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百十二

译陈设。弘治年间，诸王在婚礼前预先移出皇城外的府第、妃嫔家的铺房，各自安置在其王府。前项礼制，先后不一。臣等认为，亲王婚礼关系重大典礼，而先后异同如此，大概是因为我太祖高皇帝，是以父皇的身份为儿子娶妻，因此在禁中完成婚礼，然后前往封国，之后才搬出外府；我孝宗敬皇帝，是以先皇的身份为弟弟娶妻，因此移出外府，既成婚后才前往封国。仰惟皇上德行配得上皇祖，上天赐予纯厚的保佑，两位王爷聪慧的资质早成，选婚契合吉祥，皇上以父皇的身份为儿子纳妃，这大概是自太祖、成祖之后，一百八十余年来，仅见的情况。相比于宣德至弘治年间，这固然应当有异同，都是以兄长的身份为弟弟纳妃，事体既然不同，礼制自然有差异。臣等私下认为，今日两位王爷的婚礼，似乎应当遵循皇祖的制度，铺房、合卺都在禁中完成礼仪，临近前往封国时，才搬出外府。伏乞圣明裁定，以便臣等开列拟定的仪注，不至于错误。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题，初六日，奉

译圣旨：着令各府分管府务，行礼如仪。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臣等私下认为，名分正当然后言辞才能顺理，言辞顺理然后事情才能成功。今日江西宗室之间的争端，大体上始于名分不正当。如果再次处理失当，将来争竞必将大起，祸变将无端产生，使朝廷耗费大量精力去处置，臣等将无法推卸罪责。因此，臣等敢于冒昧地向皇上陈述。

查得“管理府事”这一名目，原本是因为郡王绝嗣，而其府内各支宗室，不能单独以其官职称呼。例如将军，必须称为某郡王府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例如中尉，必须称为某郡王府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该府的名称不可废除，该府的印信不可销毁，于是推举一位将军或中尉，授予“管理府事”的名目，一切名封等项，得以行使该府印信，启请亲王转奏。其署衔则称为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镇国将军某某。这是臣等所说的名正而言顺，于事理应当如此。况且各支宗室，都受亲王约束，而管理者，只是承行启奏，其分位不失，这种防微杜渐、深谋远虑的意图非常深远。因此得以平息觊觎争夺之心，时间越久越安定。

至于亲王府，其体制与郡王相差万倍。而江西之事，又有极大不同。因为宁王宸濠已经因谋反被诛杀，其封国应当废除，其宝印已经销毁，其爵位永远不应继承，其府名已不复存在。当时宗室郡王，互相攻讦，虽然与谋反者牵连各有深浅，但都不能说毫无沾染，被宁藩所污染的人，朝廷已经宽恕赦免，已蒙受旷世之恩，不应当再借故开脱以开启其觊觎之心。承蒙皇上赦免其罪，恢复其爵禄，各自得以掌管印信，以其爵位直接通达朝廷，不像将军、中尉的官职，必须依附郡王府名，而不能单独以其官职称呼。当时兵部题行，抚按勘议，于是定下“管理府事”的名目，而不敢再在上方冠以某府二字，也认为是权宜之计。

但既然称为管理府事，那么所管理的，是什么府的事务？这是显明地废除了其封国，却暗中保留了其名号。至于防微杜渐，在仓促之际，来不及详细商议，于是便让管理者以郡王身份约束郡王，体制几乎与亲王无异。这是不给予其名号，却显明地给予其实权。这是臣等所说的名不正而言不顺，于事理不适宜。暗中保留其名号，怎知没有循名责实的人？显明给予其实权，怎知没有据实求名的人？如今才过了一代，就竞相起来争夺。虽然以管理为说辞，臣等恐怕其意图不仅仅在于管理，非分之想，或许已根植于心了。所以那方害怕此方长久占据，而多方动摇；此方害怕那方倾覆夺取，而多方维持。这是臣等所说的将来争竞大起，祸变无端，使朝廷耗费大量精力处置的原因。

当初议定成于仓促，其过失还有可推诿之处。如今事势已定，事机又可预测。况且郡王已经得以以其爵位直接通达朝廷，而爵位相同者，想要让其承受约束，势必难以长久。这又是事理显然的。臣等如果不说，那么开始是一误，现在又是再误，罪责确实无法推卸。

伏望皇上俯察臣等愚虑，以及抚按三司等官翁漙、萧端蒙等勘报的议见，革去“管理府事”的名目。比照交城、襄垣、庆成等府的先例，将建安、乐安、弋阳三府，有郡王的，宗仪人等，各听从该府管束，以及奏请名封等项。石城王未奉明旨恢复爵位，难以遽然比照郡王行事，应当与瑞昌等四府，一体按照支属远近，分附三府。如今根据其宗派，则锺陵与建安为近，临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与乐安、弋阳为近。可否将锺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乐安；临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阳。一应奏请事务，附府转奏；拜进表笺，庆贺救护，随府行礼。其三府迎接诏敕，则轮替从尊。这样，觊觎的渐萌可以杜绝，大争的端绪可以平息。

