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二

译爵位、荫庇惠及子孙，恩宠赏赐超过限度，实在难以承受。只是近年文职官员的功荫，多因宦官妄图邀恩，一律普及。滥授者众多，不敢独自推辞，以免触犯时忌，心中明知不合道义，却无法辞拒。如今仰遵明诏，一体查革，臣等恳请自今以后，内外文臣若真能身兼将相、功业显著者，朝廷欲加殊恩，难道没有别的常典？不必借以武职荫庇，以招致清议非议。这实足以激励士大夫廉洁安定的节操，足以使边庭将士心服。

再查正德元年以来，各衙门缉获妖言、强盗，并非临阵对敌，所有因此升授职役者，已经遵照诏旨，全部查革。臣等访得天顺、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挥门达、袁斌、朱骥等人提督缉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才汇总奏报一次。其间确实积有年劳、获有奇功者，由该部查勘属实，分别等第奏请升赏。然而升迁者不过五七人，最多十人而已。其赏赐者，或用布绢，或用钞锭。无功者尚且责打黜退、当差。此后因其拿获妖言可升袭一辈的惯例，于是人人竞贪功劳，大肆罗织罪名。所获妖言、强盗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的诏书，痛欲禁革此弊，当时已有滥觞之渐。

及至正德元年，锦衣卫指挥赵鉴、叶广，东厂太监王岳、郑旺，各官一时更替，数月之内，将办事官员四次奏请升迁。正德二年，又再次汇总奏报。当时已经由该部参奏议论。逐渐到近年以来，奸佞幸臣用事，厂卫专权，无赖之徒如鳞集蚁附，创设西厂，复立内刑，办事人员日益增多，获功奏报逐渐频繁。起初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后来一年一奏，或一年两奏，遂有年终汇总奏报之名。往往以妖言为首，夸大贼情，无非是牵强附会的言辞，联署姓名，不辨获功数量，含糊奏请，朦胧拟升。奏一人则升一人，奏百人则升百人。以致市井庸俗之辈，不到一个早晨便立升朝籍；权门仆役，不过数年便骤至显贵。且其伪造妖书，暗中设陷，买通番邦之手，诬执平民，加以酷法惨刑，煅炼成狱。凡经厂卫奏送至法司，无人敢平反冤狱，冤魂塞路，上干天和，凡有人心者，言之愤结。

况且弘治元年，奉有孝宗皇帝圣旨：以后拿获妖言者不升官，只照成化十四年例给赏。纶音具在，所当万世遵行。不知该部何所稽凭，竟将妖言升职。方今圣明在上，妖孽自不能兴，况且律有明条，不须另开赏格。但辇毂之下，畿甸之广，盗贼窃发，难保必无。以后合无每年年终汇总奏报，只将获过强盗的起数题送兵部附卷，定为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满方将各人在各年之内获过强盗多少，分为等第，查奏升赏。然而每升不过十人，给赏不限名数。已升者仍依旧例，不得再升。其汇总奏报获过盗贼的起数，不许仍前混开，务要某人拿获某贼，或某人为首，某人为从，明白开具日月地方。其有贼势众凶，登时拿获，功出寻常者，兵部实时奏请定夺。汇总奏报之时，仍须开报。如此则人人思建实功，官无滥授，狱无冤民，而盗贼亦不至猖獗矣。

再查五府、锦衣卫之设立，一则管辖兵马，一则专掌宿卫。掌务之职，或以流官，或由推举，盖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袭，所以对待武臣之大有勋劳、超出羣类者也。然而亦惟武臣之冑，而它途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且严矣。近年以来，乃有不繇武冑，杂然并进。大抵非嬖幸冒功之徒，即技艺希恩之属，遂使国家以赏功之典，为施恩之具。不惟加诸其身，而又使之世袭。使边庭効命之士扼腕不平，祖宗法度之所以渐更，朝廷纪纲之所以大坏，府库之所以耗斁，仓廪之所以空虚，生民之所以困苦，盗贼之所以繁兴，灾异之所以迭见，未必不由此也。

译臣等听说，周朝太宰以九种职事分配给万民，其中首要的是农业；大司徒在邦国都鄙颁布职事以登记万民，其中第一项是耕种。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大概没有不重视土地和农民的。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核查天下官民田土，征收租粮，都有定额。于是下令山东、河南地方的额外荒地，任凭百姓尽力开垦，永远不征税。到我宣宗皇帝时，又下令北直隶地方，比照圣祖山东、河南的先例，民间新开垦的荒田，不论多少，永远不征税。到正统六年，则下令北直隶开垦的荒田，从轻征税。这实际上与祖宗之法略有违背。到景皇帝时，随即恢复洪武旧例，再次不许额外丈量征税，至今应当遵行。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北方土地平坦广阔，中间大半是盐碱贫瘠之地，芦苇沼泽之处，而且地形大多低洼，一旦遇到几天下雨，就形成淹没。不必等到长时间的大雨，就有损害庄稼的痛苦。祖宗列圣大概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永远不征税的条例，有不许额外丈量的禁令。因此北方百姓，即使有水灾伤害，还能随处耕种以补助粮差，不至于坐困衣食。

然而近年以来，权幸亲昵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擅自违背条例奏讨，将畿甸州县百姓奉例开垦的永业，指为无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于是公私庄田，跨越乡邑，小民恒产，逐年逐月被削减，以至于原本定额征粮、养马、产盐、入跕之地，也一并混夺。权势横行，无处控诉。产业既失，粮税犹存，徭役苦于合并充任，粮草困于重复缴纳，饥寒愁苦，日益无聊，辗转流亡，没有止境。以至于强横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那些巧诈的人则或投充势家庄头、家人的名目，借助其势力转而成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户、陵户、勇士、校尉等籍，脱免徭役，以加重困顿敦本之人。凡是那些逼迫民命、竭尽民膏血的事，百孔千疮，不能枚举。

臣等查得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曾有过。只有天顺八年，将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吉祥抄没的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其地原额一十顷一十三亩，起初吉祥占过军民地二十四顷八十七亩，共三十五顷立庄，这次查勘又占过民地四十顷，现在共七十五顷，这是宫闱庄田的开始，而数十年间，侵占的数量，超过原额已十倍了。举这一处，其他可知。

到成化年间，只增加宝坻县王甫营庄田一处，原系会州卫草场；弘治年间，只增加丰润、新城、雄县庄田三处。到弘治十八年十月，即孝庙升遐之后，先帝践祚之初，一月之间，建立皇庄七处：曰大兴县十里铺皇庄，曰大王庄皇庄，曰深沟儿皇庄，曰高密店皇庄，曰石婆婆营皇庄，曰六里屯皇庄，曰土城庄皇庄。自此之后，设立渐多，而皇庄之名始著。

