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六十三

译官。因此停发俸禄。经过一年无法领取。而边海不知情的盐民。因为追征严急。惊慌恐惧而起来打抢。被判死刑或徒刑的。纷纷不断。现在承蒙明诏、看见陛下大施免除恩惠、以救济百姓、凡是不便的事项、又命令各衙门陈述奏报、臣现在仰体圣心、俯顺民情、想要将广东海北二盐课提举司原定数额的灶丁。再次进行清查。如果先前陆续逃亡。遗留下的盐课。无人缴纳。就予以免除。免得连累现有的灶户。那些现有的灶户。如果有新生和续长的。盐丁。全部查出补充原定数额。人物在天地间此衰则彼盛广东盐丁。虽然两次经历兵乱。而有逃亡。臣访得现有灶户。人丁新生续长。大概也不少。如果全部查出。想必也足以补充原定数额。纵然不够。也不会相差很多了。那些先前投入盐司的民户。蛋户。后来逃回本籍的。也予以清查免除。以免连累灶户。又按照广东盐课。虽然因为灶丁的消耗。原定数额已比旧时减少近来人口逐渐增多。广东盐利颇有微薄的盈余王阳明讨伐山寇也奏请将三府的盐通到江西以收取其税食盐范围渐广。各处所收入的军饷银两。已经比最初多了百十倍。彼消此长大概也是互相补充的臣又查得广东海北二提举司的盐册、自从天顺六年编造、至今六十多年没有重新编造、灶丁在册、已经去世多年的、没有予以开豁、新生续长的、没有及时收入。灶丁按册缴纳盐课。灶户有的人丁百余。田业数顷。名义上的盐只缴纳三四引。有的人只有一二。家中没有隔夜之粮。盐课反而缴纳四四五引。苦乐不均。都是因为册籍没有重新编造而按册征盐的缘故。臣愚以为想要将先年的盐册、重新编造、灶丁已经去世多年的、全部开除、新生续长的、逐一清查收入、以及灶田的旧管新收开除、与民间的黄册、一样编造、往后务必依照黄册、十年一次重新编造、永远作为定规、这样官府按籍督课、灶户照丁办盐。就不会出现苦乐不均了、

译一、免除徭役以完成国家赋税。臣查考，灶户优免杂项差役，是历代朝廷奏准实行的成例。成化年间，因民间多有与灶户串通，诡计隐匿田粮，企图逃避差役的奸弊；以及殷实的盐户多购买民田，却完全免除科派差役，府县官员便将灶户与百姓一样编派差役，导致纷纷上奏控告。屡次经过巡盐御史等官员先后奏准实行：灶户一丁办盐，准许户下二丁帮贴，其余佥补逃亡故去的盐丁；灶户户内田产，每办盐一丁，除去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其余一体扣算当差，只令出钱雇役，不许编充民壮、水马站夫等差役。为何近来有司不知此例，竟将灶丁灶田一概与百姓编派差役？臣又查得，广东丁田，在编派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称为均平钱。灶丁灶田原本不办此钱。近因民户多买灶田，有司因而令其出均平钱，遂将灶丁灶田与百姓一般科派。灶丁在均平钱之外，每年又有出海守哨的差役。灶田每亩原科民粮三升二合，又科盐二斤八两，称为盐税，纳于盐司。近因灶田卖入民户，不肯再纳盐税，也累及在籍灶户。灶丁每日办盐三斤四两，劳苦已极。今又与百姓一概编派徭役，出均平钱，出海守哨，是一丁而有四差。若累及下户无法征收盐课，不为之豁除，是又有五差也。灶田既每亩科米三升二合，又科盐税二斤八两，今又与百姓一概编派徭役，出均平等钱，是一田而有四差。若田卖而盐税不与豁除，是亦有五差也。盐民如何能堪？臣查得洪武二十三年，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小江场百夫长余必美学奏称：本场灶户专一办盐，其中有田地者，已经由有司作数送纳夏税秋粮，今有司仍将灶户编充里甲、巡栏、库子等项，盐课难办。钦奉太祖高皇帝圣旨：“是，准他既做盐户，如何又着它当差杂役？”钦此。今灶户一丁办盐，准二丁帮贴，民田除一百亩不当差役，也是因灶户多买民田，有碍全免，而为此随世救弊之法，已非祖宗之旧矣。而有司故意违逆历代奏行成例，竟将灶丁与百姓一体编派差役，究竟是何道理？今臣欲将佥事吴廷举申明的成化年间议恤灶户事例再行申明刊刻，发各府州县，令其遵守。凡灶丁一丁准二丁帮贴，余丁佥补逃亡灶丁；除灶田不编差外，户内田产每办盐一丁，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其余只令出钱雇役，不许编充民壮水马站夫等差。其灶丁均平钱及出海守哨差役，亦准前例优免。灶田均平钱查洪武年间原额，优免户内若有续买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亩准其赡灶，余田方令与百姓一体出办均平钱。若有司再行编派差役科扰，以致灶户告言者，以违制论。

