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二十

译比起那风气，有功的人不一定得到赏赐，得到赏赐的人不一定有功，甚至同一个人，有时被认为贤能，有时被认为奸佞，有时被认为有功，有时被认为有罪。这是国家值得忧虑的地方。所以我才说，可以为此忧虑，不可以为此高兴。近来奉承诏旨，仰见陛下恐惧修省的心思，然而愚臣认为，有恐惧修省的心思，就一定要有恐惧修省的实际行动。所谓的实际行动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急迫地讲求学问为要务，二是以急迫地延揽下属为要务，三是以急迫地任用人才为要务，四是以急迫地节省费用为要务。陛下过去在潜邸时，臣有幸凭借经学入宫侍奉，私下见到圣质高明，对于各种经书，读不上三四遍，就能背诵，这是上天赋予陛下圣明的资质。自从登上大宝之位，政务繁多，旧日的学业难免稍有荒废吧。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能有所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而能永保世代，这不是我所听说的。”有人或许认为贵为天子了，还何必从事学习呢？殊不知平民百姓学与不学，关系到一家的兴盛与衰败；君主学与不学，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天人性命的道理，古今治乱的规律，是非得失成败，都记载在书籍中，没有不读书就能知道的。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的。尧向君畴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伊尹学习，高宗向甘盘学习，文王向吕望学习，何况后世呢？陛下在春秋两季，每月三次临幸经筵，大臣们严肃地侍立，讲官依照文辞解释义理，片刻后就退下，上下过于威严，情意无法融洽。只有日讲最为亲切，皇上可以赐问，臣下可以献忠，而在寒暑交替时，又都停止休息。一年之中，只有春秋几个月，一个月之中，召见不过几天，一天之中，进言应对不过片刻。所谓“一日暴晒，十日冰冻”，“一人种植，十人拔除”，想要学业有成，怎么可能呢？我私下见到仁宗皇帝时，在思善门右侧另外建立弘文阁，召文学之士每天在其中值班。仁宗时常到阁中，讲论古今经史。臣愚昧地希望仿效弘文阁的旧例，命令侍从文学之臣，轮流入阁值班。或者召天下有名望、能文学、恬淡退让的一二人，如先朝任用陈继、王进的旧例，陛下在听政之余，游息之间，时常到阁中，略去威严，从容询问。或者讲论经书，或者议论古今成败，有空闲就到，不必拘泥于时间，有疑问就问，不必严格于礼节。这样，圣学就会日益光明，义理就会纯熟，各种玩好之物，自然无暇顾及。而所召见的必定都是一时的闻人，也可以借此收拾天下的遗才，耸动天下的视听，让天下知道陛下好学到了这种程度。这是当今最紧急的事情。君臣长久不直接接见了。先皇帝在位日久，明习国家事务，有时在午门亲自决断诉讼案件，有时在便殿召见大臣。像刘大夏、戴珊，都能时常被召见，延访政事。当时天下肃然，争相传诵，认为这是近世君臣所未有的。古时候君臣一体，如同家人父子，在厅堂之上应答。到了后世，堂陛尊严，君臣之间隔阂，礼节繁多，上下之情疏远，谗言邪说才得以在其中施行。《易经》中说，上下交通为泰，不交通为否，治乱的迹象，明显可见。臣希望陛下继承先帝的旧例，朝退之时，常在便殿延召内阁，与六部大臣，询问时政得失。或者左右献替之臣，或者巡抚方岳之属，都可以因事而见，询问四方风俗，百姓的忧乐。这样，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的高低，也可以借此考察。这也是当今所紧急的。国家以经学选拔士人，其名最正，其途径最专，往往名臣都出自其中，得人的效果不可诬蔑。然而天下的才能，自然不是单一途径所能穷尽的。所以前代用人，其科目不一，其途径似乎杂乱，而网罗豪杰，不至于遗漏。天下固然有瑰奇超卓的人才，不能从事科举之学的，往往被遗漏，所以以天下之大，常有缺乏人才的叹息，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臣愚昧地想在科贡之外，略仿前代制科，或者博学宏词之类，以等待非常之士。如果另设几科，而人必定不应，因为不是当时所贵重的，而且名声又太重，不可居受。或者通晓五经，或者博览子史，或者善于诗赋，兼工书法，不论有官无官，都可以投进。每六年举行一次，所取不过十余人。其中杰出出众者，储存在翰林，或者作为庶吉士之选，次等以备科道，再次以备部属、中书等官。先前有官职的，视其适宜而增加其秩级。这样可以网罗遗才。几年之后，天下的学者，必将争相磨砺，以通经学古为高，摆脱浅陋见闻的弊病了。武臣也是如此，或者骁勇绝人，或者骑射出众，或者谋略著称，都选置在边将幕下，等待其有功，破格提拔。这样在缓急之际，不至于缺乏人才。而有人或许认为这不是祖宗的旧例，臣愚昧地认为这是旧例。太祖用人，本来就不是单一途径。太宗之时，常因考满，官员到部召试，提拔其优秀者破格任用，如胡俨以桐城令召试称旨，擢升在翰林，位至太子宾客；吴讷起于医士，位至都御史。这也是当今所紧急的。我听说天下之大。

