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九十一

译急于求成而自我断绝，这是值得忧虑的。况且祖训明确说：郡王之子若才能堪用，经考验后授职升迁，如同常选之法，这是高皇帝开辟的仕宦之路。可以出仕，难道不可以务农吗？《供用条》规定郡王以下保留唐代授田顷亩之数，这是以田代禄。不可行吗？不担心这违背祖训吗？擅自出城，原本没有明文禁止，是因时设法，防止行为偏僻。正因为设了禁令，所以偶尔有私自外出的人假托名义招摇撞骗，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混同于普通人了。现在若务农或做工，命令不得越境，事情不得已时，则发给官府的文牒。那些出仕而迁流的人，又是祖训规定的。即使不担心放宽禁令，皇室成员难道不能用官府的法律来约束吗？然而治理人却没有法律，是走向混乱的道路。或许八议的典章，比照平民而酌情宽待呢？这难道不比藏身于仆役之中而甘愿受鞭打更好吗？况且轻则降职，重则罢黜，只免除刑罚，不废除赏罚，入仕尚且如此，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又不担心这违背祖训吗？古今叛乱宗室，不是倚仗权势，就是占据广大土地，擅自掌握强兵。现在亲郡王由官府供给俸禄，受田的只有将军以下，大的比作封君，小的等同平民。兵与民之间，职权不相统摄。封君和平民各自为政，他们的势力大致如同现在的屯田卫所，而且没有军队编制，与古代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即使不担心树立兵权，这几项没有一项是单独忌惮更张的名声，从而贻害后人。后人如果计策不出于此，那么弊端何时能止呢？如果计策出于此，再过一二十年，不也是事倍而功半吗？至于边饷之难，与此不同，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没有日益增长的势头。太祖、成祖时屯政修明，商人输粟实边以换取盐引，而国家财政没有烦费。现在此法至今没有改变，即使边地当时开辟，而且没有耗损侵吞的祸患，为什么呢？土地日益开辟则粮食布帛积累，粮食布帛积累则金钱的使用减少，管仲、商鞅的精辟言论，贪婪污浊者无所引诱，而剥削者哪里能得到轻薄的资财呢？自从屯政、盐政败坏，每年以年例请求，递增至二百七十万。国家财政的金钱枯竭，不足以供养战士，而士兵实际日益消耗，兵额日益空虚。这是什么缘故？掌握在手中的财物，便于出入，而分毫取给于上级，其势容易互相蒙蔽，越增加越消耗，如同漏水的杯子，也是自然的道理。边卒的饷银本来微薄，将领并非能减少以自奉，其用度又并非全都用来讨好敌人，其手段大多是以虚名冒领饷银，遇到阅视则招募白徒充数，或者辗转应名，如环无端，名册伍符，威武的勇士，一半化为袋中的财物。接着查问其袋中财物，则卒长用来奉承校尉，校尉用来奉承偏裨，偏裨以上，愚不知其去向。大概隆庆年间某省郎上言大吏的岁租以万计，而廷议说果真有此事，可裁减以饷军。唉，这是什么话呢？为今日的大计有三，其始莫如兴屯政，详细寻求昔人如宋文恪、黄忠宣、叶文庄辈所建立的制度，设诚而致行之。屯政修明而军食充足，量加今日之年例，可使无掣襟露肘之患，则边地富足了。边地富足请继之以增加官吏俸禄。增加官吏俸禄，是王安石新法的一端，宋人认为大错特错，然而愚不敢认为错。有群羊在此，让猛兽带领它们而节制其食，食不足则姑且放纵它们吃羊以饱，它们若为饿豺狼，吃羊以饱何厌之有？那么何不饱其食，而笼制之，使必无吃羊呢？借使今它们是驺虞，我施之宜益取厚矣。所以增加官吏俸禄，不是为了官吏，如此可以报答廉洁，不廉洁者可以必罚，罚必矣，而后可以核虚冒。核虚冒之法，请先定为赏罚之格以精选练，尝语诸治兵者，欲令定着一编，曰选练条格，凡选士必辩其勇力捷技四科，取之皆有器式程度，有铢两尺寸，可按核也，加以身形年貌瘢记详矣，则编以为尺籍，如国史年月表，此法可行纵横书之，既选既练，日成月要，有进退则按籍呼之，依式试之，遇支放，又按籍给之，间探筹试之，彼驱白徒者，循环无已，应者不能易形貌，强筋骨，工技击，一一如籍记无爽也，又安所容其奸乎？呜呼是言也，亦人人而能知之，能言之也，弊在于狥情而废法，上下相周容，遇一二综核者，则相与文致而欺罔之，寡不胜众，在其上者，或口是而心窃迂之，所建明即高庋置之，以是故竟诎耳。试令赏如山，罚如溪，庙堂疆场，大吏偏裨同心一意，谁敢于者？斯则非严予之法不可矣。欲严法，又非厚禄不可。欲厚禄，又非足用不可。愚故曰益吏禄，兴屯政最急以此。若为今所为而无变计，吾见法必不可行，弊必不可祛，兵必不可强，虏必不可制，此无容疑之势，不再计之策也。虽然愚所陈者二事，皆今之至急，而且迂言农事，其为梁肉攻疾矣，然而愚诚见其必然者也，抑非愚之术而太公管仲之术。

译罢了。这自然是王道根本、经世长策，并非仅仅针对这两件事而言，也不只是太公、管仲的主张，而是孔子生财的大法、孟子王道的关键。近世以来，人们不明晓国家大计，不认为这是琐碎鄙陋，就将其视为迂腐迟缓，在众人的喧扰中，因噎废食，轻视太公、管仲以及孔孟的言论而将其搁置，连两位先祖的法度也一并搁置，从而导致国家日益贫困，百姓日益困窘。唉！明白此道的人，熟读古今兴亡的变迁，谁不是以此兴盛、以此灭亡呢？这难道是轻率之事吗？如果一天之内能得到太公、管仲那样的人才，宗室俸禄和边防开支，即使不过问也可以了。

译漕河议

漕运，是天下的大利，也是大害。以中都为中心，从皇室供奉到百官及十二军的供给，都依赖万里之外的转运。每年转运的物资达数百万，日夜不停，这难道不是利吗？名义上说是这样，但漕运能使国家贫困，能使水资源浪费，能使河道毁坏。九州大地，百姓赖以生存，没有不足以养活人的地方。唐尧虞舜时万国并立，后来分为七国，各地的物产和人力，没有不能自给的。现在却让远方的百姓，手足生茧地劳作，又长途跋涉来运输，而京城之下的人，却坐着吃现成的。那些人平庸无德，懒惰苟且偷生，而国家又有治理黄河、制造船只等各项经费，每年支出无数。我看到北方人最不耐寒暑，不习劳苦，尤其是妇女，更是坐着吃饭毫无用处，真可恨啊。譬如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勤劳，一个懒惰。让勤劳的儿子供养父亲，又供给懒惰的儿子，父亲又时常拿出积蓄来救济他，而懒惰的儿子更加懒惰，这三方都会耗尽。所以说，漕运能使国家贫困。

《尚书·虞书》中的六府，始于水，终于谷，相互制约治理而成。那么水，是生长谷物的凭借。如今法令规定运输东南的粮食，南旺专门引清泉，恐怕被豪强占据用于灌溉，所以从长淮以北到诸山的泉水，点滴都用于漕运。这样东南生产，西北漕运，耗费两倍的水才得到一倍的谷物。其实水就是谷，如果没有漕运，西北的水也能变成谷物。所以说，漕运能使水资源浪费。

大禹治理黄河，数千年来，只有司马迁能说出其中的深意。他认为黄河源头地势高，水流湍急凶猛，难以在平地通行，多次决口失败，于是分流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高地，所以水流降低到大陆。大陆之地，北面高于卫河约百尺以下，南面高于淮河约百尺以上。大禹难道不知道北入卫河、南入淮河的便利吗？却一定要分流两渠引导它，让它行于高地，为什么呢？水流急速下降则流速快，高地能减缓水势。又让黄河以北的各条河流，都汇聚于衡漳、恒水、卫水，从冀州流出；黄河以南的各条河流，都汇聚于汴水、泗水、涡水、淮河，从徐州流出。如果黄河入淮河则危害徐扬，入卫河则危害幽朔，那么龙门以东大水注入黄河的就少了。注入黄河的水少，北不侵卫河，南不浸淮河，黄河得以安稳地沿中道向东流入兖州，所以千年没有决口泛滥的祸患。

