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三

译所议已得，具见诚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宜虚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诚耳。朕已具悉，礼部知道。钦此。

续因中允廖道南献议，以为皇姓乃帝颛顼之后，宜禘颛顼。奉圣旨：“这所奏，礼部便会官同夏言奏议，一并参考详议来说。”钦此。

昨该礼部会同内阁、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堂上官，少傅臣张璁等，于东阁集议。璁首言曰：“言虚位者，求之于虚，则失之无；言颛顼者，求之于远，则失之诬。惟禘德祖为当。”兵部尚书李承勋曰：“禘德祖是。”群臣次第曰：“是。”于是无有异议者矣。

臣愚终未敢以为是。盖此事于圣贤道理，穷究甚微；于国家典礼，关系甚重。若但直任己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迁就一时，而不顾天下后世之议；徒事弥文，而不能体圣人仁孝诚敬、报本追远之实心，臣恐无以服万世，又弗若弗举之为愈也。

臣愚于禘德祖之议，可疑而未敢以为是者有四，不敢不终献焉。

夫禘者，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谓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庙，我太祖追尊德祖是也。太祖当时之心，亦陛下今日之心也。岂不欲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难考，亦讲求未及耳。故禘礼莫之能行之。今日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远之心，有所未尽故也，亦所以推太祖未尽之心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于德祖而祭之，遂谓之禘，则我德祖自开国以来，享始祖之祭旧矣。今又以为所自出帝，是不过强易置其名耳。恐非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与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

议者曰：“今既以太祖为始祖矣，则以德祖为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太祖之为始祖者，太庙中之始祖也，盖创业之祖也，非王者既立始祖之庙之始祖也。今以陛下之身，尊太祖为始祖，而以德祖为所自出，则其迹甚似矣。然不知在太祖时，欲举禘祭，又将何人为所自出之帝乎？且先王禘祭之义，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制此礼也，非谓直待后世七庙之数备，而可以递推迁也。今则误认创业之始祖，为上世之始祖矣，则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无德祖之所自出矣，毋乃失之近乎？此其所可疑者二。

且岁一大祫，既尊德祖，统群庙之主而合食矣，则是德祖岁岁享祭也。何以定将来禘祭之年份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说，先儒固未尝以为是矣。然大抵禘大于袷，其举宜疏。今禘、祫并祭一人，则不惟二祭之义紊而无别，而举祭疏数之数，恐难于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则岁固一祭矣，何得谓之三年五年耶？泥而难行，于礼无当。此其可疑者三。

议者又曰：“近者太祫图，乃皇上权为之耳。异时止当以太祖主大祫，统太祖以下群庙之主。至禘德祖，则惟以太祖配之，而不兼群庙。”臣则曰：“祫之为义，合群庙及迁毁之主，皆升祔合食，故谓之祫，又谓之朝享。禘则不兼群庙之主，为其尊远不敢亵也。以其有审谛之意义，故谓之禘，又谓之追享。今若禘以德祖，祫以大庙，则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从德祖于禘，又不得降从太祖于祫，则是废三祖之祭，而终无可享祀之时矣。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远之中又追远，报本之中又报本。’今陛下之心，正欲求德祖而上，岂无积德基命之祖，尚欲举禘祭以追享之？今乃并懿、熙、仁三祖为天亲之至近者，而废其祀，恐非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

臣前虚位之议，自愧发挥义理未甚透彻，然不敢重有所请者，以圣明既已洞然于斯矣，而复喋喋言之，嫌于务己说之胜也。区区之愚，惟圣明昭鉴。

译关于九庙规制的奏疏【九庙规制】

臣私下听闻，古代天子宗庙的制度，唐尧虞舜时期设五庙，夏朝沿袭此制，殷商和周朝的制度，大致都是七庙。而《祭法》与《王制》中的论述，以及刘歆“宗庙数量无限”的说法，又各不相同。宋代儒学家朱熹论述古今庙制，引用《王制》中“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的说法，指出这些庙宇都建在中门的左侧，外面建有总宫墙，内部各有庙和寝，另有独立的门墙。太祖庙位于最北，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作为宗庙，也百世不迁；二昭二穆作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尽则毁庙并依次迁移。昭位永远是昭，穆位永远是穆。随后朱熹说，三代的制度，其细节已不可得知，但大概不过如此。

汉朝继承秦朝的弊政，不能深入考据古代制度，各位皇帝的庙宇各自分散在不同地方，无法合建为总宫，以排列昭穆顺序。汉明帝遵循节俭、自我抑制，不再分别建造寝庙，于是子孙后代就实行了同堂异室的制度。此后历经魏晋，下至隋唐，都不能有所裁断纠正。至于讨论宋朝的事，也以没有为太祖单独立庙为遗憾，这是朱子的言论，后世学者坚守此说，认为是确凿的论断。

恭敬地推想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明命，拥有天下，起初为四亲分别立庙，德祖居中，懿祖居东第一庙，熙祖居西第一庙，仁祖居东第二庙，庙宇都坐北朝南，东西两夹室，两侧廊房，三门，门设二十四戟，外面建有总宫墙，正门之南，另设斋次，其西侧为馔次，门东侧为神厨，当时的制度，严整地符合古礼。此后改建太庙，才开始一律遵循同堂异室的制度。郊庙制度始终不同，是因为起初实行古制，后来顺应今制。既然已经遵循古制分别立庙，一旦袭用汉唐旧例，这大概是圣明的谋略和英明的决断，必有其道理。但议礼的人终究认为这不是古制。

恭敬地遇到皇上，俊德效法上天，圣学考究古制，天地百神的祀典，都已经厘正，制度仪文，昭然可述。唯独宗庙制度，尚未修复，所以体现在御札中，宣示召问，与辅政大臣商议多次。臣等恭敬地听闻圣谕，仰见大圣制作礼乐的心志，奉养祖先、思念孝道的诚意，大概是想要追复三代的礼制，以成就一王的制度，将垂范万世而不更改。臣等亲身遭遇这盛世，仰奉明旨，怎敢不思考如何对答以弘扬美命呢？但臣等广泛收集众人的意见，愚昧地有一点心得，不敢不为陛下陈述。

臣等曾听闻，庙，是用来象征生前有朝廷的；寝，是用来象征生前有寝宫的。建在观门之内，是不忍心远离亲人；位置在左侧，是不敢视亲人为死者。因此其营建制度，奠基选址，各有定则，不可以随意而为。如今太庙南边的宫墙，东邻世庙，西阻前朝，地势有限。辅臣礼官已奉圣谕，太庙三殿都不移动，那么太庙围墙之外，左右空地，不过几十丈罢了。如果依照古制，三昭三穆的庙宇在太庙之前，依次向南，那么如今太庙总宫的南面，到承天门墙并不遥远。即使尽辟其地，以建群庙，也恐怕地势不能容纳。如果要想缩小规模，不必另设门墙寝庑，那又不符合古礼。况且古人七庙九庙，制度都相同，太庙营建已经极其宏大壮丽，而群庙低矮狭窄，恐怕不足以匹配生前九重宫阙的居所。