在昌平州，则有苏家口皇庄；在三河县，则有白塔皇庄；在真定府宁晋县，则有铺头村皇庄、大刘村皇庄；在隆平县，则有大灰窑皇庄；在新河县，则有仙汪庄皇庄；在南宫县，则有南庄村皇庄，这都是正德元年所设的。又东安县则有南葛里皇庄，宝坻县则有李子沽皇庄，通州则有神树皇庄，武清县则有灰蜗口皇庄、王庆坨皇庄，静海县则有四当口皇庄，这都是正德二年所设的。

到正德四年，则立大兴县三里河皇庄二处；正德五年，则立六里屯皇庄一处；正德七年，立武清县尹儿湾、大直沽皇庄二处；正德八年，则立昌平州楼子村皇庄，静海县卫河两岸皇庄，青县孙儿庄皇庄，保定府安州骟马庙皇庄，清苑县阎庄社皇庄；正德九年，则又立安肃县龙花社皇庄。数年之间设立皇庄如此之多，共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

然而皇庄既立，则有管理的太监，有奏带的旗校，有跟随的名下，每处动辄三四十人。起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都是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涉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权奸用事，朝政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则驾搭桥梁，则擅立关隘，则出给票帖，则私刻关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邻近地土，则

译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设立皇庄，所以大为民害者，在此等也。输之宫闱者，曾无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盖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繇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到骨。向使此弊不革，将见数十年后，人民离散，土地日蹙，盗贼蜂起，奸雄借口，不知朝廷何以为国。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

兹者幸遇皇上天纵仁智，入继大统，曩在潜邸，巳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乃者复采大臣议，委臣等以查勘前项地土，草莱之下，始得脱水火而就袵席矣。但伏阅读勑旨，犹有曰“系皇庄者解部类进”。臣等窃有疑焉。然未经查勘之前，臣等虽知其害，而不知创设之繇、为害之实，不敢冒为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沥，实出见闻之真，陛下固当恻然于中，亟图所以处之矣。而况陛下聪明广览，盖巳先得于龙潜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谆谆者乎？

孟子曰：“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闱、慈闱、四宫者乎？祖宗以来，宫闱一切供用，自有成规。况九重之内，锦衣玉食，何欲不遂？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亩之业，辱宫壸之贵，杂于闾阎，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世也哉？

且自古人君未尝有此。汉宣帝尝以池中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元帝尝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未闻占民地土，以为皇庄也。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壤盐法，则以所贩之盐名为“皇盐”。即此三言，足以传笑天下，贻讥后世，甚非臣等所望于陛下者也。

译查勘功臣田土疏【功臣田土】

查得洪武初年，凡是公侯、驸马、伯爵的俸禄米，都给予官田，让他们根据原定官粮和私租的数量，依照主佃的分成比例收取。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命令公侯伯都给予俸禄米，按功劳确定数额，旧时赏赐的田地归还官府。私下认为，洪武初年，乃是圣祖刚刚平定天下，在经历百战之后，海内人口几乎死伤殆尽，土地却相对富余。那时被封为公侯伯的人，又都是辅佐圣运、佐助帝业的开国元勋，与如今因外戚恩泽而受封拜的人，有着天壤之别。况且用富余的土地赏赐有功之臣，对于圣祖来说，应当是大片划分土地以施予恩赏，也没有不给予的道理。为何在给予俸禄之后，却急切地命令将原赐的田土归还官府？实在是因为土地是农业所依赖的根本，确实是国家的大本，也是君主赖以治国的基础。古代拥有田禄的人，各自食用自己田地的产出作为世袭俸禄；如今既然官府已经给予俸禄，为何又给予田地？这是重复支出且超过制度了，这正是圣祖的本意。本朝功臣的世袭俸禄，数额很少，不得不给予庄田作为赡养家业的来源，这也是事势使然。然而功臣之中，功勋卓著的人，至今仍有庄田，不过只有几户。臣等查得这些产业已经确定，侵占的情况也较少。只是近年来，皇亲侯伯凭借宠幸，奏请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而朝廷眷顾优待，赏赐没有节制。他们所获赐的土地，多是接受奸民投献，将民间的产业夺取据为己有。例如庆阳伯接受奸民李政等人的投献，奏请索取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土地五千四百多顷；例如长宁伯接受奸民魏忠等人的投献，奏请索取景州、东光等县土地一千九百多顷；例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接受奸民马仲名等人的投献，奏请索取沧州、静海县土地六千五百多顷。以至于受害的百姓，诉讼多年，流离失所，严重损害国家体面，极大失去民心。现在臣等仰遵圣旨，既然已经退给清楚明白，恳请陛下特别敕令有关部门，除了功臣家外，将历代皇亲侯伯受赐的庄田，根据臣等勘报的文册，通融考量数额多少，此议符合情理与法度，定为适中制度，酌情给予赡养。那些过多的部分，全部裁减以归还官府。要使恩泽适度均衡，将来可以持续。不然的话，国家万万年无尽的基业，皇亲驸马日益增加，彼此援引成例，争相希求恩宠，必定想要各自满足愿望，即使把京郊地区的田地全部割让，也有所不够。这难道可以不为国家长远考虑吗？

请处置青羊山胁从居民疏【区处乱民

自古盗贼起事作乱，常常倚仗地势险要，作为巢穴。好比山中聚集豺狼，沼泽汇聚蛇龙，这是常理。只是官府用人得当，控制有方，稍有萌动，就禁止捕捉，不使其蔓延，大概可以避免大患。如今青羊山贼的首恶凶党已经被擒获，必须戴枷押送京师，在宫阙下献俘，明正典刑，以彰显国家大法。但是招收的胁从男女，大约不下两千多人，难以羁縻控制，应当迅速妥善安置。寇盗众多，容易剿治却难以安插。如今的计策，想要迁移安置到平地，则担心没有赡养的资金，而官府供给粮食，绝非长久之计。想要安置在原地，则仍有险阻可以倚仗，而根株不除，难免将来有祸患。臣愚昧地希望特别降下圣旨，命令派遣去的给事中会同新任巡抚都御史王应鹏，亲自来到这座山，遍览形势，凡是旧日盗贼盘踞的岩谷险峻之处，可以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削平险阻使之平坦。随即选派干练官员，召集丁夫，开山斩木，务必使道路纵横，人马可以通行全山。那么对于收降的人，仍让他们依山就近居住，编为甲伍，照旧缴纳粮税、承担差役。大概这样容易安定，这才是好策略。如果确实山险难以开辟，前项胁从党羽，不可再让他们入山，恐怕遗留日后的祸患。那么就应当审量地方宽窄，踏勘田亩多少，选择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作为防御。大的设立一个千户所，小的设立两三个巡检司，控制扼守要害，长年戍守，作为百年无事的计策。如果可以设立千户所，那么将山间征粮的田地，按亩从宽征收赋税，给予该所官军依山屯种。却将附近卫所的屯田抵兑，酌情考量数目，略像井田制度，分授收降人户，每人田地若干，随处安插耕种，使他们成为永远的世业。官府仍酌情赈济借贷，作为房屋、牛种的费用。如果设立巡检司，那么将附近州县民间抛荒的土地分给耕种，不许征收粮税。如果一处不够分配，就分散安置到各县地方，造册编管。仍将山间田地，招募有力无田的人，充任该司弓兵。这两项安置办法，似乎可行。然而因时制宜，可否裁度，又在敕使抚臣从长谋划，为国家善计，不是臣愚昧所能预先判断的。