自从有了漕运以来，只追求疏浚开凿的便利，看不到它的危害。从隋朝开皇年间引谷水、洛水通到黄河，又引黄河通到淮海，人们认为这是百世之利。然而黄河于是向南流入淮河，这是隋炀帝造成的。从元朝至元年间，韩仲晖开始提议引汶水截断济水，向北归属漳水、御水，而明朝永乐年间潘叔正等人，据此修成了会通河，人们又认为这是万世之利。然而大禹黄河故道，横穿会通河的，应当在今天东平境内，而近年张秋的决口，也靠近那里。假使追寻大禹的故迹，那么会通河就废弃了。会通河修成，黄河就不入卫河，必然入淮河，不再有中道可走，这是韩仲晖造成的。所以说，漕运能使河道毁坏。

那么可以废除吗？回答说：当今世上如果没有尧、禹那样的圣人，不可以废除；当今世上如果有尧、禹那样的圣人，也不可以完全废除。请略说河漕之事。漕运利用黄河，黄河阻碍漕运，百年以前是没有的。黄河稍向南移就认为伤害地脉，担忧祖陵，数十年以前是没有的。茶城以东，直到淮阴，过去引汶水济运，称为清河罢了。现在只有清口就是黄河了，至今还在人们口中议论。金元以后，成化、弘治以前，黄河多次在颍州、寿州之间决口，即使黄河又何尝不向南流。古今善于治理黄河的策略，都说不要与水争利。而现在截断黄河的中道，那么黄河就困窘；又让它向北避开漕运，那么黄河又困窘；又让它向南远远避开祖陵，那么黄河更加困窘。黄河所走的道路，除了徐、邳之间的三道，还能去哪里呢？水困窘就会溢出，怎么能不连年决口呢？决口后谋划治理，还有筑堤堵塞和开渠疏浚两件事罢了。每次大工程，花费金钱不计其数，而从开始到完成，必定以一百天为期。来不及详细研究周密筹划，只为几年的打算。所以治理黄河和漕运的官员应当统一管辖，认为稍慢就会妨碍来年的漕运。谚语说：快走没有好步法。以这样的做法，所以应当得到粗疏草率的报应。甚至有的事情急于求成，财力苦于不足，中途忽然削减预算，导致工程失败，这是没有策略的表现。现在已经毁坏，将来又会如此。国家财力、百姓性命，每年不得不捐出数十万而投入沟壑，这难道不是坐着自取败坏的方法吗？

有识之士担忧其败坏，大家所想的，就有提议恢复海运的，提议完成胶莱河的，提议溯淮河、溯黄河由沁水入卫河的。这几项都是为国家着想。海运的策略，元朝以来曾享受过其便利。有伯颜的路线，有朱张的路线，有殷明略的路线。出外洋则险峻但便捷，由里洋则迂回但安全，越远越便捷，也越节省。增修容易完善，今天若寻求行海的便利，无论清瑄，即使殷明略也应当胜过他。我不担心海运。可议论的是，清瑄所用的东南富人，通商外洋的，船是他们的船，人是他们的人。现在东南的物力，与胜国相比，只有百分之一罢了。海市断绝，没有船和人。官府造船不坚固，官府招募的人不熟练。即使船坚固人熟练，而万艘船成群结队，能保证没有一艘漂没吗？又绝对不能。学医的人费钱，学海的人费钱更大。元朝是夷狄，清瑄是海盗，所以用牛羊用人。现在想耗费百姓，百姓不堪；想耗费军队，国家承担不起。况且以前所说的长途跋涉来运输的，进贡而出，死于运输

译之。实在不忍多言。又无法承担稽核的责任。清瑄所任用的富户，极力担保足以胜任的人选。如今却委任给那些毫无根基的众人，在茫茫风涛之中，开启海运之后，谁来监察管理？即使没有发生船只漂没溺亡，而有人用诡辩之辞来逞能，又谁能知晓其真情假意呢？所以海运可以做，也不可以做。如果非要做，则有一条路：打破拘泥狭隘的格局，开辟功名之路，放弃米盐的算计，驳斥纷杂的议论，将大利让给百姓，以换取他们的效死之心，并且有法令来疏通，使得利益最终归于国家。让小民承担额外的劳役，而得到额外的报酬。臣子有朱熹、张浚那样的功劳，却没有朱熹、张浚那样的罪责。国家享受元初那样的富饶，而永远没有元末那样的祸害。这是可行的。然而不容易说出口。胶莱河的提议，屡次兴起又屡次废弃。近来有人写了七篇论著来驳难这件事。土石可以开凿，泥泞沙地可以避开，海上的险阻可以熟悉，分水岭积聚的高处十二丈，可以调节宣泄，运输期限可以放宽，财力可以勉力筹措。这六点都可以解释得通。唯独河道修成却没有水来济运，这是无法解释的。麻湾与沧海之间，四百多里，地形既狭窄，又南北平分，没有徂徕、泰山等泉水可以借助，没有南旺、安山可以蓄水，没有洸、汶、泗、沂等河流可以借用。如果在那积聚高处的地方，深挖使得从南到北，与大海持平，让漕船从中通行，这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因为分水岭没有山岭的形状而有山岭的名字，这是泰山余脉形成劳山等山系的过渡脉络。泇河也有很多岩石，然而开凿它，其地形并不太高，稍微尝试开凿，岩石就成为阻碍，功力已经很难了。再深挖，就更不容易说了。所以胶莱河的提议，必须先寻找泉水源头、湖泊沼泽可以借用的资源，让它们汇聚于都泊作为斗门分水。像会通河的南旺、桂林的龙盘那样，必定没有干涸的忧患，然后才可以。如果不行，就应当彻底放弃不再谈论。沁水顺流入卫河，非常方便。只是想要逆流而上到达沁河口，还是依靠黄河，黄河不能放弃不治。黄河治理好了，南阳就没有阻碍，为什么不从泇河进入运河，像在枕席上一样行军呢？急流如倾泻，水量的盈缩没有定时，二洪附近，还被称为畏途。再向西千里，像二洪那样的险处就更多了。如果逆流淮河而放弃黄河，这或许可以。然而经过洪泽湖，舍弃黄河用淮河，那么运道更加向西，恐怕更加迂回遥远。寿州、颍州、洪泽湖的风涛，就像往年高宝湖那样。凤阳、颍州以上，滩险流急，水量的盈缩没有常定，就像黄河一样。正阳关以下，行船千里，难以作为小计。正阳关以上，行船七百里，难以作为大计。朱仙镇以北到惠济桥，惠济桥以西到河口，即使疏浚旧河开辟支渠，计划也像朱仙镇那样罢了。宋建隆年间导引闵河从新郑与蔡水汇合，贯穿京师南部，经过陈、颍到达寿春以到达淮河右岸，称为惠民河，这条故道或许也可以寻找，但绝无引黄河进入郑州的道理。如果河流浅狭，拉船迎流，就必须换船，换船的费用巨大。如果展宽河道治理急流，让漕船直达，那么河工的费用又巨大。况且引黄河进入郑州，从郑州进入颍水，从颍水进入淮河，水向下流容易了。增加宽广深度，不担心开门揖盗吗？倘若河神不灵，将来全部注入淮河以扼制凤阳、泗州，说多了有什么用。即使不是这样，然而黄河也不能就此放弃。前代的漕运，有不借助黄河的，哪有不管治黄河的呢？今天的黄河，即使放弃不治，几年之后，日益垫高狭窄，不就会改道吗？南徙又成为蒙墙，不危险泗州吗？北徙又成为黄陵冈，不阻断会通河吗？既然从沁水进入卫河，那么想要放弃会通河，即使不为会通河打算，但北徙进入张秋、临清以下，都应当变成鱼鳖之地，卫河也不能行船了。阻断会通河，怎么能称为两利呢？放弃会通河，不几乎等于舍弃安全而追求危险，舍弃近便而追求遥远吗？所以疏通沁水、颍水而必定没有忧患。黄河也不能放弃。那么将如何？漕运不能舍弃会通河吗？泇河可以依赖吗？往年失策在哪里？朱旺口的疏浚万全吗？想要图谋长久之计，又从哪里出呢？总之，运河与黄河不相杂乱便是上策，不能不用而能少用便是中策。泇河既通，骆马湖复浚，如果再开石漴，思过半矣。说漕运不能舍弃会通河，因为它是内地，安流，水盛可以作为凭借，成功可以因循，加上泇直河通汶，就更加安全了。岂止直河，将来向东通于沭水，举全河数百里而全部避开，就更加安全了。所以会通河不可废，而泇河可以依赖。只是可惜财力不足，而泇河的工程仅仅如此。倘若将来积旱而水不充盈，漕运即使经过险涩之路，难道就因此认为泇河是过失吗？然而这不是失策，增修罢了。治河的劳役，前政的失策与否，我不知道。朱旺口的疏浚，果真出于万全否，我也不知道。黄河是地理事物，运船稍微停便就想着祷雨，运事刚完就议论封神，太可笑了。近年谈论黄河，不依据地理而听信天地，一定屡次变迁的形势，而天是或时或恒的旱涝。不以地理的形势，校核策略的得失，而以天的旱涝定人的功罪，譬如治病的人，不以脉理经络，察脏腑的虚实，而以非时的寒热作为候诊。寒就责怪寒，热就责怪热，即使卢医、扁鹊与庸医功效相等。寒就投热药，热就投寒药，屡次更改而那个人也坐以待毙了。河上的事，漕通就是功，漕病就是罪，竭尽天财殚尽民力而疏浚且堵塞，即使

