的边吏，宣示皇上的命令，略微赏赐其酋长以奇丽丝织品制成的衣服，按等级分配，并约束士兵百姓，使他们与敌虏互市不绝。放弃无用的丝麻，来换取有用的战马，这其中的利益非常巨大。互市由下层进行而天子不直接参与，这其中的体制非常尊贵。可以平息寇乱，可以削减戍守兵力，可以趁其空隙使用间谍，可以趁其闲暇修习武备，这其中的谋划非常广博，何必顾忌名义而不做呢？有人说，辛壬年间曾有败坏谋划的人，任用他们而辱没了国家，怎么可以再次这样做呢？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呢？药石是一样的，有用它救活人的，有用它杀死人的，这就不是药石的罪过了。所以议和出于富弼而天下安定，出于秦桧而天下大乱；议恢复出于岳飞而天下安定，出于韩世忠而天下大乱。君子不要仅仅追求名义，认为美好就立刻听从，认为不美好就立刻废弃，考察其实质就可以了。

○宗室策

策【宗室】

国家对待宗室，从亲王到中尉共分为八等，他们的支子历经八代直到沦为庶人，俸禄才开始断绝，以此来彰显富有和仁爱。亲王戴九旒冠，章服比天子低一等，郡王依次递减，即使是公侯大臣也不得与之抗衡，以此来彰显尊贵和礼制。王国所属的长史、卫校等百千人而已，不得臣服其他官吏百姓，干涉官府事务，以此来显示节制和谦让。这三者都具备了。因此两百年来，王国很少出现败坏法度、抛弃礼义而导致社稷断绝的情况。即使最终不幸偶尔出现像吴濞那样的变乱，也总是随着发生就被抓获，这是因为他们的资财不足以实行欲望，势力不足以酬答志向的缘故。虽然如此，亲王供给常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以至于庶人也有一百石，而其他婚嫁、居住、资助、随从的费用不包括在内。我曾经得到宗正府的户籍观看，从嘉靖二十八年到现在存活的一万余人，如今又过了十多年，人数增加了一半，合起来应当是两万人。又过了十多年，人数增加了一半，合起来应当是四万五千人。在酌定俸禄的中间，每人各得俸禄五百石，增加一万人，就是增加五百万石粟米。天下有增加俸禄而没有增加田地，我不知道大司农怎么应付。这是严重损害百姓啊。百姓贫穷且逃亡了，宗室之人所仰仗喂养而等待穿衣的人日益繁衍，而最终没有人给予。官府又设立严厉禁令，使他们不能从事农业和商业。其中贤能的人又不能与寒门士子一起由官府推荐，蒙受虚名而很少有实际利益。所以到了同室而自缢的也有，改换姓名而做不可为之事的也有。这是严重损害宗室啊。况且以天下之大，北边抵御狄人，南边接壤蛮族，东边是夷人西边是戎人，内部即使是穷山岩石之地，那些身负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进入朝廷称荐获得官职的。至于举荐天子三代以内的至亲，没有罪过却被囚禁在一座城内，被赋予虚名，而实际上等同于庶人，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用来彰显亲爱亲属、任用贤才的道理啊。用来勉励辅佐众官、代替天工，必定不是宗室才可以，那么周朝就得不到周公、召公、毕公、散宜生，汉朝就得不到萧何、曹参、陈平、周勃，晋朝就得不到王导、王敦，齐朝就得不到萧嶷，北魏就得不到元勰，周朝就得不到宇文宪，唐朝就得不到李孝恭、李揆、李勉，而宋朝就得不到朱熹、赵汝愚了。薄待宗族认为不足以任用，而厚待困苦的百姓来供养他们，这是阻塞君主在咫尺之间的仁爱，而蔓延危害到万里之外啊。如今号称当权的官员，看到宗室如悬磬般贫困，烟囱没有烟而衣服露出小腿，那么他们的形势不能再考虑百姓；看到百姓废置筷子、卖掉房屋，抛弃妻子儿女来供给王国的俸禄，那么他们的形势不能再考虑宗室。两者交战而手段穷尽，而每天为之拖延以希望替代，关键在于脱身罢了。皇上如果真的想要敦厚亲爱亲属，不因为吏事困顿他们，那么就请暂且安置那些亲近的公

译曾经有人说过，国家对待宗室的心意，往往因为过分施恩而有所伤害；宗室的法规，往往因为过分强调道义而有所伤害。请从将军以上级别，稍微削减他们的俸禄数额，而切实给予他们恩惠。中尉以下级别，则请求不赐予爵位和俸禄，而放宽对他们的禁令。让其中贤能的人得以与平民士人竞争才能而获得官职。其中不贤的人，让他们从事农耕，依靠自己的劳力供养自身，而官府不再干预。这样大概宗室还能有所支撑。

