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五十四

译地势被弃置，成为敌人的巢穴。深山大漠之中，险要反而在敌人那边。敌人有时趁着冰冻渡过黄河，有时整年不出动。大概从孤山到花马池有一千五百多里，从花马池到高桥也不少于五百里。撤退没有依托，进攻无法进入。分兵防备，则处处兵力单薄；运粮供给，则物资有所不足。于是使得宁夏外部的险要，反而向南防备黄河。用汉唐完整的疆土去守卫宋朝近处的土地，这是自己失去了险要的缘故。然而敌人开始入侵，不过是在近边。近年得到了我们逃亡投降的人，窥探到我们没有防备，颇敢深入，大概有一千多里。再过几十年，即使在延绥，恐怕也难以保全。过去屡次有人建议，想要恢复守卫东胜，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屏障，东边连接大同，西边连接宁夏，作为声援。事情最终没有实行。有人认为敌人在内地，不容易深入谋划；有人认为中间隔着沙地，粮草运输难以持续；有人认为新建城堡，民力承受不了。大概因为分地驻守，只限于本区域，边防事务没有长远考虑，祸患也在于此。接受命令出征，不超过一年，谁肯承担这件事呢？臣仔细考察，张仁愿修筑受降城，是趁着默啜的虚弱；范仲淹修筑大顺城，是凭借游兵的力量。大顺城固然不必论说，受降城远在黄河之外，尚且没有听说有缺粮的困难，必定有其中的道理。现在应该专门委派一位大将，统领边防事务，训练激励士兵，使得敌人势力受挫，乘隙而入，何必担心没有时机？节约财用，凭借五年的积蓄，何必担心没有费用？从近处移到远处来说，很容易，实行却很难。撤除内边的供给，集中力量供应外部，等到屯田建成，逐渐节省一半，何必担心没有粮食？七年的病，需要三年的陈艾，如果不积蓄，终身得不到。一劳永逸，作为长远的计策，只有这个适宜。至于当今攻守的适宜措施，则如另外的议论。

译一是屯田的制度，古今都很重视，谈论守备的人必定首先考虑它。如今沿边各卫所的良田美地，大多归长官所有；壮丁和余丁，有一半沦为服役，不能不仰赖于粮饷的输送。山西、河南各道并进，从绥德到榆林，屯兵之地，将近二百里。等到各堡分给土地，又加倍增加。山谷狭窄，车辆无法通行，驴子所负的草料米粮，多到狼藉；一石米的费用，有时超过一两银子；一束草料的费用，有时高达三钱。百姓劳苦，士兵困顿，而财力不足。远方无法运送的，就轻装携带银两作为课税，却抬高买入的价格。欧阳修议论西事，想要打通水陆运输，使物力不专门困顿秦地的人，也是这个意思。大体上士兵所吃的都是陕西的米，马匹所吃的都是陕西的草料；银价既低，草料米粮的价格却更高。担任长官的人，又加以侵吞盗窃，士兵应当得到的，不到一半。这其中的弊端，还有说不完的。这难道是长久之利吗？臣谨按：赵充国在湟中、诸葛亮在渭南，都是在动乱之际，要求取得成效。现在应当严格考核课税，督促均摊剩余壮丁的劳役，广泛开垦，谨防抢掠；目前所供给的，取自三藩；所屯获的，逐渐收积，五年之内可以节省一分，十年之内可以节省二分，即使推广到天下也可以。

一是马匹是士兵所依赖的，况且与敌虏作战，尤为急务。如今太仆寺所分发的、苑马寺所牧养的，名义存在而实际损耗。繁殖既少，马种也消减。一定要严格督促马政，不借助几年的力量，不容易充足。茶马的制度，上等马折价八十斤，中等六十斤，下等四十斤，最为西边的大利。自从金牌制度废除，私茶盛行，有关部门又屡次用劣质茶欺骗蕃族，甚至有人杀害蕃族的人。蕃族既怨恨失信，又利于私下交易，也往往用瘦弱马匹应付差事，致使蕃地多良马，而西边缺乏用马，非常不便。臣谨按：王忠嗣在朔方、河东互市，想要争夺疆场，不应当吝惜小得失。提高马价，诸胡争着向唐朝卖马，胡马少了，唐兵更加强壮。现在应当命令巡茶御史以及陕西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张贴榜文招抚晓谕，明确建立恩信，恢复金牌制度，严格征收好茶，稍微增加旧价，上等马二百，下等马也不减少一百。他们贪图高价，那么私市就不能通行；我们便于多得到马，那么微小的利益不足顾惜。以一年八十四万的课税，所得也不减少一千五百匹。这也是整顿马政的一个方面。

一是臣谨按：宋朝西边三路，东兵三十万，招募的土兵也有十五六万。如今河曲兵不过两万多一点，强健的不超过一半。营堡之间，多的几百，少的几十而已。与宋朝相比，只有二十分之一。况且一天比一天减少，即使想增置，也没有办法。只有土兵的制度，还有古法的遗存，平时招募，很能发挥作用。近来驱使他们在版筑劳役，编入卫所，就成为真军，甚至点名征补，使他们世代服役。所以招募虽然勤快，但应募的人不来。自从兵民分开，那么把农民编为士兵，尚且不得已，何况驱迫束缚，使他们如同罪人，谁肯做呢？现在应当厚加优恤，罢免他们的卫所编制，免除他们的补代，无事时归守令管辖，有缺额时增加招募，那么应募的人必定多，而保障可以巩固了。