译这便算是功劳。不久之后，河水要么泛滥要么干涸，这便算是罪过。疏通堵塞的方法不一定就是错的。如果幸运地遇到风雨适时、水流安澜，这便算是功劳。疏通堵塞的方法不一定就是对的。如果不幸地持续下雨或持续干旱，下雨就泛滥，干旱就干涸，这便算是罪过。癸卯年以前，连续几年大旱。癸卯年以后，连续三年大水。同一个河道总督，堵塞黄堌，就借着旱情庆幸工程成功；决口苏庄，就借着水灾显露工程失败。同一个河道总督，当时的河道总督就是李化龙，这位有才能的大臣，急忙治理泇河，就借着水灾显示他的长处；迟缓治理黄河，就借着水灾暴露他的短处。同一条泇河，在辛丑年，就借着旱情指责它的缺陷；在甲辰年，就借着水灾保全它的美德。同一个徐州，同一个清口。过去干旱时，认为千难万险都聚集在这里；现在水涝时，却认为毫无病患。唉，如果过去像现在这样水涝，即使黄堌畅通，徐州、吕梁也不会干涸；如果干旱不严重，即使徐州、吕梁干涸，出仙台也不会淤塞。如果现在像过去那样干旱，即使黄堌堵塞，苏庄也不会决口；如果水涝不严重，即使苏庄决口，行堤未必会全部毁坏。如果过去不因为旱情改变策略，权宜之计以保障漕运，而一心治理泇河，那么泇河早就建成了。如果泇河早就建成，而只防守黄堌以南，那么王家口就不会开决，黄堌会全部淤塞，行堤仍然会决口，难道一定比今天好吗？只是把天时的旱涝作为人的功过，所以一旦有变动，就议论更改。又不根据地势的高低，来判定策略的对错，所以财力耗尽，原本就没有真知。大概开始时凭猜测来说，后来凭猜测来听，又凭猜测来议论，再凭猜测来决断。祸患在南边，就去北边做事；祸患在北边，就去南边做事。等到工程完成，就把民财国计，都托付给不合时宜的雨晴罢了。关于王家口的议论常常混乱。勘察地形，台臣曾经说过，但不被重视。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说王家口比浊河口高出若干丈尺。唉，这何须多说。上游百里，还怕不高吗？如果此时把南北新旧各条河流，从源头到河口都能知道它们累积的高低数据，在一条河中分别测量，又能知道它们逐渐的高低数据，那么地形水势，就可以用手指掌示意，用聚米画图来展示吗？于是错综复杂地分析，反复比较地考察，那么它生病的地方，一定可以知道；它开塞的适宜之处，一定可以知道。将来即使干旱，某处让它干涸；即使水涝，某处让它决口，也一定可以知道。即使当时的开塞措施错了，而关于地势的说法还在，还能追论它，核实它，作为改弦更张的辅助。现在没有可以凭借的了。只是把节省钱粮、减少土方、苏庄决口、南阳淤塞指为瑕疵罢了。苏庄决口，所以昭阳湖每天下陷；昭阳湖下陷，所以李家口的流水每天减弱；李家口的流水减弱，所以河道收缩而上溢，这是目前下河漕运受病的大势。开凿泇河，从直口到达夏镇，以避开二洪；开凿朱旺，引导大河通畅到达小浮桥，以接济直口的水，都是正确的策略，特别是开浚得法，才是万全的计划。即使想推诿给天意，作为一种解嘲，却不能举出寻丈的数据，还是凭猜测。所以说我不知道。朱旺口的工程，曾经谈论地势了，但没有说尽。那么今天受病的地方，全在昭阳湖吗？还是徐州、吕梁以下，还有十分之二三吗？如果说还在徐州、吕梁，那么李家口的清流只是涓涓细流。如果说全在昭阳湖，那么二洪的浅流依然存在。南股低于北股了，看王家口的工程更加宽广深邃了。近来河患在于邳州的睢宁，就像嘉靖年间的昭阳湖一样。以至于上决骆马湖，下决白洋河，成为几年的祸患。等到春水未生，合力截断河流，于是可以保全河流向南，这是肯定的。地势既然已经低下，即使丙午年，又再次像甲乙年那样水涝，能保证不泛滥向南而危害萧县、砀山，或者径直通过黄堌旧河进入白洋河，并且向南危害永城、夏邑吗？不会的。万一有这种情况，那么萧县、砀山、永城、夏邑，与丰沛、鱼台、单县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等待天气晴朗而没有灾害，那么它在北边，也就像在南边一样。又不知道去年决口苏庄而趋向银河，银河的宽广深邃，与今天的新河相比如何？是银河本来就不能容纳吗？是银河可以容纳河流，因为水势盛大而泛滥四出吗？今天的银河，已经淤塞消失无影无踪了吗？还是逐渐恢复漕运，稍加疏浚，还能宣泄吗？所有这些都不能举出寻丈的数据，决断其然或不然的情况，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么从哪里知道呢？回答说：大禹开凿龙门，决通大河，难道真的有庚辰、童律为他驱使吗？这是治河的根本理论。近日的祸患在于河身很高，而治理者不考察地势的高低，只依靠堤堰来阻挡，所以不久就决口。现在徐州、邳州每天增高，恐怕有向西迁徙的祸患，怎么办？只有测量审慎，规划精细罢了。《益列山泽》记载，垂典将作，所以能辨别江河的深浅，识别原隰的远近，度量山阜的高低，制定疏塞的利害。三代以后，国家有水工，士人有水学，也是遵循大禹的遗训。现在的时代，有像郑国那样的水工吗？有专门的水学，像郏亶、单锷、郭守敬那样的人吗？想要知道方圆，必须用规矩；想要知道高低，必须用水准。所以《尚书大传》说，现在的人认为地形是平的，所以失去了天道。天圆地方，也是圆的物体，只有西方的学问精通它，公也基于此。没有水准，无法得到万里的平坦。而现在的名人，能治水的说，水准远至数里，十次中只有一次准确，于是放置不用，不也很错误吗？裴彦秀制作地图，图体有六种，他的方法以水准测量为宗，以考察高低、方正、邪曲、迂回、直行为准则。

