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四十三

译粮食虽然只派一省供应，但运送实物粮的都在太原，饥民一旦聚集，势必不会解散。那么，不仅已经逃亡的人会成为不法之徒，而留在当地的人，会有被践踏抢劫的惨状。残破震惊，固然不必多说。而宣府、大同两镇六十七万两的额度，谁来支付？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一点。

宣府、大同是京师的门户，也是四方极远之地。而山西全部供应宣府、大同，这是山西独自为天下辛劳。四方奏报水旱灾害的，大约十份中有三份被裁减，所免除的也不过是存留的部分罢了。然而还有官府通融办理的情况，这是虽然不能得到十分之十的适当减免，但也不失三分之三的宽裕。存留的银米都作为两镇两关的定额军饷，没有存留可以作为地方应急之用。现在宣府、大同所谓的存留，是两镇三关的输送。没有起运，就没有折兑，而他们所谓的存留反而比起运更紧迫，这是山西终究得不到丝毫的宽裕。平时山西独自为天下辛劳，而饥荒时优待减免却唯独落在山西之后。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二点。

当今奏报灾荒的，往年没有像真定、保定那样严重的，近日没有像苏州、松江那样严重的，其他该地方相比，敷奏不足作为实据。真定、保定曾给予国库钱，苏州、松江奏报折价起运了。然而臣观察，水路所通达的地方，贫民有鱼虾可食，不至于饿死；而舟船有四方购粮，则救济急难可资凭借。保定路途，稍向河南迁移，就有就食的地方。因此虽然患病却不困窘，虽然困窘且能恢复。现在山西在万山之中，山势险阻陡峭，而太原又遥远，其民不能到达泽州、潞州，怎能希望到达河南？只有真定的米稍可通达，然而人们都背着或用小车自运。至于道路断绝之处，数十辆车并排牵引，仍然不能上去。呼号之声，如同人在汤火之中。运送两斗米只能到达一斗，刚运到寿阳，价格已经三倍了。臣在路上遇到，没有不下马掩面哭泣并慰劳他们的。外面无可救，迁徙无处靠近，等到减免抚恤而不能与真定、保定、苏州、松江相比，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三点。

饥民聚集为盗，情状虽然不忍，招抚不可，势必扑杀。小则动用现有资金，大则请求留下国库银两。臣先前任职江西，那时盗贼初起，也不过是百姓苦于饥荒，而官府没有放松催征罢了。今日事势渐大，所奏请留在户部的，意图也不减当初所催征的额度。与其用国库银两赏赐杀盗之人，不如用国库银两化解未成形的盗贼。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第四点。

山西的虏患，只隔一墙。近年丘富往来诱引边民，归附其部曲，于是妄传丘富招募入耕田，不取租税。事情虽然不真，然而愚民何知？如果暂时解除摧残骚扰，恐怕来不及选择。他们诱引而众，我们逃亡而虚，长边八百余里，谁来阻拦？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五点。

意外的危险，明显可见，臣也不敢尽述作为遥远危激的言论，而姑且陈述目前紧迫的情况。估计户部为社稷深谋远虑，也必不以臣言为过。伏惟陛下哀怜。

译乞求优待体恤运粮军士以充实漕运政事的奏疏【漕政】

题为乞求优待体恤运粮军士以充实漕政事。泛论之处，都是通达国家大体之言。臣听闻，立法虽然完善，但积久之后就不能没有弊端；弊端已经极深，而随意更改则未必能奏效。只有探寻其根源来补救弊端，去除弊端来完善法令，这是自古以来谋求治理所必须首先做的，而在当今漕运方面尤其应当急切施行。

运粮额度的亏缺，只是由于漂流损失和挂账拖欠，而这两种弊端，在如今达到了极点，但实际上是由运粮军士造成的。所以有在刚兑给粮食时就折价变卖的，有在兑给之后随即盗窃的，有下面装土上面覆盖米的，有一艘船军士不满三四人随即用米雇人的。各种弊端既然很多，防范检举难以周全，于是自己凿沉船只，假称漂流沉没，获利后逃跑，转而互相效仿。然而军士之所以这样做，他们的罪行无可辩解，但他们的情状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

洪武二十六年的事例，海运军士从三月十五日起，到九月十五日止，每名军士支给行粮三石六斗，这是一天给二升。现在从正月起，直到十一月结束，无日不在运粮之中，却只给三石行粮。运得快则费用省，运得慢则费用多，以此计算工食，有一倍的差别，也就是一天大约得到九合多的米，而浆洗衣服、柴盐医药、岁时聚会饮酒，都出自其中。身体一旦投入运粮，其势不得不放弃片刻去从事其他生计，妻子儿女仰赖月粮供养，而现在有拖欠不能按时供给的，有扣除随船以防折损填补亏空的。所以冒犯法律侵吞盗窃，也不过是为了衣食供养妻子儿女的打算，难道都是想要取乐享受丰富吗？臣所说的他们的情状值得怜悯，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安抚他们的心，就难以要求他们尽力；如果不让他们吃饱肚子，就不能指望他们不偷盗。所以臣认为，优待体恤运粮军士而稍微增加他们的口粮，确实是当今料理运粮事务的第一要义。

但是想要向百姓加派，那么江南的民力已经不堪承受；想要请求解送淮轻赍银两来用，那么户部又已经扣除作为太仓的数额，而且即使应当给予十分之三的部分，也一定要等到京城才发放，那么臣的计策就穷尽了。但臣查得轻赍原本就是耗米，因为太多而折成轻赍以等待剥运浅滩，本来是军士的物品。近年以来，才开始又折一分解送太仓。臣乞求陛下怜悯运粮军士疲惫困顿已极，特别敕令户部将轻赍银数，酌定为三等：江南最远，每石再留与耗米三升随船，而三六改为二三；江北直隶府州稍近，每石再留与耗米二升随船，而二六改为二四；山东河南最近，每石再留与耗米一升随船，而一六改为一五。减少折银给军士的数额，而稍微保留本色米来供给他们的食物。那扣除二升米、折银一分解送太仓的，全部停止。对于朝廷来说不算耗费太多，而军士则蒙受恩惠已经很多。