一是兵家的形势，击打头部则尾部响应，击打尾部则头部响应，击打中间则首尾都响应。以一个镇来说，各自有首尾；以天下来说，则各镇互为头尾。如果一个镇所管辖的，少的不下几十个城堡，相距多的甚至到百里。两镇相接，必定有所分界。所分界的地方，不请示主将，就不敢妄动。所主将，不奉朝廷命令，就不敢远遣。如果有紧急情况，各自庆幸自己不在值，闭城坐视；如果当在分界处，就互相推诿，以逃避罪责。甚至有经过几座城才入寇的，这种玩忽职守的事情非常不小。臣谨按：赵充国在边境，西边是张掖、酒泉，北边是雁门、代郡，东边是渔阳、上谷，都是他所统领，所以他的责任不分。张仁愿在边城，东西中三座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候所至，一千八百，所以他的援兵不断。如今陕西之地，以镇命名的有三，河曲二千多里，以堡计算的才二十三个而已。现在应当总置大将一人，统领三镇，增置城堡，使不超过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内虽不同镇也互相救援，如果有失守，罪及邻居，那么兵势不离，而边患可以消除了。

一是胡虏的本性，本来没有远大的图谋，在于得利。他们之所以能使众人效死，也是因为利。战胜而获得，利归于自身，所以他们来不劝退，败也不悔恨。中国的士兵，上下有统属，有所俘获，必定报告主帅。然而主帅就责问而取走，或者供公家需要，或者作为私蓄。在官方的利很微薄，而在下的怨恨很重。人有保留力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小人的情态，谁不为衣食打算。以死换食，在他们那里尚且难，军富兵强，利本来在我们这里。臣谨按：晁错说，胡人入侵驱赶，而能制止他们所驱赶的，把一半给他们，官府为他们赎回。如今有所俘获，登记功劳，只有子女归其家，其余铠甲武器驼马，让他们使用；牛羊财物，让他们拥有，而官府不干预，那么士卒的士气，不劝勉而自然加倍了。

一是近年命将出讨，多领

译官府的属吏动辄有几百人。他们常常依仗恩宠、凭借权势。所经过的州县，百般索取。面临战争、接战时，就软弱退缩不敢前进。上报捷报、记录功劳时，就争先恐后唯恐落后。致使边境百姓产生怨恨，边境将士离心离德。京军戍守边疆有骚扰百姓的弊端，但也因习惯劳苦而可以任用。自从世宗皇帝以来，京军不再出戍，而营卒于是变得冗杂冒滥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甚至有人假装说贼寇退去，以侥幸早点回来；或暗中隐瞒边境实情，以平息再次出戍的要求。这些弊端哪里说得尽呢。况且取胜则耗费无数，失利则损害威势不小。边兵生长在边疆要塞，能忍受寒冷困苦，习惯战斗，确实可以任用。只是体力方面因被驱使而困乏，田产方面因被盘剥而穷困，获得首级时因被需索抢夺而苦恼，死于刀箭之下却因上报被掩盖而受屈。所以没有肯拼死效命的人。臣仔细考察陈贯的言论，禁军应当保卫京城，不适宜戍守边疆，不如招募当地人。现在应当节省路途赏赐以增加边境赏赐，节制粮草运输以增加边境储备，训练保养以专一其用途。那么财物不会白白浪费，功业不会徒然成就。在内地则国家根本不动摇，在边疆则国家威势不丧失。其中的轻重利害，坐着就可以分辨清楚。

译一项，军功以斩首计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近年以来，南方如郧阳、襄阳、广东、广西，东方如辽阳，西方如延绥等地出征的官军，有的靠贿赂获取军功，有的靠权势胁迫，有的用老弱病残充数，有的甚至用妇女冒充。更恶劣的是，截杀被俘虏的人来冒领军功。军功如果不真实，就已经失去了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百姓被俘虏后，离开家乡跟随贼寇，尚且可以保全性命；反而背叛我军，难道就能逃脱死罪吗？他们孤苦穷困，处境艰难，实在令人哀怜。这伤害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败坏了国家的体制。即使以死抵死，损失也已经很多了。如今罪恶已经暴露，而主管官员仍然蒙受升迁，制造罪孽的人也不过是赎买军功。如果惩罚而不坚决执行，就如同不惩罚一样；不惩罚尚且让人畏惧惩罚，惩罚而不坚决，那么人们就不再有所顾忌了。我恭敬地查考，魏尚上报军功有误，尚且不免被囚禁；石鉴虚报战功，最终被罢免官职。这是古代已经实行的先例。应当严厉告诫边将，训诫官兵，敢有再犯前述恶行者，按军法在军中处决，以谢百姓。主将不揭发检举的，由御史弹劾。即使有军功宠幸，也不能相互抵消，以此警戒后来者。这样百姓的怨恨才能获得信任，士气才开始振作。不然的话，我恐怕即使李牧、廉颇这样的名将担任将领，也不容易成就破敌的功业了。

一项，我恭敬地查考《春秋传》说：“王者不直接治理夷狄”，大概是因为必须掌握治理的要领，处置得当，合乎适宜。这是道理，也是形势。吐鲁番靠近我国甘肃境外，现在它虐待掠夺哈密，依仗其桀骜不驯，又借进贡之机来窥探我们的动静。将其置之度外，似乎是良策。恐怕小人会投其所好，制造事端，邀取功利，损害朝廷威命，从而开启觊觎之心。从今以后，不应轻易派遣信使。他们来就容纳他们，走就遣送他们，谨慎坚固地守卫封疆，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就是所说的掌握治理要领。哈密的使者，从京城返回的，既然没有归处，就羁留在甘肃，多达数十百人。既耗费粮饷供给，又烦扰防范工作。日复一日，不可不忧虑。现在应当选择靠近边境的空闲土地，设立官府，给予田地种子，让他们居住劳作。他们感激我们的恩惠，愤恨他们的仇敌，如果有外患，可以让他们尽力效命；不然就分别安置到天下各郡，优待他们的劳役，使他们成为编户齐民；愿意返回本地的，放任他们而不禁止。这就是所说的处置得当。