请复旧规令兵部季报方面武臣揭帖【选任武臣】

节该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钦奉孝宗皇帝圣旨：两京五府各营，及亲军卫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镇守、分守、守备方面的武职官员姓名履历，兵部按季度开写进来，以便观览，钦此。及查得正德十年春季的揭帖，尚存本科，以后不知是谁废除的，迄今不

译再次举行，臣等私下观察，选拔将领、任用人才，是军国的大事；进用贤能、罢黜不肖，是君主的大权。在这件事上如果不加留意，那么公正的舆论就无处归依，而由此产生的祸患，大概有说不尽的了。

正德年间，权贵宠臣当权，执政大臣暗中拱手听命，凡是推举京营、边镇的一切大小将官，没有不靠贿赂来成功的。各地的金银财宝，堆积在京城，权臣的门庭，交易频繁如市场。朝廷被他们蒙蔽，有关部门只务求顺从。遇到有空缺职位，故意拖延搁置，直到请托疏通完毕，才上奏任命填补。金钱势力在宫廷中横行，靠贿赂得官的将领在边疆接连不断。因此剥削军士，使他们困苦得无法生活；侵吞盗取钱粮，虚耗至今难以恢复。至于无功受赏、有罪逃罚，蔑视废弃法度，玷污滥授名位，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陛下即位之初，一切积弊，几乎全部革除，百事更新。八九年来，圣心天赋卓越，圣学日益精进，万世太平的基础，正在于今日。臣等忝居谏官之位，参与军事政务，私下见到皇上屡次降下敕旨，整顿告诫内外臣工，慎重对待地方长官，良法美意，层出不穷，为宗庙社稷做长远打算的，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只是选拔任用武臣这一件事，臣等尚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况且近年举用内外一两位武臣，也有未能完全符合公议的情况，那么攀附请托的门路，似乎没有完全堵塞，而侥幸之风，渐渐不可助长。

大概陛下在简拔任用之际，不过只凭兵部注拟，而他们经历的详细情况，没有参考依据来考察其实情。所依据的兵部进呈御览的揭帖，是先朝的法典，不能随意废除。请求敕令兵部查照先年钦奉的事理，将两京五府各营，以及亲军卫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镇守、分守、守备方面的武职官员姓名履历，仍增加籍贯、年龄，以及曾经大臣、抚按官荐举、纠劾，摘取紧要的贤否评语，详细列项，分类造册，做成揭帖一样的两本，一本进呈御览，一本留在兵部收存。每季在孟月（季月）初一派官员送到兵部，次日早朝，兵部掌印官到御前，与六科旨意题本一同上奏进呈。恳请留在御案，遇到各项员缺推举填补，就赐阅一遍，那么他们人品优劣、历任深浅，可以按册而知，实在足以辅助圣明于万一。

译关于处置下场马匹的奏疏【马政】

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军事的大用在于马匹。古今以来，牧马的政策，在史册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已经历了好几次变革。我朝永乐年间以后，锦衣卫、旗手卫等三十个卫所，以及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等各营，都设置了草场，在顺天府、保定府等府的宛平县、大兴县等地，放牧操练用的马匹。每年春末夏初，各营的马匹，除了按规定留存在营听候使用的外，其余的由兵部推举一名坐营官，请皇帝颁发敕令管领，到草场放牧，到九月底回营。又奏请派遣科道官进行查验。凡是马匹倒死、官军逃亡的，领敕官按月造册上报。如果有收受贿赂、买通闲人，不认真提督，导致马匹瘦弱受损的，查验官据实参奏。这样的立法，不能说不是完善。

无奈各草场的土地，靠近京城，历朝以来，屡次被内外有权势的人，趁时机妄自指认奏讨，奸人捏造借口投献，大多开垦耕种，侵吞占夺，原有的草场十之八九已经丧失。朝廷屡次有禁令，但弊端因循成习，终究难以整顿。弘治年间，于是命令给事中、御史以及户部、兵部的委官清查各卫草场，有草未开垦的地方，仍旧放牧；已经开垦成田的，按亩征收银两，解送兵部，转发太仆寺暂存库房，听候购买马匹。那么草场开垦成田，原有额数的丧失，旧规的废弛，朝廷本来是知道的。虽然下场放牧的命令，每年都在执行，但考察牧马的实际，不过是存留放牧的名义罢了。

况且古人养马，一定要适应饥渴的适宜，一定要顺应劳逸的节度，一定要辨别寒温的时节。在牧场有遮蔽风雨的棚舍，在马厩有拴马的木栏。所以国家的马匹繁盛，像云锦一样成群。现在各草场，除了耕垦之外，可以放牧的地方很少，低洼的地方，又积水成为湖泊沼泽，漫生芦苇，人马都不能靠近。又没有庐舍可以栖息，没有马厩棚舍可以遮蔽。马不免要买草来喂，人不免要携带粮食跟随。常年下场放牧的马，不过三五千匹，而一次往返，倒死的必然很多。军士贫困艰难，逃亡相继。遇到查验时才聚集，查验完毕就随即散归。虽然有下场的名义，却完全没有放牧的实际。法令到了这种地步，弊端难以驱除，这是臣日夜痛心，惭愧不能提出远大长久的谋划，可以仰助国家监牧政令的原因。然而又怎敢用虚饰的言辞隐瞒实情，来欺骗陛下呢？

