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六

译那么就会追溯到同宗的祖先。如今礼官们说，必须是同父所生的兄弟才可以。所以强行让陛下作为孝宗的儿子，假定为武宗同父的亲弟弟，然后才可以被立为继承人。又说为孝宗立嗣，就是为武宗立后。哪有这样的事呢？现在暂且用士人和平民的礼仪来讨论，凡是已经娶妻但没有子嗣而需要立后嗣的，称为继承父亲。如果是继承祖父的宗族，绝嗣就承接他的祭祀，所以昭穆次序有定规。现在武宗没有儿子，而不是孝宗没有儿子，既然想要重视继承嗣统，就应当为武宗立嗣，而不应当再为孝宗立嗣，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遍查经籍，衡量人情，都认为没有根据。然而纷纷的议论还没有停止，开始是胡乱援引定陶王和濮王不同的旧例，最终是搜求《纲目》中汉尊悼考的细微注释来附会。《纲目》是朱熹未完成的著作，只有凡例是他自己确定的，其他都是让门人赵几道编纂的草稿，来不及删改校正，朱熹就去世了。现在只要看他与赵几道的书信以及年谱来考察，就可以明白。况且追尊悼考等书法，都是摘取汉史旧文，只是去掉“因园为寝”几个字来掩盖事实，直接说“立寝庙”，难道朱熹特意书写而故意想要诬蔑吗？而且把范祖禹的话，误作范镇，还没有考证，那么未经朱熹笔削，也可以知道了。又何况汉昭帝没有儿子，立昌邑王而废黜，宣帝是昭帝的侄孙，继承昌邑王而立，当时不考史皇孙，那么应当考谁呢？然而即使因园为寝，与太庙无关，又有什么小宗合入大宗的嫌疑，一定要使做儿子的冷淡而淡薄，不顾念他的父母，才算是礼吗？况且引用程颐的话，又是为讨论濮王而发的。而且朱熹曾经深取孔光盘庚兄弟及王的说法，认为古礼的败坏从定陶王开始，又以濮议不曾好好阅读古礼，他的话也可以证明了。像这样不精审未定的说法，难道可以执持作为决断，反而抛弃孔子亲笔的经典，而不顾念吗？这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这怎么能使天下人心满意足，而避免后世的讥讽呢？又昨天大臣席书、吴廷举等，与群臣方献夫、张璁、桂蕚、霍韬、黄宗明等，也曾反复讨论，可见人心的相同，义理的公正，不可遏止消灭，有像这样的。所以今天典礼的适宜，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审定，以免两考的嫌疑，以成就继承统绪的大业，申明祖训作为万世之法，臣不胜忠恳之至。