译不要担心没有钱财。凭借天下如此之大，却担心没有钱财，那必定有耗费钱财的人。现在如果把一个漏底的杯子放在这里，即使把江湖的水都汲干，也不能把它装满。使用钱财而没有节制，这与漏底的杯子有什么不同呢？难怪天下如此之大，还觉得不够用。近来皇帝下诏召集朝廷大臣商议使国家富足的根本策略，我思考了一个多月，最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大概是因为现在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方法已经穷尽且到了极致，山林关市，没有不征收赋税的；竹木茶盐，没有不征收税款的。即使让桑弘羊那样的人复活，又能增加什么呢？所以我的愚见认为，获取财物的途径，不能再加宽，只有节约用度，这才是根本策略。现在朝廷内外的冗员，刚被裁撤又很快保留，不必要的工程，没有名目的赏赐，花费不可计数，这也与漏底的杯子有什么不同呢？从前汉文帝想建造露台，因为爱惜百金而中途停止；韩昭侯有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留待有功的人使用，史官记载这些作为美谈。我希望陛下一心爱惜钱财，将要兴建工程时，就想想文帝关于露台的话；将要赏赐时，就想想昭侯收藏破裤的事。并命令身边的亲信，同心忧虑国事，凡是不必要的劳役、没有名目的赏赐，全部罢免；朝廷内外的冗员，再有通过侥幸途径谋求晋升的，严厉惩治他们。仍然命令户部考核天下一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大略务必让支出少于收入，积累起来作为盈余。如果一年储备十万，那么十年就可以知道了。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也可以知道了。还担心国家用度不充足吗？这也是当今急迫的事情。现在天下可以谈论的事情很多，但这四件事最为重要。能够实行这四件事，其余的可以依次治理。现在陛下正值壮年，应当趁此时，每天亲近道德学问的大臣，熏陶涵养以成就国家亿万年的治理。打狐狸射兔子以损害盛德，却让蜀犬在左右驰射取乐，恐怕天下人听到后，会因此离心离德。然而劝谏驰射的人很多了，劝谏的人不停止，陛下也不停止，难道是因为勇武，是圣人不废弃的吗？况且三边时常有战事的警报，也不忘记武备这一件事。勇武固然圣人不废弃，但是蜀犬哪里算得上孟子所说的大勇呢？告诉陛下，一怒而安定天下，这是文王的勇武。难道仅仅局限于驰射之间吗？希望陛下留心，把大的方面放在前面。

译皇上命臣等商议八件大事【抵御敌虏的策略】

臣近来奉承皇上诏旨，命令朝廷大臣再次会议商议抵御敌虏的策略。私下里看到在会议之时，众人说法各不相同，心里所想的，嘴上或许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嘴上所陈述的，奏疏或许不能完全记载下来。况且军国大事，难道是在立谈片刻之间就能穷尽的吗？所以臣不顾自己的愚昧浅陋，向上查考典籍，向下采纳众人的言论，分条陈述八件事，用来应对这次会议，只希望陛下采纳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

一曰确定庙算。所谓确定庙算，是什么呢？臣私下里看到北方敌虏猖獗，屡次侵犯边境，皇上为此日夜操劳不得安宁，任命将领出兵讨伐，然而沿边的各位将领，习惯于长久的安定，看待敌虏入侵，都只据守城池自保，没有一个人敢抵挡他们的锋芒。当时大同的形势，危险得像倒悬一样，幸好上天诱导敌虏的心意，使他们自行退去，所以大同的百姓得以卸下重担。正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日夜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然而朝廷内外却安然自若，好像没有事情一样。古代的帝王，没有战事时深深忧虑，有战事时却不恐惧。没有战事时忧虑，是为了在有战事时不恐惧。现在敌虏一入侵，朝廷内外就忧惧恐慌，认为祸患难以预测；一旦稍微缓和，就安然自若认为没有事情，这难道与古代帝王不同吗？臣观察火筛，虽然号称凶狠狡诈，然而这只是古代冒顿、元昊一流的人物，还不足以比拟他万一的厉害，只是因为中国长久安定，武备逐渐松弛，所以让这敌虏得以在边境跳梁作乱。假使我们的将帅严明，士兵训练有素，又何必畏惧他们呢？今天值得畏惧的在中国，不在夷狄。所以火筛、小王子不值得畏惧，而宠幸之人扰乱朝政、功劳赏赐不明确，这是值得深深畏惧的；委任而不专一、法令不能执行、将领不服从命令，这是值得深深畏惧的；边防空虚、百姓看不到恩德，这是值得深深畏惧的。在敌虏方面的事，或许不是中国所能控制的；在中国方面的事，皇上只要稍微转变一下态度罢了，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然而自从北方敌虏入侵以来，皇上为寻求将领而辛劳，已经很久了，而在武臣之中，向来显扬功勋谋略、可以担当边防重任的，是谁呢？不仅是皇上求之不得，即使臣等在下位多方访求，也得不到。难道因为天下这么大，就真没有一个人吗？或许是不善于使用他们罢了。统率士兵，是将帅的事；统率将帅，是天子的职责。古代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有意于武略，那么一时的谋臣猛将，没有不被他们驾驭的。臣不敢远引古例，就像我太祖皇帝起于淮甸，南征北伐，就有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越国公胡大海；攻取云南，则有黔宁王沐英，沐英只是养子罢了；攻取四川，则有颍国公傅友德，傅友德只是投降的囚犯罢了。诸将之中，最年轻的又有李文忠，统领军队北伐，穷追到沙漠深处，俘虏敌人名王而回，李文忠是皇上的外甥。既然这样，皇上如果能驾驭他们，那么贵族子弟可以统将，投降的囚犯可以统将，难道今天天下这么大，就真没有人吗？只是看驾驭他们的办法如何罢了。驾驭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赏罚而已。奖赏一个人，人人都受到鼓励；然而奖赏不但不鼓励人，反而使人沮丧的情况也有，这是因为奖赏不匹配功劳。惩罚一个人，人人都感到恐惧；然而惩罚不但不使人恐惧，反而使人怨恨的情况也有，这是因为惩罚不匹配罪行。赏罚像这样，即使有名将，又怎么能得到并使用他们呢？近年边防大臣上报战功次序，都能得到升迁奖赏，而败军触犯军律的人，往往让他们戴罪杀敌，这是人心日益懈怠、边防日益松弛的原因。近来诏令提拔张俊，起用为主将，那么人们就知道受到鼓励了；马升、秦恭等人拟判斩罪，那么人们就知道恐惧了。然而拥兵不前进的人，像副总兵姚信那样，又得以逃脱罪责，罪行相同而惩罚不同，这是人心不平、士气不振的原因。希望皇上赫然振奋刚强之德，誓要消灭这敌虏，固然应当把他们列在屏风上，时常召见大臣咨询边防事务。边防将领之中，谁勇敢、谁怯懦、谁可用、谁不可用，都清楚地明白在圣明的心目中。有罪必定惩罚，不因为亲近宠幸而免除；有功必定奖赏，不因为疏远而被遗漏。像这样，将帅协力，不担心没有人；士卒振奋，不担心不能取胜，而丑恶的敌虏就不足以消灭了。