臣私下看见襄城伯李全礼，奉敕管领下场马，共计两千多匹，其放牧的辛苦，已经不能免于如前所说。现在又加上听候征调的马六千匹，那么人马动辄以万计，恐怕管领的官员难以调度，军士的辛苦，更加不堪。况且近日大雨时常下，暑气正潮湿，泥泞遍布野外，闷热蒸人，群居则有瘟疫的忧患，露宿则有蚊虻叮咬的危害，加上饮食不继，寝息无处，人困顿而跌倒，马疲乏而生病，将会看到几个月之内，士兵和马匹死亡，不可胜数。那么只是徒然顺从节省的名义，坐受亏损的实际，得不偿失，利益弥补不了伤害。况且因此足以严重失去军士的心，又哪里还有战斗的勇气？况且防备虏寇都属于高秋时节，正适宜留存在营，以等待调发。万一京畿地区有战鼓的警报，边关有烽火的报告，虽然说是早上呼唤晚上就能到达，未必马能奔腾而士兵都吃饱。请求敕令兵部从长计议，是否可以将听候征调的马六千匹，责令军人自己领受，听任他们就近随便放牧，不必拘束到下场，仍然每月供给一半料草，严格限定每十天到营操练查验一次，不许私自逃回，所驱赶的马匹，不得瘦损，遇到警报调用，尤其容易集合。等到九月天气凉冷，照例回营操练，这样公私都便利，人马都受益了。

论救都御史欧阳重、御史刘臬的奏疏【汉南兵变】

谨按云南的事情，只是因为都御史欧阳重，清查异姓冒名顶替投充军役的人，都司官员拖延查理清点完报，以致核对的文册难以明了，因而军粮未曾支放，六个卫所的军士，因为缺粮两个月，聚集千人，拦路申诉，情况并非难以传达，击门呐喊，想要做什么？镇守总兵官再三省察晓谕，固然已经畏惧他们的猖狂，实时发放粮食，又各自顺从他们的愿望。所据前项骚乱，虽然有饥乏不得已的情况，但中间多系应当革除的人，倡导不宁的举动，事情并非难以看见，可想而知。巡按御史刘臬所奏的言辞很明白，情况也很切实，他访拿首恶，法律已经从宽，参劾各位大臣，事情并非过分。况且欧阳重清查一事，原本就是遵奉钦依勘合的事理，无非想要革除冗滥，以节省虚耗的弊端，固然不是无故生事，来违背人情。至于操切太过，举措失当，难保没有，以此作为罪过，固然也没有借口。但臣等私下有一个说法，向陛下进献。

都御史，是陛下所倚任的大臣；御史，是陛下所亲遣的近臣。现在奉命在万里之外，置身于士民之上，令行禁止，操纵舒惨，而人不敢违抗，这是为了尊崇朝廷而重视名分。现在因为军士一次喧哗，而抚按都被罢免，那么纪纲法度，人们将怎么说？况且奉法清查，原本不是虐待百姓的政策，因事论劾，也没有过分的言辞。镇守总兵，都有地方安危的责任，并掌握统

译掌握兵马的权力，安定镇守之地，平息谣言，禁止遏制悖逆作乱，本是他们的职责本分。况且总督、巡抚的体制权势相当，荣辱攸关，难以区分彼此。如果今天处置不当，那么将来事情会有可忧虑之处。私下担忧会出现上下颠倒、首尾失衡的局面，贾谊所担忧的尾大不掉，唐代藩镇跋扈的祸患，大致都由此产生。况且近年来，士兵骄横，士卒强悍，仿效成风，大多以月粮为借口，如陕西的甘肃、山西的大同、福建的福州延平、直隶的保定，近日浙江的温州，内地边疆，事变屡次出现。如果不趁现在振兴衰败的法纪，作为消除祸患的计策，将使日后地方上有事的臣子，以此为戒、以此为讳，务必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一切采取苟且偷安的计策，谁肯为陛下建功立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呢？这就是我们臣等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不敢不冒死为陛下进言的原因。

译请举亲蚕典礼疏【亲蚕】

谨按《祭统》所载，天子在南郊亲自耕种，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王后在北郊亲自养蚕，以供给祭祀用的丝织品。凭借天子的尊贵，并非没有人替他耕种，却一定要亲自耕种来供给郊庙祭祀的谷物；凭借后妃的尊贵，并非没有人替她养蚕，却一定要亲自养蚕来制作祭祀的服饰。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表达至诚至信，从而与神明交通；二是为了勉励天下的农夫和蚕妇，如果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行不通的。先儒张栻说，周朝建国，自后稷以来就把农事作为要务，世代相传，其君子致力于耕种之事，其内室妇女亲身从事纺织的辛劳。如同周公告诫成王，这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如《七月》篇，都是讲述农桑时节的；这在《尚书》中也有所体现，如《无逸》篇，希望君主知道耕种的艰难，知道百姓的依靠。帝王世代相传的心法关键，正在于此。臣由此考察汉代，则皇后在东郊养蚕；东汉皇后率领公卿列侯的夫人在东郊养蚕；历经魏晋、宋、北齐、后周以及隋朝，也都依据周代的典制，未曾废止。唐代设立先蚕坛，位于长安北苑中；太宗贞观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先蚕坛举行祭祀；历经高宗永徽、显庆年间以后，都是隔一年皇后亲自祭祀先蚕。宋真宗景德三年，下诏祭祀先蚕；神宗元丰四年，又详细审定祭祀先蚕的礼仪；宣和元年，皇后在延福宫亲自养蚕；高宗绍兴七年，仍然举行；直到绍兴十五年，太常丞王湛上言说，请按政和礼制建立亲蚕殿、蚕室和茧馆，请皇后在禁中举行亲蚕之礼，朝廷旨意送交礼部会同太常寺商议，不久未能实行。这样看来，亲蚕之礼，大概在此时废弛了。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开天建极，统一万国，制礼作乐，卓越于百代君王，亲自耕种籍田，已经考察古代而实行了，唯独在亲蚕方面有所缺失。当时议礼的儒臣，竟然也没有提及的。这难道不是本朝的缺典吗？列圣相承，继承文治遵循旧制，谦让还来不及，礼官和廷臣，未曾听说有建议陈奏的。这固然是有待于陛下啊。农桑的事业，供养万人衣食，不应该唯独缺失；耕种养蚕的礼仪，垂范万世，不应该偏废。先儒说礼乐必须百年才能兴盛，又说，必须有圣人在天子之位。这是臣恳切愚昧之心，之所以在今天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留神垂览，倘若蒙受采纳，乞请敕令礼、户、工三部会集商议，上报朝廷，然后与儒臣谋划，参酌考订，慨然施行，那么天下万世永远有所瞻仰，皇天后土永远赐予福泽后代。陛下敬天勤民的心意，上可以慰劳皇祖列圣的英灵，下可以垂范圣子神孙无疆的基业。