议者想要除去太庙两侧廊房，这不仅不符合典礼，而且裁损庙制，事体尤其重大。况且诸王功臣的祭祀，又将安置在哪里？这不是臣等敢听的。而且臣等听闻，庙，是貌，用来显现祖考形貌而明确地礼敬他们；寝，是寝，用来安放祖考神灵而幽静地安抚他们。有庙无寝，那么神灵将栖息在哪里？议者想要将神主藏在夹室之中。夹室是侧室，用来收藏祧庙的神主。将亲庙未毁的神主藏在夹室，恐怕不合礼制。至于说周人庙制简约，应当模仿，这又是只熟悉陈词滥调，而没有精心计算的人。周庙大门能容纳七个大的门闩，围门能容纳三个小的门闩，那么大门实际宽度二丈一尺，小门实际宽度六尺，引证断案精确，其制度宏大且超过现在，哪里在于简约呢？

况且臣等恭敬地目睹世庙的制度，大概比太庙减少了很多。如今想要建立群庙，其规制高广，又怎么可以比世庙减少呢？而且太宗功业盛大，比隆太祖，而宪宗又是献皇帝的父亲，这两座庙的规制，比起世庙更不应该有一毫降损才合适。不然，那么圣心对此又会非常不安。如今太庙的神主，自太宗以下共七位圣君。现在想要为他们立庙，是依照古制只立三昭三穆共六庙呢？还是依照商周制度，以太宗为百世不迁的宗，而加立七庙呢？既然规制不可降损，而想要比拟世庙，森然并建七庙于太庙之南，岂止是地小不足以容纳，恐怕还担心宸居左偏，宫室太盛，以阴阳家的说法，未免有偏缺压制之嫌。这是就地势规制而言，臣等所不敢轻易议论的。臣等私下认为，即使各庙已经

译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头戴冠冕，身佩玉饰，手持圭板，身穿衮服，沿着曲折的道路，想要在一日之间遍访群庙，为之兴起、俯伏、拜起、升降、奠酒、献祭，即使有强健的体魄，肃穆恭敬的心意，也必将疲惫不堪。这不仅是因为筋力有所不及，而且时间也不够用了。议论的人于是引用《周礼》中宗伯代替皇后献祭的条文，认为在群庙之中，可以派遣官员代理祭祀，这又是未曾深思礼制意旨的人。古代宗庙祭祀，君主与皇后交替献祭，所以皇后不参与祭祀时，宗伯可以代替献祭，这是说在同一座庙中代替皇后进行亚献的话，未曾听说人臣可以代替天子行事，从而主持一座庙的祭祀。况且古代诸侯助祭，多是同姓的臣子，让他们代理，还可以说得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是同一祖宗的子孙。现在的陪祀执事人员，可以比拟古代诸侯助祭的人吗？孔子说：“我不参与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这是有原因不能参与祭祀，而他的心里还认为就像没有祭祀一样。何况陛下的仁孝诚敬，可以终年举行祭祀，只对着太祖的庙宇，而不曾到群庙去吗？况且规制完备才能建成庙宇，门墙、堂屋、厢房、寝室等是也；仪文完备才能成为礼制，陪位、乐舞的数量是也。现在想要确立七庙或八庙的制度，那么每座庙中，祭祀的时候，都应当有乐舞的数量，陪祀的位置，然后才可以。如果说降低规格从简，而墙寝不完备，乐舞不陈列，主祭不亲自参与，那么本是想要尊崇他们反而使他们卑微，本是想要亲近他们反而使他们疏远，只见到贬损而没有见到所以为隆重之处。先前大学士丘浚说应该隔一天祭祀一座庙，历经十四天而遍祭七庙，这大概是无处着手而勉强为之的说法，自己不知道他的话涉及迂阔。这是就礼节仪文而言，臣等未曾敢轻易议论。臣等私下听说先儒马端临说：“后世失礼的地方，难道只是庙制这一件事吗？而庙制的说法，自汉朝以来，诸儒讲究，不是不详细明白，而最终不能恢复古制的原因，是因为昭穆的位置太拘泥的缘故。一定要像古制那样立庙，必须是继世而有天下的人都是父子相继才可以。如果是兄弟世及，那么他们的次序就混乱了。周孝王是共王的弟弟，懿王的叔叔，在懿王之后即位，所以朱熹的庙图，在宣王的时候，就把穆、懿、夷作为昭，共、孝、厉作为穆。穆王在世次上是昭，共王是穆王的儿子，在世次上是穆，懿王是穆王的孙子，那么继承穆王而为昭是对的。孝王是共王的弟弟，而继承共王为穆，虽然在世次上不混乱，但是以弟弟占据了孙子的庙位。到了夷王是懿王的儿子，世次应当是穆，而图反而居于昭；厉王是夷王的儿子，世次应当是昭，而图反而居于穆。那么一个孝王即位，夷、厉的昭穆，就以至于易位。于是朱熹也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不过就其继立的先后作为昭穆，而不能坚守他最初的说法了。更何况宣王的时候三昭三穆为六代，那么所祭祀的应当始于昭王。现在因为孝王夹杂其中，而他的第六世祖昭王，虽然不应当祧迁，却已经在三昭三穆之外，那么虽然名为六庙，而所祭祀的只到五世了。然而这里所说的，昭穆祧迁的紊乱，不过是一代而已。在周之前的是商，商武丁的时候，所谓的六庙，是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但是南庚是祖丁兄长的儿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又都是祖丁的儿子。暂且以祖丁为昭来说，那么南庚至小乙都是祖丁的子属，都应当为穆。这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祭祀的，上不及曾祖，不应当祧迁而祧迁的有四世了。在周之后的是唐，唐懿宗的时候，所谓的六庙，是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但是穆宗、宣宗，都是宪宗的儿子，敬宗、文宗、武宗，又都是穆宗的儿子。暂且以宪宗为昭来说，那么穆、宣为穆，敬、文、武为昭。这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祭祀的，上不及高祖，不应当祧迁而祧迁的有三世了。大概到了这里，不仅昭穆的位置偏枯，而且祧迁的方法也再次紊乱。如果一定要祭祀到六世，那么武丁的时候，除去太祖之外，必须新建十座庙；懿宗的时候，除去太祖之外，必须新建九座庙，然后才可以。况且继世嗣位的人，既然不能必定是弟弟还是儿子，而在创立宗庙的时候，又怎么能预定后王入庙的人，或者穆多昭少像殷商的时候，或者昭多穆少像唐朝的时候呢？如果一定要昭穆不混乱，那么立庙的制度，必须属于昭的在太祖庙的左边建立，属于穆的在太祖庙的右边建立，这才合适。而预先建立六庙，确定三昭三穆，依次递迁的说法，不可行了。似乎反而不如东都以来同堂异室共为一庙的浑成。这是往哲的论述，足以证明今天的事情。这是就昭穆祧迁而言，臣等未曾敢轻易议论。臣等仰惟陛下，孝思纯至，天鉴高明，制礼作乐，卓越前圣，正且退托谦冲，向下咨询廷议。但是臣等愚昧，不是不知道古礼应当恢复，而事理有所难行。只是圣谕以为皇考献皇帝有世庙以享祀，而我文祖太宗以下列圣，却不得专有一座庙以全其尊，这话也很好，皇天列祖，实鉴临之。天下后