二曰重视主将。所谓重视主将，是什么呢？臣听说将领的权力贵在专一，将领的地位贵在特殊。地位不特殊就混乱没有统属，权力不专一就分散而不统一。现在边防重要的地方，叫做大同、宣府、延绥榆林。在这些边防将领的职位上，宦官方面有太监，武臣方面有总兵，文臣方面有都御史。都御史想要调兵，总兵不同意而停止的情况有；总兵想要出兵，太监不同意而停止的情况也有。大同有紧急情况，想要调宣府的兵而不能；延绥有紧急情况，想要调大同的兵而不可以。权力分散在将领众多，威势被地位相等者夺取，想要取得成功就难了。所以朝廷商议之时，一致认为设立总制是当务之急，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听说卸任南京户部尚书秦纮，熟悉练兵事务，向来有威望，又曾经巡抚前述地方，边防百姓至今思念他，虽然年老还可以使用。皇上如果不认为这样，就请下达朝廷商议；如果认为可以，请求依照祖宗时王翱、马昂的先例，起用这位官员，加上总制的名号，沿边各位将领，都听从节制，使得事权归一，没有阻碍。命令发出就出兵，命令停止就停止。大同有紧急情况，宣府不得不救援；延绥有紧急情况，大同不得不奔赴。号令严肃，声势增强，隐隐然有万里

译这是长城的形势啊。然而议论的人认为，如今提督已有右都御史史琳，如果再设立总制，似乎有些重复。臣认为，局势有缓急之分，权力有分散与集中之别。如今边防事务不能没有人负责，而京城的军队也不宜轻易出动。史琳暂且应当坐镇京营，在远处作为声援，一切边防事务，先委托总制去处理。等到边防事务有了头绪，敌寇不至于大规模入侵，那么京城的军队也可以不必出动了。

译三曰严明法令。所谓严明法令，是什么意思呢？臣听说君主不奖赏惩罚他的将领，就如同没有将领一样；将领不奖赏惩罚他的士兵，就如同没有士兵一样。生死就在眼前，如果不以死在后方的惩罚来驱使他们，谁肯向前奔赴死亡呢？所以，前进就有死，后退就有生，士兵没有不后退的；前进或许能生，后退必定是死，士兵没有不前进的。从前穰苴斩杀庄贾，晋国军队就自行退却；狄青斩杀陈曙，侬智高就被迅速平定；李光弼在河阳之战中，郝廷王稍微后退，就命令左右取其首级；怀恩稍微后退，又命令取其首级，这两人殊死力战，于是能够大败史思明，重新建立唐朝社稷，这难道不是重视将权的明显验证吗？臣认为既然设立了总制，关外的大权，全部交付给他，平时不服从命令、临阵退缩的人，就斩首示众。臣不敢赞同朝廷杀人，但杀一个人而能让亿千万人活下来啊。

四曰体恤边民。所谓体恤边民，是什么意思呢？驾驭军队的法则，用法度来统一他们，用恩惠来团结他们。用法度驱使他们投入战场，用恩惠在平日里团结他们。古代的名将，李牧驻守边境，每天杀牛犒劳士兵，士兵都踊跃请求出战。现在沿边的百姓，终年守卫关隘，辛苦到了极点，而上级官员又百般搜刮，虽然有屯田，但粮食不能进入他们的口中；虽然有月粮，但升斗不能进入他们的家中；上级虽然有赏赐，但有时不能发放；作战虽然有斩获首级，但不能算作自己的功劳。现在又遭受敌寇残破，父亲不能保护儿子，丈夫不能保护妻子，兄长不能保护弟弟，肝脑涂在郊野原野，哭声遍布城市，为将的尚且不知道体恤，反而加以剥削，他们的心怎么能不背离呢？所以听说边人颇有苦于官府搜刮，而羡慕敌虏中安逸快乐的。他们的心如此，还指望他们效死力奔赴战场吗？况且远近惊疑，人心动摇，不是小事啊。臣愚以为在这个时候，陛下应当拿出内库的金银，命令官员装载到大同等地，查验死难者的家庭，一一抚慰，酌情给予赏赐，录用他们的子孙。那些被敌虏侵占的地方，也应当免除赋税徭役一两年，使百姓没有内部的担忧，家有外部的喜悦，清楚地知道朝廷如此不忘边人，然后才可以使用。议论的人认为现在府库尚且不足，怎么能做这种没有名目的赏赐？臣认为现在朝廷内外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没有限制，近来仅仅因为制造一顶冠服，通过传奉升官的就有六十多人，这些人相比边人，谁更劳苦？谁的功劳更大？却唯独在此吝啬吗？臣认为应当停止传奉的俸禄，用来供养边将；节省没有名目的费用，用来赏赐边军。边人得到赏赐的恩惠，国人保全太平的快乐，用这个交换，并不是坏主意。

五曰广泛召募。所谓广泛召募，是什么意思呢？臣听说当今所担忧的，是没有士兵，没有将领。臣认为这两者都有。在行伍之中，有智勇过人的人，破格提拔他们，就不愁没有将领了；边人的壮勇者，召募并好好安抚他们，就不愁没有士兵了。大概土兵生长在边境，骁勇骑射，往往超过常人，山川的险易，他们向来熟悉；风寒冰雪，他们向来耐受；对敌虏有父子兄弟的仇恨，对内有家室坟墓的眷恋，驱使他们作战，人自然保护他的家，家自然报他的仇。至于京军，山川不是他们熟悉的，寒暑不是他们习惯的，这两句话曲折描绘，未见敌人就先离去以作为百姓的榜样，有人立功就抢夺作为自己的，他们的弊端难道只是没有益处，确实也有所骚扰啊。古人说征兵满一万，不如召募一千人。近来听说边境召募，也已经稍微聚集，但恐怕为将的不加以安抚驾驭，他们就不肯效力，其余的人也不肯应募。臣愚以为应当供给他们兵器，丰厚他们的粮饷，优厚他们的赏赐，那些官舍应募的，有功就加授官职，并且允许合并功劳论赏，事情结束军队休整，允许他们恢复职业返回农耕，不登记他们的名字在军籍中，那么应募的人一定众多。先施加恩惠，然后用法度统一他们，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胜战的士兵了。

六曰使用间谍。所谓使用间谍，是什么意思呢？臣听说上等的用兵是挫败敌人的计谋，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听说火筛本是小王子的部曲，向来跋扈，现在乌合而来，外今之奴听说也有内部裂痕可以离间，虽然表面相合，内心实在互相忌惮，这里有可以乘虚而入的间隙。中国不知道利用它罢了，已经错过了。现在应当在边境张贴榜文说：有能取得火筛首级的，赏千金，爵位到某官。小王子向来入贡，应当派遣通事，以大义责备他，如果与通好的人一样，如此，就使他们互相嫌隙。然而听说廷臣也曾有人建议这个策略，众人嘲笑认为迂腐。臣认为不是迂腐。三军之事，没有比间谍更重要的。汉朝悬赏千金购买项羽的首级，难道也是迂腐吗？大概即使不能得到他的首级，也可以使他们互相猜疑忌惮，从而瓦解他们的党羽。

