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二十二

译下等，大概是品行实迹斋以德行、道义、技艺为重，虽然也兼考经义，但并不看重经义。然而之所以必须兼考经义，是因为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经义斋也设立中中、中下两个等级的簿册，能够通晓一经，且在公私场合没有过错的人，列为经义斋的中中等，就把他的名字大字书写在中中等簿上，在其名字下面填写他没有过错的事实；又或是能够通晓一经，内心狡诈，外表却加以修饰，行为不端正，但尚未严重败露的人，列为经义斋的中下等，就把他的名字大字书写在中下等簿上，在其名字下面填写他有过错的事实。像这样，谁肯居于这种等级呢？大概经义斋虽然以通晓经书为业，但也必须兼重德行。

每月各学的二教等官，分别考核所知学生，填写在四等簿上，然后上报给该学的掌教官；各位掌教官又加以兼考，填写在四等簿上，汇总上报给府、州、县等提调官；国子监太学，则上报给礼部，并奏报给天子，以备试问选用。各府、州、县提调官，则以本学教官所考核的结果作为基础，又参酌询问并加以兼考，每季将四等簿上报给提学官。提学官每年亲自巡视各学，召集府、州、县提调官及教官与各位生员当面考核。先考核德行、道义，后考核经义；如果德行、道义没有一项值得称道的，即使有经义，也不予考核。起初考核有善行，后来却抛弃善行的人，就等同于没有善行，名字应当降级；起初考核有过错，后来却能改正过错的人，就等同于没有过错，名字应当升级。

以此作为考核策略，遵循言论而升降，都限定在提学官到任三年之内，汇总制作各学四等簿成册，呈报给巡按御史；巡按御史稽查核实，呈报给礼部。而其考核的方法，只用“智、仁、圣、义、忠、和、孝、友、睦、姻、任、恤、礼、乐、射、御、书、数”十八个字作为准则。有一项德行的，就用一项德行书写；有一项行为的，就用一项行为书写；有一项技艺的，就用一项技艺书写；有德行与技艺两项、三项、四项的，也随着逐渐增加而如实书写，不必另外制作考语，以免混淆名实。然后在所书写的内容下面，注明通晓某经。如果有德行充实完备、道艺兼高的人，有关部门固然应当立即推荐，朝廷也应当厚礼延聘，加以任用；其次也必定升入品行实迹斋，才允许补给粮饷。

每年的岁贡，不必再讨论食粮的深浅、入学的先后，只选取品行技艺优秀的人充任。三年大比取士应试，大约以三分之比为率。比如录取九十人进场，品行实迹斋录取六十人，经义斋则只录取三十人。然而考场糊名，怎能辨别品行实迹呢？所以中试的多是经义之士。品行实迹斋为先，经义斋为后，先后的次序，不得以私情扰乱。如果经义斋的中下等，德行、道义、技艺既无足称道，经义虽然优秀，才华虽然丰富，坚决不允许进场。而且在学中教养三年，不堪升进，这就是看见善行最终不迁移，有过错最终不改正，就应当斥退为民。

当今见行事例，每逢乡试之年，选派京朝官为总考官。臣认为应当在总考官官员差往各省之时，礼部将各省提学官所上报的四等簿另外抄写一本，印封严密，限定在第三场考试结束、揭晓前一天，才允许会同同考试官及监临、监试、提调等官，当面拆封。然后以录取的朱卷对照核查本生墨卷的名字、履历，又以墨卷对照礼部四等簿上的名字、履历。也以三分之比为率，比如录取中式举人九十名，则从第一名到第三十名，必定由品行实迹斋上上等的人占据；科试只取入解额而已，完全不讨论列名的前后作为荣辱。从第三十一名到第六十名，必定由品行实迹斋上中等的人占据；从第六十一名到第九十名，才允许经义斋中中等的人占据。总考官与同考官、监临、监试、提调等官，敢以私意改变常规次序的，都以受贿法论处。

起初生员送纳三场试卷，与中式小录、揭晓榜文，都必须在名字下面写明某府州县某斋生员，作为识别。礼部会试所录取的进士，所列等级也如同乡试，必定先品行实迹而后经义，品行实迹斋占三分之二，经义斋占三分之一。吏部选官，也选取礼部簿上的履历，作为高下标准。不在品行实迹斋出身的人，在京城不得担任翰林等官，在外地不得担任方面、府、州、县等正官。等到他们德行日渐更新，政绩日渐优异，然后依次升进是可以的。

