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十五

译○代裴度论淮西事宜表 臣某上言：臣认为，方岳之臣的职责在于替君主分担忧劳；如果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利益深切关乎社稷，而言辞又可以专门上达，臣便斗胆详尽陈说，因此冒昧将此事上奏。伏惟王承宗被稍稍宽缓拘束才刚超过数月，朝廷还没有议定讨伐他的办法。臣恐怕时间一久，奸谋日益增长，他们将胶结固守军心，必定希求侥幸，贪图利益，使祸患不断蔓延，到那时事情就难以谋划了。趁他们精神意志尚在动摇之际，正可以观察破绽。臣自从听说李少阳暂时主持留守事务以来，众人还没有十分安定。昨天又得知李少诚的儿子诱导煽动他的军队，并且还杀戮军士。上天或许正要剿灭奸邪之徒，大力振兴皇纲；陛下若不能上顺天意，乘此时机废置他们，却又迟迟谋划，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可惜。为什么呢？李少诚凭借兵力苟且求安，已经二十多年；他的恩惠施给自己，人人都知道他素来有此心，众人所怀念的，必然厚待他的子弟；这样一来，势力便会分散。臣推测，明确听从他的人不及一半，所以人心持有两端，甚至发生动摇。由此看来，或许还没有全部归附李少阳。又因为他刚杀死自己的儿子，必然使众人心生疑惧。现在如果趁局势尚未安定，出其不意，选取四方节度使中可以担任统帅的人，让他奔驰进入淮西；把李少阳调往别的镇去等待任命。他有了安置之所，必然会表示顺从承受命令，而不会再有固结众人的意图，那么他的党羽自然会离心。利用他们离心的机会，控制他们的命运，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易经》所谓“见到事机便立即行动，不等待一整天”。然而，正要广布大信于天下，不宜隐瞒实情；如果先命令宦官中贵奉持明诏，告知他将调换镇所，以诚意晓谕他，然后再实行，事情就可以成功。臣又推测，如今各节度使中能够担任淮西任职的，没有比河中节度使王锷更合适的了。他宽厚慎重，熟悉军情，必定能够使众人的心意悦服，安抚镇守那些心怀疑惧的党羽。如果把王锷调往淮西，使他与李少阳相距不远，就更合适了。朝廷掌握迁调授职的权力，对内足以铲除奸邪祸害的根本；使李少阳感念恩德而效命，使王锷推诚相待而统领众人。这样，淮西便断绝了父子世袭的事业，朝廷保全了宽宏赦免的德行，也将借此平息河北如狐鼠般的割据势力，显示去逆归顺的好处，自然会像风吹草倒一样归服而成就教化，从此不再希求苟且取得的利益。此事关系重大，伏惟陛下实行它。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李少阳是手握兵权的贼臣，曾经身处叛党之中；如果把他调到关辅地区，仍以兵权宠信任用，这与早晨说四、晚上说三有什么不同，最终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数目。这种说法不对。根深的树难以拔除，源远的水难以断绝。他在那里深深结交众人，经营根基，已经很久了；我们能够把这根基截断，使他安定下来，再把他安置到别处，以此改变他的处境，难道不是最好的计策吗？况且事情如果不先采用逐步感化的办法，却想一下子归入大政，也很困难。如今征讨田承宗，能够把他的名声昭示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倚仗众人、违抗命令、邀求爵位吗？如果让李少阳也重新这样做，那么他的罪过就相同了；不能只赦免一人，就必然要分兵讨伐他。正值淮、楚遭受灾旱之后，赋税征收已经耗竭的时候，这就会使百姓兴起流离逃亡的叹息，使兵甲武器没有片刻停息。对上会伤害陛下抚育百姓的心意，对下会耗尽国家赋税资用的财力，难道能不审慎行事、保全原有的谋划吗？臣又认为，自国家遭逢艰难以来，北方戎臣有的窃据州郡，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哥哥死了弟弟接替，都是朝廷拖延其事，没有及时谋划造成的，使百姓的心理大多沿袭这种习惯，成为长久的祸患。陛下的神明谋略和独断决策，超过并冠绝历代帝王；事情正当其时，应该及时革除。臣不胜诚恳深切之至。○论裴度不宜摈弃疏 臣听说，汲黯在朝中任相时，淮南王不敢谋反；段干木在魏国时，诸侯不敢加兵。王道霸业的治理，都能凭一个士人止住百亿之众的军队，凭一个贤人制伏千里之外的祸难。伏惟裴度功勋高过中原，声名播于外夷。田庭凑、刘悟都害怕他的才能；吐蕃、回鹘也全都敬服他的名声。如今如果把他置于朝廷重臣之列，委任他参与决断，西方夷族、北方胡虏就不敢窥测中华；河北、山东也必定听从朝廷的谋划。何况幽州、镇州尚未安定，更需要重臣。管仲说：“人与人离心而各自听取意见，就会愚昧；聚合众人的意见来听取，就会圣明。”治理与动乱的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顺应人心就能治理，违背人心就会动乱。臣听说陛下每逢用膳时还叹息，遗憾没有萧何、曹参那样的臣子。如今有一个裴度，尚且不能留下来驱使任用，这正是冯唐使汉文帝醒悟的原因：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不能任用。驾驭宰相，应当委以重任、信任他、亲近他、以礼相待；如果做事没有成效、对国家没有功劳，就把他置于闲散属官之列，贬到边远郡县。这样，在位的人不敢不奋勉，想要进用的人也不敢苟且求取。陛下保有君臣始终相待的情分，只要不永远弃置他，就是君臣恩厚的表现。如今进用的人都背负天下人的责任和期望，退居以后也不会失去六曹尚书的职位，不肖之人便没有受到激励的缘由。臣与李逢吉一向没有私怨；臣又因裴度无罪而被贬官。如今所陈说的，上可以报答圣明，下可以回应群臣议论，臣披肝沥胆，感激涕零，伏地流泪。伏乞陛下鉴察臣爱护君主之心，怜悯臣以国事为重的情怀，则天下幸甚。