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百八十二

译封建论 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始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有开始更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知道。封建制度经历了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却没有谁能废除它。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的形成，大概就在有人类之初吧？没有人类之初，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并不是圣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形势造成的。在最初，人类和万物一起产生，草木茂盛丛杂，鹿和猪强壮有力；人不能搏击吞噬，又没有毛羽，不能自我供养和防卫。荀卿说过：必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借助外物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争夺不停止，就一定会去听从能够裁决是非曲直者的命令。那些聪明明智的人，所能使人伏从的必定很多；有人被告知正理却不改，便以痛罚使他畏惧；于是君长、刑罚和政令产生了。因此邻近的人聚集起来成为群体。群体有了分工和区别，争夺必然扩大；争夺扩大以后，就有了武力和德行。又有更强大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又前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这样争夺又出现更大的层次。德行更大的人，各诸侯又前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自己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这样争夺又出现更大的层次。德行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之类又前去听从他的命令，以安定他们的人民，于是天下汇聚为一体。因此先有里胥，后来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后来才有诸侯；有了诸侯，后来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后来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凡是德行被人民认可的人，死后人民一定会寻找他的后代来奉事他。所以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形势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迹年代久远，到了周代就记载得很详细。周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切瓜一样分封出去，设置五等爵位，分立诸侯国，像棋布星罗一样布置在天下四周，像车轮和辐条一样向中央聚拢。诸侯联合时举行朝见和会同，分开时各自作为守臣守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破坏，尊严受到损伤，周天子竟然下堂迎接来朝见的诸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宣王。宣王拥有中兴复古的德行，具有雄强的南征北伐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国势逐渐衰落，直到幽王、厉王时期，王室东迁，诸侯也一个个自立。后来有诸侯询问九鼎的轻重，有诸侯射中周王的肩膀三次，有代替凡伯出使、诛杀苌弘之事，天下离心离德，产生了没有君主的思想。我认为周朝的灭亡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建立一个空名罢了！这难道不是诸侯日益强盛、枝末过大而不能控制的祸患吗？