序

送舅氏刘侯之宁夏序

送舅氏刘侯之宁夏序【边将】

守卫河曲，那么宁夏就可以高枕无忧，非常符合守卫边疆的要领。天子有道德，守卫四方夷狄，京畿附近略微防守即可。宁夏的地域，左边以黄河为界，右边依托贺兰等山，在三边中属于险要之地。然而它所统辖的方圆数千里，而河曲占据了一半。那里都是连绵的大山和沙漠，没有长城深沟的险阻。自从河外失去据点，划定地域防守，不过数百里，排列堡垒分封诸侯。一项军功需要十倍的努力。如今敌骑警报，不及宁夏。正德年间，敌军侵入花马池，杀死了总制尚书，就是从花马池、兴武等路进入的，那么宁夏防备的重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这是以往的形势可以论述的。自古以来，守城的人必定在外部而不在内部，楚国修筑郢都城墙，智者就为此担忧了。所以守卫宁夏的人，必须谨慎守卫河曲。河曲安宁，那么宁夏就可以高枕而卧了。然而以今昔不同的形势，而成就十倍的完整功业，难道不难吗？古代论及选择土地的人，必定说选择人才。所以南城有檀子，那么楚寇就不侵犯；高唐有盼子，那么赵人就不入侵；徐州有黔夫，那么燕赵两国都来祭祀。即使是齐国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何况国家一统的盛世，人才众多，而制服远方的敌人，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今年夏天，巡抚宁夏的都御史张公，在朝廷商议政事，精选副将，这也是重要举措。他说他所统辖地域广阔而副将不足以任用，皇上命令兵部从众人中挑选，得到三人，其中一位就是我的舅父，署理都指挥同知淮安刘公永。刘公凭借武官出身，早年熟习骑射，在外征战，南到湖湘、贵州进入两广，北历万全，西至三边边界，都在军营幕府，手持旌旗符信来号令众士，建立功名，于是从千户屡次升迁至都阃，人们认为他有才能。平时奋发激励，想要凭借军事效力。现在匈奴尚未消灭，尚且萦绕在朝廷谋略之中，而刘公恰好因被选拔而承受委任，有识之士知道他将在西部边陲建立功业，令人对此长叹。唉，士人既担忧没有才能，又担忧不被任用。以刘公的才能，得到谋划国事、寻求贤士如张公这样的贤者来任用他，他将有所依靠而成功。东阳年少时背负登高望母之痛，对于刘公的出行，深深有感于渭阳之义。正欣喜边镇得到人才，韩文常有此风雅，与人得到任用。所以先叙述其大事，而后涉及私情。

记

冀州城重修记

岳州府新筑永济堤记

宿州符离桥月河记

重修吕梁洪记

安平镇减水石坝记

冀州城重修记【修城】

丙子年虏患，恰逢大雨滂沱，滹沱河无法容纳泛滥的水，低洼的原野都成了巨大的积水，敌军惊恐而停止进攻。唉，谁说连绵大雨是灾害呢？

冀州是古州名。自从九州湮废，天下郡县历代都有沿革。现在所谓的冀州，隶属于真定府，也是古冀州地域划分，并州土地。州城原本是用土筑成的。冀州本是沼泽之地，水稻都可以种植，屯田而担忧没有水是错误的。环绕城池东北有渠道，用来排泄滹沱、衡漳等水。每当雨急水溢，渠道不能及时排泄，城池就被浸泡，时间久了更加坍塌。成化壬寅年夏六月，下雨，大水到来，城池从北门向东直到南门，毁坏了两千二百多丈，州人惊慌恐惧，哀哭喧哗不能安定。莗田李

译李德美当时任知州，出令告谕百姓说：“我在此，母亲不必担忧。只管听从我的命令。”于是百姓用栅栏挡水，用土囊、瓦片、石块来抵御水流的冲击。水位稍微退去一些，又回流冲击西门，城门几乎毁坏。李德美赤脚露顶，向天呼号。忽然有数百根枯木顺流而下，等到到达城门时，覆盖在上面的泥土落下，仿佛与枯木相合。于是木石得以借助而施展作用，水无法涌入。于是慢慢决开沟渠以减弱水势，过了三天水才退去。百姓互相庆贺说：“救活我们的是李侯啊。”

癸卯年春天，洪水尚未平息，李德美于是商议修复城墙，统计物资，核算费用。规划既定，报告给部使和府长官，在州中下令率领五千多名成年男子，让他们从事劳役。砍伐椿树、榆树等各种木材，挖坑埋下这些木材。草料、泥土、瓦片依次铺设，下宽上窄，连接旧有的城墙。瞭望台和女墙，都高耸并峙。于是巍峨地成为一座城墙。

从此役事兴起，天气晴暖适时，不到一个月工程就竣工了。竣工当晚，大雨倾盆，百姓依靠城墙更加安定。大夫士人中能作诗的，都写诗颂扬李德美，尤其想刻在金石上以记录岁月，于是委托李德美的同乡、刑部主事林俊，来请求我作记。

那些被看重的地方长官，是能够保卫百姓生命、抵御百姓祸患，做百姓父母的人。水患到来时，百姓的死生聚散，都系于城墙。城墙存在，百姓才有依靠。所以说城墙是用来容纳百姓的。那么抵御灾祸、修补弊端的职责，不是地方长官又能指望谁呢？

灾祸到来，出于天意。但必须修明人事来防备它，在仓促之时应变，谋求千百载之后的安宁，那么即使有祸患也不会太严重了。苏东坡在徐州时，水患退去后，认为河流的堵塞与否是天意。几年前徐州水患很大，于是修缮城墙，说水即使再来，也不能使徐州受害。这就是用人事来防备天意。

