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百五十二

译臣看见中书门下的牒文，奉皇帝诏令说：“钱币价值重而货物价值轻，造成的弊病十分严重，应命令百官各按自己的见解撰写利弊状，一并奏报。”臣任职于有关部门，错误地总管国家财政，权衡财物、改革弊病，本是职责所在，理应放在心上；自己想来，怎么能等候询问才开始谋划呢？臣认为，替人制定法令，必定要寻求适中；如果不能救济众人，这样制定的法令就是不善。因此臣早晚都在心中思考，深感这种办法很难。现在奉到制书，命令广泛采纳百官意见，臣既然是主管部门的官员，怎么敢不知道惭愧？既然没有早早思考自己的见解，来上报圣上，现在才和一般官员一起列名随众上奏，恐怕有失主管部门奉行职事的体统，也辜负了尸位素餐的罪责。何况众人共同谋划，意见过多，因而不能集中；满朝廷的议论，自古以来都知道是如此。至于扩大产业、按山地征收税赋和谷帛，发放公府朽坏的钱串，禁止私人家中积存的钱帛，使钱流通起来、货物保持恒定价格，这些都是群臣共同议论的，所指的事情也都正确。只是等陛下施行，有关部门遵守这些利弊之说，自然就足以验证效果。若是还要广泛引述古今，铺陈夸饰辞辩，就像齐国画饼一样，对国家的经常之道没有益处；恐怕反而加重空文，臣不敢轻率议论。谨此陈议。○迁移宗庙神主议 谨按，礼官认为，等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的神主升入太庙附祭时，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的神主按代数应当迁出的宗庙。议论者说：“中宗复辟而实现中兴，应当列为百代不迁的宗庙。”台、省官员等又议论说：“武则天只是临朝摄政，那么中宗就不是中兴之主，不能列为不迁的宗庙。”依愚臣所作的裁断，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礼制的中正之处。考察礼官与台、省官员等人的议论，他们只是认为中宗不是中兴之主，所以不能成为不迁的宗庙，却不知道即使中宗确实是中兴之主，也不能成为不迁的宗庙。为什么呢？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这只是说最初建立功业的称祖，最初建立德业的称宗，并不是说后代凡是有功有德的都要称祖称宗。《礼纬》说，唐、虞设置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庙。夏代不另立太祖之庙，只有四庙；到后代把禹称为宗，也就设置了五庙。其余如仲康恢复夏的王位、少康取代寒浞，难道不是继承夏而实现中兴吗？但都没有祖宗的称号。商代以契为始祖，最初设置五庙；后代以汤为宗，于是设置六庙。太戊、武丁等虽有中宗、高宗的称号，也只是子孙加给他们的美称，同样没有不迁的说法。周人以弃为始祖，后代又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于是设置七庙。唐、虞、夏、殷、周五代，虽然设置宗庙的数目不同，实际上亲属宗庙都以四庙为标准。《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因此，后稷、文王、武王三庙属于不迁之庙，其余从成王、康王以下，全都属于祧庙。所以《周礼》“守祧”的注说：“先公的祧庙，附祭于后稷之庙；先王的祧庙，附祭于文王、武王之庙。”如果认为后代凡是有功、有德的人都应成为不迁之庙，那么成王、康王使刑罚停止使用，宣王实现中兴，平王建立东周，难道不都是有功有德吗？但都没有不迁的说法。臣认为，七庙的数目既然已经确定，如果亲属关系已尽的宗庙不毁弃，那么亲亲制度中的昭穆就无处设置了，所以不得不迁入祧庙。到了汉代，承接秦代焚书灭学之后，儒者不通晓礼制的大义，匡衡、贡禹等人于是建议说：“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惠帝、景帝以下都迁入祧庙。”恰逢汉朝国运不长，昭帝、成帝以下的君主，德行都比不上这四位；假如汉朝有八百年的国祚，继承德业的君主中有七人像孝文、孝武一样，都成为不迁之庙，难道后代就可以不祭祀自己的祖先了吗？不合经义的言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有人认为七庙之外还应另立祖宗之庙，按道理推究，这尤其不可行。