译确定里程。设置分率。其说法认为，险峻的高山、浩瀚的大海、隔绝的异域、殊异的方国，以及升降曲折的地形，都可以测定确定。这就是准望的作用非常重大了。郭守敬在前朝任职时，曾疏浚金水河，恢复唐来渠，开凿会通河，疏导通惠河，勘察河渠、湖泊、堰坝等数百处。又曾以海面为基准，比较京师到汴梁的地形高下差异。又曾从孟门向东，沿着黄河故道，在纵横数百里的范围内，分别测量地平。有的可以分流削减河势，有的可以灌溉田地，都有图志记载。大概郭守敬天资聪敏、学识渊博，他创制改革历法仪器，务必进行考验验证，所以在测量地平方面尤为精绝。然而测量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准望罢了。现在如果真能得到像郭守敬那样的人，让他广泛寻求巧匠和算学家作为助手，西起孟门，东到云梯，南经长淮，北越会通，不分水陆，处处测验。近处使用准平，远处树立重表，车船、橇木、大车等工具随地制作，方田、勾股等方法随用设立。比如一条河流，从源头到河口，宽窄深浅的总差异，有的以里计算，有的以丈计算，再细分差异。所有河流都这样。那些已经废弃、湮没的河流也这样。所有的堤防、障塞、支流、通渠、陂塘、潴泽也都这样。又用各条河流的河身，互相校量，作为彼此相视的差异。两条河流相距之间，纵横校量，作为山丘、土田经纬的差异。又凿井辨验，观察沙土的燥湿、疏密、厚薄，作为土性的差异。堤防、陂泽互相校量也这样。务必使东西南北数百里之间的地形水势，完全了解其弯曲与笔直、陡峭与平缓，又完全了解其宽窄、深浅、高下、平坦与险峻，清晰有序，如同分辨黑白、数清一二。这也不过数月之间就可以完成，并不困难。然后仿效裴氏的遗规，完成若思的绪业，绘图立论，编成一书，呈送朝廷，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使人人如同亲身经历过，阅览就能明白。一可得知各河容纳吞吐的数量；二可得知堤防应当增卑倍薄的数量；三可得知现行河身与各河相比浅深高下的差异；四可得知现行河身垫淤之后，哪条河可以替代容纳的数量；五可得知地势便利、土物适宜，预先开浚可行与否的数量。这就是所谓形势的确定。而这种方法确立后，在沿河的郡邑，设立准人，即用水官，在现行河身之中，划定地段守卫。逐年测量观测，凡是逐渐垫高的沙土、暂时崩塌的河岸、新形成的浅溜，都测量丈尺上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就依据原定的形势，参酌天时旱涝，商议斟酌，通融计算。这样就可知道河流急缓的趋势、河身变迁的期限，也就可知道应当决口的地方以及依次改道的河流。这就是所谓屡迁。确定形势为经，随时变化为权，根本与枝节相印证，病症与脉象相符合。然后筑塞的机宜、疏导的方略，可以预先筹划；土方的数量、钱粮的额度，可以计量；工程的虚实、冒破的有无，可以查核；台省可以驳论，司空可以参覆；公忠廉慎的官员，可以显现长处；贪婪冒昧、庸劣无能之辈，可以定罪；远近可以辨别诋毁欺骗，前后可以杜绝推诿。有实际试验功能，而不幸遇到二三千里或数年的水旱之忧、一时盈涸的变化，也能有所依据以证明其无罪。这就是师法地理而不听命于天，向来说可以知晓的方法。既然已经知晓，那么今天的黄河应当怎么办？回答说：河臣已经说了，南守汴堤，北守三堤，任由黄河在其中游荡，不也可以吗？况且西南沿汴河，东到止帚仁，以保护泗水；北守太行，辅以缕水，以保护运河。南边决不能让黄河扰乱淮河，北边决不能让黄河侵扰汶水，这些应当加倍封筑，每日省视，随时修缮。至于南北之间新故三道，既然已经知晓，就不仅仅是任由它罢了。为什么呢？它想要趋向的地方和想要舍弃的地方，我们可以预先策划、预计。水就像兵一样。兵法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句话，是兵法的要领，也是治水的道理，可以说掌握了水的性情。有所想要开浚的，不如先于淤垫极度、必然趋向的地方，疏浚以等待它侵蚀将深，这是先于它；有所想要堵塞的，不如后于水势顺理、肆意不顾的时候，淘洗淘汰，让沙砾留在后面，这是后于它。礼记说：善于开沟的，水冲刷它；善于筑防的，水浸淫它。说的就是这个。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能迎着它，只是顺从它。它急于离去，我们将要遏制它；它不想到来，我们将要夺取它。用力见效，在多寡难易之间，不也相差很远吗？不仅如此，如果全河未垫，河岸崩塌，乘流急下，偶然形成浅溜，虽然惊涛如泻，俗称神物，五灼知其数，就不必轻谋转徙，或者疏浚月河，或者整治浚具，去除它，下面必定移动而上，依次消减，成功不难。这就是李公义的旧术，也是我们的牛溲马渤之资，何必覆巢杀卵以疑鹓鶵呢？有人说：三道递行，穷而变通，对于黄河是适宜的，但如果不利于漕运怎么办？回答说：银河北依太行，这道最东，走丰沛，出秦沟，是现在决河所经的，这是直漕的。浊河中由坚城集，这道稍西，分为二渠，一从郭暖楼出镇口，是现在决河所去的；一从苑家楼出小浮桥，是现在挽河所开的，都是直漕的。只有符离河南由此道最西，司家

译道口经过符离，通向睢宁，从小河口流出，这就不能用于漕运了。从前之所以让徐州、吕梁、营泇等河干涸，是因为依靠泇河就足够了。如果更进一步，使沂水与沭水相通，加以增修，乱流汇入后从小河口以下流出，所以大行山坚固，就可以把漕运托付给泇河了。

问：当今世上有郭守敬那样的人吗？

答：数学是浅薄的技艺，人才并非断绝于世，只是政事不习惯罢了。谚语不是说吗：“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如果真正去寻求，难道就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吗？

问：假设有这样的人，上级任用他，想要让他充分发挥技艺，需要时间；河势变迁改易，迎水开塞，需要时间；突然遇到水旱灾害，局势骤然变化，无论是黄河、泇河还是会通河，都难以预料；有所整治，需要时间。漕运有常规，怎么能等待呢？

答：确实如此，我将陈述我的看法。大概河流可以等待，但工程固然不能急于求成。上天运行旱涝，水位增减，事情没有比这更无法可依的了。费用高达百万，计划必须审慎周密，事情没有比这更难迅速办成的了。如果规制一定，没有人变通，务必追求速成，以赶上工期，谋划未必审慎，而费用却无法追回，这难道不是耗费钱财、损害功效的做法吗？

我私下认为，永乐年间会通河已经建成，而淮河、徐州、临清、德州依次实行支运，先朝对此大概有深意。大概唐开元年间，裴耀卿请求建立武牢、洛口等仓，《隋唐食货志》所载，当时便已随仓转运，唐人为了避开函谷关、三门峡的险阻，所以设置东西二仓。分级转运，水通则行船，水浅则储存在仓中等待，不滞留远船，不担忧损耗。相比常年长途运输，便利一倍有余。而刘晏沿袭此法。近代也有议论及此策略的人，但这只能节省江南民力，如果漕运十丈浅淤，万艘船只就会停滞不前，更不用说长途运输和支运了。况且京城粮仓空虚，又有改折截留等事务繁多，年运不足，米价飞涨，如果废除长途运输，怎么救燃眉之急呢？

长江、汴河、黄河、渭河，各船接力运输，长江积存扬州，汴河积存河阴，黄河积存渭口，渭河进入太仓，年运百万，没有升斗沉没的。那么四仓支运，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自从支运变为兑运，兑运变为长途运输，于是同一艘船一年之间，往返万里，不得不避开洪水，不得不防止冰冻，而漕运期限于是不能延误了。漕运期限不能延误，而河流又屡次变化，干涸就议论济运，改道就议论挽运，务必强迫河流顺从我，又严格规定期限，于是费用更加巨大。况且还没有来得及深思熟虑。

对于现在的计策，想要让我可以等待河流，而河流不能给我造成困难，似乎应该稍微采纳支运的意思。支运在祖宗朝是良法，在今天恐怕在支移盘折之间，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吗？在淮安扩建粮仓，仍然在济宁建立一仓，各总运船只，可以量用十分之六，从水次运粮到淮安，以等待后续命令，衡量河势而决定进退。如果河道便利，就径直前往济宁；倘若河流尚未驯服，就起运储存在淮安仓，而运船迅速返回，以赶上下次运输。估计到淮安的，远可一年三运，近可四运；到济宁的，一年两运。所以说运军十分之六就足够了。

如果河流屡次未驯服，工程未结束，不论多少全部储存在淮安仓，等到河流驯服、工程结束，就全部调拨南船，从淮安前往济宁，泇河、黄河并行，循环转运，数月之间，也足以积累多年的存粮了。这不过是利用一两年漕运的伸缩，而河流有变化可以等待其稳定，河流有工程可以等待其完成。

所谓放弃长途运输而前往济宁的是什么原因呢？到了徐州，河患尚未消除。而且经由泇河，还未到徐州。所以济宁是四通八达之地。

所谓到了济宁就停止的是什么原因呢？京城军队靠漕运供养的有若干万人，坐着养成骄气，这是国家粮仓的蛀虫，而造物主所忌讳的。自古禁军都派遣征戍，或者屯驻各州，称为就粮，用来均衡劳逸，节省转运。现在想要略仿此意，将京城军队十二万人分为六番，每番两万人。先前所称南方免运旗军十分之四者，原本行漕船若行粮，移而赋予他们。唐一□中乏食，则人主率领六宫从官到东都，岛在禁军之不可出耶？令循环转运，从济宁抵通惠，一年可三运，不及则两年五运，而四百万可全部抵达了。两万人作为一番，即春秋搜乘，减少六分之一而已，冬夏无论。这是不废操备的，以为爪牙爪士，不宜代替南军，那么永乐年间不也曾赴南都支领月粮吗？宣德五六年，不也曾令五军操备旗军摆堡运粮赴宣州、独石吗？景泰三年，不也曾拨营军七万运粮赴口外怀来吗？现在给予他们舟楫，给予他们行粮，隔年一行，往返再阅月，没有南都之远，没有江河之险，没有摆堡之劳，没有陆行之艰，所运的又是自己食用的粟米，而说不能胜任吗？况且南军免运十分之四者，不是让他们安逸，而是责成他们办理物料，相比旧则从轻了，而每年有余资了。可以用来减少民耗，备急乏，或者裁减以优待南北诸军在漕者，无不可也。