又查献惠二王，大宗庙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专主。可否每一易世，奏请钦定一王，奉祀宗庙。礼以义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专管，亦不许专擅，轮替庶于事理为顺。

再查各该府并分附府分的各宗室、仪宾，仍乞降敕一道，都按照嘉靖十五年题准的先例，朔望赴各府画押，听各郡王约束关防。乐安、建安二府，只照原降印信行事。弋阳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缴进，另行具奏铸造。弋阳王印，候册封之日再行颁给。中间尚有未尽事宜，仍令抚按官逐一议处妥当，作速回奏，以便题请施行。

臣等再三参详，各官陈奏的词意，似乎认为那里的人情事势，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但事涉宗室，予夺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自拟定。伏乞圣裁。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题，二十一日奉圣旨：是。这事情你们既然议拟妥当，着令各府分管，不许再来扰奏。

中尉女授宗女

译宗室女婿的名号疏远【宗室女子】

译深切思惟，国家的大事、祖宗的制度，应当申明；时势的困窘，应当变通。这两者是议政的大纲。查得郡王的孙辈男性，祖训规定六世以下世袭奉国中尉；孙女则封县君、乡君，只到曾孙、玄孙，五世就不再加封了。祖训对于起居饮食的适宜、宫室器用的制度，细微详尽，难道唯独在此处有所缺漏吗？大概是因为孙女到了五世，亲属关系疏远，如果一概授予封号、给予俸禄，不仅形势上做不到，恩泽也无法普遍惠及，这就是祖训不记载的原因。现在看郡王的女儿，其禄米比起曾孙女，仅相当于六世孙的禄米。圣祖深远的考虑，可以推知了。况且女子既有嫁夫，那么她夫家的生计，足以自给自足，朝廷稍加光宠，就足以作为恩惠。本来就不必因为形势所不能，而全部授予封号和俸禄。这是祖宗的制度，应当申明的。

如果从时势来论，洪武年间初封亲王、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子才九位。到永乐年间增封亲王、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子二十八位，总共一百二十七位，不算多。但当时的禄米已经不能全部供给。沈府才本色六千石，秦府、鲁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辽府、韩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肃府仅七百石。庆府虽然七千五百石，但郡王又曾在其中分拨，都不满万石之数。大概是因为天潢子孙日益繁衍，税粮有限，祖宗预料到必然如此，而长远地为此考虑就是这样。现在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共计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子共计九千七百八十三位，总共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人数比国初多了一百五十倍，而来者还没有尽头。而亲王本色禄米，又没有不给万石的。计算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米，四百万石，而各地的禄米，共八百五十三万石，比起输送到京师的数目，不止一倍。这都是国初没有计算到的。而且民间税粮有减无增，岂止将来不知如何处置，即使现在处处已经无处安放了。比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宗室禄米，该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这两省的粮食，即使没有水旱灾害减免，每一升每一合都缴齐，还不足以供给禄米的一半。况且官吏的俸禄、军士的月粮，都从中取给，怎么能供给呢？

此前丰林王台瀚上奏，要求限定郡王、将军、中尉的子女，其限额以外的人数，只给冠带和口粮。台瀚也是郡王，难道他独自不想富裕而说这话吗？大概是因为宗室禄粮，虽然有定额，但官府不能全部供给，必定多次心怀不满；官府缺乏，未能办给，而宗室势力想要全部得到，必定多次受到侵侮。政令因此受阻，国家财政无法充足。不如让各自接受冠带和月粮，让他们自便，各自经营生计，对双方都有利。祖训所载的，在祖宗时也不能全部满足其数额，而丰林王尚且想要裁减限制。何况中尉的女儿，在祖训中没有记载，现在正值禄米无处安放的时日，却想在祖制之外全部授予封号、普遍给予俸禄，臣等实在认为不可。这是时势的困窘，应当变通的。

又查得靖江王府镇国等中尉的女儿，都遵奉祖训，按例不授封号。现在秦、晋等府，起初与靖江府亲疏稍有不同，但传到中尉，那么他们的女儿同为皇家袒免以下亲的女儿了。恳请皇上推广圣祖的意思，裁成显明时代的制度。凡是各王府中尉的女儿，以及选配子弟，可否听由本部题请圣恩，授予宗女、宗婿的名号，仍然给予冠服和婚资。其冠服，宗婿比照文职，宗女比照命妇。出自镇国位下的，冠服七品，并婚资共给银百两，猪羊各十只。出自辅国位下的，冠服八品，并婚资，共给银九十两，猪羊各八只。出自奉国位下的，冠服九品，并婚资共给银八十两，猪羊各六只。都由各该布政司领取。其宗婿就在各该王府戴冠带谢恩，不必赴京。仍然听其自便，不必在府中随众朝参，官府以礼相待，照品官例免除其杂泛差役。如有志于科举的，听提学官比照教官科举例考选进场。大概郡王子孙，祖训还允许他们出仕，那么宗婿可以类推了。扩大祖宗有限的制度，而普及皇上无穷的恩泽，斟酌时势的困窘，而尽变通之道。臣等愚昧，不胜恳切。秦府奏请镇国等中尉秉楃等各女的婚选，如果蒙皇上允许臣前议，裁为定制，容臣钦遵题请施行。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题，初六日奉圣旨，准议行。