○论左降官准旧例量移疏 臣伏见赦文条目中规定，新近被贬降的官员有不应得到恩泽的。宽宥罪人的制度，在这里还不够弘大。臣私下听到舆论，都说李逢吉恐怕李绅得到量移，所以有这样的处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近年以来被流放贬谪的官员，也都会因为李绅一人而不能量移。这件事关系重大，岂敢不说？李绅曾受先朝奖拔任用，任职于内廷；自从被贬官以来，却没有蒙受恩宥。古人说：君主应当记住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错。管仲曾被拘囚，齐桓公仍推举他为相；公冶长曾被关在牢狱中，孔子仍选他为亲近之人。有罪尚且应该洗涤清除，无罪之人怎么可以终身受牵累？何况宏大的名号、册封礼仪和威严仪式，是天地百灵共同鉴察的，是亿万众生共同瞻仰拥戴的。恩泽不能广施，实在不合适。臣与李逢吉一向没有仇怨，与李绅也不是亲党；所议论的是国家大体，所陈说的是至公之理。伏乞圣恩，察看臣内心的真情。如果蒙准许，还希望宣付宰相：近年以来被贬降的官员，都编入赦条，令其依照旧制得以量移到近处。○请明察李逢吉朋党疏

译臣私下听说，朋党议论认为李绅的贬谪还太轻。臣受恩极深，担任顾问之职；事情关系到圣上听闻，不合适不说。李绅曾受先朝奖拔任用，被擢升在翰林院，没有可以记录的过错，也没有可以杀戮的罪名。如今群党得势，谗毁嫉妒大为兴起，询问人情，大家都共同惊叹。《诗经》说：“杂乱的谗言织成锦绣，那些进谗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又说：“谗言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远离君子、亲近小人而能达到太平的。古人又说：“父亲的道理，三年不加改变，可以说是孝了。”李绅是前朝任用的臣子，即使有罪过，陛下也应当为他洗清过失、涤除瑕疵，念及旧功而忘却过错，以成就不改变旧法的美德。如今李逢吉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侵凌诋毁、加以诬陷，什么话没有？即使贬谪到这种程度，仍然说太轻。这大概就像曾参的母亲听到“曾参杀人”而三次投杼生疑，也像先师孔子以拾尘作比来警戒人们。伏望陛下从圣明的思虑作出决断，不被奸邪迷惑，则天下幸甚！建中初年，山东向往归化，只因为宰相结党，辜负朝廷；杨炎替元载报仇，卢杞替刘晏雪怨，导致兵连祸结，天下不得安宁。伏乞圣明，察看臣愚拙而恳切的心意。○驳张平叔粜盐法议 张平叔所制定的条款不周全，谋划考虑也没有穷尽；原以为有利的反而造成祸害，原以为简便的却变得极其烦琐。张平叔的一条规定说：“凡查得公盐、私盐，都应当当天列出总数报送度支，随即任由府县派人办理，卖出多少盐，逐日申报；卖盐所得现钱，距离上都一千里以外的地方，允许在市场上用当地的布帛绢匹抵付。”臣私下认为，《禹贡》规定甸服五百里，近处缴纳草，远处缴纳米，这是根据远近制定轻重不同的贡赋。如今说一千里以外可以用绢匹交易，那么一千里以内就必须运送现钱。兴元、洋州都在八百里以内，骆谷道路又非常险阻，如果运送现钱，实在无法实行。另一条规定说：“州县所需要的卖盐人员，交给当地长吏在本州、本县仓中的督录事、佐吏以下本地差役中挑选，不得摊派百姓。如果有乡村距离州县道路遥远，就由州县选定差役，把盐带到乡村去交易。”臣曾任刺史，差役进入乡村，是治理中的大弊端。一个差役来到门前，百家都要交纳财物。如今陛下正要以清静简易的政策使百姓休养生息，更应该削除多余的差役，铲除百姓的祸害。如今山南、剑南的州县，疆域十分广阔；如果实行这项命令，骚扰必定极其严重。另一条规定说：“臣如今想要献上盐法，使它归于简易；只要委托州县办理，就没有不成功的。但因为所办理的事务极其重要，必须由朝廷宰臣充任关内、河东、山南、剑南等道的盐铁使。”臣私下认为，度支使掌管四方供奉，与宰相没有差别，权柄已经很重，不需要再借助台司。台司是三公论道的地方，把盐务杂糅其中，实在不合适。三十年来，窦参、程异、皇甫▯都因掌管钱谷而位居台铉，这不仅有损国家体制，而且名望与财利也难以兼得。因此窦参等人没有受到国家诛戮，也必然另有天灾降祸。另一条规定说：“根据每道、每州卖盐数额不少的情况，命令当地户口都申报真实数目。臣请求命令长吏：如果不亲自办理公事，只听信差役的浮词，说本界没有收入所卖的盐，交相担心查验不周，臣就请求派清疆巡官到所申诉的州，查问核实实际户口数，编制团保。”臣曾任外州刺史，对这件事十分熟悉。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将近二十年，百姓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免于流离失所，实在依赖那些保存下来的浮户，彼此依靠来充足两税。即使遇到水灾、旱灾、虫灾、霜灾，也还能彼此保全、互相补助。如果把这些户口搜查殆尽，立刻就会流亡。宇文融在开元全盛时期搜查丁口、清理户籍，尚且因此使残破的百姓积怨，国家疲敝而自身受害；这项政策如果实行，危害将超过他。臣上月二十四日在思政殿当面承受陛下的圣旨，深切怜恤疲敝的百姓，并且暂不编配户籍。圣德周详，由此可见已经明察实情；臣等退下后欢喜跳跃，认为太平可以坐享而至。如果按照这一条办理，就与编配户籍没有区别，张平叔所陈说的，不能符合圣德。另一条规定说：“各州府县查得的盐，立即在当地官仓收贮；京城两县查得的盐，在度支所属的两个常平院收贮。当天各自根据数目扣留，依照规定的估价出售。从敕令下达以后，各巡院便筹算运输盐，分配给府县供应出售，常常使仓中所贮有余，不得使其缺少。如果有违背缺盐的情况，主管巡院的官员要上奏，贬到遥远险恶的地方；掌管文书的官员、差役、各级属吏，都要加重科罚、杖责、停职、罢免。如果府县不存公心，导致课利减少损耗，以及所送官盐的价格、匹帛低劣，或缴纳不及时，妄自申诉，京兆府也要令司录和观察使停任，改授散慢之官；专门判理盐案的官员和刺史，请求贬为上佐；本州专判案的官员、录事参军、县令，也请求远贬。”