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十九

译关于皇帝附祭于太庙、文皇帝称祖的讨论

关于庆都县尧母陵祭祀的复议

关于郭英配享太庙的讨论

译关于修正三皇祭祀典制以恢复祖宗旧制的建议

呈进乐书请求振兴正统音乐的议奏

关于处理光禄寺厨房役卒的建议

关于公侯伯等爵位及应袭爵子弟送入国子监读书的奏疏

关于处理甘肃少数民族朝贡事务的建议

关于商议日本朝贡事宜的奏疏

关于酌情增加朵颜三卫少数民族赏赐的奏疏

关于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的奏疏

关于明堂秋季享祀大礼的议奏【明堂秋享】

直隶扬州府通州同知、已退休的丰坊，上奏题为“献愚议以复古礼从而尊崇圣孝、革除夷教从而尊崇朝廷”之事，奉旨命臣等会议。臣等议得：丰坊的奏章中，第一点说“孝没有比严敬父亲更大的，严敬父亲没有比配享天帝更大的”，确实应当建立明堂，并加尊皇考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庙号称宗以配享上帝，这就是所说的通过复古礼来尊崇圣孝。

臣等私下听说，自上古伏羲氏开始祭祀上帝，有时称为合宫，有时称为明堂。此后夏代称为世室，殷代称为重屋，周代制定了明堂的规制，比殷夏更为详尽。大概古代圣王认为，人君是天帝的嫡长子。他侍奉天帝，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义理上尊贵而情感上亲近。所以制定了一年四季享祀的礼仪：有冬至在圜丘的祭祀，有孟春祈谷的祭祀，有孟夏雩坛的祭祀，有季秋明堂的祭祀，这些都是为了尊崇天帝。在明堂祭祀天帝并加以享祀，也是为了亲近天帝。先儒说，天就是帝，在郊外祭祀称天，以后稷配享，是为了尊崇后稷；在明堂祭祀称帝，以文王配享，是为了亲近文王。这是周代的做法。

仰惟我皇上以元圣之资受命，考究礼制，遵循经典。近年以来，建立了圜丘及祈谷的礼仪，建立了崇雩坛，各种常典，光辉盛大，完备无缺。而冬至的祭祀，奉我太祖高皇帝配享天帝于圜丘，完全符合周代以后稷配祭于郊的典制。至于明堂秋季享祀的礼仪，前年曾听说皇上曾对两三位辅臣下谕，对此进行讲求，圣心深切关注，至诚默定，已经不是一天了。现在恭敬地承奉明诏，在朝廷集议，那么研究考订礼文，宣扬敷陈德意，以仰助我皇上诚孝的勤勉，固然是臣等的职责，怎敢不竭尽愚虑为陛下陈述呢？

明堂的礼仪，经籍记载不详。秦汉以下，诸儒所传，议论不一。《月令》说明堂中央有大室，东面叫青阳，南面叫明堂，西面叫总章，北面叫玄堂，都分左右个。《周书·叙》说，明堂前有应门。《大戴礼》说，明堂共有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陈氏《礼书》又说，明堂有五室，外面用十二堂区分，用九阶贯通，环绕着四门，而南门之外，加上应门。《明堂位》疏又说，有四室十二堂。宋代儒者朱熹又说应当有九室，像井田的规制。这就是他们所论述的规制各不相同如此。郑康成疏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门，是布政的官署。又说，明堂与路寝，实质不同但形制相同。根据他的说法，固然是王者的常居罢了。而淳于登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韩婴《诗说》说，在南面七里的郊外。又说，明堂外面的水叫辟雍。这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建立地点各不相同如此。

大抵都是选取《诗》《书》散逸的文字，经典中相似的话语，牵强附会，没有确切的依据。大概是因为圣人远去，典籍亡失，遗失已久。善于制定礼制的人不必相互沿袭。现在考订儒先的论述，彼此说法不同；参酌近代的见解，先后制度殊异。臣等因此反复思考，认为今日秋季享祀的礼仪，国家典制有所缺失，确实应当举行。但明堂的规制，古法难以寻找，怎能修复？关键在于不固守旧常，不拘泥陈迹，效法先王的意旨，自行制定美好的制度。这只有皇上凭借睿智深思，决断施行，所贵在昭示恢复古典，宣扬孝诚，这样就可以流传万世了。

魏文贞公当时的论述也未完全符合礼制旧说，《旧唐书》可以考证。过去魏征说，圣人有作为，义理重在随时变通，事情需要通变，从我开始制作，何必效法古人。颜师古说，假如是周公的旧章，尚且应当选择其可否。郑氏的臆说，淳于的谀闻，无异于守株待兔，何殊于胶柱鼓瑟。只应当制作皇朝的明堂，为后世留下永久的典范。大概古代名臣的论述都是如此。凡事如果拘泥古法，就违背了因时制宜的道理；役使如果繁多兴起，似乎违背了举重若轻、不劳民伤财的道义。

臣等愚见，深切认为明堂和圜丘都是为了侍奉天帝。现在大祀殿在圜丘的北面，禁城的东南，正符合古代的方位。穹窿深邃，确实称得上严正的祭祀。何不将明堂秋季享祀的礼仪，就在大祀殿举行。这样就不必烦劳改建，用工少而礼仪成就也不难了。伏乞圣明裁定。

臣等又议得明堂配享的礼仪，过去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从《我将》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天帝，就像人成形于父亲，所以季秋在明堂祭祀天帝，而以父亲配享，取的是成就万物的时节。汉代孝武帝在明堂享祀，以景帝配享；孝章帝以光武帝配享；唐代中宗时以高宗配享；明皇时以睿宗配享，这是世庙配享睿宗的源本；永泰时以肃宗配享；宋代真宗时以太宗配享；仁宗时以真宗配享；英宗时以仁宗配享，都是世代递相配享，这主要在于亲近亲属。宋代臣子钱公辅说，三代的法度，在郊外祭祀天，而在明堂祭祀五帝；郊外祭祀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的人配享。

译配享的，是明堂的祭祀。以继承帝位的君主，具备圣人之德者配享。于是既推崇周公之心为严父，又推崇成王之心为严祖。于是司马光、孙抃等臣子在朝廷上执意争论，程颐、朱熹等大贤在民间倡导，这主要在于祖宗的功德。我朝恢复古制，举行明堂大享之礼，所应当配享的帝王，也只有这两种说法罢了。如果以功德来论，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绩符合太祖，应当配享太宗。如果以亲缘来论，那么献皇帝是陛下所出自的祖先，是同体而分的至亲。他笃生圣人，以兴起万世太平之治。陛下的功德即是皇考的功德，应当配享皇考。仰惟皇上圣学渊微，志在恢复三代之治，只是明堂祭祀、配享帝王的重典，所当慎重，必须使完全符合经文，足以垂范宇宙，这才是天下的幸事。伏乞圣明裁择。