译世。可以仰见陛下纯孝至诚、大公至正之心了。但臣等愚见，则认为列圣同享太庙，已经极其尊崇，而皇考专居世庙，尚显退让谦逊。如果庙制大小不伦，行祀时亲自参与或有所差异，那么尊卑厚薄的分别，反而不足以称颂陛下孝敬的诚意，恐怕又难免有遗憾了。臣等私下观察到，今年孟春，陛下更改特享的礼仪，端正太祖南面而坐的位置，将其作为太庙的始祖，又为列圣各自设置帷幄，祭祀时都南面而坐，各自奠献、读祝。臣等仰服陛下斟酌古制、准绳今情，因时制宜，俨然符合各庙专祀的意义，即使古人制礼精微的意旨，也不过如此罢了。况且向来恭闻陛下有谕示辅臣的御札说：“祀典应当端正，庙制难以更改。”伟大的皇言，实在是万世的宝贵训诫。现在臣等复议认为，太庙九间同为一堂，虽然有帷幄，却没有间隔，有混同之嫌，不足以称颂专尊的敬意。恳请以木制作黄屋，俨然如同庙庭的规制，每庙在殿的一间设一个，又在其中设置帷幄。太祖居中尽北，太宗以下，列圣依照昭穆的顺序依次稍南，位置如同古代建庙的规制。那么太祖、列圣，各自得以专享其尊，足以表达陛下尊尊亲亲的情意，而对于古礼也差不多符合了。

译请求敕令告诫土鲁番、天方国夷酋的奏疏【告诫西域】

主客清吏司呈报：嘉靖十一年十一月，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徐威等人，护送土鲁番及天方国等地速坛满速儿王等派遣的夷使马黑麻、虎力奶翁等人，进京进贡。本部已将各夷使进献的方物验收，并将各番王请求讨要的事项，都经上奏给予赏赐。如今已派遣官员督促各夷使启程。查得此次土鲁番入关进贡，共二百九十人；天方国一百三十七人。按照旧例，各夷人入贡，每十人中允许护送一人。其中土鲁番等地来贡，只允许与哈密按时一同前来，并且不许超过十人。后来为了放宽禁令以舒缓夷人的情绪，又准许每十人护送二人。土鲁番、天方国两地往年进京的人数，最多不过二十余人。唯独此次进京人数成倍增加，而且开列的地面王号多达数十个，导致请求讨要的条目不胜其烦。这不仅违反了旧规，也不符合小国侍奉大国的礼仪。如果不趁现在加以处置，将来沿袭旧习，在赏赐方面将难以应付，在体统方面将难以制约，恐怕不是善后长久之计等因。案呈报到部，我们认为西域各国记载在《会典》中，只有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罕等才是国号，其称王的也只有一人。此前请求讨要的番文，除国王外，多的也不过十余纸，大抵都称王母、王弟、王子等名目，其余部落地面，都称头目名色。唯独此次土鲁番开称王号的有七十五人，天方国称王号的有二十七人，不区分谁为国主、谁为部领。此次敕书回赐之时，如果一概答复，按照他们的称呼，那么所开列的地面都是入贡的国家，而彼国也就没有君臣的区别了。这类事情，与朝廷大局关系重大，应当有所处置，一来尊崇中国的体统，二来挫败外夷的奸诈。多称王号的人是想优厚地给予赏赐，所以如此。况且他们的称号名目既然很多，那么贡物虽然微薄，自然应当按例增加赏赐；请求讨要的相同，自然应当逐项回答。而且一次准许，日后就成为成例。将来如果不满足他们无厌的贪求，就会借词挑起争端，未必不是由此而起。宋朝岁币之事，足以引以为鉴。所以富弼在国家事势紧迫之时，尚且力争“献纳”二字，古人慎重事体如此，夷狄岂能不畏惧？我朝以堂堂一统，国势尊强，非前代可比。况且列圣相承，神威圣武，四夷震慑，泰山之势何所不压？而微小的夷人，却肆意狡诈，一概称王号，僭越渎犯天朝，衡量一国无二主的道义，责以小事大的道理，他们将有什么借口？为此臣等商议，此次回赐敕书，除各国国王一人，宜按本等称号，其余恐怕不可都按王号回答。恳请圣裁，敕下内阁辅臣，从长计议，撰写一道敕书，阐明华夷君臣的大义，详述祖宗对待外夷恩威并用的旧规，用天语叮咛，示以统一的法令，责成进贡夷使带回本国，宣示国王，使其知道遵守。这样怀柔之道、制驭之方，各得其宜，这才是圣王驾驭戎狄的上策。

议处降答各夷敕书称谓的奏疏【降答西域敕书】

臣等商议，土鲁番、天方国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以前，入贡屡次，进京使臣请求讨要的物品，称呼名号，并没有像这次这么多，因此本部请求圣裁，敕下内阁辅臣从长计议，确实是想尊崇国势，节省国库储备，以此稍微贡献一点浅陋的愚见。如今内阁辅臣题称前因，又蒙陛下敕令礼部、兵部从长计议。这是臣等初意，想伸张中国之威，而爱惜国家体统；辅臣之意，恐怕招致外夷怨恨，而开启争端。这都是为了向陛下尽忠，并非为自己谋划。但查得西域诸国称王号的，只有土鲁番、天方国、撒马儿汗三国，历年入贡；其余如日落等国，国名尚多，来朝极少，自然与土鲁番等国不相统属。查得土鲁藩自弘治、正德以来入贡十三次，天方国自正德以来入贡四次，每次称王号的多数只有一人或二人、三人，其余多称头目、亲属。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国称王号的开始多到六七人，土鲁番称王号的开始多到十一二人。而这两年内撒马儿罕开始称王多达二十七人。内阁题称往年也曾有称王多达三四十人的，大概即是嘉靖二年将三国合并计算有此数。若此次土鲁番则有七十五王，天方国则有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的撒马儿罕则有五十三王，合并计算，则有百五六十王了。这是此前来朝称王，并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他们所称的王号，查与旧文并无相同，即使有相同的，地面又复不同。及查先朝回赐敕书，弘治以来，或者只回本国国王一人，其余头目亲属，即记载在一道敕书中；或者一个地面几处内，一个地面头目几名，不拘多少，赐敕一道。

译有的各自按照亲属的名目来称呼。比如嘉靖八年，每人赐给敕书一道。如今开列的地域既多，自称王号的尤其多。对照旧例，显得参差不齐、很不一致。如果一定要依照来文逐一回答，像山王、撒马儿罕那样，也有前例未明、不妨驳正的情况；但恐怕当时也是出于一时，未必详尽考虑，所以不能就此作为成例沿袭执行。况且撒马儿罕，只是因为嘉靖二年，新增称王号的二十七人，这是开端，这次竟然导致超过一倍，难道不值得引以为戒吗？

查得成化元年，礼部议称：土鲁番等国后来朝贡，经过哈密地方的，就在那里听候一同前来，不许超过十人，也不得假借其他番邦的名目，滥放入关。这是有例可考的。弘治元年，甘肃镇巡等官奏称：哈密地面同撒马儿罕、天方国等地的使臣六百零一人，土鲁番三批男女四百一十四人，都来进贡。本部认为差遣人数过多，冒领赏赐太滥，议定在六百零一人中，酌情批准二百人；其中天方国如果确实是原来的夷人，酌情批准十几人起送进京；其余额外多余的人，以及土鲁番等三批，都一律以礼阻挡回去。并请求敕令切责镇巡官员，今后务必照例查验放行、起送；对于守关原报的官员，由巡按御史查提问罪。这是禁令严格的例子，近在孝宗朝，并不遥远。