日后太学的老师，与提学官，以及掌管天下学校的官员，必定都从品行实迹斋中选取。凡是这些内外各级官员考核期满、考核政绩，都要填写何斋出身的字样，以便查考。那些在品行实迹斋出身的人，后来果然忠义显著，政绩卓异，不仅应当奖赏其人，而且将以此作为儒师、提调、提学等官的功劳，也根据轻重加以奖赏。后来如果有学业荒废、品行亏损，踪迹败露的人，不仅应当惩罚其人，而且将以此作为儒师、提调、提学的罪过，也根据轻重加以惩罚。

臣认为，既然以德行、道义教养他们，又以品行实迹、材学升进而选用他们，又以此考察他们，那么天下的士人都知道品行检点应当勉励，虚浮言辞不值得珍视。忠孝材德之士，难道没有卓越地出现在其中吗？

译建议设立四等簿籍来考察士人的品行。用今天的儒学教官来考核今天的生员，这恰好足以让他们施行个人的好恶与争名逐利之私，反而开启了巧伪欺诈之门，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如今掌管教诲引导的官员，大多是举人、岁贡出身的老生，学术粗浅，日暮途穷，本来就有枉曲是非之公理，图谋微小利益的人。如果儒学教官能够选得合适，又哪里会有难以识别人才的忧患呢？臣认为，凡是府学的教授，必须都选用优秀的进士来担任；州学的学正、县学的教谕，也必须选择有学识、有器量的乙榜举人来担任。提高他们的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廉洁，优待他们的礼遇以抬高他们的节操。将会看到，自重就会公正，不徇私就会明察。了解弟子没有比老师更清楚的，如同描绘神韵、写真画像，经过岁月的积累，内心的肺腑肝肠全都显露出来了。还哪里会有难以识别人才的忧患呢？至于府、州、县的考核官员，如果确实能够精细考察，自然也难以违背。凭借学校中所考核的履历作为根本，审查相同与不同的言论，以了解朋党的分野；偶尔参验交错的情况，以追究陈词滥调的真实性。每年春冬两季举行乡饮酒礼，可以询问当地的长者，长者不会隐瞒实情。还有合属里的里老等人，里老等人也可以询问。孝顺悌敬显扬于家庭，声望隆盛于乡里，做了善事却没有善果的，世上从未有过。提学官又总括考察，本学的教官说某人是贤才，通学生员也说某人是贤才，府、州、县的提调等官员也都说某人是贤才，那么这个人始终必定是君子，毫无疑问了。选拔十个人能得到五个固然不敢期望，但在十个人中能得到一两个，也足以成为圣明时代无穷的助力了。臣私下看到宪宗皇帝朝，江西聘请吴汝弼，广东聘请陈献章，这两人虽然都不做官，未能充分施展才能，但直到今天南方的士人中，还有一两个懂得根本学问的人，这两人是有功劳的。那么贤才对于国家有益，本来就不专门在于数量多；而贤才之所以被国家重视，又哪里专门在于文章呢？现在幸见行事条例，创立社学，从蒙昧时培养正道，那么将来二亝（注：此处原文疑为“二教”或特定称谓，依文意译为教育机构或相关设置）得到合适的人选，自然应当不少。陛下试着选择臣的话，以四物之教、二亝之设、设立四等簿籍，自下而上，考核校验的方法，乞请挥动御笔，作为学箴颁布天下各学，刻成碑文，竖立在明伦堂的庭院中，如同如今府、州、县官箴的制度，与太祖皇帝在明伦堂左侧设立的卧碑，前诫后申，光辉相互辉映，使学官和学徒知道方向，提调、提学等官员遵守如一，几年之后，士风民俗，或许可以期望稍有改变。如果说清理寺观田产以准备赈济抚恤，臣考察常平法，州县寺舍每年的用度有剩余，就用来赈济穷困饥饿的百姓。宋代儒者杨时在浏阳时说，让旅途中的疾苦饥民倒在路上的，随所在申报县里，县令在寺舍提供饮食，这都是前代已经试验过的办法。臣谨慎考察福建一省，总计官民田粮八十四万九千多石。其中寺观田粮已有十二万八千多石。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中不到一个，而僧道所得的产业，十分中竟占其二。井田不均，异端昌盛，可以长叹深思的，臣本来就不容易说完。当时因为僧道既然有这么多田地，那么他们的粮仓箱子，饱满充盈，富有就不期而骄，安逸就产生淫乱，饮食男女的欲望，多出于天理人情之外，亵渎僭越，不可名状，又结交官府，作为败露前的预先谋划，私买田宅，作为还俗的退路，以致以前所积累的，悬磬一空，一遇到官府追征、均徭上役，便束手无策，那么他们的形势不得不求助于士大夫豪富之家了。士大夫豪富之家，这也只是一方风俗如此，不能一概而论于其他地方，趁他们有急难，要求他们必须听从，一定要本少利多，才借给银子应付差事，做僧道的，又不得不投靠士大夫之家，作为栖身免难的计策。凡是僧道的田租，一概包收殆尽，更甚者贪婪无度，绝无良心，只要收谷入家，任凭粮差负累，而做僧道的，命不可堪，就又裹着茶拿着契约，前往其他仕宦的门庭，作为自己的依靠。因此在福建巡按、监司、府、州、县等衙门，因为僧道田租一事，诉讼文卷，如毛如山，耗尽心神，不能扑灭遏制，而救民的善政、理财的善法，因此分夺亏损多了。臣谨慎考察景泰三年的事例，各处寺观田土，每寺观量存六十亩为产业，霍文敏也有此议，其余拨给小民佃种纳粮。又考察成化六年的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无僧的田土，每寺除征收百亩以下，其余多余田地，给与无田小民领种。臣认为二圣此法，至精至当，可以决行无疑，永行而无弊的。然而至今不行的原因，私下恐怕当时言事的臣子，只是愤恨寺观的积弊，一时用计不够详尽，所以僧道有所借口，假托权幸，肤浅地翻案诉讼，又有所谓士大夫中嗜利的人，立在其中，为之摆布，所以法令滞涩不行，流弊至今，间有一二名义上拨给小民佃种，实则都为大家所得。臣认为应当通查天下寺观粮米，百亩以上的，都依照成化年间事例，每寺观给田百亩，作为常住僧道修埋屋宇、香灯茶果的费用，粮米百亩以下的，都