臣等又议得，人君之位是天位，以天位相承称为统。殷人称宗，周人称王，继承统绪的严肃，不容有丝毫紊乱，这是圣人制定礼法，最公正不变的道理。仰惟我皇上纯诚至孝，往年对于我皇考献皇帝的庙号，再三更定，务求至当。查得嘉靖十五年九月内，节奉圣谕：“朕听说人子想要报答其亲，不仅仅在于尊崇，如果自身不能显扬其亲，虽然尊崇而超过了限度，也不足以称道。先前议定以皇考庙比照世室的义理，而立即命名为世庙。朕现在反复思考，推崇太宗世祭不迁是对的，恐怕皇考也想要推让太宗。”圣谕又说：“皇考庙名如题曰献皇帝庙，或许能区别宗的称呼，以见推尊之意。”皇上的言语伟大啊，真正体现了亲之孝、尊亲之诚、大公无我之心。臣下方仰颂休德之不暇，那么今日称宗的礼制，必定有不安于圣心的地方了。这话不是用来停止称宗，恰恰是为了后来入庙张本。既然已经称宗，那么没有称帝宗而不跻附于太庙之内的。私下担心我皇考在天之灵，也有所不安了。况且《孝经》说“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宗的意思是尊，不是祖宗的宗。王肃已经曾经驳斥郑玄误疏之非了，而现在岂可谬引作为证据呢？臣等仰思圣训，远揆旧章，称宗的说法，不敢妄议以辜负陛下，伏乞圣明裁之。

臣等又看得丰坊奏章，其二说：“今天下司府州县卫所等衙门，凡遇庆贺之节，都在佛寺习仪，而列万岁牌位于佛像之间，甚为亵渎。如果依古礼令天下皆建明堂以行庆贺之礼，方才符合尊无二上的仪制，这就是所谓革除夷教以尊崇朝廷。”臣等议得，古之王者巡狩，设有明堂，作为朝见诸侯之所。然而在四岳，并没有随地而并建的。这本是僻固易立驳，即使如赵岐《孟子注》以为泰山之下存有遗址，泰山是方岳，那么明堂非方岳不建可知了。现在巡狩不行，建立明堂没有意义。明堂是王者的重制，是闳丽尊大的居所，制度不备则不相称。即使以朝廷重制而遍立于四方，与衙馆驿传等类，使人狎视而亵玩，岂能成为圣朝的令典呢？况且天下郡县，地方不都殷实富庶。广粤之乡，人境稀寂，房屋不用瓦覆盖，府县厅治用茅草居住，也有官署绝无的。选去的官员，寄宿民舍。现在想要一概令其修治，广劳力役，兴造事端，无补崇严，适增烦扰，这不是深长思虑。

臣等又议得，庆贺习仪，乃是汉绵蕞的遗意。汉朝兴起，叔孙通开始演练朝仪，置蕝表位，率领诸生在野外练习。现在各处习仪，多在寺观，也是取其位设宽敞，可以容众肃仪罢了。所以每遇圣节及元旦、冬至，先期二日，有司备龙亭仪仗，官属导引迎至其地，安设中庭，各官于丹墀拜舞行礼。到正节日，则于本衙门公厅装设黄幄、幔帐、香案，告天祝读，礼毕撤之，视事如旧。大概人君之尊如天，即使设位告天，立牌展祀，祭毕则撤，同一理也。方国下邑，只宜权设幔幄，岂可轻拟明堂。现在南京拜牌则在礼部，各处宗室拜牌则在本府，郡县有司拜牌则在公厅，礼制已定，只合如旧。现在想要各建区宇，比同朝制，称系明堂，臣等未见其可。至于各寺宫观，都设有万岁龙牌，乃是其徒众自为供奉祝厘，不是为习仪。但沙门夷寺，袭用非宜，合无今后各处习仪，昭两京朝天宫事例，俱赴旧有宫观去处演习行礼，或便近佛寺，从宜改饰门庑，撤去夷像，恭设龙牌，严戒扃钥，毋仗渎杂，则礼仪整肃，而事体亦不至纷更了。伏乞圣明裁定。

译献皇帝称宗的大礼议

臣等经过会议，得知：私下听说，拥有超越当世、非同寻常之德行的人，应当享有超越当世、非同寻常的称号。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人，他们的称号称为皇、称为帝、称为王，他们的庙号则称为祖、称为宗，这些都是至尊的特殊称号，是帝王的崇高名号。史书记载夏、殷的王，都用帝的名字。殷人附祭庙宇时称帝，并不一概称宗。然而《尚书·商书》中的《彤日》篇称高宗，周公的《无逸》篇称中宗、高宗。解说者认为殷代有三位称宗的君主：祖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到了周代，有谥号称王。汉代称三位宗：孝文帝为太宗，孝武帝为世宗，孝宣帝为中宗，其余的都称帝。自从唐代以后，则都称宗。确实如圣谕所说，近代都是这样的。

仰望我们皇上承受天命统领天下，考察古制推崇礼制，近来厘正祭祀典章，恭敬地建立历代圣君群庙，特别建立皇考献皇帝的庙宇，宏伟的制度隆重的礼仪，光辉灿烂地完备了。只是因为在秋季祭祀时称宗，还算是缺漏的典制。臣等私下听说皇上此前与机密大臣，多次发出德音，表现在召问之中，仰望看见皇上至孝深切，永远怀念顾复之恩，想要竭尽推崇的典制，确实想要举起百王以来旷废的礼仪，垂留亿代以来的宏大名声。《礼记》说：“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这是教化百姓孝顺。”不忘自己的亲人，是因为他们是由父母所生。这正是我们皇上的写照。臣等仰望奉行明旨，怎敢不思考如何回应美好的天命呢？

只是讨论礼仪的人家，名为聚讼，意见各不相同，人情难免如此。臣等广泛考察群籍，广泛收集众人的想法，连日来反复思考，才找到头绪，稍微消除疑惑，请为陛下陈述：夫明堂秋季祭祀，严父配天，这是《孝经》中孔子的话，千百世代没有人能改变它。而后来宋儒程颐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所以冬至祭天而由祖配享，因为这是气的开始；万物成形于帝，犹如人成形于父，所以季秋享帝而由父配享，因为这是万物成形的时节。”朱熹则引用这话进入《我将》诗的注文中，这又是后学坚守认为确凿的论断。如今议论的人却引用朱熹语录中所记载的破除易学前说的言论，认为明堂的配享不专属于父。假使朱熹果真认为配父是错误的，那么注诗时就不应当再引用程颐的论断了。如今不以此作为依据，反而相信门人记录的话，怎知所记录的没有谬误呢？