覆朝鲜王请收买律管疏【属国乐器]

准朝鲜国王李峘咨称，议政府状启该礼曹，呈备奉常寺，申本寺，厚贮律管，俱各损旧，致使编钟等器，不相和应。又兼本寺该用各乐，原习于中国，近来讹误居多，无从校

译查得洪武三年二月间，高丽恭愍王曾移文都省，请求从中国乐工中挑选精通各种音律的两人，发往高丽传授学习。当时批准回复，要求将所需的乐章，让学习的人亲自携带赴京学习。永乐三年四月间，又因本国宗庙社稷的乐器损坏陈旧，咨请礼部携带价银购买。当时蒙本部奏奉太宗皇帝圣旨：“将乐器赐予他。”钦此。在将乐器给赐之外，私下蒙受历代皇恩，实在超出寻常。如今原来使用的律管，因岁月久远，误差越来越大，加上太常寺讹传已久，逐渐失去其本来面目。是否可派遣乐官前往京师校正等因。为此，今派遣乐官一员、乐师三名，携带价布，跟随贺至陪臣，前赴京师，烦请转达，特许收买，并行文太常寺，选拔乐工校正，以符合圣朝律度量衡的制度等因，备文咨报到部。查得朝鲜国王李峘咨称律管损坏陈旧、音乐讹误，请求收买及校正学习等各节。考虑到朝鲜之事，朝廷的职贡非常谨慎。朝廷对待朝鲜，恩礼向来优厚。其所称洪武、永乐年间的事例，大概是详尽叙述我太祖、成祖恩遇之隆重。同为属国，观此而今昔盛衰之际，使人流连并深切表达其庆贺期望之意，故有今日。况且正朔所及，量衡必然相同，何况管钥音律，是礼乐中最重要的，岂敢不请示圣朝，擅自制作。其所依据的陈请，似乎应当俯顺从命。是否可恭候圣命下达，本部行文太常寺，选取精通音律的乐舞生二名，与差来的乐官、乐师逐一校正。其律管是否可俯顺收买，只待特恩颁赐，以显示优礼。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题，奉圣旨：“律管着赐与。”

译再次请求颁布敕书晓谕倭夷的奏疏【敕谕倭寇】

臣等审议认为，圣明的君王驾驭夷狄，应当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各有适宜的办法。日本对于国家，虽然并非请求封号、接受册命、颁布历书、朝见正统的国家，但自永乐年间以来，允许其每十年入贡一次，到来时丰厚地赏赐，开通互市，蒙受的恩惠非常深厚。如今却收纳我国的逃犯，王五峰潜藏在那个国家，勾结引诱夷狄的丑类，入侵沿海州县，大肆焚烧掠夺。据巡视浙江右佥都御史王忬、南京吏部给事中张承宪各自上奏请求敕旨责问晓谕，一是想利用他们怀有恩德的心理，晓以大义，使他们捆绑送还背叛华夏的贼寇；二是想断绝他们的封贡，用天威震慑他们，使他们消灭祸害华夏的夷狄。这是因为亲眼目睹事态急迫，多方设法消弭祸患，足以看出各位大臣尽心筹划。但是，如果要责成朝鲜、琉球转达谕令，必须等待两国使者到来，让通事翻译审问，确认与日本原本没有仇隙、旧日往来通畅，然后请求颁发敕书，这样交付必定会接受，接受必定能传达。又查考祖宗朝代的制度，没有敕书交付邻国宣谕的先例。防微杜渐、考虑深远，确实有深意。况且日本向来贪婪狡诈，习惯于悖逆傲慢。先朝多次因事颁布敕旨晓谕，都没有见到他们诚心悔过的奏报。到了嘉靖初年，贡使宗设制造动乱，掳走我国职官宋琏等人离去。圣怒赫然，阻绝了他们的朝贡。不久镇守、巡视官员为此恳请，蒙受天度宽容，不追究过往，而役王也没有将宗设等人捆绑解送，宋琏等人送还，只是根据夷人呈报说这些人全都遭遇风浪死亡，终究也没有查究确切。看他们平素如此，恐怕不能仅仅用言语教化，而必须用震慑的手段。夷狄的情势难以预测，关系到国家体统。臣等参详各位官员的请求，本意是想缓解眼前的急务。现在倭寇已经退去，似乎可以暂时停止。应当等候圣命下达，备文行文给巡视都御史王忬，深入考察这种夷狄的诡诈反复。现在只申明严格执行祖宗防备倭寇的法令，关于敕旨宣谕这一节，如此处置最为适宜。交付给琉球、朝鲜既然没有旧例，应当等待日本贡使到来时，斟酌时势的缓急，另行奏请。臣等奉命查议，不敢不竭尽愚诚。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题，奉圣旨：是。