七曰分兵。所谓分兵，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说，匈奴的军队，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的兵力，以天下之大，加上一个大县的兵力，应该没有不攻破的，只是他们像雪一样分散，像乌鸦一样聚集，防备西边就攻击东边，防备东边就攻击西边，他们攻击的地方只有一个，而我们防备的地方很多，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常常显得寡少的原因。善于用兵的人，以多为少。现在边军与召募的士兵，可以得到数万，挑选其中的勇敢者，分为三队，或者分为五队，每天加以练习，敌虏来入侵，就用一军抵挡在前面，一军出现在后面，又用一军冲击其中坚，又用一军袭击其

译回到老家。这样那么我所攻击的地方就专一，敌人所防备的地方就众多，就不担心不能取胜了。宋朝韩琦在边疆时，曾经使用过这种战术，而苏轼也说过这话，这本来就不是我微不足道的个人私见。

译第八点叫出奇。所谓出奇，是指什么呢？臣听说兵法讲究以正兵相合，以奇兵取胜，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不运用奇兵而能取胜的。何况对于北方虏寇，尤其难以凭借力量较量，只可以用计谋破敌。国家的名将如杨洪在大同时，常以劫营取胜；近来的王越在红盐池，也使用这种战术。这最为可恨的是，议论的人认为出兵不符合正道，往往贬黜他们的功劳。然而用兵本是诡诈之道，何况如今边地百姓，在遭受摧残破坏之后，望风惊疑，没有坚定的意志。只要能痛痛快快地杀一阵，就可以振奋中原的气概，壮大边地百姓的胆量，还哪里去论它的正与不正呢？古人说战胜就是奇，奇在于迅速，迅速在于果断。如今虏寇的大营，已经在河套，我认为应当招募敢死之士万人，命令像马仪、刘宁这样的勇将，分别率领他们。等待虏寇来侵犯边境时，边军坚守不要出战，秘密命令这支军队衔枚，连夜急行军进行突袭，那么我军就可以大获全胜。即使不能取胜，虏寇也应当受到惩戒，产生内顾之忧，不敢肆意入侵了。况且我军屡次挫败，虏寇认为我们不能作战，这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臣所陈述的就是这些。这几件事都可以委托给边将，陛下特别在朝廷上运筹谋划，考察他们的功过，进行赏罚罢了。难道不是既简便又便利吗？如今边地百姓的困苦，如同在水火之中，我认为应当像手足被浸湿、毛发被烧焦那样急切地去救援，还担心来不及，然而上下却拘泥于法律条文，有的见解却不敢说，有的说了却不敢做，观望迟疑，虚度时日，那么边民困苦日益加剧，虏寇祸患日益加深，事势如此，这真是深可忧虑的，也是深可恐惧的。臣本是书生，不懂军事，然而古今治乱，略知一二，报效国家的忠诚，不觉冒昧进言。只求赦免臣狂妄愚昧的罪过而采纳我的建议，社稷之幸，臣也预先有了。

议

尊号议

尊号议【兴献尊号】

当今皇上从亲藩入继大统，兴献王王妃是皇上生身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尊崇他们，有人问于李鏊说：该怎么办？李鏊说：礼有屈有伸，屈的是承受大统的重任，就降低丧服等级，降低它是义；伸的是推及私亲的爱，就尊崇名号，尊崇它是仁。仁与义本来并行而不违背。问者说：宋司马光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其私亲”，大概恭敬爱戴之心分给了那边，就不能专用于这边，而说尊崇它，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制定礼制，必定两全而没有偏废，以大统而降低私亲，可以；以大统而于是废弃私心，可以吗？所过继的父母，义没有比这更重的；所生的父母，恩没有比这更重的。恭敬爱戴之心，加于所过继的父母，对于所生的父母，于是能不恭敬吗？不爱戴吗？人子之心，恐怕不是这样冷漠的。孟子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了。”成为天子的父亲，是尊崇的极致。孟子称赞舜的大孝，说“宗庙享祭他”，舜继承尧的大统，而瞽瞍成为天子的父亲，享受宗庙的祭祀；禹继承舜的大统而在郊外祭祀鲧。瞽瞍、鲧尚且如此，而说不管私亲，为什么呢？所谓不得顾其私亲，乃是魏明帝狠毒固执的私心，而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吗？问者说：宋英宗议尊濮王，欧阳修提出尊亲的议论，当时哗然攻击他，认为是邪说，直到今天都非议他，而你敢赞同他吗？回答说：称亲不对，称伯就独对吗？查《仪礼疏》，为所生父母服丧，不说“不为父母服丧”，修认为丧服可以降等而父母的名号不可埋没，这话不可非议。而司马光认为立文不得不这样。如果像司马光所说，想要埋没父母的名号，那么立文说“所过继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司马光的议论，以汉宣帝为昭帝后，最终不加尊号于戾太子史皇孙；光武帝自认为是元皇后，也不敢加号于巨鹿都尉南顿君。不知道戾太子得罪武帝，所以没有可封爵的道义。如果史皇孙，也称悼皇考悼园，设置邑三百家。光武帝起自民间，想要上附元帝，所以所生不敢同于七庙，而南顿也称皇考。何况光武帝所谓不父其父而祢其祖，也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先儒认为称亲固然不对，称伯也不安稳，应当另外设立特殊的称号，而特殊称号有不容易确定的。如果说某国大王，那么本来已经是王了，又用什么作为尊称呢？现在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的称呼，于是同于大统，不可以作为法则。然而称亲不可以，称考不可以，称皇称后都不可以，那么用什么作为称呼呢？我曾经反复思考，事情有两难，而可以两全的，查《汉书》师丹传，哀帝初尊定陶共王为定陶恭王，母亲为恭皇太后，都引用藩国的名号，来冠于大号，汉廷认为不对，而师丹认为合乎礼。其后董宏建议想要设立官职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列，而去掉定陶藩国的名号，师丹才开始争辩认为不合礼。这个议论出入于水嘉、新都之问。那么尊崇名号，而冠以藩国的称号，这是礼的得当之处，难道不可行吗？宋高宗传位于秀王赵昚之子，汪应辰确定他的称呼为“太子所生之亲”，内批说“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当时，没有听说认为不对。现在士人一命以上，都想褒封他们的父母，何况尊为天子。

