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七十五

译往日旧引的字样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纸张又轻薄，印版上甚至没有文字，导致查验时，无论场官还是巡检，都无法辨别真伪。因此，引版的新式样不可不更改，纸张的坚厚不可吝惜费用，这些都是预先在引目中需要理清的头绪。

为什么说刊定积引名册是第一要务？因为既然规定用一张旧引兑换两张新引，如果各商人所积压的旧引不先严格核查，那么积弊就会滋生蔓延，永远无法清除。旧引难以查究由来已久，其根源实际上始于“单法”。所谓仪字七百几十几单、淮字三百几十几单的划分，即使有精通历算的人，也无法查考清楚。过去实行套搭制度，不得不使用单法。前单套后单，后单搭前单，各单数额固定，导致贿赂消乏者难以拨补，于是遭受借库的窘迫；事务繁杂，使影冒者善于隐藏，于是丛集了老引的奸弊；层层预征，使取偿者拖延以获取月利，于是延缓了行盐的命令。弊端无穷无尽，都是单法遗留下来的。

现在既然实行新引，套搭就可以不用了。套搭不用，单法就可以彻底杜绝了。只有淮南每单以八万五千为数额，淮北每单以五万五千为数额，依旧不改。至于某单套某单、某单搭某单，一切全部剔除，另刊新册。查核两淮商人所积压的旧引，审查已缴纳余银、已完纳引价的，列在册前；只缴纳余银、未买边引的，列在其次。逐张清查，确实没有其他弊病，然后按年份顺序，大字宽行，明白开列。只许使用真实姓名，如赵甲、钱乙，不许使用化名、诡名、冒名、顶名之类。即使引已质押典当，也只使用原名，以便临期签点派引，这样就没有诡诈弊病，一个商人不得越次，一张引不得乱序。淮南自成一册，淮北自成一册。在刊册时，即审查各商人有无消乏。如果确实消乏，无力购买新引、完纳新课，则压在册后，等到积引疏通完毕，也允许按序掣引，不让他们付流水。

此册一定，每年运司预先关报引目到，司里依据册籍编签，自然没有搀杂越次。历来额数，每年中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淮南常行五十二万九千二十四引，淮北常行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引。近来例行九十万，分为十二单。现在仍据此分单，淮南八单，每年共该行引六十八万，以新引五十二万九千二十四引，签点旧引十五万九百七十六引，共足六十八万之数。分而为八，每单该旧引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二引，新引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八引，共八万五千引为一单数。其旧引以改行小盐之法剖之，则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二引，加倍签点，应照刊册次序，每单实点旧引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四，而派新引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与之搭配兼行，单单皆然，这是淮南的定数。

淮北四单，每年共该行引二十二万，以新引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引，签点旧引四万三千八百四十四引，共足二十二万之数。分而为四，每单该旧引一万九百六十一，新引四万四千三十九，共五万五千引为一单数。其旧引以改行小引之法剖之，则以一万九百六十一加倍签点，应照刊册次序，实点旧引二万一千九百二十二，而派新引四万四千三十九，与之搭配兼行，单单皆然，这是淮北的定数。

此册一定，则奸诡容易清除。凡插单加额的弊病，贿消借库的弊病，躲买边引的弊病，一切全部铲除。这就是刊定积引名册，应当首先加意办理的原因。

至于刊定边引名册，尤其不可迟缓。因为今日两淮边引，有已投卖给囤户的，有尚在边商手中的。自从边囤不分，近日两淮所行的新引，都是囤户的引，以一钱七八分收之，卖银八钱五分，边商已侧目而视。现在新引出现，请求以一钱七八分售卖，却又不可得。各边食盐粮日益匮乏，不仅两商受害，就是九边也受囤户之害了。其实做囤户的，没有大罪，诸所收买的边引可以随即追没吗？该运司也应全部查出，按年份顺序，另刊一册。凡内商之行旧引，有缴纳过余银已买边引的，即自行掣盐；其有缴纳余银而未买边引的，以及淮扬二府食盐买引的，则按年份顺序买此引支盐掣运。此引的价格，一概以四钱为标准。因为囤户获利厚了，虽然守支不为不久，但让子钱加倍也就足够了。不得与现在边商手中的正价五钱外加五分脚费同例。边商虽然外加五分，岂足以补偿使费呢？