然后臣得以稍微用军法来统率约束他们。每五艘船定为一甲，中间推举一个有才力的人为甲长。每艘船设置一个圆牌，旗甲悬挂佩戴，上面书写运粮军士十人的姓名，而甲长另外设置一个牌，上面书写四艘船旗甲的年龄相貌，务必使船只像鱼群一样连贯联络，遇到浅滩和急流，五艘船互相援助，这是常像五十人操持一艘船一样。而平时则互相觉察，一艘船折价变卖盗窃，四艘船的旗甲连坐。中间有一人揭发查实者，告诉所在官司，立即给予赏银五两，仍允许到臣衙门给予照票，免除其五年上运。诬告者责罚治罪。中间如果暂时雇用民船，一体编入。甲不得越过帮，帮不得越过卫，卫不得越过总。剩下四艘船则自成一甲，剩下三艘船则分派到各甲之下，千百户指挥提督本管的甲，而把总则全面提督。兑米入船之后，即将圆牌送交监兑主事花押，发给各人悬挂佩戴，按甲前行。过淮之日，臣进行查考。在北不过淮的，督运主事及沿途兵备衙门分别查考，无分毫额外烦扰，而暗中收捡防范的实效。他们感激朝廷加给的恩惠，而后能遵守臣统御的法令，这是古人所说的驾驭军队的方法，应当使他们感念天子而畏惧将军，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法令既已建立，漂流损失和挂账拖欠，自然会减少，而历年积累的弊端有望更新。臣为此上奏，尤其担心户部固守成法，不答应臣的请求，臣请求就详细陈述其缘由。国家漕运自永乐十二年开浚会通河，当时辅佐成祖制定运粮法的是都督陈瑄。他的方法是江南民运到淮安，江北到徐州，山东河南到临清，而军士接力运输。这是千里路程，百姓走其四，军士走其六。当时陈瑄难道不念及百姓吗？是为了寻求可以延续长久。从此之后，各位大臣辄有更改，虽然因时制宜，无非是体恤百姓的意思。然而积欠产生弊端，遂成偏累的规定。侍郎周忱未改之前，尚全为民运，而现在则直达；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前，尚一分支运，民运烦费必不可复行，固然应当全兑，但直达不如转运节省，刘晏的方法之所以多运，是因为不用直达，何不在此事上寻求？而现在则全兑，全兑而又直达，于是军士开始困顿，而各种弊端百出。

那正当的供给，本是百姓的职责，自三代汉唐宋以来，没有用军士运输的。百姓占据田庐，收租税，出升斗的赋税。

译如果在船队停泊时兑换银两，那么一年的生计计划就已经结束，回家关上门躺着，陪伴妻子儿女享受安逸，却不知道军士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在烈日下暴晒拉纤，背上的肉就会生出鳞片般的硬皮；在湍急的水流中奋力搏斗，哀嚎之声凄惨。假如让百姓来运输，这几项的费用岂不是更加加倍？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运官有剥削，衙门有开支费用，洪闸有勒索，到仓有经营开销，历经一年劳累困苦回到家，席子还没坐热，官府就已经点名安排新的运输任务了。人一天吃三顿饭，一升五合就能吃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只让他们从九合的配额中求得满足，这也不奇怪他们冒着禁令、卖法求利，导致漂流挂欠的现象接连不断而没有止息。一艘船坏了，分摊给众人赔偿，甚至波及整个总队。这样，没有坏船的人因为坏船的人而陷入困境，没有盗窃的人为盗窃的人偿还，互相牵连而沉溺。这是等待灭亡的办法。现在正值弊端极盛之时，不依法整顿约束，那么弊端不会停止；如果不先稍微给予一些供给，那么法令无法推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挥蒋鉴奏报军士欠债，户部上奏奉孝宗皇帝圣旨，允许将太仓库的银子借给军士还债，索取印信结状，来年一两只还一两，不收取利息。祖宗体恤军士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早年运输额度没有告急短缺。现在户部如果真的肯在应当供给的份额中捐出这三数升的额度，预先给他们作为吃饱饭的资具，使他们不消耗、不凋敝、不侵吞、不盗窃，作为长久之计，不至于让皇上日夜操劳，那么利益非常丰厚，为什么吝惜不做这件事呢。

译乞求打破常规处理漕运政务，并陈述充实国家财政大计的奏疏【漕政】

理财的方法，必须掌握征收与发放、物价贵贱的权力，从而获取利润，这样就能无中生有，使国家财政充足。拥有千金家产的人，拿出百金作为资本，计算货物的有无与贵贱，在市场上贩卖，就可以迅速致富。所以管仲使齐国强大，刘晏使唐朝财政充足，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现在国家将东南地区的财赋四百万石，本来也就是陛下您的资本。每年大约有三百万石投入漕运，而常剩下一百万石用来收取盈余。每石以八钱折算，而以五钱发放，计算可得三钱，那么一百万石，应当得到三十万金。再加上存留的军船三千二百五十多只，每只船扣留行月粮二份，赏赐钞银四十两计算，又能得到十三万多两。每年支放，定为几个月折色，京军得到五钱的折价，欢呼庆祝，不再担心粮食腐烂不堪。而国家实际上获得大利，那么国库银两可以充实，运粮士兵不致困苦。在这转换之间，几年的边防军饷，不再担心缺乏了。现在说不能改折的，理由有二，不过是说京仓的积蓄逐渐减少，京师的米价将要上涨。然而不知道现在所获的利益来自发放的数量，而不来自积蓄的数量。假如不折价而有万石的积蓄，那么现在虽然改折，那万石粮食依然存在。这是容易明白的。至于米价上涨，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不管近畿地区丰收歉收的情况而一概规定折价征收，那么祸患就会如此。臣请求陛下在每年的漕运定额中，大约以一百万石改折为主。每到漕运会议的时候，必须让顺天府尹参与商议，通报四方边境丰收歉收的情况，从而加以斟酌。如果收成在八分以上，那么这一百万石可以全部折价；低于这个标准则依次递减；如果遇到大饥荒，则完全不折价，仍然发放太仓的陈米出售，而在丰年购买补充，就像现在临清仓粟米的做法一样。设立灵活的方法而不拘泥于固定的条例，那么米价怎么能上涨呢？臣曾经阐明农业，请允许我谈谈积蓄米粮的弊端。每年粮米在水边集结时，粮长本来就已经受潮并兑换了。船载半年，又经过潮湿和蒸煮。到了太仓晒两天，这是水火都具备了。米有它自己的特性，柴火和井水的水火具备，那么米就熟了可以食用；阴阳的水火具备，那么就会破坏米的本性而容易坏掉。而且米多互相压迫，蒸煮发热之后，不出两年，外面是米里面变成粉末，严重的变成灰烬而不可使用。封闭仓廪而在外面标明里面有几万石，似乎是有准备，然而哪里知道它不能食用呢？军士千人而分配一个仓廪，那么五百人应当遭受疾病。京军拱卫皇宫确实辛劳，又怎么可以只给他们一石的数额，而不考虑它是否可以食用呢？今年漕粮漂流，正是因为定额全部运输，船少米多，以致亏损折损。利害相互隐藏，又怎么知道那些追求完美的人，反而正是使自己减少呢？臣最近看到巡仓御史唐炼条奏中说，进仓的都是水湿的，积久自然腐烂，各军往往关出。至今京军支取米粮得到后立即换银，不仅是因为米腐烂不堪，也是不喜欢吃这种米，即使立即转卖，多的换银五钱，少的三钱。至于那些盘点仓廪的米，尤其不能使用。哪里能得到实惠。古话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不足，也不是专门指米而言。这不是臣的臆说。唐代陆贽上奏德宗说，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放松积蓄财物，而充实仓廪；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延缓积蓄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最近勘查河阴、太原等仓，现有米二百二十多万石，河阴一县，储存尤其多，仓廪充盈，随便露天堆积，旧的还没吃完，新的又增加，岁月渐深，损耗蛀蚀更加严重。旧例从江淮诸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到河阴，来年请求停止八十万石，运三十万石。河阴、太原等处都按照这个例子。所停止运输的米，在江淮州县出售，节省的运费，计算得到钱一百三十三万贯。唐朝在陆贽时，完全失去了河北，计算其转运，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尚能规划如此。陆贽的忠贤，哪里会失算。而贞元年间，依靠这个来救济。臣所说的充实国家财政的大计，不敢说错。如果户部以主管国家财政为职，深深忧虑，臣请求再筹谋。现在监生纳银，原本叫纳粟，调动富民的粟充实沿边，这是汉朝的方法。而现在却命令纳银，就违背名实了。每生一名，以一两一石计算，得到三百五十石，恰当南运一船的数量。北纳一监，南减一船。纳一监，他们大概是有财力的人，而并不觉得困难。减一船，在凋敝损耗的时候，而节省无数。国家既然开了这个例子，那么太仓之前必有屯米用来买卖，而哪里会损害监生呢？用这个例子来纳官以及加纳的人，每年收入一定很多，那么每年太仓的积蓄，有所取足，而一百万石可以安心改折了。取这个代替那个，臣所说的掌握权力而获取利润，这也是其中一件事。漕船耗散，运粮士兵凋残，到现在计策不出于此，那么弊端相承，年年相袭，即使每月更换一个漕臣，终究无法挽救国家储备的减少，而臣且不知道它的结局了。