应诏陈言兵政疏【兵政】

臣闻兵戎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存亡系于它，不可不讲究。国初设立一百二十卫置于两京，三百七十卫列于州县，所以捍卫百姓、保护王国。承平日久，兵政废弛。今卫所官军，逃亡者占三分之二，存在的又孱弱不堪用。地方有事，则招募民间骁勇以为用。山王年间刘贼、矿贼生发，横行中土，搏杀官军，如同雉兔，最终收功于边兵与淮海之盐徒，则今日兵之不可用，不也很明显了吗？夫卫所之兵，听其逃亡，竭民膏血以养无用之兵，又雇兵以为用，则今日兵政之坏如何？且兵非素养，则不可得其死力。临时雇募，未免缓不及事。又小寇或可支持，忽遇大众，难矣。况召外兵以靖内寇，岂不启戎心而贻后患？枭雄之士在草莽，天下有变将起而举大事矣，其肯受吾雇募乎？是皆随时苟且，支持目前之计，非能为国家深长思也。孔子曰：“易穷则变，变则通。”本朝以兵得天下，其坏乃至于此，非穷而当变通之时乎？然自古无不敝之法，况兵凶器，其易敝也为尤甚。救偏补弊，自古所难，况兵政之弊，其难补救也，为尤甚。如唐府兵，古今称为良法，然□世而已坏，宰相如张说不能救，但为一切苟且之法而反以基乱。宋之禁兵，当时自谓得法，然卒以繁费困天下，宰臣如韩琦辈不能救，王安石之变法，而亦以基乱。兵之易坏而救之之难也如此，在今日亦岂易言哉。虽然，兵之难而轻变之，固足以基唐宋之乱；兵之难而不变之，亦岂今日长久之道哉？臣闻致弊必有其端，今之逃亡也有三患，其难用也有四弛。贫困

译这是侵渔之患。这是远戍之患。这三项是祸患。不挑选检阅。失去教导训练。任用不固定。法令不严明。这四项是松弛。什么叫三患？一支军队数千人却只靠一斗粮食维持。从粮仓支取时亏损减少。十人中流失两三个。其他没有经营谋生的手段，日常开支依靠什么？这就叫贫困的祸患。将领贪婪暴虐。肆意诛求勒索。放贷取利，折算克扣。士兵不能自立。这就叫侵渔的祸患。派遣戍守遥远地方。水土不服，骨肉分离。心神不安，山王山王还没到就想着逃跑。这就叫远戍的祸患。什么叫四弛？这一件事必定是四弛的根本。父亲死了儿子继承，不再挑选检阅。疲弱病残、身材矮小的人，都编入戍卒行列。这就叫挑选的松弛。武场上敲锣打鼓，只是虚应故事。士兵不熟练兵器甲胄，其他技能也不懂，只能自食其力。这就叫教导训练的松弛。太平日子久了。士兵不懂打仗。遇到征剿任务。官府就招募民兵来逃避杀伤的罪责。供养士兵就像娇惯的儿子。这就叫试用的松弛。奋力作战没有奖赏。退缩怯懦没有惩罚。纪律不明确。人心懈怠玩忽。这就叫法令的松弛。了解三患。通晓四弛。才可以谈论用兵了。查考宋初的制度，兵法本来就不好。唐兵虽然擅长作战。但它的弊端。在于劳役繁多而地点遥远。它的失策。在于府兵制不再恢复，而张说苟且应付的法令得以施行。现在兵法不修明。而随时苟且应付以备用。这和唐朝有什么不同呢？因此，祖宗的法度。不可以就此废除。卫所的士兵。不可以不修明。然而想要修明它。只在于补充逃亡者。淘汰老弱者。而其法则在于去除三患。振作四弛。如此罢了。这件事却有不容易说清的。查考宋人的军队。二十岁入籍。六十岁退伍。然而缺额需要招募填补，人们还害怕被选中。现在的法令父亲死了儿子继承，人们哪里愿意服从。听说建国初期把百姓编入兵籍。有人断指毁目来逃避兵役。现在想要把百姓编入兵籍来填补缺额，难道不会惊扰百姓吗？臣愚昧地认为不如让将领在营中训练民兵，选取他们来填补缺额。不足的话就招募闲散百姓。或者余丁来补足。也不必全部勾取原来的名额。都允许他们六十岁退伍。不允许拘禁他们的子孙。愿意充军的听凭他们。又用赏赐来招致他们。那么百姓应当有顺从的。制定选拔标准。大致仿照姜太公选拔骑士。宋太祖制定兵样的方法。必须身材几尺。拉强弩几石。背负甲胄几斤。又让两人互相射击。骑马奔驰互相攻击。那些不躲避的。才算符合标准。逃亡的士兵必须符合标准。才允许充补。现有的士兵必须符合标准才允许存留。被削退的士兵。另外选拔余丁或闲散百姓来代替他们。那些名册存在而不离去的人。代替的军队既已退下，就回归正户。选拔不符合标准就另外选拔如前法。远戍在外而原籍有男丁的。令所在官府查改近卫。其选拔方法也如前法。月粮之外。时常加发赏赐。像宋人时常发放银鞋、薪水之类。务必让他们日常开支有依靠。不至于困乏。而又对月粮严立亏损克扣的科条。对将领加重盘剥克扣的惩罚。教导训练的方法。必须多选拔武职官员。或者良家子弟中精通武艺的人作为老师。教以骑射战阵的方法。而因为将领每次教导不超过十人，等到能精熟才允许更换。教导务必周全普遍。大致像兵法所说的十人学战。教成合为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为千人那样。教导既有成效。然后操练如常。遇到征剿任务。全部驱赶他们上战场。如果互有杀伤。查照正德年间的先例。不追究主将的罪责。那些临阵退缩以及在逃的。按军法处置。这样三患就去除了。四弛就振作了。在伍的都是精壮之兵。然而还有逃亡以及孱弱不堪用的，是没有的了。