此册一定，那么边商卖新引，囤户卖旧引，各自分途，清楚易见。其边商新引，年行一年，不必再入此册，以免增加缠绕。这是刊定边引名册，也是行盐的要节。

此后则以速掣为要。想要速掣，不清除商贿是不行的。奸商牟利，全在阻掣。自从分引以后，节节有贿，节节有弊。即使是一榜派引，也视场分之远近肥瘠，为各商之行求。

译去除不当的取舍。如今盐引的派拨已有专职官员，那么奸商就无法肆意派拨。派拨完毕后，灶户前往盐场，三分司及各场官员要严格督促催缴灶户，不得拖延骗取正盐；商人不得多筑大包，要迅速运出盐场，尽早抵达桥坝。既然已到达桥坝，就不许贿赂桥坝的吏员书手，以单次未满为由拖延。既然已呈递盐单，就不许贿赂运司的吏员书手，故意拖延底马申报而不呈报。既然已呈递底马，就不许故意拖延不捆扎厂盐。盐既已捆扎，掣验既已完成，就不许将引目送往运司逗留而不领取。这样运销盐引就会如流水般顺畅。因为迅速则国家赋税容易足额，奸弊就不会产生。前一张盐单既已掣验完毕，后一张盐单随即下达；前一张盐单掣验完后，后一张盐单随即掣验；掣验完毕后立即解捆，解捆完毕后立即装船连运。倘若在京师掣验稍迟，责任在于解捆；解捆稍迟，责任在于掣盐；掣盐稍迟，责任在于放关；放关稍迟，责任在于放桥；到桥到坝稍迟，则又责任在于三分司与场官。各自有职守，互相规劝责备。这在于盐法御史严格惩戒警示，毫不宽容，然后才能清除商人的贿赂以加速掣验，法令执行如流水般顺畅，而国家赋税就不会停滞了。然而掣验之所以不迅速，全是因为水商与内商约定缴纳月利，所以运卖迟缓而盐单额度拖欠。因为水商自从仪所开价后，已确定内商堆盐，但尚未掣验解捆。如果内商能迅速掣验交付，岂不是两便？于是水商窥探到运销盐的地方盐价低廉，不想运去，恐怕价值一时难以增加，便串通内商使其延缓，等待江广等地盐价高涨，然后运去，并且许诺按月缴纳利息，内商岂不乐意听从？所以堆盐少的，没有运足的期限；未过桥坝的，没有急运的念头。直到水商信使到来，而后才急忙运往盐所听候掣验解捆。如果人人此前都能以这急忙解捆的心，早点交付水商，那么盐单额度何至于壅滞呢？所以痛惩月利，那么此前掣验自然迅速，此后运卖不迟缓，这是运销盐引的关键所在。至于口岸文册、掌管盐政的官员，从来漫不经心。近来查核各运司运销盐引的数目，有极大的首县，只运销三四百引；有弹丸小县，反而运销三四千引。本部正根据销缴情况来定考核，如果不伦不类如此，参罚如何施行？如两淮运司口岸册，大抵解捆官听凭盐所积滑的书手，串通水商，任意选择地点。那些盐可以多销的地方，或者因为官护私盐而不肯前往，于是请求少派以自便；那些盐不可多销的地方，或者因为土俗淳懦而争相趋附，于是任其多派以害民。况且户口的增减，商情的趋避，只有本地方官知道。那些解捆官，即使未必都是不肖之徒，怎能尽知远方之事？不如将口岸的多寡，托付给当地的盐道。盐道取原定之成额，查核其所属某处，允许大幅员，而盐引反而少；某处壤地褊小，而盐引反而多。行文该府州县务必衡量地宜，取多补少，责取各商认状，存县具结申报盐道，盐道申报盐院，盐院行文两淮盐道，发给解捆官，按此编次口岸文册行各省直，那么根据他们所认之数即可责其销缴之数。此后水程违限，销引逾期，该道按季提取吏书严加比追，摘取拖欠额度严重者，解送盐院赴比。然后以考成之法，紧随其后，那么各该有司，不得以偏多偏寡，归怨分派。参罚公平而销缴自然无不迅速了。虽然如此，肃清法令清除贿赂，诸商的隐疾虽消，但加罚割没，盐政的骈枝宜省。加罚割没不过是用来厘清弊端，而官司因此借以补凑国家赋税，并非设法之公平。因为这两者原本并非有意苛刻商人，不过是因为正课稍缺，借此裨助罢了。如今诸商疲惫至极，倘若额课已足，那么科算违限，情状也可怜悯。每引加罚二钱，务必当其罪，不要一概科罚。割没常取盈十万余两，商人预度不免，更加肆意夹带。与其厚取割没以增益私盐，不如取正单以通额课，那么如十五年明旨依拟轻减即可。这样则商病全苏，官课恒足矣。