译○人才策

【关于人才的对策】

夏、商、周三代之后，能称得上治理得好的只有汉朝。元朝因为松弛放纵而灭亡，我朝继之，专门崇尚严密，却难免陷入宋朝那种软弱的治理局面。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汉朝的人才特别高明，而是因为汉朝使用人才的方法简易而没有不尽当之处。那时，天子所托付事务的人，在内不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和各位将军；在外不过郡守县令罢了。就以郡守来说，他们的狱讼、军事、钱粮、征召、赏罚，无不全部推托并交付给他们。不派私人去监察，不被繁琐的法律条文所牵制，只是考核他们的政绩并评定优劣，来执行我们的典章制度罢了。三公职位空缺，就从九卿和郡守中选拔，而不设立其他部门来专断；九卿可以担任将军，太尉可以担任丞相，而不以不同的途径来限制他们。狱吏通晓经学，武官熟悉政务，书生懂得军事。所以汉朝的人才有过剩而没有用不完的累赘。我朝在内设立三公九卿，大致是沿袭仿效古制，而在外部的制度却特别详尽。郡守之上设有监司来统领，又有中丞来监督，御史来监察。即使不能自行决定，即使是斗斛以上的赋税也不敢专断。在内，军府可以治理军事，但不能参与决策权；兵部可以参与决策权，但不能治理具体事务。这种大小相互制约的情况，像犬牙交错一样；这种俯首听命于法律的情况，像被束缚一样。所以，即使拥有连城的土地、统领百万的军队，一个穿红衣服的吏员凭一张纸的诏令就能束缚他的脖子，他也不敢动弹。得意时今天身为公卿，掌握国家的命运；失意时明天就沦为剃发戴枷、穿着短衣的人，在长安城中步履蹒跚而不敢怨恨。这话可以说尽了我朝制度的利弊，可以说在防止动乱方面很详细，而在追求治理方面很简略。所以，像王莽那样狡猾、董卓那样暴戾、曹操那样雄才大略的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狡猾、暴戾和雄才；像周公、召公那样圣明的人，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圣明。没有其他原因，是法律束缚了他们。现在这种制度不能完全改变，只有在汉朝和明朝两者之间融会斟酌，稍加裁减节制罢了。近来各种法律颇有意改革，可惜论述得不详细罢了。论思赞辅的职务，一定要选拔那些有作为的贤者，而不必全是两制（翰林、中书）的人。新进的士人，在词林任职的，一定要让他们补任外官以熟悉政务。州郡中闲散的官吏，有非凡才能的，适时召入以填补空缺。抚臣以及监司、守令，不是九年不升迁，其间为他们增加俸禄、赏赐金帛、颁发玺书以激励他们的辛劳；任期届满时为他们大幅提拔，以大力报答他们的贤能。贪污残暴苛刻的，诛杀其中严重的，斥退其中较轻的。至于晋升的途径，不要专断于科举甲第而应扩大选拔范围，不要限制文武而应互通使用，使诗书与案牍、弓矢相比而没有高低之分。然后人人都能自我奋发，在事功上磨练，天下的人才不偏废而后能尽用。高皇帝历经百折千难才得到天下，现在却让那些只会雕虫小技的人从容地蛀蚀它，而不加以防备，唉，令人感慨啊。

○备虏策

【关于防备敌虏的对策】

问：夷狄成为中国祸患已经很久了，近来更加猖獗。如果作战则大多饥饿，如果防守则多有破绽。孜孜不倦地聚集天下的策略而天天讲求，却得不到要领。我们之所以不能战胜敌人，原因是什么呢？敌虏虽然强大，他们与匈奴、突厥、女真、蒙古相比，哪一类呢？现在士大夫中，有的主张作战，而披甲戴盔的将士有的又主张防守。一定要有折衷的办法。明朝的威德薄海内外，现在即使不能犁庭扫穴、俘虏单于，而在燕然山巅刻石记功，四郊多垒，用什么策略来洗雪耻辱呢？各位士子的家乡，多次被敌虏侵犯，其中一定有熟悉情况的人，请明白地告诉我。【防备敌虏】

中国不能与敌虏抗衡已经很久了，而现在尤为严重。其说法共有八条：一是聚散之势不相敌。大抵中国的常备兵，与敌虏控弦的骑兵，较量起来各可得三十多万。我们分散在九边，而敌虏长期聚集，所以是用九分兵力攻击我们一分兵力，这是不相敌的第一点。二是勇怯之实不相敌。敌虏便于骑马，战斗迅速，耐饥渴，上下驰逐如风，视死如归，而我们在这几方面都没有，这是不相敌的第二点。三是劳佚之形不相敌。敌虏靠我们的粮食，我们带着粮食去应对，不到三天就自己困乏，这是不相敌的第三点。四是骑步之力不相敌。我们虽然有骑兵，但不能疏行突阵而为骑阵，敌虏无所不冲，而我们无所不应，这是不相敌的第四点。五是攻守之机不相敌。敌虏既然侵入边境，扼守宣府、大同、蓟州、山西的要冲而居住，马头向东就东犯，向西就西犯，他们无所不攻，而我们无所不守，这是不相敌的第五点。六是客主之变不相敌。这是因为侦探不实而只严厉规定举烽不许讹传的命令，所以敌虏侵入后才举烽，举烽后兵才出，敌虏反而成了主人，而我们反而成了客人，他们能从容设伏来引诱我们，这是不相敌的第六点。七是专缓之计不相敌。敌虏从春到秋，上下日以入寇为计，从早到晚，他们的事不是战斗就是打猎，他们的专长不是骑马就是射箭。而我们的官吏士兵，却营营苟苟不担忧战斗而担忧妻子儿女，身为文武大帅的，不担忧外患而担忧内忧，又加上被文法簿书所牵制，熟习逢迎便辟，而希望他们能应对惩治大恶吗？这是不相敌的第七点。八是上下之情不相敌。奴酋想要入寇时，就召集各位台吉及牛鹿在野外用筷子在沙地上画计，计成上马顷刻间就决定，所以号令简易而军情不泄露。敌虏从主帅到战斗的士卒，没有贵贱之分，他们的嗜欲容易相通，而深沉的意图容易传达。我们的士卒对于