朝鲜擒获倭寇罪犯的奏疏【褒奖属国】

该朝鲜国王李峘上奏，奉圣旨：礼部、兵部看了奏报来说。钦此。臣等谨遵圣命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内，该钦差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右佥都御史王忬上奏称，倭寇流窜劫掠闽浙沿海地方；又该巡视山东监察御史冯荐奏报，山东靖海卫地方倭寇登岸放火杀人的情况。接连该兵部上奏奉钦依，通行沿海地方，严加防备。之后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内，该朝鲜国王李怿上奏称，倭奴骚扰上国，仰仗皇威，剿杀几乎殆尽，并将两名贼倭俘虏、三十三颗首级，派遣刑曹参判成洗昌携带前来等情况。奉圣旨：倭贼制造动乱，畏惧罪责奔逃，朝鲜国边臣擒获贼寇几乎殆尽，又搜获被抢人口，国王李怿派遣官员押解，陪同送还，充分显示忠诚顺从，写敕书褒奖晓谕，奏报中的事情，该部看了来说。钦此。该兵部议定国王和领兵官员都应当赏赐，那些携带奏本、押解的官员等人，在宴赏之外，比照各边报捷人员的先例加赏等情况。接连上奏奉圣旨：是。朝鲜国王李怿忠诚顺从值得嘉奖，按照前旨写敕书，赐银一百两、锦缎四匹、纻丝十二表里，派遣来的陪臣成洗昌以及领兵官苏洗让、李继长、郑永谦、吴堡、黄琛、孙仲暾各赏银二十两、纻丝四面表里，就着成洗昌携带回去，其余随从、押解等项人员，着礼部查考先例加赏，中林等两名由都察院拟罪来说。钦此。又该礼部查无外国献俘的赏赐先例，只查照本国进贡的赏赐先例议定，上奏奉钦依，各陪臣在祝贺到达钦赏之外，刑曹参判赏织金纻丝衣服一套、彩缎四面表里、折钞绢五匹，书状官、通事以及押解官，都每人赏素纻丝衣服一套、彩缎两面表里、折钞绢布各两匹，随从每人赏绢衣服一套、折钞布各两匹，都给予靴袜各一双。现在因前述原因，行文据礼部主客清吏司提督会同馆主事中周呈报，翻译审问得知朝鲜国派遣来的陪臣两批，其中一批刑曹参判李泽、书状官成义国、通事安自命、崔洗恊、高彦名、金希绪、吴洗良、军官洪守让、吕门望、唐彦弼、睦谆、郑寿日、冉李碾、权士礼、随从朴孝钦、李福龄、末享、石伊、莫同、李漠芿、孙李原宗共二十二员名，是庆祝冬至令节，顺便押送捉获的倭寇罪犯人员。据此臣等会同看议，倭奴无道，侵犯我海滨，朝鲜国王李峘一听到祝贺节令的陪臣传说，就命令沿海地方整顿严密防备，预防贼寇奔逃，既擒获倭寇罪犯以及铜铳、木牌等器具，就派遣祝贺到达的陪臣管押解献，等候朝廷处断，充分显示本国君主谨慎守藩、忠诚尽职。恳请皇上降下敕书褒奖晓谕，仍然特别加赐赏物，用来表彰奉守藩篱的忠诚，领

译覆交城王奏讨乐户疏【王府乐户

查得交城王上奏称：该王府分封后，另居一城，唯独没有乐人供其使用；又称各乐人虽解送王府应用，但原本不受管束，以致随奏随逃，因此奏请讨要管束权一事。该司查据历年事例，庆成等十一王府，都另居一城，都是遇有公务时，暂时拨派乐人应用，那么并非只有交城一府，没有拨给乐人。又本府自正统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余年，未见缺少乐人、废失典礼。又乐户郭义等人，向来隶属官府管束，尚且不免逃亡。哪有王府管束，就能使他们不逃亡的道理。又查各王府，设有乐户的地方，往往导致各宗室放纵淫欲。严重的甚至生下子女，渎乱皇室血脉。以至于奏请革除名号封爵。本部正要题请议处，用以保全宗室。又恐怕有等无籍乐人，利于投入王府，公然掩护他人，躲避官府繁杂的差役。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无赖，增加爪牙，张扬声势生事。甚至窝藏盗窃赌博之徒，官府不能禁捕。都属于不便。因此本部每逢奏讨乐户，未敢轻易题复。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县官府，肆意怠慢疏忽。凡遇本府行礼之期，不将乐户人等依期拨送，以致奏请不止。又恐怕有前项躲差，及招引等情弊，都应当查究。为此合该咨文贵院，仰烦转行山西巡按御史，立即查各乐人，如有营求、投入掩护避差情弊，直接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图招引无赖，就令本府教授，启奏王爷严加禁约。如是府县官府，不行依期拨送，也要着落守巡该道督责，不许怠忽取罪。仍查西河、阳曲二府，与交城同分封于平阳府地方，现今二府迎接诏敕、拜贺节令，以及寇婚丧祭等礼，合用乐人，府县如何应付。是否应与交城府事同一体例。希将查过的缘由回报，以便施行。