圣谕有说：“明堂秋季祭祀大典，应当以‘严父配帝’的文字为正，此礼自朕发起，宜由皇考配享上帝。”圣明的卓见，已经超出寻常万万倍，臣等无需再议论。只是关于称宗的议论，臣等谨按《礼》说：“祖有功，宗有德。”考察《释名》：“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说：“祖的称号是始，始受命也；宗的称号是尊，有德可尊也。”《孝经》说：“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肃注说：“周公对文王尊而祀之。”这是宗尊的说法。古代天子七庙，刘歆说：“七是正法，如果有功德就宗之，不可预先设定数目，宗不在这数目之中，宗是变通的。”朱子也认为刘歆的说法是对的。陈氏《礼书》说：“父昭子穆而有常数的是礼，祖功宗德而无定法的是义。”这是宗无数目的说法，礼以义起。臣等仰望思考圣训，皇考称宗在今日不算过分，确实深有见于此义。

恭敬地认为我们皇考献皇帝昨天在藩服受封，系天下俊秀之望，与文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依靠冒犯者相同，亲身修德行让，行为通达神明，笃厚地生出圣人，光承天序，与文王昭受上帝生武王而能集大命者相同。昔日程颐论宋僖祖应当配天，有人质疑他无功业，程颐说：“今日天下的基本盖出于此，人怎能为无功业。”以此推之，我们皇上今日中兴礼乐制作之功业，都是皇考之功业。又与宋程颐论僖祖的意思相同。所以今日宗祀之典，援引古义，推究人情，我们皇考献皇帝至德昭闻，密佑穹昊，那么尊崇他不过分，此为迁就之词以合时旨，崇而宗以其德可也。况且庆祥所启，自皇上而下，圣子神孙，传受无疆，都是皇考一人所衍布，那么分别他无疑乎专，而宗以其世可也。仰望皇上，以圣人之大孝，议天下之大礼，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师孔子之训，下采有宋大儒诸说，明宗尊之义，臣等蠡测管窥之见，何能少裨万一，奉旨遵照或问会议来行，伏乞圣明裁定施行。

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祔庙、文皇帝称祖议

臣等会议得知：仰望皇上因为明堂宗庙，典礼重大，近月以来，三次诏令廷议，而又特别关心睿思，亲自御笔，效法皇祖曾经假借臣下作对奏的意思，作为或问以示臣民。臣等仰望诵读俯首思考，圣神之见，度越千古，诚孝之念，发自天衷，非臣下愚肤陋所能测识万一者。心，明堂是周公相武王所制之礼。圣谕说：“必称武王为正。”诚至论也。周家之礼自武王而实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礼，自皇上而举，奉以皇考献皇帝配。此合《孝经》严父之文。

译宋代儒者关于季秋成物的义理，以“宗”来尊崇，是万世一定、不可更改的。如今议论的人想要奉太宗配享，圣谕说：“太宗本是达祖，因为父亲亲近、尊贵，所以这样，这并非人道的正理。”皇上这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臣等之前的议论全都一致，奉有明确的旨意，不容再议。至于加尊皇考为“宗”，只是尊崇上辈的义理，确实如圣谕所说。圣谕说：“必定称‘宗’，必定附祭于太庙，亲尽必定祧迁，这样才能成就一代宗庙的礼制，哪有太庙中四亲不全的礼制呢？”臣等愚昧，起初不能推究圣主尊崇孝道的心意，却独自固守拘谨儒生的章句之说，又见皇考已经隆立专庙享受祭祀，因而畏惧升附太庙后亲尽祧迁，所以对于附祭太庙的议论，心中确实不能没有疑虑。现在伏读圣谕说：“我的皇考虽然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也有如同在世的义理。祖宗列圣欢聚一堂，唯独去掉我皇考一人，人情不能忍受，时义不顺，这真是皇上至孝至痛的表现，而不能自己停止的。”臣等自非木石，岂能不感动？但附祭太庙的典制，考察古代，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世数，所以殷朝虽然四君，为一世而同庙，大概因为兄弟一体，没有父子之道的缘故。后来晋朝的太庙，有十一室而六世；唐朝的太庙，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下诏议论太庙典礼，采纳学士宋湜等人的建议，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后来的禘祫图，又是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嫌于居武宗之上，所以以昭穆同世为说，这都是古代可以依据的事情。现在皇考与孝宗是同气之亲，同为一世。臣等管见，私下认为应当奉皇考附祭于孝宗之庙，伏乞圣明裁决。《祭义》说：“立四亲庙，是因为亲近；亲尽而迭毁，是显示有终。”所以宗庙的礼制，虽然孝子慈孙的心意无穷，但世远亲尽必定祧迁，礼制有不容违越的。圣谕说：“奉祧有什么害处？非大孝至公，不能与此。”四亲之庙，在祢庙尤为独亲。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先立四亲庙，仁祖淳皇帝虽然起于布衣，必定享受天子的祭祀，现在皇考却唯独缺位，适宜圣心有所不安。圣谕又说：“我太宗在皇祖初定天下之中，又修复建文所破坏的，复兴起来，便是再创一般，称号太宗，未免无异于列圣，应当以‘祖’字区别，才见其适宜。”臣等深切思惟，古代礼制宗无定数，只有非有功者不得称祖。汉朝称祖的有两位，高帝称高祖，后来光武帝庙号世祖，议论的人说光武帝再造炎刘，功崇业巨，所以没有二祖的嫌疑。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鸿业，功莫大焉，一概以“宗”称，在义理上确实未尽，尊称为“祖”，圣见允宜。臣等谨遵休命，恭候宸断敕下施行。

译庆都县尧母陵祀复议

臣等谨按史书记载，帝喾高辛氏娶陈锋氏之女，生下放勋，即帝尧，这位女子便是帝尧的母亲，也就是帝喾的妃子。《皇览》说，当时皇上巡行，按例应当祭祀名山大川的神祇，谢少南作为直隶巡方官员，因此得以参与。谢御史因建言符合圣意，改任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帝喾的陵墓在东郡汉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即今天大名府滑县东北七十里处。他的妃子庆都的陵墓，在今保定府庆都县。方志记载说这是尧开始受封的地方，尧母葬于此，那么庆都陵是帝喾的妃子、帝尧的母亲，其事迹非常明确。

此前，我皇上恭敬地拜谒显陵，南巡楚地，所经过的地方都按等级祭祀帝王忠烈祠墓。先前本部曾咨文北直隶等地巡抚官员，转令所属有司查核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应当按等级祭祀的，令其详细封报前来，以便题请。然而沿途有司漫不经心，不予省察。如今御史谢少南却能搜访地图，宣扬圣迹，对皇上省方这一盛典，不无裨益。况且我大圣人至孝至德，媲美唐尧，因而推崇往圣之母，永远发扬推恩及类的善政，这也是千百载间的一件盛事。伏望特制御笔文章，派遣官员致祭，以完备巡幸按等级祭祀的典礼。至于修建祠墓，应当等候命令下达后施行。

