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六十六

译这是明鉴啊。如果将德祖迁出太庙，那么日后三位祖先依次迁尽，太祖便可居于南面至尊之位，以符合其名实。这是天下人心共同的愿望，即使传至万世也必定不会改变。况且别殿紧邻太庙，而在合祭时，德祖依然居于南面之位，太祖及各位皇帝都列于左右，并不丧失其尊贵，不像唐朝将献祖迁至兴圣庙、宋朝将僖祖迁至四祖殿那样，远远隔开单独祭祀，从而削弱了子孙的尊贵、废除了对祖先的祭祀。这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现在议论的人，大都认为德祖就像宋朝的僖祖。王安石曾经提议尊崇僖祖为始祖，后来朱熹关于宗庙的议论确实采纳了这一观点，现在还敢有异议吗？臣认为并非如此。王安石说僖祖有庙，与稷、契大概没有什么不同；朱熹也说不如将僖祖视为稷、契，祭祀在太庙的第一室。说“大概”，说“不如”，那么他们的意思难道是真的认为僖祖就是稷、契，从而符合礼制中“祖有功”的规定吗？大概他们的说法是认为如果迁出僖祖，既不能将其神位附祭在子孙的夹室中，又不能另外建立一座庙，所以这是不得已的说法罢了。然而宋朝最终也将僖祖迁出到别庙，以艺祖作为太祖才作罢。大概“祖有功”的礼制，终究是不可泯灭的。况且时代不同制度也不同，难道还要坚持那种在宋朝都不可行的说法，而一定要在今天实行吗？

现在太庙已经没有夹室，如果坚持那种说法，即使建立别庙，也是不可以的。迁出的神位将安置在哪里呢？现在既然已经建立别殿来供奉迁出的神位，无所谓附祭在子孙之下，德祖的迁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强行把没有功劳的人当作始祖，而让有功劳的太祖，竟然不能像夏朝的禹、汉朝以下开基创业的君主那样呢？孔子明确说“祖有功，宗有德”，世代没有不尊崇的。王安石只论本统，而不论功德，已经违背了孔子的意思，而朱熹有所采纳，他的说法虽然很多，但其要点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罢了。现在议论的人不考察确定的礼制，不遵从孔子的意见，却还以朱熹的话为借口，宗庙祭祀不尊崇有功之人，而强行比拟没有功劳的人，对上不符合祖宗的心意，对下不满足臣子的愿望，名与实相背离，文与情相冲突，怎么能作为典章流传后世呢？

陛下如果暂时遵循近来的制度，那么保留九庙，迁出德祖也是可以的；即使采纳现在的议论，而每年举行一次合祭，也没有不可以的。大概古礼四季都祭祀，三年一次合祭。现在四季之外实际上还有岁末的一次祭祀，所以众人商议将岁末的时享改为合祭，这是礼制顺应时宜且接近厚道的做法，也可以采纳。如果务必遵循古代经典，那么就应当完全采用臣的议论，一并迁出三位祖先，只保留七庙，三年一次合祭，这才符合四代的典制，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恳请圣明裁决。凡是宗庙的数量、祖宗名号的含义、神位应当迁出或不迁出的制度，在古代实行而在今天适宜的，臣已经在上面详细陈述了；至于历代群臣的议论，其中是非得失有借鉴意义的，臣又在下面分条列举。

宋神宗治平四年，因为英宗将要附祭太庙，太常礼院请求迁出僖祖，两制如翰林院承旨张方平等人议论认为符合礼制，于是迁出僖祖神位，藏在两个夹室中。到熙宁五年，平章事王安石上奏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宣王宗庙祭祀的制度，有疏远而没有断绝，有久远而没有遗漏。商周以上，断自稷、契以下，并不是断绝喾以上而遗漏他们，是因为自有本统承接他们。至于尊卑的地位、先后的次序，那么儿子即使齐圣有功，也不能凌驾于其祖先之上，这是天下万世的通行道理。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那么僖祖有庙，与稷、契大概没有不同。现在毁坏而将神位藏在夹室，废弃祖先的尊贵，而附祭在子孙之下，这不是顺应祖宗孝心、事奉死者如事奉生者的道理。因循确定礼制，实在在于圣明的时代，请求下达两制详细议论。”