预防黄河迁徙的奏疏

漕抚虽然不兼任河工的事务，而皇陵是抚治所属的地方，所以具此奏疏

题为预防黄河迁徙，以保护陵寝事。据徐州兵备副使冯敏功揭呈，先前奉臣宪牌前事遵依，查得旧牍凤泗，原通黄河，故道有二，一原自河南荥泽县孙家渡，由中

译牟县北清河口与贾鲁河汇合，流经本县，越过朱仙镇、通许、尉氏、陈州、颍州等州县，到达寿州后汇入淮河。这是弘治二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向东北方向冲击运河和张秋，由刑部尚书白昂所开凿的河道。如今已经淤塞，堤围有多层。另一条原来自河南兰阳县赵皮寨，经由野鸡冈、涡河、亳州，到达怀远县荆山口汇入淮河。后来因为绕经皇陵，担心有其他祸患，嘉靖十九年，由兵部侍郎王□等人堵塞野鸡冈，开凿李八老集河，经由止帚、德宿州、虹县、睢宁，从宿迁县小河口汇入运河，不久也淤塞了。以上两个河口，近来没有开决。如果孙家渡黄河决口，由朱仙镇南下，水势就会在寿州汇入淮河，而凤阳、泗州的皇陵确实令人担忧。然而这与宿州符离集相距甚远，水源不通。现在奉本院公文勘验符离集水决，乃是宿迁的小河口。如果仍然从涡河进入荆山，那么凤阳、泗州都在其下游，尤其值得忧虑。

经查孙家渡、赵皮寨两个河口，照常坚固。想要为预防保护皇陵谋划，修筑堤防确实是上策。如今赵皮寨以上至孙家渡一带，都已经修筑了缕水长堤，只有开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庄这一段没有堤防；赵皮寨以下，历经仪封、考城、虞城、砀山至茶城，并没有堤防，确实应当增筑。再查符离集的水，西北通向萧县永堌湖，东北通向徐州挑山，向东苏家湖下通灵壁县，地名孟山、睢宁县地名高作社，以至小河口，每年夏秋连雨积水相通，民间小船从此往来。如隆庆五年邳州阎家等口，以及徐州双沟、黄锺集，被黄水冲决，由苏家湖溢出，经过符离集，进入灵壁境，沿着孟山、高作社，通到小河口。自灵壁距离泗州祖陵，只隔着虹县地方，如果使水势趋向虹县，也确实值得忧虑。如今徐州、邳州地方，已经修筑新堤，似乎可以没有祸患，所忧患的只是河南赵寨以下没有堤防的地方罢了。

可否题请，将河南开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庄，又自赵皮寨以下历经仪封、考城、虞城、砀山茶城一带，修筑堤防抵御，以保全无患等因由，呈报到臣。臣会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商议认为：无事而预先说，似乎过于计较；有事而后说，则失去时机。臣管辖境内地方，凤阳、泗州皇陵在那里，其西北连接河南仪封、考城、砀山一带地方，自祖宗二百年来，上天保佑圣朝，百神拱卫保护，固然没有其他祸患。但臣查得黄河决口改道不常。自弘治二年，在张秋决口，夺取汶水入海，尚且是向北。如今逐渐迁徙向南。询问当地百姓，都说自张秋加功而后，官府都培增北堤，而南岸逐渐变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夜之间高数尺，幸好不在萧、砀之间，而在徐、邳之下，所以虽然从支流进入小河口，经过灵壁，而水势稍近东，所以对凤阳、泗州尚且没有祸患。但臣观察天象，则连年的水患异常；观察人事，则北岸的工程常常严密。然而不知道河水高，则溢出的地方难以确定；凤阳、泗州低，则受水的地方其防备很多。万一像去年一样，仍然泛溢，而偶然正好在仪封、考城、虞城、萧、砀之间，正处在凤阳、泗州的背后，那么那时即使有神禹，也无从下手，而仰劳圣明挂念就大了。所以宁可让臣的话为过计，而不敢承担后时的罪责。伏乞陛下采纳臣的愚见，敕令该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转行各河道兵备等官，趁现在无水之时，凡系陵寝当黄河南岸地方各官，务必小心勤虑，逐一亲自踏勘。只要在单薄之处，不惜大费，题请增加防捍，务必使无患，庶几有以保护陵寝，上慰圣怀，而臣等等待罪地方，也稍可免于罪责了。

