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

译那么便携带家眷登上高处躲避洪水，希望水退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年年迁徙，苟且应付，治理国家如此，可以说太疏忽了。我私下观察时势，心中不胜愤懑。从前贾谊年轻时就希望用一根丝带系住单于，终军少年时就请求长缨去擒获强敌越人。他们的气概非常豪壮，这两位贤士哪里是为了博取名声呢？实在是因为感激当时君王的知遇之恩，想向圣明的君主效忠尽节。我凭借微薄的才能，承受国家的养育之恩，受恩无量。自思出身疏远低贱，资质愚钝劣弱，进不能参与朝廷的末节议论，退不能在军队中充数效力，为保卫一道屏障而死，我这点微薄的忠心，无法自我陈述。于是谨将边疆事务中应当施行的措施条列上奏，这大概是为了长远的谋划，而不是为了应付眼前的急务。

译一曰明赏罚。臣听说统御军队的法则，没有比确立纪纲更优先的；而确立纪纲，没有比赏罚更重要了。奖赏得当于功劳，惩罚得当于罪过，这是君主驾驭英雄豪杰的大权柄。如果赏罚一旦失误，即使有良将劲卒，又怎能得以任用呢？那些镇守边疆、巩固防线的臣子，是天子将一方安危托付给他们的人。举措一旦不当，就会成为国家的大祸患，因此对他们的任用，实在不可以不详细考察。如今，有人在朝廷接受爵位，却在私室中输诚效忠；有人超越边境，借禁中权势之势；没有功劳却冒滥升迁，有罪过却含糊侥幸免罚。所以，即使有忠勇果毅的臣子，只要一言不合节度，就被呵斥谴责、排斥离去，不再顾惜。而庸俗鄙陋、贪婪无厌的人，却得以坐享富贵。这正是忠臣义士扼腕叹息、心中不平的原因。贤能的人不一定被任用，却蒙受无辜的惩罚，推究其根本，其中必有阻挠他们的人；被任用的人不一定贤能，却享受非分的福分，其中必有庇护他们的人。陛下也曾察看过这些吗？天下的祸患，起源于因循守旧，而成于蒙蔽圣听。如果不能一举振作、铲除这些弊端，未见能够妥善处理后事的。陛下圣质高明，才略世所罕见，近来亲自审理大案，天威所临，臣下震惊恐惧。如果真能推此心来忧虑边事，一天感慨地想要兴起积习之弊，多次驾临便殿，延见大臣，从容咨询访求，决断壅塞隔阂以开启聪明，核实名实以决定升降。以至于台谏的论列，抚按的举劾，考察其确实出于至公，也应当虚心采纳，屈意听从。使喜恶的私心，无法遮蔽是非的明辨；爱憎的言论，不能扰乱邪正的实情。凡是众将中贤良与否、勇敢或怯懦，没有不在圣心中了然的。有功必赏，不因疏远而遗漏；有罪必罚，不因尊贵亲近而免罪。录用命士，厚待死事之家，正定逗留畏缩之刑，严禁克扣军饷之禁。恩惠足以安抚勇夫，道义足以激励死士，又何必担心武功不能建立呢？