所谓积存在淮安仓，不嫌多年积蓄的是什么原因呢？这不仅可以用来等待河事，而且古今言漕者，没有比转般更好的，没有比直达更不好的。曾经考察宋制，在真州设置发运使，转般仓，委是宋人良法。妙在给盐以资助舟卒，额斛代发以济丰歉，所以江船时至，汴船不滞。其后发运以岁额不敷，均舟卒而江船不以时至矣。又其后盐法既变，回

译运输没有收获，船夫们逃散了，即使不废除法令，能行得通吗？于是设立转般法。每年从荆湖、江淮、两浙漕运六百万石米到真阳、楚、泗的转般仓。船只返回时，从通、泰装载盐回去，作为各路漕运司的经费。发运司自己用汴河的船运米进京。而转般仓常年存有数年的储备。州郡报告歉收，就折算成上贡的价钱，称为额斛。计算本州每年的定额，用仓库储备代替缴纳，称为代发。等到丰收年景，以中等价格收购粮食。粮价低时，官府收购不伤害农民；饥荒歉收时，百姓缴纳钱款，人们认为很方便。本钱逐年增加，军粮有余。等到蔡京做宰相，全部收回收购的本钱，实行直达法。于是导致汴京的粮食储备接续不上。所以宣和年间，仍然颁发度牒、香盐，充作收购本钱，实行旧法。直到南宋南渡一百多年也没有废除。现在的漕粮，直接运到京、通。古人就在正税中寓含平准的意思，这是官民两利的办法。年成凶歉就直接改征折色，没有可以替代的；丰收就只取每年的定额罢了，没有理由增加收购。因此京城储备的积累日渐减少。而且江西一省，比宋朝漕运减少了十分之五；江南七郡，比宋朝漕运增加了十有余倍。江楚地区苦于折色，江南地区苦于本色，主管财政的人为什么不加以通融？因此江西湖广的米价常常下跌，极度伤害农民，或者拖欠折色；江南七郡的米价常常飞涨，他们盼望改征折色就像盼望丰收年景一样。淮安本是楚州。它的运盐之法，现在不容易更改，也没有空闲详细论述。只是漕运还像宋朝的漕运一样。如果在常盈仓，每年存留二三年的储备，或者再筹措金钱，或者每年增加以免除运役，官军办理粮料所获得的收入，这需要修习刘晏的制度，以盐法为本，充作收购本钱。使丰年收购粮食，凶年代发，完全依照宋朝制度。这样，江湖两省与江南七郡彼此之间，衡量盈亏增减，每年都有盈余；丰年与凶年出入之间，衡量盈亏增减，每年都有盈余。辗转数年，就有余一年的积蓄；再通融数十年，就能做到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富足，全都积累在这里了。小小的漕河，几年的水旱灾害，一两年的工程劳役，有什么不能等待的？又何必担忧呢？说这是管子的轻重之术，利益确实广博了。可是如今财政日益不足，怎么指望京城储备的漕粮呢？就像农夫盼望雨水一样，又怎么能得到数年的积蓄来使用呢？说这是什么话呢。富人家，因循日久，财用缺乏，如果有便利的计策，即使主仆上下，猛然醒悟奋发，拿出所有，共同竭尽心力，谋求盈余。他们的产业向来宽裕，稍微没有失策，就足以支撑。如果还犹豫不决，需要借贷，坐等屡次空乏，突然遭遇大额花费，又不得已，捉襟见肘，计无所出。那所谓财政不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说这确实如此。果真实行，可以作为百世的计策吗？说唉，这难道是百世的计策吗？富人家计算迁徙逐利，这是权宜之术。即使可以长久，也不认为是本业。一定要寻求根本的计策，只有大禹的功业罢了。大禹治水，不在于疏通排除。《禹贡》之外，曾经自己陈述功绩说：“我疏通九州，直到大海；疏通田间小沟，直到河流。”田间小沟是农田的事，那么大禹治水的功绩在于治理农田。孔子极力称赞他的业绩，几乎不谈封山浚川，而说尽力于沟洫，大禹自己知道了。那么八年大禹的足迹，不只是左边伯益、右边工垂而已，大概步伐与后稷并行，像蛩与距虚一样，互相依赖使用。所以说“与伯益一起奏报众少食，与后稷一起播种奏报众艰食”。少食啊。这是什么缘故呢？治理农田的人，是利用水的人。利用水的人，必定要储水以等待匮乏。水用于农田的多，水储备以待用于农田的也多，那么流入州郡的就少了。九州的农田，说土，说耕作，说种植，说成就，最后以府修土正结束。那么当时九则三壤，大体都是农田。所以千年没有决溢的祸患。大雨按时降下，百川灌入黄河，这是田间用水的日子。现在把山陵原野的水，全部驱赶到河流，河流又全部汇合到沟渠。遇到连绵大雨，怎么能没有溢出和决口呢？周恭肃用的话说得好：“如果人人治理农田，就是人人治理河流。”可惜他的方法只限于疏通沟洫罢了，没有穷尽。沟洫是用来行水的，不是用来用水的。水从高往低流，都来自田间。如果整理沟洫，四通八达，水不专于通畅，尤其妙在停蓄。然而翟子威决堤认为有害，杜元凯决堤认为有利，也是各自根据地势适宜罢了。这是增加河流使水多，不是减少河流使水少。大禹疏通九川，筑堤九泽，是互相为用的。疏通是排泄以获利，筑堤是蓄积以利用。《周礼》稻人掌管低洼地的庄稼，用潴蓄水，用防防水，用沟荡水，用遂均水，用列舍水，用浍泻水。说泻，是疏通河流的意思。说蓄、说防、说舍，是筑堤沼泽的意思。说荡、说均，是用于田间的意思。所以说互相为用。低洼地是相对于高地而言的。山有上部，正中有洼地。相对于上部而言，那么洼地就是下部。所以南方善于种田的人说：“水没有一滴不被利用，山到崔嵬仍然尽力耕种。”而《氾胜之书》有梯田的方法。由此看来，如果有水，没有高地不可利用。现在想要治理农田来治理河流，那么在上游水多的地方，探访古代遗迹，衡量当今形势，大的作为湖漅，小的作为塘泺，平的作为陂，引水的作为渠，作为储备。而其上下四周，多开通沟洫灌溉，田亩更设立斗门闸堰，按时

译蓄积与排泄，要通达于河流。如今浙江境内的明圣湖、鉴湖等类都是这样，大多蓄水五顷以上，可以灌溉田地百顷。一边流动一边积蓄，就在这湖塘顷亩之间，土壤所渗滤、风日所耗损，堤防所蓄止的水量已经不可胜数了。这使得田地越加受益，而水却越加损耗减少，这是通过疏浚河道来减少水量的方法。水壅塞就会溃决，疏通就会流动；水流湍急就会浑浊，舒缓就会清澈。这样既没有堤防决口的祸患，也没有迅速淤积的祸患。恭肃所说的治理田地却只谈论沟洫，这就是说大川通畅流动，引导它到达田间沟渠，可以用来灌溉田地。黄河利于直行，不利于旁引灌溉，所谓引黄河水灌溉田地的说法万万不可。大川中可以灌溉的地方很多，如果决开黄河引水灌溉，或许不可以；如果从温县、洛阳以下决口引水，尤其不可以。大禹陂池九泽，都是在江河的上游。郑国渠的故地，现在也因为水浊泥积、河岸高峻，所以不能再引水灌溉。郑国开凿泾水，用来灌溉注填阏之水，还像陂泽一样。用水治理田地，不在其源头，必在其下游。在其源头的，各源积聚，尚未成为江河，使用的方法，就是修建湖渠闸堰。史起治理邺地，召信臣治理南阳，马臻治理越地，王元纬治理鄮地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下游的，平原江河漫溢，不担心衡决，使用的方法，就是修建塘浦圩堤。郏氏父子、单锷等人策划江南，虞集策划京东濒海之地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决开黄河来治理田地，犹如亲手揖让盗贼，所以说不可行。唉，如今天下也匮乏得很了，人口众多而生产的人少。难啊，也只能这样做罢了。王安石在宋朝的失败，是因为他推行的政策不对。本朝仰赖东南供给西北，然而仅仅供给京师，对西北百姓没有益处。田地荒芜不治理，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流亡载道。人们知道西北的祸患是旱灾，却不知道更祸患的是水灾，这是沟洫不条理，不是收缩就是泛滥的祸患。至于所供给京师的，又不只是禁兵，凡是长安的服役舆隶以及削奖将车之类的人都托名吃粮。况且太仓的米大多已经红腐，当支放的时候，狼籍满途，刚出廪门，一斗仅换十余钱。三十锺才得一石，而且混杂泥沙，使用它非常没有意义。想要思考富裕国家却只议论黄河、议论漕运，这是末策。先生这本书真有根本的论述，苏东坡说几乎是对的，致力于反对王安石，却难免成为庸人的议论。因此诋毁大禹的功绩，这是因噎废食。如果这项功业成功，长河以北，足以自给自足，即使近处纳赋总额而远处贡赋轻微也可以。即使不然，举现在的全部漕运，裁减使用其一半来充实京师也可以。即使遇到黄河的变化，有时行有时止也可以。即使举大禹的中道而还之河也可以。所谓当世有尧禹，那么漕运未必可以完全废除，但可以大致废除。这是百世的计策。

