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九

译请求陪送建成、元吉葬礼的奏表。臣等过去接受太上皇的命令，把自身交付东宫，出入龙楼，将近一纪。前太子与宗庙社稷结下仇隙，得罪了人神。臣等不能以死相随，甘愿一同遭受诛戮；背负他的罪过，却被置于群臣之列，白白耗尽一生，将来拿什么向上报答？陛下的德光照耀四海，道义超过前代帝王；登冈之时有所感触，追念兄弟常棣之情，明白社稷的大义，申述骨肉的深恩，已经为二王选择安葬之地，远日也有了日期。臣等永远追念往昔，惭愧地称为旧臣。失去旧君而又有新君，虽能施展侍奉君主的礼节；但坟上宿草将要成列，还没有表达送别亡者的悲哀。遥望九原，义理和情感都十分深重。希望在安葬之日，送到墓地。劝谏停止驾车格杀猛兽的奏表。臣魏徵说，臣听说《尚书》赞美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左传》记述虞人的箴言，称说夷羿以作警戒。从前汉文帝来到霸坂，想要奔驰下坂，袁盎拉住缰绳说：“圣明的君主不乘危地，不侥幸冒险。”如今陛下驾驭六马飞驰，奔驰在不可测知的山中，如果马匹受惊、车辆倾覆，陛下即使放纵欲望而轻视自身，那又把高祖庙置于何地？汉武帝喜欢驾车格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可与乌获相比，敏捷可与庆忌相比，人确实有这样的人，野兽也应当有这样的兽。突然遇到特别强壮的野兽，处在意外危险的地方，即使有乌获的勇力、逢蒙的技能，也无法施展；即使是枯木朽株，也都会成为障碍。即使万无一失而没有祸患，这本来也不是天子所应接近的。”汉元帝在郊外祭祀泰畤，因而留下射猎，薛广德进奏说：“臣私下看见关东困苦到了极点，百姓流离失所。今天却敲击亡秦的钟，歌唱郑、卫的乐曲，士卒暴露在野外，随从官员疲劳困倦，回头看看这对宗庙社稷有什么好处？凭借河水空手搏虎，也比不上这种危险。”臣私下思量这几位帝王的心，难道与木石相同，只是不喜欢驰骋游猎的快乐吗？他们能够割舍个人感情、委屈自己而听从臣下的进言，是因为志向在于国家，而不在于自身。臣听说陛下的车驾近来出行，亲自驾车格杀猛兽，早晨出发，夜晚才回来；以万乘之尊奔行荒野，踏入深林，涉过丰茂的草地，实在不是万全之计。希望陛下割舍个人享乐的感情，停止驾车格杀猛兽的游乐；对上是为了宗庙社稷，对下是为了安慰群臣百姓，那么天下将非常幸运。遗表稿。谨按：《魏郑公谏录》说：“魏徵去世后，太宗派人到他的住宅，前去索取他的遗表，得到一张遗表纸稿，起初只是草创的稿本，字迹都难以辨认，只有几行还稍微可以分辨。”原文大意如此。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混乱。公卿之中，个人感情有爱有憎；憎恶的人，只看见他的坏处，喜爱的人，只看见他的好处。对于爱憎之间的判断，应当详细审察。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处，憎恶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除去邪恶而不迟疑，任用贤能而不改变，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论时政疏》臣考察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继承帝位而守持文治，驾驭英杰，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无不想使深厚的德行与天地相配，使崇高光明与日月相齐，使宗族传承百代，使帝位永远相传。然而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败亡接连不断，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寻求长治久安，却失去了正确的道路。殷商覆亡的教训并不遥远，可以拿来说明。从前隋朝统一天下，武器军队强盛，历时三十多年，声势传播万里，威震异域。可是顷刻之间便把这一切抛弃了，全部成为他人的所有物。隋炀帝难道是厌恶天下安定，不愿国家长久，所以效法桀、纣而走向灭亡吗？大概是倚仗富强，没有预料到后患。他驱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养自己；搜求全国的美女，寻取远方的奇珍异物；装饰宫殿楼阁，增高台榭；徭役没有期限，战争也不停止。对外显示威严隆重，对内却多疑忌。谗佞邪恶的人必定得到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性命。上下互相蒙蔽，君臣之间彼此隔绝。百姓不能忍受这种命运，天下各地纷纷离散，于是隋炀帝以四海至尊的身份，死在一个平民手中；子孙也被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实在令人痛心啊！圣明贤哲之人乘机而起，拯救天下于危难沉溺之中；八根支柱倾倒了又重新扶正，四方纲维断绝了又重新建立。远方肃清，近处安定，不到一两个月便实现了；战胜残暴、停止杀戮，不必等待百年。如今宫殿、楼观、台榭，已经全都据为己有；珍奇异物，也全都收取了；姬姓、姜姓的美女以及贤淑的嫔妃，也全都侍奉在身旁；四海九州，也全都成为臣妾。若能鉴戒隋朝灭亡的原因，思考我们得天下的原因，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虽有美好成就也不要自以为满足，这是最上等的德行。焚毁鹿台的珍宝衣服，拆毁阿房宫的宏大殿宇，因高大的宫室而戒惧危亡，因简陋的宫殿而思求安定，那么便能与神明相通，不施政令也能实现治理。这是最高的德行。若工程已经成功而不毁掉，便仍然沿用旧制；删除不急迫的事项，并且一减再减。把茅草屋顶夹杂在桂木栋梁之间，把玉石台阶参用在夯土阶基之中，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服役，却不耗尽他们的力量。