译应诏陈述关于将才的奏疏

臣认为，我朝凭借武功平定天下，所以武臣的子孙都能世袭官职，这是为了不忘他们的功劳，也是汉朝以铁石刻字、以山河为誓那样坚定不变的意思。朝廷对待他们可以说是非常优厚了。只是由于这种世袭制度执行不力，所以军职中多有冗杂滥竽充数、不堪任用之人。而且在承袭官职时，必须经过比试合格，然后才授予官职；初次比试不合格，减半俸禄；再次比试不合格，降为普通士兵。朝廷授予官职，可以说是非常严格而不随便的。然而为什么在太平长久之后，法纪松弛，弊端滋生，考试只是走形式，找人代考，兵部官员不再严格审查，沿袭久了，便成了风气。于是使得身居将帅之位的人，不能操持兵器；手握兵权的人，不能安抚驾驭军队，兵政因此大坏。如今天下的武职官员，就像木偶人一样，遍布在位。民间虽然有斩将夺旗的人才，想要进身却没有门路。武职官员平时既不能训练军士，只喜欢搜刮钱财；一旦边疆有事，就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官府不得不招募民间义勇来平定叛乱。义勇平定叛乱有功，官府却不记录；武职官员不必有功，有的凭借虚名被推荐，有的善于钻营求得升迁，就登上高位。为什么轻重颠倒到这种地步？他们的过失是相同的。难道是因为念及他们祖先的功劳，平民百姓不能与他们同等对待吗？然而从臣看来，这也是当今的一大弊端，恐怕不是帝王用来奖惩功罪、招揽英雄的手段。为什么呢？发放俸禄本来是为了供养有功之人，建功立业是为了成就事业。国家虽然优待武臣，但官职仍然不轻易授予，是希望他们报答父祖的功劳，以备国家使用。如今松弛了祖宗的法度，实行姑息养奸的政策，使得富贵人家的子弟安然居于人上，兵政因此大坏。如果又放纵他们而不加以约束，那么他们就会把官爵当作自家固有的东西，朝廷无法剥夺，他们更加放肆而无人警戒，遇到紧急时刻无法依靠，国家将依赖什么呢？所以败坏事情、误国的人就是这些。冲锋陷阵、击柱屠狗、掘坟盗墓的豪杰，常常出自民间。他们喜好逞强、喜欢杀伐的志向，好比猛虎，长久不搏杀，就会咆哮磨牙来发泄其毒气。如今兵事都交给世袭将帅，而他们无处施展，他们喜好逞强、喜欢杀伐的志向，难道不可怕吗？太平无事时，或许低头屈服于我们的牢笼；一旦突然有变故，难道有不咆哮奔跃而去的吗？如今民间盗贼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像山王时期的刘六、刘七以及闽广地区多年的寇乱，何尝不是这些人呢？如果不预先谋划，恐怕积累久了，磨牙发泄毒气的人，谁能保证一定没有呢？所以脱缰野马、挑起事端的人就是这些。所以臣愚昧地认为，当今天下的武职，想要遵循祖宗法度来裁抑；民间的雄杰，想要开辟一条途径来疏通。武职承袭，命令府部严格辨别验证并进行考试，命令科道严格监察。如果不合格，查照旧例，减俸降革，不得姑息。如果雇人代考，就揭发其黄榜（取消资格）。如果犯有奸盗、失机等重罪，就揭发黄榜并革除爵位。民间的雄杰可以设立千长、百长的职名来安置他们。近来武弁试用也不局限于军职了，让他们掌管州县民兵，追捕盗贼。如果能立功，按照武职的序列升迁。如果积累功绩很多，也不限制其升迁的限度。如果有韩信、彭越那样的奇才，就破格提拔使用。如果有平定叛乱的大功，也允许承袭。对武职施行裁抑的法度，不仅是为了罢黜不肖之人，推崇贤能之士，以备国家使用，而且是为了开辟平民登进的门路。平民有进身的阶梯，不仅是为了备国家使用，而且可以堵塞祸乱的根源，这难道不是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正道吗？有人说，武职裁抑，就会有失去爵位不再叙用的祸患；民间的雄杰，已经通过武举收罗了，这样做不是多余吗？臣说，所谓的军功也有几个等级。像太祖、太宗起事之初，尚且不敢轻易议论。此外，如果是一代一代积累功劳而得到的，也有区别。况且本朝元功子孙，如今有的以散官领取俸禄，有的流落民间。如果不遇到陛下兴灭继绝，也就终老罢了。如今卫所的官员，哪有像诚意伯等大臣那样的呢？他们的功劳本来不足以流传久远，况且已经承袭了几代，朝廷报答他们也已经足够了。如果他们的子孙能自己奋发，还应当允许恢复旧职，本来不可以立即断绝他们。至于如今的武举，与文举相比，也不相差太远，都是凭言辞取人而没有实际尝试，哪里比得上凭功绩取人而有可依据的事实呢？况且武艺或许擅长，而文才不能自我表现的人，又从哪里得到呢？所以臣愚昧的法度，似乎可以使用。英明的君主洞察万物的本源，应当会对樵夫的话有所采纳吧。