译论治河理漕疏【治理黄河与疏通漕运】

臣恭敬地承受皇上的召命。途经丰县、徐州时，私下看见黄河为灾，伤害百姓，破坏漕运，绝非小事，因此敢详细探究导致灾害和治理漕运的情况，呈报皇上知晓。臣查考黄河发源于吐蕃朵甘思西部边陲，名叫星宿海，流经万余里。它的水原本清澈，逐渐靠近中原地区，才慢慢变得黄浊。夏商周三代以前，只有涨水溢出的情况。自汉代以来，才开始多有决堤。这是因为黄河水势高峻湍急凶悍，壶口以上，山原相互夹峙，河水还在山涧之中，地势虽然高低不平，但尚未到陡峭绝壁的地步；水虽然汇聚，但水量尚未过多；水势虽然奔流，但尚未形成强烈冲击，这还算是正常的黄河。到了壶口以下，接纳的水才开始增多，龙门峭壁绝立，砥柱山横突水中，悬水迅疾湍急，才开始形成冲击。豫州的土地脆弱，所以到这里多发生决堤；地势平坦且土质脆弱，所以能造成祸患。从前大禹疏导黄河，到大伾山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到碣石山入海。经史所载，都不说疏导这里的原因。臣考据堪舆学的说法，凡是两山相夹，中间必定有水；一条水在中间流淌，两边必定有山。南条山与中条山相夹，长江就是这样；中条山与北条山相夹，黄河就是这样。两山相夹，其间的地势必定是两边高、中间低，自然形成水道，顺着它疏导，水流趋向没有分散，所以没有决堤的祸患，只是水流久了积蓄壅塞，只有涨水溢出罢了。等到禹疏导治理后将近八百年，并没有水灾。到周定王时才说黄河改道，砱砾山后，又过了数百年，没听说有水灾。直到战国时期，田间道路开辟，沟渠废弃，平原的土地逐渐不能耕种，建立都城的人没有供给来源，不得不开凿渠道灌溉农田、疏通漕运以供役使。开凿渠道灌溉农田的人，必须引水从高处才能跨越原野山丘以成就其利益；疏通漕运以供役使的人，必须从穿凿决口才能贯通河渠以满足其需要。况且砥柱山以下，才开始多有冲击，河岸被冲击就崩塌，河水被冲击就形成湍流漩涡，湍流漩涡和崩塌多的缘故，水更加黄浊多泥，凡是经过黄河水流的地方，无不淤泥日积。淤泥积在下面，河流升在上面，不筑堤防怎么阻挡它？如今洛阳的河堤高于汴城，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就像用盘盂盛水，稍微一动水就溢出几案了。所以自汉代以来，才开始多有决堤的祸患。有的人不知道，每每归咎于天命，难道不荒谬吗？汉武帝因为瓠子决口灾害久久不止，然后疏导黄河向北行，开凿两条渠道，恢复禹的旧迹，梁楚之地得以安宁。不久又在馆陶决口，此后历代决堤堵塞不常，不可详尽列举。到隋炀帝开通济渠，从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河，黄河水才开始入淮。如今黄河只有金龙口到安平镇一支，有时向北流，其余不入漕河，都汇入汴河合淮入海了。如今黄河跨越中条山向南，竟然在山阜之上，河下是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水性趋向低处，河下之地都容易淹没，所以自古以来溃决必定在东北而不在西南。如今丰县、沛县、徐州、淮安的水灾，则是由于沛河渗流所致，于是成为丰沛徐淮严重的祸患。阴雨连绵十天，千里成为沼泽，房屋成为鱼鳖的巢穴，山谷土地都成为洪波的深坑，人物萧条，生机索然，长久下去将如何？百姓的祸患固然应当怜悯，况且丰沛徐淮处于南北之中，是国家的咽喉要地，更应当忧虑。记得臣往年经过沛县，看见小沟上的石桥被水冲塌，石间有“浮虎浮虎”的声音，问之，说是黄河渗流。不久又经过小沟，已经变成大河。臣当时预知必定有今日的祸患。大概彭城诸山发源于嵩山、少室山，至于西南转向东北到泰山，马陵、蒙羽诸山又从泰山发源，自东转向西到淮口，以逆水势。水小时则顺着吕梁出清口入淮，水大时黄河不能容纳，水被山阻挡，泛滥原野，成为丰沛徐淮的祸患，势所必然。如果不疏导让它另走，祸害没有止息的时候。如今想要治理它，不顺应它的本性不行。河流有固定的流向，地形有确定的形态，不得其自然不足以顺应它的本性。必定要在兖州、冀州之间寻找自然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即中条山、北条山交合之处，在这里疏浚疏导，使它返回北流，到直沽入海，而水从地中流淌。如此治理黄河，想要疏导黄河向北流到直沽入海，这是另一个建议，这样可以永远免除河下各路百姓被淹没的祸患，并且免除河防劳役的苦楚。虽然不寻求禹的旧迹，就是禹的旧迹；务必寻求禹的旧迹，恐怕积淤日久，反而成为高陆。如果泛泛听信典籍和别人的言论，必定被误导。前代想要恢复旧迹，最终不能恢复，就是这个缘故。况且九河已经沦陷，小海、碣石已经没入海中，如今说的九河，是主观臆测，并非真实。有人想要从涡河疏导入淮，稍微减轻丰徐的祸患，这也是权宜救急的说法。只是泗州、凤阳是祖陵、皇陵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又必须回避拱抱，不可逼近冲击反跳，否则导致伤害冒犯，祸害不小。如果沛县的水流去了，漕河必定淤塞，又成为漕船的祸患。想要预先从沛县及吕梁到淮河，多制造滚江龙、铁齿浚川杷之类的工具，在上游往来拖拽，泥沙必定随水而去，不等到水落淤积形成，然后开浚，工费万倍。有人说黄河虽然是丰沛徐淮的祸患，也是漕河的助力，漕河不依赖黄河，这个论断是恰当的。殊不知漕河的源头都发源于山东，不必依赖黄河。南旺、马肠、樊村、安山诸湖，本是山东诸泉水汇聚的地方，汇聚在这里，然后分为漕河。如今治理漕运的人，只知道封浚泉源为急，而不知道南旺、马肠诸湖积沙淤塞，堤岸颓废，蓄水不多造成的祸害。如果能够疏浚南旺诸湖，修缉堤岸，再引其他泉水别处汇聚而总蓄之，漕河不担心枯竭了。又看见南旺、马肠湖堤之外，西南土名孙村湖、长沟陂、马房屯等处，南至钓儿口，北至安山等处一带