译海防迂说【制倭】

互通有无，是国家的常道。日本在宋朝以前，经常通贡贸易。元朝时来朝贡的极少，但民间贸易极盛，也百年没有祸患。

高皇帝断绝了日本的朝贡，但没有断绝贸易。永乐以后，仍然允许朝贡和贸易。大概因为日本所需的货物，有必须依赖我国的，形势上无法断绝。

从此以来，日本的文物逐渐繁盛，资用也广泛。三年一次朝贡，限制人数和船只，所交换的货物，怎么能供应一国的需求？于是多有提前入贡、人数船只超过限额的情况。

我国如果禁止，就有私下通商贸易的。私下通商的是商人。官方贸易不开，私下贸易不止，这是自然的趋势。

如果再进一步严禁，商人就转而成为海盗。成为海盗后，才能做商人。

当时的海商多雇佣贫苦倭人作为防卫，交往久了，乌合之众很容易形成。边海富豪，向来与倭人做买卖的，厉禁之后又欠了他们的钱不还。

于是倭船来到索取债务，并且要求通奸商，竟然不还。倭人又以危言耸听的话动摇官府。倭人缺乏粮食，也常常虏掠，直到满足为止。

辗转酝酿，又有群起不逞之徒，勾引向导，内部叛逆，外部愤恨，同恶相济，而陈东、徐海等人成为首领。于是有了壬子年的变故。

譬如这里有积水，不得不疏通。决开它让它走正道，那么长久也不会溢出。如果堵塞正道，必定有旁出的漏洞；再堵塞旁出的漏洞，必定溃堤而四处泛滥。

朝贡和贸易的船只，是正道。私下贸易，是旁出的漏洞。壬子年的祸患，就是溃堤而四处泛滥。

如果想要积累而不疏通，形势上不可能。哪有强势所不能做到的，却名为百年经常之策，又举世坚持，可以吗？

当时如果得到有才能谋略的大臣，给予便宜行事之权，能够破格整顿，沟通彼此的情意，建立长久之法，清除海盗而不清除商人，禁止私贩而开通官市，可以不费一钱，不损一人，海上安宁至今。

言论有非常正大但未必恰当的，如断绝海市、断绝朝贡之类就是。朱纨（字秋厓），清正刚果，专以禁绝为事，打击果断无所回避，当时哗然，最终被弹劾，愤懑而死。至今人士都为他称冤。

冤则冤矣，但海上的实情实事，果然没有抓住要领。当时的处置，果然没有完全符合事宜。

这就像痈疽已经形成，适宜用和解消导的方法。有勇猛的医生愤而割去它，割与不割，都不免为患。

壬子年之后，当事的各位大臣，大致分为两派。张经（号半洲）、阮鹗（号山峰）、俞大猷（总兵），始终主张战剿。胡宗宪（号默林）、赵文华（号甬江）、唐顺之（号荆川）、卢镗（总兵），主张招抚。

招抚的议论，实际上从卢镗开始。他是老将，熟知海上情形。况且王直向来居住海岛，未曾亲身入侵。招他来，酌情给他一个职位，让他尽力清除海寇以自效。倭人则公开与他们贸易，如果有小小的寇掠，再断绝贸易。未曾不是靖海的一策，也是胡宗宪、赵文华的本意。

当时胡宗宪能够主持，只是不能条理分明地陈述事理，清楚地上报。所以肃皇帝怒其入侵，一定要诛杀他们，势不得已。

于是诛杀王直及其余党，而所招来通商的倭僧德阳等人，则暗中放纵遣返。

我认为此时战也可以，抚也可以。既然招抚后又杀他们，那么胡宗宪不能得到上面的认可，是无可奈何的事。

为什么要隐讳其事，让他的门生写文章，盛称招王直而杀他是胡宗宪的始谋，辗转文饰，视为奇计，刻书盛行，天下后世，于是相信它，于是惊奇它，于是效仿它。

相信它还可以，不战之名怯，诱之名诈，杀降之名不武，又为什么要惊奇它，效仿它呢？

况且无论诱杀不可，如果真诱杀王直是胡宗宪的本谋，那么以灭贼为期，战抚一致。

当初俞大猷最初阻止这事，认为应当战不应当抚，为什么不与他明计其事，共图歼灭？以至于战抚相左，等到事不成，胡宗宪说恐怕被俞大猷嘲笑，至以纵倭之罪委罪于俞大猷，逮捕诏狱论死。

后来俞大猷上书讼功，徐阶（号文贞）、陆炳（锦衣卫）多方营救，仅而得免。

推究其本源，大概因为胡宗宪才虽挥霍，但不能实用正兵。所以没有必战之意。他议招抚，也只为一时副急之策，不能实见古今内外经常之势。

所以苟图结局，终竟不成，便成愧愤，因生狡狯。

果真如果真见寇贼缘起，灼知事理当然，因而讲不敝之法，图百年之安，为什么不明白指陈以听睿断？

就令事势龃龉，不获终守前说，我之得策，固自在也。何足愧愤移罪他人？何须文饰掩昧事实？

造言弄笔，夸诩张皇，所得甚小。易世之后，家传户诵，遂无从考见当时之实事，亦不复通知内外之实一，使人人堕其云雾，疑悞来世，所失甚大矣。

自时厥后，倭自知衅重，无由得言贡市。我边海亦真实戒严，无敢通倭者。即有之，亦眇小商贩，不足给其国用。

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

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吕宋诸国遂擅利数，悉转市之。

译吕宋等国的情况是这样。日本离我们浙江、直隶的路程最近。走福建路稍远一倍，吕宋在福建以南，道路迂回遥远，而且市场上货物又少，价格时常暴涨，湖丝有每斤价格高达五两的。那些日本人未能一天忘记我们的朝贡贸易。日本的赋税对百姓很轻，他们的君主都靠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不朝贡而私下贸易，乃至断绝贸易，我们商人欠他们的资财，君主都参与其中。所以日本是否贸易，他们的君臣士民都认为是巨大的利害所在。而近来朝鲜的事情，与琉球的事情，都说请求封贡贸易，其实并不虚伪。平秀吉是万历年间日本的权臣。六十六个州都以山贼君为共同的上司，实际上没有一兵一卒，吃租税穿衣税，而各国的位号，必须向山城君请求。各种职事，都由权臣主持，号称关白。国人称山城君为殿下，称关白为大阁殿。然而也不敢傲慢地凌驾于其上。而像安之来那样直言山城君已被平信长所灭，大概是害怕山城君在我们这里终究不会称王，秀吉故而欺骗我们罢了。其实山城君还在。秀吉出身微贱，所以关白信长突然得宠，成为大将，住在别岛。信长为人雄杰，多智谋。在此之前，六十六个州各有君主，不统一。到信长征伐四方，大多臣服，没有敢异心的。这个人智谋难以揣测，十倍于秀吉。假以数年，必定成为我们的大患。然而他没有成为信长的部下，被亚奇支所杀。秀吉听说变故，立即起兵击灭亚奇支，于是取代信长的位置。秀吉的权谋略低于信长，继承了他最胜的遗能，以威力智术驾驭人，于是再次役使六十六州的民众。如萨摩君义久，兵力最强，他的弟弟义弘、侄子忠恒骁勇果敢，善于作战。秀吉以好言召义弘到山城，突然囚禁他作为人质，并檄令忠恒统领全国兵力，前往朝鲜。大概是秀吉有事于朝鲜，已经悉知他的兵力，以及他的女婿秀嘉、幸臣行长，只怕萨摩强兵袭击夺取。他这样做，既胁迫取得重要人质，又役使义弘的兵力作为他的鹰犬，而萨摩一州仅有义久的幼子，所以所俘获的我们闽人许仪后为他辅佐，共同留守，估计无能为力了。他笼络各国强将，都是这类手段。朝鲜是文弱之国，牺牲玉帛，在边境等待很久了。秀吉继承信长之后，他想要在我们身上逞志，与信长无异。只是他国内未能大定，就像萨摩一事，经营如此危如累卵的局势，可以推知。而想要渡海万里，与我们为难吗？他不是没有这个心，时机与形势不允许。即使先夺取朝鲜以逐渐图谋我们，力量也达不到。怎么知道的呢？从他使用义弘就知道，从他日后得到朝鲜而不能占有就知道。而因缘际会，有了破国之事。日本的海岛叫名护屋，是秀吉的尸月坞。营建宫室，极其壮丽，地震毁坏，重建再震，像这样三次。秀吉非常懊恼惋惜。而朝鲜的国俗，极重世类，下奴籍的人，永远不能与良民并列。有大功应当封拜，才为他除籍，子孙得以仕进，还只是冗员。奴籍韩某因擒获反贼有功除籍，他的儿子韩翼应进士科为举首，不得铨选京朝官，于是弃官不仕，放浪江海间，因此到了日本，劝谏秀吉说名护屋不利作为大阁的居所，何不夺取朝鲜国王的位置，而名为人臣呢？于是极力陈述朝鲜弱小可取的情况。秀吉心意不能不动。韩翼因此为他谋划，先派间谍到朝鲜，以夹江洲地在朝鲜与辽东之间，现在在哪里，来激怒朝鲜，并且暗中挑拨他们想要恢复故地，应当借我们的兵力。朝鲜君臣害怕倭寇而贪图恢复故地，果然极力说疆土肥沃，被辽将强行夺取，如果借大国的兵威压服，一举夺取，以止帚我们，非常幸运。秀吉于是大发兵进入朝鲜。朝鲜的南境多高山林木，险峻连绵，很容易防守。只是认为他们夺取侵疆于我们，而不知道他们暗中袭击。所以倭寇能枕席过师，到达王京。到达王京的是中路，先锋将行长到达之日，以犒师薄为名，突然杀死大将栗某而进入国都。国王匆忙不知所措，间或携带妃子逃到平壤，到达义州，而两个王子向东北行走失散，于是被东路副将清正所俘获。这话听说是东征将士说的，将士听说是朝鲜的村学究说的，真伪不可知。即使朝鲜与当事者，都曾经抗言辨诬。只是破国容易，无理可推，听到这话，没有不深信的。于是国王栖守义州，日夜向我们告急。而先前海商陈申和许仪后，先后遗间书给我们，告知秀吉谋犯东南，稍加戒严。而中外泄泄，不能先得其要领。到义州告急，朝鲜尽为倭寇所有，也不能知道倭寇有多少。立即以辽裨将祖承训率领三千人援助。祖承训是战将，然而众寡不敌，于是覆没，仅以身免。而宋应昌前往经略其事，沈惟敬是檇李人，少习倭事，解倭语，谲诡无赖，以策干石东泉星，东泉立即相信他，托付给宋应昌。惟敬因此得以进入行长营，封贡市之议起。行长是秀吉宠臣，此人仁信，秀吉倚任他，兵事都属他。清正是行长乡人而世仇，内猜贰，所以倭两将甚不协。清正极欲秀吉王朝鲜，已止帚而得为所欲为。行长又惧秀吉东王鲜不能