译请求拓宽粮饷运输通道以防范意外疏【拓宽粮饷通道】

议论认为，国家财政依赖漕运，就像人体依赖血脉一样。血脉通畅，人体就健康；漕运通畅，国家财政就充足。这确实是古人建立国家不可更改的准则。我朝实行河运，已经六百多年，法度完善清明，通行没有阻碍。然而近年来，事情久了弊端滋生，千疮百孔，加上黄河泛滥漂流严重，那些深谋远虑的大臣，才开始有咽喉要道不通的担忧了。因此，都给事中宋良佐，主管该科，亲眼目睹时弊，提出这些议论，想要恢复遮洋这一总兵官职，以开通海运。计算遮洋仅仅是一程，稍微凉爽的海面，本来不是放洋远涉，然而揣度这位官员的本意，不过是想聚集已经分散的船只，重新建立一总，以行驶海道，为国家准备长远不竭的方法罢了。查得遮洋总原本的粮额是三十万石，到嘉靖四十五年，因为给事中胡应嘉建议停革，将军船分派到各总之下。现在既然宋良佐特别表现出深切的忧虑，想要设立这一总，确实对漕政和国家财政大有裨益，应当普遍传布商议，开立条款，共同请求圣上裁决，并且拨出国库资金雇佣招募。今年既然已经试行，那么派遣粮食制造船只，明年自然应当确定运输。河海同时运输，国家财政更加充裕，从此圣上足食的忧虑，稍微可以稍减了。自从平江伯开浚会通河以来，海运不被讲究已经很久了。其后科道官员的条陈，乡试会试的策问，名臣的著作，想要实行的不一而足，然而最终没有人能够采用。近臣备员山东，曾经条陈这个建议，而恰好巡抚都御史梁，毅然用米试行，最终成功没有阻碍，事情获得上报。恭敬地遇到圣上英明决断，于是拨出国库银两，委派督漕司招募运载，如今四方才开始知道海道可以通行。然而议定在初次提出之时，那么众人情绪尚未信任，而法规在久废之后恢复，那么不免更改，所以如今士大夫的忧虑，不过是说海上风波罢了。风波在海，三尺孩童都知道。然而这件事有可以说的，古语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所以东南的海，是天下水的归宿。渺茫没有山，那么回避没有地方。靠近南方水暖，那么蛟龙穴居。因此风波足以畏惧，传闻可以骇人。从前元人海运有惊坏，是因为它起自太仓、嘉定而向北。如果从淮安向东，引登莱以停泊天津，那么原名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那地方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没有窟宅，所以登州有海市，因为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因为石去水近的缘故。北海之浅，是其明显验证。即使以船和米行于登莱，因其旷达以取其速，而标记岛屿以避其患，那么名称虽然同于元人，而利益实在专取其便利。辅助河运的缺失，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然而这还只是举时宜的绪论，而不是臣条议的初衷。如果谈论其全貌，则有稍微进于此的，而其说法有三：一曰天下大势，二曰都燕专势，三曰目前急势。汉不远引，请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据岷凉，而左通狭渭，是有险可依而无水通利也。有险则天宝兴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人都梁，背负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无险可依也。有水则景德、元佑享其全，而无险则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国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闾以为城，而南通大海以为池，金汤之固，天造地设，以拱卫神京，圣子神孙万年之全利也。而乃使漕不通焉，岂非太平之遗虑乎。此臣所谓天下大势。夫三门之险，一下之所谓峻绝也。然唐人裴耀卿、刘晏辈，百计为之经营者，以彼都在关中故也。粟不能飞，则途有必由，是三门者秦都之专路也。若夫都京，则面受河与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济，即今之会通河。壹河自淮入汴、入卫而俱会于天津。然终元之世，未尝事河而专于海者，彼以夷陋纷攘，终岁用兵，固无暇于事河也。彼又以为河亦间有不尽如海者，入闸则两舟难并，是不可速也。鱼贯逆溯，一舟坏则连触数十舟，同时俱糜，若火则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壹夫大呼则万橹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浚载在《衍义补》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于河而协以海，自可万万无虑。故都燕之受海，犹凭左臂从腋下取物也。元人用百余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谓都京专势。黄河西来，禹之故道虽不可考，然不过自三门而东，出天津入海，是腹虽稍南而首尾则东西相横也。至宋时直猎大名，则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决张秋夺汶入海，是其首犹北向也。乃今则直南入淮，而去岁久决□家口，支出小河，近符离、灵壁，则又几正南矣。自西北而直东南，途益远而合诸水益多，则其势大而决未可量也。故以汉武帝之雄才，尚自临决塞

译王安石精深博洽，且曾开设局所讲求，黄河成为立国的弊病，难道只是今天如此吗？况且去年的漂流之患，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以及小臣中有志于天下的人，听闻此事难道有不改变脸色（感到惊惧）的吗？既然对黄河的阻塞不能不变色惊惧，又对开通海运不能不面露难色，那么计策将如何制定呢？所以富人建造住宅，就会在旁边开门，以防备中堂有客人时，菜肴果品能从旁侧进入。这就是臣所说的目前的紧急形势。臣确实愚昧浅陋，如果该科条陈的议定，考虑得应当成熟，难道肯误了圣明的判断吗？风波属于天数，臣又怎能预见它一定没有呢？但臣认为，如果趋避占候，使其没有差错，应当不足以妨碍大计。所以选取顺着科臣的建议而详细陈述我的愚见，所有请求拨银造舟、设置官员、更改定额，都属于变革，统一乞求圣明采择，敕令下达给该部，查议施行。等到实行稍久，官军熟悉，不妨逐渐增加到数十万，使黄河没有阻塞，或者想就用这些船只在黄河运输，也不虚费，随心所欲，恢复长久废弃的旧制而足以储蓄，确实对国家大计至急且切，不应当再忌惮吝惜更多的费用，而失去长远的利益，为此具题。