应诏陈述关于边患的奏疏

臣考察夷狄成为中国祸患，由来已久了。自古以来的英明君主、仁义帝王、谋臣勇将，无不尽心谋划，然而没有谁得到上策的，确实难啊。以汉朝来说，雁门、云中用来防备北狄，陇西各郡用来防备羌人，巴蜀用来防备西南夷，辽东各郡用来防备朝鲜，会稽各郡用来防备南越，边患的范围本来就很广。从此以后，唐朝则北面防备突厥，西面防备吐蕃；宋朝则北面防备契丹，西面防备宁夏。只有这两个方向的边患最为显著，而东南方向的边患则很少了。到了本朝，北面是达贼，西面是回贼，常常成为两个方向的边患；南面是两广的猺獞，没有放下武器。朝廷于是三方划定边界，设置关隘，驻扎重兵来镇守，这本来是国家的长久之计。然而时间既久，人心懈怠，兵政逐渐松弛，近日的兵备，已经不如从前，而各边

译有祸患，就有值得忧虑的地方。臣请求为陛下陈述。以北边来说，宣府、大同两镇的军队，本来是用来防备胡人的。如今达马罕出没在边境，朝廷束手无策，不能抵御。世宗皇帝时期，边兵屡次发生变故，与现在相比，这种祸患算是少了；然而反贼却将抚臣捆绑，作为国家的祸患。国家也不暇顾及胡虏的祸患，反而因为粮饷不继，导致兵变成为祸患。这是什么道理呢？推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内地军队削弱，不足以制约他们，所以他们才敢狂妄悖逆到这种地步罢了。

从前建立国家的人，必定要使内地军队足以制约外边军队，外边军队足以制约内地军队，内外相互制约，然后才能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汉代丞相、司隶子弟，全都出戍边疆；唐代关中府兵，占据天下的一半；宋代用禁军戍守各州，都是这个意思。本朝一百二十卫，设置在两京；三百七十卫，列于府、州、县，就是汉、唐、宋的意思。然而军队却削弱了，为什么呢？士兵多而不精锐，就如同没有军队一样。正德年间，刘六、刘七作乱，驱赶京兵如同驱赶群羊，不得已才召边兵来平定。刘贼刚被平定，而边兵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看到京兵如此削弱，于是强横跋扈之心产生，杀害抚臣，捆绑边将，无所畏惧。朝廷也无可奈何，姑息不问。因此他们的志向更加骄横，边兵的祸患，于是根深蒂固而不可解除了。