陜西番僧乞拨军匠护敕敕寺疏【陜西敕寺

该陕西都司、岷州卫大崇教寺番僧令占恶行奏称：先前于宣德二年，奉钦命差太监王锦、罗玉、杜马林等，起调陕西都布二司军民人夫，敕建寺院一所，给与护敕二道，赐额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卫拨发军匠刘友等五十名，专一在寺看守。后成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烧毁三十余间，后遗銮驾等项，殿宇二百余间现存，将军匠刘友弟三十名各调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内，奉兵部职方清吏司勘合，本卫仍拨原额军匠郭玉、徐来保等二十名，在寺看守銮驾供器等项。本卫亦不系调用人数，俱系木铁等匠，至今一百三十余年，见有勘合本卫印信帖文存照。近年以来，被本卫千户张德、军吏孙大、经于文、周官、罗四、张钞二等，不遵朝廷敕谕，合谋朦胧，往往搅差军伴到寺，将原拨军匠郭玉等二十名内调走，朱友亮、杨保儿、原保、曾义、姚李、加狥等六名，俱发各项当差。本寺只遗郭王、徐来保等一十四名，又不时差发占用。今本寺年久，土册塌数多，缺乏人匠，无人修补，殿宇有坏銮驾等物，是令占恶竹等众僧，倘蒙各边调遣抚化番夷，后遗銮驾敕书等项，无人看守，系是边境，一时有失难办。望皇上恩念太祖旧制銮驾等项，乞行礼部转行巩昌府巡按御史，照旧免拨差役，拨补二十名看守修理，敕建寺院，臣等僧众祝延圣寿，抚化番夷等因。

查得大崇教寺，远在边陲，其僧素能抚化番夷，宣德成化年间，钦赐护敕，并给军匠者，无非所以绥怀柔服之意。所据令占恶竹奏免军匠差役一事，又在彼中，本部无凭查处。为此合该咨文贵院，烦转行彼处巡按衙门，立即查该寺原拨军匠若干，是否专为看守，其千户张德等，应否差用。如无他碍，直接酌处。或照旧额二十名，追给补完。或据现在十四名，准免差拨。期在处置得宜，朝廷羁縻驾驭之术隐寓于中，此亦边疆机要，不失军卫之体，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庶争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赖矣。仍将查处过的缘由转咨本部，以便查照施行。

议

郊祀议

郊祀议【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钦奉敕谕，议郊祀大礼，令臣等各陈所见者。臣浅陋庸愚，何以对扬。窃惟二仪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礼，天尊而地亲。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于钟山之阳，兆方丘于钟山之阴，用周礼也，行之

译洪武十年，才改建大祀殿，确定合祀的仪制，又实行了二十多年，而太宗皇帝继承了这个制度。百十年来，议论的人大多怀疑它不符合古制，然而太祖皇帝并非没有原因就改变，太宗皇帝也并非没有依据就继承。况且土木工程一旦兴起，耗费钱财无数，事情关乎国家典制，不敢轻易议论罢了。现在恰逢陛下广泛考察古典，臣工们哪里敢有异议呢？虽然如此，古制不可违背，也不可拘泥，参酌权衡，使之适合时宜，这在于陛下的圣明罢了。况且《周礼》本来就有不可确知的地方，臣请先列举大概，然后陈述愚见。

谨按《周礼》，冬至在圜丘祭祀，夏至在方丘祭祀，由此可以看出天地是分祀的。然而不知道它们的祭坛是在南郊，还是在南北二郊，无法考证。等到考察大宗伯掌管建立邦国礼制，则禋祀用来祭天，血祭用来祭社，而没有祭地的礼仪。小宗伯掌管建立神位，则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五帝在四郊，而没有地祇的位置。司服规定祭天穿大裘，祭社穿希冕，而没有祭地的服饰。至于大宗伯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用圭、璋、琥、璜礼敬四方，却没有礼敬社的玉器。典瑞用四圭祭祀天，用两圭祭祀地，用璋邸射祭祀山川，却没有祭祀社的圭。为什么缺失简略到这种地步呢？