臣按：郊祀和宗庙祭祀的礼仪，各有其含义。所以孔子论述郊祀后稷以配天，就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论述宗庙祭祀祖宗，就说“祖有功，宗有德”。他的话各有恰当之处。王安石引用孔子论述郊祀的话来论述宗庙祭祀，所以认为祖宗只论本统，而不论功德，可以说是错误的。商周的稷、契，实在是因为有功劳而不迁出，难道仅仅是本统的开始而已吗？宋朝的僖祖，是因为没有功劳而迁出，这是先王的典礼，后世的公论，难道是子孙因为有功劳凌驾于其祖先之上，而失去尊卑先后的伦理吗？稷的先世，从帝喾上溯到黄帝，谱系非常明确，并不是因为世次不可知而确定为始祖，宋朝祭祀僖祖就不同了。大概稷有庙是因为有功劳，功劳确立就不迁出；僖有庙是因为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尽了就毁弃了。怎么能说没有不同呢？如果认为将僖祖神位藏在夹室不安稳，那么难道可以因此一并废弃“祖有功”的大体原则吗？当时孙固、张师颜的说法也可以采纳。各种说法详细见于后面。

翰林学士韩维等人议论说：“先王拥有天下，追溯基业所起之处，奉之为太祖，稷、契就是这样。后世拥有天下的人是特别兴起无所凭借，于是成为一代太祖。国家太祖皇帝，功德卓著，作为宋朝太祖没有异议。僖祖虽然是高祖，但功业未见所凭借，世系未知所开始，却想要以稷、契来奉祀他，在古代没有考证，在今天也不安稳。现在的宗庙与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个庙有不同的宫室，现在祖宗同处一室，而西夹室在顺祖的右边，似乎也没有忌讳。”

天章待制孙固说：“后稷播种，万世得以粒食，他的功劳很大。”