译计开

一、确定运米。这是臣在山东司道任职时，梁巡抚初次试行海运的方法。查得隆庆六年，奉例酌情拨给海运漕粮十二万石，因为是试行，数额较少，未能形成统一的规制。如今既然造船实际运输，自应确定拨给定额粮食，以便征收兑运。可否每年都以就近方便的淮安、扬州二府每年运兑的改正粮二十万一千一百五十石为定额，全部派用于海运，以恢复遮洋一总的数量。除去隆庆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粮米二十二万六千五百八十石零，听候支运外，自隆庆八年以后，都令淮安、扬州二府，各自将定额粮食提前征收完足。漕司在正月末召集各该官军赴淮安，并招募拦头、舵工、水手，领驾海船，确定就近的水次。如扬州府属的仪真、通泰、如皋及泰兴、江都七州县的粮米，运到府城河下；高邮、兴化二州县的粮米，运到本州河下；淮安府属的山阳、清河、桃源、邳淮、宿沐、盐城、宝应九州县的粮米，运到淮安城外河下；安东、海州、赣榆三州县，是海船必经之地，粮米就在本州县河下，各自取便交兑。以上漕粮，都责成各该管粮官，押同粮里，就用随粮原征的水脚银两，雇船装运。限定二月末，全部到达前述地方，户部管仓主事督同官军对船交兑开帮，以免入仓的烦费。如有过期者，照依议军无粮事例参究。如果二府地方遇有灾伤改折，都听候临时拨派附近凤阳等府的粮米，凑足前述数额，作为定额。而凤阳等府的水次则应当设在泗州，这样才更为便利。

一、议定船料。查得每年定派海运漕粮二十万一千一百五十，加上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只，共需船四百二十六只，外加造装把总、运官共船十只，总共船四百三十六只。臣先行召集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从公估计，每只先除去装水及什物等件，约虚占二百石外，实止装粮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该银三百七两零。臣怕多开，随即委造船厂并料，先造样船一只，据报用过料银二百九十两。适逢臣移驻扬州催攒粮运，当时亲自率领漕务参政潘允端等人，到船验看，都说板植坚厚，钉艌紧密，规制颇整，足以驾驶三十年，方才进行改造。臣想旗军领驾，则视为官物，终究比民船不同。如果限定三十年一造，不免过于长久，况且海洋行驶，又不是老船可以支撑风浪的，那么海船应当以十五年为改造的期限，这才适中。臣查海运虽从淮安出发，前述船只如果在淮上打造，木植入坝不便，况且清江卫河二厂，自有应造年例船只，即使常年买木召匠打造，尚且不能提前，可否酌情派产木的湖广厂打造二百只，专委督粮道参议刘翾督理；其余二百三十六只在集木的仪真地方设厂，专委海防道副使陈耀文督理，务必如前式坚致，如果有迅速损坏的，责任在二道。湖广木植等料价，比仪真稍贱，每只量减银四十两，实该银二百五十两，共银五万两；仪真造的，每只仍给银二百九十两，共银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两，二项共银十一万八千四百四十两。臣查前述海船，每只比河船多装粮二百石，是海船一只，抵河船一只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只，合将各卫所额船数内，查其漂流者，照数免其追补，即以各船料价打造海船。计算前述船只内清江厂造的，该扣三百九十只，每只料银一百一十四两五钱七分零，共银四万四千六百八十二两三钱；浙江厂造的该扣一百五十只，每只料银九十二两，共银一万三千八百两；下江厂造的，该扣一百一十四只，每只料银九十三两一钱二分四厘，共银一万六百一十六两二钱。事完通将用过工料钱粮造册奏缴稽查。再查今议打造海船，前述数额虽开至十一万之上，但海船所用的料，即是河船免造的银，绝非新增额外之费。其不足者又在漕司折粮之内，扣出支用，而所借的不过一万七千余两赃罚罢了。然而臣又计算，河船清江厂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厂五年一造，这又抵河船只半多了。即使现在加费一万七千余两，而所省的又该银二万一千余两，国家开启一百六十年久废的海运，而简省如此，诚然是转输的便途。

一、议定官军。查得海运粮船四百三十六只，合坐派卫分定拨旗军领驾。查得原有遮洋总下淮大等六卫，及通州、盐城二所，浙江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直隶太仓、镇海六卫，海运卫军须拨边海地分，则人习海事，派拨不扰，俱

译沿海地区的人熟悉海事，应当选拔并分派他们统领之前的船只。拟定淮安卫三十只、大河卫五十只、高邮卫三十个、扬州卫五十只、长淮卫三十只、泗洲卫三十只、盐城所十八只、通州所二十只、宁波卫三十只、台洲卫二十只、温州卫二十只、绍兴卫三十个、太仓卫三十八只、镇海卫三十八个，都仿照遮洋船的旧例。每船配备士兵十二名。然而仍担心各士兵虽然生长在海边，但淮安以北直到天津一带，原本不是他们经常涉足的地方。况且驾驶海船，只有拦头一人、掌舵二人最为关键，又必须是久惯航海的人，才能不畏惧。建议令各卫所每船拨派士兵九名，将每船余下的三名士兵，应发的行粮、月粮银两，全部扣下解送。每年漕运司在淮安及海州等地，雇佣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东雇佣岛民四百三十六名，分配给每船，二人掌舵、一人拦头，便于趋避，以凑足十二名的人数。待以后各士兵熟悉海道，逐渐减少雇佣，仍将原士兵拨补。又按照臣在往年招募船只三百只，已分为六小总，以“平定”、“宁静”、“安全”为号，派令原负责山东运输的各官分别统领出行。如今既然实际运输，自然应当照遮洋船的事例，设立把总一员，以便统摄约束。请求敕令兵部，再加查议，从山东原运输题报有名的各官，如千户韩礼、镇抚鲁矿、百户盂得贤等五人中，推举一员酌情升任都指挥体制，准许充任海运把总，仍铸造关防一颗，以便行事。其领帮官，都委任山东原运输的各官，率领岛民赴淮安，给予行粮起运。各该卫所，只委任指挥、千户、百户押送士兵到淮安交割，免除他们入海，自愿去的听任。至于各船士兵中，有怯弱不习惯航海的人，允许用原发的行粮、月粮，添凑自行雇佣熟悉海道的实在之人代替，回货的利益，由代替者获得。只求海运能得合适的人选，各押运军官审查无误，听从其便。实行久了，熟悉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大致每年二月末开兑，三月半开洋，四月末到达天津，九月半可以完工，全都如同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的日子多，人们将争相前往了。再查造船，必有桅杆、篷帆等杂物，在河船原本由旗甲自行办理，如今海船新造，必须由官府全部备齐，而所用的银两，也应当设法筹措。臣查前项海船四百三十六只，折合河船六百五十四只，共计定额士兵七千三百五十六名，内部分拨出海运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驾运外，尚有余下士兵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名月粮、行粮总共该银一万五十五两四钱，都应每年扣支，以充前项费用。建议转行浙江、应天巡抚都御史，督责各卫所掌印官提前造册送交有司关领，差官解送淮安，听任发给各船置办桅杆、篷帆等杂物应用。如果不够，临时再酌情补足。今年海船初造，应当逐件全部置办，以后年份，只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艌工粮，即用以前扣下的粮银似乎足够使用。若有结余，专备海船期限届满重新建造的料费，不得别项支销。

