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六十九
☆白居易（十四）○谢赐设及匹帛状右，今日高品刘全节奉宣进旨，以臣等在院覆策毕，特加慰问，并赐设及匹帛者。臣等职在掌文，诏令考策，虽竭鄙昧，犹惧阙遗。岂意皇鉴下临，圣慈曲至，惠加赐食，荣及承筐。宠厚缣缃，仰难胜於元贶，恩深醉饱，退有愧於素餐，徒积惭惶，何酬庆赐。○荐李晏韦楚状△朝议大夫前使持节海州诸军事守海州刺史上柱国李晏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节度使配诸州税麦，一例加估征钱。晏频申奏，恐损百姓，本使称用军事切，不得已而从之。及被人论，朝廷勘覆，责不闻奏，除削官阶。在法诚合举行，於晏即为独屈。况晏累为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颇闻於众，自经停罢，已涉三年，退居洛阳，穷饿至甚。身典三郡，家无一金，据此清廉，别堪优奖。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之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甬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臣伏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弃，伏希圣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闻之有所激劝。△伊阙山平泉处士韦楚右件人隐居乐道，独行善身，敛迹市朝，息机名利。况家传簪组，兄在班行，而楚独栖山卧云，炼气绝粒，滋味不接於口，尘埃不染於心，二十馀年，不改其乐，志齐箕颍，节类颜原。▯绅之间，多所称叹，臣为尹正，合具荐论。虽飞鸿入冥，自忘饮啄，而白驹在谷，亦贵絷维。傥蒙▯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雁之礼命，助▯鹭之羽仪，足以厚贞退之风，遏躁进之俗。兹亦盛事，有裨圣朝。以前件谨具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滞，前王之令猷，贡士推能，长吏之本职。其李晏韦楚等，并居府界，不践公门。臣实谙知，辄敢论荐，有涉尘黩，无任兢惶。谨具奏闻，伏听敕旨。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为宰相谢恩赐酒脯饼果等状右，中使某奉宣圣旨，赐臣等前件物等。俯偻受赐，竦跃荷恩。天酒来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宠过加笾，惧多尸素之责，荣同▯醴，惭无曲蘖之功，徒沥丹诚，岂酬元造。○为宰相谢恩赐吐蕃信物银器锦彩等状右，臣等材愧庸虚，职叨辅弼，遇天下削平之日，当西戎即叙之时，遂使殊方，致兹远物。此皆率由元化，感慕皇风。人臣既绝外交，问遗敢为己有？今蒙重赐，益荷圣慈。况来自外夷，知德广之所及，降从中旨，仰恩深而不胜，感戴惭惶，倍万常品。○为段相谢恩赐设及酒脯等状伏蒙圣慈，特加宠锡，珍羞出於内府，旨酒降於上尊。捧戴欢荣，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节旄，勤劳无展於股肱，醉饱有惭於口腹。○为段相谢借飞龙马状伏以出从内厩，行及中涂，假飞龙之骏驹，代跛鳖之蹇步。执鞭拜命，借马喻身，取其恋主之心，以表为臣之节。恩深易感，情恳难陈，竦踊之诚，倍百群品。○为段相谢手诏及金刀状诏赐累加，惭惶交集。宠来天上，感动人间。且金蕴其坚奉之而永贞王度，刀宣其利，操之而远耀天威，岂惟佩作身荣，实可藏为家宝。况臣望阙渐远，受恩转多，比坚而报国有时，效死而杀身无地。○晋谥恭世子议晋侯以骊姬之惑，杀太子申生。或谓申生得杀身成仁之道，是以晋人谥为“恭世子”。载在方册，古今以为然。居易独以为不然也。大凡“恭”之义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弃嗣以非礼，不可谓道；受命於非义，不可谓正；杀身以非罪，不可谓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谥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来代，以为训戒，居易惧後之臣子，有失大义守小节者，将奔走之。将欲商榷，敢征义类。在昔虞舜父顽母へ，舜既克谐，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恶，诚宜率子道以几谏，感君心以至诚。虽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献公之顽，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俾不格於奸乎？故咎之始形，则斋栗祗载，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祸之将兆，则让位去国，为吴泰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难之将作，则全身远害，为公子重耳可也。
译☆白居易（十四） ○谢赐设及匹帛状 臣今天由高品官刘全节奉宣圣旨，因为臣等在翰林院复核策文完毕，特意加以慰问，并赐宴食和成匹的丝帛。臣等职责在于掌管文辞，奉诏考核策文，即使竭尽浅陋的才智，仍然担心有所缺漏。哪里料到圣上的明察亲自降临，圣慈曲折周到，恩惠加赐饮食，荣耀又及于承受成筐的丝帛。宠恩厚重如缣帛，仰望实在难以承受皇上的大赐；恩德深厚如醉饱，退下后又为尸位素餐而惭愧。徒然积聚惭愧惶恐，哪里报答得了这庆幸的赏赐。○荐李晏韦楚状 △朝议大夫、前使持节海州诸军事、守海州刺史、上柱国李晏 前面这位官员任海州刺史时，被本道节度使派往各州征收麦税，一律提高估价征钱。李晏多次上奏，担心损害百姓，本使却说军事上的需要紧迫，无法避免，只好服从。后来有人论告，朝廷查问复核，责备他没有上奏，削除他的官阶。按法律确实应当这样办理，但对李晏而言却是单独受到委屈。况且李晏多次担任州郡长官，都显露出良好的才能，清廉、公正、勤勉，众人颇有听闻；自从停罢官职以来，已经三年，退居洛阳，穷困饥饿到了极点。他身为三郡长官，家中却没有一金，由此可见他的清廉，另外也值得优厚奖赏。又在建中初年，李正己与纳连反叛，汴河阻塞，转运不通；李晏的父亲李洧，当时是李正己的堂弟、徐州刺史，在叛乱之时，凭一郡七城归顺国家，舍弃一家百口，任凭贼人诛杀，打开漕运道路的咽喉，斩断凶逆渠帅的右臂，于是使叛逆的谋划大受挫败，妖寇终于消灭。从那以后徐州至甬桥，直到今天永远成为内地。像李洧这样的人的儿子，实在值得顾念。臣以为，李洧的忠诚功勋不可忘记，李晏的为官才能也不可抛弃，伏望圣上垂念，酌量授予一官，或许可以使廉吏忠臣听闻后有所激励和劝勉。△伊阙山平泉处士韦楚 此人隐居山林，以道义为乐，独自修养品行，收敛行迹于市朝之外，停止追逐名利。况且他家世代为官，兄长正在官班之中，唯独韦楚栖身山中、卧于云间，炼养元气而断绝五谷，滋味不接于口，尘埃不染于心，二十多年没有改变这种乐趣，志向与箕山、颍水高士相齐，节操类似颜回、原宪。士绅[疑字]之间，多有称赞感叹。臣任河南尹，按理应当具文荐举。即使飞鸿飞入高空，忘却饮食，也不能不考虑它的需要；白驹在山谷中，也仍然贵在加以挽留。如果承蒙将他置于官员行列，授予优厚爵禄，按照礼制降下羔雁之礼来征召，帮助充实鸾鹭般的朝廷仪仗，足以厚待坚守退隐之风，遏制急于进取的习俗。这也是朝廷的盛事，有益于圣明的朝廷。关于上述人员，谨将情况具列如下。臣以为，念及功劳、振拔困滞，是前代君王美好的政令；贡举士人、推举贤能，是长吏的本职。李晏、韦楚等人都居住在府界之内，却没有踏入官府。臣确实熟悉他们的情况，冒昧加以论荐，难免烦扰圣听，惶恐至极。谨具奏闻，伏听敕旨。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为宰相谢恩赐酒脯饼果等状 右边这篇：中使某某奉传圣旨，赐给臣等前面所说的物品。臣等俯身恭敬地接受赏赐，既惊喜又感激皇恩。天子所赐的酒送来与我们分享甘美，御膳赐下以表示恩惠；臣等反省自身，知道应当感激，便借着这些物品表达心情。恩宠超过所应得的礼数，唯恐因此受到尸位素餐的责备；荣耀如同获得美酒，惭愧自己没有酿酒的功劳。只能倾尽丹诚，哪里能够报答上天的造化之恩呢？为宰相谢恩赐吐蕃信物、银器、锦彩等状 右边这篇：臣等才能惭愧而平庸，职位却侥幸担任辅弼。正逢天下平定之日，又当西戎归顺和睦之时，于是远方异域送来了这些远方的物品。这一切都是由于皇上的大化，都是对皇帝威德的感戴仰慕。臣子既然断绝外交，别人赠送的礼物哪里敢据为己有？如今承蒙厚赐，更加感荷圣上的慈爱。何况这些物品来自外夷，足以说明圣德所及之广；诏命从宫中降下，更可仰见恩德之深。感激戴德而又惭愧惶恐，远远超过平常的情分。为段相谢恩赐设宴及酒脯等状 臣恭敬地承蒙圣上慈爱，特别加以宠赐，珍贵的食物出自内府，美酒从天子所赐的上等酒中降下。臣捧受恩赐，欢喜荣耀，竟不知如何措置。臣久居台鼎之位，近来又忝任节旄之职，既没有在辅佐国家方面建立功劳，却在口腹享受上感到惭愧。为段相谢恩借飞龙马状 臣恭敬地想到，天子让它从内厩出来，行至半路，借来飞龙马中的骏马，代替臣如跛鳖般的艰难步行。臣手执马鞭拜受诏命，以借马比喻自身，取其眷恋主人的心意，来表明臣下尽忠守节之心。恩德深厚，容易令人感动；感情恳切，却难以尽情陈述。臣惊喜踊跃的诚意，超过寻常百倍。为段相谢手诏及金刀状 诏书和赏赐一再加厚，惭愧惶恐交集于心。宠恩从天上降来，感动人间。况且黄金蕴含坚固之性，奉持它可以永远坚定王道；刀宣示锋利，手持它可以远远彰显天威。哪里只是佩带它作为自身的荣耀，实在可以收藏起来作为家宝。何况臣距离宫阙渐渐遥远，所受恩典却越来越多；像黄金一样坚贞地报国，尚且有时日可以做到，但即使献出生命，也没有可以效死的地方。晋谥恭世子议 晋侯受到骊姬的迷惑，杀死了太子申生。有人说申生懂得以死成仁的道理，所以晋人给他谥为“恭世子”。这件事记载在典籍中，古今都认为是正确的。唯独我白居易认为不对。大体说来，“恭”的含义有三种：以孝道保全自身，是儿子的恭；以正道承受君命，是臣子的恭；以道义守护继承权，是君主的恭。如果放弃继承人而违背礼法，就不能说合乎道；接受不合义的命令，就不能说合乎正；因为无罪而牺牲自身，就不能说合乎孝。这三者都不是恭，申生却具备这些情形，反而谥为“恭”，不知道怎么可以这样做。如果把这件事流传给后代，作为训诫，我担心后世的臣子和儿子会有丢弃大义、谨守小节的人，反而竞相仿效。因此我想加以商榷，谨依据同类义理来说明。从前虞舜的父亲顽固，母亲【缺字】；舜既能使他们和谐，瞽瞍也确实变得顺从。申生的父亲昏乱，骊姬又邪恶，实在应当遵循儿子的道义，以委婉劝谏，凭至诚感动君心。申生的孝虽然比不上舜，但献公的顽固也比不上瞽瞍，为什么不凭借虞舜那样的孝行，使父亲不至于陷入奸邪呢？所以，罪过刚刚显露时，斋戒战栗，恭敬地侍奉父亲，做到像虞舜那样才可以；如果做不到，灾祸将要出现时，就让出君位、离开国家，做到像吴泰伯那样才可以；如果仍然做不到，祸乱将要发生时，就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做到像公子重耳那样才可以。