得旨下部议行

请敕廷臣会议郊祀典礼疏【分祭天地

臣听说国家的事务，没有比祭祀更大的；帝王的祭祀，没有比郊祀更重的。公上此疏允当圣心，永嘉于是稍减而爰立之本在此矣。所谓郊祀，是以祭祀天地所在的地方而言的。这个礼仪记载在礼经中，鲜明地可以陈述；考察前代史书，清楚地存在。因此想要寻求可信的证据，就有古代先哲王的旧章；务必采取折衷的意见，就有历代儒臣的正论。臣学识惭愧不能考察古代，才能缺乏贯通经义，没有什么听闻，哪里值得参与议论。只是亲身遇到圣人在位，私下庆幸礼乐可以兴盛。昨天伏见陛下特别降下敕旨，更正社稷配祀的错误，将太祖、太宗的神主归入太庙，而以勾龙氏配享社，后稷氏配享稷，确实可以说是见识高过千古，智慧超出百代君王了。既足以安抚祖宗的英灵，又足以彰显神明的功德，光复圣祖的旧制，永远垂范后世，这难道是俗儒浅陋所能窥见其边际的吗？臣因此有感而发，触类旁通，私下认为明主想要实行三代的治理，应该观察万物变化的本源，尊奉神灵，谁比得上天地呢？孔子说，明白了郊社之礼和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看手掌一样容易。伏见我国将天地合祀于南郊，又建造大祀殿并加以覆盖，在其中设置神主，这种制度，特别违背古代典制，不符合经义，大概不是所谓事天明白、事地清楚的意思。臣敢冒死为陛下进献。谨按礼书，古代在圜丘祭祀天，圜丘是南郊地上的土丘，土丘圆形而高，用来象征天；在方丘祭祀地，方丘是北郊水泽中的土丘，土丘方形而低，用来象征地。南郊的坛叫太坛，用来焚烧柴火；北郊的坑叫太圻，用来掩埋祭品。这是古代的制度。因此在南郊立坛，是就阳的意义；在北郊掩埋，是即阴的形象。这分别祭祀天地，各自安于其所，都是为了顺应天地的本性，审察阴阳的位置。况且在南郊立坛，虽然是就阳，也是因为高的意义；在北郊立坑，虽然是就阴，也是因为低的意义。即在圜丘祭祀天，贵在高大开阔向上覆盖，所以昭示天的光明；即在方丘祭祀地，贵在卑微顺从在下，所以承受天的统御。哪里有树立栋宇，比拟人道的道理呢？古代的王者，敬天有加，哪里不明白营造建筑，只是因为道义上不应当这样做罢了。至于一个祖一个宗的配享，各坛的从祀，举行不在二至之日，而在孟春，考察古代礼制，都应当有所辨别，这里不敢一一陈述。臣承乏担任谏诤之职，职责在于议论

译思、躬二人恰逢盛世，得以侍奉圣明的君主，不敢隐瞒自己一得之愚见，以尽万死不辞的本分。仰望思忖陛下作为天地神人的主宰，掌握制定礼乐的大权，圣明的根本在于生而知之，才华旷世难出，确实应当确立完善大礼，发扬宏大的功业，上对苍天，下治万物，奠定万世太平的基础。

臣又听说《洪范》中说：“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国家的大事，要由众人共同决定，从上古时代就是这样了。

恳请陛下特别发出如汗出般不可收回的诏令，将臣的这份奏章下达，让文武勋戚大臣、九卿百官，都能上呈议论，务必使他们各尽忠心、穷尽思虑，查考审定夏商周三代已经实行的盛大典礼，不采纳汉、唐、宋沿袭的弊端旧事，破除元朝初年、永明年间奸邪之人扰乱纲常、不合常理、谬误乖戾、毫无根据的言论，以顺应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恢复我太祖高皇帝分祭的旧制，考察《诗经》《尚书》《礼记》中关于郊社祭祀以及尊祖配天的记载，以及汉代儒生匡衡等人、宋代儒生刘安世、朱熹等人关于南北郊祭祀的定论。

给予十天或一个月的时间，依次上呈意见。等到众人的谋划完全一致，群臣的心意协调统一，然后交给礼官，责成辅政大臣，仍然会同九卿、科道等官员，考订折中，务必精核斟酌、拟定方案，一定要使情理与文辞都达到极致。然后陛下亲自率领群臣，向皇天后地祈祷，向宗庙禀告，举行扫除地面的简朴仪式，建立配享天帝的祭祀，以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以报答上帝的恩意，以光耀祖先的功业。

将会看到皇天眷顾保佑，百神都依附顺从，绵延福泽于万年，使子孙昌盛于千亿，中兴太平的盛德大业，将与上天一样没有穷尽。

译申议郊祀辨驳霍韬分祭疏（分祭天地）

臣于前月初十日，恭承圣上诏令，问及南北郊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仪。臣当时本想陈述所闻以作回答，但因臣此前上疏已略作陈述，并奉有允准的旨意，如今皇上正广泛询问朝臣以求公正的是非，臣本可以沉默不言。日夜盼望公卿大夫中，必有通晓古制、识治之道的学者，必能尽心竭力，阐述先王的典章，以仰承皇上的美意。不料十几天以来，侧耳听闻议论纷杂，人人持有不同见解。昨日看到詹事霍韬的奏疏，更是令人惊骇恐惧，臣心中也不能没有疑虑。日夜反复思考，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考察先王留下的训诫，查考本朝的典章制度，完全没有发现不可行的地方，这才知道霍韬的话过分了。臣现在实在不能保持沉默，请先以郊祀之礼作答，然后辩驳霍韬言论的失误。

臣在《中庸》中读到：“武王、周公，可以说是通达孝道的人吧。”又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大概上天赐福君主，实为神明的主宰；君主承受天命，只以侍奉神天为常道。武王讨伐商朝，是因为商不祭祀上帝；周公称继承武王遗志，只以孝敬鬼神为事。陛下圣明的谕令议论及此，大概是敬天的诚意，礼神的极致，实在是天地神人的庆幸。