有人说，天子的社，不同于诸侯各自祭祀一方，古代没有北郊，社是用来祭地的。所以社的地位与郊同等，亲近程度与庙并列。所以武王讨伐商朝，向上帝祷告，随即在冢土祭祀；成王迁都洛邑，在郊外用牲祭祀，随即在新邑立社。《周礼》大概说地，就不说社；说社，就不说地罢了。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既然说右边是社稷，又说泽中是方丘，为什么错乱到这种地步呢？推测国门之内，清理土地作为泽，而筑起土丘祭祀社，如同古代的坛墠制度吗？或者社稷在国都的右边，凭借泽地筑起土丘，不一定在门内吗？这又无法考证。

所以臣说，古制不可违背，也不可拘泥。领会其意，不照搬其形，以合乎时宜为可贵。臣请详细陈述。臣按，圜丘方丘，是《周礼》的文字记载。南郊北郊，则是汉代儒生的说法。不建房屋而筑坛，是虞夏的礼仪。在明堂祭祀上帝，则是周人的制度。周人不能完全沿用夏殷的旧制，汉代儒生不能完全阐明《周礼》的意义，后世又怎么能完全把它们作为依据呢？像这样就不必纷纷争论了。

臣认为，地配天而没有边界，只是上下阴阳的区别罢了，所以分郊祭祀可以，同郊祭祀也可以。天无处不在，只有精洁的祭祀和馨香的祭品能感通神灵，所以在土丘祭祀可以，在房屋里祭祀也可以。况且大祀殿，大概是取法于明堂，而且又是圣祖已经确定的制度。陛下作为孝子慈孙的心意，应该不忍心有其他议论。圣意殷切关注的，只是认为合祀不符合古制，也不是圣祖最初的制度罢了。虽然如此，古代茅草屋顶土台阶，扫地而祭，简朴的道理尚且难以完全恢复，而圣祖更改古制，本来是为了让将来可以继承。臣愚昧哪里足以知道呢？如果不行的话，就请求仍然用大祀殿来祭祀天，而日月等天神设坛跟随祭祀；改建山川坛来祭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自设坛跟随祭祀。至于各有庙宇受祭的，各自回归其庙宇。不在祀典中的，不列入祭祀等级。这样大概事情简易容易遵从，古礼不违背，而圣祖的制度也不废弃了。

议论的人认为，在房屋里祭祀，是亲近的表现，是人道，对于上帝可以，对于天则不可以。臣私下认为，天帝是一样的。《尚书》说向上帝祷告，《诗经》说上帝安享祭品，都是天的称呼。那些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宗庙祭祀文王以配上帝的，大概是周人报答根本的祭祀，所以在郊外；因事而祭则在明堂。名称不同，是为了区分识别罢了。况且笾豆璧帛，没有不是人道的，房屋为什么不可以呢？而且明堂在国门之内，是听政的地方，尚且可以祭祀上帝。现在大殿专门用于祭祀，不用于听政，而且远在郊外，又有什么妨碍它的尊贵呢？

臣伏见圣祖曾说：“现在不能做的，古代也不能做；古代不能做的，现在也不能做。礼仪顺应人情，可以根据义理兴起。可贵的是斟酌得当，必然有增减。”这话伟大啊！微臣希望陛下遵循圣祖斟酌增减的道理，垂范百世可继承的统绪。

议论的人又认为，仍然用大祀殿祭祀上帝，而另外设立圜丘来祭祀天。臣认为这有设立两个祭坛的嫌疑。祭祀没有比天更尊贵的，没有比祖先更亲近的。亲近者的祭祀，尚且不希望频繁，何况尊贵者呢？祭祀祖先不可以用不同的庙宇，祭祀天可以用两个祭坛吗？周的明堂，是王者的殿堂，而顺便用来祭祀，就像国学用来教育，而供养国老在那里，释奠在那里，献酒有时也在那里，所以没有两个祭坛的嫌疑罢了。

臣伏见洪武二年，翰林院学士朱升议论斋戒的期限，圣祖告诫他说：“斋戒的期限，大祀用七天，中祀用五天，不嫌太久了。大概人心久了就容易懈怠，懈怠之心一旦萌生，反而是不敬。可以在临祭前斋戒三天，务必做到精专，大概可以感通神明。”这话伟大啊！七天尚且担心太久而容易懈怠，两个祭坛不担心亵渎而不精专吗？臣希望陛下效法圣祖防止懈怠、达到精专的意思，垂范百世可继承的统绪。

议论的人又认为，冬至祭祀圜丘，季秋享祭明堂，是《周礼》的规定。现在遵循明堂的享祭，那么使用冬至是什么意思呢？臣私下认为，大祀殿不是明堂，只是考察明堂使用房屋的意义罢了。况且冬至也是根据一时而言的。《礼记》说郊祭用辛日，周朝……