三失无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义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负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欤？夫以尧之圣，《书》美曰“允恭”，舜之孝，《书》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谓曰“恭”，庸可称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蛮，光启土宇，赫赫楚国，由之而兴，谥之为“恭”，犹曰甭。今申生徇其死不顾其义，轻其身不图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杀十有五臣，实启祸先，大乱晋国。则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异德同谥，无乃不可乎？左氏修《鲁史》，受《经》於仲尼，盖仲尼之志，丘明从而明之，无善恶，无大小，莫不微婉而发挥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谥也，略而无讥，何其谬哉？何以核诸？且仲尼修《春秋》，明则有凡例，幽则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书名以贬之，故书曰“晋侯杀其太子申生”。不言“晋人”而书“晋侯”，且名“太子”者，盖明晋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义也。以微旨考之，则仲尼明贬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则左氏之阙文可知矣。呜呼！先王之制谥，岂容易哉！善恶始终，必褒贬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劝阻来者，故君子於其谥，无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则“恭世子”之谥，不亦诬乎？不亦诬乎！○对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问：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已之至言，进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於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於下，升中於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远乖当庶，督耕殖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昔主父惩患於晁错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齐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启迪来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则人用其私，专之於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於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属之於篇。兴自朕躬，毋悼後害。对：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於至理也。是以虽盛时也，贾谊过言而无愧，虽过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失圣，书之史策，以为美谈。然臣观自兹以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於贾谊疏者，岂非君之明圣，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谠不逮於贾谊乎？不然，何衰乱之时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汉之极谏而征之，废虚文之无用者，奖至言之斥已者，询臣以可行之策，谕臣以不倦之意，恳恻郁悼，发於至诚，此真圣王思至理求过言之明旨也。斯则陛下之道，已宏於前代，臣之才识，劣於古人，辄欲过言，以裨陛下明德万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谓言之必可行也，体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践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无俾文帝贾谊专美於汉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谨以过言，昧死上对。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思兴礼乐之道，念救疲▯之方，辨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实万叶之福也，岂惟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臣闻疲病之作，有因缘焉，救疗之方，有次第焉，臣请为陛下究因缘陈次第而言之。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元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於此矣。洎天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
译三种做法都失误而没有一种正确，于是使自己陷于不义、不敬，使父亲陷于不德、不慈，背负罪名，直到死亡；这难道不是臣子和儿子的行为受到迷惑了吗？尧具有圣德，《尚书》赞美他说“诚信而恭敬”；舜具有孝德，《尚书》赞美他说“温和而恭敬”。如今申生失去正道，却也称作“恭”，难道可以这样称许吗？周朝衰微时，楚子凭借称霸诸侯的才具，完全占有荆蛮之地，光大开拓疆域，楚国因此兴盛显赫；给他谥为“恭”，尚且可以说得过去。如今申生为死亡而殉，却不顾大义，轻视自身而不考虑君父，以致他死后发生弑杀三位君主、杀死十五位臣子的事，实际上开启了祸乱的先端，使晋国陷入大乱。那么楚恭所得的德行如此，申生的过失如此不同，德行不同却使用同一个谥号，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左丘明整理《鲁史》，从仲尼那里接受《春秋》经文，大概仲尼的意旨，丘明便跟随并加以阐明；无论善恶、大小，没有不含蓄委婉地加以发挥的。至于申生之死以及给他的谥号，却略过而不加讥刺，这是多么荒谬啊！凭什么可以考察这一点呢？况且仲尼编修《春秋》，明处有凡例，隐处有微言深意。凡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大都直书其名以示贬斥，所以写道：“晋侯杀其太子申生。”不说“晋人”而写“晋侯”，并且称他为“太子”，大概是为了表明晋侯不合道义，同时也责备申生使君父陷于不义。根据这些微言深意考察，仲尼明确贬斥的意思是可以知道的；根据凡例推断，左氏漏掉文字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唉！先王制定谥号，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善恶始终，都必须在一个字中加以褒贬，用来彰明过去，劝勉或阻止后人，所以君子对于谥号，不能有丝毫苟且。由此说来，“恭世子”这个谥号，不也是欺罔吗？不也是欺罔吗！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问：皇帝这样说：我观察古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总是战战兢兢、勤勉努力，承顺上天、顺应大地，无不思求贤能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敢言的人来听闻自己的过失。所以禹向昌言者拜谢，好的谋略没有被隐伏；汉代征求极力劝谏的言论，文学之士逐渐得到进用；凡是匡正时弊、救济风俗的事情，无不遵循这种做法。