臣私下认为古人说过：“人爱惜自己的皮衣，反而背负柴草；皮既不存在，毛还能附着在哪里？”皮比喻百姓，毛比喻国家；百姓不能存活，国家也不能建立。如今两税编户，是国家的根本。选用忠诚守信的长吏，任命仁慈惠民的官员，推行爱护百姓如爱婴儿的仁德，施布和乐平易的教化，尚且还担心来不及，怎么反而要伤害百姓？如今只因盐铁收入没有达到，就必须贬黜官员；即使有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那样的政绩，有卓茂、鲁恭、蒲典、密康成那样的才干，也无法在圣明时代施展了！另一条规定说：“由于创设此法之初，反对议论的人很多，圣上先行决断，便可以期待成效。命令发布以后，在京城之下尤其要加以防备，恐怕两军的市民、盐商大贾有人行贿送财，拦截道路，喧哗申诉。临时必定有这类奸人，伏乞圣慈委托两军中尉兼京兆尹严加捉拿。如果捉获这类人，首领无论在何处都立即处死；同案结伙聚众的人，各加脊杖二十。”臣私下认为古人说：“利益不达到百倍，不要改变法令；功效不超过十倍，不要更换器具。”改革更改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困难的。所以说“谋划不宜让很多人参与，决断要由一人独断”。臣与张平叔没有亲故，也没有仇怨；所陈说的不是挟带私情，所议论的只是利害关系。惟愿圣上独自决断，推行至公之道。然而，强迫人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事情一定不能成立；禁止人做他们必定要做的事，法令一定不能实行。

译臣曾任开州刺史，当时受到盐监官吏横加干扰地方政务的困扰，也曾想把盐务归给州县，总揽其权力。臣曾试着研究寻求办法，但发现事情有不可行之处。大概制定法令加以施行，必须顺应各地风俗；有时东州方便实行，西州却受其害；有时南州容易实行，北州却感到困难。且以山南一道说明。兴元巡管地区不使用现钱，山谷中的贫民按照当地物产交易，布帛本来就少，食物也随时令而变。买盐的人，有的拿一斤麻，有的拿一两丝，有的拿蜡或漆，有的拿鱼或鸡，凡是这些琐细繁杂的物品，都因地制宜、随其方便。如今强迫他们拿布帛出来，那么当地风俗将承受不了这种弊害；官府拿这些东西去换绢，既劳民又没有功效。伏惟圣明裁量选择。○对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 皇帝制策问：“我观察古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总是兢兢业业，承顺上天、顺应大地，无不思求贤能之士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的言论来听闻自己的过失。所以大禹拜受正直的言论，嘉美的谋略没有被隐没；汉代征求极力进谏，文学之士逐渐得到进用。凡是匡正时局、救济风俗，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后来相互沿袭，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又设置科条，增加对卓异人才的搜求，舍弃直指自身过失的至理之言，反而进用无用的浮华文章；能够明确指责切中要害的言论，在当代很少被称道。这正是朕叹息忧闷、思索真实情况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悲悯的诚意，询问体用的要旨。希望言论能够实行，实行起来不知疲倦；上面得到它的益处，下面表达自己的实情，君臣之间欢悦地相互合作。诸位卿大夫难道不应当努力思考朕的话并充分阐明吗？我国家光明地居有四海，国祚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宏扬教化，万方都怀念仁德。三王的礼制没有不讲明的，六代的音乐没有不举行的。恩泽渐渐浸润下达，祥瑞升腾上告于天；自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自从祸乱由细微的裂隙形成，战争在中原驻留，百姓困苦竭尽，损耗了大半。农战之事不合古制，衣食很少储备；想到这些疲敝的百姓，还没有使他们达到富足。督促耕种生产的事业，百姓却没有留恋本业的心；加重榷酒的科条，下面又有重重征敛的困苦。采取什么办法才能恢复往日的盛况？运用什么道路才能救济当前的艰难？过去的过失，哪些应该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该警戒？从前主父偃为了惩治晁错造成的祸患而实行推恩令，管夷吾使齐桓公成就霸业而实行寄寓之令。精心探求古人的用意，启发后世贤哲的胸怀；对于这些博闻之事，本来就应当详细研究。又说到掌握符契的原则，帝王垂衣而治，不必多言。把权力委托给下面的人，人们就会利用它谋求私利；把一切专掌于上面，下面的人又没有功效。汉元帝优游于儒术，盛大的事业最终衰败；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政绩，严峻的政令也并不美好。这两条道路如何取舍，还没有找到可以遵循的办法，朕心中茫然，越发疑惑。诸位卿大夫应当深入研究这些言论的旨意，编成文章回答；一切从朕自身做起，不要忧虑将来的祸害。”}], 臣听说，古代以道治理天下的人，都斟酌众人的言论，用来成就各项功业。伏惟陛下继承宏大的基业，光明地承受上天的大命，胸中蕴含远大志气，清明之德下临万方；怜恤百姓，恩惠慈爱正在普遍施行；诛除叛逆暴戾，威武已经大振。仍然能够在危机尚未显露时思虑危难，在天下已经安定时思考治理；继承孝思，承述前代功业；怜悯官吏无能，求取能够指斥自身过失的至言。微臣才力不足以处理政务，见识不足以经营长远，只是奉承圣上询问，内心因此战兢惶恐，谨冒死献上愚拙的回答。