译没有内部变故，朝鲜只是凭借机会攻取了它。那些郡邑方圆数千里。军队聚集时，恢复国土的势力四处兴起；军队分散时，力量就薄弱了。估计不能守住。再加上我方号称有四十万大军，又担心清正与我联合而反过来攻击内部。所以沈惟敬一心请求封贡以换取通商。沈惟敬因此得以乘隙游说他们，调兵向南，平壤才被攻克。他们以友好的姿态来迎接我们，我们抓住他们的使者，用轻兵袭击攻取了平壤。而率先登城的多是南军将领，提督李如松不能没有内部猜忌，想要建立奇功，就贸然深入，因此有了碧蹄馆的败仗。当时行长退守汉阳（王京），清正在咸镜道的军队，也被我方间谍使者所动摇，撤兵向南，与行长会合了。如果让行长、清正两个酋长同心协力固守，开城以南，几乎不可能窥探。不久又归还我方汉阳，退到釜山才停止，又归还我方王子和陪臣，这都是因为封贡通商的缘故。这三者之中，最急切的是通商。为了通商所以想要进贡，为了进贡所以想要封王。当时，假如沈惟敬识大体，传达他们的真实言辞以听从朝廷商议，即使不成也不会失败。然而他进入倭营时，无所不应许。入朝报告却说一封王就可以了事。不知道倭人并非一封王就能了事，只是通商就能了事。那些小人惯于欺诈，言语多矫饰欺骗，文饰其辞。他们以本意告诉别人，就说奉承日本，敷衍中国。持此两句话，想要完成东征的全局，估计能成功吗？而东泉大臣落入他们的圈套，妄言封王之事必定成功，倭人已经退兵就相信了，听到直言就发怒，为什么呢？既然不能通晓中外古今的缘故，内部畏惧多嘴的人，于是就不难与小人勾结，图谋掩盖众人的耳目以侥幸成功。然而当时谢用梓、徐一贯进入倭营时，秀吉多次接见他们，有时就在客馆，厚待馈赠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答应他们进贡并且通商罢了。册封使者已经派遣，确定只封王，形势显露，气势屈辱，沈惟敬计穷，行长等人大大失望，于是谋划说李宗城是小侯，扣留他，必定能取得大成。而我有忠心的间谍，稍微将此事告知李宗城，李宗城非常恐惧，就将使命委托给草野而逃跑了。李宗城逃跑后，杨方亨为使，沈惟敬为副，他们也知两人不是我方急迫之人，不足以扣留，于是大大侮辱他们。主使不能忍受，看之前那款待融洽，便如星渊者，足以证明他们所独急的，只在贡市，封不封并不是所计较的。而朝廷议论听到后，于是停止并归咎于主张封王的人，东泉最终下狱，才开始一心主张守战。也随即罢免桐冈经略，代替他的是孙月峰、矿邢、昆田玠，都主张作战。然而我方军队实在未能歼灭倭寇，倭寇还希望通商能成。三四年间，除了攻克南原之外，竟未曾放纵军队与我交战。而风闻我方军队作战，也就以贡市来缓和。直到秀吉死，诸将内顾都想停止，还答应他们贡市，令间谍使者毛国祥等人，假称为偏裨作为人质在他们那里。既然离开巢穴以水军袭击其后殿，获得首功若干级，以奇捷报告了。既然成言在耳，历经数年，倭寇还期望它，时时派遣使者催促朝鲜。那么中朝何曾听到过这些话呢？总东事始末论之，战不成战，我方没有必胜的气势；款不成款，敌方没有必解之势。这就是所谓读默林之书以为奇而效仿它的人了。两公之学默林，沈惟敬之学蒋洲、陈可愿，皆为默林之书所误。不知道默林当日之事，正不如此。赵营平有言：兵势国之大事，将为后法，吾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忠荩老臣，意虑相越，岂不远哉。说者又谓倭去釜山，非其本志，我方实以三千金贿赂他们。这是大谬。无论倭人的进退，不是金钱可以得到的。如果可以得到，那么敌将贾人子，可以用利诱，古人有行之者，安见其不可为也。实则倭人本欲退，我方既许他们贡市，国祥诸人又在那里，那时相视莫逆，而倭人所遗留的粮石器械营中颇不赀，估计没有载还日本的道理，所以好谓我方以三千金购买它，我方迁移他们的资财，倭人毁坏他们的室以去耳。而国祥辈一留数年，估计又非我方所急，复遣还之。其遗朝鲜督府趣求贡市的书，有云本邦风俗，此地淹留之官人亲见之，近闻之官人者，国祥诸人也。秀吉死，以幼子秀赖托家康，秀赖之妻，家康女也。家康代吉为政，令行诸国，亦如秀吉时，然志在休息，独其嗜利殖货异甚，故求市愈益切。度从朝鲜既不可得，则转而之琉球。辛亥遣将虏其王，杀其长史郑迵。迵旧名周，故尝游我南雍，委心宗国。倭以琉不事大，蔽罪于迵杀之，且藉其土地。此所谓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者耶。彼之为此，意我二百年朝贡之国势必救之，救之则还其故封，因以为我德而求贡市。就令不救，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琉，征辞于倭，亦将复之以为我德而求贡市也。彼以此两者为我必应着，则可必得贡市，而孰意我方藐然不闻也。殆哉此举，不惟贻笑外夷，亦孔之多。即我皇上拯救朝鲜，捐千万之费，与数十万之众，恢复数千里之国，而唾手予之，此记传所绝无者，自坐视琉