滹沱河成为冀州的祸患很久了，几十年来，去年最为严重。正当水窥探城墙要涌入时，如果不是枯木的到来，即使木石堆积，也无法施展力量。城墙得以保全，也有所谓的天数。然而如果不是李德美聚集众人协力防备，水即使稍缓，也难免浸淫之患。如果不是他培植修葺，使城墙坚固完整无缺，又怎能预先防灾备患，留下百年的利益呢？

况且城墙的设置，不只是为水患考虑，设置险阻守卫国家的意义本来就在这里。冀州是京城辅佐之地，回归根本，很符合大体，作为干城保障的重任，不算不重。李德美的功劳，难道只是在朝夕之间抵御灾祸、修补弊端吗？姑且这样记录他的事迹。

译岳州府新筑永济堤记【堤桥】

文辞华茂遒劲，老成大气，有韩愈的风格。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一处石矶名叫城陵。它处在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的交通要冲。官府在这里设置了驿站、巡检司，以及虎运河泊两个机构。凡是朝廷派遣出使西南各藩国的使者，地方长官的巡视、更替，以及执行公务的役夫传达教令，商人和百姓的往来，岳州确实是楚地的要害，都聚集在这里，因此此地极为重要。然而它的西面是长江奔流，冲刷侵蚀没有定所；东面是白石、翟家两个湖泊汇聚的地方，地势低洼潮湿。每到夏秋之际，洞庭湖、江汉水与两湖合流，浩荡翻腾，茫茫无边。水路行船则多受风涛限制，有时要停留数日；陆路行走则需翻山越涧，迂回三十多里，艰难险阻万状，人们对此深感痛苦。前任岳州知府眉山人吴侯行验，想要筑堤建桥，但因任期届满未能实现。福清人戴侯某继任后，才开始在两湖出口处，用木材搭建桥梁，对涉水困难有所便利。但冬天拆除春天再设，每年耗费烦扰，利益与劳损不相称。成化癸卯年，弋阳人李君文明任知府，事务安排就绪后，便下令用土筑堤。堤长四千丈，宽二丈，顺着地势修筑平整，高七八尺。堤建成后，命名为“永济”。堤旁夹种柳树两万株，以稳固堆积的土壤。又在华容的层山凿取巨石，在原来设梁的地方建两座桥，宽二丈，高是原来的一倍半，用意是使古文长五倍之下可以容纳船只。桥建成后，南面的桥与堤同名，北面的桥叫“广通”。又担心水涨时船只无法出入，于是仿照运河的规制，在两桥北边用石头砌成闸门，宽五丈，高一丈二尺，再加高三尺，架设木梁以通车马。建造亭台房屋，作为官员迎候的地方。这样，堤坝的工程才算完备。工程始于甲辰年十月，经过一年，到丙午年某月，用工二十七万，花费银三千多两而完成。起初，城陵的居民与水势高低共处，依山傍矶依附市集居住。到这时，便招募百姓让他们自行占据堤坝筑土架屋，货物全都汇聚，烟火相连，户达数百，不再有迁徙的忧虑。堤东的低湿之地，过去长满芦苇的地方，依靠堤坝的遮蔽，逐渐可以耕种，按顷计算，预计收成可达数百。堤坝堰塞的制度，起源于中古，用来抵御水患，为田地考虑，很少专门为道路设置的。然而百姓的生活，平坦险阻、劳累安逸，也应根据所在之处来谋求便利，难道只是田地吗？城陵的险要，以道路最为急迫。现在变水路为陆路，缩短远距离为近距离，走向平坦而脱离危险阻碍，其利益可想而知。更厉害的是，将水上居所变为市集，将废弃之地化为肥沃良田，这又是过去所没有的。大概是一举而兼得数利。古人说，更改旧政、喜好土木工程的人，不可不听这句话：如果没有十倍于弊端的利益，就不必兴办；如果有这样的工程，也可以兴办。而且费用必定出自公家，出工必定给予雇佣，深思熟虑后行动，如期完成而功业聚集，改变视听而百姓不觉察，如果不是李侯贤能，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呢？堤以“永济”命名，从唐代就已经有了。现在名字存在但实体废弃，不可再考证。这座堤，是吴侯的志向，戴侯略微实施，李侯真正完成。此后，像这几位侯爷一样，不同时期但志同道合，那么这个名称，大概也可以称心如意了吧。

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治河】

白公原本提议要从东平到兴济开凿几条小河，引水进入大清河，交汇古黄河以流入大海，后来被搁置没有实行。如果按照这个提议，只有没有独自承受水患的弊端，利益有十倍于小河、月河。

宿州符离桥月河，是户部左侍郎白公开辟的，用来削弱黄河水势的。自从弘治二年秋天黄河在原武决口，支流分为三股，其中两股在封丘金龙口决口，漫溢到祥符、长垣、下曹、濮州，冲击张秋长堤；一股从中牟流向尉氏；另一股泛滥于兰阳、仪封、考城、归德，直到宿州。四处蔓延，不沿旧河道，庄稼全部淹没，百姓溺死的很多。守臣上报朝廷，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能胜任此责的人。白公从南京兵部改任此职，到达时金龙口已经堵塞，于是沿堤向南，又引导中牟的水流汇入淮河。然而黄河大水仍未宣泄。又举荐兵部郎中娄君性，在南京会合，在宿迁商议，意见一致后，遍视原野沼泽，在小河口找到废弃的渠道，向东与泗水相接。询问当地老人，都说：引汴水贯通它，黄河水势就可以削弱。退下来查阅典籍，在书中得到记载：“灉沮会同”，传文说灉就是汴，沮就是睢。现在睢还作为州名，宿州有睢宁驿，淮河也有睢宁县。弘治七年刘忠宣在张秋筑堤，也疏浚废弃的河道，从陈留到归德分为二股，其中一股就是小河口。于是知道小河就是睢水。于是疏浚向西直达归德饮马池等河口，以接纳汴水。中间经过符离桥，看到它低矮不能通行桅杆船，而且水流被它阻碍，所以横向无法控制。于是在桥南禹庙之下开凿月河，长三百八十丈，宽十三丈，深二丈五尺。又因为此地处于驿道，在桥梁上设置机关，水干涸时设置以通车马。又担心黄河水势多弯曲，顺其曲折疏浚为月河，长十月四丈，几乎超过一万丈。又沿河筑堤七百里，堵塞决口三十六处。议论的人常常担心淮河不能分担黄河的水势，于是汴水流入睢水，睢水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河以达于大海，恢复古河道。梁宋之地，淹没在黄河中的又成为良田，种植耕作交错进行，贸易聚集。固然小河的利益，也是月河宣泄的。凡是治河的费用，取自边防储备的价款，以及有关部门的积蓄。