译盐法议六【这一条论述采择边商和内商的各种条议，务必归于公平允当】

况且法制既然败坏，那么议论就会丛生；议论丛生，法制因此就愈发败坏了。如今自从淮盐滞塞阻碍以来，在上位者想要增加，在下位者想要减少，在内商想要实行旧引，在边商想要实行新引，在囤户想要假借边商新引的名义，而操纵内商旧引的利益。试着列举陈述其大概情况：

什么叫在上位者想要增加呢？御史杨选的话说：“两淮商人正引每年七十万，加上收买余盐，大概每年一百四十万小引罢了。然而灶户物力，每年可以办理盐三百万引，自从商人收买之外，没听说有停蓄坐等消化的。即使每年擒获私盐，也必定卖给民间。用三百万引的余盐，加上七十万引的正课，年年用尽，那么两淮行盐的地方，每年食盐大概三百七十万引了。却只以一百四十万小引作为每年发行的数量，难道不是官盐行销五分之一，而私盐行销五分之四吗？”詹事霍韬也说：“两淮行盐的地方，南到江楚，西抵河南，东尽东海，地方数千里，人民亿万家，每年仰赖食用的只有七十万引，饱食哪里能取足呢？无怪乎私盐泛滥，而盐价腾贵了。”这都是说引盐数量少，想要尽除私盐，增加发行官引，言论可以相信。所以近年淮南虽然极其滞塞，然而自正额八单之外，听说其夹带，尚且不下八单。那么两淮的单引，并非不可增加是明显的了。所以近议想要解除套搭，有主张加斤的说法，想要在每引五百七十斤之外，再加带盐一百五斤，卖银八钱有余，以完成额课，免除套搭。这也是斟酌出产的多寡，与行盐的广狭，而提出这种议论。

但是审察今日的情势，又有不得不在这其中进行剂量权衡的。所谓在上位者想要增加就是这样。

什么叫在下位者想要减少呢？往年奸商夹带盛行，单掣稀少，所以套搭虽然痛苦，还可以坐享月利。如今淮南行八单，那么掣引稍密，加上夹带，行销江楚，那么盐稍多而价稍贱了。于是纷纷倡导减单减斤的说法。主张减单的人说：“八单征解，向来是旧规，但失去了南赣等府，仍然行八单，所以盐贱不售。如今适宜改为每年只掣六单，又每盐一斤，适宜让江广定价一分，这样才容易行销。即使少掣盐十七万引，似乎课额不足，但每引余银七钱之外，再加征二钱三分，那么以六单的名义，而得到八单的课税，不担忧缺额了。”但是行引没有边囤的区分，两商鲜有利益依赖的实情，减掣虽然便利，贵卖哪里能承受，没看到其可行。

主张减斤的人说：“法令行八单，单数不可减少，只有减斤罢了。每年淮南务必行旧引二单，新引六单，须足八单之数。旧二单共十七万引，照旧每引以五百七十斤为标准，只有新六单五十一万引，每引减作四百斤，加带十斤，每引减去盐一百六十斤，其余银则仍旧七钱，共该三十五万七千两，加淮北十三万两，食盐余银三万两，新旧八单，割没约十万两，共得银六十一万七千两，而额课宽裕了。其所费成本，每引余银并加带共七钱五分，又买新引三钱五分，并买盐包索割没诸项约银九钱五分，共成本二两零五分，捆盐四百一十斤，过所卖与水商，每两以一百七十八斤算，凡得价二两三钱，除本外，每引获息二钱五分。自认为率此而行，那么八单无滞，三商均利了。”

然而盐以法称，是说轨于正路，不以权宜毁坏祖制，操持平衡，不以方便开启私窦。每年边中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引随到随卖，盐随运随掣，所谓祖制也。盐法虽然败坏，倘若一概禀承成宪，斟酌而行，决不会大败坏到如此地步。数十年来，凡是套单、预征、虚搭实搭、新旧兼行，都是所谓权宜苟且之法。法愈变而弊端愈滋，都是由远离祖制所致。如今减斤的说法，倘若也是所谓苟且之法吗？其意所主张，只图盐少则便于夹带而已。至于割裂宪章，使良法日渐毁坏，损削边价，使盐粮日渐匮乏，侈言割没，使私筑有藉口，减盐腾贵，使民食更加艰难，都是所不顾及的了。