译在郊祀开始的时候，太阳到达冬至点。周代开始使用冬至日，那么古代各国各自遵循其起始之日，不一定都用冬至日。《礼记》中又有占卜郊祀、使用龟甲的礼仪，《春秋》中有占卜郊祀而不顺从的记载。大概周人开始使用冬至日而恰逢辛日，其后则使用辛日并占卜吉利。那么继承周代的制度，占卜日期来进行祭祀，是可以的。况且周代使用冬至日，是因为十一月作为岁首，表示敬慎行事。那么继承周代的制度，占卜岁首的吉日，也是可以的。何况现在的祭器、祭服、祭乐，都不符合周礼，唯独冬至日要遵循周代吗？臣恭敬地看到圣祖曾说：“在岁首祭祀，正值三阳交泰之时。”这话多么伟大啊！微臣希望陛下效法圣祖通权达变、顺应时势的意思，垂范百世可继承的纲纪。议论的人又说，山川有专门的祭坛，是古制。现在改为祭祀地祇，那么山川祭祀就废止了。臣私下认为，山川作为从祀于地祇，有专门的祭坛，怎么能说是废止呢？日月和山川是一样的。我圣祖起初有朝日、夕月的礼仪，后来因为已经作为从祀，于是都罢免了单独祭祀，那么也能说是废止吗？况且山川的单独祭祀，臣本来就怀疑了。怀疑古代社祭是用来祭祀地祇的，而在国都之内，山川无法望祭，所以另外设立祭坛。现在既然可以望祭了，又单独祭祀，不是太繁琐了吗？《尚书》说：“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我圣祖也说：“自洪武十年，更改社稷坛位于宫阙右侧，与前人的礼制不同、仪式各异，去繁就简。”这话多么伟大啊！微臣希望陛下效法圣祖先去繁就简的意思，垂范百世可继承的纲纪。臣又听说，时势减损时，两簋祭品就可以享祀；时势不足时，举行丰盛的祭祀就不适宜。现在陛下看当今是不足呢，还是丰盛呢，是减损呢，还是增益呢？敬奉上天没有比勤于爱民更大的了，尊崇礼制没有比修明政治更重要的了。仰惟我们皇上悉心体察民间疾苦，把百姓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皇天享用德行，不问可知。只希望我们皇上更加修明勤于爱民的政治，向上能够符合天心，深切警惕举行丰盛祭祀的弊端，向下不伤害民财，那么成周的仪节文饰不必具备，而三代的治理功业就可以再次出现了。臣愚昧，不胜恳切恐惧之至。

译序

刻西关志序

刻西关志序【四关图志】

山势盘绕拥抱着京师的西北，一直延伸到东海的尽头，这大概是上天造就险要坚固的地势，用来阻隔异族侵略，从而安定皇权统治的。断开的山冈地势平缓，可以连接车辆和骑兵，于是设置关隘和戍守部队，拦截强盗掠夺，以辅助天地自然的有利形势。王公设置险要地势来守卫国家，自古以来就谨慎对待了。居庸关北边紧靠京师，向西南方向依次是紫荆关、倒马关、故关，大的关戍共有四处，与东边的山海关等关隘，并称为要害之地。每年分别派遣御史巡视，检阅城堡，谨慎侦察敌情，整顿士兵，简选军需物资，禁止奸邪，革除弊端，兴办停滞的事务，举荐废弃的贤才，皇帝赐予玺书，加重他们的权力和责任。而西关外连接宣府、大同两镇，靠近强大的胡人，内逼近皇陵和都城，以及京郊各郡，是南北咽喉之地，关系尤为重大。关隘旧有地图，按照地图去山川中探寻，地形相似之处几乎都能找到。但地图上没有记载的，如同古代小史、外史所掌管的内容，土训、诵训所讲述的道理，都是筹划方略者想要知道且不可缺少的。御史王士翘，开始考证史籍，翻阅案卷，整理四关的旧事，撰写《西关志》，四关各为一卷，而在卷首冠以地图，总图冠于居庸关卷首。所有应当具备的内容，分类排列，编撰完成，来征求我作序。关隘的设置，依据地势制约形势，依据形势制胜。志书中记载的，关于天星分野，关于地域疆界、形胜山川、物产，关于政事中的城池、军马、仓库、教场，征徭岁月、屯堡、祠庙、学校、风俗等类，用以观察灾祥的变化，用以知晓险夷迂直的道路，用以确定战守援伏、正奇掎角的机宜，用以考察容纳保护、安抚怀柔、调度富强的方略。而制敕、章疏、艺文，用以详尽古今兴革的适宜。它对于天地人事的纲纪，灿烂可观了。王君巡视西关满一年，所罢免和任命的官员，都有条理纲要，而他深切的忧虑和长远的考虑，大概是那些剥肤隐屏的祸患，有看似无形、探寻无端的。志书也略微显现出这些细微之处。我既然称许王君，又借此了解他经世济民的谋略。唉，治理国家来不及等到混乱，保卫邦国来不及等到危险，君子一定会有与君主相同的忧虑，并且及早考虑。