假如本朝以景皇帝为太祖，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为高祖，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为太宗，另外排列六座昭穆之庙，再加上不迁之庙共九庙，这样就会认为积累深厚的人流传恩泽广远，所以又增加了六座亲亲之庙。能够流传无穷的制度，是替万代考虑的。国家以圣人产生圣人，以明君继承明君，如果所有有德的宗都成为有功的祖，那么就会有百祖千宗，全都居于另立的宗庙，这在礼制上又怎么可以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对君主作出褒贬评价以后，才决定是否迁庙，那么这就是臣子妄加议论的过错，万代也没有可以传承的法则；考察殷、周没有依据，按照情理来说又两方面都不相合。考察古制而适用于今天，谁能说这样可行？为什么不删去汉朝不合经义的说法，征取殷、周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遵从亲属关系尽了就迁庙的常规，把它作为万代不朽的定制？这样既不改变亲亲祭祀的制度，最终也没有疑惑，实在是一代圣王的盛大典章。谨此陈议。○回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问 问：朕观察古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总是兢兢业业，承顺天意、顺应地道，无不思求贤能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之言来听闻自己的过失。所以禹听取“昌言”，美善的谋议没有被隐没；汉代征求“极谏”，文学之士逐渐得到进用，用来匡正时弊、救济民俗，没有不遵循这些办法的。后来相沿而行，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又设置科目条文，增加对才华出众者的搜求，舍弃极力斥责自己的至理之言，进用没有实际用处的浮华文章；能够指斥切中、说得明白的人，很少在当代受到称誉。这就是朕叹息忧伤、思求真实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的诚意，询问治理的本体和功用的要领，希望所说的能够实行，实行起来不感到厌倦；上面获得它的益处，下面表达自己的实情，君臣之间欢快地相互交往。诸位士大夫难道不应努力思考朕的话，把它阐明完善吗？我国家光耀四海，国年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宏扬教化，万国怀念仁德；三王的礼制无不讲习，六代的音乐无不演奏，恩泽渐渐施及下民，功德上达于天。自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自从祸乱的根源泄漏、国政败坏，军队长期驻扎中原，百姓困苦耗竭，损耗了大半。农业和战争都不是古代那样的状态，衣食很少有储备；想到这些疲惫的百姓，还没有实现富足。督促耕种的事业，但人们没有安恋农业根本的心；严定盐酒专卖的科条，下面又有重重征敛的困苦。

译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恢复盛世？运用什么道路才可以救济当前的艰难？过去的过失，哪些应当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当警戒？从前主父偃针对晁错造成的祸患而采用推恩令，管夷吾使齐桓公称霸而实行寄寓之令；精心探求古人的意旨，启发后世贤哲的思考，这些内容朕都广泛听闻，当然应当详细研究。又说到掌握政权的办法：君主垂衣拱手而不发言，把政事交给下面的人，就会使臣下按照自己的私意行事；专掌在君主手中，臣下又不能发挥功效。这两条道路如何取舍，还没有得到可以遵从的办法，朕心中茫然，这正是疑惑所在。诸位士大夫谁能探究其中的旨意，把它写在篇章中？这件事由朕亲自发起，不要忧虑日后会造成祸害。回答：臣正忧虑近代以来策问不能施行，幸而陛下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气，微臣难道敢忍住不说吗？臣听说，古人通过言论来贡纳人才，难道只是虚饰美名吗？实在是要采用这些言论。因此益赞助禹而班师，说服周王恢复王业而制作诰命，这些都是采用言论的大略。到了汉文帝以不如尧舜为羞，才开始用策问来求取士人，于是天下郡国都有贤良之士贡入，只有晁错真正回应了诏令。