译因此，（后稷）作为始祖配享上天。如今太祖皇帝削平诸难，功德感通上天，百余年间，天下百姓得以涵泳生养、安乐于无事，这都是他的功劳，应当尊奉他为始祖。至于僖祖的德行，并未显著地惠及生民，也未明显地泽被后世，怎能与后稷的庙宇并列，享受始祖的礼遇呢？现在毁去僖祖的庙宇，将其神主藏于西夹室，位于顺祖的右侧，这本来就已经顺理成章了，并非因为附祭于孙子而导致祖先屈居。此论最为得当，既无向下附祭的嫌疑，又使艺祖（太祖）得以正位。如果仍认为不可，那就特意为僖祖设立室宇。所有毁庙的神主，都藏于其中。在举行禘祫大祭时，让僖祖居于东向之位，太祖与各庙神主，都按照昭穆次序，跟随他一起合祭，那么僖祖的尊位，自然有所伸张了。如果认为设立别室不合礼制，那么周人另立庙宇祭祀姜嫄，也不能说是不合礼吧。判太常寺张师颜等人说：“商朝的契、周朝的后稷，都有大功，才开始受封建国，所以尊奉他们为太祖。后世受命称君的帝王，功业特别兴起，不依循先代，那么亲尽迭毁，自身即为祖。所以魏祖武帝，则毁去处士庙；唐祖景帝，则毁去弘农庙。这是前代尊崇始封之君，以效法后稷、契的明确先例。僖祖虽然是圣裔的先人，但并非始封有功，亲尽固当祧迁。现在想以有庙之始为说，援引并提升他，作为始祖，这本来与后稷、契不同。假如后稷、契本来没有功德，起初不受封，而引为根据，或许还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岂可依据呢？太祖开创宏大基业，传祚万世，固当作为帝王的始祖。至于僖祖神主，则应略仿周人守祧的制度，筑别庙以藏之，这也是礼以义起的道理。”臣按：自汉代以来，议论此礼的人很多。汉代韦玄成等四十四人都认为高皇帝为太祖，请求将太上皇神主瘗埋于寝园；魏代锺繇、高堂隆等儒者，都认为武皇帝为太祖，请求将处士神主迁至国邑；晋代范宣、蔡谟等群臣，都认为宣帝为太祖，请求筑别殿以藏三神主；唐代张齐贤认为景皇帝为太祖，而弘农及宣光的神主，都应当祧迁；陈京等人请求筑别庙以藏祧主；颜真卿、韩愈请求将神主藏于夹室，而时常取出以享祫祭。这都是尊崇有功者为祖，祧迁无功者，符合古礼，与宋代诸贤的议论，如出一口。韩琦见到孙固的议论而感叹说：“孙公此议，足以不朽了。”司马光与孙固议论相同，神宗也认为孙固的话接近正确，都被王安石所阻挠，可惜啊。翰林学士元绛等人议论说：“自古受命拥有天下的人，都推究其本统以尊奉其祖。商周之祖后稷、契，都是因为承继本统，而不是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诸儒因为契、后稷在唐虞之际有功，所以称为祖。如果必定以有功而为祖，那么夏禹就不郊祭鲧了。如今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无疑了。倘若说僖祖不当比契、后稷，没有始祖，这是使天下之人不再知道尊祖，而子孙得以以有功加于祖考。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之主，都附食于太祖。现在迁僖祖神主，藏于太祖之庙，那么祫禘之日，四祖都降位而合食，情文不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以僖祖之庙为太祖，则符合先王之礼意。”臣按：元绛的议论，有阐述王安石之言者，前面已经辨明了，我也未安。祖有功，宗有德，这是三代的典礼，宣圣的格言，万世不可改变的。如果说祖不以功，那么宗也不以德吗？祖不以功，那么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不是祖，而独尊后稷、契？宗不以德，那么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不是宗，而商独取太甲、太戊、武丁，周独取文、武呢？夏虽然在当时郊祭鲧，但不百世庙祭鲧，正是以无功而不可为祖，所以只祖禹罢了。汉以高帝功大而为太祖，文帝德盛而为太宗，降历魏晋，无不以有功者为祖，有德者为宗，难道元绛稽古未详吗？如果说四祖降位合食为非，那么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于始祖之庙，这也是降位合食、情文不顺的吗？先王之礼，本来祖有功，而太祖之庙唯一，既毁之庙不立。宋代既然号称有功者为太祖了，元绛却想以无功者，立其既毁之庙而又号为太祖，为何太祖之多呢？不知他所谓的礼，符合什么礼呢？元绛本传云：“元绛有威名而无特操，在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诸子，士论鄙之。”那么元绛的此议，岂是他的本心呢？众议既上，王安石奏曰：“圣王议礼固然有因循，至于逆顺之大伦，怎能违戾而变古。现在有人以夹室在右谓于宗佑为尊，本统所承，措之别室为当，类皆违经背礼，臣等所不敢知。”于是遂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臣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那么圣王之礼，固然有因循，也有损益，所以祖功宗德，历代因循而无异，祧王异藏。