译依照景泰年间的成例，拨给六十亩田地，作为常住僧道修缮房屋、供养香火、茶水果品的费用；那些田粮不足六十亩的小寺观，都合并到较大的寺观中。除了住持僧道拨给一百亩田地外，其余僧道经查实确持有正式度牒的，每人仍拨给十亩田地，用于缴纳赋税；其余的田地，全部收归官府。每百亩田地，责令排年里老登记一名佃户，或由寺观原管辖下甲首中丁力相当的人承种。应当缴纳的佃租、斛秤等项，都按照僧道以前收租谷的成例执行，不得有所增减。那些应收的租谷，储存在官府的别仓中。当年的秋粮、驿传八分料粮，以及十年里役均徭等各项费用，都从这里支取。剩余的部分，再不允许挪作他用，专门预备赈济。仍命令司、府、县管粮官员督理前后的收支存留数目。务必在每年年终申报巡按衙门，以便查考，防止侵吞欺诈。

等到重新编造黄册的时候，那些在寺观僧道名下的所谓百亩、二十亩田地，都以本寺观僧道立户，称为“某寺僧某某、观道某，田地若干亩，米若干石”。僧道所承担的粮差，只是按照他们所收田产来定，此外的粮差，都与他们无关。那些由官府收取的田粮，则另立社庄为户，以备过户交割，不得再以僧道名义立户，称为“某社庄收某寺观田地若干亩，米若干石”。

既然寺观田米已免除粮差，公家费用必然节省。因为有害而废除它，以平息争端；因为有利而引导它，以充实国库。衡量其收入，计算其支出，截长补短，有盈余而无亏欠。这样，预备仓所积存的粮食，一年之间，可获得数万石粟米。积累数年，福建八闽地区的荒灾就有准备了。恳请圣明裁决：一则可以供养僧道清净无为之规；二则可以免除官府追讨欠负之扰；三则可以平息士大夫争夺之风；四则可以供给国家赈恤之用。