二曰广召募。臣认为，敌军深入，我军与之遭遇，众寡不敌，于是战死，所以议论者多担忧边兵太少，想要紧急调发京军去协助。然而臣认为，近日的事情，如果守御的诸臣能以地方大事为念，不分彼此，合力协谋，互相策应，纵然没有大利，自可保全我军不至于全部覆没于敌手。那么，导致失败的原因，或许不仅仅在于众寡的缘故。古语说：“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如今边郡土人多能战，也往往入堡与军士相兼守御。臣请求增加招募以应对敌人，这比京军好得远了。因为土兵生长在边地，熟知地利，耐寒苦，习战鬪，对内想保卫自己的室庐坟墓，对外想报答父兄子弟的仇敌，人人自为战，勇气百倍。只是担心将帅不能抚恤，反而虐待役使他们，因此畏惧应募。应当悬挂告示厚赏，资助器械，优厚粮饷，许诺事定之后，恢复农耕，不籍其名，从敌人那里所得的战利品就给予他们，那么勇健的人，就会争相出来效用了。至于京军，平时豢养骄惰，不经战阵，道路不熟悉，劳苦不习惯。况且大将一出，参随之类动辄数十百人，名为报效从军，实则因缘图利。所以临阵则退缩不前，失利则争先窜匿。侥幸取胜，则攘夺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而且首级之利，武夫所贪，如今他们以性命换取，这些人却以谈笑夺走，致使边人解体，战士离心，大率由于此。为将者也私其爱，或因权贵所属，明知其坏事而不加禁戢，导致失去军心，实在不是小事。臣请求从今以后，每逢边警，不必动调京军，或者只命大将率领，驻扎近地，遥为声援，使敌人知道我们内外有备，也应当闻风遁去。如果不得已而往，尤其宜禁约部下、参随亲兵，不得侵夺边功，沮坏军法。仍戒其不得邀杀被俘逃回之人，以冒功赏。如有犯者，虽是主帅所甚爱，必斩于军门以徇。若将官任情回护，听纪功御史指实参奏，庶几可革前弊。虽然，兵事难以预料，今日之事，臣岂敢断定京军可以不出？昔成化年间满四之乱，议论者多请从京师发兵讨之，大学士彭时力持不可，有人以危言恐吓他，他真有执持，见得明耳，时不为动，后满四卒平之于土兵之手。前事可为证据，这固然是当轴者所宜熟计而审处的。

三曰严教炼。臣认为，今日军士，坐食者多，能战者少。加上私门多役占之夫，军籍有诡射之弊。对内则宿卫单薄，对外则营堡空虚。近来明诏特开投充之科，以收爪牙之用，这也是权时补弊的一策。然而臣听说，兵贵精，不贵多。多而不精，也是徒然。乞请敕令兵部，并选差素有风力的给事中、御史三四员，公同各营将官，将现有军士，通行简视，不堪者存留以分精锐之食而教之偷惰。凡是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无赖、诡名冒籍而实不堪用者去。抽选精锐，与投充之人，新旧相兼，什伍相比，严加教阅，以备缓急。至于操练之法，只是教以坐作进退。

译分合疾徐的节拍，外表虽然整齐严肃、可观，但实际临敌时并无用处。况且与胡虏作战，敌人如野兽潜伏、鸟群散开，哪里有空闲从容地应和节拍呢？从今以后，操练务必让每人习得一技，且技艺必须精通。又须让每人兼习射箭。因为弓弩实在是中国的长技，而两军相遇，必须长短兵器兼用，才能取胜。臣请求在各营将士中，以及附近州县，选取善于骑射的人，不论军民官舍，立为教师，分别统领团队，专门教授射箭。制定赏格，以十支箭为基准，能中八支箭的为上等，中五支箭的为中等，都有奖赏；中三四支箭的为平常，不奖赏；不及三支箭的有惩罚。合格者在月粮之外，另外加发赏赐。那些教师也根据所教之人合格人数的多少来定赏罚，使他们互相劝勉。凡是军士有争讼就射箭，有过失错误就射箭，有所请求就射箭，看他们射中与否来决定给予或剥夺。其他技能，也以此为准则。仍行文各边镇，全部仿照此格施行。那些精良的兵器，如广东地区的猺獞，以及唐、邓等地所使用的药弩之类，都采纳其方法，让军士演习以备使用。俗话说：“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如果使人人自我激励于武勇，那么即使是京军也可用于边防。不出二三年，就可以在外夷那里得志了。