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才出现，然而最终还是不能选择采用策对，把它施行于天下。采用他的策论而不舍弃这个人，是因为他的策论有利于当时；得到这个人却舍弃他的策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样，就只是设置考试言论的科目，却得不到采用言论的实际效果。到了魏晋，朝廷的政令早晨制定、晚上败坏都来不及，又哪里值得谈论他们的策论呢？我唐历代圣君统治天下，策问天下士人的次数很多，各人在当时无不因此显扬名声、得到爵禄的宠荣；然而从没有听说天下人说：“某日天子下达了某项策问，得到某位士人，实行了某条策略，成就了某项功业。”难道是不知道直言的诏令屡次下达，而直言之士没有出现吗？还是不知道直言之士屡次出现，而直言的策论没有被采用吗？如今陛下刚刚统治天下，致力于切实关系百姓，寻求斥责自己的至理之言，要求明确切实的正确论说，实在是命令说话的人代代相传的盛大本意，微臣哪里足以承当呢？然而臣之所以献上愚陋的回答，都是指陈弊病、陈述实际而作为根本，不是罗列一般情况、用华丽辞藻装饰文章；事情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使繁琐也一定进献；言论只要合乎道理，即使浅陋也一定记录。这本来不足以完全符合陛下恳切的诚意，但希望可以尽到微臣所理解的体用之道。伏愿陛下把臣这篇策论交给有关部门，如果有可取之处，就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说：“可惜汉文帝虽然用策问求取士人，到了我朝明君，才真正能够用策论救济百姓。”这样，臣一生的愿望就完成了。如果言论不适用、策略不合时宜，那么臣就有蒙蔽圣明、欺骗上天的罪过，应当置于典刑之下，陛下本来也不该宽赦我；这也是臣甘愿承受的。臣恭敬地读了圣上的策问，才看见陛下忧悼礼乐渐渐衰微，哀怜百姓陷于深重困苦，责求恢复盛世、救济艰难的方法，斟酌推恩令和寄寓之令是否适宜；这些都是当今最急迫的弊病，微臣岂敢不分别说明并记录下来？从前我高祖武皇帝扫除乱政，我太宗文皇帝平定干戈，以仁德之风施加天下，以恩泽之露滋润天下；使天下的劳役停止，天下百姓得到安宁；减少天下的刑罚，天下百姓得以长寿；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使天下的气氛和谐；统合天下的民众，使天下民众得到治理。因此敬重谦让的礼节彰显，和谐亲爱的教化推行，所以革新了三王所沿袭的制度，兼备六代音乐的全部美善。称说至高德行的人，把文皇帝与尧舜并举，难道是不同寻常的事吗？实在是因为有诚信来推行它。明皇帝即位，确实号称中兴；当他任用姚崇、宋璟而尊重贤能时，即使禹、汤、文王、武王时代的风俗，也不能超过他。四十年间，刑罚没有使用，人民日益繁殖，四海极为太平。于是举行升中告禅的仪式，封禅泰山并祭告嵩山、华山；想到按年巡行、应时出行的典章，便离开咸阳、镐京而到洛阳朝会。礼制既然全部实行，万物也随着消耗。天宝以后，徭役和戍守兴起，盛极而衰，这是事理的必然。过去用乳哺养育而拥有的成果，一旦之间就被战争毁灭了。战争兴起以来，到现在仍然成为祸患。战争兴起，户口就减少；户口减少，土地就荒芜；土地荒芜，赋税就加重；赋税加重，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拖欠徭役、逃避征发的罪行就增多，于是权宜之法便被采用。如今陛下亲自关注根本事务，首先询问群儒，想到礼乐没有兴盛，感叹太平尚未恢复，这确实是天下百姓将要永远失去恢复完整局面的日子，微臣很幸运能够回答并宣扬圣意。微臣认为，想要兴盛礼乐，首先要使百姓富足；想要使百姓富足，首先要停止战争。停止战争的方法，臣请略微陈述。古人所谓消除兵革，不只是撕裂军旗、销熔兵刃而已。实在是君上显明诚信，臣下才会实行忠孝；国内建立敬重谦让，外部夷狄才会和睦。夷狄和睦，边境的战争就会停止；敬让建立，争夺的祸患就会消除；争夺的祸患消除，和顺之心就会产生；和顺之心产生，礼乐之道就会兴盛。这是先王修治政事、整顿军队、兴盛礼乐、使百姓富足的大略。陛下如果一定要责成臣详细研究办法，臣再请指明具体事情来说明。假如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不能够吃饱，即使神农创立教化，天下也不能没有饥饿而死的人。所以古代不务农而能够获得食物的，只有四类人：官吏有明断狱讼的才能，便供养他；军士有面对敌人的勇气，便供养他；工匠有使人便利的技巧，便供养他；商人有流通货物的才智，便供养他。