译拥有四海之富，却对生身父母冷漠不顾，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回答说：追尊推崇的礼制是有的，但儿子没有爵位而父亲却有的道义，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也是顺从其尊位罢了。因为大礼议尚未确定，所以才这样说。现在参照《仪礼》的条文，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定谥号为“兴献皇”、“兴献后”，并以太皇太后的旨意来施行，这样既没有冒犯大统的嫌疑，对生身父母也尽了极尽尊崇的道义，大概差不多能两全其美了吧。

译书

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吴中赋税】

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让百姓每年服役不超过三天，所以天下太平和谐，歌颂之声兴起。后世虽然不能立刻实行这种制度，但也应当稍微仿效其意旨，使法令清晰明确，像白天一样一目了然，从而能够坚守执行。

如今天下的财赋，大多出自吴中地区。吴中的税法，没有比今天更弊端的了。请让我详细陈述。

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的税，一亩有五斗、六斗，甚至高达七斗。此外还有附加的损耗，主管者不免多收，几乎达到一石了。民田五升以上，看似不算重，但附加损耗却越来越多，又有多收的弊端。

土地的肥沃与贫瘠，差别不大，但在同一块田地内，咫尺之间，有的属于官田，有的属于民田，税负轻重悬殊极大。贫苦百姓转卖土地时，官田价格低，民田价格高。贫穷的人贪图民田的高价，将官田伪报为民田；富有的人贪图官田的低税，甘愿接受这种伪报而不怀疑。

因此，民田大多归于豪强，官田大多留在贫穷人家手中。贫穷的人无法承担赋税，就流散到四方以逃避税收。税收无处征收，就摊派给里甲。所以贫穷的人大多流亡，里甲因此陷入困境。离去与留下的人相互牵连，一同陷入困顿。

又有奸民将熟地报作荒地，年年如此，形成积荒、板荒、马役、义冢等名目，全部摊派给众人。这就是附加损耗日益沉重的原因。

官田与民田，旧时不过十余个等级，近来甚至多达千余个等级。即使精通历法的人也无法计算，只有奸民长年混迹其中，税负轻重高低操纵在他们手中。有的将税赋寄在官宦名下，称为“诡寄”；有的分散到各户，称为“飞寄”。有关部门束手无策，听任他们所为而不加制止。不是不想制止，而是无法制止。这种弊端起因于等级数目的细碎。

田地的税赋既已沉重，又加上繁重的徭役。现在所谓的均徭，有的按人口征收，有的按田地征收，大体以田地为定准。田地多的是上户，上户则负担重；田地少的则轻；没有田地的更轻，也不考虑其资力如何。

所以百姓只致力于从事工商业而不务农，是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所说的重役，大致有三类：一是解户，负责运送军需颜料，上缴内府；二是斗库，供应往来使客，以及有关部门的营办事务；三是粮长，督管一区的税赋，上缴官府。

颜料上缴内府，数量并不太多，但在出纳过程中，百般艰难阻碍。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损的数额，不免要借加倍利息的贷款从京城带回，然后变卖产业来偿还。这是百姓沉重困苦的第一方面。

使客往来，厨房传舍供应不断。那些长期停留在地方的，每天有薪炭、鱼虾、蔬菜、膏油的供应，加上馈赠的资财、游宴的费用，无不索取。这是百姓沉重困苦的第二方面。

从前历代没有所谓粮长一职。我太祖皇帝忧虑有关部门苛刻百姓，于是推举殷实且有行义的人家，以民管民，这是最好的方法。过去担任此役的人，未见其有祸患。近来朝廷的征敛既多，有关部门的侵夺更加严重。过去只督管粮赋而已，近来又让他们运往京城。粮长不能亲自前往，奸民代替前往，多有侵夺。京城粮仓的艰难阻碍，也是百般。也不免借债带回。不仅如此，贪官又趁机侵夺。公务有急就索取，私家有需就索取，往来应酬就索取。再加上常例的输送，公堂的勒索，火耗的勒索，官员的各种需求，大多向粮长索取。粮长又怎么能不多向百姓索取。等到拖欠租赋积累成债，官吏督责如火，百姓便拆屋伐木，卖田卖子女，最终不免死于拷打之下。这是百姓沉重困苦的第三方面。

这三种徭役的重负，都起因于田地。一家承担，就一家破产；百家承担，就百家破产。所以贫穷的人都抛弃田地流徙他乡，而富有的人卖尽田地以逃避徭役。吴地田地便宜却无人购买，荒芜而无人耕种纺织，就是因此缘故。

有田地就有租税，有身家就有力役，有家庭就有调赋。如今田地既出重租，又并着力役和调赋归于一处，这就是百姓轻易抛弃田地的原因。

古代执政者驱使从事工商业的人回归农田，如今执政者驱使农民回归工商业。如果让百姓都回归工商业，那么国家的赋税，将从哪里出呢？

时值年成丰收，小民尚且供给不足，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就流离失所，饿死的人堵塞河川，非常令人怜悯。虽然朝廷怜悯百姓贫困，也曾免除荒地的赋税，希望以此宽缓他们，但有关部门不奉行圣旨，反而借此牟利，所以有卖荒、送荒的说法。因此荒地的赋税多归于豪强，而小民不能得到恩惠。

唉，百姓的祸患到了极点。有仁爱之心的人，怎能坐视而不思考拯救的办法？然而拯救实在困难，我日夜思考，不知如何筹划。孟子有言：“何不回到根本呢？”意谓今日的弊端，也应当先端正其根本吧。

使官田没有大半的税赋，内府没有出纳的艰难，有关部门没有侵夺勒索的骚扰，那么各种弊端可以扫除，百姓就有喘息之所。然而官田的税赋，国家有定法，我不敢轻易议论。从前宣宗皇帝，也曾敕令减少其数额。因此再减损细碎的等级，合并为一二则，或四五则，或如旧例十一则，这也可以吧。

出纳的艰难，在于明主加以注意，时常考察并严厉禁止。贪官的弊端，则是巡抚的责任。如果让他们安然在位，或者侥幸被罢黜，又安然满载而归，曾不追究其赃款，这样以后还有什么惩戒而不