译四曰修马政。马政之不善，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由官府放牧的，名义存在而实际消亡；由百姓放牧的，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两京、畿辅、山东、河南的百姓，按户籍养马，已经不堪其困；顺天等府县又有寄养骑兵操练马匹的情况，马匹繁殖不兴旺，倒毙死亡接连不断，喂养的劳累、赔偿的痛苦，动不动就耗尽家产而无法支撑。等到分派骑兵操练时，大多疲惫病弱、瘦削羸劣。在内地驰骋，力量已经不堪承受；出塞抵御敌人，尤其不是他们的能力范围。过去晋人曾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杜牧也称河北出产健马，劣等的马一天也能跑二百里。如今在哪里呢？百姓承受养马的祸害，官府没有获得马匹的利益，不实行先王的法度，却沿袭宋朝保马的政策，这种法度难道可以稍微改变吗？马匹之所以能繁殖兴旺，难道有其他原因吗？只是主管的人得当、放牧的地方适宜、喂养的方法正确罢了。近来士大夫选择华丽重要的职位，不喜欢亲自考察牧马的事务。在京城内，太仆寺长官调动频繁，难以期望他们诚心管理；在地方上，苑马等官职大多选取资历稍低、声望不高的人担任，偶尔有能自我振作的人，大概也很少了。这是主管的人不当。自永乐以来，各地的草场及监苑故地，大多被权贵侵占。过去进言的人屡次提及，近日的明诏，也让官员管理。只是还没来得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经扬言阻挠。如果不是圣心在上独断，而当事者能以身任怨，不被浮言动摇，不足以议论此事。曾经不图谋这些，而沿袭旧辙，加重困扰我们的百姓，百姓的力量有限，马匹的祸害无穷，最终人马都死罢了。这是放牧的地方不当。古代的畜牧都有政令，由有司掌管。从游牝去特，到腾放调习，没有不有法度的。现在都没有了。而且一匹马由几个人共同放牧，今天在甲处，明天在乙处，放牧没有固定的主人，奸弊日益滋生。干燥潮湿寒冷温暖不调和，饥饱劳逸不节制，而马匹日益生病。这是喂养的方法不当。这三种祸患不除去，想要马政振兴，终究不可能得到。过去唐朝初年马匹少，等到张万岁统领群牧，在官职上几十年不调动，在陇右、河西设置八坊四十八监，土地广阔千里，招募百姓开垦田地数千百顷，用来供给草料。后来马匹大繁殖，达到七十余万匹。现在那些地方固然还在，史书所称肥沃富饶且水草好的地方，应该与古代没有不同。如果能依照旧迹，斟酌时宜，建立通融长久的法度，务必使上不损害公家，下不妨害百姓，选择廷臣中有才望的人，让他专门管理此事，委托重权，给予岁月，听任他自行举荐属员，只求得人，不限资历品级，等到事情稍就绪，然后推行于山西、辽东诸路。在两畿、山东、河南的，必须像先朝大学士丘浚所说，在民养之中，寓以官牧之意，又从今年以前，拖欠的一切免除，与民更始，然后才可以实行。臣听说有治人没有治法，法难道没有弊端的吗？变而通之，也在于人啊。

五曰作士气。用兵之道以气为主。强敌在前，击鼓当矢石，喑呜叱咤而三军披靡的，是气的作用。古代善于驾驭将领的人，必先激励士气，鼓舞振作之术，有出于爵赏刑戮之外的，所以士兵踊跃奋迅而愿意效死。自承平日久，士大夫鄙薄武臣，虽然地位相当，仍然蔑视他们。事情有关联，任意径行，不相咨询，稍下则慢易凌辱，无所不至。武臣也不自重，曲意奉承他们。若中朝贵人衔命出镇的，声势尤其显赫，将吏奔走俯伏，奉事称呼之间，真与奴仆无异。其中顽钝无耻的人，固然不羞为人下，而英伟磊落之士，应该也有忸怩不安的吧。不仅观瞻不雅，体统有失，而且使士气因此销沮。大概人的气概，激励则日益伸展，挫折则日益屈辱。譬如文臣初出仕的，大多英锐，等到沉抑于州县，奔走于送迎，往往志气颓靡，锋芒略尽，又何况武夫素无执守，尤其容易摧屈的呢？议论的人一定说这些人粗犷，恐怕假以颜色，易生骄慢。臣认为奖赏过大，使桀黠之徒得志横行，固然不是盛世之福，而摧抑过当，使英雄之士垂首丧气，又怎么能是便利之计呢？关键在于适其中罢了。乞请敕令所在镇巡藩臬等官，此后接遇将官，必加礼貌，自非违法生事、非礼害人的，不得轻肆凌辱。事情有应共议的，平心易气，与之商确，彼所执苟是，即宜乐从。或有奇材异能，自当优为之礼，虚心以下之，至诚以动之，庶几士气日昌，国威可立。