译历代制度有所增减变化，因而各不相同。鲁国在禘祭时让僖公升配，春秋讥讽其违背祭祀次序；宋国禘祭从未有过升配僖公的做法，只是因僖祖无功而将其神主迁入远祖庙，这也是沿袭旧礼，并非改变古制而违背尊卑顺逆的大伦常。古代太庙中只有太祖因有功而不迁，其余神主都依次毁弃。这是夏商周三代沿袭千余年的制度。自汉魏以来，必定推举有功者作为太祖不迁，无功者即使尊于太祖，也必定依次毁弃，这确实符合古礼。这也是历代沿袭千余年的制度。然而王安石突然将无功者推为始祖，有功者空称太祖，情理与文饰都不顺当，而且将三代以来数千年的良好典制，一朝扰乱。敢于违背常理、改变古制的，不是王安石还能是谁呢？至于迁庙神主的收藏，历代因时制宜有所增减，所以有所不同。像韩愈所议的藏于夹室，张师颜所论的立别庙，也都是增减适宜的举措。如果依据古礼，那么庙制是同门异宫，有毁无立。所谓“祖有功”，就是指太祖，太祖乃是始祖的称号罢了。唐代张齐贤说礼经中的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没有另外的始祖；宋代王溥说太祖就是宗庙的始祖，这是庙号，不是谥号。只有我朝太祖，庙号已经确定，虽然历经多朝合祭，必定虚设东向之位，因为除了太祖不可居此位。等到熙宁年间，才尊僖祖为始祖，而太祖常列于昭穆之位，名实相悖了。倘若认为这是对的，那么僖祖应当称太祖，而太祖应当改换庙号。这两种说法确实正确。王安石既不能改变同堂异室的制度以恢复古制的庙制，又另外供奉无功者作为始祖，置于太祖之上，重新建立已经毁弃的庙，这也是违背经义、悖逆礼制的。为什么反而用这个来驳斥众贤呢？祖功宗德，历代沿袭，这是礼的根本；缘情立典，万世通行，是不可改变的。迁庙神主分别收藏，历代有所增减，这是礼的文饰；因时制宜，每代各自施行，是不可拘泥的。王安石只拘泥于历代各自施行的适宜之处，就随意改变万世通行的典制，可以说是不知务本了。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强硬的辩才，极力排斥众议而自用，这就是他推行新法的智力。周官的法制，本来不是后代时势所能实行的，却强行推行；殷周的契、稷，本来不是后王祖宗所能比拟的，却强行比拟。同一室之议，新法的推行，当时人们遭受其祸；始祖之议，至今还沿袭其错误，令人不胜感叹啊。高宗绍兴五年，吏部员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晋，都请求将僖祖神主迁入远祖庙，合祭时确立太祖东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赵鼎都赞同，然而没有闲暇处理。到了绍熙五年，宁宗即位，太常少卿曹三复进言，像王溥、董棻那样，而且更为急切。不久，吏部尚书郑侨等人也趁着先帝附庙祭祀的机会，认为这是宗庙万世之礼，打破熙宁年间不合经义的言论，请求将僖祖神主迁入远祖庙而确立太祖东向之位，诏令听从他们的建议。郑侨等人又说，僖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庙的制度，立为别庙，而顺、翼、宣三祖的神主都迁入远祖庙收藏，遇到合祭就在别庙享祭，于礼义相称。诏令有关部门集议，众儒如楼钥、陈传良等人，都认为可行，宰相赵汝愚赞同，于是命在太庙西侧另外建立四祖殿，以供奉四祖迁入远祖庙的神主，每年让礼官祭献。太庙以太祖正东向之位。正在集议时，朱熹在经筵，独自上集议状说：现在众议虽然很多，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说将神主藏于夹室，那么古代没有将祖先迁入远祖庙的神主藏在子孙夹室的。从太祖之室看夹室，就像正殿看别殿，子孙在正殿，而让别殿居住祖先，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至于合祭，又在夹室前设置帷帐而单独祭祀，既然不能称为合食，而且僖祖神位，正当太祖神主的背后，前孙后祖，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如果说另外立一庙，那么不仅丧事久远，有毁无立，而且所立的庙，必定在偏位，其建筑器物，必定不能像太庙那样盛大，别庙自然应当减于太庙，也不算俭省而失礼，这是名为尊祖而实际卑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而且众庙的神主，合祭于太庙，四祖的神主，合祭于别殿，又不能称为合食，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如果说将神主藏于天兴殿，那么宗庙原庙，古今之礼不同，不可混杂，又不合食，与别庙没有区别，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这几条，议者也都知其不安，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想急于确立太祖东向合祭之位，其实对太祖的尊崇没有益处，反而使两庙威灵，常好像在冥冥之中争较强弱，使四祖怀疑被排斥，彷徨徘徊，不知归宿，令人痛伤，不能自制。现在只用太祖当日推尊帝号的心来默默推想，那么他在天之灵，必定有所不忍而不敢当。况且僖祖神主在治平年间迁入远祖庙不过数年，而神宗又奉为始祖，认为得到礼的正统，而合乎人心，又哪里是所谓有其举之而莫敢废的呢？而且孔子论武王周公的孝，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这是孝的极致。现在天子既然践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礼，奏太祖之乐了，固然应当爱太祖之所亲，敬太祖之所尊，而侍奉太祖如同生存之时，才是至孝，而议者却想贬黜他所追尊的祖考，而又没有一定的处置。