郭英配享议

臣等深切思惟，古代圣王礼遇臣下，没有比崇德报功的典礼更重的了；崇德报功没有比登堂配享的制度更大的了。考查书籍，说“我享受先生，王尔祖其从”；考查礼制，说“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考查汉代制度，以及魏国高堂隆、晋国任茂、梁国何佟之的议论，以及唐代贞观礼、长兴、咸平等诏令，可见这一典礼，三代以下，无不遵循。至于配享魏太祖的，只有荀攸、程昱、锺繇三位臣子；配享唐太宗的，只有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屈突通、魏征、长孙无忌、李靖七位臣子；配享宋太祖的，只有赵普、曹彬两位臣子。那么时代虽然不废此制，然而也不敢滥竽充数，又可见了。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扫荡胡元，起义之初，豪杰群起而攀附，而那些出奇制胜、斩将搴旗、摧城拔邑、辅佐成就大业的，也不可以十百计数了。等到混一四海、定鼎之后，亲自评定功劳，可以配食塑像的，止于中山王徐达等数位臣子。这并不是有所吝惜，大概是因为只有简选德行、明确功勋以劝勉后继臣子的大典，不能轻易对待的缘故。至于太宗之世，见闻很近，其功烈大小，谁能诬蔑呢？

昔日宋孝宗时，太常少卿林栗想要增加配享，尚书汪应宸说先朝所图画的共政之臣，没有能胜任其任的，如果应故事，姑且令其备数，对上不是尊崇宗庙，对下不是劝勉有功之人，既然无可配享，请求更改罢免。而徐琏也说，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超过十余人，这都是择精取严，足以称为大典，求为可万世效法，不但可施于一时而已。

谨按开国功臣录及志传所记载，郭英当年十八岁，即跟随起义，甚见亲信，常令直宿帐中。既而从征攻克徐、泗、滁、和、宁国等郡，皇上曾以“郭四”称呼他。等到亲征伪汉，以及击败贼寇于江中，流矢所中不必主名，故下语如此。等到陈友谅毙于流矢，人们都认为是郭英的功劳。等到从攻陈友谅之子，那骁将忽然驰入帐下，皇上遽然呼唤郭英，乃持枪跃马一呼，贼寇殒命。皇上解下所穿的赤战袍赐给他，说：“唐代的尉迟敬德，也不超过你。”嗣而从征襄阳、从征元都、从征太原、征西夏、征云南、讨纳哈，皆立奇功。考察其功劳，似乎不是当一校之队、统偏师之任者可以比拟的。如果世上没有留淮阴的韩信，也不应当在舞阳蓼费的行列。皇祖太宗难道不知道他的功劳可以塑像配食吗？但在当时元勋宿将，比肩而立，如冯胜、耿炳文等诸臣，都是郭英的同类。所以将祀此而遗彼，则或失之偏；将连茹而汇跻，则或失之滥。所以最终置而弗取者，意或出此。

这时武定侯以卫幸于上，故有此陈请。如今其嗣孙郭勋陈疏以请，这固然是宋吴总所以请其父吴璘配享之义，崇表先烈，子孙同情，无足异者。惟是事大体重，乃三代以来所传之典，我祖宗所定之制，非臣等所敢轻议。恭惟皇上以睿圣神明之资，作礼乐神人之主，凡厥祀典，厘正必求其精，处析各极其当。今事关宗庙，伏望皇上留神省览，考究本末，差次轻重，仰揆皇祖太宗之心。得旨：郭英着配享太庙。念国家至公之典，特赐圣断，以息群疑。臣等不胜幸甚。

修正三皇祀典以复祖制议

臣等稽诸礼说，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盖闻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开物成务，寿世福民，其功尤系于医。宓羲观天文明历气，神农尝百药制本草，黄帝与岐伯问答而

译《素问》一书，医学之道大概就发端于此了。《周礼》记载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占卜，解说者认为祭祀的是天帝，配享的是五位人帝，春季以太昊配享，夏季以炎帝配享，季夏以黄帝配享，然而这主要是依据五方的方位。当时并没有专门祭祀医药的典礼。直到元代，从国都到郡县，都建立了三皇庙，对于医者的学习，如同对孔子行释奠礼一样，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享，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享，轩辕黄帝氏以风后、力牧氏之神配享，以及黄帝臣子俞跗等十位姓氏记载于医书中的人作为从祀在两廊，由主管官员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礼，以三位圣人为主祭，由医师主持，这说法虽然得当，但由医师来主持，其臣子虞集曾说，三位圣人之所以恩惠利益世人，不必仅以医术这一技艺来衡量。如果行医之道不能上达于三位圣人，就不足以穷尽他们至圣的能事，因此这祭祀虽然专为医道而设，但遍布于郡县，又不免失之亵渎了。于是我们成祖皇帝统治天下，咨询经典，端正名分，确定祭祀，尤其认为医道关系民生至为重要，便在太医院建立庙宇，以尊崇祭祀三皇。正统年间，重新加以修缮。圣祖、神宗，先后准则一致，都想要将当今世人与百姓提升至仁爱长寿的境界，而永远留下造福后世的良策。洪福伟大的皇上承受天命，上效法祖宗，认为修合御药、保和圣体实在依赖于此，庙宇制度低矮狭窄，则祭祀典礼不相称，想要扩建并焕然一新，创立规矩以穷尽法度，备齐物品以彰显虔诚，这样就能保佑享用，昭示降临于三皇在天之灵，而疏通滞碍、保和身体以迎接万寿无疆的喜庆，臣等怎敢不恭敬顺承德美，用来树立宏大的基业。臣等深切考虑到庙宇必须有制度，祭祀必须符合法度，如果不制定统一的制度，则恐怕沿袭前时的旧辙，而无法符合观瞻；如果不端正从祀的名分，则恐怕失去医圣的心传，而无法垂范后世作为法度遵守。臣等谨将应当实行的意见和制度恭敬地拟定呈上，恳请裁定施行。