译偏将副将对于主将，武官对于文官，边疆大臣对于朝廷重臣，如同隔着九重宫门一样遥远。既然如此，又凭什么要求他们效力呢？充当敌人间谍的，原本是我们中国的百姓，却把我国的情报泄露给敌人；担任我国烽火台哨兵的，原本是我们中国的士兵，却把我国的情报泄露给敌人。这是第八个不利条件。所谓八个不利条件，考察得很清楚了。然而敌人终究不能对我们造成危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匈奴、突厥那样的敌人，是北方边境的强敌；而现在的敌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是女真、蒙古那样的敌人。所谓女真、蒙古那样的敌人是指什么呢？自从他们建国开始，领土就已经占据了中国的一半了。中国的百姓安于敌人的统治而不轻视他们，敌人安于中国的习俗而不感到痛苦。所以用中国人攻打中国人，敌人在战争中得以宽裕；用敌人供给敌人，敌人得以深入并长久居住。至于匈奴、突厥则不是这样，他们的嗜欲与中国不合，他们的居住习惯与中国不便适应。他们侵犯中国，是为了贪图中国的玉帛财货，而不一定非要占领土地；贪图中国的子女和技艺，而不一定非要统治百姓。匮乏时就到来，富足时就离开。月亮盈满壮盛时就进攻作战，月亮亏缺时就退兵。深入敌境就担心回不来，长久居住就担心生病。这就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支撑局面而稍微得以喘息的原因。如果不寻求我们战胜汉唐敌人的方法，而庆幸敌人还像匈奴、突厥那样，我认为中国的计策是偏颇的。士大夫主张和亲，武将主张征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那些不熟悉敌情的士大夫说：“敌人也是人罢了，他们的数量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郡。作战不胜就诛杀主将，防守不固就诛杀守臣，只要我们的法令得以施行，前方就没有抵挡不住敌人的理由。”熟悉敌情的武将说：“不是这样。敌人的战士勇猛超过我们三倍，他们的马匹力量超过我们十倍。试着让边境士兵每人单独与敌人较量，见到敌人而不腿软的，十个中没有一个；能与敌人角力并互相展示技艺的，百个中没有一个。士兵害怕敌人而不害怕将领，将领甘愿死于军法而不愿死于敌手，怎么能谈论作战呢？”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并不是能够发掘穰苴、孙膑、吴起的秘密，从九泉之下起用卫青、霍去病并与他们谋划策略的人。不过只是边疆大夫们所常知道的大致方略罢了，那就是：审察形势，严明赏罚，确定国家大政方针，重视将领的权力罢了。所谓审察形势，不敢远及秦代各边疆的情况，姑且说说近处的情形。宣府、大同的险要地势，与敌人共同拥有，那里的策略应当以战作为守；山西、蓟州、辽东的险要地势还掌握在我们手中，那里的策略应当以守作为战。以战作为守，并不是一定要作战。我们放弃小堡而合并到大堡，在堡中驻扎精锐士兵，储备干粮，选择将领统领他们，使他们不可攻克；同时选拔招募精锐骑兵，就像所谓的“百保鲜卑”那样，分别隶属于各位骁勇的将领，作为奇兵。有时打击敌人的抄掠部队，使他们不敢分散而轻视我们；有时袭击敌人的辎重，使他们不敢轻易靠近我们。然后多用间谍来离间他们的党羽，广泛招降诱降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十年之内，敌人大概就会远离了吧。以守作为战，并不是一定要坚守。敌人不入侵，就加固城墙、深挖壕沟，驻扎军队等待他们；敌人入侵了，就清理田野以疲劳他们的骑兵；田野清理完了，就坚守营垒以防备他们的进攻；营垒坚固了，就设置疑兵以迷惑他们的道路；道路被迷惑了，就严密部署军队尾随他们的撤退。这就是所谓的守道。如果不这样，而要求宣府、大同坚守，这是坐困；要求山西、蓟边作战，这是立败。所谓严明赏罚，其说法不仅仅是指严厉的惩罚。现在之所以不能严厉惩罚，是因为奖赏本来应当先行。古代带兵而严厉惩罚的，没有超过杨素的；统领将领而严厉惩罚的，没有超过汉武帝的。然而乐于做杨素士兵的，是乐于微小功劳也能被知晓；乐于做汉武帝将领的，是乐于万户侯、千金的爵位容易得到。所以严酷的惩罚是人们想要避免的，而奖赏能使人争夺；战事的危险是人们容易明白的，而奖赏能使人愚勇。现在国家对于违抗军令的法律很严厉，唯独所谓的奖赏，最高不过几十两银子。如今金吾、神武等卫的官职也时常授予，但不是用来赏赐强场（精锐部队）的人，而是用来赏赐细旃（文职或低级武职）的人罢了。而所谓的爵位，不能世代承袭。想要用这些来换取人们的死命，怎么可能呢？我认为君主应当在此用心，像宋太祖那样另设帛封桩库购买敌人首级，又不吝惜通侯世爵的赏赐，来等待天下那些自负才华而自喜的人。大概早晨奏报功劳，晚上就回报玺书，不要让苛刻的官吏拿着条文法令讥讽呵斥，然后再执行严酷的刑罚。让天下人有所极度渴望的东西来换取他们的生存，有所极度厌恶的东西来换取他们的死亡，那么不竭尽全力献给敌人的情况就很少了。所谓确定国家大政方针，朝廷下达求才的命令，人们可以推举所知之人，吏部依次任用他们。那些未被任用的人，人人都像是诸葛亮；而那些已被任用的人，处处都像是李元平。固然所用的人才不尽真实，而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不尽正确。没有看到成效就有所作为，那么议论的人就可以根据表象来诋毁他们；稍微打破常规有所请求，那么议论的人就可以根据常规来约束他们。我认为现在用人，从督抚以下，应当精简选拔；任用之后，就专精他们的职责，慢慢等待他们的成功。一切建议、指责，凡是属于烦琐言论的，内阁不令下达也可以。所谓重视将领的权力，现在督帅的委任不是不重，然而表面上显示重视，暗中却逼迫他们轻视。作为下属的，自一命之官就有奥主（背后操纵的人），喜怒哀乐，都害怕触犯怒意。这还只是平时而言罢了。敌人一旦入侵，督帅不能指挥大将，大将不能指挥偏将。甚至有命令下达而嘻笑发出，互相指目说：“这是朝廷的人罢了，不是你的主人。”所以我所说的重视，平时不从中制约，敌人到来就听任他们诛杀奖赏，敌人退去务必核实他们的情实罢了。凡是我对执事所说的，疏略宽泛，不能成为必胜的策略。日后倘若捐弃前箸而借

译我，还应当以根本的道理来进言，

译○豫教策

问：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学士大夫大抵都能谈论这一点。但没有比贾谊论述得更详尽的了。他的说法果真全都出自贾谊吗？夏商周三代以后，不能尽早对太子进行教育，所以他们的治理不如古代那样美好，也可以听到大概的情况吗？论述太子本分的，有温峤的《侍臣箴》和王褒的《太子二箴》；展示君主之道的，有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至于我朝太祖高皇帝以及成祖、宣宗、宪宗等各位皇帝，都编纂了一本书来给皇太子看。这些书的宗旨与《帝范》相同还是不同呢？当今皇上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确立太子以安定国家根本，天下人欢欣鼓舞，说我们的君主有继承人了。太子的出阁日期已经公布，但用来辅导、匡正、辅助太子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详备。各位考生请为我详细论述，希望能作为承华殿宝鉴的一小部分。【豫教】