由此可见，此前国家对待这三项夷人，本来就已经禁止他们假借滥用的名目，也曾经节制起送的人数。至于土鲁番三批男女四百余人，又曾经全部以礼阻挡回去。进而对于镇巡查验放行的官员，加以切责；对于守关原报的人员，加以查提问罪。这些都是老成谋国的臣子，他们重视体制、爱惜费用，伸张威势、整肃法纪，处置周到详尽，本来就没有担心会有其他祸患。

臣等私下认为，自古中国对待边疆夷人，当他们来朝入贡时，虽然嘉许他们归顺的诚意，未曾直接拒绝；至于贡期和贡品，未曾没有体例加以节制。如果名号僭越差错，言辞傲慢无礼，未曾不依据大义，责备他们无礼。必须这样，然后才有内夏外夷的区别，天冠地履的分别。或许这样，德行才能远施，威势才能远加，而中国不失为中国。

如今土鲁番、天方国称王的太多，事关国家大体。如果说这是他们本国封授的，那么前此旧文中没有记载；如果说这是他们部落互相称呼的，那么不应当传到朝廷。如果只依照来文回答，那么土鲁番、天方国都是一国，恐怕从此会变成数十国了。如果一律以王号回答，每人赐给敕书一道，臣等私下担心，从今以后，各地域各自拿着所得的敕书，率领部落任意增加人数，将来随时入贡，势必难以阻挡。贡使日益增加，那么道路上的官府，供应费用日益严重；赏赐回答，没有尽头。用府库有限的钱财，似乎不足以满足像溪壑一样无底的欲望。况且臣等昨天亲自到左顺门，查看赏赐给土鲁番、天方国的礼物耗费巨大。那些织金蟒龙、各种鸟兽图案的匹帛，都是永乐年间织造的物品，颜色鲜明，金线细密，不是近年织造的能比得上的。询问管库人员，也说现在积蓄空虚，以后难以接续。而且夷人进贡的铁锉等物品，都是无用的东西，却耗尽我们的国库来应付他们的索取。这是损害中国而侍奉外夷，恐怕不是得当的计策。

译得到圣旨，制作敕书，规定每个国家只允许一人称王。

关于凤阳府不宜筑城的奏疏【凤阳筑城】

南京礼部等部右侍郎黄绾等人上奏说：根据钦差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地方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节所奏，列举地方应议事项，其中有一条关于修建城墙。据直隶凤阳府申报前事，已行文南京礼部、工部各委派堂上官一员，以及钦天监中精通地理风水的官员，亲自前往凤阳府，仔细勘察度量。如果便利且无妨碍，应当建筑砖城，就拟定城墙的宽窄远近，上奏请朝廷裁决等因。户部等衙门会议后上奏，奉圣旨依从，咨行文工部。工部查看所奏建筑砖城事宜，认为应当勘处，备文咨行到部，转委臣等亲自前往凤阳府，查照都御史刘节所议的前项事宜。随即臣等行文委派南京钦天监冬官正许济等人，各自亲自前往勘察度量。随即据委派官员冬官正许济等人呈报说：勘察凤阳府治，原本没有城墙，只留存五十多里的土埂，中间有皇城内包万岁山，东西山势相连，都拱卫对着皇陵，那万岁山正处在前方案山位置。自建皇陵至今，土脉灵气，秘密凝结多年。实在担心建筑城墙，不免开壕动土，关系重大。臣等又亲自前往陵寝及府治处所，逐一勘察。切察凤阳府治所关涉，固然应该有城池作为保障，都御史刘节的奏议，确实是地方急务。但仰思皇陵是宗社万年的根本，而凤阳府治，正处在皇陵前面，护砂明堂之中。凡是附近四周的山场地土，历代以来，例有重禁，不许军民砍伐树木、挖掘土石、开凿窑井，以及皇城内外，不许耕种，近陵处所，不许设置油榨，恐有震惊。况且现在想要筑凿城池，大兴工役，山川风气，怎能保证不受损伤？而且皇城所包围的万岁山，就是皇陵的案山。所以圣祖当时建立皇城，形状如半月，怀抱朝向皇陵。其东西钟鼓二楼，以及各城门台基，也都拱卫朝向。又查看周围城基，只有万岁山后北门一处，现存砖城数丈，其余都是土墙，也没有开凿壕河。及查《中都志》书，也说土墙无壕。私下想圣祖建极开基三十多年，九州四海，深思熟虑，无有不到之处。高城深池，随处创建，未曾担忧财力不足。哪有龙飞故乡之地，考虑尚且不及，而吝惜这数十里城池的费用呢？盖有深意存乎其间，而非今日所敢轻易揣测的。若想要在此建筑城池，决当审慎回避。因此以前屡次经过勘察的人员，不敢明言，暂且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为借口。臣等亲自前往勘察，实见陵寝所关涉如此，怎敢苟且顺从一方私见，模棱两可，不为陛下明言以致万一之误呢？奉圣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看凤阳府治皇陵所在，乃是圣朝祖宗根本之地，山川灵秀，王气所钟，不宜震惊腾泄。诚如各官所议，依拟，合候命下，行文各该衙门，一体遵守。不须筑城，则皇陵永固，而长保亿万年无疆之福矣。

奉敕详议南京太庙不宜重建的奏疏【南京太庙】

议得：只有天子议礼，只有圣人达孝。近日南京太庙既毁于火，该南京礼臣奏请，欲将南京太庙原日朝夕香火，暂且合并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庙制、补造神主，干系宗庙大礼，取自上裁。钦蒙圣旨敕下该部看详，臣下虽欲据经守礼，愚贱未敢专擅。钦蒙皇上颁敕下议，臣等伏读仰思，备见皇上至德达孝，纶言精确，贻谋高远，不独有以正一代宗庙之礼，且足以定万世帝王之业，诚非臣下所及。乃复不目满假，务集众思，尤见虚中爱礼，甚盛心也。窃惟古者国无二庙，庙无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练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毁桑主。君去其国，则太宰取群庙之主以从。明天无二日，尊无二上，国无二庙，神无二主也。后世此义不明，汉有原庙，齐有伪主，亵渎诬妄，事神则难。乃若有周三都三庙，则又礼以义起，事有攸宜。岐周则太王诸侯之庙，镐京则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则周公定鼎所建。典据精确，然镐京庙成则岐周之主已从，洛邑虽庙成王未尝都洛，则镐京之主自在。周公虽以至亲留后，然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禋，盖非正祭。故国有二庙，自汉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齐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庙，乃迁国立庙，去国载主，非二庙二主也。我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镐。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尝不同，则知太祖太宗之心，未始异矣。况太祖末年，尝有改都之议，则知一时定鼎金

译陵寝未足以彰显先帝深远的谋略。等到太宗皇帝定都燕京，对内统御天下，对外控制边疆，其形势远远超过关中地区，巩固了万世帝王的基业。我太祖皇帝在天之灵，难道不在此安享祭祀吗？况且圣明的子孙，既然亲自在此奉祀，那么祖宗的神灵，自然应当在此上下往来。这既是人之常情，也符合神道之理。古人设立神主依靠神灵，设立宗庙依靠神主，而子孙的身体，又是祖宗所依靠的。今天正应当确定专一于此，使宗庙社稷专一地主宰于此，皇族本支百代的根本在于此，祈求上天永赐国命、保护百姓、施行治理，没有不在此进行的。这实在是亿万载无穷无尽的福佑。这就是臣等所说的，不仅仅是确定一代宗庙的礼仪，而且是以确定万世帝王的基业。臣等虽然愚昧低贱，心里知道这是正确的，确实不可改变。然而仰思圣上内心谦虚，似乎还有所不安。臣等请求陈述意见以赞襄圣意，只待圣明决断。