译奏请进献乐书，请求复兴正统雅乐的议复【正乐】

臣等深切思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都之后，始终念念不忘恢复古乐，但当时正值创业初期，想要施行却未能完成。仰赖皇上拥有伏羲、黄帝、尧、舜那样的圣德，恰逢太平盛世、政教昌明的时期，正值百年之际，圣明兼具述作之能，既然已经制定大礼以确立天下的规范，必定要创作大乐以调和天下的情感。但是，乐的道理广大精微，不仅其情义难以阐明，而且所谓的制度，也失传很久了。西汉距离圣人时代尚近，乐官中有制氏，世代担任乐官，但只能记住其铿锵的节奏和鼓舞的动作，而不能说明其义理，何况是数千年之后呢？如今辽州同知李文察奏进乐书，请求复兴正统雅乐一事，臣等认为他所进献的《乐记补说》《补注》等书，用以阐明乐声、乐理、乐源，也有前人未曾阐发的内容。他主张在人声中考定五音，作为制定音律、候验节气的基础，这种方法似乎最为直接。杨杰虽然能议论乐理，但实际上不能审辨音律，当时就有人讥讽他。从前宋人杨杰议论说：“八音都不能没有缺失，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都应当以人声为标准。而且人言人志，咏唱成为歌曲，五声跟随歌曲，这就是‘依永’；律吕协调演奏，这就是‘和声’。这些都是取自《虞书》的。”李文察所议论的似乎与此相符。只有我皇上圣德在位，大力建立中和的极致，确实掌握着制作礼乐的权力，那么考定元声，复兴雅乐，现在正是时候。但是考订制度、学习文献，不是朝夕之间所能完成的，必须积累岁月，然后才能成功。根据该官员的陈述，应当予以议处。可否暂时让他以原职留在京城，支取本俸，由太常寺选派熟悉音律的典簿等官三四人，并选拔能歌善舞的童生一百多人，开设乐馆，听任该官员协同学习。等到稍有头绪，每季由本部委派官员会同该寺堂上官进行考核。得到旨意后，□□察改任□常寺典簿，协同该寺官员郊祀之乐。一年之后，本部堂上官再次进行考核，如果声律和谐，雅俗分明，以及截管飞灰、吹律候气，都有应验，奏请定议提拔任用，伏乞圣裁。

议处光禄寺厨役【光禄厨役】

户科给事中杨僎题为斟酌时宜、明确旧法，以补助国用一事。近来听说光禄寺增补厨役一百五十名，每人每月供给米一石，选取人数既多，谋求充任的人必然泛滥，城市中的仆役之徒，都能攀附关系聚集在太仓吃饭，每月将近万人，每年十多万了。况且现有的厨役四千名，通融差遣使用，也绰绰有余。请求将新招收的厨匠，派遣官员精选，如果技艺精通，酌情留下应用，如果是仆役无籍之人，全部革退，仍将月粮分别新旧予以裁减等因。奉圣旨：该衙门看了来说。查照先前光禄寺掌醢署厨役葛升奏报缺额厨役、供应不足一事，该寺议称掌醢一署，独自负担过重，本部议准酌情增加厨役一百多人，于嘉靖十六年九月初六日，题奉圣旨：是。现在该都给事中杨僎等所奏，在寺厨役，现有四千名，通融差遣使用，也自有余。如果使选补人数过多，必然导致冗滥，这一节，确实是节约财用、爱惜费用的至意。已经行文该寺查勘，是否通融差遣使用。现在据该寺呈报，大官等四署各申称，先前各署原额厨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人，现在各署当差厨役只有四千零九十三人，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人，相比原额之数，损失已达三分之一。近年以来，增设四郊、九庙，以及皇帝驾临山陵，相比先前旧制，又有增加，以致事务繁杂而役使人员少，应当不能前进。如果想要用四千人通融四署的事务，那么偶尔有动作，未免顾此失彼，理合备由呈请议处施行等因到部。认为该寺呈称大官等四署厨役共有六干八百八十四人之数，虽然是先前旧额。然而衡量事务、谋求治理，关键在于讲求长久之策，岂能拘泥于旧文。应当在因循积习之余，而为振作变革之计，这是今日的要务。况且近年事例，以奉旨在后者的为准。查得嘉靖九年九月间，该礼科左给事中田秋等题准，光禄寺厨役，至不满四千名者，才将在册余丁顶补。现在该寺厨役既有四千零九十三人，未至不满四千名之数。明旨具在，近年遵行，未闻废事。虽然称增设郊庙，相比旧制有增，但举事动众，各有其时，未有重叠并积、同日并会的。如果使综核其人，夙夜在公，应当没有不足的道理。访得四署官员，将各役滥占跟用者众多，或者因而差拨奉承所私，系籍公家，服役私室，以致往往负累逃匿。如此，即使其数越多越不足用，徒费廪粟之继，只为奸利之资。但查掌醢一署，缺人尤甚。可否查照原议，候命下之日，本部委官将掌醢署先年报册余丁，严加拣选，年约二十以上、艺业精良之人，查无违碍，然而已自违前令矣，量取七八十名，拨补应役。以后三署，不许援例奏添，背违成命，如违听本部参送治罪。

公侯伯等爵及应袭子弟

译送监读书疏【教育世家子弟】

译兵部来文称，本部题奏国子监司业兼司经局校书王同祖奏章内称：一曰教导贵族子弟。臣请求从今以后，公、侯、伯的子弟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由兵部具名上奏请求，送入国子监读书习礼。国子监仍为每人选拨两名友伴监生，与他们讲学互助，熏陶规劝。每五日赴监一次，等候诸生列班安定后，由友伴引至阶下恭敬作揖而退，侍立在两旁，以观察揖让周旋的礼节。等候堂上礼仪完毕后，赴厢房授书讲习。其中有不听从教导的，凭国子监堂上官奏闻朝廷处置。三年之后，学习有成效的，由国子监奏闻朝廷，兵部予以注记。等候日后袭封爵位之后，若使袭封之后一律依照国子监开列的情况叙用，则到监演习就不流于虚文，而可收实用了。有所委任时，据此甄别贤能与否等因。奉圣旨：兵部知道。本部查照历年事例，议拟覆题。勋臣之家，子孙得以承袭爵禄，或遇蒙受任使，管理军务，责任不轻。《尚书》说：“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是说立教不可不早。况且公、侯、伯的子弟，出身富贵之家，平素养成富贵习气，容易产生骄纵懒惰。如果不预先培养并好好教导他们，想要他们能不改变习气而成全德行，是困难的。我国家慎重典礼，凡是将官子弟，年幼者送入国子监读书，见于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间，屡次举行。皇上嘉靖元年等年，又因兵部建议，申明前例，题请凡公、侯、伯等爵，不分已袭未袭、已任未任，年满三十以下、十四以上的，全部查出开送本部，转送国子监，令祭酒、司业将《大学》、《语》、《孟》等书相兼点授，令其在家讲读，仍每十日赴营观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题奏，奉圣旨：已经通行执行。今本官奏请疏名上奏，送入国子监完备各种劝诫典礼，无中修明礼教之意，应当议处。等候命下，将现任公、侯、伯等爵，及应袭子弟，年满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职的，全部查出，备具年龄籍贯，直接开送礼部分类具名上奏，分送两京国子监，依照嘉靖八年题准的教法，分拨习礼肄业等因。题奉圣旨：咨部送司。随即准后军都督府手本，开送襄城伯李应臣等人前来。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奏，等候命下，本部将各爵具札送入国子监肄业，行令国子监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题准事例教习，务必使学习有成效，庶几文武兼济，他日可备干城之用，而不坠其先世门第之风了。