常常想到居住的人安逸，建造的人劳苦；亿万百姓欢悦而来，众生仰赖君德而各遂其性。这是次一等的德行。若只是圣明却不加思考，不谨慎地善终，忘记创业建设的艰难，以为天命可以凭恃，忽视简朴的屋椽而追求雕饰墙壁的奢侈；因旧有地基而增高宫室，在原有规模上扩建装饰；由此类推而不断扩张，却不思考适可而止，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劳役的声音，这就是下等的做法。譬如背着柴薪去救火，扬汤止沸，以暴力更换混乱，所走的道路与乱世相同，绝不能这样做。后代子孙将以什么为鉴戒呢？如果所作所为没有可供观瞻的德政，百姓便会怨恨，神明也会发怒；百姓怨恨、神明发怒，灾害就一定发生；灾害发生，祸乱就一定兴起；祸乱既已兴起，还能保全自身和声名直到善终的人就很少了。顺应天意、革除旧朝之后，正要使七百年的国运兴盛，把谋略留给子孙，传给万世。这种局面难得而易失，难道可以不深思吗？第二篇奏疏 臣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必定先稳固它的根本；想要水流得长远，必定先疏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必定先积累德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水流长远，根本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希望国家安治，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任，居处于天下最大的地位，将要使崇高的地位直达天际，永远保有无边的美善。如果不想到安定时要考虑危险，不戒除奢侈而崇尚节俭，德行不能保持厚重，情欲不能胜过春日般滋长的欲望，这也就是砍伐根本却要求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水流长远了。历代所有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无不在深切忧虑时使治道显著；功业成就之后，德行却开始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真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从前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时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处在深重忧患中时，必定竭尽诚意来对待臣民；实现志愿之后，便放纵情欲而傲视他人。竭尽诚意，吴越也能同心如一体；傲视他人，骨肉亲属也会变得如同陌生路人。即使用严刑来督责，用威怒来震慑，最终也只能使人苟且免罪而不感念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必很大，真正可怕的只是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驰的车辆，难道可以忽视吗？

译做君主的人如果确实能见到想要的东西，就应想到知足来约束自己；将要兴建工程，就应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应想到谦逊自守来修养自己；害怕骄傲自满，就应想到江海处在百川之下；喜爱游猎，就应想到三面驱赶、留一面不围的限度；担心懈怠，就应想到慎重开始并敬慎结束；忧虑受到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佞邪恶，就应想到端正自身、排斥恶人；施加恩惠，就应想到不能因一时高兴而错误赏赐；施行刑罚，就应想到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滥用刑法。总括这十条思虑，发扬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仁爱的人会广施恩惠，诚信的人会献出忠心。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忧患，就可以尽情享受巡游的快乐，可以获得像赤松子、王子乔那样长寿。弹琴垂衣拱手，不发言也能使天下受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处理职事，使自己的耳目疲于使用，反而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第三篇奏疏 臣听说《尚书》说：“彰明德行，谨慎用刑，要特别慎重地对待刑罚啊！”《礼记》说：“上位者容易侍奉，下位者容易了解，刑罚就不会繁多。上位者多疑，百姓就会迷惑；下位者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上位者容易侍奉，下位者容易了解，君长就不劳苦，百姓也不迷惑。因此君主专一守德，臣下没有二心。上面播下忠厚的诚意，下面竭尽辅佐的力量。这样以后，太平的基础便会稳固，歌颂安乐的诗歌也会盛行。当今德道覆盖华夏与夷狄，功业高于天地，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不服从的，无论多么遥远都没有不到达的。然而现在崇尚的是简要文辞，意图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运用，却还没有完全做到公正。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褒扬善行、惩罚恶行。帝王之所以使天下遵守统一的标准，是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宽严取决于个人好恶，轻重取决于一时喜怒。