后来相沿成习，徒有名声而没有实效，又设置科目条文，增加对卓异人才的搜求，舍弃斥责自己的至理之言，进用没有用处的浮华文章；直指切责、明白显著的言论，在当代很少有人称道。这正是朕叹息忧闷、思索真实情况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悲悯的诚意，询问治理的本体和作用，希望所说的能够实行，所实行的能够持久，上面得到益处，下面能够倾诉实情，使君臣之间欣然相处。你们这些大夫难道不能勤勉地思考朕的话，并把它充分阐明吗？我国家光照统治四海，国祚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弘扬教化，万国感怀仁德；三王的礼制无不讲明，六代的音乐无不施行，恩泽逐渐下达，功德升闻于天。自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自从祸乱从内部裂隙发生，军队长期驻扎中原，百姓困苦耗竭，损失了大半；农业和战争都不如古代，衣食很少有储备。想到这些疲惫的百姓，远远违背了应当安养人民的原则；督促耕种生产，却使人没有安土重迁之心；加重酒类专卖的税法，百姓又有重重征敛的困苦。采取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往日的盛况，运用什么道术可以救济当前的艰难？过去的错误，哪些应当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当警戒？从前主父偃在晁错造成的祸患上吸取教训，实行推恩令；管夷吾使齐桓公成就霸业，实行寄寓政令的办法。精心探求古人的意旨，启发后世贤人的思考，对于这些广博的见闻，本来就应当详细研究。又说到掌握契约、垂衣而治的道理：把政事交给下面，下面的人就会任用私心；全部专掌在上面，下面又无法发挥功效。汉元帝优游于儒学，盛大的事业终于衰败；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政绩，严峻的政令也并不美好。两条道路如何取舍，我还没有找到所从，心中茫然，疑惑更加深重。你们这些大夫应当深入研究其中的旨意，把它写在策文中。事情从朕自身开始，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答：臣听说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可以痛哭的有一件事，可以流泪的有两件事，可以长叹息的有三件事。”当时汉朝兴盛已有四十年，天下大治，四海大和；贾谊并非看不到这些，所以故意说得过分，是因为认为言辞不切实、志意不激切，就不能挽回君主的听闻、感动君主的内心，使君主对最高的治理之道发愤努力。因此，即使处于盛世，贾谊说过分的话也不感到惭愧；即使言辞过分，汉文帝也容纳它而不加责怪。所以臣没有失去忠心，君主也没有失去圣明，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成为美谈。然而臣观察从那以后，天下的治理从未有过近似汉文帝时期的；激切的言论，也从未有过近似贾谊奏疏的。这难道是君主的明圣不如汉文帝吗？是臣下的忠直不及贾谊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衰败动乱的时代越来越多，而切直的言论却越来越少呢？如今陛下思念禹所接受的昌言而向它拜谢，记取汉代征求极谏而加以征求，废除无用的浮文，奖励斥责自己的至理之言，询问臣可以实行的策略，又把持之不倦的意志告诉臣下；这种恳切悲悯、忧闷哀痛，发自至诚，正是圣王思求最高治理、寻求批评言论的明旨。这说明陛下的治道已经超过前代，而臣的才识却比古人低劣，所以姑且想说些过分的话，来补益陛下光明德行的万分之一。所谓补益，并不是敢说臣的话一定可以实行，治理的本体和作用一定能够阐明；只是希望让后代知道，陛下即位以后，曾有质朴正直、敢于进言的臣子出现，不要让汉文帝和贾谊独自在汉代享有美名。然后臣退下俯伏，等待罪责，这正是臣甘心情愿的。谨以这些过分的话，冒死进呈答对。臣恭敬地承蒙陛下赐下策问，其中思考兴起礼乐的办法，考虑救济疲惫百姓的方略，辨明惩戒过去、警戒将来的适宜做法，审察推恩令和寄寓政令的要旨。这些考虑极其周全啊！陛下想到这些，实在是万世的福分，哪里只是当代人民受到恩惠而已呢？臣听说，疲惫和困病的形成有其因缘，救治的方法也有先后次序。请允许臣为陛下探究其中的因缘，陈述救治的次序。臣听说太宗凭神武之姿，平定天下的乱局；元宗凭圣明文德，使天下达到富足。在两位皇帝当政时，有利的事情没有不兴起的，有弊病没有不革除的，远方没有不服从的，近处没有不和睦的。贞观的功业成就之后，于是制作大乐，即使六代音乐的美好，也无不加以采用；开元的治理安定之后，于是兴起盛大的礼制，即使三王礼制的明备，也无不讲求。礼制实行，所以上下和睦；音乐通达，所以内外和平。因此军队停止而万国感怀仁德，刑罚清明而百姓自行教化，动植物都得到温暖滋养而各自顺遂，即使成康、文景时期的治理，也无法超过这里。到了天宝以后，政治教化渐渐衰微，盗寇接连兴起，战争也相继发生。军队用来遏制盗寇，盗寇又因军队而产生，战争与盗寇相互接连，延续了将近五十年。财物赋税因此加重，民力也因此疲敝。
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销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元宗不能也。何则？事有所必然，虽常人足以致，势有所不可，虽圣哲不能为。伏惟陛下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欲销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饷飞挽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窃观今天下之寇虽已尽销，伏愿陛下不以易销而自怠；今天下之兵虽未尽散，伏愿陛下不以难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则政教日肃；无自疑之意，则诚信日明。故政教肃则暴乱革心，诚信明则犷鸷归命。革心则天下将萌之寇不遏而自销，归命则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敛可日减，疲▯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补。日安则和悦之气积，日富则廉让之风形。因其廉让而示之以礼，则礼易行矣；乘其和悦而鼓之以乐，则乐易达矣。举斯方而可以复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济其艰。惩既往之失，莫先於诚不明而政不修；戒将来之虞，莫大乎寇不销而兵不息。此臣所谓救疗之次第者也，岂不然乎？至若齐行寓令之法，以霸诸侯，汉用推恩之谋，以惩七国，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万方一统，四海一家，无邻国可倾，非夷吾用权之秋也，虽欲寓令，令将何所寓耶？今除国建郡，▯守罢侯，无爵土可疏，非主父矫弊之日也，虽欲推恩，恩将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贞观之功，宏开元之理，必将光二宗而福万叶矣。何区区齐汉之法，而足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实在於此矣。莹钌陛下赐臣之问，有执契垂衣之道，委下专上之宜，敦儒学而业衰，责课实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见天下之理兴矣。夫执契之道，垂衣不言者，盖言已成之化，非谋始之谓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道，庀其司分其务而已，非谓政无大小悉委之於下也；专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枢执其要而已，非谓事无巨细悉专之於上也；汉元优游於儒学而盛业竟衰者，非儒学之过也，学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责课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课之累也，责之不得其要也，臣请重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岂不谓无为之道乎？臣闻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舜之理道，臣精知之矣。始则懋於修己，劳於求贤，明察其刑，明慎其赏，外序百揆，内勤万枢，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岂非大有为者？终则安於恭己，逸於得贤，明刑至於无刑，明赏至於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於无过之地。夫如是，岂非真有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後至於无为也。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盖是谓矣。夫委下而用私，专上而无效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专而专之也。臣请以君臣之道明之。臣闻上下异位，君臣殊道，盖大者简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职小而众，万事细而繁，诚非人君一聪所能遍察，一明所能周览也。故人君之道，但择其人而任之，举其要而执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尧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乱各效其能，而周武总其理以王天下；三杰各宣其力，而汉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为一焉，但执要任人而已，亦犹心之於四肢、九窍、百骸也，不能为一焉，然而寝食起居，言语视听，皆以心为主也。故臣以为君得君之道，虽专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虽委之於下，而人亦无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责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畜繁简之际也；汉元优游而业以浸衰者，非他，昧无为之道於始终劳逸之间也。二途得失，较然可知，陛下但举中而行之，则无所惑矣。