这四类，都是聪明、勇敢、巧妙、有智慧的人所从事的事情，在天下人中不过百分之一二。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不务农就不得到食物，不织布就不得到衣服。人的常情是，衣食从内心逼迫自己，劳作便从外部兴起；所以游荡求食的人总是少，致力于根本生产的人总是多。哪里是强迫他们呢？只是那条道路容易谋求，而另一条道路难以达到罢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官吏治理没有明确的考课，士卒废弃了实际的检阅稽核；各种货物极尽奢侈奇巧的工艺，列肆商铺全是兼并财利的商人；再加上依附佛教的人，没有弃绝华饰、脱离世俗的贞操，却享有逃避徭役、逃脱刑罚的恩宠；假称穿戎服的人，没有超乘挽强的勇力，却有横行攻击、辱骂官吏的骄横。因此天下十个人中有九个成为游食之民，只有那些愚笨朴实、谨慎而不能自行迁徙的人，后来才依附农业。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那一边安逸而容易安居，这一边劳苦而难以维持。游惰之户藏有财富，耕桑之税便越来越重；过去十户共同耕种还不够供给的情况，如今将要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

译即使有仁慈惠民的长官、仁厚隐恤的官吏，也尚且不能保存下去；如果再加以严厉打击，他们就会转眼流离到沟壑之中。如今考核官吏，把赋税征收没有拖欠作为最高标准；据臣看来，能够满足陛下赋税需要的人，实际上正是伤害陛下百姓的人。如果这样，那么耕桑之税已经如此沉重，游惰之民又如此众多；耕桑之税重，安恋本业的心就淡薄；游惰之户多，富足的道路就废弃，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确考课官吏的法则，减少不劳而食的人，断绝雕琢文辞等不急迫的技艺，停止商人兼并财利的事业，整肃佛教徒的行为，严明检阅稽核的法令，减轻农桑的徭役，兴起耕种和作战的办法，那么游惰之户就会全部归农，安恋本业的心就会稳固。安恋本业的心稳固，富足的教化就会兴起，贞观、开元的盛世也会恢复。这样，过去的过失便可由前面的事情得到惩戒，将来的忧患便可由后面的事情得到警戒，只在陛下长久地戒备、谨慎罢了。至于主父偃乘七国兼并之后的形势，想要分裂它们而假托推恩；管夷吾处在诸侯争夺的时代，先凭借欺诈和武力而实行寄寓之令，这些都只是一时的权术，难道可以说是明白通达、与日月同样光明，适用于圣朝的吗？臣虽然卑贱平庸，尚且不敢在帝王当世陈述王道，何况是权术呢？这是臣深感羞耻的地方，所以没有详细研究说明。臣恭敬地读了圣上的策问，又看见陛下认为掌握政权而不亲自处理，群臣就会任意行事；亲自处理政务，百官就没有结党；又认为汉元帝崇尚儒学而使盛业衰败，光武帝考核吏职而不明通达事理的道理。依臣思考，这些都不对。把政事交给下面的人而使他们任意行事，实在是因为考核功绩的科条废弛，清官和浊官的流品混乱。崇尚儒术却使盛业衰败，实在是因为章句之学兴起，而贯通经纬的学问丧失。考核官吏职事却不明通达事理，实在是因为苛细监察的法令推行，而会计考核的期限过于急迫。臣请分条列举说明。神农砍削耒耜、教人耕种，是为了开垦良田、种植嘉谷；然而不能阻止稂莠滋生，阻止它们的方法只是割除并铲掉它们。唐尧开设朝廷，设置百揆之职，也是为了栽培禹、舜，培育皋陶；但同样不能阻止共工、驩兜的叛逆，阻止他们的方法只是放逐、抛弃、流放和诛杀。神农没有因为稂莠滋生就废弃耒耜的功用，所以能够保存使用农具的方法；唐尧没有因为四凶获罪就罢夺舜、禹的职任，所以能够始终奉行任用贤人的道路。如此看来，只在于陛下所任用的人究竟如何，怎么能说任用本身一定不可行呢？至于考核功绩的科条废弛、章句之学兴起、贯通经纬的道路丧失、会计考核期限急迫，都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希望陛下纠正汉元帝、光武帝的做法，臣就迅速列举这些问题来作结。如今国家所谓兴盛儒术，难道不是因为设置了通晓《经》学文字的科目吗？所谓通晓《经》学，又不过是覆盖猜射几个字，能够说明经义的也只达到辨析篇章条文的程度；因此每年中第的人多达百数，而真正通晓《经》学的人却寥寥无几。把这叫作通晓《经》学，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至于工于文章、参加考试的人，也不过是雕琢词句的才华、搜罗摘取孤立文句的学问；如果有人出于这些方面，公卿之位可以坐等获得，郎署职位可以俯身求取，声名风气可以被大力树立，却不依据考核优劣；连年中科的人升进很快，屡次考中的人官位很高，拱手沉默、因循守旧的人反而成为清流，依据迁转法任官的人却被视为俗吏。