从前在祸变刚发生的时候，尚书胡瓒前往治理，如果经营得法，难道不足以消除逆谋而平定大乱吗？为何那些见识浅陋的庸才，致使祸变再次发生，遗留祸患直到今天。那些人竟然漏网而去，真可恨啊。臣听说现在的边兵，主帅几乎不能统辖，抚臣辄自阿顺他们的意愿，不敢说一句话。他们心中常常蓄养叛意，一旦使者到来，就显露出来等待。使者常常因此丧胆，这与唐代的藩镇有什么不同呢？边兵如此，也是幸而胡人运势恰好衰落，国家得以享受太平的福气罢了。万一胡人猖獗，侵犯边疆，谁能制服他们，使他们冒着刀箭去抵御呢？而兵部的大臣，也没有听说有人为此担忧。难道抵御真的没有策略吗？还是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呢？

听说边兵的跋扈，起源于内地军队的削弱。内地军队如果强大，那么边兵就不敢作乱了。现在只有整顿内地军队，那么边兵的动乱，可以坐着就消除了。譬如人身有疾病，用药则驱除它，否则就调理元气，巩固根本，久而久之疾病自然消除了。现在京师十二团营的士兵，有缺额就补充，拣选训练京兵，这是根本之计，不专为弹压边兵。时时操练，衣粮不缺，何尝没有军队呢？然而市井无赖之徒，苟且充数，拣选的方法不精细；武场金鼓，只应付旧例，教训的方法不实在；战阵不经历，闻贼胆寒，常试的技艺不熟练。这样军队怎能强大呢？怎能镇压边兵使他们有畏惧之心呢？

臣愚以为，应该用臣的拣选方法，来拣选京兵；用臣的教训方法，来教导京兵。拣选既精细，教训既熟练，然后用唐代更戍的方法，团营的士兵，分为三番，派遣戍守宣府、大同，使他们习见胡人。想要训练京兵，不分番出入是不行的。纷纷议论说京兵不可戍边的人，是不懂劳逸之势的。经历战阵，闲暇时耕种，大约三年更换一次。京兵既出，取州县的士兵，来补充缺额，都使他们分番出入。这样内地军队就精锐了。内地军队既精锐，边兵必定闻风而胆怯，不敢狂妄悖逆。戍兵的祸患，适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屯田的方法，又应当与之并行。

越王勾践以小小的越国，收拾于破败之余，生聚教训，尚且足以强大越国而灭掉吴国，何况国家全盛之时呢？以西边来说，甘肃三州等卫，就是汉代所开辟断匈奴右臂的地方。我太宗皇帝又设置哈密国、蒙古赤斤、罕东等卫，作为甘肃的藩蔽，谋划多么深远啊。为何胡元之余烬未灭，脱脱的国家嗣续不继，哈密的封地，于是折入吐鲁番，而甘肃的藩篱失去了。弘治年间，尚书许进，曾经恢复它，难道不足以推亡固存吗？奈何尚书金献民，狐鼠小夫，谬膺重寄，欺君误国，遂使哈密之地，不可复收。祖宗千百年之贻谋，废于一旦，岂不重可恨吗？而那人却仅得轻典，真奇怪啊。

又听说吐鲁番自从通贡之后，每一次入贡辄留数十人在甘肃，现在积累到二千余人了，这他们的志向想要做什么呢？他们曾经说沙州、瓜州两处，系他们祖宗故地，有谋取占据的志向，此举可知也。不及今遣之，待数十年后，人马益众，则甘肃危矣。这样不仅哈密的失，将并甘肃而失之也。甘肃开于汉武千余年矣，若至我朝而失之，岂非千古之羞哉。岂惟千古贻羞，三秦之民，必无贴席之日也。而封疆之臣，亦未闻以为忧，何与？

夫哈密之可复与否，论之者多矣。以臣愚见，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哈密之不可复，天也。罕东、赤斤二卫，独不可培植吗？罕东、赤斤之势或单弱也，野乜克力、小列秃诸戎，独不可联结吗？诚驱逐吐番，分哈密之地与二卫，皆封为王，给以金印，使连兵以守。能自树者立之，不必复。