于是周分裂成十二国，后来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到陪臣掌握的国家，周王室最终灭亡于后来受封的秦国。周朝失败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秦统一天下后，把都城和辖地分割设置为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国式的封建制度，设置郡守县令；凭借天下险要的形势，建都在四方的上游要地，控制四海，把天下运转在掌握之中，这就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然而没有几年天下就大乱，其中是有原因的。秦频繁征发数万人，滥用威势和刑法，耗尽百姓的财货。背着锄头木棒、被贬谪戍边的人，彼此呼应而合纵，大声呼喊结成群体。当时有反叛的百姓，却没有反叛的官吏；百姓在下面怨恨，官吏在上面畏惧，天下人联合起来，杀死郡守、劫持县令，一同起事。过错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在于郡县制度本身失误。汉朝拥有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弊端，遵循周朝的制度，把天下分割开来，分封皇族子弟和有功之臣。没过几年，汉军就奔波救援、扶伤救死而无暇顾及其他；困守平城，遭受流矢之祸，国势衰落而不能挽救的，连续有三代。后来谋臣献上计策，汉朝才逐渐削弱诸侯、守住自身。然而封建制度开始时，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诸侯国，却没有叛乱的郡县。秦朝郡县制度的优点，也由此清楚地显现出来。继汉朝之后称帝的王朝，即使延续百代，也可以由此推知。唐朝兴起后，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和县令，这就是它做得合宜的地方。然而仍然不时有强横奸猾之人兴起，虐害一方；问题不在州县，而在军队。当时有反叛的将领，却没有反叛的州县。因此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封建诸侯，必定会把士人当作自己的私属，把人民当作子弟，适应当地风俗，修明当地政理，这样施行教化容易。至于郡守县令，只顾自己的心思，只想着调动官秩而已，怎么能够治理呢？”我又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周朝的事实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图财货，热衷于战争。大体说来，扰乱国家的诸侯多，治理国家的诸侯少；侯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国的君主。把土地私下分给人的，百家中还不到一家。周朝的过失在制度，而不在政令，这就是周朝的事实。秦朝的事实也完全可以看清。秦有治理人民的制度，却不把治理权真正交给郡县，这是它的错误；有治理人民的官员，却不让郡守县令实际施行治理，这也是它的错误。郡县不能纠正制度，郡守县令不能推行治理，结果刑罚残酷、徭役艰苦，百姓全都侧目而视。秦朝的过失在政令，而不在制度，这就是秦朝的事实。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在郡县实行，却不在诸侯国实行；它能控制郡守县令，却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随意改变；诸侯国的人民即使困苦，也不能立即除去祸患。等到诸侯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才逮捕并迁徙他们，发兵平灭他们罢了。在大逆尚未显露时，他们暗中牟取私利、搜刮财物，凭借势力作威作福，严重伤害百姓，朝廷却无可奈何。至于郡县，可以说是得到了治理而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况且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知道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明察精审，看见汲黯简朴安静；任用他们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可以，安然把一方的治理托付给他们也可以。有罪过的可以罢免，有才能的可以奖赏。早晨任命却不遵守道义，晚上就斥退；晚上接受任命却不依法办事，早晨就斥退。