遇到高兴的事，便在法令之中替他曲意开脱；遇到愤怒的事，便从事情之外寻找他的罪过；对于所喜爱的人，就像剥开皮肤取出毛羽一样搜罗其优点；对于所厌恶的人，就像洗去污垢寻找疮痕一样搜求其过失。既然可以搜到疮痕，刑罚就会滥用；既然可以搜出毛羽，赏赐就会错误。刑罚滥用，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赏赐错误，君子的道路就会衰微。小人的恶行不受惩罚，君子的善行得不到劝勉，却希望政治安定、刑罚废置，是从未听说过的。况且闲暇时清谈，都推崇孔子、老子的学说；威怒发作时，却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坚持正道而行的人，并不是没有遭受三次贬黜；使危险的人得到安逸的事，也实在很多。因此道德的旨意还没有充分发扬，刻薄的风气却仍在扩散。上面的风气既已扩散，下面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人们争相趋附时势，法度规范不一致。考察王法，这实际上损害了君道。从前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于是失去公正；张汤任意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败坏。臣下尚且因为偏私不正，不能完全申明其欺骗蒙蔽；何况君主居高临下地任意轻重，又将怎样安置自己的手足呢？凭陛下圣明的聪慧，没有幽微隐秘之处不能洞察，难道还有神明不能通达、智慧不能贯通的地方吗？只是安于眼前所安，就不把慎用刑罚放在心上；乐于眼前所乐，便忘记了先前“笑”字所显示的变化。[疑有文字讹误]祸福互相依存，吉凶同处一域，都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考呢？近来责罚稍多，威怒略重，有的是因为供帐供应不足，有的是因为营造工程调度差错，有的是因为物品不合心意，有的是因为人没有顺从意愿；这些都不是实现治理所急需的事情，实际上是骄奢逐渐形成的开端。由此可知，尊贵并没有约定要骄傲，骄傲却会自行到来；富足并没有约定要奢侈，奢侈却会自行产生，这不是一句空话。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正是隋朝。隋朝祸乱灭亡的根源，陛下圣明已经亲自看得清楚。把隋朝的府库储藏比作今天的资财储备，把隋朝的兵甲比作今天的军队，把隋朝的户口拿来与今天的百姓比较，衡量长短、比较大小，难道曾有多少差别吗？然而隋朝凭借富强而灭亡，是因为妄动；我们凭借贫弱而安宁，是因为宁静。安静就安定，妄动就混乱，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并不是隐蔽而难以发现，也不是细微而难以察觉。然而很少有人走平易的道路，多数人反而沿着翻车的旧辙前进，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安定时不思考危险，治理时不想到混乱，存在时不忧虑灭亡。过去隋朝还没有混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混乱；还没有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屡次动用军队，徭役不停。直到将要遭受杀戮和羞辱，最终还没有醒悟导致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要鉴别人的美丑，必须到平静的水面上照见；要鉴别国家的安危，必须从灭亡的国家取得教训。因此《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斧柄的式样并不遥远。”臣希望陛下如今的一举一动，都一定想到隋朝，把它作为殷朝那样的鉴戒，那么国家的存亡、政治的治乱，就可以预先知道了。若能思考隋朝所以危险的原因，国家就会安定；思考它所以混乱的原因，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思考它所以灭亡的原因，国家就能长存。知道存亡的关键所在，就应节制嗜好欲望而顺从百姓；减少田猎游玩的娱乐，停止奢靡华丽的营造；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慎重对待偏听偏信所产生的怒气；亲近忠厚的人，疏远巧言谄媚的人；堵住悦耳的邪说，甘心接受逆耳的忠言；斥退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得到的珍货；采纳像尧、舜那样接受诽谤的态度，追随禹、汤自责过失的做法；爱惜十家百姓的财产，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近处推及他人，用宽恕之心对待万物；想到以劳谦来获得益处，不自满而招致损失。这样一有行动，各类人便和谐；一发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超过前代的高尚德行，为后代子孙树立良好声誉。圣哲的宏大规划、帝王的盛大事业，能够做到的都完成了，关键只在谨慎守成而已。夺取天下困难，守住天下却容易。既然能够得到天下这个难得之物，难道不能保住这个容易守成的天下吗？如果守得不牢固，那就是骄傲、奢侈、淫逸、放纵使它动摇了。慎重地结束，如同开始时一样，难道不应当自我勉励吗？《周易》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存续时不忘灭亡，在治理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安定，国家就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正确，不可以不深切考察。