自从贾谊所说“天下的命运悬于太子，太子的善行在于及早教育，以及选择左右近臣”，这话意味深长。虽然如此，并非从贾谊才开始。《尚书·尹诰》说：“一人成为善人，万邦因此安定”，这是讲根本；《易经·蒙卦》彖辞说：“蒙昧时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这是讲学习。只有《礼记》和《左传》中也有记载，其大略说：古代皇后怀孕七月就住进闲静的房间，所追求的声音不是礼乐，太师抱着瑟说“不熟练”；所品尝的味道不是正味，太宰靠着台阶说“不敢”，以此来等待王太子的降生，这就是所谓的胎教。出生后由太宰接见，由士人背负，官员斋戒肃穆、端正冠冕而在南郊拜见，这就是所谓的襁褓之教。能够行走站立了，就用礼仪引导他，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这就是所谓的童稚之教。稍大开始懂得男女之色，就在太学按年龄排序，教导他做臣子的道理，教导他做儿子的道理，教导他做晚辈的道理，不让他日后有放纵的行为。十八岁称为孟侯，孟侯是指在四方诸侯来朝见时，在郊外迎接，询问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让他日后有深居简出的悔恨。所以太子确立后就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到成年行冠礼后，就有记录过错的史官，撤去膳食的宰官，敢谏的鼓，盲人史官诵读诗歌，乐工诵读箴言谏辞，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言论。我私下认为，这些完备的官职，不是喜好浪费俸禄，不是想让他们与至尊的皇帝抗衡，是想让太子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逐渐磨砺他的品德。鸡鸣就起床，一天朝见三次，不是故意想让他劳累，是想让他习惯于勤奋。他与国人按年龄排序，不是故意想让他卑微，是想让他习惯于恭敬。从周朝末年，暴秦相继，君主不能完全实行三代教育太子的方法作为教育，太子也不能完全实行三代学习的方法作为学习。起初，子道缺失，跃龙之地（指太子位）有时危险；最终，君道缺失，飞龙之地（指皇帝位）有时亢奋过度。因此秦朝的胡亥，从赵高那里学习治狱，早上即位晚上就射人，望夷宫的祸乱就形成了。汉朝的戾太子，开设博望苑，交往宾客，多由异端进入，巫蛊之祸兴起，长安兵变，湖阴的祸乱就形成了。开皇年间，宠爱的儿子窥视嫡位，杨素进用，房陵王的地位不能保持到底。德宗末年，宦官王伾、王叔文进用，永贞之治受损。至于汉灵帝、唐康宗、唐僖帝末年，父亲是张让，母亲是赵忠，定策国老而门生天子，帝位被左貂（宦官）夺取，君主饮食起居由中涓（宦官）掌管，宦官势力加重，天下的大计就改变了。所以温峤的《侍臣箴》说：士人平等行礼以压低他们的私情，入学按年龄排序，言语称呼先生，不以贤能自夸，不以尊贵为荣，思念虞舜的蒸蒸向上，尊崇周文王的恭敬谨慎，摒弃那些奸佞阿谀之人，接纳那些光明正直之人，说的是太子职责所应当尽到的。王褒的《太子箴》说：不要说居于尊位，祸福没有门户，不要说亲近贤人，王道没有偏私，不要考虑开始，不要事先行动，减少再减少，保全也就保全，说的是太子的地位不容易居处。这两者，都是用来讲述为人臣子之道的。唐太宗制定《帝范》十二篇，则以君体为首，然后依次是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类，都是用来讲述为人君主之道的，灿烂完备。可惜他的言论教育详细而身教简略。承干作为储君却没有善终，高宗称帝却没有像样的帝业，是有原因的。明朝兴起，高皇帝刚确立皇太子，就建立大本堂让他居住，积聚武库七略的书籍，聚集天下的英俊耆老从容谈论经义，赐宴赋诗。最后采集经传格言，写成书叫《储君昭鉴录》，让他每天进讲，说：“你们务必引导他走正道，将来能胜任重任。”到了文皇帝，稍微扩充了他的书，增加高皇帝的谋略训诫，叫《文华宝鉴》，召皇太子授予他，说：“修身治人的要点都尽了，你们努力吧。”宣宗的《帝训》，共二十五篇，从君德开始到药饵结束。宪宗的《文华大训》，共四卷，进学、养德、厚伦、明治。总之，它们的命名与《帝范》相同，而篇章轨制与唐太宗不同。明德隆隆，继承三代了。自从青禁（指皇宫）的制度，在先朝不讲求，朱邸（指太子府）之间，仅仅等同于藩国，海内惶惶然好像无所瞻望。皇上即位之初元，就下诏确立皇太子，推恩海内。第二年，又公布出阁日期，以十岁奏闻，温文日新，岐嶷天纵，中外亿兆，臣庶都欢欣鼓舞，希望获得盛美，开启天下万世太平的根本，而草莽下臣，不胜私忧过计，认为太子的体统，储君接待群下的体统，没有比昭

译继任者不担心他不尊贵。担心他尊贵却没有承接前代君臣名分的依托。不担心名分不分明。担心名分分明却导致上下不通畅。现在虽然不能突然恢复古制，比如所谓拜师并依年龄排序学习，但也应该稍微采纳贞观至道时期的仪节。三师及宾客进见，一定要给予特殊的礼遇，在从容闲适之时，启发开导治国之道。其他僚属，也允许坐着侍奉讲读，反复陈述以穷尽他们的见解。所讲读的各种书籍，除了六经四子以及先朝的谋略训诫之外，另外命令儒臣编修六部职掌、当今时务，如财用困乏、民生艰难、武备长期废弛、士风日渐卑下，以及其他一切官吏弊端、国家祸害，分条附载，务必恳切直率，不必宏大深奥。君主时时考核询问，观察其进步与否，从而稍微在左右近臣中树立法度。至于负责教导劝诫的官员，一定要选拔清正刚直、通达明理、干练的人充任。不要急于追求文才藻饰以助长浮华，不要广泛征询以滋生浮躁竞争。宫内如保姆、太监，一定要委任年长之人，不要让少年看到美色而触犯未定之戒。服饰、器物、居所，一定要崇尚俭朴，不要让少年看到奇异之物而开启奢侈的端倪。天下的臣子，都是他的臣子，不要把执役仆从当作私人。天下的所有，都是他的所有，不要把庄田店宅当作私藏。太子遍知万类之情，却不显露其用处；地位在君主一人之下，却不废弃谦卑；内心无为，以坚守至正。唐虞三代的教化，关键就在于此。虽然如此，我私下忧虑过度，仍有不能停止的担忧。大概国家雍容和乐的政治，没有比宣德、弘治年间更兴盛的了。但到了后来，却对这两个朝代的末期颇不满意。那些出来扰乱宣德、弘治治世，如刘瑾、魏忠贤之流，正是宣德、弘治时期用来侍奉东宫的人。天启年间也是如此。现在六局丞郎以下，纵然没有合适的人选，能不预先为他们安排妥当吗？宁愿平庸而喜爱其敦厚，宁愿迟缓而喜爱其敏捷，宁愿愚钝无能而不必要求有技艺，宁愿目不识书而不必要求多识。这在于君主及辅弼大臣加以留意罢了。