今天关于南京太庙的议论，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可以不建，因为国家没有两个宗庙，神灵没有两个主宰；另一种认为应当重建，因为南京是根本重地，祖宗神灵长久依附于此，既然有祭祀之举，就没有人敢废除。不建是遵守礼制，重建是因义而兴起。虽然见解不同，智者见之称为智，仁者见之称仁。臣等愚昧低贱，不敢专断，也不敢随意行事。现在恭读圣谕，说既然在北京确立了万世基业，就应当为万世做规划，使其专一于此，大概太祖皇帝会永远安享祭祀，必定不会认为建造宗庙才是安享祭祀，那么不建的议论，可以由此决断了。圣谕又说南京只保留百官有司，不巡幸，不举行时祭，祖宗只依靠和凭借子孙，那么重建的议论，可以由此涣然冰释了。这就是所说的众说纷纭，以圣意决断。

至于说太宗皇帝定都北都，传承已历六宗，能够替太祖、太宗守护洪业，没有南北之分；又说天下设立两个主宰、两座宗庙，恐怕不符合礼与义。伟大的王言，专一的王心，圣学的孝道，无以复加了。至于说承天府还有献考庙，现在不重建南京太庙，是为了亲近而丰盛祭祀，这是以小人的心胸揣度君子的心意，百姓不知道罢了。况且事体大不相同，比拟不伦不类，圣谕本来就已经驳斥得当了。而且南京太庙今天的废除，不是出于人为，而祖宗的庙享本来就在这里。不是疏远他们，实在是亲近他们；不是轻视他们，实在是尊崇他们。以善继善述的心意，作为不违背、不遗忘的孝道，遵守文祖迁都的考虑，保护高皇创业的谋略，那么不应当在南京再建宗庙，确实是万世不易的定论。

况且南京皇城宫殿倒塌毁坏的多，累朝以来，不许修缮。而近日议臣山王奏请想要修理，这都是不知道祖宗的深意，实在不是用来守成法而定民志的。而且北京宗庙，即将恢复古制，长久注圣心，而南京太庙，刚修缮一新，就遭遇火灾。那么上天眷顾德意的征兆，圣祖启迪后代的灵验，恐怕不可不在明显之外默默体会了。臣等学问不足以洞达天人，才能不足以弥纶治道，然而仰奉圣谋，一致认为此事，可以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而不迷惑了。只是南京原有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当合并供奉如常。仍乞俯从礼官，祈请钦制祝文，派遣官员祭告。其太庙遗址，似乎应当仿照古代坛墠的遗意，仍然高筑垣墙，谨慎掌管启闭，不致有所践踏，以表达尊严之意，那么礼成义尽而国是定了。

译复议大臣因期功丧期应回避庙祭的奏疏【期功丧期回避陪祀】

查得《大明律》中有一条规定：凡是祭祀时，若处于缌麻以上的丧期，皆不得参与。又查得本部以往遇到郊庙等一应祭祀，其陪祀官员，除年老、残疾、患疮疥、体气不佳、受过刑罚以及丧期未满之人不得参与外，提前发布告示，在东西长安二门张贴晓谕。经吏部验封清吏司及詹事府主簿厅核查得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的侄子于四月初二日病故，顾鼎臣闻丧，服期年之丧，推算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二日丧期才满；吏部左侍郎霍韬出嫁的堂妹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故，霍韬闻丧，服小功之丧，推算至本年九月二十八日丧期才满；又其堂弟病故，七月十八日闻丧，服大功之丧，推算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丧期才满等情，一并回报至司，呈报至部。

查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学者顾鼎臣，吏部左侍郎霍韬上奏称：本年孟冬举行祫享太庙、时享世庙，承蒙钦派臣等捧持神主，奏请讲明礼制，是否应当回避，乞请裁定，以作为永久遵循的准则。这一节大意是曲解引用古礼，以其所居职位，比拟古代诸侯，主张自绝期丧；霍文敏屡次推辞升迁任命，未必是谋求入庙的恩典而建立此议，而是要逞其宿有的辩才罢了；顾文愍引经据典分析，特别严峻，不遵从律例回避，只想入庙捧主而已。

臣等评议认为：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人情的真实，只有丧事。所以丧与祭二者，是吉凶大礼，是帝王所重视的。确实不可不讲明。我朝考察古制确定礼仪，首先严格祭祀，尤其重视丧服。谨按《大明律》祭享条下规定：凡大祀庙享，主管部门知道有缌麻以上丧期，或曾受杖刑，却派遣充任执事及令其陪祀的，罪同，罚俸钱一月；若有丧期或有过错不自言明的，罪亦如之。这是我太祖高皇帝钦定的法律，凡五品以上官，得与祭者，自缌麻以上丧期，皆听任回避，这是制度，也是礼法。

如今侍郎顾鼎臣、霍韬上奏，引用古礼中“期服诸侯绝，大夫降”的条文，而将当今居公卿之位者，比拟为古代诸侯；又将古代诸侯，比拟为当今守令，这似乎大不相类了。封建法废除，罢侯置守，世上没有诸侯已经很久了。历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考察古制建立官制，虽然仿效《周礼》，但九品之制，也无所谓公卿的秩位。古代诸侯，建立邦国，拥有土地，世代拥有其国，是分支的君主。其伯叔父兄弟都是臣子。所以期服可以断绝。不知当今所谓公卿者，果真能安然以君主之道自处，而可以将伯叔父兄弟视为臣子吗？

况且古代有列国诸侯，也有王朝公卿。即使是王朝公卿，也常常低于诸侯一等。即使是古代的公卿，也不敢比拟列国诸侯。何况在千载之下，事体有很大不同呢？又说：“在位则为公卿，离职乃有族属。凡臣僚五品以上，皆无回避期服之礼。”这是什么话？况且既然以侍郎为公卿，比拟诸侯了，而又令五品官皆不避期丧，这是说当今的五品官都是公卿吗？既然以古代诸侯，比拟当今守令了，这是说当今为公卿者，也如同守令吗？这怎么可以等同呢？

丧服之制，是人情所由产生的。岂能因在位或离职，而有有无、隆杀的区别呢？真如所言，则是知贵贵而不知亲亲，有爵位而不复有恩义了。这是何其教民以薄情啊。又说：“凡言丧者，谓其身亲临其丧者也。身临其丧者，以其秽也。而又曰，闻计为位，及同居遭丧，致怆慽焉，回避吉礼可也。若踰旬月，皆无容于避矣。”这都是任情杜撰之言，于礼无考，于典无据。

丧服是因人的哀情而制定的。哀有浅深，所以服有轻重。因此为之三年、期年，为之九月、五月、三月。这是定则。所以定为三月，哀不能忘于三月；定为期年，哀不能忘于期年。因此祭祀是吉礼，是用来致诚于神明的。若有丧者，情未忘于哀，则不能致其诚于祭。而说因其不身临其丧，以及时间已过，皆可无避。这话，臣等实在未曾听闻。