译拘元裔，此最得收复哈密之策，联结诸戎，以为之援。则哈密虽失，而不失甘肃之藩篱，巳撤而复树矣。然举事以食为先，今国家财用不裕，各处边储缺乏，加之甘肃连岁不登，斗米银二钱，此时而欲举事，难矣。原甘肃所以岁不登者，缘其地四邻羗胡，迩来边备废弛，戎马时扰，不得耕收；又黑河之水，陷而低下，不能上灌田亩，所以致此。虽天时地利，亦人事有未修也。若依臣之计，先饬兵备而修屯田之政，又宽两淮盐商，使得厚利，乐输粟于彼，则军输有余裕，而哈密之事可举矣。

以南边言之，两广交界之处，深山长林，上通荆楚，广袤几千里，猺獞生于其间，以射猎为生，刼掠为业，边民常受其害。国家置重镇于梧苍，似足为生民之卫也。然岭西诸猥，时或稍靖，府江之猺，何尝息毒。成化间都御史韩雍，尝征断藤峡，猺夷屏息者十余年，今则悉无忌惮矣。引弩临江，掠取舟楫，三司山王还，曾不少让。官府无如之何，姑因而啖之，每舟所过，额与鱼盐，定立约束，求免剽掠。如是则法纪荡然，虽绣斧所经，亦携盐自备，是得为纪纲乎？

官府所以重于攻讨者，盖林菁茂密，岩谷阻深，螽屯鸟散，莫可踪迹，骑不得进，兵无所施，所以隐忍而就拙策也。如臣愚见，理乱如理乱丝，理乱丝必求其绪，理乱民必求其首。丝得其绪则分，民得其首则顺。况攻人必因其所短，诱人必因其所利。因其所短而求之则困，因其所利而诱则从。困于彼则必从于此，必然之理也。今夫獞猺之所缺，鱼盐也，何不因其所短而制之？无鱼盐一日不可得而食也，此其所短也。其所以出掠者，以是；官府所以啖之，亦以是也。

如臣之计，闭府江之路，使舟楫不行，顿荆楚两广之兵于四面，而绝其鱼盐之路，不待一年，人皆困敝，然后开归顺之门，令其头目各率众来归。朝廷赐其头目以官爵，俾知辑其众；赐其众以鱼盐，又为开互市，令商人运鱼盐于彼，与之交易。又选诸头目中最为众所服者，授之高官，以总抚之。彼其头目利吾之官，爵其众利吾之鱼盐，必欣然而定，释戈而至矣。从而伐林木，开道路，立宫室，教树艺，渐理以约束，如各处长官司之例，必不烦吾兵，可坐而定矣。是谓困于彼，必从于此；得其首，则从也。万一未顺而至用兵，则彼困敝之余，岂能与一战乎？终归于效顺耳。如臣之策，虽不中不远也。

又近日两广抚臣，辄召土兵以杀内寇，非策之得也。夫召土兵以杀内，寇犹召边兵以杀刘贼也，岂不生侮启呙旡？今日之边兵，前日之思田，皆其验也。任事者，亦徒为巳目前之计，不为国家深长思尔。今宜以此为戒，非大征不得常召，但专精内兵，以御内侮，则近患消，而远患亦不作矣。

夫此三边，今人皆以为难，莫之敢染指，臣独谓可为者，天下无不可能之事，特未得其人耳。昔诸葛用蕞尔之，蜀犹足以鼎立，而抗强大之吴魏，况国家全盛之业，又何三边之患也？臣尝披祖宗地图，往来廉钦之墟，询访安南山川土俗故事，此次崖生平之积志，未尝不恨三杨之失策，而知交址之可复。然今以三边近患而未能除，又何敢言交址也？陛下诚用臣言，料理三边，岂特边患可除，将见交址亦可图也。