假如汉王室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放纵作乱，也只能亲近安抚他们罢了。孟舒、魏尚的才干便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朝廷明确责备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后就已经违背命令；下令削弱他们，他们便谋划结交合纵，和同列诸侯联合起来，于是彼此相顾，怒气勃发地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只能削减他们一半的封地；削减一半后，百姓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把他们整个迁移掉，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事实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把郡县制度全部施行，连续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十分确定的。只要善于控制军队，慎重选择郡守县令，天下就能得到治理而安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分封制，所以国运延长；秦实行郡县制，所以国运短促。”这尤其不是所谓懂得事理的人。魏承接汉朝，封爵制度仍然存在；晋承接魏朝，因循旧制而没有改革。然而魏、晋两姓相继衰败，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改变这种制度，已经延续近二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同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译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却没有改变分封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了。”这完全不对。殷、周没有改变制度，是不得已而已。因为归附殷的诸侯有三千，汤凭借他们来黜退夏，不能废除分封；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凭借他们来战胜殷，也不能改变分封。顺应这种形势以求安定，沿袭它而成为习俗，是汤、武不得已的做法。不得已，并不是公天下的大道，而是把自己的力量据为己有，把自己的防卫留给子孙。秦之所以改革它，是因为它所建立的制度，是把天下公有这件大事推到极致；但它的实际用心又是私的，是把一己的威势据为己有，是想让天下人都像臣仆一样服从自己。不过，使天下归于公的开端，确实从秦开始。天下的治理之道，在于道理得到安定，这样才能得到人才。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让不肖的人居于下位，然后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如今分封制是世袭相承而治理。世袭相承而治理，上位者果真都贤能吗？下位者果真都不肖吗？那么百姓的治乱，就无法预知了。假如想使社稷有利，让天下人的视听统一起来，却又有世代做大夫、世代享有禄邑的人，把封国的疆界全部占尽。圣贤生在这样的时代，也没有办法在天下立足，这是分封制造成的。难道圣人的制度会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 天爵论 柳子说：仁、义、忠、信，前代儒者称为天爵，但这个说法还没有说尽。上天既然看重人，就把刚健、纯粹的禀赋交给人的自身，使人卓然成为最有灵性的存在；其中最高的是圣神，其次是贤能，这才叫作尊贵。刚健之气凝聚在人身上，就成为志向；得到它的人，行动起来可以发展壮大，长久坚持而不停止，专心求取善行，勤勉好学。因此，志向只是刚健之气的一端。纯粹之气灌注在人身上，就成为明智；得到它的人，心神爽朗通达，能够先知先觉，明察照见而没有隐蔽，专心独立地有所见解，深沉地默默领会。因此，明智又只是纯粹之气的一端。明察是上天发挥作用的表现，恒久是上天运行的法则；把这两方面概括起来，做人处世的要领全在其中。所以善于谈论天爵的人，不必只说在道德、忠信上，明智和志向就足够了。道德对于人，就像阴阳对于天一样；仁、义、忠、信，就像春、秋、冬、夏一样。发挥明察的作用，运行恒久的法则，用来形成四时、运行阴阳；彰显没有隐蔽的明智，表现永不止息的志向，用来具备四种美德、充实道德。