译一、关于防范事宜。查得海运开通后，米船往来频繁，商贾逐渐聚集，那么对其他盗贼的防范，理应预先加以安排。除了淮安施东云梯关一带，因为是海船出口处，那里原本就有定额配备的防倭官军五百余人，隶属于东海把总管辖，往年春汛期间，听从该官调遣操守，以及向南各沿海地区，臣在起运之日，已严令各加意防范；至于从淮安海口出发，经过山东、北直隶一带的地方，海洋辽阔，臣已经行文给山东、天津巡海司道等官员，责令各该防倭守御衙门，严加防护，派遣土著岛屿的船只指引航行。船上应用的军器，由漕司动用漕银购置，每船配备斩马刀四把、火药二十斤、手铑四把、弓两张、箭两把、长枪四根，发给领用随船防备，运回后交库。再查山东沿海，是粮船必经之地；至于天津以东，是海船入口之地，在此卸粮、督发驳船、催促空船返回，都是人口密集之地，防备盗贼，尤其需要加意。统请臣备文咨行山东巡抚、巡按，悉心议处，务必使兵防振作整饬，暗中消弭隐患，以免耽误国家大计。

一、关于起驳事宜。查得海运粮船如果进入天津河口，恐怕因船底尖而搁浅。除水量大可直接通行外，若水量偶尔浅涩，已经行文户部酌定，一律使用驳船起驳。从天津到石坝、土坝，每粮百石，给予水脚银二两九钱，就在本帮轻赍银中动用。乞请敕令该部转行天津管仓、河西务钞关各主事，遵照执行，自今以后，每年凡是海运粮米船到达天津海口，各该领运官具呈管仓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务驳船，按照前议定的水脚驳运粮米，前往石坝、土坝交卸，转般进仓上纳。各船随粮的轻赍银两，听臣酌量分别差官，由陆路起解。属于给驳船水脚的，交给天津管仓主事；属于完粮应用的，交给通州坐粮员外，各自在当地支用。若有剩余，发给海运官军，以资助他们返回南方。

一、关于回货事宜。查得海运旗军、舵工、水手冒着风险转运，与内河常运不同。然而常运每船允许携带土产四十担，现在海船赴京纳粮，难以容纳携带货物。如果已经卸粮返回南方，似乎没有妨碍。乞请敕令该部，再加查议，是否每船允许携带货物八十担，听便贸易返回淮安，以示优恤。仍听天津管仓主事，每船给予装带货物数目的照票一张，免除其纳税。前代运舟都允许携带盐作为纲司的费用，公私两利，我朝禁止，但往往也有夹带。只是不许夹带私盐，以及腌腊咸物，并违禁的硝、黄、铁器。如违，定行从重治罪。

一、关于尊崇祀典事宜。查得海运开始实行，船只泛游大海，所畏惧的只有蛟龙风雨。考察五行，蛟龙属乙木，寄于辰位；风属巽木，寄于巳位。二者性质都畏惧金，这是五行相克厌胜之术，如先臣刘基等人，未曾不讲究这些。况且这类祭祀，文辞著于《诗经》。举行大事、动员大众，又怎么可以没有神道设教来壮大人心呢？臣在海口建立海神庙，用铁铸造神像，并用鸡血衅祭。每年船只将要出发时，就祈祷它，仍然每船供奉一小像同行。因为前庙已经建立，看守必须专人，发运必有祭祀，乞请敕令该部查议，是否行令臣每年令山阳县在里甲中定额编派经费银三两，购买猪羊祭品，每年开船时，漕司亲自致祭。仍行令该县，在均徭中编选门子一名，常年看守，以防倾塌。伏乞圣裁。

条列漕宜四事疏

漕运是国家大计，关系至重。自今年漕运早且完成，固然仰赖上下大小臣工共同奉行朝廷谋略，而粗略革除了旧习。但漏洞多端，如果不逐一堵塞，那么弊端将再次蔓延；事体烦琐，如果不悉心料理，那么利益或许会被遗漏。因此冒昧陈述鄙见，列为四条，都是与漕运计策关系最密切的。伏乞敕令户部，迅速施行，那么国家计策就幸运了。

计开：

一、体恤重远之地。臣认为想要漕事整齐，没有比体恤军士更优先的；而想要体恤疲惫劳累的军士，没有比改折更有利的。现在国家漕运计策，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其中官员的疲困，只有漕臣亲历而深知。所以臣在初任时，曾经题请百万改折。随即该科臣列举议论，说不可行。但科臣所持的是国家经常的大议，而臣所请的是漕运权时的急策。而且臣当时所陈述的，不是说暂时改折以舒缓卫所总兵，改折之事对民间有益而对国家计策也没有损失，且有折存派银可以应对其他需要。而计部每次不肯实行，以遵守旧例为主，不想从我这里开创先例。而说可以富足国家，好比病弱之人，不说节制饮食以护命，而说节制饮食以得仙，那么臣的立论近乎迂阔，当然科臣认为不可行。然而此事，终究不可停止，而行止关系漕政的兴废，这是臣惶恐进退，而终究不能不再次冒昧陈述的原因。改折百万，不敢再请，各该兑所乞请陛下特别体恤重远之地，查得

译漕运下属的粮司府中，只有湖广、江西两省最为遥远；而这两省所属的府中，又以永州、衡州、长沙、赣州四府为最远。况且这四府还要经过洞庭湖的险峻、赣石二十四滩的险恶，从这四个地方运粮到水次（转运站），几乎等同于从淮安运抵京师，而且还要加上风浪的危险。因此，往年这四府所属县邑的粮米，催征本就困难，水次又远，军船四月全部兑运过淮河，必定是尾帮（最后一批船队），与黄河水相遇，往往淤塞阻滞，邳州、徐州、白河一带防守吃紧。这固然因为长期玩忽职守已成风气，也是因为地处偏远、百姓疲敝，势所必然。

今年湖广省的漕粮过淮虽然较早，是因为改为折色（折银缴纳）的缘故；况且现在规定十二月才开始兑运，此时江水消退而北风急劲，城陵矶、里港一带浅涸难行，长滩上的风帆无法逆风行驶，船只不是损坏就是延误，尤其应当考虑。恳请陛下每年批准改折，随同本色（实物）一起解送缴纳，对于穷苦偏远地区的百姓，既解除了他们的困苦，又免除了他们的祸患，这就是臣所说的偏远地区应当处理的情况。