译琉球之后，这种德行也就晦暗而不显耀了。既然不能得到我一名使臣，于是他们自己愤怒、自己辩解、自己恢复其国，而命令他们代替进贡陈辞。我又一并拒绝琉球。于是他们写傲慢的书信来恐吓我。所提出的三件事，还像当年朝鲜的五件事一样。当年的五件事，进贡贸易排在第五位；现在的三件事，进贡贸易也排在第三位。大概他们本意所看重的就在这里。近年来新例非常严厉，甚至动用重典。当法律刚建立之初，奉行的人很少，私下贸易的商人，船只连成一片，石硝、精铁、华丽的服饰，没有不贩卖的。丙丁年以来，执法稍微严厉，至于在内海交易，大多损失了资财，离去的人渐渐绝迹。倭寇开始难以忍受。近来福建私下贸易非常兴盛，而郑帅因此收取其利。大概西洋各国商旅大行，而倭寇也能得到中国货物，所以不急于请求进贡贸易。然而利益都在下层，最近听说黄门官有请求开放海市的奏疏，很好。那么北边又向朝鲜寻求，南边又图谋鸡笼、淡水。这两条计策，是家康在世时胁迫而成的谋略。秀赖虽然是家康的女婿，实际上互相图谋，而各岛多心向秀赖，只因为家康富强，恐惧不敢行动。丁巳年治兵相攻，包围秀赖于板城。秀赖兵力强劲，大破家康，家康咬指请和离去。然而暗中欺骗其女，使毁坏城墙几版，又派遣间谍暗中焚烧其火器，急攻攻破板城，抓获秀赖并将其歼灭。没过多久，家康死去，年龄将近九十岁了。而他的儿子秀忠也才二十多岁，现在正继承父亲的职权柄用事。小酋不知是什么样的人，估计也懂得用兵多权诈。如果安静务求休养生息，恐怕不及父亲。而各岛心里怜悯秀赖，担心而且有内乱，即使秀赖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死了。所以为眼前计，小酋即使雄才大略，正务求辑宁捍御，几年间或许未必能像秀吉那样。如果通商，则岁月不可等待。估计其势必且追随故父的智慧，以南图谋鸡笼、淡水，以北图谋朝鲜。朝鲜与倭寇通好，所谓处于大国之间而顺从强令，不足问。而确实知道中朝绝市的议论不可挽回，不敢代为请求。想拒绝又不可得。他日或许借道于朝鲜，卑辞遣使来求我，或者举兵压境来胁迫我，则是必然之势。鸡笼、淡水，他们图谋很久了。多年伐木，不用于造船，何所用之？估计必定且多为营垒守望之具。我们安坐而等待计策，弹丸黑子之地，其人虽然习练刀镖诸技以抵挡火器，必定不敌。所以兵动将不举，举则必守，守则必固。继而渐图东番以迫彭湖，我门庭之外，遍海皆倭矣。此时而求市于我，则将许之乎否也？抑此之时，扼我咽喉，拊我后背，凡商于海者，私市之亦可，截而夺之亦可。若尽禁海商，即彼度衣带之水而入犯我，无所不可。故北求之朝鲜，我或可无许。而南图诸鸡笼、淡水，则无待我许之矣。或曰：彼既虞内难，何能举鸡笼、淡水乎？曰：此无难也。羸然孤岛，我复置之度外，彼委诸萨摩足办矣。安见萨摩之不为其内虞乎？则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纵使内相携，安得不自为计乎？然则南与北，彼将安出？曰：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昨私市大行，亦尝以此辞于朝鲜，求从对马通市釜山矣。无已则宁从于南，资货所出，皆在南方，道里且近。鸡笼、淡水，又获胜筭。故两求不可得，必将先声于北，以牵制我，而收实于南也。然则，我欲绝市，先守鸡笼、淡水如何？曰：果欲绝者，此为胜着。然而是逼之使北也，不则逼之使公海入犯以胁我也。夫决市者，吾可时为之以难倭，使从我所欲，非可坚执之以谓制驭之定术也。然则求经常之策如何？曰：向者固云官市不通，私市不止矣。必明与之市，然后可以为两利之道，可以为久安之策。可以税应税之货，可以禁应禁之物。论者徒恐贡市往来，导之入寇，不知入寇与通市两事也。来市则予以之，来寇则歼之，两不相妨也。必绝市而后无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无一人识中国之海道者，然后可。此必无之理也。绝市而可以不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并丝帛、瓷器、药品诸物，悉屏去不用，然后可。又必无之理也。且彼之所重在利也，市则不来，真不市则来也。彼若图不逞，市亦来，不市亦来也。假令信长而数年不死，秀吉而经营数年，邦国大定，其为我患，岂以绝市而止乎？譬有大小两家，壤地相接，有无贸易，必资于我，而每存跋扈。当资藉时，自宜通其往来。虑或强梁，别当图其备御。岂有伯叔亚旅，恬卧嬉游，为之谋者，但令高居房闼，坚扃门牡，不图其捍卫，但禁其往来，如是而可以为安者耶？不知我大彼小

译如果有所防备，那么往来是可以的。他们仇视并杀害我们，而我们却没有防备，他们大概就会夺取城门、侵犯关隘，又怎么能禁止他们呢？如果说开通贡市，担心像北方的虏寇那样增加每年的费用，这又是不对的。像香山的市舶，西南各国的商人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北方的贫弱虏寇，如同在市场上强行索取食物，所以不能没有烦扰和费用罢了。南方的倭寇开通市舶，只是进行交易而已，没有其他要求。如果用对待北方虏寇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将会愤怒不高兴，又怎么会增加每年的费用呢？况且货物流通多了，我们的丝织品等物品，越容易有所输出。前往的人多了，他们那里的物价也会平稳。所以说这是两利的方法罢了。

不止这些，我曾经对此有四点看法：只有开通市舶，才可以平定倭寇；只有开通市舶，才可以了解倭寇；只有开通市舶，才可以制约倭寇；只有开通市舶，才可以谋划对付倭寇。

所谓平定倭寇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对我们有所需求却得不到，形势所迫不得已，所以用各种方法寻求通商。如果斟酌制定一个贡市的规范，使他们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我们的法令可以长久施行，他们就会顺从地相安无事。所以说可以平定倭寇。

所谓了解倭寇是什么意思呢？兵法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百胜。朝鲜的战事，前后八年，而他们内部的情况，没能弄明白，这是多么不了解敌人啊！难道没有了解情况的人吗？私下交易的商人，他们不敢说。福建的巡抚，曾经派遣几个人前往，虽然不能详尽了解其中的细节，然而大致了解了概况。像前面所说的那些，也是这几个人的功劳。只有交易畅通，往来的人多了，一举一动，细微之处都能详细知道，五种间谍的方法，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说可以了解倭寇。

所谓制约倭寇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海船，都是假冒的罢了。只有出海经商的海船，不可能假冒。俞大猷曾经说：造船不如雇船。如果不是为了贩卖，却让他们造船应征，又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有官府与他们交易，商贾既然通达，而船只的数目登记在官府，由熟人担保。有将船只卖给倭寇的，按照私自将军器下海的律令论处，处以重刑。那么商船必然很多，也都坚固精致。一旦有事，随时可以雇佣作为防御的准备。又倭寇中的刀、甲胄等物品，都可以贸易而来。他们制造很多，不怀疑我们，也不禁止我们。如果我们的技术与他们相同，再加上大小、众寡、主客、劳逸、饥饱的不敌，即使有狂妄的企图，也会打消念头了。所以说可以制约倭寇。

所谓谋划对付倭寇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那里各岛互相称雄，没有几十年长期守成的国家。大体上兵革不停，民生困苦。邻国互相猜忌，人人都是刀俎，人人都是鱼肉。就像往日萨摩州，秀吉劫持义久，而强迫弘恒继位，其君臣父子，积怨不平。许仪后来曾经向抚台金学曾倾诉真情。他说：秀吉倾全国之力而出征，国内空虚。萨摩的士兵，虽然都跟随弘恒，但收拢残余的部队还可以得到四万人。粮食器械具备，唯独没有船只。福建如果多准备船只，加上精兵二三万来到萨摩，合力前往，袭击攻破山城，必定能取秀吉的首级。金学曾曾经将此上报给内阁和兵部，而兰溪（指某官员）塞住耳朵不敢听。清正曾经向东征将士倾诉真情，请求合兵诛杀行长，回师攻打山城数月，秀吉的首级就可以送到麾下。清正甚至能为皇上彻底消灭北方虏寇，而举日本一国，永远作为外藩。这几句话写在一张纸上呈给经略，而桐冈（指某官员）咋舌不敢说。这两件事，一南一北，互不相关，可知是真情了。许仪的忠心于宗国，也不是引诱我们。南方从事战事，虽然有渡海的危险，万里袭人的困难，然而有萨摩的土地，有许仪作为内应，这就是萨摩袭击他们，不算危险，不算困难。朝鲜连兵，有什么困难危险，却闭耳咋舌呢？凡是倭寇中的事情，多有这类情况。秀吉之所以得到朝鲜而不敢占有，纵横的策略，多施行于动荡的世道。他们那里用兵，常常没有休息。事机的到来，哪里能穷尽呢？担心的是我们不能了解，没有办法制约罢了。即使赵宋二公听到这话不相信，也是他们平素不能了解的原因。可以了解，可以制约，就可以谋划了。所以说可以谋划对付倭寇。

这是可以说但不能轻易说，不能尽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