译○从祀策

问：太庙举行时享，与文庙举行释奠，大概都有从祀的人。这难道也是出于报答功绩、尊崇道统的意思吗？这种礼制始于哪个朝代，增减由谁主导，大致的情况可以听听吗？国家对于典礼极为明备，先帝对此也极为关切。如今太庙从祀的大臣，自成祖以后就寥寥无几了，没听说有人提议增补。文庙两庑，自元代李氏以后也寥寥无几了，偶尔有人提议增补，直到今天仍未确定。这究竟是因为难找合适的人选呢，还是因为慎重对待典礼而不轻易举动呢？国家处于光明和谐、屡世安定的运势中，以崇尚德行、重视文教著称，却使得历代圣君没有大臣，孔门没有贤人，这实在令人羞愧而不被认可。各位士子熟读刻在玉石上的典籍，且从事祭祀之事已久，难道会说邹鲁之人不知道却不告知吗？【从祀】

太庙设有从祀，是说那些能够辅佐君主延续世间治统的人，以此来报答功绩；文庙设有从祀，是说那些能够辅佐圣人延续世间道统的人，也是以此来报答功绩。这种典制归礼部掌管，而议定由太常寺负责。即使是喜爱他们的人，也不能举荐无功之人的祭祀；怨恨他们的人，也不能废除应受祭祀者的功绩。这种礼制，君主实行它来厚待道德，并秉持公道。我曾读商朝盘庚的告诫说：“这次我隆重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一同受享。”又读到《洛诰》说：“记录功绩，以功绩作为大祀。”由此知道先王对其臣子的情意。又曾读《周礼》大司乐治理建国之学政，聚合全国子弟，凡是有道有德的人让他们教导，死后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由此知道先王对其老师的情意。生前在朝廷共享俸禄，死后在宗庙共享祭祀，君臣的体制就统一了。生前在此地继承教化，死后在此地配享祭祀，师生弟子的体制就统一了。礼制一旦确立，就没有人敢废除。礼制确立了，而在盛世却不完备，这是君子认为礼制的耻辱。礼制完备了，而世间没有相应的人来匹配，这是君子认为盛世的耻辱。

太庙设有从祀，其制度见于周代，而其议定详于高堂隆、任茂。大抵是用一代之臣，配享一代之君而已。到了唐代可考证的，从淮安靖王李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龄以下，到太尉李愬，共三十二人。到了宋代可考证的，从韩忠献王赵普、济阳忠武王曹彬以下，到丞相葛邲，共二十四人。其他朝代固然不断绝。金朝本是夷狄，尚且能举荐斜也、粘没喝、兀良哈、张浩等人的祭祀，何况不是金朝的呢？文庙设有从祀，其礼制起于汉代延光年间，而其议定定于唐代贞观年间。大抵是因为他们对圣经有功，而不必完全论及其人。所以贞观年的诏书，从左丘明、卜子夏以下，到范寗、贾逵，人大概有二十二位。宋代到元丰年间增加的是荀况、扬雄、韩愈。到淳祐年间增加的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到景定年间增加的是邵雍、司马光。其他朝代固然不乏其人。元朝本是荒蛮之虏，尚且能进董仲舒，而其人有许衡、吴澄来应和，何况不是元朝的呢？

明代典制，高皇帝初年，考虑没有用来昭示宣扬各位功臣功业的方法，建立太庙时首先议定以李韩公善长等六公，以及胡越公大海等人从享，最后韩公因嫌疑而死，六公也间或不能参与，等到永乐年间才确定。从中山王、开平王以下，到永义侯世杰，共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从文皇帝祭祀的，到洪熙年间才确定。文武大臣只有河间王玉、东平王能、宁国公真、荣国公广孝，二王二公而已。先帝在位时，对于宗庙大典，极为关切，首先上太祖徽号，以及追上文皇帝祖号，已经采纳礼官的建议，进诚意伯刘基从祀太祖，位在六王之下，而因为僧人的缘故斥退广孝，让他祭祀大兴隆寺，不久用翊国公勋的请求进其祖营国公英，天下人不因私怨而怪罪英，而因公义而庆幸基、广孝，认为英的功劳足以称颂。唯独仁宗、宣宗以后，寥寥无闻，这是过失。太平盛世，先重文德而后重武功，那么历代圣君的宏大继承，宣扬明治之道，难道不显著崇高吗？忍心让万世之后，说明朝有君而无臣，不能比肩唐高宗、宋真宗的末年吗？像杨文贞、李文达、商文毅、刘文靖、杨文忠那样贤能辅佐的，而不能从祀；蹇忠定、王忠肃、王端毅、马端肃那样贤能选拔官员的，而不能从祀；于肃愍那样贤能掌管枢机的，而不能从祀；张定典辅佐三次南下交阯，朱宣平永佩将印八次，都位居太师，掌握环卫，作为心腹爪牙，而不能从祀，为什么呢？这些人纵然不能与中山、开平等人相比，难道都出自世杰、真之下吗？我认为礼官、台臣应当一同提出建议，下达公卿大夫广泛议论，并精细核查，进用那些确实有功的人，不算过分。

高皇帝又考虑没有用来表扬我先师道统的方法，诏令革除天下神号，却唯独没有波及孔子，并且说所封爵位及各位从祀者，都保持原样。到正统年间增加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吴澄。先帝在位时，对于文庙大礼更加关切，凡两次释奠，幸临太学，爵位改王而为师，神位改像而为主，佾舞改八而为六。大概之前从祀者夺去了扬雄的位置，已经采纳辅臣的建议退去荀况、马融、刘向、贾逵、王弼、何休。