译这三种弊病。如果现在加以治理还来得及。否则百姓将日益贫困。田地将日益荒芜。国家的财赋将日益短缺。几十年之后。我真不知道国家会落到什么地步。

译序

送刘世熙任四川佥宪序

送刘世熙任四川佥宪序【蜀地水利】

弘治二年，蜀地遭遇旱灾饥荒，巡抚右佥都御史丘鼐上言说：蜀地以富饶著称，从前代到现在，土地并没有不同，大概是人事没有修治罢了。我私下看到成都有都江大堰，开凿于秦代蜀守李冰，所灌溉的郫县、灌县、温江、崇宁、双流、崇庆、新津、新都、眉州、彭山等地，沃野数千万顷。后来豪强之家，稍微谋取小利，在堰流堤坊处截水，水流失去了原来的河道，蜀人开始遭受旱灾之苦。我曾巡视地势，只要不是高山，都可以修治陂塘堤堰。旱时可以灌溉，涝时可以排泄，为蜀人带来无穷的利益。现在山东、浙江、南直隶等地，都设有官员治理水利，大概是职责专一，就应当有成功的希望。于是皇帝下诏，任命刑部员外郎姑苏人刘世熙，升任按察佥事前往蜀地。我在刘君出发时，独自有所感慨。从前关中大饥荒，人吃人，于是从荆襄陆路转运，从汴河渭河水路漕运，用各种方法拯救，但秦地死亡的人还是超过了一半。秦是天下强国，辩论极为确切，秦时难道一定没有旱灾吗？有旱灾却没有救助，天下人就会起来攻打它，那么秦的灭亡就早了。大概当时井田制虽然废除，沟渠系统尚存，而郑国渠是秦赖以富强的基础。后来郑当时、儿宽、白公，都曾修筑渠系。直到今天废弃很久了，它们的遗迹也往往还有留存。顺着这些遗迹疏浚，功效应当容易达成。但议论的人却认为不可恢复。刘世熙居住在吴地，吴地有白茆港，三吴的水流由此入海。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肥沃的土地，百姓于是占据作为田地，或者在上面建造房屋。于是吴中多水患。议论的人认为只要疏浚白茆港，三州都能受益。到现在一百年了，没听说有人承担这件事。大概有人承担这件事，浮议就会兴起，事情将要进行却又停止。想要享受利益，怎能推辞辛劳？想要拥有功绩，怎能推辞诽谤？唉，天下的事情，大概都类似这样吧。这就是我所感慨的。请把它作为对刘君的赠言。

碑

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

江淮平乱碑

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治理黄河】

大明建都燕蓟地区，每年从东南漕运粮食供给京城，会通河实在是国家的命脉，而张秋又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景泰四年黄河在张秋决口，故武功伯徐有贞治理它，不久恢复了旧河道。弘治二年黄河水势向北迁移，六年夏天于是决口黄陵冈，冲垮张秋堤坝，夺取汶水流入大海，张秋上下水势浩渺连接天际，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绝。前后派遣官员治理，成效都没有达成。皇上于是命令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前往主持。当时谣言沸腾，说黄河不可治理，治理它只是劳民伤财；有人说黄河不必治理，应当恢复前元朝的海运；有人说陆路转运虽然劳苦，但没有危险。皇上又命令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一同前往主持。当时夏天已过一半，漕船聚集在张秋，船帆桅杆像鱼鳞一样排列，财物货物堆积如山，决口处水流奔腾猛烈，警戒之下没有人敢越过。有人逞强先出发，到了那里战栗失度，人船沉没。陈锐等人聚集谋划，开始在上游开凿月河，长约三里，绕过决口连接到黄河。于是船只首尾相接，顺流全部出发，欢呼声充满道路。事情上报，皇帝下诏奖励，这才开始商议修筑黄陵冈的缺口。起初，大梁以北，是沁河向东南流入徐州，西边是黄河，向东流入淮河。后来黄河，忽然溢出流入沁河，合流向北，于是决口黄陵冈，以及张秋。陈锐等人商议，不治理上游，决口就无法堵塞。于是疏浚河道从孙家渡，七十多里，从陈颕流入淮河。又疏浚河道从中牟、扶沟到陈颕二十多里，从宿迁到达淮河。又疏浚贾鲁旧河四十多里，从漕河流出徐州。当时向东的水位已经下降，于是在张秋两岸东西修筑平台，树立标杆贯穿绳索，用网连接巨舰，凿洞堵塞它，填入土牛。到了决口处，堵塞的舰船沉没，用大埽压住。合拢后又决口，随决随筑。官吏告诫，民工勉励，运土的畚箕和闸门像云一样密集，连昼夜不停息。水于是由月河向北流。决口既已堵塞，用石堤环绕，隐约像彩虹一样。辅以滉柱，森严像星星一样。又在上游修筑减水坝，又疏浚南旺湖等泉源，又修筑河堤三百多里。漕运通道恢复畅通。工程始于六年的夏天，那年冬天宣告完成。使用军民共四万多人，铁器一万九千多件，竹木二万七千，柴草六十三万束，草料二百二十万。协助工程的人，有通政司张缙，山东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挥丁全，同知刘福，通判王文。臣陈铳、臣刘大夏，将此事上报，皇上派遣使者慰劳，命令在上面建庙，赐匾额叫显惠神祠，镇名曰安平镇，命令臣某记录这件事。

江淮平乱碑【平定流寇】

明朝承受天命统治万邦，九位圣君相传，像海一样包容，像天一样覆盖，休养生息一百五十年，绝漠遥远的荒野，没有不臣服的。而近畿的小丑，蠢动不安。皇上赫然兴师，经过两年才讨平他们。在此之前，正德初年，逆贼窃弄朝政，以群盗归附逆贼，得到便利且事实如此，用淫刑苛政毒害海内，海内纷纷发动。逆贼被诛杀，群盗于是作乱。五年，霸州人刘六，与弟弟刘七，齐彦明互相煽动起事。联合其他盗贼杨虎，横行齐鲁赵魏徐沛之间，所到之处张挂旗帜伞盖，鸣金击鼓，屠城破邑，打开粮仓冲毁监狱，杀戮焚烧，奸淫惨毒，僵尸遍布野外，千里萧条，甚至窃取名号