所以有人虽然好学不倦，却迷失了道路、动摇了志向，是因为明智还不够；有人虽然洞察万物而没有遗漏，却放纵本性、失去操守，是因为志向还不够。用明智来鉴察，用志向来取舍，运用道德的根本，舒展开布五常的本质，使它充满六合，传播到百代，这就是圣贤的事业。那么，圣贤与愚人的差别，职就在这里。假使仲尼的志向和明智可以被夺去，他就是庸人；假使把仲尼的志向和明智交给庸人，庸人也就成为仲尼了。至于明智有远近之别，志向有能否恒久之别，难道不是说明天爵也有等级吗？所以圣人说“敏捷地去求取”，说的是明智；说“做起来不厌倦”，说的是志向。道德和五常，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明察而且恒久坚持，是从天那里禀受的。唉！后世的求学者，应当竭尽力量达到这一点。有人说：“您所谓上天赋予人的东西，难道像打开府库一样，衡量多少后给他吗？”我说：不是这样。只是各自同所禀受的气相合罢了。庄周谈天，说是自然，我取用他的说法。

译守道论 有人问：“守住道不如守住官位，这话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它的人弄错了。官位，是道的器具；离开官位而谈道，是不对的。从来没有守住官位却失去道、守住道却失去官位的事情。这本来就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帽，是虞人的器物。器物，是道的准则。守住它的器物，遵循它的准则，然后道才能保存。如果舍弃它，就是失去了道。凡是圣人用来建立经常的制度、规定名物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道。把它命名为官，是说官职正是用来推行我们的道的。因此，设立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章绶的等级，规定朝会、表著、周旋、行列的次序，这些都是道所存在的地方。又把典命、书制、符玺、奏复等文书，以及参伍、殷辅、陪台等职役展示给人，这些是道所凭借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劝勉，用贬黜、疏远、鞭打、枷锁、斩杀的惨酷来惩罚，这些是道所实行的方式。因此，从天子到平民，都守住各自的常法和职分，没有人失去道，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丧失了器物，离开了准则，道也就随之丧失。小处改变了，大处也会随之丧失。古人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想到死也要守住自己的官职，怎么能轻易改变它而失去它呢？《礼记》说：‘道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孟子说：‘有人要夺去我的官位，如果不能胜任它，就离去。’既然如此，那么失去道却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赞同的。因此，居上位的人不应成为抗拒者，居下位的人不应成为损害者；造箭的人不必因此就是不仁，制作铠甲的人也不必因此就是仁慈。他们各自尽职，掌管自己的事务，彼此配合来完成各自的工作。即使互换位置，各自安守本分，道也就通行于天下了。况且，官职是用来推行道的，却说守道不如守官，这也就丧失了根本。从来没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确实如此。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汉代儒者评论说就是《月令》，并把它放进《礼》中作为大法。它说一年十二个月有七十二候，迎着太阳运行来推测节气，以追循寒暑的次序，按照万物的适宜情况预先作好准备，这是圣人所创作的。然而圣人的道，不会搜罗奇异之事来显示神妙，不会牵引天道来抬高自己；它有利于人，完备于事务，不过如此罢了。看《月令》的说法，如果只是因为它能够配合五事、对应五行，就依照它来施行政令，那么离圣人的道，岂不是很远吗？凡是制定政令，有些要等待时令到了才实行，有些不必等待时令。孟春，修治疆界，端正道路，考察土地的宜忌，不要聚集大批民众。仲春，修整堤防，疏通沟渠，停止田猎，准备养蚕器具。季春，使牛马交配，百工不要违背时令。孟夏，不兴土木工程，不征发大批民众，劝勉农事，鼓励百姓。仲夏，颁行马政，聚集各种药材。季夏，治理水道、铲除杂草，给田地施肥，美化土地疆界，不兴土木工程，不发动兵事。孟秋，收纳木材和芦苇。仲秋，劝勉百姓播种麦子。