译戴圣、王肃、杜预、吴澄，罢去他们的祭祀；压制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而在乡学中祭祀他们；提拔王通、胡瑗、杨时、蔡元定。最后因为濮议的缘故，提拔欧阳修。天下人不因私怨诋毁欧阳修，而是因公义赞许王通等人，认为欧阳修的学问足以称颂。然而这些都是前代的儒者。至于明朝却唯独寥寥无几，这是过分了。治统与道统一同兴盛，历代圣君继承美德、宣扬教化，为何如此勤勉不懈怠呢？怎忍心让万世之后，认为明朝凭借功业而不凭借德行，以至于不能与元朝、明朝初年的风俗相比呢？

在嘉靖年间，进言的人请求将薛瑄（文清）列入从祀，会议几乎已经确定。有一两个阻挠的人，说薛瑄著作稀少，没有大的裨益。天子采纳了阻挠者的说法而驳回了请求。当今皇上初年，进言的人想要将王守仁（文成）、陈献章（检讨）列入祭祀，又下达给群臣商议。赞同薛瑄的十有八九，赞同王守仁、陈献章的十有二三，最终却没有确定。难道不是因为薛瑄经学行为淳厚完备，笃信守死，出处合乎道义，对圣门有功，王世贞（弇州）未曾不尊崇这些大儒，却因“道德事功”这一策略而被讲学之人视为头痛之事吗？至于王守仁，是因为他的“致知”学说而怀疑他过于聪慧；对于陈献章，是因为他的“主静”学说而怀疑他陷入寂灭。那些接近聪慧与寂灭的，是其流派的罪过，并非他们师说的本意。这三个人，纵然不能与二程、朱熹等同列，难道完全在胡瑗、杨时之下吗？

我认为礼官和台谏大臣，应当再次提出建议，让公卿大夫广泛议论，并仔细考核。提拔那些确实应当祭祀的人，并不过分。然而自从高祖以下的功臣，还有可说的。李景隆（韩公）辅佐开创基业，固然不亚于酇侯，虽然因嫌疑而死，皇帝尚且为他隐瞒。如果冯胜（宋公）辅佐大将军夺取中原，平定秦陇，招降纳哈出二十万军队；傅友德（颍公）跟随大将军夺取山东，他平定蜀地的功劳冠绝诸彻侯，开辟滇南二百年的土地。可惜他们最终在皇帝末年，遭遇革除之变，而没有得到举荐。他们的功勋本来与岐阳王相当，而儿子永义。纵然不能进入太庙祭祀，也应当在他们的家乡单独祭祀，隆重地追赠谥号，并录用他们的后代，不应该让子文的功勋，成为若敖氏的饿鬼。

那些在圣门被称为学者的人，如吴与弼（聘君）的耿介，胡居仁（布衣）的恭敬，魏校（恭简）的端正，罗伦（文毅）、罗洪先（文恭）的操守，似乎也可以在他们的家乡祭祀。现在魏校有专祀，而其他君子尚未完备，不可以依次举荐吗？

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先朝贬黜汉儒，严厉如斧钺。贬低汉儒，是为了尊崇宋儒，却不知道这使宋儒陷入背离根本的境地。这个论断很公正，即使是宋儒也不能驳倒。如果训诂之学不传，即使是明智如二程、朱子，又从哪里去解释经义呢？我认为像卢植、郑玄等人，恢复他们在学宫的祭祀；而刘向、吴澄等人，在家乡专祀，是可以的。

这种礼仪，我能说出来，即使您能听从，但议论的人未必同意。现在天下人难以确定典制，却容易议论人，为什么呢？因为遥远的人不能详知实情，而亲近的人心中有所疑虑。所以我才说，这种礼仪，君主实行它来厚待道德，而秉持它来维护公道。

译○国史策

问：史学有两家。左氏注重编年，而太史公创立纪传体。它们的得失大体相当。自从荀悦、袁宏这类人推崇左氏，班固、陈寿、范晔这类人继承司马氏以来，从陈寿、范晔到晋、南北朝，直到前朝，都尊崇司马氏的体例，而左氏的体例却寥寥无几。到了宋代，涑水先生（司马光）才开始大致效法左氏的体例，著成《通鉴》，旨在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罢了。

明朝开国以来，重大政事秘藏在金匮石室中，外人无法窥见。然而通过修史者的记载，代代有人撰写，他们的贤良与否各不相同，难道不会没有矛盾吗？国史和私家史书，难道可以相信并作为证据吗？我想采用班固在兰台修史的旧例，全部取出国史的藏书，让贤能且有才华的人主管此事，务必符合古人所说的“三长”（才、学、识）标准，然后才成书。宋代以后的事情，另外列为编年体，以续接涑水先生的《通鉴》，以备君主深夜阅览。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担当此任的人？我不才，请求借助各位君子，来观察倚相（古代史官）的遗绪。【国史】

我曾经读《文中子》的书，说：“史学的弊病，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载繁杂而志要简略。”我又常常感叹他这话失之偏颇。经典中有不必详细记载的，而史书中有不必简略志要的。孔子作《春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伦理得以彰显，中国、夷狄、君子、小人的界限得以判明。大概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千万世都以此为准则，所以经典不敢续写，也没有必要续写。至于史书则不然。一代缺失，那一代的痕迹就模糊不清了；一个郡国缺失，那一郡国的痕迹就模糊不清了。贤者不幸而不被彰显其德行，不肖者侥幸而不被揭露其恶行。所以三代并非没有史官，周朝衰微，天子的史官不在周，而寄寓在齐、晋的盟主那里。盟主衰微，又分散寄寓在各国。各国自修史书，个人自执笔。到了秦朝，专任吏治，排斥百家，史书也随着焚书之火而毁灭了。五帝的事迹，若有若无；三王的事迹，若存若亡。这不是史官的过错，是秦始皇造成的。

您试着进用执笔的文士，用史书来质问他们。他们谈论三代，有不尊崇《尚书》的吗？然而除了舜、禹、汤、武以及桀、纣之外，有能详细列举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事迹来回答的吗？周朝末年，有不尊崇《春秋》的吗？然而除了桓公、文公以上，有能详细列举宣王、平王、共和年间事迹的吗？两汉以后，有不把晋、齐的稗官野史，六朝的芜杂记载，唐书的期期艾艾，宋史的芜杂，以及辽、金、元三朝的秽乱，都视为史料的吗？然而一展开书卷，一千六百年的人物仿佛新近发生，他们的踪迹仿佛罗列眼前。这就是史书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