六曰拔异才。言当今之患的，都说才难。上自朝列，下至郡县，都有乏才之忧，而军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这难道果真无人吗？天下未尝无才，而用才者类不足以尽之。限以资格，则豪杰之在下者，不进；拘以弓马一夫之技，则智略万人之敌见遗；取人而求备，则倜傥不羁之才，以诖误而弃去的有之矣。及其有急，宁取潦倒龙钟、贪鄙闇劣者，使当大任，不知求才之

译当时人们却认为人才难得，这实在是非常缺乏思考的。况且那些杰出超群的英雄人物，内心必定有所自负。如果在上位的人不能深入了解并给予特殊待遇，那么他们本来就不会乐于效死，而竭尽所能。

从前李愬攻打淮西，俘获了投降的将领李佑，将他当作心腹重用。其他将领怀疑忌恨，流言蜚语传到上面，但李愬极力保护他。李佑感动得流泪，最终采用他的计策，从而擒获了吴元济。所以，平时不厚待士人，却轻易差遣他们，没有看到成功的。

现在偏将、副将和士兵之中，难道没有才能出众却不能向上自达的人吗？有很多。只有兵部尚书和巡视边疆的大臣，应当慷慨地想着为圣明的君主寻求人才：有贤德辛劳的人，不必局限于低位；有智谋方略的人，不必计较他的小过错。虚心访求，多方面搜罗，或者督促管军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参验考察，如果真的得到合适的人选，就破格提拔，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推诚置腹，用丰厚的奖赏来鼓励他的辛劳，使他能够与众不同。全军将士都会注视着他，而他如果不思效命，那就不是人了。

至于普通军士，也应当挑选那些勇猛敏锐、机智警觉的人给予特殊看待，使得凡是有技能的人都能展现自己，而不混杂在普通士兵之中。平时感到振奋，想着奔赴建立功名的机会，在紧急关头，必定有可以任用的人了。

臣又听说，从前行军作战的人，必定多设置副将、参谋等属官，以扩大耳目，咨询计策，并且用来收罗被遗漏的人才，杜绝意外的变故。听说现在军中也有各种名号，但或许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所以士人得到这些职位并不以为荣耀。臣认为，那些有智勇且曾经立功的士人，应当另外设立特殊的名称来安置他们，就像古代所谓的参谋、典签、行军司马之类。即使只是虚设官职而改变名称，以示尊崇，人们自然乐于被任用。官职难道在于大小吗？只要使他们的礼制、品级、体制稍微与众不同，以示宠爱和特殊。如果认为可行，从京官推广到各边镇，这也是激励人才的一个策略。