臣恭敬地想，陛下向善的志向不比过去减少，听到过错必定改正，却比往日稍有不足。如果能够趁今天没有大事，实行从前的恭敬节俭，那么就达到了尽善尽美，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以称赞的了。第四篇奏疏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和礼制；君主所能保有的，只有诚信。诚信建立，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礼施行，远方之人就会来归服。这样看来，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体现在父子、君臣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用忠诚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人如果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文子说：“同样的话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以前已有信用；同样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下令之外已有诚信。”这样看来，说了却不实行，就是言语没有信用；下令却没有人服从，就是命令没有诚信。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信的命令，对上位者来说会败坏德行，对下位者来说会危及自身，即使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也是君子不肯做的事情。

译自从王道兴盛光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威势施加到海外，万国前来朝见，仓廪日益充实，土地日益扩展。然而道德没有更加厚重，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有善始时的勤勉，却没有看到善终的美好。它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并非一朝一夕的原因。从前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过了五六年，仍然乐于接受劝谏。从此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使有时勉强自己而有所容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豁达了。正直敢谏的人渐渐避开触犯龙颜；巧言谄媚的人则放肆地施展诡辩。把与自己同心的人说成朋党，把告发他人的人说成最公正，把刚强正直的人说成擅权，把忠诚正直的言论说成诽谤。说是朋党，即使忠信也可以怀疑；说是最公正，即使虚伪也没有罪责。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议论为擅权，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被指责为诽谤。以至于发生偷金而引起怀疑、投杼而造成惑乱的事情。正直的人不能尽情表达意见，大臣也没有人能够同陛下争辩。混淆视听，阻塞宏大的治道，妨害教化、损伤德行，难道不正是由此造成的吗？所以孔子厌恶巧利的言辞颠覆国家，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而内心不同。君子掩盖别人的恶行，宣扬别人的善行，面临危难不苟且逃生，宁可牺牲自身来成全仁德。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只看利益所在，危害他人来使自己安稳。既然只要能够危害他人，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如今要谋求实现大治，必定应把政事托付给君子；事情有得有失，却有时要向小人询问。对待君子，便恭敬却疏远；遇到小人，却必定轻视而亲近。亲近了，小人就没有不说的话；疏远了，君子的实情就不能上达。这样一来，毁誉掌握在小人手中，刑罚反而施加在君子身上。这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这正是荀卿所说的：让有智慧的人谋划，却同愚人商议；让修身洁行的人办事，却同鄙陋的人猜疑，想要成功，能够做到吗？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但他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谋虑也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和诚意，仍然不免倾覆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诈和私利，迎合承顺君主的意旨，他造成的祸患，不是更加深重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有时也有不仁的人，却没有见过小人中有仁德的人。”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的过错，只要恶行不积累，就不妨碍正道；小人有时也有小的善行，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忠诚。如今既然称他为善人，却又担心他有时不诚信，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是弯曲的有什么不同呢？