译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戴敬奉他所尊崇亲近的人，并且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吗？大概议论的人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太祖承受天命，将家业转化为国家，而王业的兴起，并不是依靠僖祖罢了。然而后稷最初封于邰地，而不窋自己逃窜到戎狄之中，公刘、太王再次迁徙之后才安定下来，文王、武王的兴起，又何尝完全由于后稷呢？只是推究其根本起源，认为出自这里，所以不可以不祭祀，而祭祀时不可以不尊崇罢了，哪里是计较功德的大小或有无呢？况且周人虽然以后稷为太祖，但《祭法》也说“祖文王而宗武王”。这是祖有功、宗有德的意思。所以自称为世室，百代不迁移，位居诸庙之首，那么也不必在合祭时面向东，然后才能表达尊崇的意思了。现在不如把僖祖比作后稷，在太庙的第一室祭祀，顺祖、翼祖、宣祖都把他们的神主藏于西边的夹室，太祖以下，各自按照昭穆次序在太庙祭祀，那么僖祖依然面向东，而顺祖以下直到孝宗，都一起合祭，这样道理就顺通了。尊崇太祖面向东是义，是天下臣子今天的愿望；尊崇僖祖面向东是恩，是太祖当时的心意。与其伸张义而委屈恩来满足天下臣子的愿望，哪里如委屈义而伸张恩来安慰太祖当时的心意呢？韩愈所说的“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正符合这个意思。又认为四季各自祭祀其庙，那么所伸张的祭祀常常多；三年才一次合祭，那么所委屈的祭祀常常少，这也切中实际情况。所以我私下认为众人的议论都错乱难通，不如把僖祖归还于太庙，三年一次面向东，这样顺当容易且没有事端。臣按：众人的四种议论虽然似乎不可行，但违背圣训而尊崇无功之人，尤其不可行。现在我国太庙既然没有夹室，而迁出的神主不敢毁坏或埋藏，必定要另作安排，而不能拘泥于有毁无立的条文。太庙既有庙又有寝，现在另建殿宇，这是后寝用来藏毁庙的神主，前寝仍然藏未毁庙的神主，庙则是日常享祭和合祭通用的地方，没有什么把祖先藏在子孙夹室的说法了。庙地而且宽广，而别殿在正北，栋梁器物可以比旧时更盛大，没有什么名义上尊崇祖先而实际上卑下的说法了。现在把岁末的时享改为合祭，那么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每年都在庙里合祭，没有什么被排斥单独享祭而不能合祭的说法了。哪里还有朱熹所怀疑的情况呢？那么所谓的四种不可行，现在都可以行了。现在迁出德祖而朱熹还在，或许也没有异议，即使他说两庙威灵争较强弱，四祖怀疑被排斥，彷徨踯躅，恐怕未必如此。朱熹曾说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不以拣择为嫌，所以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又曾说祖功宗德，由来尚矣，而程子独以为如此，那么作为子孙的，就可以选择其先祖而祭祀，这实在不对。商朝的三宗，周朝的世祖，见于经典，都有明文，而功德有无的实情，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如果一定以此为嫌，那么秦始皇的恶行，说子议父、臣议君，而废除谥法，也不算过分了。况且程子晚年，曾论本朝庙制，也说太祖、太宗应当为百世之庙。以此推论，那么前面的说法如果不是记录者的错误，或许是出于一时之言，而未必是终身的定论。既然说公论在天下后世，那么就不是太祖所能专断的，即使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当，又能如何对待公论呢？如果论僖祖作为始祖已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那么当时附和王安石的人，只有元绛等数人而已，像韩维、张师颜辈数十人，都论说背礼逆情而力争，后世董棻、王普数人，也都说其逆经戾古而请求更改，再后来赵汝愚、郑侨辈数十人，也都说其不经之论，而最终改正，哪里在于得正礼而合人心呢？即使朱熹也自说尊崇太祖则快天下臣子之愿，大概臣子之愿，就是人心。尊崇太祖，既然快天下臣子之愿，那么尊崇僖祖之不合人心就明显了。《礼记》说礼不是天造的，不是地设的，只是人情罢了。又说礼是顺于鬼神，合于人心，而理万物的，哪里有不快臣子之愿，而可以称之为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以称为正理呢？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礼记》有这样的话。然而僖祖既迁出之后，朱熹援引王安石的故事，又说更改，难道忘记上文有其废之，莫敢举也的话吗？总之举废应当衡量义理，不可固执。所引《中庸》爱敬所尊亲、事死亡如生存的说法，似乎有理，取用根本议不嫌太尽，然而僖祖固然是太祖所尊而敬的人，顺祖、翼祖、宣祖三祖难道不是太祖所尊而敬的人吗？留僖祖而黜三祖，那么在所尊的人中有敬有不敬了，这难道是太祖生存时的心意吗？如果说周家的兴起，不依靠后稷，那么《尚书》说先王建邦启土，《诗经》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说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史记》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论语》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都是虚诞吗？说祭祀后稷只论本始，而不记功德，那么与他前面所谓祖功宗德尚矣的说法，多么背驰啊！孔子说