译第七项是体恤将士。我认为守卫边疆的士兵，历经百战受伤，终年辛勤劳苦，与内地坐享其成的人相比，劳逸苦乐的程度，不可相提并论。如果在上位者不加以优待抚恤，就像陆贽所说的“怨恨产生于不公平”，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了。而将帅又趁机盘剥他们，估计他们平日里的怨恨不满已经不少。如果有一天驱使他们去冒死作战，那就难了。幸蒙陛下怜悯边兵，深切洞察这一弊端，特别在诏令条文中，严禁克扣月粮。严禁克扣确实是正确的。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没有其他措施来替代，那么这一弊端终究无法革除。为什么呢？朝廷优待将帅，然后将帅爱护士卒，这是自然的趋势。我观察过去被称赞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宋太祖。太祖任用李汉超、郭进等人守卫边疆时，都给予丰厚的关市税收，赏赐充足的金钱布帛。他们的家属在京师，由官府供给生活所需。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官府不征收他们的商税。因此边疆大臣都富有钱财，得以供养士兵、使用间谍，从而透彻了解敌情。当时如果有敌人侵扰，也能预先知晓并做好准备，大多能取得胜利。整个太祖在位期间，没有西北的边患。大概常人的情理是，私人利益不足，就会常常懈怠于奉行公事。何况将帅献出自身来承担安危的关键重任，这尤其不能不体恤他们的私利。如果他们微薄的俸禄不足以自给，就会千方百计地搜刮掠夺，用来资助贿赂馈赠都来不及，又哪有空闲为圣明的君主供养士兵，以建立奇功呢？我私下看到国家没有名目的费用，每年以万万计算。如果真的能拿出其中一半，用来丰厚边疆大臣的俸禄，除了常赐之外，另有优待。王翦、李牧都因此建立功业，使他们能够多招募智勇之士作为心腹，让机巧聪慧的人用来侦察气候，让熟谙韬略的人用来参与参谋谋划。山川的险易、敌情的虚实、行军的调度，都预先讲求得当，不至于临事惊慌失措。又将帅既然富有钱财，自然会对士卒优厚宽容，国家养兵的恩惠，得以向下流传。即使是平时有不满的人，也会感恩并爱戴他们的上级。昔日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疆，军市的税收都进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于是能够打败东胡。魏尚担任云中太守，拿出私人的钱，每三天杀牛犒劳士兵，因此匈奴远远躲避。如果现在守卫边疆的人能这样做，敌人即使有十倍于我的兵力，我知道他们也无能为力。

第八项是选择主帅。主帅是军队的命脉，一国的祸福都系于他。所以用兵的道理，在于选择主帅罢了。那些手持斧钺专断行事、掌握机密果断决策的人，通常不是那些只会处理文书簿册、擅长骑射的普通人才所能胜任的。精神主导意气，足以抵御冲击；威严气势，足以震慑敌人；定力与雅量，足以承担重任；心胸开阔，足以任用人才；长远的谋略，足以应对变故；并且以忠诚为根本，以谨慎严密为辅助。具备这几方面素质，才可以称为大将的人选。如今将领中有名望的不过几个人，也可以担当一方面的重任。如果具备文武全才，堪当大将的人，又有谁呢？我私下认为，威望向来浅薄的人，遇到事情难以使人信服；人品不高的人，所作所为必然多有顾虑。这些人不足以担当推举为首选的重任。只有圣明的天子恢弘雅量，不因小过错而舍弃栋梁之材，不因流言蜚语而废弃有用的人才。大臣中担任选将职责的人，又能竭诚体恤国家，选取才望超过自己的人，而不担忧他们的名位会压制自己，那么可以担任大将的人就会出现了。况且选择将领并不难，难的是任用将领。担任将领的人，不像州县里管理米盐的小吏，可以按年度考核升迁。如果这个人可以任用，近的十年，远的二三十年，甚至终身任职罢了。现在每月更换，每年调动，座位还没坐暖，又改任其他镇守之地。地形还没熟悉，风俗还没了解，军情还没接洽，就已经离任了。即使有韩信、白起这样的将领，也无法成功。只有拥有非凡的人，然后才能做出超越常规的事。汉朝任用陈平，捐出黄金四万斤，不过问他的收支，于是得以消灭项羽。现在的边疆大臣，动用一文钱粮，提拔一名将校，稍微打破常规，那么拘泥于法度的官吏就会拿着尺子来议论他们的后事。明显的功劳不记录，流言迅速传播。他们正求免于诽谤讥讽都来不及，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建立功业呢？假如将领选对了人，任用有方法，协调粮饷，优厚抚恤边民，以充裕他们的力量；广泛开垦屯田，疏通盐法，以丰富他们的财力；不让宠幸的臣子从中离间，以统一权力；给予他们多年的时间，不因别人的言论而阻挠剥夺，让他们能够施展抱负以尽其才，积蓄威势锐气，等待时机的到来，即使一举攻取敌人，也是可以的。我又听说，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枝末，边疆是枝末，朝廷是根本。昔日己巳年的变故，有一个于谦，于是得以安定。近来孝宗晚年信任刘大夏，那么北虏虽然有时跳梁，但最终也没有祸患。这是治理根本的成效。现在富人营造房屋，刀锯斧凿的工匠，难道一定要一一选择吗？也只是寻求好的工匠而委任他，指挥众工匠各尽其能，那么房屋容易建成且难以毁坏。军事是国家的大事，不仅仅是营造房屋，不替他选择好的工匠可以吗？现在舍弃大局而计较细节，计算枝末而忘记根本，即使终日忙碌，难道有益吗？恳请圣明的陛下为社稷做深远的考虑，忧虑那些应当优先的事情，天下人非常幸运。探究根本、穷尽源流的议论，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臣分条陈述边疆事务，以这一点作为结尾。