把这叫作儒术，也应该这样吗？所谓考核吏职，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有按次序升进、选拔人才的作用吗？臣私下观察如今参加朝廷选任而不经过文字考试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即使张开众多罗网去捕一只禽鸟，尚且不能捕获；何况只张开一只网眼来罗列万类，却希望飞的、走的、大的、小的全都从其中出来，怎么可能呢？用这种方法考察众多官吏，又怎么能够考察清楚呢？如果不能考察清楚，又怎么能够任用他们而断绝他们的私心呢？这就是陛下将要掌握政权而感叹臣下任意行事、想到垂衣拱手而担心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实在是臣所说的考核监察之道不明。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让礼部用两科来选取士人：凡是学习《唐礼》《六典》《律令》以及国家制度之书的，都可以任用；至于九《经》、历代史书，能够专精其中一门的，都可以称为学士。其中贯通大义、与大道相合的列为上等，口头熟习文理的列为次等。至于诗、赋、判、论等以文章自试的，都可以称为文士；能够贯通古今、使道理合乎是非的列为上等，辞藻华美典雅的列为次等。凡是从平民到尚未在朝廷各省任职的人，都可以凭这两科求取士人；礼部评定高下，交给吏部，授予恩宠和俸禄。这样，儒术之道就会兴盛，贯通古今的文章也会兴盛。吏部取消书、判、身、言四项选官标准，设置三种任用人才的方式。第一叫考核才能的方式：每年让朝廷中地位尊崇的人选一人，与礼部郎官共同考核天下官吏中治理成绩列为第一至第三等的人；考定之日，根据他们的功劳和事状升进任用。对于牧守县宰等安抚百姓的官员，凡是凭借治理成绩获得的，也实行最高奖赏。这样，迁转升降的途径就清楚了，升迁快慢的区别也确定了。第二叫任用贤能的方式：每年在朝廷内部，从仆射直到各有关部门的正长官；在朝廷外部，从廉访、节制等长官，各自推荐一名具备朝廷选任资格的人。外自牧守，内至于在朝任职的百官，各自从郡县荐举一名官吏。根据他们所荐举的人授予官职，辨明其考绩而予以赏罚。没有荐举贤才，是不善于考察；荐举了不贤之人，是不精审；不精审和不善考察，罪责相同。若这种保举任用的制度能够实行，贤能与不肖之人的职位就会有所区别了。第三是按照常规叙用的制度：有的学业不能通达经术，才干不能符合文职要求，政绩不能列入最优，品行也不为人所知，就按照限年考资的规定加以任用。这样，叙用官员的制度便能保持常规，而有一技之长的人也不会被遗弃。两种考选制度确立，群才就会得到任用；三种常规实行，众官就能各当其职。陛下于是执掌权柄来驾驭他们，总揽中枢来匡正他们，委任百官，就像心与眼支配四肢一样，难道四肢运作而会对心眼毫无效用吗？考察群才，就像明镜照见美丑，难道形体的美丑会在明镜中逃匿吗？然后陛下打开四方之门，使进言的道路通畅；明察四方之目，以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通达四方之聪，以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取。不存私心，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端坐在朝堂，高居帝位。用冕旒遮蔽自己的眼睛，却能察见秋毫；用黈纩塞住耳朵，却能听到细微声响。这样一来，汉元帝那些拘泥章句的儒生、光武帝督责臣下的权术，又哪里值得向陛下提起呢？

译况且我听说，圣人在上，人民就不会遭受夭折灾害。像我这样的人，出生还没有到壮年，就奉戴陛下为君；仁慈、长寿、欢乐、安康，本来没有穷尽，何必忽然使自己苦恼，伤心竭虑来谈论天下之事呢？我认为国家自从兴兵以来，天下百姓悲惨忧愁，已经五十年了。自陛下即位以后，白发老者没有不泣血谈论开元年间的政治的。我担心这些人来不及看见陛下功业成就、天下安定的教化，就先在黄泉之下含恨而死。这就是我心中急切忧虑的事，陛下难道不能体察并怜悯我的心意吗？谨此答复。○错字判 丁申报文书上呈后，尚书省加以审查。文书中说：虽然有错误，但可以施行采用。文书奏报偶有差错，本来应当防止诈伪；这种情形可以办理，必定另有实情。如果是由于别有因缘而产生的奸诈，就应宽宥过失和错误的处罚。