国家的财赋，仰赖东南供给；然而兑运军粮，六省共同承担，而白粮的困窘则只有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最为严重。江南物产丰富，所以祖宗时期运输量独多。然而太平已久，人口逐渐增多，而地方有限，那么现在的江南，又哪里是永乐、宣德年间的旧貌呢？以苏州一府为例，兑运量高达六十九万石，这还不包括南粮和白粮。其余各府，大致可以类推。江南是朝廷的厨房，如果不趁现在稍加优抚，等到榨取他们的力量以至于无法索取，然后才抛弃他们，这就是臣之所以显得迂阔而深为国家考虑的原因。

臣恳请陛下每年批准将十万石分摊到五府，按照白粮数量的多寡，分摊并改为折色，以稍微缓解他们的沉重负担，并定为常例。臣查得山东、河南的原粮，只有三十多万石，不及苏州的一半，仅抵得上松江、湖州的全部，尚且蒙受朝廷批准折色七万石，以示优抚；而如今江南军粮、白粮交征，百姓重困，难道可以不稍加考虑吗？这就是臣所说的重要地区应当处理的情况。

臣又担心户部认为国家定额不可稍减，而太仓或许担心缺乏粮食。臣请求将江南改折的银两，听候户部在会议时斟酌：如果天下没有灾荒而改折较少，则将全部折色解送京城；如果灾荒改折太多，则临时询问采买。如果淮安丰收，则解送籴买大米；如果临清丰收，则解送籴买小米，附在运船上进入京城。多寡在临时确定，这样在中间又能得到不竭的筹算，而臣的话就可以安然实行了。

译一、关于预先兑换的政令：查得漕运之所以拖欠亏欠众多，致使国家财政匮乏，大概是因为军士盗卖漕粮的缘故。臣请求设立保甲法，仰蒙圣明采纳，实行五船互相监察。那么沿途的盗卖行为就无法再施行。因此今年运输缴纳，不仅足额而且有余。臣根据各卫所陆续上报，每船余粮多少不等，都有剩余。以及各押运空船回南方的运官，经审讯据实陈述：因各船剩余米粮过多，京师及通州、张家湾各处米价太贱等原因报到臣处。臣认为，官军谨慎遵守国家法度，不敢盗卖，本是他们的本分职业。然而他们也期望通过剩余米粮稍获利益。如果货物在聚集地价格低廉，一时米价太轻，恐怕无法激励他们守法，也无法安抚他们停止盗卖。所以臣乞请陛下颁布预先兑换的政令。如果各旗军剩余米粮较多，三石以上，如果他们情愿上缴太仓，允许立即充抵明年的运米额度。全部按照今年晒扬加尖的标准上缴。其各把总、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员，也允许不论多寡，一体上缴，名为预兑粮。收入太仓后，各发给印票一张。巡仓御史统计数目，加盖印册，发送漕司。将缴纳过的粮食，听凭臣派拨给各卫所、各把总领取支用。如果支用三百石正粮，就可以节省明年船只一只、军士十名，将其节省下来的存粮收入官府。其所支用的米粮，由运官在粮长兑换完毕到官之后，再分别领取，以免争抢。如果米粮已经卖尽，而仓前富民有愿意聚集缴纳的，也照此例办理。其兑换归还的米粮，听凭他们自行选择某卫所领取支用。如果他们上缴过多，除了米粮外，将官府所得的行月粮数目，比照纳粟事例，斟酌多寡，设立几个等级。或者给予冠带荣身，或者允许他们列衔管事，以示奖励。全部听凭户部裁酌奏请。不愿意的听任他们。臣认为有四点好处：今年预先缴纳，节省船只和军士，而官府又收到节省下来的存粮收入，这是一利。黄河漂流难以预料，运军牵挽实在劳苦。现在一石米入仓，则国家先获得一石的储备，而军士节省一石的劳力，这是二利。这样京师粟米必定增多，改折之法也可以实行了。运军之所以多年沿途盗卖，正是因为米粮进入京师价格低廉，而沿途价格昂贵。现在让他们以今年低价入仓，而明年在兑换处获得盈余之利，那么明年沿途即使驱使他们盗卖，他们也不会盗卖，富裕的军士会争先入运，这是三利。宋朝至熙宁年间，漕运事务狼狈不堪，推举薛向负责，创立法令让民间造船包运，一时显著获得救济。然而不知道其中实在难以施行，不久就废止了。现在允许各军预兑，那么把总中有剩余银两的，富裕的旗甲中有剩余粮食的，仓前富民中有家财的，会争先去做。每年必定逐渐推广，没有民间运输的弊端，而完全获得民间运输的利益，这是四利。臣早就想为此上奏，又恐怕各卫所剩余无几，而未敢立即上报。最近在本年八月二十日，接到户部咨文，该密云管粮郎中候国治呈报称：本镇蒙拨各卫岁额漕粮十万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取正数外，临清卫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济宁卫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卫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卫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仪真卫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扬州卫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邮卫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连同损耗三升给银五钱，共买过余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计用过银三千四百九十九两零，比之镇市所省价银一倍。据山东把总王秩、江北把总侯熊，均有督运之劳，其中侯熊总辖三卫原粮本就少，羡余无几，若王秩所管四卫剩米六千余石，通应申奖，以表彰其贤能等因，详细咨文报到臣处，读之不胜欣喜。但即使有剩米，官府减价购买，这在边镇或许可以，如果京通二仓，官府不收购，其势必低价给人，然而怎能满足军士的期望呢？况且国初漕运，设立转般法，民与军各承担一半。现在改为兑运，则全部责任在军士了。想要救济军士，非恢复民间运输不可。然而现在实行已经一百七十余年，想要恢复民间运输，谁敢再提呢？而谁又忍心再提呢？所以非朝廷虚悬不费之权，以暗中替代民间运输之实，那么运军的元气必定无法恢复，而漕计终将再次败坏。臣岂敢苟且图谋眼前了事，而不为社稷做深长之虑呢？这就是臣在纳粟奏章之后，又有今日请求的原因。再查漕运事务全赖把总，而能全心为公的人特别缺乏。现在把总王秩粮多而剩至六千，候熊虽然粮少但也有羡余，其志趣可知。臣乞请陛下敕令该部，将这两位大臣钦加都指挥职衔，仍管把总事务，以风气激励各把总，那么响应预兑政令的人必定多了。

一、预先运官的情状：臣先前说卫所统领疲累，还未详细陈述。当今所谓的运官，都是二祖时功臣的子孙，定员后不再增加。当今所谓的运军，也是二祖时定下的伍籍，而现在充发的，都是沿边沿海，不再上运。大约以一年的漕运计算，其官员因问发死罪充军立功降调的，一运不下二