译地势低洼。比湖面还要低。这就是《禹贡》里所说的巨野泽，宋代所说的梁山泊。百姓种植的豆麦，遇到水就被淹没。依靠堤坝作为屏障。想要在这里蓄水成湖，并将漕河改道经过这里，可以避免济宁高原水浅难行的困难。而且从钓儿口进入谷亭，从谷亭到安山，路程也不远，施工比较容易。因为济宁的地势从东北而来，所以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利用低处作为湖水的归宿，涝时水不会溢出，旱时水不会干涸。就像高邮、邵伯等湖泊，水源未必比山东的众多泉水多，但汇聚得当，水自然就多。这样治理漕运，就可以长久没有弊端了。

况且自从汉、唐、宋以来，京师的粮食都依赖东南供给。汉唐定都关中，漕运逆着江、淮、河、渭而上进入京城；宋代定都洛阳，漕运逆着江、淮、汴、洛而上进入京城，都是顺应自然地势，稍微借助人力。只有元代定都燕京，才开始引山东的众多泉水，开凿这条河道，名叫会通河，与海运同时运输。河道在高原之上，南北坡度陡峭，水势向两边流下，没有停蓄的地方。只依靠各个闸门节制蓄水，才能行船。一旦遭遇战乱阻塞，各闸门失守，船只就无法通行。所以元末漕河早早废弃，海运也不通，京城缺乏粮食，无可奈何，甚至向叛军乞求援助，一斗米值银子六两，功臣、外戚、权贵都成了饿死的人。听说我太祖皇帝大军南下，他们毫无斗志，只是打开北门逃往沙漠罢了。

现在国家自从太宗皇帝迁都燕京，即元朝故地，命令尚书宋礼等人修缮会通河，停止海运，疏浚挖掘的宽度深度是过去的两倍，制定法规严密防守，已经不是过去可比，似乎可以不用担心了。然而明智的人常在祸患未形成时就担忧，智慧的人常在无事时就谋划，仍不免有意外之忧。或许应当预先修复海运这一条路，设置官员制定法规，分配漕船，引导商贾，稍微开辟熟路，未必没有好处。而且逆着淮河进入汴河，直到汝水、卫水支流北流可以进入京城，应当考察疏浚治理，分配各近处的漕船，方便往来，广泛开通运输道路以防备不测，实在是国家的最佳计策。臣愚昧偶然有所见解，这点微薄的诚意不能停止，也就像杞人忧天、漆室女忧国那样罢了。