又有想要减作四百五十斤的，其说每两，仪真定价一百四十斤，合成旧规，每引盐卖银三两二钱二分之数，每小包盐解成六斤六两合成，如今每引盐解七十包之数，江广定价每包盐六分六厘，合为一分一斤盐之数，不必加增余银，不必六单行盐，而国课可办，套搭可免了。此说削盐太轻，增值太重，于国法人情，通属不便，与前减单减斤的说法，法虽不同，机智则一。然而审察今日的情势，也有不容不察其情而采用之的。所谓在下位者想要减少就是这样。

什么叫在内商想要实行旧引呢？其话说：“朝廷

译预先借支商银四百多万，如今不说借而说征，只有“征”这一个字，才可以依法执行。所以拿着刑具鞭打他们，在十年之前预征，又在十年之后搭征，残酷的刑罚和血泪的比并，全是为了每年的解运。每年的解运不足，势必追究逃亡者的责任于现存者，横征暴敛不停止，将又把现存者驱赶成逃亡者。他们之所以未能逃脱的原因，只是陈旧的引盐。因为祖父积累艰难，如果能够早点销除引盐，就会甩手离去，如同远离坑井一样。他们专欲急切推行旧引，这是形势使然。但想要推行旧引，就不顾新引，明明虚搭却不问仓勘，任意减价而不惜边储。这看待边商不像秦越之人那样疏远，那么他们挟私的怨恨就令人痛恨了。

为什么说在边商方面想要推行新引呢？边商的困境，到现在已经极点了。往年带着仓勘到两淮，卸给囤户，还能卖银二三钱，现在求得一钱七八分都不可得，于是有抱着空纸回京，投到部堂的人。有相率哭诉部堂，滞留岁月，不敢回边的人。害怕回边又被拘捕比并次年的盐粮，严刑拷打之苦倍重于重囚。这都是因为新引不售。如果新引可售，就能凑办下次的国课，刑逼可以缓解，那么想要急切推行新引，这是形势使然。但想要推行新引就不顾旧引，整天拿着庞都御史刊碑的说法来说事。那边引的价格虽然勒令三等，但必须旧引可掣，仓钞才能疏通。现在旧盐壅积，却喋喋不休地以八钱九钱的价格责求，这看待内商不像寇仇那样敌视，那么他们挟私的怨恨就令人痛恨了

为什么说在囤户方面想要假借边商新引的名义，而操纵内商旧引的利益。囤户是积累边商的引盐，趁急射利，以一钱七八分收之，等到守支已足，而内商仍出八钱五分买之。近来两淮新旧兼行，动辄说新引是为了边商苏困，其实只是为囤户加倍利息罢了。现在四十四年八月，审各边镇商人本年尚未开中一引，那四十三年以前，直至三十九年，各边仓钞止，约有四十万，未得卖与囤户，尚在边商之手，这正是边商的新引。臣所谓现行的正引，就是推行此引。然而臣初意本认为四十五年行引，即以今四十四年所中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谓之新引。现在各边压欠不完，即四十三年只有大同一镇全完，以前年分，或完或欠，缺额甚多，总想要恤边商不使利归于囤户，不得不权且以现在边商手中者为新引。大概法令初行，不能齐一，且根据现在者行之，该司预关丙辰年引目到司，引背注明系某商中某年仓钞，暂抵四十四年引目，另造一册登记明白，以便日后查行补中，这也是权宜之法罢了。

其实想要推行臣的法，务必令画一。今年已过去了，应当断自四十五年为始，令各边商所中淮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当年务要全完，以便四十六年行掣。这如同民赋，正征其四十四年以前所欠未中引钞，令各边饷司查其的确数目，另造一册呈部。又令两淮运将四十四年以前各边商未到仓勘，也查一的确数目，另造一册呈部，务必与饷司相合。这如同民赋积欠，现在当困惫之极，难遽同民赋带征，姑且等到五六年后，此法渐为疏通，两商均利，则在边引五钱五分之外，渐加至六钱五分，使其稍沾利息，然后如民赋，照各镇所欠分数，每年带征二分，俟内商积引疏尽，即将此引接续行掣，征解余银，以补两淮停压两年有半之数。那每年正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务于行引前一年责令各边商全完，不得少一引。如此则正征带征，顿渐有绪，商既不苦，国课亦完。

如果像近年囤户专利之弊，贱收边引，而边商困，厚索内价，而内商困，又动辄假边商名目陈告疏通，即使司鹾之官，也被其所困，而不知孰为边孰为囤，商病莫瘳，国课愈压。朝廷良法，自不料理，而使囤户专利，且至贻害无穷，这岂可不急切为之易辙哉。以上诸项，人情愿欲，各自不同，如臣正行见引附疏积引之法，似亦可谓变而通之，与时宜之矣。