译下面的百姓没有安居之心，即使天天督促农桑生产，生计也不能稳固；上面的国家没有固定的费用，即使天天加严专卖制度，年度财政也不能充足。财富日益削减、月月耗损，以至于已经耗竭了一半。这就是臣所谓疲困形成的因缘，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百姓疲困是由于赋税沉重，赋税沉重是由于兴起军队，兴起军队是由于盗寇产生，盗寇产生是由于政治有缺失。既然如此，没有修明政治教化却希望盗寇消灭，没有消灭盗寇却希望战争停止，即使太宗也做不到；没有停止战争却要求减少征发徭役，没有减少征发徭役却要求百姓安定，即使元宗也做不到。为什么呢？事情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普通人也能够做到；形势有不可行之处，即使圣人哲人也无法强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想要使百姓安定，就先考虑减省征发徭役；想要减省征发徭役，就先考虑停止战争；想要停止战争，就先考虑消灭盗寇；想要消灭盗寇，就先考虑修明政治教化。为什么呢？如果政治教化修明，下面就没有欺诈、虚伪、暴乱、悖逆的心思，盗寇也就由此消灭；盗寇消灭，就没有发动军队攻守的劳役，战争也就由此停止；战争停止，国家就没有运输军粮的费用，征发徭役也就由此减少；征发徭役减少，百姓就没有流亡迁徙的忧虑，百姓也就由此安定。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盗寇虽然已经全部消灭，但愿陛下不要因为容易消灭就自我懈怠；如今天下的军队虽然还没有全部解散，但愿陛下不要因为难以解散就自我怀疑。没有自我懈怠的心，政治教化就会日益严肃；没有自我怀疑的意念，诚信就会日益彰明。因此政治教化严肃，暴乱之徒就会改变心志；诚信彰明，强悍凶暴之人就会归顺接受命令。改变心志，天下将要萌发的盗寇不用遏制就会自行消灭；归顺受命，天下已经聚集的军队不用强行解散就会自行停止。然后，沉重的赋敛可以一天天减少，疲惫的百姓可以一天天安定，富足可以一天天增加，困竭可以一天天补足。百姓日益安定，和悦之气就会积聚；财富日益增加，廉洁谦让的风气就会形成。因势利用这种廉让风气向他们施行礼制，礼就容易推行了；凭借这种和悦气氛向他们鼓奏音乐，乐就容易通达了。采取这些办法，就可以恢复往日的盛况；运用这些道术，就可以救济当前的艰难。要惩戒过去的错误，没有比诚信不明、政治不修更应优先的；要警戒将来的忧患，没有比盗寇不消灭、战争不停息更严重的。这就是臣所谓救治的次序，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齐国实行寄寓政令的办法来称霸诸侯，汉朝采用推恩的谋略来惩治七国，把这些办法施行在今天，臣恐怕不合适。为什么呢？如今万方统一，四海如同一家，没有邻国可以倾覆，这不是管夷吾运用权术的时代；即使想实行寄寓政令，政令又寄寓到哪里呢？如今废除诸侯国、建立郡县，设置太守而罢免诸侯，没有可以分封的爵位土地，这不是主父偃纠正弊病的日子；即使想实行推恩，恩惠又向哪里推行呢？只要陛下继承贞观的功业，弘扬开元的治理，就一定能够光大太宗、元宗的事业，使万世得到福泽。齐、汉那些小小的办法，哪里值得陛下仰慕呢？精心探究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原文“莹钌”疑为文字讹误】陛下赐给臣的策问，涉及掌握契约、垂衣而治的道理，把政事交给下属或专掌于上面的适宜做法，尊崇儒学却使事业衰败，责成公卿考核实际政绩却使政治失误等问题。这些都是政治教化的急务，也是古今疑惑之处。陛下幸而思考这些问题，臣就可以看见天下的治理将要兴盛了。所谓掌握契约、垂衣而不言的道理，是说教化已经成就，并不是说谋划开始时就这样；把政事交给下面，是说君王的道理在于整治各部门、分派各项事务，并不是说大小政务全都交给下面；专掌于上面，是说君王的道理在于掌握枢纽、抓住要领，并不是说大小事务全都由上面专断。汉元帝优游于儒学而盛大事业终于衰败，并不是儒学的过错，而是学习儒学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政绩而严峻的政治并不美好，并不是考核政绩造成的拖累，而是责成考核没有抓住要领。请允许臣再次为陛下分别说明清楚。所谓垂衣而不言，难道不是无为之道吗？臣听说，无为而能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舜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臣已经详细知道了。他开始时勤勉修养自身，辛劳求取贤才，明察刑罚，明慎赏赐；对外安排百官，对内勤理万机；日昃而食，夜分而衣，念念不忘那永不停息的治道。这样做，难道不是大有作为吗？到了最后，他安然处于恭敬自持的状态，因为得到贤才而安逸；明察刑罚终于达到没有刑罚，明慎赏赐终于达到无需赏赐；百官不必告诫便能各司其职，万事不劳心力便能成功；端坐拱手，垂下冠上的旒，处在没有过失的境地。这样做，难道不是真正的有为吗？所以臣认为，所谓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先有所作为，然后才能达到无为。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说的就是这个。把政事交给下面而使他们任用私心，专掌在上面而使下面没有成效，是因为把不应当交给下面的交给了下面，把不应当专掌在上面的专掌在上面。请允许臣用君臣之道来说明。臣听说上下处于不同的位置，君臣遵循不同的道理；大而简要的，是君道，小而繁琐的，是臣道。臣道所涉及的百官事务，范围小而数量多，万事细碎而繁杂，实在不是君主一人的耳目所能遍察、一个人的明智所能周览的。因此君主的道理，只是选择贤能的人而任用他们，提出要领而掌握它罢了。从前九位大臣各自掌管事务，唐尧凭借他们的功绩而以帝王之道统治天下；十位治乱之臣各自施展才能，周武王总揽他们的治理而以王道统治天下；三位杰出人物各自发挥力量，汉高祖兼用他们的才能而取得天下。这三位君主都不能一人包办一切，只是掌握要领、任用人才罢了；这也如同心对于四肢、九窍、百骸，不能亲自代替它们各自活动，但人的睡眠饮食、起居、言语、视听，都以心为主。所以臣认为，君主掌握了做君主的道理，即使把政事专掌于上面，下面自然也有办法施展功效；臣子掌握了做臣子的道理，即使把政事交给下面，人们也没有机会任用私心。由此说来，光武帝督促责成而政治没有达到很美好的程度，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在安排繁简事务时不明白君臣之道；汉元帝优游而事业逐渐衰败，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在开始与结束、劳作与安逸之间不明白无为之道。两条道路的得失，清清楚楚可以知道；陛下只要把握其中的中正之道而实行，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
臣伏以圣策首言曰：“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又曰：“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其末章则又曰：“兴自朕躬，无悼後害。”此诚陛下思酌下言，欲闻上失，勤勤恳恳，虑臣辈有所隐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闻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静无败事，动有成功。自非圣王，则异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终，政失於前，功补於後。利害之效，可略而言。且如军暴而後戢之，兵乱而後遏之，善则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渐，使不至於暴乱也；官邪而後责之，吏奸而後诛之，惩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奸邪也；人馁而後食之，人冻而後衣之，惠则惠矣，不若轻其徭，薄其税，使不至於冻馁也。举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临蒸庶，承多虞之运，当鼎盛之年，此诚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时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时，重慎其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将来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则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无过，三五之道，夫岂远哉。