译臣私下认为，大同的变故，往年的失误在于一并赦免了首恶，废弃法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此后应当趁其不备有所处置，并不难，却一向置之度外，所以又有了今日之事。今日的失误在于惩戒过往太过，鲁莽不考虑就倡导征剿的说法。殊不知叛卒居于城中，不比贼巢夷虏。城池是朝廷的屏障，宗室是朝廷的骨肉，文武官僚是朝廷的心腹，军民良善是朝廷的子民。起初只有数十叛卒，连同被胁迫的不超过三百余人。刘源清、郄永先受命镇守边疆，如果知道方镇重大、百姓重要，早能趁其未备闯入城中，擒获他们特别容易。错失这个机会不做，等到受命率兵，只宜远远驻扎在外，更加假借宽缓，发文查访，以求首恶姓名，那么众心都安，洗城之说自然无法迷惑他们。或者他们劫掠城中，城中的人必定深恶痛绝，趁其深恶，因此令整兵预备，这是人情所愿，等到他们有备，只假一纸檄文罪人就可得。错失这个思考，当时张永嘉力主讨贼，也是正论，久庵因为事局结束，所以说征剿是失策。内阁在上倡导征剿，刘源清、郄永在下附和征剿，领兵围城，先攻东西二关，如同战敌国，如同攻贼巢，杀死无辜，使他们更加惊骇，奔入城中，反而为叛卒守城，洗城之说更加确信无疑。又不知兵法深戒犯其五难：穷途末路不要逼迫，现在逼迫他们穷途末路，是犯一难；大同是坚城利器所在，是犯二难；百万生灵都置于必死之地以助其守城，是犯三难；又文武官僚也先置于必死之地，使他们无所顾忌，是犯四难；围城将一并屠杀无罪，兵为无名，无名不成，是犯五难。还想要攻城，城能下吗？况且使功不如使过，潘仿受方面之寄，正宜让他立功赎罪，轻信浮言，就把潘仿等都当作贼人捆绑，先行革职，不让他参与事务，又想要等事平后会议，那些言论都被破调，被叛卒所驱使，不再详察情理，以至于官僚卿士，以及宗室都坐于抗拒王师之罪，所以消息不通，终究无可处置，军队疲惫财力枯竭，终究难以成功，应当归咎谁呢？纵使万一攻破，必将杀戮无辜，也是自撤其藩篱，传闻四方，诸镇皆危，将来有事，更加深为计议，诸边之患也从此开始了。何况未必能破，而机会屡失，终究至事穷计生，勾引北虏而来，势实叵测。古人善兵都收其末势，而避其方张之势。昔我圣祖驱胡元，实乘其末势，故能拓汉唐之故疆。今则不然，我为承平之余，彼为方张之势，且今大同人心，皆怀必死之惧，望救北虏，有如父母，人心向背，安危攸系，为势最为可忧。况且古占夷虏不在多人，如王衍见石勒之啸而知有中国之覆，王鬷明闻赵德明之言而知有西夏之忧。今北虏之有人无人我皆不得而知，惟观其举措可知。举措未当，事犹可为；举措皆当，人心必归，归之不返，则事势可忧，又不止如今日而已。又况国家兵力，悉在诸边，精锐悉围大同，暴露于雪，经冬涉春，死亡一累，昨天不溃散从逆也是幸事了。今屡遭挫衄，杀伤不可胜数，但匿而不闻，似若不觉。由此言之，则国家兵力之困，莫甚今日，而欲当方张之势，岂不甚难？为今之计，更无他策，惟安内足以御外，安内之至，亦无他道，惟处其情罪，允协人心天理之公，则无人不信，无人不服，无事不济矣。或云大同之叛不当引谋杀主将之律，以其据城抗命也。盖久庵之意欲轻其罪以解散其余党耳。况谋杀主帅、谋杀本管长官律有明条，虽犯人妻子亦有可原，况一城生灵之无辜哉？此为国法，此为天讨，执此而行，虽使北虏闻之，亦将自服，况我大同之人哉？大同既安，则北虏之冀望已塞，然后驱之必去而无还心，亦犹良医治病，必先固其本源，而后驱其外邪，斯为善也。今不知务此，而犹执征剿之说以縻缝上下。昨者内阁虽因陛下神明之见，不得已而罢刘源清，然郄永犹存为主帅，则大同人心之疑，终不可解。万一小王子果来入城，有以慰其心，则我之计已穷，彼乃据有大同，徐驱其众南下，其势诚有不可支者，故不可不早虑而深图也。夫阃外之事，将军治之，虽天子不得与，况居省阁之内，欲执一己之见，以度阃外之机，可乎？惟择用得人，使之相机而处，则无不万全矣。伏望陛下大发干断，速去郄永，并正刘源清妄杀失机之罪，别简忠智以代之，明颁诏敕以谕之，使大同之人，晓然觉悟，翻然知悔，知陛下至仁至明之心，诛讨止于有罪，无辜一人不得滥及，则大同之变，可不待旬日而定矣。

译圣上谕令推行王道，以永远安定人心疏【大同叛军】

译这是久庵奉命查勘大同事务的情况。

我私下认为，大同每每发生事变，起初是因为情由和罪责不明，最终导致积疑无法解开。所以我奉命后日夜谨慎，不敢不竭尽忠心，只求查明情由罪责，解开积疑罢了。这哪里有其他用意呢？不过是仰遵敕书和御札的宗旨，以阐述王道，力求通过自我治理来竭尽诚心罢了。《尚书》说：“不要有私好的倾向，要遵循王的正道；不要有私恶的倾向，要遵循王的正路。”这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保全邦国，从而成就太平盛世的方法。

所以我昨天对于大同乱军的情由罪责，应当查明的，决不敢畏难而姑息迁就；不应当追究的，也不敢出于私恶而加以增罪。又说：“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又说：“歼灭首恶，胁从者不治罪。”其意大概是说，人作恶，如果不是出于本心，还可以改正，即使罪大也应当宽恕；如果是出于本心，那就不可改正，即使罪小也应当惩罚。所谓首恶必歼，正是指恶出于本心；胁从者不治罪，正是指恶非出于本心。这种不宽恕与宽恕的区别，都是至理，而不是像后世那种姑息养奸或残酷刻薄作为。