何以言之？每年行九十万正单，此外绝无所加，虽知其盐之可增，而不欲过增，以为商厉也，是善得增之意也。正引照常每引五百七十斤，惟积引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斤，每引加盐一百四十二斤，剖行二引，积之则增四万引有奇，此非多溢额外，是明知商之欲减，而不敢过减以为地方病也，是善得减之意也。内商欲行旧引矣，今淮南虽行旧引三十四万，而不免于套搭。臣今令两淮行旧引三十八万九千六十四引，而套搭尽除，又令超掣新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而获息过倍，是通内商之情也。边商欲卖新引矣，今淮南虽行新引三十四万，然皆囤户之引，非

译关于边境盐商的盐引，臣现在将那些在边境商人手中的定为新引。从今以后，这作为第一道法令。凡是内地商人明年去支取盐引，必须购买各边境镇今年新中盐的仓勘。这样边境盐引就能迅速售出，边境粮饷也不会亏缺，这是通晓边境商人情况的办法。至于边境商人耗尽家产来中买正引，内地商人耗尽家产来缴纳余银，而囤积盐的户主却独自获取巨大的利润，似乎应该追回盐引储存于官府，按次序发给内地商人，降低价格支取食盐。暂且考虑到他们投入的本钱虽然微薄，但守候支取的时间也很长，允许卖价为四钱。凡是内地商人支取旧盐，以及在淮安、扬州两府支取食盐，等到明年购买时，就按次序购买囤积户的盐引；那些边境商人新中额的盐引，则让内地商人购买支取新盐，囤积户不得掺杂越级、阻坏盐法。这在运司的官员那里，分别严明，边境和囤积户没有滥行，或许可以避免边境商人陈诉冤情，给边境粮仓带来祸患，这是通晓囤积户情况的办法。在执行法令的初心上，可以说没有遗憾了。

然而还有略微需要审订的，是关于增减食盐斤两的说法。大概各种法令纷纷扰扰，之所以不能完全完善，只是因为舍弃了祖宗的制度去迎合权宜之计，所以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臣现在的办法，正是实行现存的盐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这是祖宗的制度。附带实行积存的盐引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引，凑成九十万引分为十二单，这是定例。至于食盐斤两稍有增减，众说纷纭，不妨略微推敲，务求公平标准。虽然因时制宜有所增减，但根本的法度终究不可改变。大概每年实行十二单九十万引，每引以五百七十斤为标准。现在为了疏通积滞，而增加食盐四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这不过像以前标盐的数量罢了。倘若主管盐政的官员尽力搜捕夹带私盐，严禁私下贩卖，难道这四万多引的盐，就会在地方上泛滥成灾吗？为什么支取食盐的商人只利于减少而不利于增加呢？为什么现在纷纷陈说的人只有减法的议论而没有增法的议论呢？那么我又反复思考，他们的意图主要是食盐少了，便于夹带私盐，这不必多说了。但是愿意减少单数的人，宁愿每引缴纳九钱三分的余银；愿意减少斤两的人，宁愿按常价每引减卖九钱，但仍然愿意缴纳余银七钱，他们的心情也略微可以体谅。现在暂且和他们稍微商议减少一些。每年正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五百七十斤，卖价三两二钱，这是旧的规定。现在俯顺采纳舆论，暂且减价二钱，只卖三两。每包允许减盐三十六斤，只重五百三十四斤。总共减盐二千五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斤，以每引五百七十斤计算，总共减引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所要实行的积引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引，将其剖分为二，每引加盐一百四十二斤，以五百七十斤计算，该加引四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引。现在用所减的来抵消所加的，则与每年单盐的斤数相符，相差不过千引而已，虽然可以说没有增加也可以。如果还想再减，那么每引价银再减二钱，也可以，每包只卖二两八钱。食盐又减三十六斤，每包只重四百九十八斤。那么与每年单盐的斤数相比，又减盐二千五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斤，又减引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引，虽然可以说大大减少也可以。又根据盐法道臣在疏引议中说，九十万引之外，有江南上元、江宁等六县每年定额支行的食盐四万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缴纳余银七钱，按规定不解送京城，那么这是两淮九十万定额盐之外，每年又多支行了这四万多引的盐了。臣查核万历三十六年两淮盐法事宜中，刊定的江南六县食盐引目，原本就在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的定额之内，臣已经在食盐议中改正归入正额，余盐也凑足正数解送京城，那么两淮各商人，不仅每年增加余银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两有余，而且每年单数，又减盐四万二千四百二十八引了。虽然可以说减少而又减少也可以。减少到这个地步，也就算到了极限了。虽然余盐的银两，淮南八钱，淮北六钱，正引的价格，一律定为五钱五分，如前所议，不因减盐而减少。但是那些愿意减少单数的人，想要减到十七万引；愿意减少斤两的人，想要减到十四万三千一百五十余引，然后才满足他们的愿望。恐怕江楚地方食盐少了骤然昂贵，而奸商坐享月利，那么对盐政因而大受损害，未必不是从这减盐的基础上开始的。拘泥于他们期望减少十四万多引，而臣三次减少到十三万多引，俯顺人情，揣度事势，大概万万没有不可行的了。暂且等待积引全部疏通，食盐与价格恢复旧制，不可改变。

