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五

译设立兽医是为了给马匹治病用药，原本都是为马匹服务的。臣点巡视各州县的种马，发现现有的群长不懂医术，兽医也不了解马户的情况。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在一个月之内，群长只在县衙点卯片刻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在乡间各自修习本职。因此，人们只是挂名而已，马政再也没有实际的效用了。况且臣查访保定等十三府，惯例也有不同，有的三个月轮换一次，有的半年轮换一次，偶尔有群长一年轮换一次，而兽医则等到有人告假替代时才更换。是否应当确立固定的条例，群长三年轮换一次，而兽医除非衰老生病，或者群内子弟学习已成，否则不允许随意替换。同时免除他们本人的徭役，以示优待体恤。这样职业有所专一，功效就可以责求了。

译四、均平摊派夫役和马匹，名义上是为了备用，实际上是为了边疆的用途。臣查得马政条例原额，每年征取备用马二万匹。弘治三年，因为修省，经朝廷大臣会议，奏准每年征取一万匹，民力大为宽裕。后来到了正德十年，又奏准摊派二万五千匹，比起原额已经增加了五千匹了。臣愚以为，马匹的增减，关系到兵势的强弱；百姓的安危，关系到国脉的兴衰。过多会伤害百姓，不足会削弱兵力。如今正值陛下修省之时，应当效法弘治年间的旧例，正当与民宽大之时。考虑到时势，边疆多事，少于一万匹，势所不能；查复原额，永远作为定规，上下都有利。至于本色（实物）和折色（银两）的多少，由兵部在临期斟酌，尤其应当以多派折色为主。如果本色过多，交兑不及，难免寄养在京城附近的百姓家中。新旧马匹相继，放牧转运困难，眼睁睁看着防边的良马，日渐死在穷苦百姓手中。即使使用严刑，也无法追回补充。起初耗尽民脂民膏的，为何如此轻易地委弃在路边，如此不珍惜呢？主客双方都受害，腹地受伤，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不如积累银两更为有利，一旦有紧急情况，早上在市场上悬赏，晚上就能聚集马匹了，马匹固然完好无损。然而臣所说的“均”，又不仅仅指统一划一的意思。政令虽然高低不同，但心意未曾不平，才可以称为“均”。臣看到山东兖州一府，如沂州、单县、滕县、鱼台、郯城、费县等地，连年灾荒，百姓愁苦悲痛，衰败到了极点，如同人重病，非大加休养，难以恢复生机。每年摊派的折色，应当让上述州县免除，等到三五年后，生计逐渐恢复，然后与各州县一同均派，这样既惠及先凋敝的地区，政令也在调剂中公平了。

五、严格稽查考核。臣查得旧有循环两本簿册，实际上是因为裁革了季报造册，官吏借此作奸，勒索纸张，小民受害。但革除弊端的初期，制度尚未完备。臣曾推广其意而设立格眼文册，每一板，一面竖排五行，横排六行。第一行以儿马（种马）为头，随后跟着骡马四匹，称为一群。某甲某民领养某马，各在格眼内详细登记驻备情况。其后土地迁移，丁口缺乏，种马尚存，令将买地人户、有力丁口，立即替换。第二、第三行分为春、秋月分，联系以考验之法。马匹的肥瘦损耗，驹马的有无，寺丞可以注于此处，府通判可以注于此处，而县丞、主簿可以注于此处，从而施行赏罚。第四行，再以儿马为头，其余方法都同前。春秋为循，夏冬为环，一本留本府，一本留该县，循环吊查，互相觉察，仍保留旧制。马匹有倒毙丢失，可以及时追补；丁口有增减，可以及时替换；官员有懒惰勤勉，可以因查看而概见，这是臣的意思。又，朋户养马，往往轮流日数，放牧人不齐心，以致倒死数多。尤其必须选择一有力者，专令养马，而其余户按日帮贴草料。如果不是真病倒死，不得连累各户均赔，则责任有所止，人知爱惜。但后来差遣官员意见不同。倘若此法施行，不甚相佐，仍留参照，则百姓有定规，而耳目不至于轻易动摇。