议处甘肃夷贡

兵部来文称，巡抚甘肃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载体称：甘肃地方，北边控制达虏，西边防备回夷，内部安抚属番，南边邻近羌谷，治理皆靠卫所，而没有郡县。政事多关乎边防计策，而非其他谋划。臣在边疆居住十一年，夷虏情状，边防得失，目击耳闻，现在谨将愚虑条列为十二件事，伏望敕令兵部计议施行。题奉圣旨，内中开立成法以验西夷、重译使以待西怡两件事，咨送到部。臣等谨开立前件，议拟上奏。一立成法以验西夷。查得西域入贡，原本没有定例。先前只据哈密忠顺王，派人伴送。近年忠顺王已无，先前西夷入贡，天方等国多称王号至数十人。世庙时阁部已议之详矣。天方国、撒马儿罕、额即白匕名号之外，番文开称，某地面某王、某速坛番本百余，其称号不系我朝封爵，无凭稽查。历考书史，并询问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关到沙州七百余里，沙州到哈密七百余里，都是先前属番住牧，现在已无人。哈密到土鲁番一千余里，自土鲁番到力失六七百里，即汉之盐泽，都是土鲁番种类。迤西大的有撒马儿罕、天方国、鲁迷、亦郎，小的有黑娄、怯迷、阿即民、沙密、把黑旦等处，即汉之车师、康居、大宛之属，随代易名者，皆由土鲁番之地，始可达于中国。今其人至，虽云各国名色，缘各夷面貌语言相类，真伪难辨。历年差人，只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先前虽有忠顺王掌金印，主各夷贡事，恐亦未能如东南诸夷入贡有符验者可凭信也。乞敕兵部计议，应否照依东南日本等国、东北朵颜、建州等卫，或给发号纸，或定立限期，或译审酋长体例、使臣名数，及兵部原有先前西夷定例事宜，备查议拟，题奉钦依，永为成式，庶几边官有所凭稽，夷使免于欺诈。前件臣等议得：西域诸夷种类不一，如哈烈、哈三、哈撒儿、沙的蛮等四十国，经哈密而来，或三年五年许贡一次。其余如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皆朝贡不常。载之《会典》可稽也。永乐四年，只封哈密酋长女克帖木儿为忠顺王，以后袭封

译赐予金印，命其掌管西夷朝贡事务。如今忠顺王已不存在，而前来朝贡的各夷族，自称王者的不止一人。大抵都是他们私自称王，不属于我朝封爵的体系。比如嘉靖十二年，土鲁番自称王者的有七十五人，天方国自称王者的有二十七人，撒马儿罕自称王者的有五十三人。又如额即白匕哈辛，原本不是前来朝贡的番夷，却也派遣使臣五十八名。这是因为西域的商贾，一向贪婪逐利，窥知朝廷回赐给国王的仪仗物品繁多，于是诡称名目，要求赏赐。这种奸诈的图谋，已经非常明显。如果现在不加以限制，那么他们请求朝贡的人数，必定会比以前加倍。冒用滥称，私自窃取名位，况且用国库有限的财物，去填补他们如溪壑般无穷的欲望，恐怕不是用来维护纲纪、节约财用的办法。

据都御史赵载所奏，要求发放号纸，规定期限，审核酋长体例和使臣人数，并查核本部先前确立的西夷朝贡事宜，题请皇帝批准，永远作为定式，并非没有道理。但臣等查得，东南的日本等国，世代拥有爵位和土地，国家有专设的王，所以先前发放号纸，设立底簿，派遣官员携带分发到各地。遇到各夷族前来朝贡，令其填写并收执，核对号纸相同，才允许进京。朵颜、建州等卫，则一年一次，朝贡的期限，既不逾越，前来朝贡的人，也有定名。而西方的各夷族，向来不是附属国，朝贡不固定，并没有发放号纸的先例。规定期限，那么三年或五年，记载在旧典中，都难以另行商议。至于审核酋长体例、使臣人数，以及查核西夷一切事宜，正是为了加以限制的意思。本部查有往年题准的事例，应当再次申明，等待命令下达，移文都察院，转行镇守、巡抚等官员，今后如遇各夷族前来朝贡，一一查照事例处理。其中如果有名种异常、番文繁复的，务必详细翻译审核，研究其来历。如果是各国部落冒用滥称王者，就应当揭露其奸谋，以大义责斥，令其改正使臣的名目。如果他们仍然骄横放肆，坚持错误不悔改，就应当以礼拒绝，不允许其朝贡。每国都分为等级，照例每十人准许起送二人进京，其余留在边境听候赏赐。全部造册，立即派人先送交本部收存。另外再出具半印花栏勘合，交给使臣亲自持来京城，以便比对，确定赏赐。到达京城之日，本部仍行文给管辖衙门，不许私下往来。通事人员，敢有泄露事情、教唆为非的，事发后从重参究治罪。这样，体制才能端正，法例才能明确，蛮夷才会顺服，国家才能尊贵。

一、重用翻译使臣以对待西夷。拨置外夷生事，多由通官（翻译）所为，即使是汉人尚且不能保证，何况色目人呢？切见翻译审核外夷的通事、序班，都是外夷色目人担任。因为汉回在中国很多，士农工商，都与汉人相同，应当用华夏文化去改变蛮夷。然而他们竟然以他们的教义为正确，使用夷人的礼仪，不吃猪和禽类，有特立独行想要改变的人，就聚集众人非议他，即使是妻子儿女也往往背离背叛。同类相遇则亲近厚待，视若至亲。如今通事、序班等人，都是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城，就教唆他们额外求讨；伴随回还时，就教唆他们贩卖茶叶等违禁货物，肆无忌惮。而且让外夷轻视中国无人，认为非其同类，就不能翻译他们的语言。何不于四夷馆内选拔汉人学习番语，前项序班，都以汉人充任，不仅不会泄露中国机密，也向蛮夷显示中国人无所不能，这也是防范震慑外夷的一个方面。

前件，臣等议得，设置通事是为了通晓夷使的语言，引导朝议，翻译审核真伪，从而宣示国家的恩信，震慑蛮夷之心，确实不可缺少。如今各国的通事，都有定员，外夷色目人在中国，也能担任通事，大概是因为访查保举考选时，大多选取精通夷语的人，起初并未询问其族类。但各夷族中，只有回夷最为桀骜狡黠，在外则侵扰边疆，入贡则要求赏赐，需索无厌，致使驿站苦于供应；私自购买违禁货物，致使官府被其欺瞒。反复无常，奸伪百出，确实可恶。然而他们从万里之外而来，岂能尽知中国之事？实在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小人开端倡始，崇恶长奸，巧设邪谋，暗中主使，以致回夷轻视中国，敢于挟制边臣，污蔑朝士，投进的言辞，不下百十种，甚至泄露机密，勾引戎狄之心。像这样的行为，不可枚举。因为汉回通事，实在不是我们族类，同恶相济，同类相亲，本是理之必然。虽然其中贤良与不肖不齐，难以一概而论，但在事前谨慎严密，防范杜绝将来的祸患，也不可不慎重考虑。据都御史赵载条陈重用翻译使臣一节，应当依拟执行，仍行文镇守、巡抚等官员，今后如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也使用中国精通回语的人，不得差遣汉回，以致产生奸弊。臣等再查，各国序班通事人员，虽然在鸿胪寺带衔，但职责专管朝贡，实际隶属本部掌管。切缘各官，只是考满时经由本部，况且考语也凭该寺开送，其中贤良与不肖无法稽查，因此这帮人敢于为非作歹，无所顾忌。何不行文令该司及提督主事时常……