译天子设立七座宗庙，包括三位昭、三位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为七座。从此开始计算世数，并以“祖有功、宗有德”来作为终结。那么，所谓“有功”的，正是指太祖。《祭法》只说祭祀文王，并没有说文王是太祖。朱熹却将“祖有功”解释为文王，这恐怕是误解了原意吧。况且《祭法》中关于禘、郊、祖、宗的记载多有错误，现在暂且来不及辩驳。说僖祖比拟后稷，居于初室，在合祭时面向东方，那么各位贤人的群议已经在前文详述了。所谓昭穆的次序，马端临也曾议论过，只是未能详尽。说尊崇太祖是出于恩，尊崇僖祖是出于义，这固然应当；然而常人的情感，大多是用恩来掩盖义。圣人制定礼制，必定用义来裁断恩。如果只考虑恩，不考虑义，那么至亲的丧期，也可以缩短为一年；祖先的谥号，也可以定为“幽”、“厉”吗？那么，屈从义理而伸张恩情的说法，恐怕也不妥当。所引用的韩愈的文章，臣另有议论在后。大概朱熹一时的见解，偶然与王安石相合，于是主张这种说法，而完全排斥众人的议论，对于各种书籍中的众多言论，都不暇顾及，即使是孔子的话，也不暇详察，与他平日的言论相抵触，而且在一篇文章中，言语也自相矛盾。这难道是最恰当的理论，而可以相信和遵从的吗？现在的议论者，只是因为朱熹是大儒，认为他的话一定正确，竟然不探究其是非得失，而纷纷顺从，混为一谈，牢固不可打破。甚至有人说，如果祧迁首庙的神主，就是没有祖先。然而首庙既然不像后稷那样有功，那就与次庙相等罢了。祧迁其神主而不毁坏、不埋藏，而是迁居到别殿，并且享受合祭，这能说是没有祖先吗？有人说，皇家的祖先，怎么能说他无功呢？然而功德的有无，是天下人的公论，怎么能掩盖事实来迎合世俗呢？有人说，朱子的话，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凡是选择言论和处理事务，只应当看道理，怎么能顺从人呢？大概尺寸各有长短，智愚各有得失，所以先哲的言论，后儒有时会更改；狂夫的话，圣人尚且选择。朱熹的话如果不符合道理，怎么可以必定遵从呢？况且朱熹虽然是大儒，不及孔子的大圣，为什么遵从朱熹而不遵从孔子呢？大概都是未曾详细考察和深入思考罢了。朱熹的小帖说：朱熹既然提出这个议论，后来访得元佑年间大儒程颐的说法，认为太祖以上，有僖、顺、翼、宣，曾经祧迁僖祖了。王安石认为不应当祧迁，顺祖以下祧迁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本朝推尊僖祖为始祖，以上不能再推尊了。或者难以说僖祖没有功德也应当祧迁。以此来说，那么英雄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下，并不依赖于祖先的德行。有人说灵芝没有种子，醴泉没有源头，万物哪有没有根本而生长出来的？今天天下的根本，大概出于这个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呢？所以朝廷重新设立僖祖庙是符合礼制的。