即使耗尽精神、劳苦思虑，也不可能得到所谓完全没有过失的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君主能够完全依礼，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必定在于内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信任。上面不信任下面，就无法使用臣下；下面不信任上面，就无法侍奉君主。诚信作为治道，意义实在重大啊！所以《周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酒在爵中腐败，肉在俎中腐败，这会不会损害我的霸业？”管仲说：“这当然不是好的做法，但也不会损害霸业。”桓公说：“怎样才会损害霸业？”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损害霸业；识别人却不能任用，损害霸业；任用却不能信任，损害霸业；信任之后又让小人参与其中，损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还不能攻下。魏简伦说：“我知道鼓国的啬夫，请不要使士大夫疲惫，我可以攻下鼓国。”穆伯没有答应。身边的人说：“折断一支戟，不伤一名士卒，就可以得到鼓国，您为什么不接受呢？”穆伯说：“简伦为人，奸佞而不仁。假如让简伦攻下鼓国，我就不能不给他赏赐；如果赏赐他，就是奖赏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得志，就会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去做奸佞。即使得到鼓国，又有什么用呢？” 穆伯是诸侯国的大夫，管仲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尚且能够如此慎重地信任和任用人才，远避奸佞，何况陛下是统治四海的大君，承接千年一遇的圣明，难道可以使巍巍盛德再次出现隔阂吗？如果想使君子和小人、是与非不相混杂，就必须用德行感化他们，用诚信对待他们，用义理激励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然后喜爱善行、厌恶恶行，审慎施罚、明确行赏，小人就会断绝邪曲谄佞，君子自然会自强不息。无为而治、自然教化，距离还会远吗？喜爱善行却不能提拔善人，厌恶恶行却不能斥退恶人，刑罚不施加于有罪之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人，那么危亡的期限也许就无法保全，想让国运长久延续，又能有什么希望呢？韦宏质妄自议论宰相的奏疏 宰相如果有奸邪谋划和隐秘罪恶，那么人人都可以上奏论列。至于制定措施、处理职务，本来就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小臣所能干预议论的。古代朝廷中的士人，尚且各自守职，考虑问题不越出自己的职位，何况韦宏质这样的卑贱之人，怎么能以不应当说的话，上烦圣明的君主呢？这就是轻视宰相了。后汉太学的诸生很是干预时政，当时称为处士横议。希望陛下明白他的邪恶计谋来自朋党，对每件事都明察，遏止断绝这种将要形成的趋势，那么朝廷就会安定平静，邪党自然消散。论治道奏疏 臣听说，君主是头颅，臣下是手足，彼此齐同、心意相合，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身体；如果身体已经形成却有所缺失，就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这样看来，头颅虽然尊贵高大，却必定要依靠手足才能形成完整的身体；君主虽然明智，也必定要依靠股肱之臣才能实现治理。《礼记》说：“人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臣下当作身体。心端庄，身体就舒展；心严肃，容貌就恭敬。”《尚书》说：“君主明智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君主琐碎烦杂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这样看来，抛弃股肱之臣，只凭自己的想法独断，想要使身体完整并实现治理，是没有听说过的。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把石头投入水中，千百年才有一次相合；把水泼到石头上，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能够开辟至公之道，发挥天下人的才用，对内尽心竭力，对外竭尽辅佐之力，和谐得如同盐梅相调，坚定得如同金石相同的君臣，并不只是因为高位厚禄，关键在于以礼相待而已。从前周文王游历凤凰台旧址，袜带松解，回头看身边的人，却没有人可以替他系好，于是亲自把它系上。难道周文王的朝廷全都是才俊，而圣明时代偏偏没有君子吗？只在于是否了解、是否不了解，是否以礼相待、是否不以礼相待罢了。因此伊尹原是有莘国陪嫁的臣子，韩信原是项羽部下逃亡的人。商汤以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奠定王业；