最终说他们执守律例而不通其义者，又将议其为戾，则又大非矣。诚大戾矣。我太祖御制《大明律序》曰：“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则律令之作固出于礼义之精微也。”朱子谓律是从古来底，盖不但秦汉而下，三代之法，固寓于中矣。且律文简奥，非曲学俗儒所能领会。宋莒公曰：“律应从而违，堪供而缺，此六经之亚文也。”今日二臣有是之请，盖未达律文从违之义矣。曾谓律令礼义有不相同者哉？为人臣者，谁敢弃律令而不守哉？

臣等仰惟陛下以其言为亦当者，若曰重宗庙之事，而不复顾其私云尔。然实则以私而妨公矣，失轻重之分矣。臣等忝

译列举礼官与两位大臣的言论，他们废弃礼制的程度太过严重，臣等不敢不依据古礼，为陛下详细陈述。古礼说：“丧事虽多，服制只有五等。”这五等服制，都是丧服。所以，穿斩衰服的人只应声而不答话；穿齐衰服的人答话而不交谈；穿大功服的人交谈而不议论；穿小功、缌麻服的人可以议论，但不涉及音乐。这是悲哀之情在言语上的表现。有大功之丧，不吃醋酱；有小功、缌麻之丧，不饮酒醴。这是悲哀之情在饮食上的表现。有大功之丧，神情呆滞；有小功、缌麻之丧，容貌尚可。这是悲哀之情在仪容体态上的表现。大功服由七升、八升、九升布制成；小功服由十一升、十二升布制成；缌麻服由十五升布制成，去掉一半，有事则处理其缕，无事则处理其布。这是悲哀之情在衣服上的表现。大功、小功、缌麻的服制逐渐减轻，但都不能没有悲哀之情，何况为期年之丧呢？如今鼎臣服期年之丧，韬服大功之丧，却想要忘却悲哀去参与宗庙祭祀，这与古人制定礼制的本意相差太远了。《传》说：“君子不剥夺他人的丧礼，也不让丧礼被剥夺。”不剥夺他人的丧礼，是指不剥夺他人居丧的情感；不让丧礼被剥夺，是指自己居丧的情感，不能被其他事情所剥夺废弃。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尽到礼数。我太祖钦定律令，凡缌麻以上的丧事，不令陪祀，允许回避，这是因为天子之尊，也不肯剥夺他人居丧的情感。而两位大臣却自己忘却居丧的情感，自己剥夺废弃礼制，不也与君子相异吗？礼说：“如果是伯叔父、兄弟、姑母、姐妹的丧事，如果已经宿斋，就参与祭祀，事情结束后，走出公门，脱去丧服然后回家。”所谓已经宿斋，是指祭祀前三天，即将祭祀之时，已经接受宿斋的戒令，如果遭遇丧事，也必须完成公家的事务，然后脱去丧服回家，是可以的。如今两位大臣的丧事，发生在祭祀之前，却想要放弃丧礼去参与祭祀，这种礼法，臣等从未听说过。况且礼说：“小功、缌麻之丧，可以担任执事，但不参与馈奠之礼。”执事，是指迎宾赞礼的人；礼，是指馈奠之礼。小功、缌麻之丧，只能担任执事，至于馈奠之礼，因为重要，不敢参与。如今两位大臣所服的丧，不是小功、缌麻，都是较重的服制。太庙捧主，实际上兼有馈奠之礼，是重要的礼制。穿着较重的丧服，却参与重要的礼制，这能说是懂礼吗？礼又说：“期年之丧，卒哭之后才能从政。”从政，是指庶民提供力役的征调。庶民有期年之丧，尚且必须卒哭之后才提供力役，如今身为士大夫，却冒着期年、大功之丧，参与礼制，这是如今的士大夫守礼还不如古代的庶民了。臣等私下认为，礼义是中正的最高准则，记载在礼经中；朝廷法禁的严厉，都存在于国律中。况且我皇上崇尚古礼，超越百王，正在考究经典制定礼制，以垂范万世的纲常准则，而臣等职司典礼，怎敢不依据经典坚守正道，以严防僭越逾矩？如果依顺迎合，苟且听从两位大臣的请求，那么扰乱太祖的成宪，灭弃先王的常训，实在是从臣等开始了。况且两位大臣的服制，期限有定，宗庙祭祀的荣耀，尚可在日后参与，而礼制一旦丧失就不可追回，法度一旦混乱就难以确立。鉴于鼎臣、韬的服制未满，应当准许他们回避。恳请另派两位大臣，代替他们捧主，这样伦理就会深厚，礼教就会明晓，宪典就会遵循，法守就会确立了。

译奉旨拟定七庙名额的奏疏【七庙名额】

我私下认为，古代天子的宗庙，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其中有功德的人，就设立百世不迁移的庙，不在三昭三穆的数目之内。因此太庙合祭时，太祖面向东，众昭列于北窗下而面南，取义朝向光明，所以称为昭；众穆列于南窗下而面北，取义深远，所以称为穆。这是昭穆的名称。只是取南北方位来排列世系，没有取尊崇之意来观察德行。况且古人的庙制，以向东为尊，与现在宫室的制度不同，所见颇为通达。现在想要确定建立庙的名额，恐怕不应当就用昭穆作为庙名。查《祭法》中有说：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然而名称虽然实在，但尊称的表记没有文字记载。况且这些只可以施用于嗣王，而不能施用于臣下。所以《祭法》中有，而《王制》中没有。似乎也没有见到它是不可改变的定名。臣恭敬地窃取周代的制度，根据义理来创立，只请圣明裁决。周制说：太庙，是太祖的庙；文世室，是文王的庙；武世室，是武王的庙。太，是太始的意思，用来尊崇创业的祖先。文武的称呼，则是他们的谥号。古代下葬就有谥号，谥号用来尊崇名号，也用来追述德行。儿子对于父母，臣子对于君主，可以通称。这是周人用谥号命名庙宇的意义，在经典中可以看到考证。自汉代以来，经过数千余年，沿袭同堂异室的制度，而先王宗庙的制度，终究不能恢复。所以昭穆的称呼无人知晓。历代既然没有专门的庙，所以它们所称的庙号，也是虚名罢了。我皇上今天恢复古代庙制，已经端正太祖高皇帝南向的位置，那么太庙的名称，确实符合周代典籍。又因为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别为他建立百世不迁移的庙。现在想要立庙定名，臣请求太宗庙，应当称为文祖世室，在左面三昭之上。仁宗皇帝为昭第一庙，应当称为仁庙。宣宗皇帝为穆第一庙，应当称为宣庙。英宗皇帝为昭第二庙，应当称为英庙。宪宗皇帝为穆第二庙，应当称为宪庙。孝宗皇帝为昭第三庙，应当称为孝庙。武宗皇帝为穆第三庙，应当称为武庙。这样大概功德昭显，称号彰明，足以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定制了。