制策说：“我观察古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总是兢兢业业，承顺上天、顺应大地，无不思求贤能之士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的言论来听闻自己的过失。所以大禹拜受正直的言论，嘉美的谋略没有被隐没；汉代征求极力进谏，文学之士逐渐得到进用。凡是匡正时局、救济风俗，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后来相互沿袭，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又设置科条，增加对卓异人才的搜求，舍弃指责自身的至理之言，反而推举无用的浮华文章；能够明确指责切中要害的言论，在当代很少被称道。这正是朕叹息忧闷、思索真实情况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悲悯的诚意，询问体用的要旨。希望言论能够实行，实行起来不知疲倦；上面得到它的益处，下面表达自己的实情，君臣之间欢悦地相互合作。诸位卿大夫难道不应当努力思考朕的话并充分阐明吗？”臣听说，恢复和济助必须谨慎畏惧，即使处在危难中也会感到安乐；治理安定而生活放纵，即使处于顺境也必然忧虑。帝尧的治道广大，《尚书》称述他的根本，说“诚信恭敬，能够谦让”；周文王的德行宏大，《诗经》赞美他的功业，说“小心翼翼”。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必定在劳苦处着眼；考虑天下大政的人，必定从细微处谨慎。任用贤能确实坚定，思虑确实深远，即使百姓还没有富足，四方夷族还没有宾服，天下也明白知道这是治理得好。任用贤能不坚定，思虑不深远，即使百姓富足，四方夷族宾服，天下也明白知道这是动乱。如今陛下鉴察前代已经发生的过失，寻求当今尚未出现的治理之道，使浮华文章不在下位设置，使至理之言一定能上达。端正视听，所委任的唯有贤能，那么上面就能得到它的益处；施加恩惠、授予爵禄，所治理的唯有正直，那么下面就能表达自己的实情。听到言论便行动，考虑有利于安定，那么何必担心言论不能实行？看到行动便推动，考虑有利于安定，那么何必担心行动会疲倦？如果真能每天都兢兢业业，无论大小事务都勤勉谨慎，能够遵循这条道路，即使微小也必定昌盛，即使柔弱也必定强大。凤凰、麒麟不值得招来，甘露、醴泉不值得求取，日月星三光和四时运行也不足以称为有序。上天如此高明，也不会吝惜它的道；大地如此博厚，也不会吝惜它的宝藏。大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细小的事情难道会困难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制策说：“我国家光明地居有四海，国祚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宏扬教化，万邦都怀念仁德。三王的礼制没有不讲明的，六代的音乐没有不举行的。恩泽渐渐浸润下达，祥瑞升腾上告于天；自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自从祸乱由细微的裂隙形成，战争在中原驻留，百姓困苦竭尽，损耗了大半。农战之事不合古制，衣食很少储备；想到这些疲敝的百姓，终于违背了使他们富足的愿望。督促耕种生产的事业，百姓却没有留恋本业的心；加重榷酒的科条，下面又有重重征敛的困苦。采取什么办法才能恢复往日的盛况？运用什么道路才能救济当前的艰难？”臣认为，陛下内心充满明德，继承并承受大业，处在十位圣君所拥有的完整天下，守护百代形成的礼乐；发扬高祖的光辉，传播太宗的美德。考虑停止穷兵黩武，念及疲敝百姓的富足，使治理自然顺应百姓的生活，使危险自然因停止战争而反转。兵力是国家的威势，威势不能树立，暴乱就不能禁止。君主只需掌握运用兵力的办法，只需抓住其中的要领。凡是善于用兵的人，运用的是兵的精髓；次一等的用兵者，运用的是兵的外在形势。运用精髓，国家安逸而功效加倍；运用外形，人民劳苦而威势得以建立。命令能够实行，禁令能够执行，风俗富足，刑法清明。仁德足以使人归附，义理足以使人服从；安居于朝廷之上，威势加于四海之外，使叛乱者曾经想要束住自己的脖子、受其控制，降伏内心、任其鞭打后背。

译这就是用兵的精髓。金鼓击刺、追逐败逃、攻城夺地、斩首献俘，是在朝廷之上忧思谋划，在千里之外筹谋控制；叛乱者因此畏惧威势、受到惩罚，改变内心、收敛暴行。这就是用兵的外在形势。使人陶然感化，成效不显露形迹，兵力贵在把有形隐藏于无形之中。兵力的外形不能张扬；骚动不安地动用兵力，政事便难以长久，人民也不能始终受到扰乱。用兵精髓所取得的胜利，应该秘密完成。如今陛下既斩灭叛贼，又征讨违命者，屈己而行的至诚已经遍及亿兆百姓，体恤人民的诚意已经布满四海。乘着众人的愤怒，运用兵力的外在形势，那么近处没有转运输送、骚扰百姓的劳苦，远处没有经费供给、征求物资的负担。如果确实能够坚持下去，必然会使他们大的畏惧国力，小的感怀恩德。哪里还会有军队长期驻留中原的忧患，哪里还会有百姓耗竭困苦的忧虑？臣又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以使人民富足为先；使人民富足的方法，以劝导农耕为大。三代以亲自耕藉来率领天下，汉朝以孝悌之人同力田者相配，都是劝农的办法。农民在寒冷中耕作、炎热中除草，沾湿身体、泥污双足，日夜辛勤劳作，父兄的手脚都因劳苦而憔悴；而官府却输纳户籍、督促赋税，使他们坐受并非自己所有的损失。郡邑长史只想苟且容过朝夕，养成声誉以谋求俸禄，并不体恤百姓的疾苦。这就是耕种生产不能勤勉、留恋本业的心不能坚定的原因。有的人逃入军旅以求邀功受赏，有的人假托老子、释氏以混淆清浊，有的人逃避劳作而从事贩卖以压制贫民，有的人隐藏在剥削之中以触犯教令。