○诏令修浚通州闸河的奏议【通州闸河】

臣恭敬地认为，通惠河，是前元朝都水监郭守敬开凿的。本朝自从文皇帝定都北方，每年漕运东南的租赋，以供给京师，其

译起初，因为济宁州同知潘叔正提出建议，朝廷命令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开通漕河，以替代海运。然而从通州到京城四十里之间，陆路拖运十分困难。于是商议疏浚郭守敬所开的旧河道，设置水闸蓄水，以通行漕运船只。但年久失修，河道日益淤塞，仍然采用陆路拖运。车辆和脚夫的费用，耗费巨大，导致附加损耗日益加重，东南百姓的财力，无法承受这种困苦。在纯皇帝在位时，曾商议修复河道，但豪强权贵觉得不便，谣言四起，甚至捏造妖异之事来动摇圣上，这件事于是搁置。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愤恨。到现在又过了几十年，国家财政的匮乏、民力的困顿，已非往昔可比。修复河道的计划，确实应当紧急施行而不能拖延。幸赖陛下圣明，采纳了进言者的奏章，特别命令大臣考察可行性。诏书语意恳切，期望务必执行。所有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持异议的人，仍然纷纷抱怨工程难以完成。这不仅是不明智，更是不忠诚。臣请求允许我逐一驳斥这些观点。

现在议论的人说：“风水之说，是世人常谈的话题。通惠河的泉源出自西山，流经皇宫内苑，现在想要开导河道，担心对诸陵及京城的形势有所妨碍。”臣认为这不过是卜史浅陋之言，君子不谈论这些。即使真的有这种说法，河道与山陵，地域极其遥远，对于他们所说的阴阳向背之说，也远远不相及。况且现在不过是沿用旧河道，稍加疏浚治理，并没有开山通道、破坏地脉的祸患，对京城的形势又有什么损害呢？

反对者又说：“国家财力正处困境，公私耗竭，突然兴办大工程，怎么承受得起？而且水路运输的迟缓，怎么比得上陆路拖运的快速呢？”臣认为成就大事的人不计较小花费，不经历一次劳苦就不能获得长久的安逸。陆路拖运的费用，每年不下数十万。如果确实能捐出三四年来的资金来完成这项工程，尚且值得去做，何况旧河道尚存，泉源不竭，工程可以按日计算完成，所费未必达到那个程度呢？况且舍弃陆路改用舟船，费用减少十倍；水路滞留，不过几天时间，虽然有卸货搬运的劳苦，却没有雨雪泥泞的阻碍。以费用的多少来衡量行驶的快慢，利害非常明显。

反对者又说：“京城内外，游手好闲的人何止万人，他们依靠拖运货物赚取运费来糊口。一旦废除陆运，将使他们失业，恐怕会生出其他变故。”臣又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疏浚河道，并不是说就废除陆路拖运，而是说与陆路拖运并行。河道修成之后，立下禁令，只用来通行军民的运船。其余如商贾的负载、官民的往来，仍然走陆路。那么船只不会堵塞，车辆也不会废弃，一举而两利，百姓方便，怎么会生出变故呢？