得到旨意：依照拟定执行。

奉旨议定孟夏荐麦及赐百官麦饼的奏疏【荐麦】

该部尚书夏言恭敬奉承宸翰，赐谕内殿礼仪，四月八日，世俗事宜应当革除，但有赐百官不落夹的惯例，这应当商议改期举行，钦此。又在三月二十日，接连奉承圣谕，《礼记·月令》篇说，这个月麦子先熟，用来荐祭寝庙，现在可以取这个意义，每年在孟夏的五日，荐祭内殿，赐给百官，仍然准备米食制作如旧，名叫麦饼，你可以与两位辅臣拟定方案，钦此。臣夏言恭敬遵命，会同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李时，议定四月八日，惯例赐百官不落夹，沿袭佛教的说法，在礼制上没有依据，确实如圣谕所说，应当革除。以及《礼经》考证《月令》篇，这个月麦子先熟，用来荐祭寝庙。大概麦子是五谷中先熟的，《诗经》说：“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这是古人重视麦子用来荐祭新收成的原因。圣谕每年在孟夏的五日，荐祭内殿赐给百官，改名叫麦饼，仰见圣明依据经典分析礼制，不沿袭旧俗，得到先王的遗意，而可以垂范后世了。应当等待命令下达，定为常典。每年在四月初五日，在内殿荐祭新麦，这天赐给百官麦饼，仍然实行内外提前题请供应办理施行。

请定宗庙雅乐的奏疏【重撰宗庙雅乐】

祠祭清吏司案呈，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祭祀以礼乐为先，宗庙的礼制已经完备，宗庙的音乐应当讲求。我朝宗庙雅乐升歌、舞钥，制度号称完备了。但如今各庙已经特别建立，那么音乐也应当特别设置。至于升歌的颂辞，又用来形容功德，告慰神明，如果特享、祫享、大祫，应当各有颂辞，以感通祖考，大概礼乐明备等因。臣等私下认为，治理安定制定礼制，功业完成制作音乐，功业大的音乐完备，治理完善的礼制具备。然而音乐作为道理，事情与功业相伴随。考证《乐书》所论述的，《诗颂》所描述的，季札所称赞的，其由来尚且久远。我朝宗庙雅乐升歌、舞钥，声容盛美，只是原本为同堂之制统在太庙，现在各庙已经特别建立，那么音乐也确实应当特别设置。至于原来的乐章，是建国初期所作，所称赞的只到德、懿、熙、仁四祖，如云庆源发祥，世德惟崇而已。现在四祖久已迁出，旧章不相协调。我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神功圣德，与天无极，应当有颂声，以对应天上的祖先，这确实是等待今日的时候了。皇上以神圣的资质，建立中和的极致，掌握三重制作的权力，恰逢百年礼乐的盛会，仰知长久注重点滴心意，即将裁定。所据各庙特享，太庙祫享大祫，一应乐章，应当等待命令下达，行文翰林院，预先撰述，取自皇上裁决。以及有一应乐器、乐舞等项，本部移咨工部，转行内外经该衙门遵照太庙原定

译式样、逐一按照法度制造完成，便自行上奏请求施行。

译复议给事中陈侃等人进呈《使琉球录》的奏疏【出使琉球】

祠祭清吏司呈报：奉本部送交礼科抄出吏科等衙门左给事中陈侃等人题奏：深切念及臣等奉命前往琉球国，册封国王、举行礼仪完毕后，因等待风向停驻了三个月才启程，无所事事，因而得以探访该国山川、风俗、人物、起居的详细情况，杜撰了几句话，于是编成一部录。这部录的意图大致有两点：臣等刚受命时，礼部查封了琉球国的旧案，因为曾遭火灾，烧毁无存。其颁赐的仪物等项，请求查考内府各监局而后明确。福建布政司也因年久卷案被风雨毁伤，其造船及过海事宜，都是从老辈人家访得。至于交际礼仪，无从询问，特意派人到前使臣家中，询问其缘由，也都已去世而不知晓。后来海道往来都依赖夷人使用，其礼仪曲折，臣等临事斟酌，只求不辱使命而已。因担心后来奉命出使的人，也如今天这样，所以著成此录，使之有凭证。又曾念及国家大一统的治理，必有信史来记载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统志》中所载琉球之事，所谓“落漈”，是水向下流而不回，船漂落百无一回。臣等曾对此感到恐惧，径直经过而未遭遇此险，自以为是大幸。到了该国询问，都不知道有此水，那么没有落漈是可知了。又说国王居所墙壁下，多聚集髑髅以为佳。臣等曾对此感到怀疑，以为国王凶悍，不可与他交谈。到王宫时，遍观墙壁下，也都是堆叠石头，国王循循守礼、文雅整饬，像儒生一样。在那里几个月，即使国人也不见他们互相杀戮，又何曾以髑髅为好呢？这是志书所记载的，都是错误的。不只是志书如此，杜佑的《通典》、《集事渊海》、《臝虫录》、《星槎胜览》等书，凡记载琉球事的，询问后百无一实。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琉球不习汉字，原本没有志书，华人未曾亲自到那里，怎么得到真实情况呢？以讹传讹，于是作为志书。凭什么取信于今而传之后世？所以汇集群书而订正，兼把夷语夷字附在后面。实在不足以污秽圣明的阅览，但念及海外之事，知道的人少，一得之愚，或许可以供史馆采择，伏惟陛下宽恕其狂妄僭越，下达礼部详细商议施行等因。奉圣旨：礼部看了来说。看得琉球国，远在海滨，华人很少到那里，所以国俗土风知道的人少。现在查《一统志》等书所记事本属传闻，记载未尽的，据给事中陈侃等亲历其地，目击其事，山川风俗之殊，往来闻见，悉出实录，因而采辑事迹，撰述成书，既以纠正载籍所未尽之处，且使后来奉命出使的人，有所考见，足见各官留心使职，诚可嘉尚，似应俯从所请，合无候命下之日，本部将所进《使琉球录》，付之史馆，以备他日史馆采集。

议处讲武堂事宜的奏疏【建立讲武堂】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该本部尚书夏言，钦奉面谕：大兴隆寺，前谕辅臣宜改做讲武堂，讲武堂建于世庙而大阅之举则行于穆庙，前此未备也。虽是兵事，然系典礼，卿部里可具奏来，钦此。臣等窃惟国家大事，在祀与戎。陛下临御以来，修明古礼，追复郊庙一切祀典，悉从厘正，近复恭谒诸陵，举行旷典，远近臣民，不胜欢戴。迩者欲因大兴隆寺废址，改为讲武之处，特命臣等议拟，仰见圣上制礼作乐之余，不忘武备，真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之意也。臣等谨按《周礼》大司马，每遇仲月，因时教武，唯冬农隙则大阅之。在汉有会都平乐观之讲，唐有都外骊山之讲，宋有近郊西郊之讲。历代之典，虽各不同，然仿古周制，思患预防，盖未始有二也。我太祖高皇帝经理淮甸，亲阅试将士。太宗文皇帝靖难之余，亦时加简练。是以国初名将迭出，类皆文武兼资，韬略素习，是以威振沙漠，策勋阙廷，汉唐宋以来，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余年，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将骄卒惰，几不知兵，宜有足廑圣虑者。讲武事诚不可緩。先该兵部亦为前事，题奉钦依，依拟行，未尽事你部里还同礼工二部逐一议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擬者大略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於上，增制屬官分隸於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幼官武生之輩，猶同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裁，勑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

议处土鲁番等夷人入贡事宜的奏疏【西域入贡】

看得我祖宗天锡勇智，灭胡践祚，百度维新，

译四方蛮夷前来称臣，只有朝鲜国以及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每年在元旦和圣寿节两次进贺。朝鲜限定三十人，三卫限定三百人。其他各蛮夷以及西番各土官衙门，还有迤北的酋长、海南各国，或是一年、三年、五年、十年进贡一次，进贡都有固定的期限，使节都有确定的名额，这些都记载在《会典》中，与如今该司所查核的各事例一样明确，不敢逾越。