丁氏正在编造计簿，忽然错误地写了正名，竟没有在细微处加以戒慎，于是被责怪为起草失误。然而法律既有规定，尚书省也有审查制度，错误自有不同等级。倘若把一百写成一千，就像把赏赐的缣帛写错而难以赦免；如果应当写五写成四，即使缺少一匹马，又有什么妨害？假如错误像鱼、鲁二字那样相差悬殊，也应宽恕，因为甲、由二字相近，尚未相距太远。审查它的错误，虽有三豕成鲁的疑惑；既然申诉说可以施行，就难以仅因一字而加以贬责。请各位会府官员，宽弃这一点小瑕疵。这并不是为愚昧者申诉，依法本来就应当如此。○易家有《归藏》判 甲是处士，家中收藏《归藏易》，常用七、八来占卜，邻人告发他行使左道。甲不服。四营卦象构成《易》，本来就是用来穷究神妙之理的；三代推演卦图，谁能说它会惑乱众人？甲立志敦厚朴素地践行正道，学问通晓《青囊》，并没有说它不是圣人之书，却忽然招来诬告善人的诉状。即使以九、六排列卦爻，我也知道这与周《经》相背；但用七、八占卜，你为什么不看看殷代的道理？只是惊异于卦象不同，它们实际上同归于一。虽然排列数字如同冠履上下相悬，领会其中旨意后，便可以忘掉筌蹄。况且穆姜遇艮卦，足以证明麟史所载之文；孔子得到坤卦，也可以验证《归藏》列坤为首的说法。根据这些事实来回答责问，可以用来质疑对甲的指控。○修堤请种树判 乙修完堤坝，又请求给种树的功劳和费用。主管官署认为这是不急迫的事务，乙坚持请求营造修缮。法令规定，各诸侯国水堤以内不得建造刑场和民居；堤内外各五步以及堤上，都要种植榆树、柳树和杂树；如果堤内狭窄，也要种植，准备作为堤坝之用。良好的防护工程既已完成，本来就应当评定功效；种植柔木，也将用来补救毁坏。乙急切请求，谁说这是过分要求？隐藏木椎的工程虽然已经结束，排列树木的考虑仍然迫切；主管官署加以阻止，实际上很难做到预先防备。如果吝惜培养树木的费用，实在不是长远之利；若远求木材来作犍牛之用，岂不是更加劳费？既然应当从修缮完备方面取得成效，又何必烦劳种植树木？况且十年之后便可见效，五步之制足以验证；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备，就是预先写定禁令。这样因势利用，或许可以避免瓠子决口之灾；如果说了却不听从，恐怕会使人像匏瓜一样徒然悬挂而无所作为。○夜绩判 县里申报说：每年十月，进入各里让里胥召集妇女，令她们结伴夜间纺绩，每月考核四十五功。允许她们歌唱，行人认为这样很好，便在道路上传播此事；按察使加以禁止。太师以此事失职而提出诉辞。天体回转，大地运行，阳气产生，阴气消退。玉衡指向孟冬的方位，催促纺绩的寒声响起；金昴星临近短日景的黄昏，那些人应当在室内劳作。观察这些同邑之人，勉励他们顺应时令。告诫坐守塾舍的里胥，考察妇女入内的情况；率领同巷的众妇，结伴纺绩。白色丝线柔如霜雪，纷纷不断如同长夜漏刻；红色灯火向上燃烧，大家都能借余光而节省费用。夜间加倍做工，胜过白日；白日留有考课，年终便可评定优劣。像廉叔劝导蜀地那样，妇女穿短襦而歌唱；像古公居住豳地那样，茅屋中传诵歌谣。所以使风俗和谐，家庭也得到安定。若有人尚未得到适宜的处所，或者内心悲伤而发出吟咏，那么《召南·摽有梅》是求取吉士的诗，编入王化之音；《小雅·采芑》寄托征伐之意，列在《雅》诗之中。行人掌管宣布教化，已经载入搜扬人才的制度；在这个邦国得到歌咏，就应远播而使其声势盛大。太师掌管音乐，确实承受了使乐声和谐的职责；按察使观察风俗，为什么反而要禁止它而说是失职？先王制定的法令，难道会以有理的事情为罪吗？○田中种树判 乙在田地里种树，邻里的里长责怪树木妨害五谷，乙于是表示不服。百草装点大地，从物产来说虽好，但五谷依靠天时，对人尤其重要。乙姑且勤于种树，却很有可能损害农作物收成；排列树木不利于环绕住宅，播种谷物又因此妨碍整块田地。即使椅、桐、梓、漆树有时能成为木匠所需的材料，但黍、稷、稻、粱应当优先于后稷所播种的庄稼。假如损害田垄，哪里还用得着树木成荫成行？即使有使人休息乘凉的想法，难道能同盼望丰年相比吗？把树种在场圃中，符合周官的制度；把树种在田地里，却明显违背汉代的规定。既然难以抵偿所受责罚，就不应当顺从错误。○屯田官考绩判 戊作为营田使，申报屯田官考核期限已经超过常规，省司不予受理。申诉说：要等农事结束，才能知道成绩的优劣。约定会合的日期已经确定，确实应当呈上文状；簿籍和赋税尚未收齐，凭什么考察功绩？戊将要等到农收之后，才明确成绩和功效。三时的农事尚未受到妨害，但仍然有耗损与丰登的区别；五谷尚未收完，怎么可以议论对他的诛罚和奖赏？应当按照实际成绩责求，宁可不让考核流于空虚；如果想要依据一年收成考核，就姑且等到田事完毕。