私下听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论述得很详细。大宗伯掌管礼仪，首先提到天神、人鬼、地祇的三种礼仪。这就是虞代秩宗掌管朕的三种礼仪的意思。因此，祭祀天神，就有禋祀、实柴、槱燎的礼仪；祭祀地祇，就有血祭、狸沉、疈辜的礼仪；享祭人鬼，就有献祼、馈食、祠、禴、蒸、尝的礼仪。大司乐规定冬至时在地的上方筑圜丘的制度，就说这是礼敬天神；夏至时在泽中的方丘的制度，就说这是礼敬地祇。圜丘礼天，方丘礼地，那么天地分开祭祀，由来已久了。

宋代儒者引用《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的诗篇，就说郊祀没有天地的分别。刘安世用《丰年》、《潜》、《多鱼》两首诗来证明，认为郊祀天地都唱这两首诗，何曾说过合祭？朱熹则断定这两首诗多称道成王的德行，怀疑是祭祀成王的诗。以现在来看，这两首诗终篇没有一句话涉及天地，朱熹的话确实可以依据，而《毛诗序》不足以作为标准。况且《周礼》中掌次一职，在王大祭上帝时，设置毡案，设置皇邸；司裘制作大裘以供给王祭祀天的服饰，都只说天而不提地。宗伯的六种礼器，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这是天地祭祀用的玉器有别。典瑞用四圭祀天，用两圭祀地，这是天地祭祀用的玉器不同。在冬至祀天，因为阳气在上天开始复生；在夏至祭地，因为阴气在下地开始萌生，时间不同。用圜钟在震宫，取乾卦出于震的意义；用函钟在末地，取坤卦居于末的意义，音乐不同。小宗伯说五帝的祭坛设在四郊，而不说与昊天上帝同郊祭祀，何况可以与后土地祇合祭呢？那么天地不合祀，由来也已久了。

因此宋代儒者叶时的话说：“郊丘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论。”现在的议论者，以社祭为祭地，却不知道天子的社有三种：叫大社，叫王社，叫亳社。大社是为百姓而立的，王社是为籍田而立的，亳社则是迁国之社。而祭地并不在其中。朱熹解释《中庸》说：“社祭地，不说后土是省略文字罢了。”大概祭地的名称也叫社。祭地的社，是总大地而言，与天相对的。大社是从王畿千里之地而言，所以诸侯国的社以至庶民的乡社，都祭祀他们所主管的土地。所以“社”字从示从土，意义就在这里了。况且议论者既然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可呢？

议论者又怀疑古代没有北郊。然而《郊特牲》说：“在南郊立坛，是就阳位而言。”那么南郊本来就在经书中出现了。祭天而在南郊立坛，以就阳位，那么祭地而在北郊立坛，以就阴位，哪里见得不可呢？程颐说：“北郊不可废除。”况且陈祥道的《礼书》直接说祭地在北郊，方丘就是北郊的土丘，土丘向下凹陷所以象征地，那么古人本来就已经这样做了。议论者又说没有什么比天更大的，地实在是天中之一物罢了，不必另外祭祀。那么以天为尊，以地为卑，不能与天抗衡，似乎有理。这种辨析更能折服人，然而天地合祀则同尊并大，是推崇地以对抗天，与天为敌了，却不认为不对，为什么呢？

程颐说：“郊祀天地与共祭父母不同。这是报本的祭祀，必须各自按类别祭祀，岂能同时。”又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哪里需要占卜。”朱熹说：“古时候天地，一定是不合祭的，日月山川百神，也没有合共一时祭享的礼仪。”又说：“天下有两件极大的事，其中之一是天地不应当合祭于南郊。”程颐、朱熹是三代以后的大名儒，那么他们的话都不足以依据吗？

秦距离古代不远，则祀天不在圜丘而在山下，祭地不在方丘而在泽中。汉朝的制度祀天在甘泉，祀地在汾阴，那么秦汉天地的祭祀还是分开的。到了元始年的制度，则天地同牢于南郊，这是王莽贼人暗中讨好王莽母亲王政君的计划，想要以妣并列于祖，所以不得不以地并列于天。合祭的说法，实在从王莽开始了。自汉朝到唐朝再到宋朝，都是合祭。

译而专门祭祀地神的仪式就少了。汉代以前都主张分祭，汉代以后也偶尔有分祭的情况。比如魏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睿宗的先天年间，都是分祭。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就专门主张合祭了。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一次议礼，宋哲宗元佑年间第二次议礼，宋哲宗绍圣年间第三次议礼，都主张合祭。最终不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宋朝人有郊祀赏赐的费用，所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以至于耗尽国库的财富还不够用。因此一定要选择合祭，是为了节省简约、安稳简便，也并非认为分祭是不合礼制的。苏轼说祖宗多年以来都是合祭，一旦改为分祭恐怕会招致灾祸。朱熹认为他的说法毫无道理。然而分祭两郊的说法，在宋朝似乎难以实行，这与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本朝丘浚的言论，把“以类于上帝”中的“类”字强行解释为“合”，这大概是主观臆断。又说元始年间礼制天地同牢，不能因为王莽而废除。又说夏至祭地，那么地神就先于天神进食。他的言辞大多是为了赞美本朝的礼制，大概是遵从周礼的意思，却不知道他的话违背了义理。现在的议论者，大多推崇丘浚的言论，而把山王山王以太祖的礼制为忌讳、为恐惧。然而知道合祭是太祖的礼制所以不可更改，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最初的礼制是可以恢复的。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确训诫所以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述典籍是可以尊崇的。况且都是太祖的礼制，只要遵循其中合乎礼制的部分就可以了。何况敬天法祖没有两条道路。陛下本来就已经透彻地看到了礼制的实质。当时学士解缙，本来曾经请求恢复扫地之仪。如果太祖还在，通晓礼制的臣子，也应当请求更改。何况陛下作为圣子神孙，拥有圣人的德行，处在天子的位置，难道不能掌握制定礼乐的权力，来弘扬继承和发扬的孝道吗？况且陛下今天的举措，想要恢复古礼来大大报答上天，想要遵循祖宗最初的礼制，来追求尽善尽美，想要远远追随夏商周三代的隆盛，来纠正千古以来的谬误，建立一代中兴的功业，而让汉唐宋的礼制显得低劣。所谓光耀祖宗、功业垂范后世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周文王周武王的礼制没有完备，周公制作礼乐来完成它，没听说周公改变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旧制。何况礼乐一定要积累百年的德行然后才能兴起，现在根据时机来考察就可以了。我们太祖在创业之初，规模宏大深远，宏大的谋略美好的风范，这一条不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值得效法遵循的很多。至于礼乐的兴起，恐怕也有不能不等待后世的情况。至于振兴扩充它，即使是我们圣祖的心意，难道对后世的圣子神孙没有期望吗？难道拘泥于祖宗已经形成的事迹，就一成不变不可更改吗？