我不是说晋朝、六季、唐、宋以下的人善于修史，而是说修史有它的地位。大凡天下谈论史学的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左氏最为杰出；一类是纪传体，司马氏最为杰出。左氏的始末在于事，司马氏的始末在于人。重在事，就受限于事，而不能旁及于人，苦于简略而不能周遍；重在人，就受限于人，其事不能没有重复出现而互相参看，苦于繁杂而不能穷尽。所以效法左氏以备一时阅览，效法司马氏以成一代之业，可以兼有而不可偏废。

自从汉献帝命令荀悦约略班固《汉书》的文字而采用左氏体例，共三十篇，称为《汉纪》，而袁宏又作《东汉纪》，也是三十篇，他们的文辞华实大体相当，后世颇加称述。而其他如张璠、孙盛、于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龟从等人，有的叫《春秋》，有的叫《纪》，有的叫《略》，有的叫《志》，有的叫《历》，大都是依据这两部《纪》而著书。您说左氏体例寥寥无几，是不对的，只是他们的书大多散佚不传罢了。

继承司马氏而兴盛的人，没有比得上班固的，而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也是次一等的。大都是像司马氏那样而稍变其体例，或者不能完备表志如陈寿那样。从此以后，奉君主之命撰写的，则有房玄龄等人修《晋书》，沈约修《宋书》，萧子显修《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收修《魏书》，令狐德棻等人修《周书》，魏征等人修《隋书》，刘昫等人及欧阳修、宋祁先后修《唐书》，卢多逊等人修《五代史》，欧阳玄等人修《宋史》《辽史》《金史》等。自行撰写的，则有伏无忌、刘珍、蔡邕作《东观汉记》，谢承作《后汉书》，华峤作《后汉书》，张勃作《吴录》，何法盛作《晋中兴书》，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何承天、徐衍作《宋书》，邓彦海作《代记》，李百药作《北齐书》等。欧阳修撰《新唐书》，而刘昫的《旧五代史》被废，卢多逊的著作被废，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文采吧。

继承左氏体例的，是宋代涑水先生司马光，他喜好修史，而在熙宁、元丰年间，不胜其爱君之心，编纂《资治通鉴》进呈皇帝。从周威烈王到后周世宗，对于治体没有关系的，宁可删去正史而不记载；有所裨益的，则旁采异书而不废弃。虽然其繁简不能超越时代而自成法度，但世主称其为良史。

明朝兴起，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超越百代，而在史学上为何如此湮没不振呢？金匮石室的秘藏，推测不是草野之人所能听闻的，但往往在士大夫中传闻：在革除（建文帝）和靖难（明成祖）之际，史笔不能没有曲笔和隐讳。投降者被美化其知义，抗节者被诬蔑其乞哀。乃至英宗、宪宗、孝宗之际，秉笔如椽的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往往狂妄臆断，刘忠宣等人皆遭受他们的贬低议论，然而世人最终并不相信。一个人，各代评价其贤否不同；一件事，各人评价其是非不同。甚至有人在仁孝的故里指责供给不足，诋毁平定叛乱的功臣掠夺金帛。

译将依据什么来取舍呢？野史大概有几十上百种。在朝中的史官，因私怨而抹杀公正的是非，放纵私意而欺骗世人，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野的史官，听信一时的传闻就当作亲眼所见，相信他人的口述就用来作为笔述，因此又不可信。即使是世系变迁尚且有讹误，家谱稍微完备些，也不过记载生卒、世系、变迁和履历罢了。总之，没有不是阿谀墓主的人，篡改事实的是非，略去他人的美德而归功自己，因此又不可信。我因此不自量力，趁着您询问的机会提出请求。班固继承父亲的遗业，仇家以私修史书为由弹劾他，于是章帝更加拿出秘藏的书册，在兰台提供笔墨纸砚，让他继续完成史书。在献帝时代，天下战乱不断，尚且能命令荀悦编修《汉纪》。何况当今圣明的天子秉持睿智，顺应昌隆的国运，每天用文教来治理天下，而公卿大夫都精通《尚书》《周易》等经典呢？如果一旦全部打开金匮石室中秘藏的书册，抄录副本交给执笔修史的臣子，再加上各郡国的志书记载，以及前面所说的野史家谱中可采纳的内容，让公平广博的士人，权衡其中的是非，让文雅古朴的人才，润色其中的辞章。会典所编纂的，星官所职掌的，六部尚书的旧档，可以写成书，可以写成志，可以写成表，那么我大明一朝的史业，应当不会逊色于西汉了。那些体例稍显重大，且有益于治国之道的事情，现在也有《宋元通鉴》，但又能比得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吗？或者从赵宋开始直到前朝，采用《左传》的体例，而达到司马光那样的忠诚，征引文献更加详实，严厉删减杂乱的内容，合成所谓的《通鉴》进呈。让各位儒生在闲暇时得以进读，而龙椅上的君主，在深夜回视清明的目光，其益处绝非浅薄。有人说众人的力量容易成功，然而见解杂乱而文辞不驯服；独自修史不容易，然而志向专一而体例不杂乱。所以《左传》、司马迁、班固、陈寿与范晔，不是晋唐与宋代的史家可以比拟的。欧阳修修《五代史》而流传，修《新唐书》而不流传，没有别的，就是众人合作与独自修史的差异。所谓独自修史，您难道也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人吗？我认为天下很大，不敢断言没有人。所以我仍然想效法司马迁，私下认为他对《春秋》孔氏的文字，训诂《尚书》《家语》而加以节略，认为不恰当。又因为生不逢时，遇到《左传》，所以他在叙述《春秋》诸世家时错漏而不详细。喜欢抒发自己的意见，所以对于刺客、游侠、货殖、幸进之类的人，广泛采录而不忍心排斥。如果有谁能删节其凡例，从伏羲、黄帝以下，直到今天，形成一家之言，藏在名山大河之中，我甚至愿意为他执鞭，终身追随。您不要认为这是迂腐吧。

译先生曾说：司马迁如果再生，也写不出《史记》了，因为所搜集的材料不如古代丰富。确实如此。然而（王世贞）文风简洁而详尽明白，没有多余的言辞，没有晦涩的事理，弇州先生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可惜他未能完成这部书。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三十五完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三十六