即使要荐举贤能，也应当同计偕之期相及；而农业收成确有困难，取得成效应当等到一同入库时。详细考察现行法令，本来就有常规；农官的政务没有违背，兰省的过失正在于此。○怒心鼓琴判 甲听乙弹琴，说：你是用愤怒的心情来弹奏的。乙告发甲，诉辞说：只是琴声粗厉。感受外物而有所发动，音乐的仪态应当和谐；如果气志愤怒而兴起，琴声就会猛烈激越。倘若精心考察而不被蒙蔽，哪里能逃脱真实情状？何况乙的琴声不同于和谐的鸣奏，而甲又善于听琴。他本来能够奏出和谐清亮的声音，几乎可以使舞鹤尽展其能；不久却听见杀伐之声，使人联想到捕蝉的心思。内心积聚着凌厉之气，外在声音又急促繁密，君子的心尚未平静，反而激起小人的怒气。既然积蓄的怨恨已经显露，怎么会与明白的言辞不符？详察季札观乐，尚且能够辨别治乱；知道伯牙弹奏流水之意，哪里能说他只是任意张弦？据此判定不必怀疑，事实显然不是妄诬。应当加以罢黜，以惩戒心胸狭窄。○回风变节判 甲弹琴，春天弹商调，秋天弹角调。乐正以他违背时令、失去音律为罪。甲申诉说：我能够使风回转、节气改变。八方之风依从音律，气候必定顺应时令；五音交替演奏，和谐了就能改变节气。丝弦梧桐琴的妙处若达到极致，寒暑的应和或许也会随之变化。甲务求使音乐与时令相宜，因此拨动琴弦。和着饭牛人的歌唱，白露忽然在东郊凝结；传出舞鹤的声音，春阳忽然在南吕之时生成。弹琴能够使节气到来，技艺与天道相同；即使不同于反常的妖异之事，又有什么妨害？厌恶的是掌管音乐的人竟然滥加罪名。凉风在郑国的乐曲中徐徐吹动，却突然说是失节；假如寒谷因邹律而迁移温暖，又凭什么加以刑罚？应当使和谐之薰风相应，不要使他遭受流放。○五品女乐判 辛是五品官，有女乐五人。有人将此事告到法司。辛申诉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一部女乐。辛不服。

译声乐器物都应当齐备，用来奉事尊贵之人；名位既然不同，就难以逾越等级。辛荣受五品官命，才可以使用判悬之乐，却僭越而设置三人以上，终究违背礼仪制度。若不是依照制度行事，准备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如果贪恋充满耳中的繁盛乐声，便超过了粲然女乐的规定人数。广泛排列女乐，只是效法马融的过失；内心反省有什么功劳，却想要同魏绛相比？不遵循唐代法令，徒然沉溺于宋玉式的声色。虽然提出已有一部女乐的说法，但怎能改变品级不同的事实？请惩罚这种扰乱混杂的行为，以回应众人的指责。○学生鼓琴判 己是太学生，喜欢弹琴。博士以他荒废学业为罪。己申诉说：弹的不是郑、卫之音。早晚都恭敬勤勉，并没有放弃学业；琴瑟在身边，怎么能说是沉溺于淫乐？如果没有违背和谐之道，即使不撤去琴瑟，又有什么妨害？己只是暂且因琴而放下书卷，崇尚清雅，安然调弦；希望通过通晓经书而取得青紫之贵，乐于奔走槐市；弹奏丝桐的逸韵，使它与和畅的薰风相合。爱好滥乐，不同于魏文侯；所奏和声，难道违背曾子？如果要判定他将被黜退，就应辨明他所弹奏的曲调。倘若夹杂桑间濮上的淫声，便应惩罚其繁琐卖弄的手法；如果是杏坛所传的曲调，就难以责怪其平和之心。还没有查明绿绮琴所奏的音乐，为什么急于施加对青衿学生的讥刺？我忝为掌管学业之官，应当依照国家法令考察违禁之事，但恐怕这并不是善于教人的方法。○毁方瓦合判 太学官教导孝顺的胄子说“毁去方正而像瓦片一样相合”，司业认为这不符合训导的根本原则，不予准许。教导人使他趋向贤能，虽然不是降低身份去玷辱下人，但要使他能够容纳众人，就在于毁去自己的棱角。太学将要致力于启发蒙昧，理应先委屈自己。君子不拘泥于一器一能，必须怀有虚心接受的态度；至人没有固定的成见，何必自以为贤而凌驾于万物之上？于是因循善于诱导的方式，想到谦恭之道，将要告诫人们与世俗同尘的诚意，便进而申明合土成器的赞誉。况且以谦卑自守，孔子曾在论述为儒之道时说过；礼贵在运用和谐，子张也不赞成拒绝他人。道义在于不自傲，原则在于认可可嘉之处；长养善性的根本并没有违背，成均的教诲又怎么会昏昧呢？○对父病杀牛判 壬的父亲生病，壬杀牛祈祷。县令认为这是行孝，不加罪责；州府却以违法加以判罚。出力耕种南亩，是本分；屠牛却会触犯刑法。祭祀如果像东邻那样诚敬，按理也难以凭此获得福佑。即使穿戴冠带勤勉侍奉疾病，怎么能同手持刀刃宰杀牲畜相比？壬忧虑之情或许已经充满面容，杀牛也并非毫无缘故。他以德爱护父亲，却没有听说过临终前换箦的礼法；如果因此获罪于天，就会触犯禁止杀牛的法令。他的本意虽在行孝，但舍弃法令便会扰乱常法；父亲病重确实痛切肺肝，私下祈祷却岂能同茧栗之祭相比？况且宋国人都这样做，或许可以免除登城之忧；魏郡不杀牛，终究也不是弃市的法律。