农耕的困难是那样，天天百般劝导，仍然常有不从事农耕的人；游荡懒惰的安逸是这样，天天百般禁止，仍然常有不停止的人。由在上者施行政令的情况来看，知道百姓苦于某事，就应当大力劝导；知道百姓以某事为乐，就应当极力禁止。从前贾琮在十二州刺史中政绩最优，皇帝颁给他玺书；黄霸在二千石官员中政绩第一，皇帝以侯爵印信宠奖他。惟愿陛下把注意力放在守令和宰守抚养百姓的职责上，以田地开垦为最优，以土地荒芜、人民离散为最差，那么耕作就可以得到劝勉，困苦枯竭就可以得到复苏。战争没有平息，人口就不能繁衍；人口不能繁衍，农耕就不能得到劝勉；农耕不能得到劝勉，国家用度就会空虚，这就是榷酒制度兴起的原因。然而盐、曲的税收以及山林川泽的利益，制定法规只要掌握要领，不在于把条文定得严峻。治理若不得其人，即使法令明白也没有用；使法令明确而又掌握要领，那么上面没有严酷刻薄的举措，下面没有重重征敛的困苦。陛下制策说：“过去的过失，哪些应该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该警戒？”臣听说，王者兴起，都以先代为鉴。圣君贤臣之所以兴盛，昏主庸君之所以败亡，都应当把他们兴盛的道路明察出来，使它成为长久遵循的常理；把他们败亡的原因当作戒惧，便可以长久保存。诗人赞美商朝以夏朝为鉴，贾山劝谏汉帝时借秦朝灭亡作比；这些都详备地记载在图籍和编册中，不是臣用繁复言辞可以曲尽的。自从陛下登临帝位以来，举用被滞留的人才，免除拖欠的赋责，慎恤刑狱，救济贫困断绝之家；德泽所到之处，百姓拥戴还来不及，臣没有看见陛下有什么过失。说明将来应当警戒的地方，大概在法令、刑罚、赏赐方面吧？四海广大，亿兆众多，不可能逐家逐户发布告诫，只能发布号令而已。伏惟陛下不断寻求善政，大力振兴宏图；人们所献纳和纠正的意见、政事的增损，都灿然写在文书上，昭然显现在有关的人身上。开始时，即使欢呼歌舞，也不足以报答共同成就善政的恩德；最终，即使渴望地等待日月岁时，也不足以比喻他们的辛劳。教化的根本没有比反复兑现诺言更重要的，政令的首要没有比重视命令更重要的。如果真能兑现诺言、重视政令，上面就能适合天意，下面就能确实合乎人情；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灾害便不发生，祸乱便不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每天都有恩德的诏令，人们却不喜悦；每天都有威严的刑罚，人们却不畏惧。如果不喜悦，就没有人共同受到鼓励；如果不畏惧，就没有人共同受到阻止。这并不是法令本身能够裁定的。成就一时功业的人，是因为他的功业受到宠奖；考虑百代利益的人，是因为他的名声受到荣宠。名声不足以劝勉人的，就还有刑罚；功效不能得到宠奖的，就还有褒贬。这是小人所趋向的，也是君子所致力的。如今陛下的刑罚、赏赐已经完备，劝勉、惩戒、褒扬、贬斥又都有文史记载，君子竭尽忠诚，小人献出力量；举起它如同举鸿毛，拾取它如同拾地上的小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奏效？不是陛下不能做到，而是不愿去做。臣认为，诛杀叛逆党徒，只治罪首领，追究清理恶行而不牵连他的母亲，这是帝王的刑罚。武将运送军需、拼命破敌，深厚的恩典必定优厚，爵位必定加授，这是王道霸业的赏赐。然而善行有显著的，即使地位卑贱也应赏赐；恶行有罪过，即使地位尊贵也应惩罚。赏赐一人却不足以使天下的善行受到鼓舞，这种赏赐就不值得实行；惩罚一人却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暴行，这种刑罚就不值得使用。如今应当赏赐不遗漏细微之功，只根据功劳施加；惩罚不针对无罪之人，只根据罪行施行。这就是天下人都知道赏赐值得重视、刑罚值得警戒的原因。制策说：“从前主父偃为了惩治晁错造成的祸患而实行推恩令，管夷吾使齐桓公成就霸业而实行寄寓之令。精心探求古人的用意，启发后世贤哲的胸怀；对于这些博闻之事，本来就应当详细研究。”臣听说汉朝兴起时，鉴戒秦朝灭亡后孤立的弊病，仿照周官广建诸侯的办法，以茅土分封列国，不再分封异姓。后来吴、楚势力强大，根本不能拔除；晁错的策略还没有完成，七国的军队已经发动。主父偃想到前事失败暴露，期望本朝强大，于是分封子弟，使他们能够推行推恩令。诸侯的封国像星星一样分解在上方，汉廷的威势像风一样行于下方，这就是推恩谋略的作用。齐桓公正处于周朝末世衰败的时运，想要大力彰显辅佐周室、成就霸业的功绩，立志图谋兼并弱国，努力保存进攻昏昧之国的能力，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致力于强兵。在野外操练，强国便防备他的谋略；在朝廷演习，小国便谨慎戒备。他的志向不能迅速实现，功业也不能立刻等待而成，所以把它作为隐秘的政事，实行寄寓之令；这就是他成就霸业的原因。

译制策说：“掌握符契的原则，是帝王垂衣而治，不必多言。把它委托给下面的人，人们就会利用它谋求私利；把它专掌于上面，下面的人就没有功效。汉元帝优游于儒学，盛大的事业最终衰败；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政绩，严峻的政令并不美好。这两条道路如何取舍，还没有找到可以遵循的办法，朕心中茫然，越发疑惑。诸位卿大夫应当深入研究其中的旨意，编成文章回答；一切从朕自身做起，不要忧虑将来的祸害。”臣听说，符契是君主所掌管的；综合事务的会合归总之处，众多政务便随之振作起来。职分是臣下所掌管的；履行各自的轨迹，各项事务便能贯通流转。把它委托给下面的人，是委托其职分，不是委托其权力；把它专掌于上面，是专掌其操持，不是专掌其具体事务。赏罚、好恶的发出，生杀、恩威的权柄，这难道不是权力和操持吗？把它委托给下面的人，上面的道路就不能实行了。提秤举尺、守持器具、执掌度量，这难道不是具体事务和职分吗？把它专掌于上面，下面的功效就不能完成。