华亭人宋征璧字尚木、陈子龙字卧子、徐孚远字闇公、周立勋字勒卣选辑

杜延祁字清宰参阅

刘侍御集（杂著） 王奉常集（策论）

刘侍御集（杂著）

刘凤

◆杂著

记任公事迹

将议

○记任公事迹【抵御倭寇】

任公名环，字应干，山西长治人。在嘉靖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又过了九年担任苏州府丞。他豪爽豁达，廉洁勇武，仁爱宽恕，处理事务都出于真诚笃实，不追求世俗的名声。人们认为温和亲切是专门施恩惠，而任公则是随心而行。第二年即壬子年闰三月，才开始传来倭寇警报。当时太平已久，军队突然兴起，远近震骇。任公率领众人抵御倭寇于宝山洋，卫尉张冶率领五十名披甲士兵作为前锋，杀了一名贼人，有人横刺过去，贼众溃败逃跑，任公大声喝止他们却没能阻止。他说：“士兵没有训练，本来不能要求他们拼死作战。”第二天再次出战，独自向前搏击贼寇，贼人惊愕不敢动弹，对峙了几天，贼寇暗中逃遁离去，追赶不及。四月，贼寇又侵犯太仓，蔡中丞急忙奉命赶来，然而士兵望风而逃，于是进入城中防守。恰逢有流言，蔡中丞便去了苏州，发公文让任公讨伐贼寇，拨给士兵三百人，都是新招募的。任公告诫他们必死无疑，没有退路，没有与家人诀别，写了信托付家人后就出发了。亲自穿戴铠甲上阵，士兵被任公激励，没有敢不听从的。只是贼寇锋芒锐利，势力不相敌，屡次交战常常退缩，这样贼寇就无法掠夺，但贼寇也忌惮而不敢放肆。任公跟随贼寇，随着他们的动向设置防御，穿着破旧衣服，踩着草鞋，与士兵混杂行走，淋着雨水，直到天黑也不休息住宿，靠在草丛中啃干粮、喝水，共同承受劳苦。并且用古代的义烈事迹开导勉励他们，所以士兵于是打消了退缩之心，与任公同生共死了。贼寇暗中出没，任公夜间追赶他们，出现在他们的前后。厨师佩欲为了救任公，曾经穿着任公的衣服，骑马奔驰，所以贼寇不知道攻击谁。任公曾经掉进沟中，贼寇经过却不知道，躲藏到天亮，士兵才循着踪迹找到他。又遇到贼寇，箭像刺猬的刺一样密集，士兵拼死护卫任公，也受了伤。士兵抬着他奔向水边，桥梁已经撤去一丈多，他跳过去。追赶紧迫，佩欲留下来抵御贼寇，死了，任公才得以脱险。任公已经找到了佩欲的首级，为他流泪并亲自祭奠。任公生病，还勉强起身巡视营垒。众人怜悯任公的壮烈气概，有人上奏他的情况，使者发公文让任公回郡。七月，贼寇萧显等攻陷上海，从吴淞出海，战船拦截他们没能成功。之前用五百人占据南沙，又发公文让任公率领解明道的士兵前往攻击，恰逢新来的贼寇到达，势力强大，一起防守他们。到十二月，任命将领汤克宽来讨伐，汤克宽虽然是世袭将领但骄傲轻敌，士兵是客军与当地人不协调，把他们驱赶进贼寇的埋伏中而失败，损失上千人。任公怨恨汤克宽不值得与他谋划，独自率领所部坚守壁垒，切断贼寇的归路。到了除夕，任公去祝贺后返回，贼寇于是趁机突围逃跑。第二年癸丑年五日，逼近嘉定城下，正值浙江使者命令副将卢镗前往救援，任公也因之前的功劳，提升官职统领四郡的军事。与卢镗夹攻，以举火为信号，贼寇出来掠夺，四面进军，士兵拼死作战，大杀贼寇，贼寇逃跑。担心士兵因为财物留恋而不尽力，全部烧毁了他们的重物，追到青村，贼寇进入堡垒防守，计算可以必定取胜，恰逢大雨，又得以像野猪一样冲出去。上海被围攻紧急，任公用三百轻装士兵，以及八十名僧人追踪他们，在五里桥习家坟击败了他们，又联合卢镗袭击他们的大本营，攻破它。另外驻扎在其他地方的贼寇，任公都分派军队袭击他们，而自身与董邦政，以及汤克宽在华亭会合，设下埋伏在城下击败贼寇，贼寇于是逃往浙江。不久贼寇遍布内地，任公跳跃驱驰到常熟，与其县令设置桨械防备要冲，暗中出兵抵御击退他们，又用兵力救援昆山，而自身从小路到达太仓，那么毛家、葛隆各屯的贼寇都聚集在城下，三面整治攻城器具，有必定屠杀的意思，清除道路侦察瞭望，群丑坐着铠甲断绝声援，用百人攻门，冲梯、隧道、肉搏登城，任公率领死士挥舞利刃砍杀他们，连续发射箭矢刺碎他们的头，箭石交下，互相杀伤很多，又放下士兵突然向前，贼寇气势受挫，丢弃武器逃跑，起初认为我们容易对付，城池可以早晚攻下，至此才开始畏惧恐慌，不敢攀爬我们的城墙。六月，贼寇三支从柘林分路逼近郡城，当时青兵连续作战颇有斩获，后来梁凤率领真仪兵覆没，长兵利刃，都被贼寇得到，借以攻击我们，督将万表又遭遇失败，损失惨重，势力于是大张。百姓逃避无处可去，号哭震动野外，焚烧掠夺惨不忍睹，城门不敢打开，拥塞践踏，登上城墙的人望着叹息，攀爬上去的人又被绳子吊断而坠落，任公恰好从真义回来，说：“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即使有侦察间谍，我在有什么可担心的？”亲自出来开门，命令男女按顺序进入，并且检查他们，贼寇暗中潜入，就捆绑审讯，贼寇惊恐认为他是神人，几天所救活的约有数万人，又用鲜明的道兵出击奋力作战，贼寇退入太湖，吴江兵用小船拦截他们，于是丢弃所获引诱我们，因此得以逃脱。从平望去，任公又因功劳提升官职为参藩，再次处理事务。甲寅年正月，贼寇攻陷崇德，又从平望进入，任公用沙上的士兵列阵在沼泽地想要截断他们没能成功，恰逢吴江防守已经坚固，于是离去。四日，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