法令不只是反复申明，政令正是用来维持常规的。县令恐怕漏掉罪犯，州府则下令佩戴犊鼻之饰。○对弓矢驱鸟鸢判 皇帝下诏赐宴给蕃官，主管官署没有用弓矢驱赶鸟鸢。御史弹劾他们。诉辞说：这不是祭祀之事。蛮夷纷纷到来，宰洁牛羊以举行私宴；弓矢已经张设，是为了防备鸟鸢抢夺食物。如果供给饮食都这样做，难道只有祭祀和宴享才这样吗？何况四方宾客在朝廷，通译之人也在这里，正要通过宴饮表示怀柔，怎么能废弃驱逐鸟兽的职守？况且宾主恭敬谨慎，必须防止老鼠坠落造成污秽；牲畜祭品礼数齐备，难道可以不防备鸟兽攫取肉食？既然曾经缺少弓弦和弓箭，又凭什么考察击豕之事？《周礼》的制度完备，既然专门设置分掌驱鸟的官职；官员没有尽到职责，就应当害怕御史乘骢马而来的弹劾。○千岁龟判 审问戊进献千年龟，主管官署以欺骗蒙蔽之罪举劾。戊申诉说：这只龟是在丛生的蓍草下面得到的。进献龟甲这种有介壳的动物，虽然容易使人怀疑它的年龄；但用生长的蓍草来验证，则应当有一定的数理。戊得到这块外骨，借助幽深的草丛而来；曾听说神灵能托梦示兆，将要达到百占百验，何况考察它潜藏退处的地方，足以辨别它已有千年。希望偻句之龟并没有欺骗，谁说这是蜉蝣般短暂之物引起的迷惑？何不征验幽冥神灵的辅助，反而要治他虚妄欺诈之罪？若说把蔡国龟藏在家中，那我岂敢如此；莲花在水中生长已有年岁，观察此龟也并非没有根据。法司对此加罪，实在是有所不知；进献者在此事上应当无罪。○对蕃客求鱼判 蕃官（一作“蕃客”）来到鸿胪寺，寺中没有供给鱼，客人发怒。诉辞说：水獭尚未举行祭鱼之礼。朝廷议论认为：这是失去了顺应时令的道理。沙漠地区的客人既然远道而来，供给之物理应齐备。水泽和渔梁有禁令，捕杀水产也要按照时令。如果诚信能够施及鲲鲸，教化才会在蛮夷之地实行。你们这些卿士的属官，得体地遵守礼仪。即使通过象胥进行晓谕，有人或许会说自己像冯谖一样弹铗求食；但拿水獭祭鱼来作为依据，就不能立刻撒网捕鱼，既然顾虑到不伤害万物，便阻止了烹鱼的请求。申诉并没有违背旧制，事情也必定有先后，这就是国家的常规法典，哪里用得着另讲随时变通的道理？况且驹支昧于礼法，确实尚未熟悉华夏风俗；里革在朝廷上，反而也曾迷失于夏代滥捕的旧例。应当体谅他的异俗，责备则在于有知礼之责；对过分的请求可以宽恕，姑且惩罚议论过轻这一点。○对宴客鳖小判 甲宴请宾客，进献的鳖太小。客人恼怒，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敬。诉辞说：水涝繁多，并不是傲慢。设宴是为了表示情意，鳖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姑且应当饮受主人的德意，怎么能责怪水涝繁多，责备鳖的外壳不够大，反而使自己的心胸如此狭窄？甲将要隆重行礼，却忽然遇到过分的要求。水势泛滥正盛，况且缺少大的鳖，并不以大者为贵；酒食只要齐备，何必一定要有大鳖才肯食用？我只想恭敬上宾，你却宁可贪求有介壳的水产；连小鳖都不能容忍，礼义还要怎样体现？倘若嫌弃南涧的野菜，还应当留下它的滋味；难道非要劳烦东海的大鳖，之后才适合尽欢吗？甲的言辞没有违背薄施之礼，客人的愤怒却难以使堵父相信。○对养鸡猪判 甲任郡守，命百姓饲养母猪和鸡。督邮劝谏说这是扰民，不予准许。以仁爱之风教化百姓，增加财富是当务之急；教导他们饲养牲畜，若能有利于民俗，益处就很多。甲位列郡守，施政如同佩戴犊鼻之人，将要消除饥饿困乏的祸患，所以先从繁殖牲畜、积聚财富做起，使百姓不断生息，并不是故意扰民。两头母猪可以同龚遂的政绩相比，五只鸡足以验证陶朱公的富民之术；即使勤于教导饲养，宰杀烹食也会获利，既然符合繁殖货财的道理，就可以使百姓不至于因贫穷而吃不饱。让肩挑农具的农夫不至于白白种黍，拄杖放牧的人难道只能割葵菜吗？百姓不再有只见禽卵而思食的忧虑，风俗都能节省粮食而用于祭祀；这确实是在致力于根本，哪里还用得着另定规条？况且这不同于征收米盐那样的烦扰，又何必害怕纠察绳治的劝谏呢？○对狗伤人有牌判 癸家养的狗伤了人，乙向官府申论，请求赔偿。诉辞说：门上有牌子作了标记，行路的人自己没有谨慎。饲养的狗不驯而伤人，主人必定有罪；既然有标志而有人自行触犯，要求赔偿便不对了。既然已经悬挂了提醒来人不要招惹犬吠的牌子，难道还能忘记谨慎行走的道理吗？癸并没有驱使狗伤人，乙又怎么能责怪主人？自己没有周全防备，反而还因被咬伤而贪求财货。有牌子而不加谨慎，若要请求赔偿，就应当责问庚；没有标识而伤人，才应当加重处罚。根据诉辞可以拟定判决，但往来的申诉又有什么凭据呢？●卷六百五十三 ☆元稹（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