那些泛泛而谈的言论，其大意不出这三点。而在明白事理的人看来，都不值得担忧。天下的事情，谋划贵在详细，而决断在于独断。《诗经》说：“如果在道路上建房而征求众人意见，因此不能成功。”只有朝廷之上刚毅果断而不迷惑，而负责办事的大臣能一心为国，不被他人的言论所吓倒，那么工程就可以成功了。那些倡导异议的人，不过是世家大族，贪图运费的收入罢了。朝廷的威令如果施行，他们又怎么敢在其中犹豫不决呢？

至于修浚的方法，关键在于考察高低。我听说京城地势比通州高，而水势向下，蓄水和泄水都很困难。河身浅，遇到干旱容易干涸而难以行船；水闸位置低，泉源水流迅疾而难以积蓄。现在适宜在靠近京城的地方，大东桥以东挖掘加深，去高就低，使地形略微平坦；增置水闸，多做板级，上去则河平，板高则水深，这样拖船逆流而上，就没有艰难阻碍的祸患了。仍然增设治河官员，加重他们的责任，时常加以疏浚。凡是那些顺水势射利的人，假借尚方供用的名义，放舟阻碍运船者，以违制之罪论处。启闭有节制，蓄泄按时令，这条河一旦修成而不废弃，那么脚价可以免除，附加损耗可以减少，东南的百姓，或许就能得到休养生息了。

况且从前在通州设置粮仓，正是因为拖运艰难，不能全部直达京城，而采取这种权宜不得已的措施。有识之士对此深为朝廷担忧。己巳年的灾难，曾经采纳进言者的计策，焚烧了马房的草料和粮食，这实在是前事的明鉴。这条河既已开通，通州的粮仓可以废除，从官府领取粮食的军士，免除往来担载的劳苦，而太仓中堆积的粮食，深藏在严密的城墙内，可以避免意外的祸患了。这难道不是万世的利益吗？

此外，臣又有私下担忧和过度计虑的地方。国家的财赋，出自东南，所依赖来通行往来的，只有这一条河罢了。如果沛水淤塞，漕运船只于是阻塞，假使有不可预测的祸患，超过这种情况，又将如何应对呢？所以先朝忧国的臣子，如大学士丘浚，曾经建议海运的策略。他的顾虑虽然似乎迂远，但他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臣愚以为漕运的方法，固然应当万世不废，这个策略准备着而不用是可以的；而海运的船只，也可以预先练习以备不时之需。应当广泛寻求熟悉海道的人，如元朝的朱清、张瑄那样，让他们详细商议并施行。万一有其他变故，这边不通而那边通，也是国家财政的一个辅助。

译○在南畿巡抚胡公遗诗后题跋

南畿地区最初设立巡抚时，胡公以严厉著称；胡公离任后，周文襄公继任，因而以宽厚施政。两位公的行事风格如此，从敕书中所载来看，胡公有打击豪强的言论，而周公则没有。两位公都是名臣。昔日在宣德初年，吉郡人胡公槩，以大理卿的身份巡抚南畿，威望非常显著，议论的人有的颇为讥讽他苛刻。然而我曾听长老们说，当时天下又安定，长江以南人口众多，乡里的邪恶之人，所作所为大多逾越礼制，朝廷对此感到忧虑，赐予胡公玺书，其中有清除民害的话语。胡公也认为杂草茂盛会污秽禾苗，不可不铲除。所以他施政崇尚严厉。虽然他所诛杀惩罚的人，不一定都恰当，但当时兼并豪强的徒众，大致被清除殆尽，奸邪之人改心向善，小民得以安居乐业。离开百年之后，他的名声仍然显赫，使人敬畏仰慕。农民和仆役，都知道胡卿的名号。像胡公这样的人，如果与汉朝的官吏相比，大概是赵京兆尹、扶风一类的人吧。自从太平日久，法度松弛败坏，世俗之人，把纵容养奸、蛀蚀国家当作宽厚。从政的人雍容简贵，每天坐在官署里默默计算岁月，得到美好的升迁就离去。如果稍微提出意见，有所建议变革，那么众人就会喧哗，流言蜚文，上下勾结，必定排挤他使他离去。严重的甚至陷害他至死，然后才痛快。唉，可悲啊！假使胡公在今天，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能希望他的功名显扬像这样呢？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终