译从邻近州卫的户籍中征调民夫，治理这条河花费白银五百两，征发民夫三千五百人。根据土地情况分配劳役，供给粮食并发放利息，年老体弱者稍微减轻其劳力，生病的就遣送回家，并责令其家人替代服役。这项工程从三年五月十五日动工，到八月十五日完工。唉，黄河为患，自古就有。汉代以后，决口没有固定的时间，治理的方法也与过去不同，这之前已经论述过了。大概治理方法有堵塞、有疏浚、有疏导，而疏导的说法占上风。本朝黄河共决口四次，后来由张秋都御史徐有贞治理。有人阻挠他的意见，这话可以说：“不能堵塞黄河反而要开凿它吗？”使者到来，徐公拿出两个壶，一个有一个孔，一个有五个孔，分别注入水然后倒出，结果有五个孔的壶先干涸，使者回去后便决定了这个意见，这是白公亲自听说的。金龙口决堤，山东因此担忧。地势不同竟如此，而河南又担心堵塞。两种意见不能确定，也很久了。白公既然采纳了堵塞的意见，于是加高加固汴堤，又疏浚下游，如所谓月河那样。所以两省的百姓都感到适宜，疏浚的功效也明显得很啊。如果继任白公治理的人，修复废弃的设施，疏通淤塞的地方，遇到破损的就修补它，黄河的祸患可以最终平息。汉代的白公，就不能独占一条渠道的利益了。白公名昂，是武进人，丁丑科进士，现在担任刑部左侍郎。

译重修吕梁洪记【治河】

徐州有两处急流险滩。一处以州名命名，一处以山名命名。以山名命名的叫吕梁。吕梁作为急流险滩有两处，上下相距大约五里。大概因为黄河下游与济水在徐州汇合，进而流向淮河。朝廷定都北方，东南方向的漕运，每年有上百万艘使船往来，没有一天空闲。民间船只和商船，多得无法统计，都经由这里通行。这里是咽喉要害、最重要的地方。洪滩中的岩石狰狞凶恶，陡峭锋利，像老虎蹲踞，像剑尖耸立，阳面扼守，阴面参差，中间仅能容船只上下。水势被岩石束缚，无法肆意奔流，于是激荡成飞瀑，愤怒地形成奔涌的浪涛，咆哮喧哗，看见的人都惊恐失色，不知所措。巨大的缆绳拉紧，船只无法前进寸尺；顺着水流放下，瞬间掠过，迅速送走，来不及下手。其艰难到了这种地步。铅山费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的身份在徐州督修水利，看着这种情况叹息说：“这可以用人的谋划来战胜。”于是沿着洪滩北岸巡视，看到支流泄水的地方，过去用束草堵塞，水一来就冲散成浮草流走。州县准备的束草，每年达到二十五万，用钱购买的增加十三万，却常常担心不够，于是又叹息说：“谋划不当，劳而无益。”于是向各部长官及总漕都御史张公瓒、平江公陈锐报告，聚集工匠，供给粮饷，搬运石块，堆土筑起长堤一百六十五丈。宽五尺，高不超过五尺。水小时迫使水流回归洪道，河道因此不枯竭；水大时放任水流漫过堤顶。又在堤西筑坝二十多丈，以减弱湍急凶猛的水势，堤岸得以不被侵蚀。又观察到东堤丛石之间，百姓困于牵拉船只，脚不能正常行走，于是用瓦砾填实洼陷缝隙，外面用石头砌护，长达四百二十多丈。再向东则砌成长街，长七百九十丈，在长街上建桥三座，以分散牵拉船只的拥堵，使行人因此便利。吕梁的洪滩，历经数千万年，险阻去除了五六成。费君于是有了这非凡的功绩。然而询问劳役，则是洪滩夫役的余力；询问费用来源，则是年度赋税的盈余；询问粮食从何而来，则是漕运装载的余粮；而他自己用心筹划辅助，未曾向官府摊派，也未向漕运官员及往来的商民劝募，而所奏减的束草每年十余万，民钱达三十余万，功效加倍而费用更加节省，可以说是很难得了。起初费君自成化庚子年开始，经过三年建成西堤，任期届满将离任，百姓联名挽留他，又经过三年东堤建成，费君已经报政离任，升任武选员外郎。我的朋友华容刘国纪，也与费君有旧交，等到他出任徐州知州，看到费君营造的工程，感叹他的功绩不能没有记载，请我作记。我又从费君的侄子翰林修撰子充那里详细听闻，于是说道：天地的法则必须依靠人的裁成辅助，然后才能利于百姓，所以唐虞设置虞官而伯益掌管山泽，辅佐大禹治水。《周礼》以中土为川师，掌管川泽的名称，办理其物产及其利害。其制度不可详述，但其职责确实存在。如今漕河所经之处，各有分职，要害之地，则委派郎官总管。利害因革，由其负责。然而不过是水道的疏通堵塞，如所谓沟渠逆流、地裂水属不理孙者，只是浚涤而已，修治而已。若能长远考虑，加倍努力，化险为夷，因害为利，难道不是很难吗？费君名瑄，仲玉是他的字。