臣生也得为唐人，当陛下临御之时，观陛下升平之始，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识之贡，承体用之问者乎？今所以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者，此诚微臣喜朝闻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轻肆狂瞽，不避斧▯，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谨对。○礼部试策五道△第一道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匮神废礼，谁曰非阙？且使中为市，贸迁有无者，更何事焉？对：利用厚生，教之本也；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周礼》云：“不畜无牲，不田无盛，不蚕不帛，不绩不▯。”盖劝厚生之道也。《论语》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盖明从宜之义也。夫田畜蚕绩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务者众，故《周礼》举而为条目，且使居之者无游惰无堕业焉。其馀非四者，虽不具举，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非谓使物易业、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然後立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谓其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岂直易俗失宜，匮神废礼而已。且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则《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劝人之典，《论语》利人之利，三科具举，有条而不紊矣。谨对。△第二道问：《书》曰：“眚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者非崇德欤？对：圣王以刑礼为大忧，理乱系焉；君子以仁德为大宝，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归之义，可得而知焉，在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也。何者？当其王道融，人心质，善者众而不善者鲜，一人不善，众人恶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恶杀，且臻乎仁寿之域矣。而肆赦宥过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隐，至德衰，善者鲜而不善者众，一人不善，众人效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惩恶劝善，且革浇漓之俗矣。而执禁不赦之文，由兹兴焉。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顺变而致理，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然则君子之为君子者，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则以道善乎身，罹其变，则不以其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许得之；求仁杀身亦道也，夷齐得之。虽殊时异致，同归於一揆矣。何以核诸？观乎古圣贤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齐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欤？巢许生於殷周之际，安知不求仁杀身欤？盖否与泰，各系於时也，生与死，同归於道也。由斯而观，则非谓崇德者不为成仁，杀身者不为明哲矣。呜呼！圣王立教，同出而异名，君子行道，百虑而一致，亦犹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数，共济於人用也，亦犹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气，共济於岁功也。则用刑措之道，保身杀身之义，昭昭然可知矣。谨对。△第三道
译臣恭敬地认为，圣上的策问开头说：“思求贤能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敢言的人来听闻自己的过失。”又说：“上面得到益处，下面倾诉实情。”末章又说：“事情从朕自身开始，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这实在是陛下思量、斟酌臣下的言论，想听闻上面的过失，勤恳诚挚，担心我们这些臣子有所隐瞒啊。臣哪里敢不再次竭尽狂直之言，来稍稍符合天心呢？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在祸害尚未显露时加以消除，所以安静时没有败事，行动时能够成功。若不是圣王，就与此不同，无不在开始时想要逞强，到了最后才追悔；政事先前失误，后来才设法补救。利害的效果，大略可以这样说。比如军队暴虐之后才加以收束，兵乱发生之后才加以遏止，虽说也是好事，却不如在细微处防范、在渐变时杜绝，使它不至于发展为暴乱；官吏奸邪之后才责罚，属吏奸诈之后才诛杀，虽说是惩治，却不如审察才能、选得其人，使他们不至于奸邪；百姓饥饿之后才给食物，百姓受冻之后才给衣服，虽说是施惠，却不如减轻徭役、减薄赋税，使他们不至于受冻挨饿。举一反十，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陛下刚刚继承祖宗之业，新近君临百姓，承受多难的时运，正当国势鼎盛之年，这实在是应该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在祸害尚未显露时加以消除的时候。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珍惜并重视这个时机，郑重谨慎地办理这些事情；对于过去的事情，应当在弊病形成之后追究补救；对于将来的事情，应当早在事变发生之前加以防范。这样，那么保全国家就总是在尚未危险之时，恭敬自守就常处在没有过失的境地，三皇五帝的治道，难道还会遥远吗？臣有幸生为唐人，又正逢陛下临朝统治的时候，能够看到陛下开创太平的开始，这样臣即使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满足了，何况还能充任才识之士应试，承受关于治理本体和作用的策问呢？如今臣之所以穷尽千般思虑，冒着万死，在盛世进献这些过分的话，正是微臣“朝闻夕死”也甘心的志愿。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轻率地放纵狂妄愚昧的言论，不避斧钺，竟如此容易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并阅览它，这就是臣生死的大幸。生死的大幸。谨此答对。礼部试策五道 第一道 问：《周礼》说：“平民不畜养牲畜，祭祀就没有牲；不耕种，祭祀就没有黍稷；不养蚕，就没有帛；不纺绩，就没有细布。”这些都是为了使不勤勉的人感到羞耻，抑制游荡懒惰，想让人致力于衣食的根源。然而治理政事的道理，应当顺着人民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所以修明教化而不改变当地习俗，整齐政令而不改变当地适宜之处；由此农、商、工、贾都能顺利发展自己的生业。如果驱使齐地的人，强迫他们遵循周地的要求，祭祀所用的牲畜、黍稷、布帛都必须由自己提供，恐怕物力有限，土地的适宜条件又并非如此，这样使神物匮乏、礼制废弃，谁能说不是缺失呢？况且如果在正午设置集市，让人们互通有无，又有什么必要呢？答：利用资源、使人民生活富足，是教化的根本；顺应适宜、随从习俗，是政令的要旨。《周礼》说：“不畜养牲畜就没有祭牲，不耕田就没有祭祀用的黍稷，不养蚕就没有帛，不纺绩就没有细布。”这大概是劝导人民使生活富足的办法。《论语》说：“顺着人民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这大概是阐明顺应适宜的意义。耕田、畜牧、养蚕、纺绩四件事，土地适宜的种类很多，人民所从事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周礼》举出它们作为条目，况且使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不游荡、不荒废产业。其余不属于这四项的事情，虽然没有一一列举，也可以知道应当随着土地所产和人民的生业加以劝导，并不是要让物产改变其用途、土地改变其适宜条件。先王斟酌教化根本，提出政令要领，没有比任凭土地条件、辨别物产，选择贤能、使政令简易易行更优先的，然后建立大中之道，流传不朽。如果说要驱使天下人，责求他们没有的东西，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那与在大道中求浮萍、把橘树种在江北有什么不同？违背土地的利益、违反万物的本性，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哪里只是改变习俗、失去适宜条件、使神物匮乏、使礼制废弃而已。