译诛杀朝廷大臣、截断漕运船只、攻打宗室藩王，皇上起初命令惠安伯张伟、都御史马中锡去讨伐他们，军队长期作战没有功效，于是逮捕张伟、马中锡回京，而兵部左侍郎陆公完，毅然以讨伐贼寇为己任，于是任命他兼任都御史，节制各路军队，并且调集沿边的骁勇将领和健壮士兵随行。陆公在六年八月到达涿州，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说陆七、彦明将率领他们的部众入侵，应当回师保卫京城。陆公说：“我受命来到这里，只有前进战死，没有后退偷生。”于是率领军队径直向前，在霸州的平口遇到贼寇，派遣副总兵许泰、游击将军郄永与他们交战，攻克了他们。又进军在阜城、景州打败贼寇，而杨虎又聚集部众向北而来，众人害怕抵挡不住，恰逢副参将冯祯率领部下赶到，与郄永、许泰在景州的宋门店合力攻击，大败贼寇，杨虎仅以身逃脱。当时天下正值群盗作乱，且纷纷起兵跟随他们，势力不可遏制，等到这时，朝廷军队屡次获胜，跟随贼寇的人才开始后悔并且恐惧。陆公于是给他们开辟生路，在军前树立招降的旗帜。那些大多散去的人，又命令各郡县修缮城墙、疏通护城河、清理田野，等待贼寇到来时让他们无处掠夺。杨虎战败后，蜀文率领他的部众向南撤退，九月陆七、彦明侵犯曹州，各位将领合力攻击，在曹州的裴子岩大败他们。这一仗贼寇的精锐士兵几乎损失殆尽，几乎无法成军。皇上又派遣宦官到前线督促各路军队，在汤阴与贼寇交战，又大败他们。郄永又追击并在穆陵关打败他们。副总兵刘晖又在滕县大败他们。七年，贼寇率领残余部众，到达下邳淮水之上，总漕运都御史张缙，派遣军队抵御他们，贼寇攻破北门，有四个酋长轮番进攻，都被杀死，于是贼寇徘徊退去，参将李瑾又拦截并击败他们，贼寇逃往登州、莱州，陆公率领各路军队击退他们，在嵩浅坡相遇，杀死了他们的大部分部众，陆七、彦明、蜀文挟带三百多名骁勇骑兵逃脱，向北奔逃到霸州，突然经过临清，又奔逃到河南，又奔逃到湖广，刘陆随溺水而死。陆七、彦明抢夺船只向东而下侵犯镇江、江阴，停泊在海边的狼山。忽然逆流而上侵犯南安、安庆。陆公再次接受诏书，兼程疾驰到达，众人认为贼寇将要向北撤退，陆公说：“贼寇的伎俩已经用尽，必定又要向南以窥视吴地。”于是分兵驻扎在京口，总漕运张缙、都宪王缜、都宪俞谏、副总兵源各分兵守卫要害，贼寇果然再次南下占据狼山。陆公率领军队到达江阴，恰逢天下大风，贼寇的船只破碎，派遣各位将领袭击他们，贼寇逃奔占据山顶，箭矢石块如雨般落下，刘晖率领部下奋力作战，刘晖与任质在山北作战，郄永在山南作战，都顶着箭石跪地前行，夺取了险要之地，贼寇坠入岩下死去的无数，陆七乘坐小船将要逃脱，溺海而死。彦明被宣府的游兵所杀。杨虎南下时，官军在河上扼守，杨虎渡河，官军用乱石攻击他，溺水而死。至此群盗被扫平，朝廷内外又恢复安定。议论的人都说，盗贼纵横南北，所到之处残破不堪，罪恶深重，皇天震怒，发动威势来消灭他们。我认为只有上天保佑百姓，只有人顺应天意，只有节制公陆完竭尽忠心报效国家，运筹谋划判断敌情，指挥必定胜任，各位大夫合力尽忠，形成犄角之势，各位将士摧锋破垒，鼓起勇气率先登城，共同成就了这一战功，大概是天人相应之效吧。这一战役大战十二次，小战数十次，斩首一万五千五百有余，投降散去的人不可胜数。七月甲午日，班师回朝，在市集诛杀残余贼寇，被胁迫的人全部释放回归。捷报传来，从节制公陆完以下，根据功劳大小分别赏赐和晋升爵位。诏令在狼山建立江海祠，共同刻石记录功勋，以昭示永久。

译杂著

恭题何都御史巡抚南直隶敕

讲学篇

亲政篇

恭题何都御史巡抚南直隶敕【江南巡抚】

右边刑部侍臣何鉴，是担任副都御史、巡抚江南时所受的敕命。偶尔抄录一份给臣王鏊看，臣王鏊叩头再拜，在末尾题写如下：如今天下的财赋，依赖东南供给，所以朝廷特别任命重臣来治理。财富产生于土地，成就于天时，而治理的关键在于人。治理有法度，就能把不足变为有余；没有法度，就会把有余变为不足。那政令的张弛、宽严，难道不取决于人吗？像文襄公周忱，真是所谓合适的人选啊。所以皇上的旨意常常举他作为巡抚的典范。从前江南各郡，多次遭受大水灾，公私财力耗尽。近年丰收接连不断，粮食多得狼藉满地。也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吗？这是人为的努力，而非天时的恩赐。当臣何鉴巡抚时，江南发生大饥荒。他向上呈报救荒十二策，通过折兑军粮、留在州府的禄米以及军储等各种费用，筹集了八十多万。于是江南各府处处充实丰足。当时朝廷商议疏浚吴淞江、白茅港等河道，众人正反对这项提议，认为费用无处筹措。何鉴内部请求用折兑军粮等费用来充抵，事情才得以成功。又提议治理那片土地，就征用那片土地的人，划分地段规定工作量，根据工作量分配粮食。官员依靠百姓的力量，所以用米多达二十八万却不成为负担；百姓依靠皇上的救济，所以用人多达五万却不感到劳苦。这项工程完成后，东南便没有水患了。那么把每年的丰收或歉收，都归因于天时，可以吗？不可以。所谓把不足变为有余，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如果让他长期在任，那么周忱的功绩，还可以继承吗？可惜他不久就因忧惧离职了。《诗经》说：“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臣何鉴具备这样的德行。