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治河】

文正公论述水患的文章很多，这篇是奉敕特别撰写的，况且刘忠宣的遗迹在此，所以尤为详尽。后来河变不一，疏塞形势各异，或许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而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不能一概而论。

弘治初年，黄河改道至汴北，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向东流向张秋镇，进入漕河，与汶水汇合向北流。六年大雨，洪水泛滥，决开东岸，截断水流直接冲向，夺取汶水入海，而漕河中间枯竭，南北道路受阻。皇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处理此事，又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总督山东兵民夫，前往共同治理。大家意见一致，疏浚与堵塞并举，于是在上游西岸，疏浚月河三里左右，堵塞决口九十余丈，漕河才开始恢复通航。详明又上报说：疏浚贾鲁河、孙家渡，堵塞荆隆口、黄陵冈，修筑两道长堤，迫使水流南下，经由徐淮故道。又商议认为两道长堤绵延很远，如果河堤失守，必然再次波及张秋，成为漕河的忧患。于是在旧决口以南一里处相地，采用近世减水坝的制度，立木为桩，中间填充砖石，上面架设横木，铺设厚板，再上面用巨石覆盖，弯曲铁条作为锁扣，用糯米浆填塞缝隙。坝建成后，长宽都是十五丈，再在上面砌石为孔洞，五梁而涂之，梁上可引缆绳，孔洞可通水，使水溢时稍减冲刷侵蚀，水涸时漕河得以保存。希望劳役不重，费用不多，而功效可以保持。工程既已完工，皇上更命镇名为安平，赐李兴岁禄二十四石，加陈锐太保兼太子太傅，增岁禄二百石，升刘大夏为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敕内阁臣撰文，各自记录功绩。臣东阳当记此坝之成。臣私下考察，治水的方法不过是疏与塞罢了。塞的说法不见于经典。中古以后，堤堰议论兴起，往往也认为有利。宋学士曾说：黄河在中原，没有洞庭、彭蠡作为汇聚之地，势必经常溃决，可以削减其水流，不可以力胜，极力说明塞的不宜。利与害相抵，必须比较多少以为轻重。如果驱使役夫土石，当水之

译愤怒。耗费多而利益少。这是古人所深深警戒的。只有在水势尚未紧迫、后患尚未显现的时候，深思熟虑并预先制定措施，以此作为防备，那么筑堤防堵的利益，也就不可抹杀了。况且这坝，形势上像是阻挡，实际上却是疏导。顾全到疏导不至于泄漏、阻挡不至于激流，去除水的危害以成就其利益，暂时辛劳而永远安逸。费用虽然不能没有，但用途却广泛了。所谓善于疏通沟渠的人，水会冲刷它；善于修筑堤防的人，水会泛滥它；所说的这些，不也是兼而有之吗？《易经》的卦象说“裁成天地之道”，《尚书》说“修和”，君主发出命令，臣子施展力量，虽然大小、劳逸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如今圣明的天子勤政爱民，思考治理，重视军饷供给，怜悯流离失所和淹没的百姓，披星戴月向南关注已经多年，如果不是两三位大臣的贤能，谁能胜任呢？当决口尚未堵塞时，水势冲激，深不可测，每有一艘船到达，上百人也不能胜任，于是人和船都沉没，卷走扫帚和筑堰的材料，即将建成却总是失败，千金的费用，多日的功夫，突然失去，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群议喧哗，都想放弃而不完成，改而另谋他法。大概是因为正在抵御祸患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预备呢？等到我任职负责工程，而地势顺应轨道，不违背本性以制约事物，不落后于天时以违背时节，又能从容优裕地谋划长远的利益，消除未然的祸患，这确实是不可错失的事机。那么，借鉴往事的覆辙，思考成功的艰难，修复废弃、填补裂缝，以期不坠毁，这难道不是主管官员的责任吗？唉，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可以做而不做更令人担忧的了。那些因官职已成而懈怠、因交接已成而推诿，遗留智慧和余力而不尽用，没有不留下日后悔恨的。难道只是水灾吗？这也自然确立了立言的体例。人不要在水镜中照看，应当在民镜中照看，这话也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了。唐代韦丹修筑捍江堤，开窦以疏导涨水，皇帝下诏刻碑记录功绩，载入国史。我虽不擅长文辞，谨写此文以明确命令。查工程始于乙卯年春二月，完成于夏四月，总共使用民夫一万六千，巨石一万多，粗糙的石块加倍，巨木三千，小的加倍又加五倍，铁一万一千斤，其他物品按比例计算。分别督管这项工程的，山东左参政张缙，现在提拔为右通政，仍掌管河务；按察司佥事廖中，升任副使；都指挥佥事丁全，晋升署理同知；文武官吏士兵中晋升官阶增加俸禄的有若干人。都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后面。

译疏

应诏陈言疏

应诏陈言疏【陈述经传要义】

这篇奏疏在文正公的文集中没有收录，是另外搜集到的，是在经筵讲学时上呈给孝宗皇帝的书信。

近来奉到皇帝诏谕，因为长期干旱而征求臣下意见。臣蒙先朝提拔，继承前人担任侍从之职，职责在于经筵讲读，不直接参与政务。然而，君主的心意是教化治理的根本，经传典籍是达到大治的方法。这种关系看似缓和实则紧迫，其功效看似浅显实则深远。只是讲读有时限，章句有局限，宏大的辞藻和深奥的义理，不容易全部陈述。我曾仰慕宋代范祖禹在讲解《月令》时，深入论述诚敬奉天的道理；林机在讲解《禹贡》时，极力陈述勤俭治国的道理。又听说唐代崔郾如果半年不过问经义，就因无功而谢罪；李绛如果超过一个月不探询治道，就因饱食终日而自惭。臣的失职荒废，实际上比他们更严重。