况且圣人辨别九州土地的适宜条件，区别士农工商四民的行业，使各自享有各自的利益，各自适应各自的条件，还担心生产生活的物资不能均衡，所以在正午设置集市，交易后散去，用来流通货物和粮食、调剂有无，然后各人都得到合适的位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由此说来，《大易》安置人民的制度、《周官》劝导人民的典章、《论语》使人民获得利益的道理，三方面都具备了，条理清楚而不紊乱。谨此答对。第二道 问：《尚书》说：“遇到灾异就大赦。”又说：“宽宥过失，不论大小。”而《礼记》说：“执掌禁令来整齐众人，不赦免过失。”如果这样，难道以德治理还不足以使人知耻归善，必须用严酷的法令加以惩罚，这才算合乎礼吗？《诗经》称道“既明智又哲达，以此保全自身”，《易经》称道“有利于安定自身，以此崇高德行”，而《论语》说“不要求生而损害仁，不惜杀身来成全仁”。如果这样，那么明智哲达的人不能成就仁德吗？杀身成仁的人不是崇尚德行吗？答：圣王把刑罚和礼制看作最大的忧患，因为国家的治乱系于此；君子把仁德看作最大的宝物，生死在这里是同一回事。所以有的国家施行礼制而达到大治，有的国家使用刑罚而达到小康；古人有崇尚德行、远离祸害的，也有践行仁道、守死不屈的。它们归结的意义是可以知道的，关键在于圣王顺应时势，君子践行自己的道。为什么呢？当王道盛行、人心质朴时，善人多而不善的人少；一个人不善，众人都会厌恶他，所以可以赦免他。这是为了表明喜爱生命、厌恶杀戮，并且使人民逐渐达到仁厚长寿的境地，于是大赦、宽宥过失的典章由此产生。等到大道隐没、最高的德行衰微，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一个人不善，众人就会仿效他，所以不能赦免。这是为了彰明惩恶劝善，并且改变浇薄的风俗，于是执掌禁令而不赦免的法令由此兴起。这就是圣王随着时势建立制度、顺应变化而达到治理，并不是说德政不如刑罚。然而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能把道义放在前面、把自身放在后面；守持常道时，就用道义来使自身完善；遇到变故时，也不以自身损害道义。所以明智哲达、保全自身也是一种道，巢父、许由做到了；求取仁德、舍身成仁也是一种道，伯夷、叔齐做到了。虽然时代不同、途径不同，最终却同归于一个道理。凭什么考察这一点呢？看看古代圣贤用心的地方就知道了。如果确实守道而死，死后仍然不朽，这并不算真正的死亡；如果丧失道义而活着，活着却没有仁德，这并不算真正的生存。假使伯夷、叔齐生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明智地保全自身呢？假使巢父、许由生在殷、周交替之际，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求取仁德而舍身呢？大概否塞与通泰，都各自系于时势；生与死，则同样归于道义。由此看来，并不是说崇尚德行的人不能成就仁德，也不是说舍身成仁的人不能称为明智哲达。唉！圣王建立教化，同出于一个根本而名称不同；君子践行大道，思虑虽多而最终一致。这也如同水火相互冲突，却同样根源于幽深的天数，共同济助人们的使用；又如同寒暑相反，却同样本于元气，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于是刑罚或停止不用的道理，以及保全自身、舍身成仁的意义，就清清楚楚可以知道了。谨此答对。第三道
问：圣哲垂训，言微旨远。至於礼乐之同天地，易简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征於何象。绝学无忧，原伯鲁岂其将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阳之桐，聿来凤羽，泮林之椹，克变▯音，胜乃俟乎木鸡，巧必资乎瓦注，咸所未悟，庶闻其说。对：古先哲王之立彝训也，虽言微旨远，而学者苟能研精钩深，优柔而求之，则壶奥旨趣，将焉▯哉？然则礼乐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岂不以乐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礼定於社，而地▯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礼乐之驯致也。易简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征也，岂不以乾以柔克而运，四时不言而善应，坤以阴骘而生，万物不争而善胜，柔克不言之谓易，阴骘不争之谓简，简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绝学无忧，敬其溺於时俗之习也，原伯鲁不学将落，戒其废圣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说，虑蕴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丰财也。凤鸣朝阳，非梧桐而不栖，择木而集也。▯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变也。事有躁而失，静而得者，故木鸡胜焉。有贵而失，贱而得者，故瓦注巧焉。虽去圣逾远，而大义斯存，是故远旨微言，可明征矣。谨对。△第四道问：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吕梁有出入之游，周原变堇荼之味，不测此何故也？将以传信乎，抑亦传疑乎？对：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三才立而万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数情性，各有其常。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盖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诚之诚，感无私之日月，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气生焉。挥戈於曜灵，暮晷回焉。神合乎水，游吕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变味。盖品汇之生，则守其常性也；精诚之至，则感而常通也。静守常性，动随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则两仪之道，七曜之度，万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谨对。△第五道问：纺绩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又仓廪之实，生於农亩，人有馀则轻之，不足则重之，故岁一不登，则种食多竭。往年时雨愆候，宸慈轸怀，遣使振廪，分官贱粜，故得馁殍载活，麦禾载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窃闻寿昌常平，今古称便，国朝典制，亦有斯仓，开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贱则加价收籴，贵则终年出粜，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今者若官司上闻，追葺旧制，以时敛散，以均贵贱，其於美利，不亦多乎？对：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圣人在上，而下不冻馁者，非家衣而户食之，盖能为之开衣食之源，均财用之节也。方今仓廪虚而农夫困，布帛贱而女工劳，以愚所▯，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敦俭啬以足衣，务储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野无青草，人无菜色者，无他焉，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龟也。当今将欲开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贞观之升平，复开元之富寿，莫善乎实仓廪，均丰凶，则耿寿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闻，率修旧制，上自京邑，下及郡县，谨豆区以出纳，督官吏以监临，岁丰则贵籴以利农，岁歉则贱粜以┰下，若水旱作▯则资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可以均天时之丰俭，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然则布帛之贱者，由锥刀之壅也，苟粟麦足用，泉货流通，则布帛之价，轻重平矣。抑居易闻短绠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语道，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惭下问，谨对。○进士策问五道△第一道问：《礼记》曰：“事君有犯无隐。”又曰：“为人臣者不显谏。”然则不显谏者，有隐也，无乃失事君之道乎？无隐者，显谏也，无乃失为臣之节乎？《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语》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斯又忧道者非知命乎？乐天不忧者非君子乎？夫圣人立言，皆有伦理，虽前後上下若贯珠，然今离之则可以帝行，合之则不能同贯，岂精义有二耶，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第二道