题为献末议靖丑夷疏【御倭】

臣是江阴人，籍贯在江海之滨，沐浴圣化，煦妪嬉游，素来不经兵革危事。近来守卫不谨，致使倭奴突入内地。前年侵犯东浙，近年侵犯苏松，侵犯常州的无锡、江阴、靖江三县，杀人如麻，流血积骸，动若川阜，焚劫室庐，半为悬磬焦土。仰惟皇上轸念黎元，不遑旰昃，每勤诏书，大励将士，岂不欲得授金戊之贞臣、死绥之猛的士，为国家戮力讨贼，以靖东南之患，而安圣虑也哉？连三四年，而大祸未解；穷数十州县，而内地将墟。岂临事者未明后先之着，而战守之异议也？臣闻御寇之道，贵识动静之机。动为用兵，静为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滋祸；应静而动，则失时而罔功。动静中节，缓急应机，斯可以执俘馘而奏成功，辑疆宇而宁亿兆也。典籍所载，自汉以来，卫侯冯奉世、大将军赵充国、酒泉大守彭等击莎车、击先零、击车师，莫不传首长安，降众至万。是后将军卫温浮海伐夷洲，获其众三千；虎贲郎将陈棱，又尝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数十。当是时，皆身蹈大洋，版风鼓涛，汹涌指顾，士抱强弩而前，莫不誓死，卒能诛其国而虏其人。我国初，江阴侯吴艮镇江阴，猝闻倭寇至江上，即跃马出城，大斩首而还，其后闻风不敢近。永乐间，都督刘江镇辽东，有倭贼数十艘直逼望海埚，江令伏兵山下，阴率壮士潜烧贼舡，截其止帚路，俟举炮发伏大击，贼死者不可胜数。其幸脱者，奔窜桃园空堡，一时沿海千有余里，民获乂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谓以远讨为功也。贼在内地，废战而言，则又非

译臣姑且以江阴危难、亲身所经历的情况来说。自甲寅、乙卯这两年罢了，贼寇总共来了三次。村镇中有名的家族，没有不打开他们储藏财物的地方的，男女死去的无数。普通百姓瓶罐中储存的粮食、茅草屋顶的遮盖，很少有一样留存下来的。险要的城墙孤立悬挂，突兀地耸立在江边，处处升起烟雾，夜晚火光全红，都是贼寇放火所致。守城的官吏，悲痛哀伤却无计可施，最终以身殉职。请求援兵、寻求支援，公文往来，大多迟缓不及事。臣愚昧地认为，从大势来说，贼寇的巢穴在苏州、松江的边界。叫拓林、叫七团八团、叫三丈浦。盘踞已久，像虺蛇一样逐渐壮大成为大蛇。不集结大军大力打击他们，多方面设伏图谋他们是不行的。因此，作战是必然的趋势。主持军务的人如果害怕大军的惩罚而过于为自己谋划，自认为持重不肯轻易出战，这是因噎废食。百姓的安危，系于呼吸之间，可以停止作战吗？从流寇劫掠来说，贼寇的党羽在沿江的小城邑。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有四五百人。聚集在一处，天亮就四散抄掠。贼寇既然分散，有智谋策略的将领如风驰电掣般攻击，可以在眨眼间平定。又在几十人中，分为四五路，贼寇少而容易图谋，这是显而易见的。用乡邑的兵力抵抗就足够了。但人心畏惧贼寇，听到他们锋利的刀剑挥舞而来，就缩颈战栗。不能抵抗贼寇，是因为畏惧，而不是乡邑兵力的不足。因此，预先培养并平时训练，是防守的方法。凶残未除，不可以忘记战备。祸患既平，谋划安居，这才可以说防守。刑政不修明，军备不整饬，臣工不早晚勤勉，却想要求得四方边境没有警报，能做到吗？仰望皇上神圣的功业教化，远远符合尧舜，而勇智天赐，超越商王，既明察又敬畏，如日月在天、雷霆在震，对于像朴木敕这样的小丑有什么难的呢？臣激切危惧的诚心，谨列五件事，上呈圣览。

译一曰选将帅。兵法有说：“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公家的供给，每天花费千金。如果不审察敌情，就是最不仁道的表现。”所以三军的事务，没有比使用间谍更重要的了，间谍是三军命运的主宰。臣因此考察宋太宗时期，他选拔将领防备契丹、防备河东、防备西羌，不过李汉超、郭进等十四人，而防备边境的士兵，也不过一万人而已。那些担任将领的人，大都能竭尽谋略，招募拼死效力的勇士，深入敌营，刺探敌人的阴谋，敌人的动静作息，没有不完全知晓的。敌人一到，就预先周密地知道，所以他们防备的兵力很少，却设置伏兵掩击，兵力常常获胜。敌人到来，全都无所获而有损失。如今东南沿海的边邑，将官率领众多士兵而来，旗帜高高飘扬，难道不说是人多吗？只是不知道用什么计策，敌人聚集就畏惧其势力强大而难以图谋，等到兵力大量集结而敌人又四处出击，这是敌人能掌握我的长短而我却不能制服他们。况且各该将官，士兵既然分属不同，而事权不专一，勇敢与怯懦的人混杂使用，而贪功忌能，空谈少实的人，各自怀着私心，不肯同心协力。如果一旦失利，就说敌人多而士兵少。凡是前世用兵，以少为多；如今用兵，以至于以多为少。得失相差悬殊，哪里只是万里之遥。宋人王禹偁也说：“军威不振，原因在哪里？所蓄养的士兵，冗杂而不全是精锐；所使用的将领，众多而不能专断；恩威法令，没有用来驾驭他们的方法。”臣所以说士兵不在多，只在于得到一个良将。选拔将领是司马的职责，而赏罚是人君的大权柄。使用间谍、设置伏兵，遵循古人的成法，切合时事的机宜，这又是将官的职责了。严格考核功罪，大力激励人心，自然从赏罚开始。