译汉高祖登坛拜将韩信，在垓下成就帝王统业。假如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王对韩信施以恩德，难道会甘心败掉已经成就的国家，成为灭亡的俘虏吗？又如微子是商王的骨肉，在宋国接受封地；箕子是贤良的大臣，在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没有人非议他们。《礼记》说：“鲁穆公问子思：‘为旧君服丧，古代有这种礼制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进用人才依礼，退斥人才也依礼，所以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制。现在的君子，进用人才时仿佛要把他举到膝上，罢退人才时仿佛要把他推入深渊；不做战争的祸首，不也是好事吗？又哪里会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制呢？’齐景公问晏子：‘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晏子回答：‘国家有难不为之死，君主出亡不为之送行。’齐景公说：‘割地封赏他，分列爵位礼遇他；国家有难不为之死，君主出亡不为之送行，这是什么道理？’晏子说：‘进言而被采用，一生都没有灾难，臣下为什么要死呢？劝谏而被听从，一生都不会逃亡，臣下为什么要送行呢？如果进言而不被采用，遇难时去死，那是白白送死；劝谏而不被听从，君主出亡时去送行，那是假装忠诚。’《春秋左氏传》说：‘崔杼杀死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门外，他的随从说：“您要死吗？”’ 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是君主吗？我应当死。”随从说：“您要离开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应当逃亡。所以，君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死，臣下就应当为社稷而死；君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逃亡，臣下就应当随之逃亡。若君主是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为自己的私事而逃亡，不是他的亲近之臣，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呢？”门开后晏子进入，以大腿枕着齐庄公的尸体哭泣，起身后跳跃三次，便离开了。”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臣下侍奉君主，虽然没有二心，但至于出仕或退处的节操，仍然要看君主施恩的厚薄。这样看来，身居上位的人怎么可以不以礼对待臣下呢？臣私下观察朝廷群臣，担任枢机重任的人，有的地位接近齐国那样的恶臣，有的事业参与经国治政；他们都建立过事业、立下过功劳，是一时选拔出来的人才，处在朝廷权力中枢，所承担的责任很重。任用他们虽然很重，却没有充分信任他们。信任不充分，人就可能自我怀疑；人自我怀疑，心中就会存有苟且之念；心存苟且，节操义行就无法建立；节操义行不能建立，名教就不能兴盛。名教不兴盛，却想用它巩固太平的基础、保有七百年的国运，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况且国家非常珍惜功臣，不计较旧日过失，与前代圣王相比，本来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对大事宽容，对小罪急切，临时发怒责罚，难免夹杂爱憎之心，这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办法。君主严禁某事，臣下有时还会触犯，何况君主亲自开启了这种源头，下面必定会更加严重。河流堵塞后决口，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这样想使所有百姓怎样安置手脚、举止行动呢？这就是君主开启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种弊端；百种弊端所造成的变化，没有不导致动乱的。《礼记》说：“喜爱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恶处；厌恶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处。”如果厌恶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善处，行善的人一定会恐惧；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恶处，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说：“君子一发怒，祸乱很快就会停止。”古人震怒，是为了惩罚恶行；如今的威严刑罚，却是在助长奸邪。这不是尧、舜的心意，也不是汤、禹的事业。《尚书》说：“抚慰我，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荀卿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孔子说：“鱼失去水会死，水失去鱼，却仍然只是水。”所以尧帝始终战战兢兢，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呢？怎么可以不周密考虑呢？把大政方针托付给大臣，把琐碎事务责成小臣办理，这是治国的常规，也是治理的道理。如今任命大臣掌管职务时，就看重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却相信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视的人，怀疑所看重的人，想以此实现治理，能够做到吗？况且政事贵在有常，不应反复改变。如今有时要求小臣承担大政方针，有时又以琐事责求大臣；小臣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职责，大臣还有谁能守住自己的本职？