或者又说，那减少斤两的说法，旧引只愿意实行两单就足够了，两单不过十七万引，即使除去淮北在外，又何必实行三十八万九千六百四十引，然后才算是疏通积滞的办法呢？像这样，旧引合并淮南北，只实行本数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引就够了，不必剖分为二，食盐也只照旧包五百七十斤就可以了，那每引加盐一百四十二斤，也不必用了，像这样又减盐四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引有余，岂不是对商情非常便利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祖宗的制度废弃很久了，必须积引早日疏通，然后宪章才能完全恢复。所以实行小引，正想要疏通积滞，以名义上销去它，而不是以实际销去它。如果不使用小引，那么十年不能全部销完，必定要等到二十年了。上下均利，如同

译如今实行小盐之法，每年推行积压的盐引将近四十万道，预计十年之间，旧的盐引就能全部流通，新的盐引也不会停滞，两类盐商都得以依靠，国家财政逐渐充实。如果像众人议论的那样造成混乱，不依据法律来折中裁决，只求眼前的利益，最终将没有完结之日。如果依照臣之前的建议，那么盐价依旧，获取的利润既丰厚，况且及早疏通，十年之后，每年只需推行超额抽取的正引，而没有积压的旧引，这不仅永远对国家有利，也永远对各位盐商有利。况且此法以旧引为主，旧引多流通，那么沾到新引利益的就快且普遍；旧引少流通，那么前者有早收回息的便利，后者则有滞留的叹息，这尤其不能不加以考虑。这是关于审定盐斤的说法。

有人问，盐价既减少了四钱，而剩余银两依旧为八钱，难道不公平吗？回答说，近来审察商人的情况，只要能得到减盐的实惠，就不推辞减价。比如减斤的说法，成本二两零五分，即使减价卖到二两三钱，说可以获得二钱五分的利息。现在只让用五钱五分买新引，比三钱五分多二钱；用八钱缴纳剩余银两，比七钱五分多五分，总共多花费成本二钱五分，而盐价卖二两八钱，那么比二两三钱更多五钱了。此外加上五分附加，每年须酌情衡量没收多少，连同剩余银两八钱，倘若够六十五万六千的数额，那么附加就在八钱之内就可以了；倘若不够，就再增加银五分，而十斤的盐，也不必再增加了。他们说卖价二两三钱，可以获得二钱五分的利息，现在卖二两八钱，即又多去了五分，尚可获得四钱五分的利息，这都是委婉体察商人的情况，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增减的。

又淮南的盐商说，南北是一体的，为什么剩余盐价的银两在南边是七钱，在北边是五钱？现在卖给水商，南边则亏本很多，而北边则获利数倍，认为应该统一缴纳剩余银两。不知道这项分别南北的规定，始于何时？大概正引和余引的价格，随时加减，原本没有定额。比如淮南余盐的价格，近来加征到一两四钱五分，苦极了，这难道是记载在典章制度里的吗？

译盐法议七【这一条论述运司各官应当择人任用】

如今盐法之所以废弛败坏，如果穷究其根源来说，都是执行盐法的官员造成的。倘若执行盐法的官员，本来就能保持清廉之心，施行节俭的政治，那些商人和灶户哪有不服从法令的呢？所以，国家从盐税中获取的收入是有限的，而盐官从商人贿赂中索取的却非常苛刻。自从榜示派定下场、筑包搭单、掣验解捆、倾宝借库，一直到京城掣验，处处无非是买通嘱托，事事都需要奢侈耗费。耗费越是奢侈，那么索取补偿的手段就越巧妙。商人的弊端越是滋生，官员的私囊就越肥厚，而盐政就越败坏。令人痛哭流涕的，正是这一点。