近来臣在经筵轮值讲解《孟子》，两年之内，轮值侍奉日讲，也是这本书。现在不敢远引古例，谨从《孟子》中摘取格言要旨，切合君主心性与治国之道。臣与几位讲官，已经使圣上听闻，但未能详尽表达愚见的，分析为几条，极力论述其道理。而关于军民的利弊、时政的得失，是陛下想要听到的，按类别附在后面。

第一条，《孟子》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是没有的；不诚，没有能感动人的。”臣观察到，自弘治元年以来，两三年间，天地降下祥瑞，雨水晴明适时，感应之理，明显可见。近两三年，吉祥的征兆没有回应，从冬天到夏天，旱情尤其严重。想来是在初始政绩的善政上，有未能完全合乎天道的地方，或者是顺应天意的政令，或许只重形式而不重实质。臣希望陛下斋戒修治内心，励精图治。赏赐一物，必思考这是天命所当给予的；惩罚一罪，必思考这是天讨所当施加的；享用一道珍馐，必思考百姓的饥饿；穿上一件美衣，必思考百姓的安危。关于灾异的奏报，从郡县汇总成卷册，以备阅览。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的章疏，限定在十日内，必须令其覆奏。使得议论朝政的人，不做“道作舍”（比喻没有定见、随波逐流）的空谈；拯救百姓灾难的人，不做“上栽桑”（比喻徒有其表、无实际效果）的旧例。至于斋醮一事，欺骗荒诞尤其多，白白耗费钱财，又伤害治国体制。请求从今日断绝，凡是涉及祈祷、假借经咒来谋求赏赐的，一并屏除。这也是顺应天意以实行的一个方面。

第二条，《孟子》说：“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臣按：人君的心意是万事的根本，正心必须先于诚意，诚意必须先于致知格物。讲学，是格物致知的关键。宋代苏轼进献端午帖子说：“始觉深宫夏日长，只将无逸鉴兴亡。”王岩叟因侍讲上奏说：“陛下退朝无事，以读书为乐，天下幸甚。”臣希望陛下在这盛暑大旱之时，澄清圣虑，保养天和，慎重游宴，调节饮食。每次朝拜雨宫、裁决庶政的闲暇，取来历年讲官所进献的直解，放在身边，时常翻阅，用来代替温习功课，等到秋凉，依旧讲读。这样义理融会贯通，根本不动摇，举而措之，没有不得当的。不然的话，即使满朝发言，奏疏堆积成案，阅览之后，随即又置之度外，有什么益处呢？

第三条，《孟子》说：“《诗经》说‘经始勿亟’，百姓像儿子一样赶来。”现在各营官军操练日渐减少，工程事务繁忙，现有的人数，或许不够坐派，停止工程的诏令，或许又因陈请而转移。使得他们精力消沉疲惫，志气摧折颓废，嗟叹怨恨之声，上干和气。近来各衙门屡次执奏，陛下怜悯他们的勤劳，酌情停免。如金水河、昌国公坟等处，特令完工。既然有关部门以停止工程为请，朝廷又以督促合并为名，恐怕名实相违，无法昭示天下。请求等到雨泽降下，秋气稍凉，再图修治。其余不急之务，仍照往年诏旨，一切停罢。

第四条，《孟子》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网不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斧斤按时进入山林，材木就用不完。”现在天下民穷财尽，形势已经到了极点。姑且以这三者来说，山东之地，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之以人肉；荆沔诸湖，水竭鱼荒，河泊诸课，大多折纳；易州山厂，林木已空，逐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都是如此。天下之地，没有一处不贫困；万物之利，没有一物不贫困。如果据图按籍，计算人口物资，在都邑之间，台省之内，怎么知道呢？何况在九重之上呢？至于京师市铺，光禄寺科派太繁，供应之物，急于田赋；买办之使，亟于催征。官价不充，动辄超过时月。国门之税，过去因为户部委官张鉴过于侵剥，嗟怨盈途，商贾几乎断绝。陛下洞见其情，降旨切责，然后贸易不滞，天下止帚心。但其起利太重，现在虽然逐渐减少，犹未甚轻。商贾利微，物价增贵。现在想要蠲租减税，则国用不充。二者之外，别无长策。只有杂泛差役，与额外科派，请下有司，痛令裁省。而节用一事，乃万事本根。我太宗文皇帝所服里衣敝垢，纳而复出，谓侍臣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澣濯更进。”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正可以为子孙法。”朕常守先训不敢忘。宣宗

译章皇帝的事迹，记载在《五伦书》君道篇的节俭类中。大概是为了给万世树立法则吧。希望陛下远查前代，近效祖宗，上以警戒天心，下以怜悯百姓疾苦。凡是群臣百官，随事经营，极力补益的，不过只有分寸之益。只有陛下一转移、一运作的工夫，天下就能受到无穷的福泽了。

孟子说：“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臣深切看到山东等地灾荒损伤已经极其严重，近来朝廷大臣屡次请求漕运官粮，酌情留下赈济，没有见到批准实行。臣认为京城储备固然重要，每年供给还有盈余。如果限定数量借拨，酌情定价卖出，计算每年归还，似乎也没有妨碍。请求命令户部议行，向漕运官借拨一百万石，少也不下五十万石，等到运船未尽的时候，扣算后船，在临清等地水次仓分纳，命令收粮的委官监督卖出，以救济急迫。而留下储存的价银，用作买粮的本钱，以等待来年丰收，酌情定价买还。后年运船，分带至京，也不算晚。只在卖出和买入之间，稍加调停，脚价之耗，另外设法处理，使得归还官府虽然迟些，但不失本数，那么朝廷难道吝惜这百万之数，不借以一二年之期吗？况且运船后至者，多因军卫贫窘，力量不能前进，年年拖延，愈久愈困。使得他们稍免半途折返，暂息以图后功，也未必没有益处。