译您考核时，凡是有职务荒废以及勾结外国人、收受贿赂、弄虚作假的人，呈报公堂参奏查究并执行处置。这样职责才能相互维系，法度才能严格整肃，而人们就不敢违犯了。

译关于商议日本朝贡事宜的奏疏【日本朝贡】

礼科都给事中丁湛等人上奏称：礼部题为进贡一事，奉圣旨：“这夷人的情势诡诈多变，先年颁发的勘合（贸易凭证）尚未缴回，是否应当重新设立并再次颁发，还是备查旧例详细商议后奏报？”臣等深切认为，日本近年因宗设之乱，致使一方动荡不安，已奉钦定旨意，不许通贡了。这次他们又派遣使臣，用谦卑的言辞表示归顺，皇上天度恢弘，不追究过去的过错，特别恩准其来朝。至于他们所请求的几件事，大多不可答应。关于勘合一事，必须缴回旧的才能颁发新的，交接授受，这样才有凭据，不至于被伪造者所欺骗。现在先年的勘合尚未缴回，却急于想要重复颁发，万一被他们欺骗，那将如何处置？臣等又听说，倭夷自汉魏以来开始与中国通好，到前朝时，允许其进行互市。稍有不满，就杀人抢劫焚烧离去，起初成为沿海郡县的祸害。我圣祖以神武平定天下，四方夷族都来归附，即使是西北强劲的敌虏，也都款待边境。唯独倭夷，时常侵犯我国海路，又暗中勾结奸臣，图谋不轨，因此将其断绝往来，明确记载在《祖训》中，昭示长久永远。臣等私下认为，以后倭夷再来修好进贡，应仰承祖训，拒绝而不接受，以显示天朝不与无礼义的国家交往等因由。奉圣旨：“这本说得对，礼部便商议后奏报。”臣等商议认为，《春秋》的法度是：夷狄背叛就惩罚其不恭敬，用刑罚威慑他们；来朝就嘉奖其慕义自通，所以接纳他们。传曰：“见圣人之心，与天地相似。”谨按《皇明祖训》所列诸夷国名，共十五个，日本也在其中。而在其下注曰：“日本国虽朝贡，暗通奸臣，图谋不轨，故断绝往来。”大概因为这个国家位于海岛之中，往往出没成为海边州郡的祸害。后来山东、淮浙、闽广沿海地方，设有备倭门，各设都指挥一员，统领所属卫所，抽调官军操练战船，作为防御。他们知道我们有防备，不敢侵犯边境，有时隔几年才来朝贡一次。朝廷因其恭顺的缘故而礼遇他们。所以自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允许其入贡。二年开始赐予国王诰命、金印、永乐大统历，以及文绮、古器、书籍等项，恩赐非常丰厚。从此历经累朝，列圣都允许其入贡。我皇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凶作乱，干犯天纪，奉有明旨，不许通贡，长达十七年。这是以后倭奴成为中国祸患多年的缘故，所以应当断绝而不应当通好，这确实是事前防范的要务。这是我皇上断绝往来的心意，也就是太祖的心意，也是《春秋》惩罚其不恭敬的道义。去年据浙江镇巡等官监察御史傅凤翔等联名上奏称：该国派遣使臣硕鼎等，航海远来，言辞谦卑表示归顺，别无其他缘故，请求照例起送，以通外夷归顺之情，也免除边海军民惊扰之患。礼部议拟，是否行令浙江各该衙门，再加翻译审讯，确实没有其他缘故，才允许起送，只是仍遵照前旨阻回等因由，具题后节奉钦依，准照例进贡。这是我皇上容纳的心意，也就是成祖、列圣的心意，也是《春秋》嘉奖其自通的道义。但是夷人性情诡诈无常，既然称表示归顺，却又想要发还留在的货物，以及罪犯宋素卿等，妄意乞求，不知国法。已经礼部题覆，宋素卿等奉有明旨监候处决，货物是没收归公之物，都难以再议，都没有准从。而该科又论奏前因，无非是想修明法制，以折服其将来求请的意图。至于请求颁发勘合一节，也已经礼部题奉钦依，准令下次该贡之年，将弘治、正德年间的勘合进缴，才与改发嘉靖年间的勘合，所以防止其伪造欺骗，似乎难以再议。另外，礼部主客一司，专职四夷进贡，但只要是祖宗以来例该入贡的国家，赴京有定期，夷使有定数，进献有定物，宴赏有定格，一应事宜都照常题请举行。现在日本之夷，仰遵明旨，既然已允许其入贡，虽然其所请三件事，确实涉及非分，已经礼部当面诘问其使臣，以道义裁断，他们帖然畏惧服从了。现在又商议断绝往来，似乎没有名目。况且王者驾驭四夷，有不庭的则征伐，现在来贡却断绝往来，恐怕无法感化兴起四夷向服之情。所据外夷进贡关系甚大，是否禁绝，臣等不敢轻议。但往后入贡事宜，应当预先处置，是否请礼部查照《大明会典》，及嘉靖六年题准事例，移咨该国，务必遵制十年一贡，夷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不得借进贡之名，多带兵器，别起事端。如贡不及期，人船过额，及文移词语不顺，使臣不恭，求讨非礼等项，听浙江巡按御史，径自奏请阻回，不许起送。这样法制允厘，恩威并着，既不拒绝其来王的诚意，而又遏制其非分的期望。

关于商议酌情增加朵颜三卫夷人赏赉的奏疏【三卫赏赉】

整饬蓟州边备都御史徐嵩，上奏称：准兵部咨文，为夷人乞求增添进贡一事，臣等以朝廷恩威晓谕，责其妄求添页，以及迟慢之罪，革兰台等叩

译首先，革兰台等人于当日，将进贡的人马，会同照常查验放行三百名。人数清点完毕后，次日将预备的盐、米、布匹、酒、肉逐一犒赏，以显示皇上赐予的厚恩。

又根据革兰台所告称，其官职需要略比平常加大，以及收捕作乱的达子，因无吃无穿，请求上奏处置一节，臣等仔细思惟：自去年冬至现在，地方安宁，与往年相比，抢掠人畜、杀伤官军，惨毒不可胜言的情况，其功劳也可嘉奖。若能趁其愿意报效之时，酌情给予升赏，仍令其更加用心管束收捕，若有侵犯，大的则拒绝并剿灭，小的则革去职赏，那么他们贪图我国的利益，而更加有感恩图报之心，畏惧我国的威严，而不敢放纵其犬羊般的贪婪本性，地方也可望无事。