译申议郊祀不应以两位祖宗共同配享的奏疏【郊祀配享】

恭敬地看到圣上的制度：在南郊祭祀天，在北郊祭祀地，在冬至和夏至的日子举行仪式，臣不胜庆幸喜悦。认为天地合祭于南郊，自东汉以来，历代沿袭，朱熹所说的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独自破除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确实可以说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常理。又恭敬地看到圣上的制度：南北两郊，都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然在岁首于大祀殿祭祀上帝，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不胜庆幸喜悦。认为虞、夏、殷、周四代的郊祀，只配享一位祖宗，后来的儒者穿凿附会，将郊丘分为两种祭祀，以及误解《周易》中配享考妣、《孝经》中严父的意义，以至于唐宋改变古制，竟然有两位祖宗共同配享、三位皇帝共同配享的事情，宗周的典礼，毁坏抛弃殆尽，而陛下今日独自洞察万化的本源，一旦更改确定，确实可以说是质询鬼神而没有疑问的。

天地合祭的错误，与祖宗共同配享的失误，是一样的。汉朝唐朝以后，天地的祭祀，有时分开有时合并，合并后又分开；祖宗的配享，有时正确有时失误，失误后又纠正。中间的大儒名贤的议论，未曾没有确定的见解，而当时的君主，拘泥于浅陋，怀疑而不敢信从，使得郊祀的大礼，最终不能在大明于世。这就是圣人难以遇到的原因，而大道日益隐没的原因。恭敬地认为我皇上以天纵的圣明，诞生于千载之后，而一旦做出这种超越百王的举措，确实可以说是考证于三王而不谬误，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也不会疑惑。为什么今天的礼官、朝廷大臣，仍然有的在其中犹豫不决、怀疑阻碍，臣实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缘故。

昨天十日，礼部官员在东阙集会商议，尚书李时首先说：天地分祭于南北郊，圣上的谕令已经确定，没有可以再议论的了。只有太祖、太宗功德同样崇高，共同配享天地已经很久，现在应该依旧，大祀殿以及圜丘、方丘，都应当以两位圣祖共同配享。当时臣回答说：圣上的谕令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自保全其尊贵，天与上帝，因为功德同样崇高，所以都能配天，没有差别等级。大祀殿共同配享，则两者都失去了尊贵。臣不敢擅自议论，应该遵从圣上的制度。万一迁就，仍然是非礼。如果圜丘、方丘都配享两位祖宗，则是今天的失误。况且是我皇上开创大礼，怎么能再次留下后人的议论，臣不敢遵从。于是尚书方献夫称赞说：说的话也是对的，两郊的配享，是今天的新礼，应当寻求最恰当的做法。李承勋也称赞说：这应该以两样请示议论上奏，以等待圣上的决断。群臣依次画题，臣也画题而退。从此不知道礼官议论上奏的情况如何。然而奏疏上呈至今九日了，没有奉到明确的旨意。连日外面传闻少傅张璁、大学士桂萼，接连上奏，一定要两位祖宗共同配享，臣不胜疑惑惊骇。起初以为圣上的制度已经明示在朝廷，得到礼的正统，没有可以再插嘴议论的了。等到久候明确的旨意不下，私下担心圣心也不免于怀疑，怀疑就不免于更改制度了。万一有这种情况，则违背经典、背叛礼制，留下万世的讥讽，不是小事。臣敢不冒死为陛下陈述。

臣谨按《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面来的，没有主人不停止。”那么天地的祭祀，必定有所配享的，都是辅助神灵作主人的意思。而且面对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人，礼制专一配享，所以奉承天帝的尊贵，表明不敢亵渎。考察神理，其不可共同配享，这是第一点。而且三代两汉的盛世，没有人敢改变。西汉以高祖配天，东汉以光武配上帝，意义也是正确的。唐朝初年才有兼配的事情。垂拱年间，礼官迎合旨意，郊丘诸祠，于是有三祖同配之礼。开元十年，明皇亲自飨祭圜丘，礼官建议于是罢去三祖同配。宋朝至道三年，诏书亲自郊祀圜丘，以太祖、太宗共同配享。到景佑二年，诏令礼官详细查考典礼，辨别崇配的顺序，仍然以太祖定配。嘉佑六年，谏官杨畋议论水灾是由于郊庙不顺，礼院也说三祖同配非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说：“推崇尊贵以享帝，是义的极致。然而尊贵不可以亵渎，所以郊祀没有两个主人。现在三位后共同配享，想要以此尽孝，却恰好亵渎了享帝，不是安宁神灵的方法。请按照礼官的议论。”七年，诏令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马光说：“古代的帝王，如果不是建立邦国、开拓土地，以及创建华夏的，都没有配天的记载。所以虽然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业不是不美好，然而子孙不敢推崇以配天，是避祖宗。司马光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这是汉朝、唐朝、宋朝的旧事如此。考察往日的记载，其不可共同配享，这是第二点。

礼说：“父亲坐，儿子站。”孔子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又说：“祭祀要合乎礼制。”现在太祖是父亲，太宗是儿子。那么太祖在位的时候，我太宗敢与他并坐吗？以名分论是父亲，以功德论是开创基业、接受天命的祖宗。我太宗建立北都，以垂示子孙万世久安长治的基业，功绩确实盛大。然而平定僭越叛乱，统一天下，扫除弥漫天下的虏寇，以恢复我中国帝王所自立的天下的，则是太祖的功德。