译十个人，他们的军队因为漂流监故监追调遣逃亡者的缘故，每卫不少于十人，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总计离去的人数，那么不必臣亲自掌管漕运计算，即使是旁观者也能默默推测而知晓其损耗。有官员可以考察他们的贤与不贤，但有时甚至到了没有官员的地步。有军队可以考察他们的勤与不勤，但有时甚至到了没有军队的地步。这种形势不得不选取疲弱残疾之人来充数，而想要让漕运事务得以修治举荐，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如果不是在督察严厉之中，另外存有宽恤养育的方法，国家的元气就无法恢复。臣查阅议单森严，如犯有侵吞欺诈、盗卖、挂欠数额众多、私自逃亡躲避漕运者不议外，臣认为那些在水次没有船只、过淮河到仓库超过期限，以及凡是挂欠不满百石以上的，臣请求敕令该部查议，每年对于这类人，分类题奏咨行漕臣，全都不允许他们轮流更替，押令再次漕运，如果能够悔过迅速完成新运，则容许臣分类奏报，免除上年所犯的罪责，如果再次延误超过期限的照前递减，仅完成本年不能同时完成旧欠的，咨臣追补，又加上欠新运的，一并发交刑部监追，这样就开辟了补过的门路，也可以责成新运的效果，而卫所官员保全的也已经很多了。今年各该衙门参奏执行的文书，甚至有一个官员连续降了七级，指挥一旦成为总旗的，这在法律上确实如此，但其中间也容有难以申诉的情况，而未蒙怜悯察访，况且官员没有衣冠，与士兵同等，也不奇怪他们与之通同作弊而反而仰仗他们的资助了。

译关于确定海防哨所的方法，臣认为国家定都燕京，凭借大海作为左翼屏障，这在以往的《海运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倭寇与我国相隔遥远，虽然早年有广宁之战的胜利，如今承平无事，况且他们本来也不能突然越过江南直接到达山东。但是，事前的防备，是谋划国事所不能废弃的；而可能发生的变故，则是利益所在必须争夺的。现在蒙受朝廷恩准，每年通运十二万石粮食，其中像老鼠偷窃那样的小规模警报，又怎么敢断定一定没有呢？何况船只沿岸航行，不担心风浪，这是敌我双方共同的条件，所以今天设法预防，尤其应当急迫。臣请求陛下确定海防哨所的方法，敕令相关部门查考议定。凡是运船所经过的沿海地区，分为四段：臣所统领的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从即墨到文登，从文登到武定，从武定到天津。听凭山东、北直隶的巡抚、巡按官员酌情定议并奏请，分为几处哨所。每处哨所各造船二十只，以每年小满日为起始。臣先派遣十只船，携带盖有印信的“循”字牌，到即墨交给把总；然后将即墨上一哨所到达的“循”字牌，发给淮安士兵带回作为凭证。前哨巡防归来，就再派遣十只船，携带即墨的“循”字牌前往作为凭证。前面的哨所都依照此法执行。有未到者，各自按军法处置。那些在淮安的哨兵，旧例每月口粮银三钱，现在议定增加一钱。那些在山东、北直隶的哨兵，也听凭当地巡抚、巡按酌情定议。都以立秋日为截止。每船配备士兵十五名，器械齐备。遇有警报，截击斩杀敌人，到附近的官府报功验赏。这样，风声所及，奸邪的萌芽自然平息。臣又查得淮安东西二海，孤悬在海中，原额班军共九百五十二名，现在只存四百八十三名，历年都不到营服役，屡次行文提调，竟然没有一人到来。臣请求陛下体恤海运之事，将这两个哨所的军士，拨充海上会哨之用。役使他们在自家门前，他们将无处逃避。有余力则用来充实海运训练。训练日久，精强而熟悉海况，日后这两个哨所固然是淮安的北藩。这不仅海运可以安全通行，而且国都的左翼辅助，也可以有所凭借了。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三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四

华亭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上木、朱积早服选辑

李愫素心参阅

王敬所集二（疏、书、序）

王宗沐

疏

《条为议单款目永为遵守疏》

《海运疏》

《条为议单款目永为遵守疏》【漕政利弊】

议照漕运有议单，是典制；会议有条陈，是旧例。但臣认为天下的事情，承接弊坏之后，那么纠正它必须寻找根源；统领繁杂事务的部门，那么考虑它应当穷尽变化。漕运事宜，先前各位大臣筹划拟议，记载在议单中，极为明确恰当。只是法律存在却只成为空文，实行久了习以为常。现在如果不彻底治理急切的弊端，以获取实际的成效，就无法肃清长久涣散的人心，成就维新的政治。除了那些事关大体、更革最重的，已经臣陆续特别上奏请求，以及事体稍轻、能够直接下达的，现在也不敢罗列旧事烦扰陈述外，所有利弊，关系到漕政切务，都是臣亲历实际，深思熟虑的几件事，谨用条列，请求敕令相关部门会议奏请，通入议单，永远遵守。

开列如下：

一、申明全单的规制。依照各总卫所每年应运的粮斛，漕司自从批准部文到达之日，就分派十二把总，把总然后分派各卫，各卫然后分派各帮。因为水次有难易的区别，于是人心产生避易就难的计谋。所以把总派粮给卫所，那么官旗先有常例的馈赠；有司派粮给州县，那么吏书先有贿赂的勾结。所以派拨不公，源头受病，这是第一弊。粮数已经确定，而官军告支月粮，掌印官不立即造册，有司不立即支取，以致运军借口，坐等支取，这是第二弊。等到到达水次，而军卫官旗，以米质粗劣为由不兑粮，有司粮里，以军士勒索增价为词，争辩纠缠，持久旷日，甚至聚集士兵互相殴打，这是第三弊。漕司设立水程，本以稽查迟慢，然而让他们自己填写，既可以挪移，查比又疏漏，所以漕规日益废弛，人心更加顽固，这是第四弊。军船到水次迟，一切责任各官，固然是正法，然而也有等刁顽旗军，不听运官约束，以致坐违限期，运官不敢申治，甘受其责，纵容恶行助长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五弊。粮运到京，起空船只，委派官员押送南下，以图新运，现在委官多从陆路偷回，而各船顽军，得以揽载延缓，而且前后散漫无统，每至中途遗弃，这是第六弊。为今之计，必须设法置单，漕司亲自派粮注限，总括诸弊，而全部厘清，使官旗一律遵守绳约，而运政才开始有善图。合无乞敕该部再加查议，自隆庆七年为始，以后将应运漕粮，听漕司亲派，及分布全单，每帮各给一纸，备开某卫运官几员、领船若干只，旗军若干名，运某府州县兑改正粮若干石，自派粮文到之日，运官即会掌印官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