孟子说：“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臣深切看到京畿等地，奸民恶党，竞相指着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献给藩王势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辄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岁年，冤号之声，震动远近。人口既然众多，难道土地有遗利？凡以空闲为请者，都是欺骗。朝廷虽然屡颁禁令，俞允继之，投献者谪罚相仍，而陈请者终于得地，岁复一岁，何时才止？臣愿自今以后，除官有籍册者，上俟处分，其称为空闲，辄乞管业，更不赐许，使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矣。

孟子说：“君主行仁政，百姓就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效死。”臣听说广西之地，近因军粮不足，以致官军嚣哄，几成大变。及出军之际，蛮贼截途，总兵方面等官，横被戕害。因由纪律不严，事出意外，而旅进群行，坐致奔溃，不闻有挺身犯难，以相捍御者。实亦教养失道，气沮心离，故颠沛之间视为秦越。人心国势，所系非轻。今贼势方张，散满山谷，攻围州县，占据村落，版图虽存，人户渐耗，有司畏罪，不敢悉闻。数年之后，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议，必先兵食。今官军土兵，尚皆可用，惟粮为乏。近闻荒歉之余，岁颇丰熟，请下巡抚总兵大臣，亟议方略，措置储蓄，审计折价，务使有余，然后可以责斩馘之功。臣又闻西北诸边，军粮折价，十分为率，给不过二三分，禁例虽严，莫知改革。臣请申明禁约，依本地时价，量为增给，使人情少慰，兵气渐扬，则攻守之间，惟所用而无不效矣。

孟子说：“省刑罚。”今之五刑，最轻者为杖为笞。然杖有分守，数有多寡，极为详慎。狱讼既多，人苦难制，乃有矫轻以从重者。在京法司，密迩辇毂，尚少过差。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今犯人自真犯外，惟畏笞耳，此亦法之不平也。假令以一时之暂，一二人之少，诿诸过误，理或有之。而多者数十，甚者数百，乃概以因公自解，岂复有所惧哉。今故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则谓之因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臣请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后，凡拷讯轻罪，实时至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医证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罚银，物不致杀人，尚有降调之例。以此罪，当此情，似不为过，亦可以为残民者之戒也。

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尧舜之世，人人得贤者，以尧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谏名官，言者亦少，愿治之君，常劝其直而容其过，所容者愈难，则其为德愈大。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开言路，先朝言事之臣，如汪奎、萧显、徐镛者，次第叙迁，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颂圣德，皆以为尧舜复出。间有言事狂直

译那些因进言而招致皇上谴责的人，言辞虽然过于刚直，但内心确实是爱戴君主的。既然已经表现出磨砺之意，就应当加以抚慰。近来群臣联名上奏请求赦免彭程，已经蒙受皇恩，命令礼部详细审查，必定会有圣明的裁决，臣不再多议。

臣深切地看到，任仪所犯的罪过，也是因为维护国家体统，并非出于私心。而他小小的过失，尚未得到洗雪。如今正值陛下广开言路之时，如果不宽恕因进言而获罪的人，天下的人谁知道该向谁看齐呢？陛下既然在前些时候恢复了几个人的官职，又何必吝惜不宽恕这一两个人，来回应群臣的请求，来安慰千万人的期望呢？

臣近日讲解《孟子》这一篇，因而推论此事，臣的愚见，也是希望尧舜那样的君主之心啊。《孟子》说：“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的人才在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并愿意在朝廷任职。”

臣深切思考，如今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所谓的大臣，以及讲读、台谏，所谓的重臣，近年来，上级未必都对，下级未必都错，但朝廷的纲纪所在，宁可有小错误，也不能有大混乱。三司得以控告巡抚，府县得以控告巡按，小官和百官得以控告尚书、侍郎、都御史。事情下到有关部门，互相争辩胜负。这种风气一旦形成，逐渐发展下去，是不可以滋长的。况且他们所上奏的内容，大多涉及诬蔑欺罔，上烦圣听，下骇人心，这不是圣明时代所应该有的。

请求从今以后，凡是有冤屈压抑的，只允许据实陈述本来的事情。凡是怀着仇恨，故意诬蔑的，一概不予施行。这样大概委任才能专一，体统才不会紊乱。

臣又看到，经筵是讲道的地方，与朝廷不同。所以凡是奏对的时候，即使是师保大臣，也必须行跪礼。只有讲官拜稽之后，站立在前面讲解，以示优待。这是祖宗制定的制度，而古代的大儒，还在坐立之间有所议论，是因为圣贤之道在其中啊。官职不必高，所担任的职责确实重要。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不应该滥置。既然授予了职责，就必须重视其官位。稍有遗漏错误，就遭到纠劾。承蒙圣恩，特意置之不问。朝廷以讲道的礼仪优待他们，而有关部门却以奏事的礼仪约束他们。自从开设经筵以来，未曾有过这种情况。

臣伏见历代所制定的仪注，只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没有所谓纠仪的官员。先帝临朝极严，奏对的礼仪，御史等官不敢丝毫放纵宽贷。而像大学士陈文、侍讲商良臣等人，进讲时出现差错，没有听说被纠劾。朝廷也不因此责备纠劾的官员。

臣又伏见先帝考虑到通政司、鸿胪寺奏事繁杂困难，特意命令一两个字的差错，不必来说，钦遵至今，这就是先例。臣愚以为，经筵的职责，比起通政司所奏、鸿胪寺所引，事体更加重要，而讲读的文辞，动辄以千计，繁琐程度加倍。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进讲时一两个字的差错，按照先帝所降给通政司、鸿胪寺的恩例，不得纠劾，以成就陛下优待儒臣的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