季秋，停止百工，人人进入室内，准备衣服皮裘；整理五谷的要务，聚集秩序所需的刍草，供养牲畜；催促人们收敛谷物，务必储藏蔬菜，砍柴烧炭。孟冬，修筑城郭，开挖地窖和水道，修整仓库，谨慎做好收藏；让农民休息，征收水泽的赋税。仲冬，砍伐树木，采集竹子制作箭。季冬，讲习武事，练习射箭驾车；取出五谷种子，计算耦耕的人数，准备田间器具；会合诸侯，制定各县轻重刑法以及贡赋的数额。这些本来就是要等待时令才实行的，所谓敬慎地向百姓授予农时。其余郊祀、宗庙和各种祭祀，也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章，不可以废弃。假如古代治理政事的人，非在春季就无法布施恩德、调和政令、施行庆赏、给予恩惠、抚养幼小、减省狱讼、赐给贫困者财物、礼敬贤者；非在夏季就无法辅助杰出俊才、使贤良得以发展、举用年长者、施行爵赏、发放俸禄、减轻细微刑罚、裁决轻罪、节制嗜好欲望、使百官安静；非在秋季就无法选拔士人、整顿军队、任用有功者、诛杀暴虐傲慢者、明辨好恶、修治法制、供养衰老者、重申严厉的各种刑罚、使斩杀都恰当；非在冬季就无法赏赐为国死难者、抚恤孤儿寡妇、举用阿党之人、变更关市制度、招徕商旅、严察门户、端正贵族权臣和近幸之人的威势、罢免无事可做的官职、除去无用的器物。那么政事的缺漏也就太多了；这些本来就是不必等待时令即可实行的事情。违背天道，断绝地理常理，扰乱人的纲纪，难道一定要舍弃孟春才可以办事吗？制作淫巧之物来扰乱君心，难道一定要舍弃季春才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是这样，内不能纳入君主之心，外不能施于人事，那就不要把它写下来也可以了。又说：“如果违背时令，就会出现旋风、暴雨、霜雪、水灾、大旱、阴沉不明、雾气、寒暖失常等气候；出现大疫、风咳、鼾声、喷嚏、疟疾寒热、疥疮等疾病；出现螟虫、蝗虫，五谷、瓜、瓠、果实不能成熟，蓬蒿、藜、莠一同滋生等异象；出现妇女灾祸、胎儿夭折伤损、水火灾害；出现盗寇军队入侵掠夺，兵乱同时兴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安，土地分裂，四方居民进入堡垒避难，流亡迁徙等变故。”像这样的说法，不过是盲人乐师和史官的话，并不是出自圣人。然而这样说来，夏后、周公的典章大概已经散失了。时令论下 有人说：创作《月令》，是把它作为统治者的法则。大概不是为那些聪明睿智的君主写的，而是担心后代有昏庸糊涂、傲慢荒诞的人处在君位，任意对待百姓，忽视先王的典章，全部废弃它；近代取而代之的，像陈、隋末年就是这样。所以把仁、义、礼、智、信的事情取来附会于时令，使时令到来时有所发动。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因循放荡，完全没有这些意念。于是又说五行违逆、相互冲荡摩擦以及妖异灾变，以此震动他们的内心，这是古代防止昏乱的办法。如今您把它揭示并阐明，使前人的深奥秘密都公开显露，那么后世的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译我说：圣人施教，建立中正之道来示范后世。所谓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是说这些是可以经常实行的。防止昏乱的办法，圣人勤恳地写在典册上；兴亡、治乱的道理，只要永远守住这些原则而不离开就够了。从未听说用怪异之事来威吓人，使人只在特定时令行善；那样只会助长人的懈怠傲慢，使人忘记道理。谈论怪异来威吓人，只会使人的昏昧、邪僻、淫乱、迷惑更加炽盛，使人去做祈祷、禳解、厌胜和鬼怪之事，最终极大地扰乱天下。况且您认为应当害怕典册太多，那么同害怕人的言论相比，哪一个更值得害怕？假如敢于直言的人把仁义利害清楚地陈说在面前，而君主仍然不醒悟，哪里还有空闲顾及《月令》呢？所以圣人制定大的常法来保存正直之道，是要留给后世君臣的；一定要说中正之理，去掉奇异邪僻之说。即使有人这样也不顾，圣人即使再生，也无法对他怎样，那还要什么典册呢？”},{ 像陈、隋末年那样暴虐放纵，就没有什么不做的。考察两部史书，难道还能找到他们实行《月令》所说事情的记录吗？然而他们的臣子中有刚强勇敢的人，仍然争辩着向他们陈说先王之道，这样的人十个百个中也只有一个能够成功。既然如此，《月令》对于陈、隋没有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树立最大的中正之道，去掉最大的迷惑；舍弃这些而说那就是圣人的道，我不能相信。即使有人依据您的说法来责怪我，哪怕经历万世，我也没有遗憾。断刑论下 我已经写了《断刑论》，有人又拿《释刑》来答复我，其中说了许多话。我不得已再说几句。