若不委托他们操持，哪里还会利用他们谋求私利？若不专掌他们的职分，谁会担心没有成效？君主收取大的权柄，臣下履行自己所守的职责。然而大的权柄不能在上面高高独断，臣下应当辅佐并使它完成；所守的职责不能完全交给下面，君主应当举用并使它明白。所以《乾》卦的经文说：“出现在万物之首”；《坤》卦的文辞说：“地道自身不成就，却代替天而使万物有终。” 乾是阳性之物，坤是阴性之物；阴阳相合，泰卦的形态便形成；阴阳分离，否卦的形态便形成。君臣之道，大概象征的就是这个道理。汉元帝优游于儒学，权力归于王氏，是失去了应当专掌的权力；光武帝把官吏事务责成三公办理，自己劳神于文书，是把本应委托的事务都集中起来。一种是放任而荡然无为，另一种是苛察而过分细密，都不是中正之道，不能作为法则。所谓阴阳乾坤之说，就是各自保存自己的道，各自又相互感应；这样才能成就长久，与承载万物相配，仅此而已。才华高的人综合万物来研究政务，有见识的人辨析疑惑而不拘泥，明体的人抚循往事以经营长远，善于应用的人面对事务而达到极致。能神妙地理解并阐明这些道理，就可以辅佐天地陶铸万物，帮助天地养育万物。微臣固陋，听从老师的学说，循着名义却不能落实于实质；承受这次询问，学识又不足以相称。进退失措，恐怕触犯刑书。谨此回答。○上宰相荐皇甫▯书 宰相阁下：臣认为，燕国张公能够登朝辅佐圣明，使泰阶安定，是因为推诚求取人才、虚心接纳贤者。房太尉从平民身份在您门下振起，张曲江从蓬门寒户之间在岭南崛起；后来相继传播美好的史名，承袭佩带宰相印绶，能够大力建立功勋德业，不辜负您的荐扬。后世朝廷的声望，也因此受到兴起和劝勉。并不是轻视二位而推重燕国公，而是二人杂处于群臣之中，与后辈同列；高大的栋梁建筑起来，树梢细枝便显得轻微；玉器经过雕琢装饰，原先蒙昧的玉石便不再黯淡。器物既已光彩鲜明，拿在耳目之前展示，流传后世便无可匹敌；名节兼具宏大，用在自身和世代之后，仰比古人而无与伦比。这难道只是推算策数、考察步法所能做到的，还是能够藏往知来的征兆呢？大概是结合一封书信、片言只语，再通过考察事迹、确定形貌来辨识；这是天地五行钟聚的精粹，也是文章和心灵所造就的形象。以诚实著成事业，从隐微之处使它显明；观察内心、选择方法，从粗略处达到精微。用这种办法求取人才，便可以坐在朝廷内决断天下，站立当世而断定百代。方法既已确定，道理也就十分明白。臣私下见到前进士皇甫▯，年三十二岁，学问穷尽古代训诂，文辞秀美而具有人文之才；摆脱章句的束缚，简除斥退枝蔓。广泛游历百家学说而旁览群书，用正道折衷归纳它们；囊括六义而迅速研习，用诵读使之合于雅正。只要坚定他的操守，就不怕众多喧嚣的讥讪；修养他的实践和立身，就不受纷纷声誉的诱惑。孟轲排斥杨朱、墨翟的心志，扬雄尊崇孔子、颜回的志向，都已经确立于形迹之中，果断地落实于将来。至于用心会通各家论说，执笔书写篇简，排斥百家的杂说，判别九流的纷乱，摘取其中错误驳杂之处，使之趋向平易正直的道路；考察会通义理的枢轴，疏导训诫文辞的波澜，没有不踏行正道、超越常流，曲折畅达地阐明精微旨意的。把他置于石渠阁，必定有刘向校正群言的成就；列于东观，必定有班孟坚编成汉史的功业；施用于奏议，必定有贾谊兼对诸生的才华。上天既然把明智托付给这个人，如果他偏离险途却不能驾车前进，那么必定会在天池混同双翼，在沆瀣中吸食精气；执掌箭弩的人一旦跟随引导他，就实在来不及了。如果能让他游处于您的门下，您相信他的才能，那么相公可以得到奉行公道的名声，又有搜取奇才的实际功绩，后进之士就幸甚了！舍人不过是驾车随从的卑贱差役，尚且能够通报扫门之事；祢衡不过是雕虫小技，也尚且遇到非同寻常的推荐。如今某蒙受您的恩顾，实在胜过舍人一类的人百倍；皇甫▯蕴藏积累的才华志向，也确实超过祢正平的器量百倍。身处超过百名舍人的地位，却不能替超过百名祢正平的人表达心意，反而只知道倚仗私人情分混迹于门馆；明白的人看了，所受的羞耻不止一件。恐怕愚昧浅陋不能尽意，谨缮写书信、论、赋共八首，用来占问可否。冒昧烦扰您的威严，内心实在惶恐战栗至极。

译○翰林院厅壁记 魏晋以后，翰林院又掌管综合机密事务，政务根本在中书省，诏命、文辞、训令都必定经过这里。唐朝拥有天下，沿袭前代制度。自武德年间起，时有密诏，便由温大雅、魏徵、李百乐、岑文本之类在禁中起草诏令。乾封年间，刘懿之、周思茂、范履冰等人在便殿执笔起草，从此开始称为北门学士。他们都是从外面召入，尚未列入秘书机构。唐玄宗开拓广泛听取意见的途径，搜求延揽俊杰贤才，才开始命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等在翰林院待诏，后来赐给他们学士的称号。这大概是由于德行成就而上升，与那些掌握术数、工艺的人，在技艺、礼制方面有所不同。到了至德年间，辅政大臣伊说所下的诏命，将军出坛、天子出车的诏令，恩泽充满天地，宣扬顾命大臣的重要使命，议论已经不再经过中书省了。书信纷至，章奏成堆而来；指示内外大略，谋划帷幄机密，调和阴阳、化育万物，赞美的谋略和秘密的政务，都在这里完成。把制度萌发于尚未发生之时，使事情构成于无形之中，功劳都归于帝王，恩德传播于兴盛之运。沿循名声事迹的人，没有谁能窥见其中的踪迹；想象风采的人，又有谁能探究它的根由？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对其优劣作出称述。贞元年间由此而成为辅弼大臣的有十二人，元和年间由此而受到重用的有十六人。近来丞相府中，不经过内廷而参与国政、裁定国家议论、制定宰辅法度的人，即使有锋利的才具和杰出的才能，也难免有所缺失、折损和困顿。自建中以来，选拔人才尤其慎重，所以必须像孔光那样深密，像延州那样博学，像卿云那样富有文才，像向歆那样好学，像黄颜那样有器识，像史鱼那样正直，然后才能入选。士人如果胸怀和立身行事都能景仰六种美德，又用洁白如球玉、璋玉般的操行来修饰自己，以贯穿金石的诚意自持，即使隐遁声名、藏匿踪迹，也不能逃脱选拔。汉代起初设置尚书郎五人，审理天下奏议，分班值守建礼门，口含香草，手握兰草，居住在锦帐中，享用太官供给的膳食。