译这又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如今在父子之间，衣袂相连、席位并排，尊卑秩序不相协调，幽明之理不相通达，这怎能安抚我太宗的心呢？怎能安抚我太祖的心呢？怎能安抚我皇上的心呢？衡量伦理，这是不可并配的原因之三。况且圣谕说：“朕正因为缺少祭祀上天、报答本源的典礼，所以所询问的，应当遵循恢复皇祖最初的制度，在坛上露天祭祀，才符合古代圣王的心意，以尽事奉上天的根本。”又说：“人君祭祀上天，是报答本源的祭祀，伟大的王言，真正透彻地通达了礼乐的根本。”程子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在冬至祭祀上天，而用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一阳之始。因此人只有一个祖先，万物只有一个本源，难道会有两个本源吗？如果让两位祖先一起配享，就失去了‘一本’的意义了。”先儒陈氏说：“古代在圜丘祭祀上天，清扫地面进行仪式，器具使用陶器和匏瓜，牺牲使用小牛，礼仪极其简朴。圣人的心意，认为这样不足以完全表达其深微曲折的意思，所以有大享之礼，这就是周代明堂祭祀的起源。天就是帝，在郊外称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用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在郊外配享后稷，也是为了尊崇后稷。在明堂称帝，是为了亲近他，用文王配享。文王关系亲近，在明堂配享文王，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崇所当尊的而亲近所当亲的，周代的道义就完备了。所以郊祀是古礼，明堂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根据义理创设的。想要尊崇文王而不敢让他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后稷，这是周代的事情。如今陛下考察古代，重新制定大礼，正符合周代的典章。因此奉我太祖配享上天于圜丘，就像周代后稷配享于郊外一样，这是为了尊崇太祖。奉我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就像周代文王配享于明堂一样，这是为了尊崇太宗。两位配享极为重要，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度，怎么能在其中有所抑扬轻重呢？所以并配则各自失去其尊崇，分配则各自保全其尊崇，臣不知道议论的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以臣看来，这是所谓圣人复活也不会改变的道理。仰望陛下，天资英明超迈，圣学深奥精微，志向崇高事业广大，才能卓越有所作为，临朝执政十年来，敬奉上天效法祖先，勤勉学习努力理政，二帝三王的美德，汇聚于一身，臣下仰承您的美德尚且来不及，可以说是毫无瑕疵了。近来降诏大规模讨论郊祀礼仪，起初外廷的臣子，因为一两个臣子的言论，认为分祀不可行，就喧哗争论，现在都认为是正确的了。两位祖先分配享的礼仪，陛下已经命令礼官执行，外廷的臣子听说后赞叹佩服，没有不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内阁辅臣却又怀疑认为不对而争论，最终使得陛下不能宣示颁布，如雷霆震动、如疾风流行般地推行，这是臣独自感到惶恐困惑而不知如何处置的原因。

译得到圣旨，命礼部会同原议官员重新商议后奏报。

《请设立雩坛祭祀典礼疏》【大雩】

臣近日恭读圣旨，认为太庙的享祀制度应当适宜，才能符合孝敬之情。臣想，太祖高皇帝圣德深厚，神功伟大，却未能南面居尊位，于是尊奉圣祖为始祖，居于始祖之位，每年孟春举行特享之礼。自太宗以下，各位祖先各居一幄，在同一天行礼。夏、秋、冬三季的享祀，仍在太祖室相对举行时祫礼；季冬举行大祫礼。德祖居尊位，懿祖、熙祖、仁祖三祖合享于太庙，亲王、功臣都配享于两庑。岁末节祭，归入奉先殿行礼。世庙只举行四季的享祀，岁末之祭，也归入崇先殿。圣明的谋略显著卓越，超越古今，祭祀之事明达，使国运昌盛，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

臣私下认为，前代罗列祖宗功业，确立庙祀等级，多出自儒臣建议、礼官详细制定，几乎引发争论，尚且有过失偏差，没有像我们皇上仁孝充满内心，一时发自天意，亲自撰写圣文，百年大典于是确定，七庙神灵得以安宁。但昨日尚书李时告诉臣，圣旨欲在奉天殿举行秋报礼，在丹陛上举行大雩礼。臣私下思考，这两种礼仪在殿陛举行，或许地点不当。臣窥测陛下圣意，必定认为秋报类似大享，而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所以用奉天殿比拟它。但古代明堂制度，说法不一。有的说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不是王者常居之处，所以朝见诸侯、发布政令时，才居住在那里，也可以在此祭祀天地，与神明交通。我们圣祖在圜丘未建成时，确实曾在奉天殿祭天。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原本不是作为准则。古人礼制，难以完全相同。如今奉天殿是陛下紫宸正衙，万国朝会、面向光明治理天下的地方，如果突然用来举行奠献、嘏祝之事，臣私下认为不适宜。

如果陛下圣意认为出郊是大数，那么应当以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报仍在太祀殿举行，这样也能表达对太宗配享帝位的敬意，以及陛下配享祖宗、兼行祈求与报答之义，大概就完备且周全了。

至于大雩之礼，臣查阅《春秋左氏传》：“龙见而雩”，大概在建巳之月，万物开始繁盛，等待雨水而长大，所以祭天为百谷祈求甘雨。又《月令》说：“雩帝用盛乐”，于是命令各县雩祀，祭祀对百姓有益的百辟卿士，以祈求谷物充实。《通典》说：“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叫雩坛，建在南郊旁边，命令乐工练习盛乐，舞皇舞。”本朝大学士丘浚也说，天子在郊天之外，另设坛以祈雨。三代盛世，当龙见之月，就有大雩之祭。但后世此礼失传，而在位者遇到旱灾，往往借助异端之人，做祈祷之事，不致力于以诚意感动上天，却用法术胁迫上帝之灵，欺骗也太严重了。丘浚的意思是想请在郊兆旁边，择地建立雩坛，命令礼官参酌古今雩祭之礼，每年孟夏以后举行，或许能感动天心，使雨旸适时。他的说法似乎可以采纳。

臣愚以为，陛下在孟春上辛日，已在上帝处祈谷了。祈谷，本来就是祈求雨旸适时，以使谷物丰收。如果从二月到四月以后，该下雨就下雨，该晴天就晴天，那么大雩之祭，陛下可以免于亲行，而派遣官员代替。只有当雨水延误时，陛下才亲自到那里举行祷祝。其作乐陈舞，也须稍微仿效古昔之仪，才足以称颂陛下为民迫切之心，而对古人礼制也不失传承。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二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三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夏允彝瑗公选辑

张安苞子固参阅

《夏文愍公文集》二（疏）

夏言

疏

《论禘宜虚位疏》

《会议九庙规制疏》

《请敕戒饬土鲁番天方国夷酋疏》

《议处降答各夷敕书称谓疏》

《议凤阳府不当筑城疏》

《奉敕详议南京太庙不当重建疏》

《复议大臣有期功丧庙祭当回避疏》

《奉旨拟定七庙名额疏》

《奉旨议孟夏荐麦及赐百官麦饼疏》

《请定宗庙雅乐疏》

《复议给事中陈侃等进呈使琉球录疏》

《议处讲武堂事宜疏》

《议处土鲁番等夷人入贡事宜疏》

《会议迁奉慈殿三后神主于陵殿疏》

《论禘宜虚位疏》【禘祭】

近日臣不自量力，浅陋无知，贸然提出末议，认为自汉代以后，封建法废除，谱牒不明，世系难以考证，想要像虞夏禘黄帝、商周禘帝喾那样，已经不能完全符合，所以禘礼废弛几乎两千年。现在仰承皇上德音，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论，奏请应当设虚位以祭祀，使此礼重新施行于世。奉圣旨：禘义深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