译问：圣人哲士留下训诫，言辞微妙而意旨深远。至于礼乐与天地相同、乾坤中所体现的易简，要依据什么文字考察，凭借什么象征验证？老子说“断绝学问就没有忧患”，原伯鲁难道将要衰落吗？孟子说“仁者不富”，公子荆为什么说只要美好就行呢？朝阳的梧桐，终于引来凤凰的羽翼；泮宫林中的桑椹，能够改变【缺字】的声音。胜负要等到木鸡，技巧必定凭借瓦片下注。这些都还没有领悟，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答：古代先王建立常道训诫，虽然言辞微妙、意旨深远，但求学的人如果能够精研深究，从容反复地寻求，那么其中幽深的旨趣，还有什么不能探明呢？既然如此，礼乐与天地相同的道理，其文字可以考察，难道不是因为音乐在郊外奏起，天神便和谐；礼制在社坛确定，大地之神便同其和谐吗？上下之间的大同大和，是由礼乐逐步导致的。乾坤中的易简，其象征可以验证，难道不是因为乾凭柔和之力制胜而运行，四时不言而能恰当地回应；坤凭阴德默默滋养万物，万物不争而善于取得成效吗？柔和制胜、不言而行，叫作易；阴德滋养、不争而成，叫作简。简易之道，难道不是这样吗？老子说断绝学问就没有忧患，是警惕人沉溺于当时习俗的学习；原伯鲁说不学习就会衰落，是告诫人废弃圣哲之道。孟子说仁者不富，是担心积聚财利而产生祸害；公子荆说只要美好，是赞美使人民安定并使财物丰足。凤凰在朝阳处鸣叫，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说明它选择树木而聚集；【缺字】停留在泮宫的林中，吃桑椹而发出美好的声音，说明它受外物感化而改变。事情有躁动便失败、安静便成功的，所以木鸡能够取胜；有以贵重之物下注便失败、以低贱之物下注便成功的，所以用瓦片下注反而技艺高超。虽然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但大道义理仍然存在，因此深远的意旨、微妙的言辞都可以明白验证了。谨此答对。第四道 问：天地有恒常的道理，日月有恒常的运行轨道，水、火、草、木有恒常的性质，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道理。可是邹衍吹奏律管，寒冷的山谷便温暖；鲁阳挥动戈，傍晚的太阳便回转；吕梁之地有人能在水中出入；周原的堇荼改变了味道。这些不可测知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是要把它们作为可信的事传下去，还是也只能作为可疑的事传下去？答：推究元气运行、最精微的气分化，三才确立而万物产生。天地、日月，以及水火草木，它们的度数、情状和性质，各自都有常态。它们随着事情、回应万物而发生迁变，是由于人的感应。为什么呢？因为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天地没有固定不变的心，而是以人的心为心；如果能以最有灵性的心感动善于回应的天地，以至诚的诚意感动无私的日月，就一定会像影子跟随身体、回声跟随声音一样，何况水火草木呢？所以有人在寒冷山谷吹奏律管，和气便产生；有人向太阳神挥戈，傍晚的日影便回转；精神与水相合，就能在吕梁水中出入而不沉溺；教化施加于草木，就能使周原的堇荼改变味道。大概万物品类产生时，就守持各自的常性；精诚达到极点时，就会受到感应而与万物常相通达。静时守持常性，动时顺应常通；道理可以施用于万物，却不是固定不变地只适用于一种事物。这样，那么阴阳两仪的道理、七曜的运行度数、万物的性质，都可以考察，也可以相信，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谨此答对。第五道 问：纺绩方面的弊病，出在女工；桑麻没有明显增加，而布帛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养蚕织布的人辛劳不堪，朝廷公议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想使价格平稳，办法在哪里？又，仓廪中的粮食产生于农田；粮食有余，人们就轻视它，不足就看重它，所以一年歉收，种子和食粮往往都耗尽。往年时雨失去节候，陛下慈爱而忧虑，派遣使者赈济仓粮，分派官员以低价出售，因此饥饿将死的人得以活命，麦子和禾谷也得以成熟；思念我王朝的制度，真是达到金玉般珍贵的程度了。臣私下听说，耿寿昌的常平仓古今都称便于施行，本朝典章制度中也有这种仓。开元二十四年，又在京城大规模设置，价格低时加价收购，价格高时终年出售，因此时常没有粮食艰难，也没有损害农民。如今如果由主管官署上报，追寻修复旧有制度，按照时节收取和散发，以调节价格的贵贱，对于这种美好的利益来说，不是很多吗？答：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衣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古代圣人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每家给衣、每户给食，而是能够替他们开辟衣食的来源，调节财物使用的节制。如今仓廪空虚而农夫困苦，布帛价格低而女工劳累，依我所见，粗略知道其中根本。为什么呢？天地运行的数理没有固定不变，所以一年丰收之后必有一年歉收；衣食生产有一定限度，所以物资有盈余就会有减少。古人知道这是必然的，所以崇尚节俭来使衣食充足，致力于储蓄来使粮食充足。因此禹时有九年的水灾，汤时有七年的旱灾，田野没有青草，百姓却没有菜色，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勤俭储积造成的。所以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是后事的借鉴。如今想要开辟美好的利益，使天下人获利，使百姓生活富足，恢复贞观的太平，恢复开元的富足长寿，没有比充实仓廪、调剂丰歉更好的了；耿寿昌的常平仓，正抓住了其中的要领。如今如果上报朝廷，全面修复旧制，从京城开始，下达到郡县，谨慎地以斗、区等量器出纳粮食，督促官吏加以监督；年成丰收时以高价收购来使农民获利，年成歉收时以低价出售来救济百姓；如果水旱灾害发生，就凭此作为九年储蓄；如果战争发生，就用它供给三军粮食。这样可以调节天时的丰歉，权衡生物的盈缩；修复并推行它，实在是百代不变的道理。预防灾害、救济弊病，使万物获利、国家安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布帛价格低，是由于钱币流通受阻；如果粟麦足以使用，钱币流通顺畅，那么布帛的价格就会自然达到轻重平衡。只是我白居易听说，短绳不能汲取深井的水，浅陋的人不能谈论大道；小子我狂妄简陋，不知道用什么来裁正自己，未能探究精微的言论，徒然为承受您的下问而惭愧。谨此答对。进士策问五道 第一道 问：《礼记》说：“侍奉君主，有犯颜直谏而不可隐瞒。”又说：“做臣子的，不应公开显露地进谏。”既然这样，不公开进谏就是有所隐瞒，难道不是失去侍奉君主的道理吗？不隐瞒就是公开进谏，难道不是失去做臣子的节操吗？《论语》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做君子。”《易经》说：“乐于顺应天命而知道天命，所以没有忧虑。”《论语》又说：“君子忧虑道义，不忧虑贫穷。”这样说来，忧虑道义的人难道不是不知道天命吗？乐天知命而无忧的人难道不是君子吗？圣人立言，都有条理和伦理；前后上下虽然像串联的珠子，但如今把它们分开，就可以各自解释，合在一起却不能贯通，难道精微的义理有两个吗？还是求学的人没有通达其中微妙的旨意呢？第二道
问：大时不齐，大信不约，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圣之格言，後学之彝训，有国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践之以修己也。然则雷一发而蛰虫苏，勾萌达，霜一降而天地肃，草木衰，其为时也大矣，斯岂不齐者乎？日月代明而昼夜分，刻漏者准之，无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谢而寒暑节，律吕者候之，无累黍之差焉，其为信也大矣，斯岂不约者乎？尧让天下而许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饿，其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龙逢谏而死，纣不道，比干谏而死，其为直也大矣，斯岂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观，有国者、立身者惑之久矣。众君子试为辨之。△第三道问：大凡人之感於事，则必动於情，发於叹，兴於咏，而後形於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於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於下，岁闻於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第四道问：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国朝之制，悬在有司，兵兴以还，吏鲜克举。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以户租，则数多散失。至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悬，不啻乎十倍。斯者积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请陈所宜，以救其失。△第五道问：谷帛者，生於下也；泉货者，操於上也。必由均节，以致厚生。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贱收而愈富，致使农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岂谷帛敛散之节，失其宜乎？