二曰修团结。按照宋代的兵制，从户籍中选拔，出于应募，团结训练称为乡兵。臣暂且从江阴一县来说，三百七十里的范围内，衡量土地的广狭，分为二十七个团，每个团选拔其中丁壮健壮的男子，四百五十人，或者八九十人，总计起来，可以得到三四千人。用长官来纠集他们，用官员来统领他们，按时训练他们，闲暇时就让他们从事农业，有事时就召集到营堡，登记他们的名字，不终身让他们当兵，供给他们的口粮，使他们各自同团，稍微有财力的人户，酌情给予津贴。抵御敌人之日，干粮兵器，有功赏赐，官府厚加处置。人们既然知道作战，见到敌人不畏惧，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心，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谁不爱自己的田地房屋？拼死出力与乡土捍卫呢？如果要团练乡兵，必须有司廉洁自身、奉行公约，告诫吏役不得勒索民间一文钱，那么训练就容易而百姓不困于需索了。近日持犁锄的平民遇到零散的敌人在野外，奋力与敌作战，每次杀死几个敌人，大概可以看见。如果各郡县都进行团结，不追求虚名而务求实用，怎么会到敌人势力滋长壮大，仓皇告急，征调七省的士兵重压三吴，坐吃官粮，大量耗费公款，像这样不可估量的忧虑呢？先民有话说：“各乡各自为兵，人人各自为战，可以节省招募的钱，可以节省客兵的耗费，可以带来长久的利益。”臣愚昧所以说团结乡兵是便利的。从一个地方，其他地方就可以知道了。紧急时大规模声讨，厚集各路劲兵，是权宜之术。

三曰审形势。按照海防旧制，嘉兴、镇海等地的官兵贴近守卫金山地方，观察今日，敌人来的路，侵犯嘉、湖、杭、苏四府，他们登岸，都从青村、南汇一带，他们出海都由嘉兴、松江，那么知道西自乍浦、东至吴淞江，三百里内是浙江、南直隶各府的门户，非常明显。如今南直隶有备倭都司，浙江有参将，听从父老的话，官府的议论，应该让备倭驻扎南汇兼管乍浦，参将驻扎乍浦兼管金山，声势相互联络，策应能够形成犄角之势，形势相互制约而局势便利。又各要害府分，坚固严密地封守，不要因为敌人一过境，就视为他人的事，便分彼此导致疏忽。统兵官员遇到敌人一到，夹攻交击，并像唇齿那样相救，延缓而敌人在包围中，并腹背都受敌，哪里还是昔日那样徘徊，如入无人之境呢？这是防御的大概。敌人舍弃旧路，或者来自外洋，如果在常熟，那么福山港是要害，敌人到来必定经过，而以三丈浦为巢穴；如果在江阴，那么斜桥是要害，敌人到来必定经过，而以蔡港为巢穴。地方都空旷虚无，没有士兵常守，况且距离县城遥远，约束不能前进。事情有应当因循的，有应当革除的，官员有应当设置的，有应当增添的，又在当事的臣子，斟酌周到，依次奏闻，可以不超出形势，而略见其一二了。

四曰明官守。汉史称守令是吏民的根本，兴利除害，只凭他们施行。宋臣范仲淹回答天章阁的问对，也说：“利益而不兴办，那么国家空虚；祸害而不除去，那么百姓怨恨；百姓愁苦，群盗渐渐兴起，都是由官员失去了方法，而导致的。”如今担任郡守、县令的，其中居上等的，见事聪明，检点自身洁白，难道不皎然称为贤良吗？只是他们的心不肯接近事务，大概接近事务，那么从城郭以下，有废坠的应当修缮，有预备的应当计划，认为这样会扰民而生事，蓄疑而招致诽谤，一切置之不问，只以拘谨细微的文辞坐享高誉，不知道利益在于百姓，经营制置，开始似乎烦扰，实际上是安定而利于百姓。因循不举，自爱的私心，不肯自我撤销，敌人到来而没有寸铁。