译应诏陈述屯田事宜的奏疏【屯田】

臣认为，屯田的制度始于汉朝。大概是征用空闲的土地，督促人们耕种，从而借此进行作战和防守。以此来充足粮饷而节省转运的劳役，供养军队、充实边塞的要务，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计划，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夏商周三代以后，军队不脱离农业生产，还可以兼顾农耕以节省坐吃闲饭的耗费，这就是屯田之法。然而古今运用屯田，途径有两种。因战争兴起而实行屯田的，如赵充国在金城、诸葛亮在渭水之滨、枣祗在许昌的做法，这是屯田的本意。有不因战争而实行屯田的，如东晋简选流民在江西屯田，北魏将州郡户籍的十分之一编入屯田，这就没有意义了。我朝实行屯田，又不同于上述情况。我太祖皇帝既然将百姓编入军队，卫所遍布天下，因为供养军队的费用过于庞大，于是让士兵出营到野外屯种。这里所说的“屯操之分数”，有二八、三七、四六等比例。军人受田，在京师卫所还可以，在各地州县，有的分给二十亩，有的分给三十亩，根据土地的肥沃或贫瘠，数量多少不同。但每年都要缴纳正粮十二石，余粮也是如此。正粮缴纳到屯田所在地，用来供给本军每月的口粮；余粮缴纳到卫所，用来供给守城军士。一个军人出营耕种，就能节省两个人的口粮；四百个军人出营耕种，就能节省八百人的口粮。这种谋划，可以说周全而严密；这种制度，可以说简便而易行。然而实行不久就严重败坏，军士逃亡殆尽，田土遗失过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科征的赋税太重。又因为在拨给田地之初，不问土地的肥沃贫瘠、低洼高亢、虚实间隔交错，只想凑足数目，强行搭配，压制军人让他们耕种。加上军士大多游手好闲，督促耕种没有良将，这就是制度迅速败坏的原因。如今，受田一亩，征税五升，二十亩征税一石，加上徭役差派，也不过二石，然而拖欠的仍然很多。军士逃亡是因为缴纳太重，这个弊端前人论述得不详细。军人受田如广东二十亩，却让他们缴纳二十四石的税，他们怎么能承受呢？况且还有肥沃贫瘠、低洼高亢、虚实间隔等弊端，军士怎么能不逃亡呢？军人既然逃亡，田地有的被豪民隐瞒占有，有的被官员旗人占据，田土怎么能不丧失呢？田土既然丧失，税粮怎么能完全征收呢？屯田败坏，原因就是这样。后来深知这个弊端，于是正粮不再征收，听任屯军自己食用余粮，余粮又减半征收，军士或许稍微得到休养生息。然而制度已经败坏，无法再收回来了。况且用二十亩的田地，缴纳六石的税，比起民田，终究还是过重。所以有以一分田缴纳二石税的，有以五分田缴纳十石税的。制度也随时变迁，最终不能守住旧制。军人逃亡、田地丧失，官府只向卫所责求赋税，现有的官员旗人不得已，就摊派给同营的军舍。官员旗人军舍中有白手起家却缴纳赋税的。自从军人逃亡而田地还在，顶种、朋种、佃种的名目就出现了。豪强官员军舍，有虚名冒领顶替的，一人兼占数分甚至二十分，背负租税以侥幸逃避官府追究的。又有军户尚存，田地却被官员旗人占据，或者因沙水坍塌淹没，情弊多端。至于肥沃贫瘠、低洼高亢、虚实间隔等各种弊端，又不在此列了。屯田的弊端，大致如此。弘治年间，虽然曾经派遣官员查核清理，何曾抓住要领呢？现行的条例，嘉靖诏书，虽然有禁止强占多占的规定，奸雄曾有所畏惧吗？朝廷虽然派遣宪臣督理此事，何曾放在心上呢？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屯田的弊端终究无法清除吗？臣说，怎么不能清除，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意志见识都能到位，驾驭处理不偏颇，又有什么不能清除的呢？屯田的过失可以追究的，一定要追究；不可追究的，暂且停止。屯田的过失，有的不可追究，屯田尚未丧失的，不可不治理。可以追究而不追究的是懒惰，不可追究而追究的是固执，可以治理而不治理的是错乱。弘治年间，福建清查，不衡量是否可行，只想勾销额度，甚至将一分田折算为二三亩来塞责，最终导致征收租税无法完成，几乎激起变乱，巡按御史销毁了他们的账册，这是固执的错误。至于如今各地管理屯田的官员，则是犯了懒惰和错乱的错误。有人说，那么如今屯田的制度可以恢复吗？臣说，制度尚且需要通权达变，一定要顺应时势。时势变化可以通达，何必拘泥于旧制呢？如今卫所的士兵，逃亡过半，守城尚且不足，何况还能恢复屯种呢？古代屯田固然有用士兵耕种的，也有用百姓耕种的，只想要开垦荒地，不论军民，像韩重华在振武屯田那样，只是想要开垦，不论军民，免除勾清之扰。屯田的设置，本意在于充足粮食。粮食如果不亏损，这就够了，何必一定是军人呢？如今有的营丁顶种、朋种，庶民佃种，都不必改变，只要清除弊端这就够了。因此，军人逃亡已经丧失的田地，可以追究的追究，不可追究的暂且停止，免除其赋税是可以的。军人逃亡尚未丧失的田地，听任军人顶种、朋种或百姓佃种，都依照改元诏书，一人一分或二分，不许多占是可以的。军人在被侵占的田地，则依照条例追究，不连累屯丁是可以的。因沙水坍塌淹没的田地，肥沃贫瘠、低洼高亢、虚实间隔各种弊端，则加以审察核实，有荒田的地方就拨补，否则减免赋税或免除赋税是可以的。然而如今的屯田，有在天下各州的，有在西北边疆的，缓急难易，也各不相同。各州的屯田还可以缓办，沿边的屯田不可缓办；各州的屯田修治容易，沿边的屯田修治