我谨就运司用人这一紧急事务，以及应当革新风气、加以勉励的说法，详细地与主管官员选拔的人商议。现在，盐税占据国家财政的一半，与百姓的赋税同样重要。主管百姓赋税的官员，升迁调任毫无阻碍。唯独主管盐税的官员，一旦掌管榷务，就被视为污浊的部门。今年春天考核官吏时，六个运司的主官中，被查处和列入议处名单的有六人，同知、副使以下更不用说了。这难道是苛求吗？如果按照贪污赃款的法律来论处，处罚还算是轻的。为什么治理百姓的官员大多贤能，而主管榷务的官员却全是不肖之徒呢？

朝廷的事务，无论是礼教、刑名、钱谷还是甲兵，虽然事体不同，但责任是相同的。唐宋的名臣，如程异、裴休、吕夷简、范仲淹等人，不论其他，仅袁疏理以部郎的身份提出建议，被特别简拔任用，不到一年，盐政就焕然一新，可见用人的功效。铨选部门必定把劣等的人安排到盐司，我不知道他们是何居心。没有谁不是从转运使起家，显赫功勋的。然而现在的士大夫，一旦担任钱谷方面的职务，就感到羞愧，好像受到了玷污。而对待他们的人也说：“某人是善良之士，不要用这个职位拖累他。”钱谷真的能拖累人吗？

当今边疆储备枯竭，民间空虚，财富是国家的根本，建立政事在于用人。正当选用英杰，责成他们统筹管理，使官员有升迁调任的向往，人们怀有进取的心思。急忙谋划收拾局面，还担心太晚，何况现在各运司所管辖的财赋，只有两淮位居天下第一。盐税七十万，盐粮也是七十万，共一百四十万，作为九边的定额军饷，而每年修缮漕河、盐河、赈济等银二十万，贸易场盐四十万，这些都经由运司各官之手。这其中的平衡盈缩，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怎么可以用污浊的眼光看待呢？

查考近年各运司升迁调任运使，有不以滋生议论的知府，以及豪华任子担任的吗？查考同知、副使、分判，有不以声望轻微的人迁任，以及善于营私的郎官补任的吗？年来运使到分司，多官并存，除了添注、迁谪之外，有能凭良好政绩上报，凭资历升迁的又有几人呢？这是在升迁补任之初，就已经预先堵塞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人不为名则为利，金钱在前，劣等职位在后，像这样却要求他们自拔，就难了。

现在以两淮运司来说，不论僚属场官六十多员，都是众人瞻仰所系，即使本司的吏书、皂快等役，也有数十百人。淮南北的豪商、奸灶、积牙、狡狯之徒数千百人，积弊如海，千头万绪，无法究诘。这不是有刚正不阿的操守、通达事理的人士，怎么能在这纷纭狡诈的窟穴之中，卓然将其料理得当呢？

过去御史戴金请求敕令吏部，今后两淮运司员缺，或者从有名望的知府中先举荐擢用，或者从各部郎中中越级超迁。那么朝廷对待他们既超过常规，而接受任命的人更加勉励初心，僚佐有所效仿，豪猾无处施展奸计，使商人富裕、国家充足，关键就在于此。即使近时的条陈，也屡次有简拔才望、尊崇体貌、优厚升迁的各种议论，历历在案。

臣认为这个官职关系重大，在两淮运使员缺之时，铨选部门应深思朝廷二百万钱粮经由此地，稍微打破常规，加意简拔任用，应当像戴金越级超迁的议论那样。大概运使官阶三品，本是崇高的职位，但人情厌薄，朝不保夕。倘若依旧保持原阶，虽然号称尊崇体貌，终究不能推行。不如在升转之时，越级选授。如郎中有宪副俸禄的，就超升为参政兼运使衔以劝勉激励他们。其在外转任的，就简拔有声望的宪副改升为参政兼运使衔，另外加一道专敕，使他们清除积弊，梳理盐法。大概官阶既不同，耳目一新，体貌完全比照监司，施展抱负自然没有阻碍。等到廉洁干练名声显著，考核有成就，查照三品升迁，或者晋升京卿，或者擢升藩臬之长，也有往例可以列举不尽。

倘若不是这样，而府县得以凭恃凌驾，司道忌恨他们超越猎取，事情有掣肘的担忧，官员没有超擢的希望，自非患得患失、侵吞公款，很少有掉臂离去的。这是运使应当商议的第一点。