如今饥荒接连发生，国家用度不足，陛下日夜操劳，也曾为此忧虑。为何要把有用的谷粟，作为僧道纵欲的资财；把惠民的厚利，作为豪强势力争夺的门路呢？

至于核查官籍以均平徭役的事，臣仔细查考现行优免成例：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成例，都按品级高低有所差别，载于法令典籍，非常详细。臣深切看到，如今的士大夫，一旦考中进士，或凭举人身份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居。原本户中无产米的人，就以无可优免为恨，于是听从亲近之人的推荐，将田产诡寄名下，少的不下十石，多的三四十石，甚至达到百石。原本户中有产米的人，后来又增加收入，甚至将同姓兄弟中早已分家异居的，也都合并收入户中，以图全户优免。有的接受请托以施恩，有的收取津贴以谋利。又有那些贿赂丰厚、囊橐充盈的人，多置田产寄庄于别县，仍以官名立户，其中也多接受诡寄。权势显赫者，官府固然已闻风免差；权势衰退者，也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有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免除数户的差役；有的在十年内，免除数年的差役。殊不知县里的丁米，只有这么多。官户丁米不派差，民户的料差必然加重。

君王的政令，在于养育百姓。朝廷优恤士大夫，是为了百姓。却凭借朝廷优免的厚恩，暗中吸食百姓的膏髓，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因此百姓不堪忍受，逃亡冻饿的灾难，日益严重；而官府剥肤椎髓的祸害，日益酷烈。所以，禁止诡寄的法令，并非不严厉，但寄在士大夫名下，则踪迹更加隐秘，无法再复查。府县精明的官员，并非不多，但因为情分在士大夫那边，也就姑且隐忍不再追究。

臣伏读《诸司职掌》中国初贡举事例，内有一款略说：凡有司保举人才到京，仍要取本户丁粮数目、从事何种营生，以及户内有无什役事故，供结明白，然后开发送部选用。臣想略微仿效此意，凡进士登第之初，乙榜举人受官之始，在书籍贯之下，都要如实申报本户在官男子几丁、官民米几石。吏部转呈户部，分类造册。若府、若州、若县官府编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户部所降数目，照例优免。其不在户部所降数目者，户上丁米，一切编排。官府私作人情，以及士夫接受寄田粮，都以赃罪论处。

等到入官俸禄果有余资，增置田业，收产入户。内官则在六年考满之时，外官则在三年考绩、九年考满之时，考满填注增粮几何，于官评不便，如此亦足以使贪风稍止。都要各报本户增收粮米多寡，即以填注于考满考绩本等脚色之下其无所增者，则注曰本户粮米无所增。吏部转呈户部，分类造册，若府、若州、若县以此作为优免的标准。不由户部所降者，也不得免，私免者论罪如前。