王安石的见解，终究是高于世俗的儒者。我仔细考察程颐的议论，平时与王安石不同，至于议论这件事，却深深佩服认为高于世俗的儒者，足以看出义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本来有不谋而合的。现在只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就可以看出议论的公正，而百年不决的是非，可以坐而判定。臣按：自古英雄得到天下，很少有自夸自己的功劳，不念祖德而不祭祀的。只有继位的君主，必定审察公论而尊崇有功的祖先。况且晋代琅琊王德文说：七世之庙，自然是因为德行深厚而流传光大，并不是为了替太祖伸张尊祖的礼节。这话也有深意啊。宋代的僖祖，就像商代的报乙、周代的亚圉，都只是王者的高祖罢了。如果认为天下根本出于他，是他的功业，那么商周只祭祀报乙、亚圉为太祖，就可以了，何必祭祀契和后稷呢？那么，重新设立僖祖庙，本来就不符合礼制，而王安石违背圣道、改变古制，他的见解难道高于世俗的儒者吗？程颐的这个说法，没有记载在《遗书》、《外书》中，或者像朱熹所说，如果不是记录者的错误，就是出于一时的言论，而不是他终身的定论吧？礼义之心，人人都有。自孔子以下，像汉代的韦玄成、魏代的高堂隆、晋代的蔡谟、唐代的张齐贤、宋代的司马光等人，动辄几十人，历经十余代，一千多年，总共数百人，前后的议论，都不约而同地相合。为什么唯独以王安石和程颐相合，就足以看出义理人心的相同呢？难道韦玄成以下几十人，都是愚笨不贤而没有义理的人，只有王安石和程颐有这种心吗？议论的公正，必定出于众人的口，所以公论称为舆论。朱熹不考察孔子的话，以及韦玄成等数百人的议论作为公论，而只考察程颐一人的说法作为公论，以此判定百年不决的是非，怎么能判定呢？赵汝愚等贤人不遵从，是适宜的。朱熹当面奏疏说：僖祖是太祖的高祖，虽然历代久远，功德没有流传，但是四代之后，诞生神孙，顺天应人，以安定天下，他的功德，难道一定要亲身去做，然后才算是盛大吗？所以太祖首先尊崇他作为初庙，在这个时候，大概是为了将功德归于祖先，而不敢自居功德。现在却因为想要尊崇太祖的缘故，而一定要让他夺取僖祖面向东方的位置，臣恐怕在天之灵，对此有所不忍而不敢承受。臣按：朱熹前面的议论已经说周朝的兴起不依靠后稷，只是推究本源而不计算功德。不久因为程颐“僖祖怎么没有功业”的说法，又说僖祖功德盛大，为什么立言如此不一呢？况且程颐所说的天下根本，朱熹所说的诞生神孙的功德，难道只有僖祖才有吗？顺祖、翼祖二祖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译对于宣祖，则笃厚地生下了圣子，并且抚养教诲到了极致，他的功德不是更加盛大吗？如果僖祖应当迁出太庙，太祖不忍心夺取占据他的庙室；那么宣祖应当迁出太庙，而太祖夺取占据他的庙室，就更是忍心不下了。由此推论，真宗以下各位皇帝的心，也都不忍心夺取占据祖先的庙室。即使历经百代，也没有一座庙可以毁坏，那么所谓先王的典礼和后世的公论，将如何施行呢？