大臣有时因小过失获罪，小臣有时因大政方针受到惩罚，职务不合其职位，刑罚不合其罪过，却希望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力量，不也是很难吗？小臣不能把大事托付给他，大臣也不能以小罪责罚他。任命他担任大官，却专门追究细小过失，刀笔小吏就会迎合旨意、承顺风向，舞弄文法，曲意构成他的罪过。他自己申辩，就被认为心中不服罪；不申辩，又被认为所犯的罪都是真实的。进退两难，没有办法自行申明。于是只求苟且免除灾祸；大臣如果只求苟免，欺诈就会萌生；欺诈萌生，虚伪就会成为风俗；虚伪成为风俗，就不可能达到至理。况且任用大臣，是希望他们竭尽力量。每当任职时有所顾忌而不发言，就是没有尽力。如果举荐的是合适的人，又何必嫌弃他是旧交呢？如果举荐的不是适任之人，那么远离亲近者又有什么可贵？对待臣下不能完全做到诚信，又凭什么要求他们忠诚宽厚呢？臣下即使有时做错了，君主也未必就是做对了。上位者不被下位者信任，必定会认为下位者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如果认定下面没有可信之人，那么上面也就有值得怀疑之处了。《礼记》说：“上位者怀疑，百姓就会迷惑；下位者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上下互相怀疑，就不能说达到了至理。当今群臣之中，远在一方，流言传来三次仍不至于像曾参母亲那样投杼的人，臣私下思量，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天下这样广大，士人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任的人吗？大概信任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怀疑他，就没有谁是可信的。难道这只是臣下的过错吗？一个普通的愚夫，结交朋友后尚且以生命相许，至死不变，何况君臣契合，实在如同鱼和水一样？如果君主成为尧、舜，臣下成为稷、契，难道会因为遇到小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内心吗？这虽然是臣下树立忠诚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同样是因为君主心存不信任、对待臣下过于刻薄造成的。这难道是君主以礼使用臣下、臣下以忠诚侍奉君主吗？凭陛下的圣明，凭当今的功业，如果确实能够广泛求取当代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的功业可以追及并超过，成为第四位；五帝的功业也可以俯视并超过，成为第六位。夏、殷、周、汉，又哪里值得一一计数呢？论驾驭臣下的方法

译臣听说，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好的，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好的。父亲不能了解儿子，就无法使一家和睦；君主不能了解臣下，就无法使万国整齐治理。万国都安宁，君主一人获得福庆，必定要凭借忠良来辅佐；俊杰处在官位上，各项功业就会凝成，不施为也能实现教化。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称颂，都是因为能够知人而明智；贤士充满朝廷，元凯辅佐尧帝成就巍巍功业，周公、召公使周代的美德光辉灿烂。这样看来，四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出生在过去的时代，而今天独独没有吗？关键在于是否寻求、是否不寻求，是否喜爱、是否不喜爱。为什么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雀翠鸟、犀牛大象、大宛的马、西域的獒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却出生在八方荒远之地、万里之外，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道路上接连不断，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中原所喜爱。何况出仕做官的人，怀有君主赐予的荣耀，享受君主给予的俸禄，如果用义理引导他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臣认为，用忠诚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和龙逢、比干一样；用孝道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和曾参、闵子骞一样；用诚信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和尾生、展禽一样；用廉洁要求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和伯夷、叔齐一样。然而当今群臣，很少有品德坚贞纯洁、才能卓异的人，大概是因为求取他们不够迫切，激励他们不够精细。若用公正忠诚来勉励他们，用远大事业来要求他们，使各人都有明确的职分，能够实行自己的道义；地位显贵时，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富裕时，观察他所供养的人；居处时，观察他所喜爱的东西；平常交往时，观察他所说的话；困穷时，观察他不接受什么；地位卑贱时，观察他不做什么。根据他们的才干选取任用，审察他们的能力再授予职务；使用他们的长处，遮掩他们的短处，用六正来提拔他们，用六邪来告诫他们，那么不用严厉督责，他们也会自行奋勉；不用特别劝勉，他们也会自行努力。