以本司同知、副使、判官来说，朝廷建官，设置参佐，况且列于繁重的衙署，哪里有冗员？该司的事务繁多，其中大的无如掣捆征解。掣验之事不委托运司而委托府佐县正，是因为认为运司的官员不可任用。既然让他们做盐官，又另外委托其他官员，那么运司确实是多余的摆设了。为什么不提高选拔标准而加重责任，使名实相符呢？多在秋冬，难以限定日期取齐，委官多用别府佐贰县正，动辄拖延数旬，离开局所废弛职守。而且天池一泓之水，盘剥千艘船只，已经掣验的空船，苦于重围而不得出，未掣验的重船，急于抵岸而不得入。前官到所，就责备后单越次而驱之下，后官到所，就愤恨前单轧己而争之先。彼此竞相掣验，往往结下嫌隙。何若于佐贰之

译中。简用一人。专驻解捆厅以掌管掣盐事务。不论何种盐单盐船。也不拘数量多少。只要一到所在之处，随即报告随即掣验。这样不仅河道常通而无壅塞之苦，而且易于检查而消除夹带之奸弊。况且士绅没有越界贩盐的念头，共事者消弭了嚣凌之气，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难道可以让平庸无能的人担任此职吗？

又征解这一环节，有多索秤头之弊，有通同钻营之弊，有轻减成色之弊。每次解送正额三十万两，每锭五十两零五钱，如今到了太仓，大多都轻减克扣，克削甚多，尽属虚浮不实，只填满私囊。国家储备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边疆将士怨入骨髓。况且消乏借库，尤其多受贿赂，从未按例征缴，听任其辗转推诿。等到解期紧迫，仍然借库。如今解送又借十万两了。借债日益增加，库银日益减少，不知何时才能停止。这又难道可以让平庸无能的人担任吗？

该司事务，既然繁杂众多，各官佐理，应当选用才贤之人。沿袭现在的做法，不改变现在的陋习，而能取得成效的很少。这是本司同知、副使各官应当商议的第二点。

以三分司运判来说，淮南二十五场，绵延八百六十余里，淮北五场，绵延四百零五里，三十场地域广阔，几乎相当于三大郡，而由三位运判总理。其间查理草荡，修葺仓廪，催征盐课，则有督储之责；整饬兵备，操练灶勇，防御盐盗，则有清军之责；修明保甲，稽查奸细，禁遏私贩，则有缉捕之责；照丁拨夫，修浚盐河，疏通盐运，则有水利之责；督察场官，剔除吏弊，审理词讼，清查盘金弊病，禁伏暴徒，摘发隐弊，则有明刑之责。这些事体繁重，即使由俊才统领，尚且担心不胜任，却由捐纳出身的郎官、恩荫子弟以及官箴已玷污的人担任，想要让他们不猫鼠逐商灶、蝇狗逐膻腥，怎么可能期望得到呢？这是三分司运判应当商议的第三点。

先前吏部三原王尚书，因见各运司政弊丛多，若用此言运司，其可为清流吗？题准以二甲进士选副使，三甲选判官，以及杂以考选前列举人铨补。三年核查，有政绩曾经被荐举，或历年考语俱优者，如此擢升当时则可，如今未见优异，宜以馆职及台省处之。副使比照知州推升各部员外郎，判官比照知县推升各部主事，一时人皆自奋，各运司称为得人。如今此例不行已久，虽有欲策励之人，而未蒙异常之擢升，则亦终归于不振。

又都御史庞尚用疏请慎选盐官一款，恳切于运使之缺，固当慎重注授，其同知、运副、判官，悉于正途内择其敏达廉正者，酌议选除，通行申饬，久任超迁责成。其有不称职者，即为官择人，早为更置，不得以捐纳郎官、恩荫子弟厕身其间。这两议，非有更张，难为破格。以见破格之非难。且如兵马司从来不用正途，自近日题用，遂有以能官升部者。即臣部各税关，额课多者五六万，少不过一二万，犹必择才而使，深虞陨坠。岂以两淮运司二百余万千粮出产之地，欲令会计盈缩，平准贸易，使下不失商灶之心，上不损边储之备，所关系何如其重也。而乃沿袭近例，尽授鄙劣。兴言至此，能无悼心。

伏乞陛下垂察安危大机，敕行吏部选用运司官员。运使官必如御史戴金越级超迁之議，运同以甲科廉正有望者迁之，运副、运判用二三甲进士及考选前列举人授予。俟有成绩升擢超等，运使即内转，或擢藩臬之长，运同升司道善郡，运副、判升部属，如声实卓异，仍照例行取，以风髦俊。如此，庶人心激劝，不自污凂，盐政中兴，舍是别无他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