译（这是）他们的利益。百姓饥饿，却没有一粒粟米的储备。一旦遭遇紧急状况，拿什么来应对呢？平时太平无事，（官员）就博得贤良的名声而离去；不幸遇到多事之秋，就导致败坏的局面四处蔓延，即使极力支撑也难以收拾。这是形势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如今百姓流离失所，有一半死于盗贼之手。抚慰他们的创伤，整顿刑法政令，那么凡是积蓄粮食以应对灾荒，整顿防备以谨慎对待意外，都是地方长官的职责。现在的形势与往日不同，政令应当革新，怎么还能再沿袭旧有的轨辙呢？

译第五点说，要防备隐伏的忧患。宋代臣子苏辙曾说，有外部的忧患，也有内部的忧患。大抵是说，外部的忧患已经显现，容易消除；内部的忧患隐伏未发，应当有所预料。近日百姓在野外，躲避贼寇没有路，贼人拿着一把刀，胁迫他们背负劫掠来的财物，这叫做“挑包”。数十人成群结队，在路上络绎不绝，夜里留在贼营，有的过了十几天才被放还。作为酬劳，给一两件衣物。如果不合心意，立刻就被杀死。我私下担心无知的百姓，见惯了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不知道他们是贼寇，只因为饥寒困苦，如果贪图他们暂时提供的饮食供养，就会有一半的人转而跟随盗贼，这种趋势也是很容易发生的。官府供给军需不足，千方百计地搜刮，又在轮派均徭十年定额中，抽出一年或两年征收银两三万两。百姓无辜受害，而官府却认为这是便利的办法。这样百姓原本十年轮派一次的劳役，现在期限已经紧迫到七年了。无论老少百姓，在这兵荒马乱之际，生计日益艰难，乡里萧条冷落，这正是《周礼》所说的“荒野荒芜，百姓离散”，实在令人忧虑。官吏的职责在于治理百姓，奉行宣扬皇上的恩德，难道可以不厚待他们并加以安抚吗？所以我愚昧地说，隐伏的忧患应当防备。

记

杨舍城记

杨舍城记【筑城】

东夷侵犯华夏，三吴地区，环绕州县修筑城墙的有上百座。杨舍这一角落，在县城东面，东边直到大海和狼山，水势逐渐分开成为长江，杨舍位于长江之上，与姑熟等港口相连，江水汇聚形成险要地势。左边紧挨着谷渎，距离仅五里左右。它作为屏障捍卫的作用，君子们都很高兴并大加称颂，与郡县的城墙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什么原因呢？巩固杨舍，就是为了巩固江阴。从江阴向上游，毗陵有孟渎河，河上又修筑了城墙，贼寇来时，道路困窘，形成犄角之势，所防御的范围就远了。我们太祖高皇帝，曾经命令信国公汤和，前往防备倭寇，诏书告诫恳切，只以商议建立城堡、选择适宜地形为事，神妙的谋略和睿智的计算，运用起来最终取得了成功。嘉靖丁巳年，监察御史罗山尚君维持，来巡视南方，痛心于百姓生活日益憔悴，割肉救急都来不及，于是在惩治罪人、罢免贪官之余，巡视山川陆地，周览曲折的河流，发现杨舍是要害之地，决心在此筑城防守。恰逢邑人薛宪副甲汇总上奏他的建议，尚公认为正确，得到了邑人的实情，治理得更加努力。于是颁布条约，于是招募工匠，于是经营原野，拉绳立标，填平险阻洼地，各自按照意图运作，接受任务的人没有不听从指挥的。城墙总共三里，周长五百二十丈有余，高一丈八尺，底部宽一丈多尺，下面堆砌坚固的基础，上面用砖砌砌，高大的城墙砖石整齐，雉堞色彩鲜明，屹立如巨大的镇守之地，容纳百姓万户，胜过战兵百倍。筑城的费用，每丈计算国库银二十二两，出自台中的赎罪银和月例银，一点也不麻烦官府，借用民力，不过十分之二三，士兵占了一半，而尚公又告诫他们不要急躁，谨慎地不要伤害百姓，这是筑城的好事。城内有参将府、把总司、巡检司、军营、粮仓，四面设门，东叫某门，西叫某门，南叫某门，北叫某门，都是尚公亲自题写的，有一个门作为水关，引导水流向东，这是城墙的关键部分。工程始于戊午年某月，在该年某月完工，薛宪副又写文章记载此事。杜令君退下来告诉我说：“华在这里负责工程，得到我们贤能的监察御史勤奋工作，才完成事情，你难道没有一句话，为我、为百姓记取他的恩德吗？”我推辞说不能，随后说道：“有山川，就有险阻；有险阻，就有政事。所以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由来已久了。汤信公接受圣祖的命令，尚监察承奉皇上的恩德，厚待百姓，难道不是善于谋国吗？起初杨舍没有城墙时，盐贩在风涛险恶中出没，兵器随身，有被迫突然兴起，成为其他盗贼，村民夜间惊恐。现在即使没有忧患，这是第一个好处。百姓既然有城墙居住，农夫可以修整田地，商人可以流通货物，工匠可以利用器具，父子欢笑，乐于生活兴事，保有家庭，不再有过去像野兽奔跑、鸟儿惊骇，无处逃匿，性命寄托在贼人刀下的情况，这是第二个好处。地方远离县城，百姓很少知道法律，官府既已整顿，令君可以多次来到此地，公正地听取判决，闲暇时与参将上下商议，鞭挞戎虏的谋略，哀怜淑问的事情，都从这里产生，这是第三个好处。有这三个好处，难道不应当大加称颂吗？”