译这也难。什么叫有缓急？各州的屯田，本来是为了节省军费而设立的，如今士兵既然逃亡，费用也不宽裕，民间的赋税也足以供给，不至于让皇上担忧，损害国家的府库，所以还可以暂缓。沿边的屯田，本来是为了边防而设立的，如今防备边境的士兵，没有一天可以缺少的。各地输送到边境的粮食既然不能到达，而屯田的粮食也失去了，朝廷每年就要从户部拿出几十万两银子来补充。一旦供应不上，士兵就会拿着棍棒闹事，前几天杀害安抚大臣、捆绑主帅，都是因为这样。况且户部的粮食有限，又赶上庄稼歉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将从哪里购买粮食呢？这就是不能暂缓的原因。什么叫有难易？州县的屯田，弊病虽然很多，然而没有牵制阻碍无法实行的情况，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来管理，那么弊病就清除了，这就是容易的原因。沿边的屯田，则有牵制阻碍无法实行的情况，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也不容易着手，这就是困难的原因。什么叫牵制阻碍无法实行？论述边防屯田的弊病最为详细恳切。建国初期，军威远震，警戒严密，胡人的马匹不敢靠近边境，所以屯田可以实行。如今边防废弛，胡人的马匹时常在边境出没，庄稼还没有成熟，践踏随之而来，这还能耕种吗？建国初期，威严的法令向来实行，士兵没有敢违抗命令的，可以让他们耕种。如今威严的法令已经丧失，北边的士兵，拱手依靠太仓供给，像讨债一样，一旦供应不上就出恶言，官府惊慌失措地应付他们，惟恐稍慢一点就发生变故，这还能让他们耕种吗？各处的士兵田地虽然荒芜，附近的百姓，还可以召来耕种。沿边的百姓稀少，不像州县那样可以召来耕种，将让谁来耕种呢？所以说牵制阻碍无法实行的，就是这个。那么终究不能实行吗？臣说，天下哪有不能做的事，只是应当费心费力罢了。想要修治边防的屯田，应当先整顿边防的军队。军队整顿好了，然后建立房屋让耕种的人居住，建立堡垒作为防御。所耕种的田地，可以大致仿照经界法，建立田间道路，疏通沟渠，而在外面修筑长堤，种植杂木来隔离，使胡人的马匹不能驰骋。在耕耘收获保护的时候，可以采用唐代的方法，经常派士兵护卫，那么屯田的政策就可以施行了。耕种的人，可以仿照汉代晁错、唐代李绛的方法，征发京城及靠近边境各处的徒刑、流刑、充军的罪人，免除他们的劳役，缴纳赎金，以及百姓中愿意耕种的，都恢复他们的家庭户籍。不够的话就派出京城的军队来补充。每人给田五十亩，没有牛和农具的，由官府提供。又大致采用唐代的方法，选拔百姓中善于农耕的人担任田正、田副，让他们掌管此事。等到有了成效，就授予他们官职。征税的方法，也不必沿袭旧制。刚开始耕种的年份暂且不征税，三年后才可以。宋代人使用助法，用公田来处理，比如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五十亩，那么十亩作为公田，四十亩作为私田，让他们合力帮助耕种公田，不再征收私田的税，那么人们就有追求利益的心思而乐于耕种了。等到事情有了成效，每年有收获，徒刑、流刑的罪人服役期满愿意留下的就听任他们，不愿意留下的就派遣罪人或者招募人来补充。边防军队愿意耕种的也听任他们。这样将会看到，不仅足以供给粮饷而节省转运，士兵的祸患也可以逐渐消除了。为什么呢？田地既然有了收获，边防士兵一定有听从招募而愿意耕种的。士兵愿意耕种，必定有所顾惜而不敢作乱。况且耕种的百姓杂处其间，也可以作为严密的策略，使他们互相制约而不能作乱，所以说可以消除边防士兵祸患的就是这个。然而臣所陈述的也只是大概罢了，其中规划制度的详细情况，又在于临时的经营管理，不是臣的笔墨所能说尽的。虽然有治理的人而没有治理的法度，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理就不能实行。有魏相在内部主持，赵充国在外部经营，不用担心金城郡的屯田不能兴起；有李绛在内部主持，韩重华在外部经营，何患振武军的屯田不能成功。所以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