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百五十四

译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那些倔强的人，我们用良将强兵作为缰绳和马策，用高官美爵使他们的肠胃得到满足，使他们内心安定而不受挫折，对外宽容而不受拘束；这也像豢养驯扰虎狼而不触犯它们的心意，使愤怒之气不萌发。这就是大历、贞元年间守护国家的方法，又何必急于交战、焚烧煎熬我们的百姓，然后才感到痛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正是以这种办法造成了祸患。当时有几十座城、成百上千的士卒，朝廷便对待他们宽厚，借法故而宽贷，于是他们放眼自大、发表狂言，自树一方势力，破坏制度、削弱法令，争相以尊贵奢侈自居。天子养成威胁而不追问，有司安守现状而不呵斥。王侯的爵位，他们越级录用、接受；朝见聘问也不来，反而用几杖扶持他们。叛逆者的子弟和俘虏被允许娶皇室女子，皇子也与之联姻；装饰衣缘、采色器物，没有不备办的。因此土地越来越广，兵力越来越强，僭越比拟越来越厉害，奢侈之心越来越盛。于是土地、田产和名位器物几乎都分尽了，而盗贼的贪心还没有达到边际。于是出现了淫靡名号、越级称号，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发誓盟誓自行建立政权，安然淡定而毫不畏惧，驱兵四处侵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赵、魏、燕、齐首先大肆倡乱，梁、蔡、吴、蜀又跟随响应。其余那些混乱喧嚣、想要仿效他们的人，到处都是。适逢孝武皇帝的时代，他日夜忧劳而不忘国事，前代英杰和后世豪杰，夜晚思考、早晨议论，所以大的便加以诛除，小的便以恩惠招来；不然，周、秦的京畿，几乎要成为他们驰骋侵猎之地了。大体说来，活着的人自然欲望很多，有欲望而不能得到就会愤怒，愤怒之后争斗和祸乱便随之而来。因此在家庭中用教诲和鞭笞，在国家中用刑罚，在天下用征伐，这就是用来裁制欲望、堵塞争斗的办法。大历、贞元年间，完全反其道而行，拿有限的所有去堵塞无边的争斗，所以首尾、手指和四肢几乎不能相互运转。如今不知道这才是错误，反而把它作为常法。我看盗贼的祸患不只会止于河北。唉！大历、贞元守护国家的方法，永远要以此为戒啊。《论相》。吕公善于给人相面，说女子吕后将来会大贵，应当把她嫁给季。后来季成为天子，吕后又临朝称制统治天下，把吕氏子弟都封在大国。隋文帝相面师来和等几人，也说某些人将来会做皇帝，后来他们篡夺帝位，果然得逞。相面之法确实没有错。吕氏从称制到成为太后，总共二十多年；隋文帝从篡位到隋朝灭亡，总共三十六年；男女族属几乎都被杀灭。秦朝末年，吕氏是大族；周朝末年，杨氏担任八柱国，公侯世袭已久。一旦凭一个女子、一个男子而偷取帝位名号，不到二三十年，壮年、老年和婴儿全都不得善终。不知一个女子究竟是吕氏的福，还是祸？一个男子究竟是杨氏的祸，还是福？得到一时的尊贵，却灭掉百世的宗族，那些懂相面之法的人应当说：这一定是吕氏、杨氏的祸患，这样才可以算善于给人相面。如今砍断一根手指便得到天下，普通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何况以一个女子、一个男子去换取整个宗族呢？我读荀卿《非相》，因此感慨吕氏、杨氏，知道荀卿真是大儒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塞废井文》。井废弃了就不填塞，古代没有什么依据。如今州府的厅堂有井，废弃了不填；住宅正堂上有井，废弃了也不填，有的用匣子保护，有的横放木头再用土覆盖。甚至有的年代久了木头腐朽，使人掉下去以至死亡，世俗却始终不填，不知道究竟出自什么典故，竟认为井不可填塞？井虽然列入五祀，在都邑之中也只是小物。假如盘庚五次迁都，连社稷、宗庙尚且毁弃旧址，难道唯独井不能填吗？古代实行井田制，九顷田地由八家居住，周围环绕而居；每家一夫耕食一顷，中间一顷种蔬菜并凿井，八家共同汲水，这是为了登记齐民，也重视不使地气泄漏。由小推及大，人身上有疮，不医治就会死；树木有疮，长久不封合也会死。土地有千万个疮，对土地会怎样呢？古代八家共用一口井，如今每家都有一口井，有的大家族甚至有四五口井，比古代多十倍。地气泄漏，出产就会脆弱浅薄；人生活在土地之中，如今的人不如古人浑厚刚强、坚实统一，难道不是由于地气泄漏吗？《易》说：“改邑不改井。”这是取井不变的象来说明安定，并不是说井不可填塞。天下每个州，春、秋两季，天子允许州府抽取平常上缴的赋税来赐宴；刺史和州吏一定要开辟场地建造大屋，以张大这件事。黄州正有这样的地方，那里有一口古井没有填塞，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投放进去，并用土把它填实。《三子言性辩》。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杨子说人性善恶混杂。喜、哀、惧、恶、欲、爱、怒，这七种是情感，情感出自本性。