记

羊角水堡记

羊角水堡记【羊角水堡】

江西列郡有十三处，赣州位于东南边陲，处于上游，对外控制汀州、漳州、潮州、惠州、福建、广东的边远地区，土地交错，盘踞在山林沼泽中的盗贼，时常出没抢劫，而在安远、会昌之间，羊角水就是咽喉要道。盗贼越过羊角水向西，就袭击长沙，掠夺雩都、信丰、赣州各县造成骚扰。向北就攻打会昌城，向西侵犯吉安，向东侵扰抚州、建昌各郡造成骚扰。所以在羊角水设置堡寨，屯驻戍卒，隶属于会昌守御千户所，与长沙营守备都指挥的部队，互相声援。这大概是古代遮蔽要害、远设侦察哨所的意义。但堡卒单薄弱小，盗贼来了不能侦察，到了不能抵御，就闭门自保。堡旁居民有一千多家，屡次遭受毒害虐待。守备官放弃长沙营，率领部下，寄居在会昌城中，而堡寨更加孤立悬垂了。嘉靖癸卯年，大中丞东厓虞公，巡抚来到这片土地，既然擒获逮捕了各县的逃寇，于是修复长沙营，让守备率领部下返回居住。接着打算商议羊角水的事，当地居民聚集来诉苦，愿意自己出力筑城自卫，而由官府督促完成。虞公移书给兵备副使薛甲，薛君巡视后，回报说：堡寨是为了保卫百姓，但偏僻地枕着山角，与民居相距一里左右，缓急之时没有益处。这好比把百姓托付给盗贼，并为他们提供资粮馆舍。如果修筑民居的城墙，将戍卒移入城中，百姓依靠城墙作为坚固屏障，凭借士兵作为壮力，小的警备自然可以支撑。士兵遇到大的警备，增加兵力戍守，上面互相便利，捣毁他们的巢穴，下面振奋武力，遏制他们的奔突。盗贼到了没有东西可掠夺，想要深入又回头张望，担心我们攻击其后背，这是制胜的上策。报告给虞公，虞公同意。上报给巡抚和巡按，巡抚和巡按称赞好。申令所属官员，同心协力，恭敬地等待虞公的谋划。于是测量土地计算功效，各种劳役竞相劝勉，百堵墙都动工，不到一年城墙建成，周长三千尺，高三十尺有余，开辟三面城门，公馆居中，屹立如巨大的镇守，表里如齿唇相依，盗贼不敢窥视。郡县官吏和士兵申述百姓的情意，来嘱托我写文章记载此事。起初我认为，事情不预先准备就没有防备，不顺应时势就没有功效。预先准备是先知先机，顺应时势是顺从人心。国家设置总宪行台，控制江湖闽广的交界处，简选任命宪臣，提督四省军务，所辖八府二州，官方民事，没有不能干预的。然而奉皇帝玺书行使便宜行事权说：兵机戎政，张弛缓急，四省倚为安危，这是最重要的。这八府二州，各自统属于其省的抚按官，而抚按官治理他们，看待其他郡县常常粗略，认为兵机戎政，玺书有专门的责任。如果一切都听从提督，不可以参预。作为提督的人，有的凭借他的智慧所及，无论巨细，无所不问。作为抚按的人，也凭借他的地位所临，无论详略，无所不问。所以智慧分散于泛泛观察，权力受扰于参预。能治理大事才是智慧。只有东厓公略去细节而致力于大事，提纲挈领以振作全局。每天只是简选军需，整顿士兵，申明赏罚，相机行事，揭发奸恶，拔掉他们的爪牙，清除他们的根源。四境日益安定，军声大振。还担心变故发生在疏忽之处，专心以求，好像无暇顾及其它。所以能智慧没有遗漏的考虑，洞察先机，灼见实情，行动没有不合时宜的。抚按各位公，也只是忠于谋国，不私利自己。凡是虞公的谋划，有的听到而不议论，有的议论而不违背，好像拱手仰望他的成功。所以

译能够顺应时势，抓住机遇。不被固守旧规、放弃进取的谋划所牵制。唉！思虑过于专一，就会在广泛处疏忽；功业因意见分歧而败坏，因犹豫不决而瓦解。难道仅仅是这座城池如此吗？这次工程耗费并不大，但关系极为重大。拓展地形以占据优势，保障安危系于一方，而其中的道理可以推广到天下，所以我乐于传颂它的成功。我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如果遵循并实行这个道理，各种功业就可以接近并成就。这并不是说东厓的功绩，就仅仅局限于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