朱熹曾经作《韩文考异》，在《禘祫议考》下说：“现在考察韩公的本意，献祖作为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居于第一室，百世不迁；懿祖的神主，则应当迁到太庙的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依次排列在各室。四季的祭祀，只有懿祖不参与，而献祖、太庙以下，各自在室内祭祀，各室自有其尊贵，不互相降等厌抑，这就是所说的‘所伸之祭常多’。禘祫大祭时，献祖居于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次序南北相对列于前方，这就是所说的‘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韩公礼学精深，大概是众儒生所不及的，所以他的议论，深得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所由生之本意，真可以说是万世通行的道理，不仅仅可以施行于一时罢了。”

臣按：唐代宗即位时，就将献祖、懿祖二祖的神主迁出太庙藏于夹室，而将太祖迁居第一室；禘祫大祭时，献祖、懿祖不参与，而太祖居东向之位。历经十八年，到德宗建中二年，因为颜真卿的议论，才让献祖的神主遇到祫祭时暂时出来居东向之位，祭毕仍藏于夹室。二十年，到贞元十七年，有人议论说太祖百代不迁，而献祖亲尽庙迁，祫祭居东向是不对的，于是命令百官议论。议论者大多认为献祖的神主，或者毁坏，或者埋藏，或者迁出，而不让他合食，以僭越太祖东向的尊贵，所以韩愈都认为不可，只想要仍然将神主藏于夹室，而禘祫大祭时拿出来暂时居东向罢了，并不是说献祖不当迁出太庙，他的神主不当藏于夹室。

那么所谓“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迁”的，自然是朱熹的看法，并非韩愈的本意。况且韩愈屈伸的说法，固然含有尊卑的意思，但只是针对太祖而言罢了。朱熹说各室自有其尊贵，不互相降等厌抑，那么各庙都尊贵，不独太祖而已。大概当时四季祭祀，献祖不参与，太祖居尊位，这是献祖屈而太祖伸；祫祭时献祖尊居东向，太祖卑列昭穆，这是献祖尊而太祖屈。四季祭祀常举行而太祖常居第一室，所以韩愈说常祭很多，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祫祭三年一次而太祖暂列昭穆，所以韩愈说合祭很少，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至于如朱熹所说，献祖居第一室，而太祖居第二室，那么凡是常祭合祭，献祖都居尊位常伸无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无伸，就不能说伸多屈少了。

商周兴起于契、稷，庙以契、稷为太祖，没有比他们更高的，所以四季祭祀、祫祭无不尊崇他们。唐朝兴起由于景帝，庙以景帝为太祖，不迁其上，更有献祖、懿祖迭毁，所以四季祭祀则尊太祖，祫享则尊懿祖。这是韩愈所说的“事异殷周，礼从而变”。如果如朱熹所说，献祖居第一室，而祫祭东向，那就完全与商周之礼相同了，何谓事异而礼变呢？

况且韩愈又有《请玄宗庙议》，他的言论对唐代的庙制说得很明白，说“国朝九庙之制，法《周礼》之文。太祖景皇帝，始为唐公，肇建天命，议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经始，化隋为唐，唐事比周深为得宜，义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应期，造有区夏，义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谓之亲庙，与太祖而七”。由此看来，那么韩愈的本意何尝认为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第一室百世不迁，如朱熹所说的那样呢？

朱熹固然说韩公礼学精深，众儒生所不及，他所说的可为万世通行之典，韩愈的禘祫议与迁庙议实同一意，可通行的，朱熹只主张王安石的说法，更不详细考察唐代典制，深究韩愈的文章，而竟以己意作为韩愈的本意，怎么可以完全相信而必定遵从呢？

观察王安石与朱熹的议论，用历代圣贤的言论来验证，如前所述，那么僖祖不可比拟契、稷而为始祖，是很明显的了。我朝德祖实际上与僖祖无异，固然应当迁出太庙。迁出德祖而以太祖比拟殷契、周稷，与唐景帝、宋艺祖，这是万世通行的典制。迁出的神主藏于后寝，祫礼行于前庙，四季祭祀则尊太祖，祫祭则尊德祖，这是每代各自施行的适宜做法。得到礼的根本，而不拘泥于礼的文饰，难道不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