如今土鲁番各国派遣来的蛮夷使节，以谢恩进贡为名，投递番文多达近二百份，起送的人数，严重违背了旧例。况且每份番文都以索取牙木兰为说辞，如出一口，中间还索要赏赐的金银、彩缎、器皿，数量极多，难以应付。

我私下认为，前述番夷，骄横粗野、狡猾奸诈，这次入贡，分明是挟持势力提出要求，借机窥探，以观察朝廷的处理态度。而边疆大臣不遵循旧例，一概起送前来，似乎违背了事理体制。如果不申明旧例，将来一年又一年，增加而又增加，他们要求进贡，就允许他们进贡；他们要求赏赐，就给予他们赏赐。这是损耗中原来侍奉外夷，会使我们的威势削弱，他们的志向更加骄横，将来怎么补救呢？

至于哈密的进贡期限，正好与朵颜三卫相同。因为三卫是京畿东北的屏障，所以祖宗制定制度，都允许他们一年进贡两次，每次进贡不超过三百人。三卫都允许全部来到京城，而哈密每十人只起送二人，留下八人。如今西域各蛮夷，远在万里之外，本来不是向来归附的国家，难以与朵颜三卫的进贡期限相比。况且据通事王凤查核称，额即白匕哈辛属于鞑靼回夷，向来没有进贡，如今也派遣使臣五十八名，想必是土鲁番部落，假冒国王名号，冒名进贡以图谋赏赐，其阴谋诡计隐秘，也未可知。

应当等待命令下达，本部移文告知兵部，携带文书给都御史赵载，让他将这次各国的蛮夷使节，迅速查照旧规以及近年题准的事例执行。

译关于商议将奉慈殿三位皇后的神位迁往陵殿的奏疏【奉安生母神位】

臣等私下认为，礼制严格尊崇祖先，祭祀重视宗庙享祀。自古以来，天子只有一位皇帝和一位皇后配享于宗庙，所生之母，则在寝宫另设祭礼。人死后便止于此，这是礼制的正道。因此，礼制中有祭祀先妣的条文，周代的閟宫，宋代的别殿，都是这个意思。本朝宗庙制度，考察古制，只有一位皇后配享皇帝，礼制没有比这更严格的了。孝宗皇帝，在奉先殿旁边，特意建造奉慈殿，单独祭祀孝穆皇太后，后来孝肃太皇太后附祭其中，最近又附祭孝惠皇太后在内。这是儿子祭祀生母，以尽终身的孝道罢了。然而，礼制规定对妾母不世代祭祀。疏解说“不世代祭祀”，是说儿子祭祀，到孙子就停止。因为父亲所尊崇的，儿子不能不继承；父亲所不同的，儿子不敢相同，以此明确宗法罢了。因为继承祖业为重，所以不再顾及私人的祖母。如今陛下是孝肃太皇太后的曾孙，是孝穆皇太后的孙子辈，是孝惠皇太后的孙子辈。礼制规定不世代祭祀，道义上应当拟议祧迁。至于崇先殿的建立，则是陛下以儿子身份侍奉父亲，宗庙应当世代享祀，所以世庙配享太庙而建立，崇先殿配享奉先殿而建立。道义上是不等同的。圣谕又因为三位太后的梓宫已经配葬于皇帝，神位不附祭宗庙，世代不举行祭祀，商议想要将神位迁往陵殿，使她们获得安顿。这确实是仁至义尽，情理申述，礼制得当，足以确定天下的大典。臣等又考察得到宋代熙宁年间罢除奉慈庙的旧事，与今日的事体大致相同。但祧迁的道义，只有迁移神位才是正确的。如果当时将神位埋藏在陵园，则是沿袭古人“栗主既立，乃埋桑主”的说法，而错误地使用了，不符合礼制。如今圣谕将神位迁往陵殿，岁时附祭陵祀如旧，尤为曲尽周全，不是前代所能比及的。应当等候命令下达本部，另外请求选择吉日，具备礼仪施行，这样宗庙享祀的道义就端正了，而尊崇祖先的道理就严格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三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四

郡人陈子龙卧子、徐孚远闇公、宋征璧尚木、李雯舒章选辑

许达猷子嘉参阅

何翰林集（书、序）

何良俊

书

与王槐野先生书

与涂任斋验封书

与都宪赵循斋书

与张西谷书

与王槐野先生书【倭寇钱法门滩】

良俊喜欢谈论当世之事，后来听说宁王首难，暗中派人邀请阳明先生，先生脱身逃往下县，征兵讨贼。不到一个月元凶就被擒获，江汉地区平定。武皇帝南巡，当时乔白岩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随驾总兵江彬，暗中想要图谋叛逆，正得宠用事，变乱在肘腋之间。先生随时折服他，击中他的隐曲，所以奸宄潜谋。又思念一见其人，没有见到。白岩先生转任北太宰离去，于是拄着拐杖渡过浙江，想要去见阳明先生。正值阳明刚有广东的任命，已经上路，又不能见到。于是探访禹穴，览阅会稽的胜景而归，当时是乙酉年的冬天，良俊二十岁了。对于王霸的余略，倚伏的要害，也已经大致得其概貌了。良俊回忆从前曾经拜谒西玄马先生，先生极力称赞说：“如今海内善于写古文的人，只有我关中槐野王先生。”等到受官来，在庭中拜见先生，见先生言辞爽朗，仪态轩昂。等到先生让良俊入座，就听到先生的议论，他谈论西北与东南的事情非常详尽。大概西北自从青神余公、钧阳马公、邃庵杨公、晋溪王公以来，他们的经略事迹，凡是边城要害，与道路远近，以至于言动食息，虽然细小还能记忆。至于阳明南昌的捷报，白岩留都的事情，虽然南人也不能尽知，先生大概屈指计算，如同说前日的事。那么良俊以前因为不及见四位公，常常怅怅不能去心，如今幸好在一日之间得到补偿了。他的庆幸应当如何呢？自从先生离去后，南中的事情，渐渐不可问。去年夏天，在柘林的寇贼，才八十人罢了，不在此时剿灭，玩敌养寇，以至于今日，将谁承担其罪责呢？如今贼人恣肆，又一年半多了，各位公尚未听说有庙胜的谋划，而事体乖违，有不可以枚举的了。统领三军，敲击战鼓，使士卒乐于效死的，是将帅。如今将帅带领士卒临阵，斗米尺帛，都取给于有司，有司每每节缩财费，不称功赏。李广作为将帅，朝廷赐予，全部陈列在廊下，让士卒裁取使用，以李广名将，他对待士卒如此，尚且不能得志，如今将帅想要用士卒的性命，而有司每每失士卒的心，即使让李广复生，想要他制胜，可能吗？古代善于带兵的人，一定想要得到平时抚循的士卒使用，为什么呢？大概平时抚循，那么恩义已经平时结下，信用也平时信服，威严又平时足以相胁服，如同手足腹心，有不待告喻，而自相捍卫若出一体。所以廉颇在燕，思用赵卒，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敌人压境，才差某将官提某处兵若干赴敌，将帅与士卒，不但平时不识面，而且不知姓名，像这样即使让廉颇复生，想要他制胜，可能吗？桓文之略，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