《易经》说：“君王打猎，三面驱赶，让前面的禽兽逃走，邑中的人不告诫，吉祥。”这是古代帝王讨伐邪恶、安抚百姓，确保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我昨天对于王福胜等人，就严密擒拿以正典刑；对于郭经等人，则登记姓名、绘制画像、张榜晓谕之后再去抓捕。又告诫有关部门不要贪功，不要急于追索，听任他们自行逃跑。逃跑而没有逃脱的，就抓获他们；逃跑而得以逃脱的，就慢慢等待他们。只要使他们不敢进入镇城成为地方的祸害，那就好了。

有人又担心他们逃入北虏成为边患。这是大大不了解虏情以及那帮人的人情啊。虏人凡是得到中国人口，都作为奴役，或者换马给远方夷人，使他们不能逃回。像这样，不仅嗜好欲望不同有所不能忍受，其实辛苦难以承受，岂肯甘心于此？况且虏人多疑，也畏惧那帮人反复无常，不肯收留。

昨天像阚金戊，先前因为殴打母亲被官府告发，后来同薛源、杨金戊出边勾结虏人，从虏地逃回。有拿着他旧案到巡抚衙门的人，于是发布政使曹兰询问审理。有向曹兰游说的人说：“昨天因为审问此人，城中人心都不安，又想买煤买米，作为关闭城门的计策。”我听说后，就召集文武官吏和全城军民晓谕他们说：“朝廷之所以顾念你们这一方，特意派遣我大臣查勘，以及发出内帑赈济，大概是因为你们都是朝廷的赤子，起初没有背叛朝廷的心，无辜遭受此荼毒。如果使王法不行，殴打母亲、勾结虏人都不得审问，那么不是朝廷的赤子，又何必查勘赈济呢？就应当回朝复命，也不查勘，也不赈济了。”众人都惊慌，奔走央求巡抚留我，各自递交结状说没有此事。

不久又有为薛源等人游说的人说：“往日往虏地勾引众人，应当迅速出榜招回，不要让他们在虏地挑衅。”我就根据他们不堪在虏地的情状来回答：虏人的到来，如果可以抢掳，决尽他们的力去做；如果不可抢掳，也无奈而去。又况且虏人的盛衰，都系于天。果然有冒顿、石勒、兀术那样的人，就必定做冒顿、石勒、兀术所做的事；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就都是普通的虏人罢了。不追捕叛人，只用来安抚地方人心，人心既安，即使有投虏的人，也不足为患。而且虏人的智识，原本不靠那几个人而增加，也不因少了那几个人而减少。他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既然招他们回来，就不能失信而杀他们。他们反而倚仗他们通虏的势力来进行挟制，岂不是更加成为地方的祸害吗？所以我断然不许他们回去。

不久询问守墩的军人说：“刚来时很得意，都好像得计了，喝令墩军做饭给他们吃，取水给他们喝，稍微迟缓就想挟箭射杀。既听到我的话，就自己萧索，哭着对墩军说：‘现在城中官府既然不许我回去，北虏又不收留我，如果跟着他们去，辛苦不过，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痛哭而去。”

不久擒获王福胜等人，虏人听说后说：“朝廷差遣大官府在城中，既正了法，又安了人，或许将征伐我们。”都起营远去。实在彼此情状如此，那么走虏挑衅的说法，断然知道不必忧虑了。

于是更加知道今日安内攘外的关键，只在自我治理罢了。确实不在于多杀。自古帝王对于征讨，即使是敌国仇虏，都只限于吊民伐罪，而没有尽诛戮的。或者暴虐过甚、屠杀太过，在《春秋》所不赦免的，《纲目》则必定定罪。这难道是古人想要为此宽大以博取声誉、取悦于人吗？现在只看大同之事，尤其可以知道了。

起初像郄永、刘源清不分情由罪责，而一概杀戮，则人人自危而不服，反而导致勾结虏人，成为大患。等到敷陈陛下的德意，区分他们的情由罪责，则人人自服而罪人可得，即使虏人闻风，也心服了。

只要使自今有事于其地的人，真能仰体圣心，真知王道应当务求的，必先于自我治理，公平处理事物，廉洁持身，不做债帅酷吏那样率意饬法、详刑，劳来安集，无一不竭尽诚心，再用三驱之法，擒拿其余恶人，不贪功，听任他们自行逃跑，而慢慢抓捕他们，必定没有其他忧患。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六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七

华亭陈子龙卧子 宋征璧尚木 徐孚远闇公 吴培昌坦公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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