那么如今的翰林，名目虽不同而实际相同。时人议论认为，这正是登上玉清、飞翔紫霄的高位，哪里是蓬山、瀛州所能比拟的呢？齐桓公采纳养马人编造栈道的说法，认为直木依附直木，弯曲就无从到来；弯木依附弯木，正直也无从到来。后世君子承戴圣明君主，协助盛世，推行养马人的规矩，把它用于引荐贤才，使贤者如串珠并璧般相连，那么瑕疵与美玉就不会混杂了。内给事李常晖、内谒者监王士政共同掌管翰林院事务，延续了十年，并参与了公正选拔的议论，在朝廷上听取意见。中书舍人杜元颖、兵部侍郎沈傅师以及各位学士，都历任多年，足以承接前文所说的标准。李常晖根据北阁旧有的记载，认为各室彼此分隔、墙壁各异，意义上不能贯通，于是改置在前厅，众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圣上恢复失坠的典章，留心太古之道，处厚因而与司勋郎中路隋一同任职，参与侍读，名籍通达于近署；关于记述的事情，先前托付给沈傅师。沈公认为，称赞善处归于自己，不如让当事人自己谦让，这样处厚便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了。当时正是皇帝统治四海的初年。《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佛的应化身有无数，天竺只降生了其中一位；禅宗祖师有六位，圣唐得到其中三位。高祖时有道信，符合昌盛的时运；太宗时有弘忍，显示元妙的明珠；高宗时有惠能，以竹筏和月亮作譬喻来指示真理。从此禅脉分散，如丝线分开：有人隐遁于秦地，有人居住在洛阳，有人前往吴地，有人身在楚地。秦地一支称作秀，以方便法门显达，普寂是他的正传。洛阳一支称作会，得到总持的法印，独自照耀如莹润的明珠；但门徒执著于学习而迷失真实，橘树和枳树改变了本性，最终形成《檀经》而流传宗旨，优劣也就清楚了。吴地一支称作融，以牛头禅闻名，径山是他的后裔。楚地一支称作道一，以大乘法摄受众生，大师是他的同党。三位祖师的德行和……（原文疑有缺误），就没有一种心可以摄取，也没有一种境可以遣除。既不摄取，也不遣除，正暗合大顺之道；因此能够像器物适合所盛之物一样，衡量根机、应合召命，一方面运用权巧来显明真实，一方面又以真实来照见权巧。此后，迷失方向、停滞于迹象的人越来越多，是非交替兴起，物我不能泯除。有人以南方为正、北方为邪，有人以北方为有、南方为空，却不知道南方之心一旦生起，便与北方相同；北方的见解一旦消灭，反而就偏执于南方。大师振动弘法的法铃，掌持教化的权衡，不偏于中，也不落于边；不妄，也不执觉；没有固定之处可以拘留心神，也没有进入任何境界后会自以为是。他乘着大智慧独自远行，游于佛法的境域而无边无际。大师是东海徐氏，衢州须江人。他的母亲怀孕时，一定先戒绝荤食才进食；怀胎合宿之后生下他，也一定选择乳母后才让他饮乳。他幼年便出世修行，容貌奇异、秀美出众；童年落发，骨相奇特，头顶骨显露。他依止本郡潜灵寺僧人惠绩，二十岁受具足戒。无论戒律还是禅法，没有不通晓贯通的。后来到江西拜访道一。当时趋附他的人像河流奔涌，求学者像集市聚集；一经叩问幽深奥秘，便豁然开朗、悬解无碍。于是把拯救众生作为心愿，把广泛施教作为责任，在洪州与人心相契，又因缘成熟而来到上京。孝文皇帝平定大难之后，斋心守持无为之道，设置中尉以总领军旅，赐名功德以统摄僧俗。大师到来的那天夜里，右神策护军霍公梦见了他。第二天在慈恩寺访问大师，所梦与实际相合，于是上表奏闻，任命他为内道场供奉大德。顺宗皇帝居东宫时，问安之余，常在道法领域凝神。有一次问尸刹禅师说，经中说大地一切众生都能见性成佛，是什么意思？尸刹回答说：‘佛就像水中的月亮，可以看见，却不能拿到。’后来顺宗又问大师，大师说：‘佛性不是可以看见的。如果一定要看见水中的月亮，为什么不把它抓取上来呢？’顺宗认为说得对。又问什么是佛性，大师回答：‘并不离开殿下您所问的这个问题。’ 大师与佛法幽微的关窍默然相契，一句话便彼此合拍。后来大师进入内神龙寺的法会，众僧中有一位湛然法师登座说道：‘佛道遥远险阻，经历的劫数无量；南方边鄙之人欺骗误导后学。’大师说：‘只是他们自己迷失了本性，难道可以责怪白昼吗？’顺宗回头对诸王说：‘他没有明白至高的道理。’湛然的同伴呵斥他下座，他在数十天后便死了。后来德宗诞辰，在麟德殿大规模举行论议，龙天与梵天暗中护持，人间和天上的众生都倾心听讲。当时有人问：‘心如果是有的，就会经过无数劫仍滞留在凡夫境界；心如果是没有的，却能在刹那间登上妙觉境界，这是为什么？’大师说：‘这是梁武帝说的话。说心有，是滞留于有；既然有了，怎么能够解脱？说心无，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够登上妙觉？’大师的宗旨，大概是认为众生所称的十种佛号，都属于有；已经迷失的人终究不能再觉悟；都属于无，已经觉悟的人终究不会再迷失。当时会中有人极力赞叹道法，说种种赞词无可比拟。大师说：‘行走、停留、仰卧、休息，究竟把什么当作道？’那人回答：‘有知识的就是道。’大师说：‘经中说，不可以不识之心去识，也不可以不知之心去知，哪里会有一个所谓知者呢？’那人又说：‘没有分别就是道。’大师说：‘经中说，善于分别一切法的相状，却在第一义上不动，哪里会有一个所谓无分别者呢？’