书

与抚按请兵书

与抚按请兵书【御倭】

恭敬地以为，明公接受命令南巡，为国家讨伐贼寇，三吴亿万生灵都在您的掌握之中，远近听闻，无不认为当今的方、召那样的贤臣，有石厓公、观所公、佐贰公像对待赤子一样行事，兵备重任由大参担任。我在江阴危急之际，存亡系于呼吸之间，请直言于左右，而不加责罚可以吗？江阴距离长江三里，是边境县城。从一方来看，是弹丸之地；从大势来看，它是咽喉，它是门户，记载在地图上，明亮在哲人的鉴识中，难道需要一一列举吗？去年五月，倭寇侵犯我们江阴，杀伤两千多人，焚烧房屋一千多所，村镇有名的大家族，打开他们的储藏几乎一半。当时侥幸有幸存的人，认为祸害不会波及自己，苟且偷安。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贼寇从东路经过顾山，经过华墅，经过行塘，直

译捣毁青阳的大镇，满载货物扬帆离去，临近五月二十日，突然抵达本县东门，攻围暴烈，焚烧关厢，五日不解，率领其凶恶之徒二千余人，屯聚在葵泾闸，南去县城十里，四通八达的要道，每日分兵四处出击，大肆劫掠，山间水滨，无所不到，百姓瓶罐中的积蓄，茅草屋顶的房屋，很少有一处存留的，处处烟火升腾，夜间火光通红，皆为贼火，其杀戮几乎达万人，我推测江阴三百七十里，既然处处皆空，只剩下一座孤城，仅七里而已，正如《周礼》所说的荒野荒芜、人流散失，正应在今日，譬如人身，手足俱断，而只存胸臆，能称之为独存吗？城外的百姓既然入城保卫而休息，人口聚集屯积，疫病之气容易滋生，口粮尚且来不及考虑，贼人怀疑城中有人有货，日后不劳野外劫掠，突然直抵城下，合力攻围，人们来不及谋划，士兵或许松懈防守，所幸仅存的城池又不保了。官吏的政令，之所以沿袭至今日，是有原因的，治理百姓，务必追求高名，以彰显节操恩惠，一切防御之计，认为是扰民，毫发不肯轻动，贼至而百无一备，备亡而民死者众也。团结乡兵，仅有名号团长保长，闻风先遁，莫知其踪，持镖带剑之士，坐食县官俸禄，未见其露刃迎敌，比得倭首几二十颗，乃是犁锄之民挺身与死而胜，不出于兵也，其为兵者，戮一二人以为功，取其首而还，旁人私验之乃乡人也，其姓名可知也。凡戡祸弭乱，莫贵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计，使在平时，循团结之名，而深讨其实，家自为兵，人自为战，率之以长，明之以官法，无处不然，贼岂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止帚其室庐，如自取其食货，傲然肆志而无疑也，曲溪狭径皆其纵横熟路矣，近日麻皮桥居民李鳌，以一富人之力，倡率农丁拒贼，贼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于县于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桥包巷沿江等处，耆民素称勇鸷，谓其能习水战，今皆用之于江，患在于陆而役之于江，非缓急之道也，使陆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则诚得矣，陆既无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贼出江，谓为毕事，是防江者送贼而不知防为何故也，贼久不去，劫杀三十余日，阖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则请兵，乃邦人爱死之情，而审势裁贼，实明公持危之大计，又有小民在野，逃避无路，见贼白刃，胁之挑包，数十成群，久之不知为贼，如庶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则隐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