圣人设置赏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用来惩戒和劝勉。赏赐务必要迅速，之后才会有劝善的效果；惩罚务必要迅速，之后才会有惩恶的效果。如果一定说春夏行赏、秋冬用刑，还把这叫作最高的道理，就是虚妄。假如秋冬行善的人一定要等到春夏才得到赏赐，那么行善的人必然懈怠；春夏作恶的人一定要等到秋冬才受到惩罚，那么作恶的人必然松懈。行善的人懈怠，作恶的人松弛，这就是把天下人赶进罪恶之中。把天下人赶进罪恶之中，又拖延、怠慢刑罚，以助长他们的懈怠，这正是刑罚不能停止的原因。一定要使行善的人不过一个月、不超过一个时令就得到赏赐，这样人们才会勇于行善而受到劝勉；使作恶的人不过一个月、不超过一个时令就得到惩罚，这样人们才会畏惧而受到惩戒。行善的人一天比一天受到劝勉，作恶的人一天比一天受到惩戒，这就是把天下人引向善、远离罪恶。把天下人引向善、远离罪恶，这就是刑罚能够停止、教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有人专门谈天而不谈人，这是被道理迷惑了。为什么不从人心上谋求，使我们的道理得到完善呢？我们的道理完善了，人也就受到教化了。由此可知，苍苍的天怎么能参与我们的事情，又哪里有空闲知道这些呢？如果认为顺应天时可以得到天意、实现太和，那么只要完善我们的道而得到它就行了。完善了我们的道却仍然得不到的，不是所谓天意，也不是所谓太和，那必定本来就不存在罢了。又何必委曲我们的道，曲意顺应时令，来谄媚这种事物呢？我本来就知道，顺应时令以求得天意，不如顺应人心、顺应道理来获得天意。为什么？假如让犯了死罪的人从春天开始一直申诉到年终，想让他死也死不了；给他戴上三重木枷，加上连锁，交给狱吏，在盛暑中关押数月，痒了不能抓，身体不能摇动，疼痛不能按摩，饥饿时不能按时吃饭，口渴时不能按时饮水，眼睛不能闭合，四肢不能伸展；怨恨哀号的声音，连乡里人都听得见。这样还能说太和没有受到损伤、天时没有被违逆吗？那一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本来应当得到的只是死刑，却还要这样对待他，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于是认为：“霜雪，是天的常法；雷霆，是天的权变。对于非同寻常的罪行，不必等待时令就可以杀人，这是人的权力；对于应当受刑的人，必须顺应时令杀戮，这是人的常法。”这又不对。雷霆、霜雪，只不过是一种气，并不是有意针对万物；圣人对万物却是有意志的。春夏有雷霆，有时发作震响，击破巨石，劈裂大树；难道木石犯了非同寻常的罪吗？秋冬有霜雪，把草木全都摧残；难道草木犯了非同寻常的罪吗？它们难道是在惩罚万物吗？它们并没有要惩罚什么，仿效它们的人却迷惑了。如果认为仁就一定懂得常法，智就一定懂得权变，这还是没有穷尽经权之道。为什么？经，是常道；权，是通达常道的权宜变化，二者都是仁智的事情。把二者分开，就会更加迷惑。只有经而没有权，就会拘泥；只有权而没有经，就会悖乱。这两个名称，本来只是勉强命名罢了，说‘恰当’，就全都概括了。恰当，是最大的中正之道。把它分开命名，是为了说明中正之道的器用。知道经而不知道权，是不懂得经；知道权而不知道经，是不懂得权。偏执地知道一面却称为智，其实不是智；偏执地守一面却称为仁，其实不是仁。懂得经的人，不会让异乎寻常的事物损害我的道；懂得权的人，不会让常人的见解妨碍我的思虑。把二者合为一体而不疑惑，只是确实信守道理罢了。况且古人之所以谈天，大概只是为了教导愚昧的人，并不是为聪明睿智的人设立的。有人不能通达这一点，实在是没有好好思考。

译辨侵伐论 《春秋》的说法是：凡是出兵有钟鼓声的叫作伐，没有钟鼓声的叫作侵。《周礼·大司马》所说九伐的法则是：贼害贤人、伤害百姓，就讨伐他；依仗险固而不服从，就侵伐他。那么所谓讨伐，就是把他的罪恶向天下公开。把他的罪恶向天下公开，必须使天下人的内心厌恶他，然后才能实行讨伐。古代那些守土的臣子，有的侵夺百姓财产，危害百姓生命，又伤害贤人；在国内必然被本国人抛弃，在国外也必然被诸侯抛弃，等到这种情况之后才加以讨伐，出兵必然能够取胜。但即便如此，仍要比较双方的德行后才举兵，估量力量后才会师，还要准备三种有余的条件来使用民众：第一，义理有余；第二，人力有余；第三，财货粮食有余。这三项都充分具备，又要确立礼制，端正名分，修饰文辞。如果他所造成的危害较小，那么誓约、征令不过到邻近地区；即使危害较大，也不超出他暴虐所及的范围。除非有违逆天地、横行四海的罪恶，不会发动天下的军队。因此，出兵不会超过一个时令就能成功。这是为了人民而发动的战争，所以属于公义；既然属于公义，就要奏起钟鼓。所谓侵伐，是因为对方只是凭借险固而不服从，阻塞君王的命令。