译那人又说：‘四禅八定就是道。’大师说：‘佛身是无为的，不落入各种众类之中，怎么会在四禅八定里呢？’问话的人理屈词穷，众人都惊愕相视。大师的宗旨，大概是认为一切法既是，一切法又不是；在没有本性、没有形象之中，却有获得和丧失，这一切也都不是；在有形有界限之中，却无所取、无所舍，这一切也都不是。既然如此，难道可以凭一方面的说法，决定某一趋向就是道吗？所以大师用不确定的辩说遣除执著于确定的偏见，打破唯一固定的说法，使人趋向无方无定的道。自此两宫都尊崇敬重他，僧俗都奉为宗师，屡次赏赐缯帛，无法一一记载；奔走来叩问禅门的人每天都能听到秘密偈语。同一真味虽分成两端，却没有两个不同的本体；各种不同的器物，各自都受到形质的限制。因此到门下求学的人很多，能够进入深奥境界的却很少。大历年间，大师游历上饶郡以西约百里的地方。山名鹅湖，三座山峰秀拔高耸，摩近云霄，荫蔽江流，四周连鸡犬之声都听不到。他在那里植杖安坐三日。有猎人丢下弓箭，奔走告知乡邑。有人披着苫盖，有人钻入岩穴，不到十天，前来的人就络绎不绝，仿佛相连成串；他感化万物就是这样。后来进入夏季，求学者多如麻，早晨的粥已经吃完，众人都请示大师，师说不用忧虑。到第二天早晨，就有人背米来施舍；大师的预知就是这样。在此以前，群虎凶暴噬人。大师在路上遇见它们，用手杖敲着虎头说：‘应当止息害人的心。’从此老虎远远逃走，他的仁慈感化万物就是这样。贞元初年，礼部侍郎刘太真出任此郡长官，修桥通津，却被水冲毁。因为众人都归向敬服大师，便虔诚地请他下山，桥很快就建成了；他应对万物就是这样。永贞初年，顺宗身体不适，大师于是返回本郡。京城中为他送行的人，从皇都一直到灞上，车马仪仗塞满道路。大师所到之处，百姓的傲慢和羞耻之风都得到革除，刑狱案件因而减少，所以各地郡守和藩镇长官无不请他给予教益，认为这有助于治理政务。元和十三年正月甲子日，他告诉门人：‘我再过七日就是最后一次接受供养。’这天清晨书写完毕，天空澄澈晴朗，山峰上忽然云气重重升起，不久便覆盖了禅室。群鸟哀鸣，声音像人在哭泣。当时身边的人进献药物，侍者说：‘这种药应该在早晨服用。’大师说：‘你果真知道有早晨吗？’当夜他安详地顺应变化而逝，享年七十三岁，僧腊五十四年。门下弟子无数，有的巡游名山百郡；如今亲自侍奉左右的，有广济、▯然、献中、普修、灵▯、宏昭以及众弟子等。他们奉持大师的全身，在当地建塔。无生之身应对万物，行动而始终寂静；顺应因缘而不生，安静而又无穷。所以他来时便进入皇宫，登上宝座而辩论异说；他去时则（原文缺字）下到国土，使不同类别的众生受到感动，而佛法得以保存。和气消散了，我凭什么还要存在？喜悦消散了，我为什么一定永远灭亡？门人宏钻仰慕大师，想保存他的示现踪迹，众人共同商议刻石，使之流传无穷。铭文说：高峻的头顶，方正的额头；眼睛如莲，眉毛秀美。远望他，温和安详；接近他，和乐亲切。他示现为佛法之器，又成为德行的仪表。我与五蕴，不即不离。声音铿锵如华美的大钟，敲击它而声响无穷。没有踪迹，也没有牵连，像指挥虚空一样。明白本性并不在言语，舍弃言语又从哪里入手？不必忧虑言说，正如回声随风而来。沉溺于权巧便远离真实，停滞于真实又会与权巧相异；权巧和真实融会贯通，正智才得以圆满。独觉的利器，是没有烦恼漏染的后起根器。哪里需要思考、从哪里度脱，也无法穷究它的本源。清净而长久空寂，包容万物而没有边际；无所谓生起，也无所谓灭亡；无所谓束缚，也无所谓解脱。迷惑者处在炎热的宅舍，觉悟者处在清凉的境界；在这里没有二相，才到达真实境界。凭借这种至极的因，登上平等究竟的果报；具足三十二相，成就八十种好；驾驭一乘法车，摧毁五种魔道。若以形色来观察我，这就是邪见颠倒。花藏世界有百亿国土，一土一佛；澄澈的水波流经千川，一水一月；月体本来是一个，水波中的月影却有千种。我的老师在这一道理上，善于行持而不留行迹。卷七百十六。陈仲师。陈仲师任吏部郎中。《鹊始巢赋》。霜天一片惨淡，枫树的梢头，喜鹊搭起层层巢穴，轻快的鸟儿在那里住宿。它在高大的树枝上上下飞跃，为自己弱小的羽翼感到惭愧。四面周旋经营，翻飞缭绕。走在危险处，金丸却没有发射；传送喜讯时，珠帘忽然打开。追随最初的眷恋，不因尖利的嘴而彼此猜疑。它把巢架在树梢，居住在山岩角落。容得下双足时，便盼望一根树枝来栖息；翻身之际，穿越众多树木飞来。拂晓时鸣声很多，冲上长空的意趣深远。它珍惜早晚的光阴，却迷失于往返饮水啄食。于是抓取腐草，衔来飞蓬；一尺一尺重叠堆积，回环于青翠的天空之下。凌寒而行，又靠近初升的太阳；构筑巢穴时，却偏偏忧虑夜间的风。俯仰之间寻求容身之处，希望凭借拾取细物的力量；纵横安排居止，希望成就积薪般的功劳。一定要使轻快飞举得到方便，使群鸟能够共同飞翔。游玩嬉戏终于可以邻近清幽之境，长期摆脱雕刻的鸟笼。这就是所谓拾取实物来构筑，凭借虚空相互借力。否则羽翼折毁，三冬也将过去。飞莺将要飞出深谷，黄雀也夸耀自己的大厦。因此越过遥远的树林，飞到庭前；仰望秋日的肃爽，远远羡慕树木枝叶的繁茂。绕树飞行时，暂且随着乌鸟会聚；归来筑巢时，却常常害怕鸠鸟占居。并不是小鸟敢于争竞，只是幸好嘉树尚有余地。唉！它摇尾表示驯服，收敛姿态聚集停息。它依靠主人，来到这里时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样安静。它不能用语言显露聪慧，也不善于舞蹈来招人喜爱。倘若投身玉石而没有灾祸，便借着搏击风势开始飞翔。所以筑巢于树林之中又能报答什么呢？只有受到感化、留下印记才算完结。《鹊巢背太岁赋》。营造巢穴自有原因，只有喜鹊最为不同。它从小寒之日开始筑巢，不正对太岁神所在的方向。辨别向背来经营，必先避开禁地；看着纵横堆积的枝草，足以藩护自身。它还振翅徘徊，向着角落栖息；时时怀有择木而居的智慧，每天积累柴薪般的力量。若在离宫之内，就不能向南筑巢；如果正当子午之中，也没有理由向北迁移。所以它首先表明不同，选择胜地，知道归宿；顺应时节而迁移变化，辨别方位的对错。想到那光明的神灵，也会改变地点而居；回头看看自己的弱羽，究竟凭哪一根树枝才可以依靠。时运如果能够使居处安稳，怎么会推辞劳作呢？它衔来腐草构筑巢穴，朝着高树枝安置踪迹。行动时观察所忌，和古人筑巢的道理不同；理数不能完全相合，就像方士精通历法一样。既然选择地点，难道会不知道风向吗？正好依托一根树枝，虽然也可能受到小数的拘束。又相互应和鸣叫，欢乐与鸟雀相同；于是占卜居处而聚居，趋向它甚至胜过野鸭。何况还借用茅草搭建屋舍，特别承受庇护遮盖。任凭风雨而自得其适，岂会因为阴阳而失去安泰？想到土壤适宜之处，足见它懂得方位；相信天理自然运行，怎么会向着昏暗之处呢？此时节已到元律，正值严寒。回头看地角便知道禁忌，难道能够违背天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