奉旨：该部来说。

查得朵颜等三卫夷人进贡，先前本部已具题，奉有明旨，着抚按、总兵等官再行省谕，以大义责成，姑且容许补贡，已经行文令各官遵行。如今该都御史徐嵩具奏前来，开称巡关御史翁五伦，责令通事等人，授以晓谕，宣示国威，致使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过，照常乞求进贡，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都已到馆。这实在是由于皇上神妙的谋略和英明的决断，威震远夷，不烦天讨，而丑类自然输诚慑服，不敢再有增贡的请求。入贡逾期何足为言，制夷的要策不在此，叶文思与涂总制的一书中论述得很详细了。

只是该夷入贡，往往逾期，依法应该究治，但都督革兰台，执称是因为天雨所阻，又被黄毛达子来抢，所以来迟，察其情词，似乎也有原因。伏望皇上，特别垂怜优恤，俯赐宽宥。本部仍行文令提督主事浚会同通事等人，严加省谕，今后务要依期进贡，不许迟慢，以自取罪戮。

再查都御史徐嵩，奏称自去年冬至今，沿边未有夷贼侵犯，地方安宁，异于往昔，未必不是本夷收捕的功劳。今因其报效之时，酌情给予升赏，令其更加用心管束收捕，那么他们更加有感恩图报之心。臣等查得徐嵩所奏，大概也是怀柔远人以安定地方的至计，既然该边臣所请，且本夷屡次告称穷乏乞哀之情，可否于今次常贡正贡之外，将都督革兰台酌情给予赏赉，以示国家酬奖之典，不作为常例。其所称加大职事、钤束部落一节，事隶兵部掌行，应否加赐，该部径自查议题覆施行。

译关于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的奏疏【琉球通番】

福建巡按监察御史徐宗鲁上奏称：犯人陈贵等人历年私自驾驶大船下海与外国勾结，夷人蔡廷美等人将其招引入港，曾与他们进行贸易。如今因争夺利益，彼此互相杀伤。该国中山王将陈贵等人咨文称为贼寇，派遣蔡廷美解送犯人并携带奏本，称要起送赴京奏报，并请求敕令责罚中山王尚清，严禁缉拿夷众，不得轻易与中国交通贸易，以杜绝争端。

臣等认为，奏章中提到的陈贵等七人，历年故意违抗明令禁令，下海通番，贩卖货物获利。这次恰逢潮阳海船二十一只，水手一千三百名，彼此争夺利益，互相杀伤。祸患的根源，起自陈贵，其罪实在深重。但该国既然知道陈贵等人违法，私自驾驶大货船到该国，只应连人一起送回天朝，自有明确的法典处置。然而却放纵他们拿着牌面，招引入港，接卖货物。据陈贵等人供称，二十六船的货物，都被他们盘查占有，显然该国贪图他们的货物，因议价不同，彼此互相攻杀，于是诬陷他们为贼寇。航海万里，深入岛夷，众寡之势，自然不相敌对，却说他们是贼寇，这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事。

据陈贵等人坚持称，承揽装载的各主货物，都有各籍姓名，通商来历原本不是作贼的人犯。况且国王咨文中，也说连年入境贸易，与陈贵等人的供招相同。如今既经巡按御史徐宗鲁委派官员会议，反复驳问明白，除陈贵等人违法通番，查照律例处治外，所据该国巧捏虚词，冒渎天听，事属不恭，情甚可恶。参照琉球中山王尚清，世代承受圣朝恩泽，素来沐浴皇化，恩赐特别丰厚，礼遇尤为隆重，自应恪守典制，永远效忠恭慎。却乃纵容夷人，屡次交易，不行禁止缉拿，又复夺取货物，羁留人众，不行究治。等到各犯亡命四出，方才害怕他们归诉朝廷，才商议派遣使者，称奉旨以解贼为名。既贪财悖理入己，又捏造虚词诬人。伏望皇上天语切责，以警戒欺慢。

候命下本部，备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谕，着令中山王尚清，自我反省过错，严缉夷众，以后不得轻易与中国商民交通贸易，致生乱衅。其夷使蔡廷美等人，原系招引通商人犯，本当收留监禁，以候处分。但念彼国王派遣，且犹执词互异，姑从宽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渎进。其兼搭番货，于例有违，亦合着令带回。及查去年该国进贡使臣殷达鲁等人回还，计抵柔远驿，即将所移咨文付彼，赍达彼国，并蔡廷美等人，责付率领同回。

再查近来沿海巡视守备等衙门防禁太疏，以致奸商肆意，出没海岛，交通番夷。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将来损威起衅，又不特如陈贵等人而已。所据各该守巡备御等官，通合有罪。除巡按御史徐宗鲁题称查径自参究外，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转行各该巡海衙门，务要严饬武备，不时哨探，以防后患。庶法令修明，而边分可息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十九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二十

华亭陈子龙卧子、徐孚远闇公、宋征璧尚木、李雯舒章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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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玉楼集（疏、书、策、记）

李默

疏

论宣大总制胡侍郎疏

论宣大总制胡侍郎疏【大同叛军】

臣等私下听说，天子不敢一日废弛大法，以自侵坏其尊严，故有遏止乱事的篇章，有诛杀慢上者的刑罚，诚不宜过分姑息，以伤害大计。如今大同的不逞之徒，安抚他们不服从，诛杀他们不能成功，傲慢桀骜，难道还知道有大法可畏吗？以堂堂天朝，却让一二悍卒敢于与之对抗，这是臣等日夜切齿的原因。朝廷力量并非不能显行大戮，全部捕捉并虔刘他们，只是念及宗室生灵至重，万一坐跌，伤损非小，故不得已而为前日之师。都以为胡瓒等从诸卿士中选拔，授予节钺，必能夙夜祗奉德意，使元恶就锧，余凶化顺，以纾陛下北顾之忧。然而瓒才本疏庸，非其负荷，惟怀乘时徼利之心，罔识誓死讨贼之义。

始桂勇斩获郭鉴之时，此辈称手待诏，不敢少动，则固天威有以震慑之也。此亦须知会议事易，身亲较难。于此时果能单骑驰入镇城，拊循其众，则擐甲之徒可不劳余力而解矣。

瓒既不能出兵阳和，邀迎首级，致令大同惊愦，寻有郭巴子报复之乱，旋复掣兵贻示怯弱，使反侧不悛，羁执桂勇以要代王，而罪人终不可得者，皆瓒之罪也。夫首恶既未尽诛，余党既未尽解，瓒何以归报，何以班师？顾乃诱还代王，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