●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九十一

郡人徐孚远闇公、陈子龙卧子、宋征璧尚木、周立勋勒占选辑

孙陆景元公羙校对

陆宗伯文集（疏） 陆中丞文集（疏）

陆宗伯文集（疏）

陆树声

◆疏

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

答李雍野按院论水利

○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圣学图治理】

臣因为衰老生病成为痼疾，屡次请求退休，承蒙圣上慈爱，俯赐怜悯允许。臣承受恩惠深重，文定公亮节高义，德行如海，在天下有河岳般的声望，十事疏忠爱正直，退隐不忘君主，可谓大臣了。既然已捐躯，不能效力于驰骋奔走，再披肝沥胆也不足以表达感激之词。现在当远离朝廷，瞻仰留恋天日，臣微薄的犬马之诚，愿意效万一之力。伏念臣本来平庸，向来承受知遇之恩，近来因为被征召，身处昌明时期，仰见皇上聪明睿圣，临御以来，任用贤才图谋治理，讲学勤政，真是不世出的君主啊。臣愚昧尤其希望皇上思考此身为天地民物的主宰，而一举一动、饮食作息，务必遵循常规法度；念及大位是祖宗托付的重任，而一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务必遵循旧章。以圣贤之言为必定可行，以帝王的治理为必定可效法，而朝夕接受教诲，始终日日更新，以此来培养君德，确实不可不预先谋划。至于经筵进讲，儒臣启发开导，臣愚昧认为，宸严在上，有时一时敷陈应对未尽详尽，那么记忆岂能完全周全。应当命令史臣采集经史，凡是圣贤的美善训诫，可以作为法戒，以及本朝列圣创立坚守的宏大规划，继承发扬的伟大功业，著为典谟的，概括其词句，辑录其要点，如宋儒孙奭上呈《徽言》，范祖禹进献《帝学录》。录成进呈御览，以便省察观览。这也是圣学光明兴盛的一个辅助。臣不胜恳切，然而臣愚昧的芹曝之诚，不仅于此。臣听说益告戒舜说“儆戒无虞”，而首先说“罔失法度”，在这里可见法度对于人国关系非常重大。祖宗的法纪，细微详尽都具备。现在遵行已久，大纲已经举起，而细节逐渐改变，有的视为小事，而习惯因循；有的乐于简便，而惮于修复。法度的废弛，始于细微，而成于沿袭积累。小处不守则至于大处，逐渐不可滋长了。应当命令各衙门查照旧典，有就举起，不可废弃。这是法纪所应当严明的。各衙门的政令，是用来明确职掌，以统一法守的。现在事例繁多，条格不一，有的刚经建议，随即又更改；有的正在施行，随即又废止。轻率地定令，则下属难以遵承；烦杂地立例，则弊端多有出入。顺从时情的人，得以借以援引；放纵主观意见的人，或任其推移。这非常不利于显示统一。应当申令部院司府，凡现行事例，通行斟酌商议，去烦就简，申明裁定，以便遵承。这是政令所应当统一的。风俗，是世道的元气。风俗美则礼义兴，而治道因此兴起。数年以来，人情巧伪，习尚浇浮，追求声利的人，善于趋时；整饬廉隅的人，病其绝俗。以承迎为将顺，以诡遇为通材。揣度情势以立异同，观望风旨而为向背。有的外表没有违异，而内心猜忌背离；有的面貌虽然诡顺，而心怀怨毒。持议的人不务实而多务名，取人的人或尚能而不尚德。虽然当圣作之期，戒谕谆切，一时渐改观听，而革心之化未臻。朝廷有教化，而后四方有风俗。本原倡率之地，不当加之意乎。这是士风所应当端正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称善政的。现在人口众多，民力凋耗，譬如堂宇装饰而杼柚空，肤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