他在国内能够保护本国人，在外又没有侵犯诸侯，他的过恶不足以向天下公开；于是先送达文告，修明文德，仍然不改变，然后才出兵责问。这是为了制止违抗命令而发动的行动，不是为了人民而发动的战争，所以属于私事；既然属于私事，所以不奏钟鼓。这才是圣人的本意。周朝的制度已经败坏之后，战车的车辙交错遍布天下，却很少有人知道侵伐的区别。因此，有人用无道的方式来纠正无道，有人用无道的方式来纠正有道，又有人不增加自己的德行，只凭借武力来实现威势，所以天下一天比一天混乱。一变而成为战国时代，百姓就受到极大损耗。因此，只有力量而没有财力，君子不会凭此发动民众；有力量、有财力却没有正义，君子不会凭此统率军队。把这三项合在一起，辨明公战和私战的道理，然后才可以出兵。唉！后世使用军队的人，若能考察侵伐的区别，就很好了。

译六逆论 《春秋左氏传》记载卫州吁的事情，因而载有六逆的说法：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凌驾大者，淫乱者破坏正义；这六项，是祸乱的根源。我认为，年少者凌驾年长者、小者凌驾大者、淫乱者破坏正义，这三项确实本来就是祸乱。然而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虽然可以说是治理的根本，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祸乱呢？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大概是专门说选择继承人的原则，即儿子因母亲尊贵而显贵。假如尊贵的人愚昧，卑贱的人却圣明贤能，若因此而排斥后者，这在治理上本来就是极大的根本问题，难道可以舍弃这一原则而只遵从那句话吗？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所谓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大概是说任用人的原则。假如亲近而旧的人愚昧，疏远而新来的人却圣明贤能，若因此而排斥后者，这在治理上同样是重大的根本问题，又怎么可以舍弃它而只遵从那句话呢？如果一定遵从那句话而使天下混乱，却还说这是遵循古训，可以吗？这又是不可以的。唉！这三项，是选择君主、设置臣子的事情，是天下治乱的重大根本。著书的人执守这句话，写成固定不变的论断，留给后代；上等智慧的人本来不会被它迷惑，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把它当作最大的依据而导致败乱，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少。晋厉公死而晋悼公即位，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尊贵并不值得一概推崇。宋襄公继承君位而子鱼退去，国家于是混乱：尊贵并不一定值得尊重。秦任用张禄而贬退穰侯，国家于是安定：亲近的人不一定值得任用。魏相成璜而疏远吴起，国家于是危险：亲近并不足以作为任用的依据。符氏进用王猛而杀樊世，国家于是兴盛；胡亥任用赵高而诛灭李斯一家，国家于是灭亡：旧人也不足以依靠。只看所信任的人究竟如何罢了。既然如此，这句话大概可以废弃了。唉！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很少能把道理说尽。建立一个说法，确立一句言辞，便含混而不安；说它对可以，说它错也可以，只是混杂不清罢了。这样教给后世，后人就不知道应当取舍的理由。明智的人慨然要确定是非，拘泥的儒生和盲目的学者却成群喧嚷，把他当作狂妄怪异之人。这样还想让世上有更多明白事理的人，可能吗？天下本来有许多中等才智的人可以接受教化，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圣人的道，这本来就是著书者的罪过。卷五百八十三 柳宗元（十五） 乞巧文 柳子夜里从外庭回来，看见有人设置祭祀，摆着香气四溢的食物和饵食，蔬菜水果交错陈列，插着竹竿、悬垂彩带，把瓜剖成犬牙状，一边拜一边祈祷。他觉得奇怪，便询问。女仆上前说：“今年是初秋七月七日，天女的孙女将要嫁给河鼓星。我们请她来祭祀，希望有幸得到她赐予的技巧，驱除笨拙，使手眼灵巧，编织缝制时心中不再滞涩。我们正是为此祈祷。” 柳子说：“果真如此吗？我也有很大的笨拙，或许可以借此机会求她把它去掉。”于是他戴好帽子，束紧衣襟，快步收气，绕到旁边曲折行走，弯腰准备行礼，再拜叩头，自称臣子上前说道：“下界的臣子，私下听说天孙在天上专擅技巧，操持璇玑，推经织纬，安排星辰，能够织成华美文章，用黼黻装饰天帝的身体，以此面对下界百姓。