将泉货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贤良政术之士，亲访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问於王庭，其将何辞以对？●卷六百七十☆白居易（十五）○策林一（有序）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於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馀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一、策头臣伏见汉成帝以朱云廷辱张禹，令持下殿，云攀槛槛折，成帝容之，後尝理槛，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览《汉史》至此，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岂不以臣不爱死，虽怜其死，而必谏乎？君能纳谏，虽折其槛，而必容乎？不然，何云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见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诚化万国，以至明临兆人，故数年之间，仍降诏旨，四海之内，累徵贤良，思酌下言，乐闻上失，谕以旁求之意，询以无隐之辞。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於汉朝，微臣献言之罪，不虞於折槛矣。况清问之下，条对之中，苟言有可观，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扬其名氏，优崇其爵秩，与夫勿易折槛以旌直臣之意，又相万也。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唯以直词，昧死上对。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当陛下无忌讳之日，斯则朝闻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赋王庭者乎？伏念庸虚，谬膺诏选，诚不足以明辩体用，对扬德音。欲率尔而言，适足重小臣狂简之过；若默默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虚求之心？是以▯玉旒，读金策，惭惶亻黾亻免，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虑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败，耳或妄有所闻，当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见，进不敢希旨，退不敢隐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对。△二、策项臣闻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是以恭默清净之政立，则复朴保和；贵德贱财之令行，则上让下兢；恕已及物之诚著，则苍生可致於至理；养老敬长之教洽，则皇化可升於太宁。由是言之，盖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
译问：大的时势不整齐，大的诚信不受约束，大的洁白反而像受辱，大的正直反而像弯曲；这四句话是先圣的至理名言、后学的常道训诫。有国家的人斟酌它们来施行教化，立身的人践行它们来修养自己。然而雷一发出，蛰伏的虫便苏醒，草木的嫩芽便萌发；霜一下来，天地便肃杀，草木便衰败。时令的作用很大，这难道不是不整齐吗？日月交替发光，昼夜因此分明，刻漏据此计时，没有丝毫差错；春秋交替、寒暑转换，律吕据此测候，没有累黍般的差误。诚信的作用很大，这难道不是不受约束吗？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却逃避；周拥有天下，伯夷却饿死。他们的清白很大，这难道也不是受辱吗？夏桀无道，龙逢进谏而死；商纣无道，比干进谏而死。他们的正直很大，这难道是屈服自己吗？由此看来，有国家的人、立身的人已经困惑很久了。请各位君子试着为我辨析它。第三道 问：大凡人受到事情触动，就一定先在感情上有所激动，发出叹息，兴起吟咏，然后形成歌诗。所以听到“蓼萧”的吟咏，就知道恩德恩泽施及万物；听到讽刺“北风”的诗，就知道威严暴虐加在人民身上；听到“广袖高髻”的歌谣，就知道风俗奢侈放荡。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采集这些歌诗，用来补充考察政事，治理人民。这样，人民的情感就能通达，君王的恩泽就能流布。如今有关官署想向皇上请示，派遣观察民风的使者，恢复采诗的官职，使无论远近、无论赞美还是讽刺，每天都从下面采集，每年都上报皇上，以符合我一人忧虑万民的旨意。见识高明的人认为怎么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第四道 问：百官的职田，大概就是古代的稍食。国家的制度由有关官署掌管，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官吏很少能够实行。如今查考土地簿籍，田地仍然存在；按照每户的租税计算，数额却有很多散失。以至于内外官员中，品秩相等、官署相同的，俸禄厚薄竟相差悬殊，不止十倍。这是积弊最严重的情况，难道能不想办法革除吗？请陈述适宜的办法，来挽救这种过失。第五道 问：谷物和布帛产生于民间，钱币由上面掌握；必须通过均衡调节，才能使人民生活富足。如今田地没有进一步开垦，豆粟的价格却一天比一天低；桑麻没有进一步种植，布帛的价格却一天比一天轻。勤劳生产的人所得物资价格低、使用也受轻视，因而越来越贫穷；追逐利益的人低价收购，却越来越富有，以致农民更加困苦，游手好闲的人更加增多。这难道是谷帛收散的节制失去适宜了吗？还是钱币轻重的权力没有掌握要领呢？如今天子正在策问天下贤良、精通政术的人，亲自询问利益和弊病，以使百姓得以活命。您如果在王庭等待询问，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卷六百七十 白居易（十五） 策林一（有序） 元和初年，我被免去校书郎，与元微之将要参加制举，退居上都华阳观，闭门数月，揣摩当代的事情，构思写成策题七十五门。等到元微之首先登科，我次于其后，共计应答的策题，实际只用了其中一两篇。其余都是凭自己的精力写成，不忍弃置，于是编次汇集起来，分为四卷，命名为《策林》罢了。一、策头 臣下私下看到，汉成帝时，朱云在朝廷上当面羞辱张禹，成帝命人把他押下殿去，朱云攀住栏杆，栏杆被折断了。成帝宽容了他，后来修理栏杆时，成帝还下令不要更换，以此表彰直臣。臣下每次读《汉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反复诵读而叹息的。难道不是因为臣下不怕死，即使怜惜自己的性命，也一定要进谏吗？君主能够采纳谏言，即使臣下折断了他的栏杆，也一定会宽容他吗？否则，朱云竭尽忠诚为什么能达到这种程度，而成帝容纳他又为什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臣下恭敬地思量，陛下以至诚教化万国，以至明照临亿兆百姓，所以这几年间，屡次颁下诏旨，在四海之内多次征求贤良，想斟酌采纳臣下的言论，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并晓谕广泛求取意见的意旨，询问不隐瞒任何事情的言辞。这样看来，陛下纳谏的旨意远远超过汉朝，微臣进言的罪过，也不必担心会有折断栏杆的危险了。何况在陛下清明的询问之下、臣下逐条回答之中，如果言论有可观之处，策略有可取之处，陛下一定会使他的姓名显扬，优厚地提升他的爵位和俸禄；这与不更换折断的栏杆来表彰直臣的用意相比，又相差很远。卑贱的臣下难道能不犯颜直谏而不隐瞒，以符合陛下纳谏的旨意吗？难道能不殚精竭虑，以尽到微臣进献言论的职责吗？臣下只是以直率的言辞，冒死上奏回答。臣下有幸生在圣明的朝代，沐浴着圣朝覆护养育的恩惠，正逢陛下不避忌讳、允许直言的日子，这样即使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去也已经满足了，何况还能够在朝廷充当贡士呢？臣下自念平庸空疏，却错误地承受诏令选拔，实在不足以明辨事物的本体和作用，回答并宣扬陛下的美德。若仓促率直地发言，正好加重小臣狂妄疏略的过错；若默默无言地退下，又凭什么来符合陛下虚心求言的心意呢？因此臣下仰视玉旒，诵读金策，惭愧惶恐、战战兢兢，长久以来不知该如何裁答。然而愚昧的思虑之中，千件事里或许有一件能够说中；往古的成败，耳朵或许偶然有所听闻；当今的得失，眼睛或许偶然有所见到。进言不敢希求迎合圣意，退下也不敢隐瞒实情，只能以直言冒死上奏回答。二、策论正文 臣下听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思想，习惯久了就会形成性情；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风俗，施行教化就能移风易俗。所以，亿万百姓所趋向的方向，取决于一个人所坚持的原则。因此，恭敬沉默、清静无为的政治确立了，就会恢复淳朴、保全和谐；重视德行、轻视财货的命令施行了，上面就会谦让，下面就会勤勉；推己及物的宽恕诚意彰显了，百姓就可以达到至善的治理境界；养老敬长的教化普遍施行了，皇帝的教化就可以上升到极盛的太平。由此说来，人的受教化，就像泥土放在陶匠手中烧制一样，器物的好坏取决于陶匠的巧拙，教化的好坏则取决于君主的作为。臣下恭敬地希望陛下谨慎思考，勤勉实行，那么太平的风气、大同的习俗，就可以从容地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