如果这样，那么由前所报者，必不敢多张虚数，与本户丁米全相互异；由后所报者，必不敢受人诡寄，图惟锱铢之利以易终身贪污之名的了。这不仅足以禁止诡寄，均

译徭役。而给予百姓一分的恩惠。也可以借此考察官吏的廉洁与贪婪，识别贤良与不肖，并激励士大夫保持廉洁清静、无所贪求的节操。知人善任就是明智，安定百姓就是恩惠，这也是一条途径。只请圣明的君主裁决。至于所谓考核退职官员以激励风气的做法，臣听说：如果选举的法律严格，那么士人多在家中修身，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败坏；如果考核的法律严格，那么士人多在家中败坏，却在天子的朝廷上修身。我私下感叹如今的士大夫，困顿时没有端正心意、真诚意念的学问，显达时没有为国为民的心肠。当他们居官在职时，内部有六年考察的制度，外部有互相考核的规矩，本来也像硕鼠畏惧人、虎豹爱惜地位一样，修饰忍耐，以求获得盛大的声誉，并希望跻身清贵显要的仕途。那些或者掩盖不用、内心败露的人，固然无法逃脱考核的公正，而自投于废弃闲散的境地。又或许爱护官爵，不敢妄为，借口回家，其中固然有出于孝悌恬淡退让实情而这样做的人，然而想要窃取恬淡退让的美名，作为做官的捷径，趁着时势正盛，作为经营家业的巧妙图谋的人，其中也不少。因此这类人，一回到故乡，贪婪狼藉，勾结上司，挟制府县，打通关节，利己害人，颠倒是非，报复私怨，甚至欺压宗族，对待尊长如同路人，欺凌掠夺乡里，派遣子弟充当鹰犬。那些已经罢职的人，就说：“我的官职已经休息了，守持这些做什么呢？”那些尚未罢职的人，就说：“我的官职还在，别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臣恭敬地阅读景泰三年的贡举事例，其中一款大致说：“官员罢职，确实没有赃罪重情，而才学可用的，都听任内外官员陈述事实，荐举赴京考核任用。”臣想要推广这个意思，凡是士人依靠俸禄生活的人，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官职是否罢免，都命令监司、府、州、县等官，考察其在家中的行为，或善或恶，都如实记录，秘密地申报给巡按衙门。有司畏惧权势、迎合宠幸，所申报的不实，按察衙门，都可以查究纠劾。巡按衙门再加考察识别，定为考核评语，直接申报给吏部。吏部综合举荐并总体考察。那些尚未罢职的人，就用其在家的行为事迹，参验其在官的政事，善果相符吗？那么破格提拔任用也可以；恶果相符吗？那么当天罢免也可以。两者之间，功过相抵，那么酌情轻重来决定进退也可以。那些已经罢职的人，隐居田园的贤士，果真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静，那么不可以因其前日的过失掩盖其终身的善行，起用冯唐于已废黜之中，以发扬潜藏的美德，这也是可以的。恶者则前日虽然罢黜，今日更应当惩戒，剥夺惠卿的官爵，而在死后诛杀奸佞谄媚之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不仅能够遏制其挟制官府、奸贪狼藉的威风，而且能够激励其老当益壮、退思补过的忠诚。如果这样，那么天下的士大夫，自相砥砺，始终进退，不敢有二心，乡里获得表率端正的功效，圣明的时代多有保全节操的大臣，岂不是士风的一大快事吗？只请圣明的君主裁决。祖宗的法度，精密正当，起初没有可议之处，只是实行久了，良法美意，逐渐失去其真意，粉饰法律的空文，日益趋向弊端，因此臣选取关系重大的应当优先的事项来说，大概敦厚根本实在，是用来端正心意以确立王化根本的；清理寺田，是用来防止邪恶以保卫王道源头的；核查官籍，是用来厚植国家根本而在其中培植的；考核宦余，是用来端正士风而在后面维持的。而这四者之中，又以学校为根本。或许有人说，现在科举得到的人才，也不为少，何必再推行敦厚根本崇尚实在的教育，然后才能得到异才以成就治世呢？臣私下认为，古人所说的才，是说齐圣广渊、明允笃诚，是说忠肃共懿、宣慈惠和。现在所说的才，是说记诵词章，是说意见谈说。古人辅佐君主的事业，是说巍巍荡荡，是说熙熙皞皞。现在事奉君主的人，也是说期会簿书，智力把持而已。其与古人致治的根本，创治的功业，规模器局，力量才识，相差何止天壤之别呢？所以宋代大儒程颐与其兄程颢都厌弃举业，而从事于圣贤之学，张载也说，不如少在意科举，相与从事于尧舜的境界，朱熹也说，后世学校虽然存在，而用来教导的，不过是趋时干禄的技巧，其用来劝勉督促的，又恰好助长其浮躁竞争无耻的心，虽然有长材美质，可以进入圣贤境界的人，往往反而被俗学颓风，驱诱破坏而不得有所成就，还指望他能实现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效果，如先王之时吗？臣由科举出身，历任御史，忝列士大夫之中，今日所言，乃想要稍微改变科举的文章，以顺从德行的费用，而又止帚罪于士大夫，这难道是操戈入室者所做的吗？臣年少时不知学问，长大后也同流合污，入仕以来，徒为利禄所驱，做县令有愧于循良，立朝实在惭愧于风纪，其言真诚款切，自非真儒不能及此，始知上负天子，下负斯民者，都是臣等不学的缘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