我敬重您的神圣灵异、仰慕您的光辉，已经很久了。如今听说天孙不愿独自享有这些技艺，经过元龟占卜，将要踏上石桥，拜访天津星，在银河边同神夫匹配。两面旗帜展开，中间的星辰闪耀光芒。神灵之气聚合，这是美好的时辰。幸而您稍稍停留，来到民间游观，降临我的庭院，屈尊听听我的话。臣有极大的笨拙，是智慧无法改变、医者无法治疗、威势无法迁移、宽容无法容纳的。天地的容量可以包容海岳，臣的身体却十分微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蚂蚁还能居住在土堆，蜗牛还能在壳中休息，龟、鳖、螺、蚌也都有藏身之处。臣是万物中的灵长，进退都只会受辱。装作狂人，便拘束成谄媚；唉声叹气，便被说成欺诈；坦荡直率，便成为羞辱。别人举止得体，行动总能适宜，周旋往来就得到笑誉，颠倒失措反而遇到嬉笑；自己所尊敬亲近的人，别人却可能恼怒。改变感情、屈曲姿态，奔逐利益、触犯高位。内心十分厌恶，却被别人当作奇特；忍受仇恨而假装欢喜，随着别人的赞誉而改变。为什么要控制臣的心，使它总是不改变？反而像常人那样行事，却一点也不怕被怀疑。贬低名声、断绝性命，也不辜负自己的所知。喜笑嘲弄，像是傲慢，贵人便张口发笑；臣在旁边震惊，他们却并不以此为耻。呼喊叩拜，匍匐在地，说话诡谲，令臣缩头惭愧，他们却非常高兴。臣试着仿效他们，怒气便丛生。那些人确实非常机巧，臣却笨拙无比。到了王侯之门，他们便像狸、犴一样狂吠；臣走近百步，便喉咙喘息，浑身颠汗。眼睛直瞪，倒退而走，魂魄逃散，精神背叛。那些自得的巧人，缓缓进入，任意放诞。像群兽摇尾，百般怒气一会儿便散去。世路昏暗险恶，试探着迈步如同走在黑漆中。左边低下，右边抬起，像斗牛一样冒进冲撞。鬼神为之惊恐，圣智为之危惧战栗。他们消失般径直穿过，所到之处都能应付自如。这究竟是什么技巧，能够纵横行走而毫不顾忌？不是上天借给他们的，难道是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智慧吗？唯独对臣吝惜这种才能，总使臣蒙受玷辱、遭受黜退。他们滔滔不绝，任凭嘴巴说话；预先揣知别人的好恶，默默测度别人的憎爱。嘴唇一动，便直达对方心中；像胶粘、钳夹一样紧密，发誓至死不改。探察人心，扼制人胆，跳跃奔走而又受其拘牵。他们即使假装退让，又怎么能真正做到呢？唯独闭塞臣的舌头，使臣沉默压抑、含冤受屈。即使剖裂嘴唇、流出鲜血，也无法说出一句话。为什么赋予臣才华，却有这种奇怪的不公平？” 他们炫耀文采，写些琐碎的排偶句；抽取华丽的黄色字眼，对配洁白的词语，文思飞驰。四字六字骈偶相间，仿佛锦绣般的心思、绣花般的口才。宫调低沉，羽调振响，像笙簧随手便能奏出。观看的人欢舞喜悦，夸张谈论如雷鸣般喧响。唯独使臣的内心沉溺其中，甘愿终身老丑。昏暗迷蒙，粗疏鲁莽，质朴迟钝而枯朽。不求一时显达，只等待长久之后。身旁罗列价值万金的文章，却不肯出售破旧的扫帚。跪下献给豪杰，却被投弃而无人接受。皱眉跛行，吐沫涌到胸中，几乎呕吐。极度羞惭地回来，低头满怀怨恨。天孙主管技巧，臣却困窘到这个地步，最终一点也不赐给臣，为什么唯独如此残酷？只愿神灵悔改所降的灾祸，怜悯臣独自艰难；赐给臣姿态妩媚的才能，改变臣顽拙的面容；凿平臣方正的心，用大圆滑来规约它；拔去臣呐讷的舌头，换进善于说话的语言；使文辞婉转柔和，步履轻快便利；使牙齿更加美好，眉眼更加妍丽；使人圆滑逢迎、随波转圜，成为世人所称许的贤者。这样便能在公侯卿士之间，结交五属十连的权贵。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竟能长久享受这样的荣华！” 说完，又拜了两拜，叩头俯伏，等待答复。到了半夜，仍没有得到命令，他疲惫至极便睡着了，梦见有一个穿青袖朱裳、手持红色符节的人来告诉他说：“天孙告诉你：你的言辞十分痛苦，你所说的一切，我都完全知道。你选择这样的道路而行，是因为嫉妒那些人，不肯像他们那样做。女子所喜欢的东西，你自己本来就可以期待得到。为什么不这样做，却欺骗我说做不到？你只知道羞耻，却去装出谄媚的面貌，使用放荡的言辞。宁可受辱也不求尊贵，自行适合自己的本性。内心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还妄自祈求？坚定你的内心，严密守护你所持守的东西。得到它，是最大的收获；失去它，也不会玷污你的卑微。凡是我所拥有的，都不敢施给你。现在传达命令，我要上升了，你千万不要怀疑。” 唉！上天所命定的，不可以半途改变。柳子哭泣着叩拜，欣然接受；起初悲伤，后来喜悦。终身抱守自己的笨拙，直到死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骂尸虫文（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