讲学篇【讲学】

国家设立经筵，真是盛大啊！天子从正朝乘辇来到文华殿，公侯九卿大臣，穿着盛服侍立两旁，羽林军士，也都环绕列队聆听。经筵一开，天下人欢欣鼓舞，传颂这是罕见的盛典，所以说它盛大啊。然而一年之中，冬夏都停讲，春秋两季每月只讲三次，三天之间，遇到风雨就免除，有事妨碍也免除。讲学的日子，早早准备好讲章，到了期限讲完，皇上赐宴，大家严肃地退下，上下之间的情谊，没有看到亲近和密切。至于日讲，可以说是亲近了，然而体制分别仍然过于严格，上面有疑问，不曾询问；下面有见解，不曾进献。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训诫，才有收获；只有学习谦逊的志向，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谦逊，是谦逊自己的志向，好像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勤勉，是勤勉于学习，好像有什么赶不上的。成王向群臣咨询说：“学习有持续光明的道理，辅佐我承担重任。”持续光明，是延续并光大它，向我展示显赫的德行，希望群臣有所开示。商周时期的君主，他们求学如此恳切。人主一天处理万机，固然没有闲暇像儒生学士那样日夜孜孜不倦，然而帝王精一的传承，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古今治乱的轨迹，天人精微的感应，如果不谦逊勤勉、持续光明，又怎能期望有所收获？而现在却如此疏略，暴露在阳光下的日子少，处于寒冷中的日子多，传授的人少，干扰的人多，没有看到他们能有所收获。而且不只是商宗、周成王如此，汉光武帝虽然在军中，也放下武器讲习艺文，停马论道，直到半夜才罢休。唐太宗延揽四方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薛元敬等十八人，分班值班住宿，讨论经籍，有时直到半夜。如今《贞观政要》中与魏征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宋代贤明的君主，宫中消磨时光，只是看书。平时在禁中，也有每日功课。翰林侍从，每日在禁中值班，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得到天下，开设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天相互讲论。后来圣学高明，诏告天下，都出自御制，睿笔如飞，群臣拱手观看，就是现在的《御制文集》。仁宗皇帝临朝，在思善门右边建立弘文馆，文学之臣，几人入值，时常到馆中讲论。孝宗皇帝在经筵之外，经常观看《永乐大典》，又曾索取《太极图》《西铭》等书，在宫中玩味。尤其喜爱故学士沈度的书法，每天临摹几遍。自古帝王之学如此，祖宗之学如此。陛下睿智英明，出自天授，正值青春鼎盛，讲明圣学，正是时候。臣愚昧，特别希望在便殿旁边，恢复弘文馆的旧例，精选天下文学、品行、技艺闻名的人七八个，轮流入值，由内阁大臣一人统领，如同先朝杨溥的旧例。陛下万机有空闲时，时常到馆中，屏退随从，特别收敛天威，从容访问。或者讲经，或者读史传，或者论古今成败，或者论民间疾苦。闲暇时游戏翰墨，即使是诗文之类，也只凭喜好而不禁止。这也就是日讲的含义，而且更加亲近。大致像家人父子，上面有疑问就必定询问，下面有见解就必定陈述。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效果。时常御临经筵，是为了昭示国家的盛典；时常到弘文馆，是为了推崇圣明的实际功绩。如果这样不停止，那么圣德就会日日更新，高宗、成王就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

亲政篇【亲政】

《易经》泰卦说：“上下交通，他们的意志就相同。”否卦说：“上下不交通，天下就没有国家。”大概上面的情意通达于下面，下面的情意通达于上面，上下一

译身体之所以安泰，是因为上位者的情感不被阻塞而能下达，下位者的情感不被阻塞而能上达；如果上下隔绝，即使有国家也如同没有国家一样，所以称为“否”。上下交感则安泰，不交感则闭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不交感的弊端，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

君臣相见，仅限于上朝的几个时辰，上下之间，只有章奏批复相互衔接，刑名法度相互维持罢了。这不仅是因为沿袭旧例，也是地势造成的。为什么呢？

国家常在奉天门举行常朝，没有一天废止，可以说很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阶悬殊，威严仪容显赫，御史纠察仪容，鸿胪寺举奏不合礼法之处，通政司引导奏事，皇上只是表示认可，臣子谢恩辞别，战战兢兢地退下。皇上何曾询问过一件事，臣下何曾进献过一句话呢？

这没有别的原因，地势悬殊，所谓堂上远于万里，即使想说话也没有途径。我认为想要上下交感，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

大概周代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咨询大事在那里进行；路门之外为治朝，每天上朝在那里进行；路门之内称为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日出时上朝，退下后到路寝听政。”大概上朝会见群臣，是为了端正上下名分；听政到路寝，是为了沟通远近之情。

汉代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员为外朝。

唐代皇城之北，南三门叫承天门，元正、冬至接受万国朝贡就在那里，大概是古代的外朝。其北叫太极门，里面叫太极殿，初一、十五就坐在那里上朝，大概是古代的正朝。再北叫两仪门，里面叫两仪殿，平常日子听朝处理政务，大概是古代的内朝。

宋代常朝在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在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在太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集英殿，考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官员，五日一人上殿，称为轮对，必定陈述时政利害。内殿引见，有时赐坐，有时免去穿靴，大概也是三朝制度的遗意。

大概天有三垣，天子取法于它。正朝象征太微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本朝圣节、正旦、冬至大朝会，在奉天殿，就是古代的正朝。常朝在奉天门，就是古代的外朝。而内朝唯独缺失。然而并非缺失，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内朝的遗制吗？

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日侍奉在左右；大臣蹇义、夏原吉等人，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壅塞隔绝的祸患呢？

如今内朝很少再临幸，常朝之后，臣子不再进见，三殿高深封闭，很少有人窥视。所以上下之情，壅塞而不通，天下的弊端，由此积累。

孝宗晚年，对此深有感慨，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讲论天下大事，将要大有作为，而百姓没有福分，没能看到至治的美好，天下至今以此为恨。

只有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彻底铲除近世壅塞隔绝的弊端，常朝之外，就在文华、武英殿，仿照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三天或五天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人上殿论对，各衙门有事咨询决断，皇上根据所见决断，有难以决断的，与大臣当面商议。不时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别之类，都能上殿，虚心询问他们，和颜悦色地引导他们。这样人人得以竭尽所能，陛下虽然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清晰地全部陈列在面前。

外朝用来端正上下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近之情，像这样，难道只是消除近世壅塞隔绝的弊端吗？唐虞时代明目达聪，嘉言不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也不过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