所以《说苑》说：“臣下的行为有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就荣耀，触犯六邪就耻辱。” 什么叫六正？第一，事情尚在萌芽、迹象尚未显现时，能够清楚独自看出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要害，预先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加以禁止，使君主超然处在荣耀显赫的地位；这样的人叫圣臣。第二，虚心竭意，每天进献善道，用礼义勉励君主，用长远策略启发君主，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叫良臣。第三，早起晚睡，举荐贤能而不懈怠，屡次称述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心志；这样的人叫忠臣。第四，明察成败，及早防范并挽救，在祸患之间设法堵塞，在祸患源头加以断绝，把灾祸转变为福祉，使君主最终没有忧虑；这样的人叫智臣。第五，遵守制度、奉行法令，履行官职事务，不接受馈赠，推辞俸禄、谦让赏赐，饮食节制俭朴；这样的人叫贞臣。第六，国家昏乱时，所作所为不阿谀奉承，敢于冒犯君主严厉的脸色，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叫直臣。这就是六正。什么叫六邪？第一，安于官位、贪图俸禄，不办理公事，随世俗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人叫具臣。第二，君主说什么都称好，君主做什么都说可以，暗中探求君主所喜爱的事物并进献给他，以满足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偷取容身之地，与君主一起享乐而不顾后患；这样的人叫谀臣。第三，内心实在阴险狠毒，外表却显得谨慎，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嫉妒贤能。对于想要提拔的人，就夸大他的优点，隐瞒他的缺点；对于想要罢退的人，就夸大他的过失，隐藏他的优点，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实行；这样的人叫奸臣。第四，智慧足以粉饰错误，辩才足以推行邪说，内则离间骨肉亲情，外则在朝廷制造混乱；这样的人叫谗臣。第五，专擅权力和势力，把轻微的事说成重大，利用私人门户结成党羽来使家族富足，擅自假托、篡改君主命令来显耀自己、提高地位；这样的人叫贼臣。第六，用邪曲谄佞的话欺骗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结党营私、相互勾结，蒙蔽君主的明察，使黑白无法区分、是非没有界限，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境内、传到四邻；这样的人叫亡国之臣。这就是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道路上，不施行六邪的手段，因此上面安定，下面得到治理；活着时人们看见他的功绩而喜悦，死后人们仍然思念他，这就是臣下的处世方法。《礼记》说：“秤和砣确实悬定，就不能用轻重欺骗它；墨线确实铺开，就不能用曲直欺骗它；圆规和矩尺确实设置，就不能用方圆欺骗它；君子审慎遵守礼制，就不能用奸诈蒙骗他。”这样看来，臣下的真情和伪态，并不难了解。又应当设置礼制来对待他们，执行法令来约束他们；行善的人得到赏赐，作恶的人受到惩罚，他们怎么敢不努力赶上呢？怎么敢不竭尽力量呢？国家想要提拔忠良、斥退不肖之人，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只听到这种说法，却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呢？大概是说起来正确，实行起来却错误。言论正确，是出于公正之道；实行错误，却走入邪僻的道路。是非互相混乱，好恶彼此争斗；所喜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加刑罚；所厌恶的人即使无罪，也不能免于惩罚。这就是所谓喜爱他便希望他生存，厌恶他便希望他死亡。有时因小的恶行抛弃大的善行，有时因小的过错忘记大的功劳；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赏赐不能没有功劳而求取，君主的刑罚也不能因有功劳而免除。赏赐不能用来劝善，刑罚不能用来惩恶，却希望邪正不混淆，能够做到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不偏远近亲，刑罚不袒护亲近和尊贵的人，以公平作为规矩，以仁义作为准绳，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依循名分来求取实际，那么邪正就没有能够隐藏的，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取用实际的才能，不崇尚虚华；处在厚实之处，不居于浅薄之地。这样不发言就能实现教化，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出成效。若只是喜爱华美的锦绣，却不替人选择官职；有最公正的言论，却没有最公正的实际；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恶处，厌恶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善处；徇私情而亲近邪佞，背弃公道而疏远忠良；即使早晚不懈，劳神苦思，想求得至理，也是不可能的。第一百四十卷 魏徵（二） 谏议派使者买马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