七种情感中，爱和怒一出生便自然具备。这两者是本性的根，也是恶的开端。婴儿看见乳汁一定急切求取，得不到就啼哭，这是爱和怒与婴儿一同出生，哪里知道其余五种情感呢？长大以后，其余五种才随之产生。有的出现，有的消失；有的浓厚，有的淡薄；至于爱和怒，从来片刻也不曾离开婴儿，直到长大。君子的本性，爱和怒都很淡薄，不越出正道。中等之人的品性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是因为有爱时会受礼的约束，有怒时会畏惧法律。社会有礼法，越过礼法的人不敢放纵自己的感情；社会没有礼法，感情也会随之炽烈。至于小人，即使有礼法也不能制止他；有爱就要索取，求取不得就发怒，发怒就作乱。所以说，爱和怒是本性的根、恶的开端，与婴儿一同出生，伴随他直到成年。凡是说人性善的，多引用舜、禹；说人性不善的，多引用丹朱、商均。舜、禹这样的两位君子，自有人类以来，像这两位君子一样的总共有几人呢？不能拿他们作为普遍的比喻。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出生在尧、舜的时代，受到他们的教化，都应当成为善人；何况生在他们家中，亲自作为父子相处，却如蒸气不能使东西滋润、灼热不能使东西发热，可见他们的恶与尧、舜的善恰好相反。天空只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说到光明，难道可以拿他们作为普遍的比喻吗？人的品类中，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的很多；在这种可上可下的本性中，爱和怒占多数。爱和怒是恶的开端。荀子说人性恶，与丹朱、商均相比，荀子的说法就多有根据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题荀文若传后》。

译荀文若替曹操谋划，夺取兖州；这可以比作汉高祖、汉光武没有放弃关中、河内。官渡之战不让曹操退回许都，可以比作楚汉相争时守住成皋。凡是筹划计谋、进行比拟，没有不把帝王的事业许给曹操，把天下交付给他的。事情成功、功业完成后，他想在汉代邀取名声；把自身托付给曹操的道路，能够算作忠吗？世人都说曹操、司马懿可以相提并论。况且东汉崩裂离散，京城迁徙，皇帝流离，天下大乱；曹操在东都起兵，把献帝从徒步、困饿之中扶持出来，南征北伐，近三十年才奠定三分天下的基业。司马懿在安定完整的时代，从曹魏君主身边暗中发动，夺取权柄，残暴狠毒而狡诈诡谲，难道可以和曹操相比吗？假使曹操不杀伏皇后，不诛杀孔融，不囚禁杨彪，能够从容处理揖让禅代之事，虽然比不上三代圣王，天下除了曹操还有谁能够得到呢？纣王杀了一个比干，武王斩其首、焚其尸而灭掉他的国家。桓帝、灵帝四十年间杀掉成百上千个像比干一样的人，毒害流布到他们的社稷，难道还能够享受血食吗？还能登坛祭天、拜郊吗？假使当时没有曹操，献帝还能整顿他的国家吗？假使曹操不挟持献帝来号令天下，英雄豪杰能够同曹操争夺天下吗？假使没有曹操，又有谁替百姓请求生存的机会呢？教唆盗贼挖墙开柜，盗得许多金玉，却又不和他们一起抬走，难道不算盗贼吗？何况荀文若并不是盗贼。他的死，难道应当就是这样吗？《罪言》。国家大事，杜牧本来不应当议论；既然议论了，实在有罪，所以作《罪言》。百姓常常受到战争的祸害，战争发端于山东，遍及天下；不能得到山东，战争就不能平息。山东的土地，禹划分天下九州，其中第一是冀州。舜认为它的分野太大，便分为幽州、并州；衡量它们的水土，和河南相比，常常重十一二分。因此那里的人深沉凶悍，多有才力，重视承诺，能够吃苦耐劳。自魏、晋以后，繁衍浮华、过度奢侈，工艺机巧纤杂，心思姿态千变万化，风俗更加卑下隐蔽，人也更加脆弱。只有山东人敦厚地从事五种生产，把兵器弓矢作为根本，其他事物不能动摇他们，他们仍然自如。那里又出产健马，差的每天也能奔驰二百里，所以兵力常常足以抵挡天下。冀州，是说它倚仗强力而不遵循道理，希望它必然被破坏削弱，虽然已经破弱，又希望它重新强大。并州，是说它的力量足以并吞天下。幽州，是说它幽暗阴惨、好杀。因此圣人依照当地风俗给它们命名。黄帝时蚩尤成为战争的祸端，此后帝王多居住在那里，难道只是崇尚那里的风俗而在那里建都吗？自周朝衰弱以后，齐国称霸却未能延续一世，晋文公常常役使诸侯。到秦国聚集精锐击破三晋，经过六代才取得韩国，终于折断天下的脊梁；又取得赵国，便乘势收取诸国。秦朝灭亡后，韩信联合齐国占有山东，所以蒯通知道汉、楚双方的轻重取决于韩信。光武帝起兵于上谷，成就帝业于高阝。魏武帝在官渡起兵，三分天下，他占有其中的二分之一以上。晋朝发生动乱，胡人乘机作乱；到了宋武帝，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和关中，完全取得河南之地，占天下土地的十分之八，但仍不能使一个人渡过黄河去窥伺胡人。至于高齐，政治荒乱；宇文氏取得政权，隋文帝承接其势而灭掉陈朝，五百年之间，天下于是归于一家。隋文帝并不是宋武帝的对手。宋武帝不能取得山东，而隋文帝取得了山东，所以隋朝成为王者，宋武帝只能成为霸主。由此说来，山东这片地方，王者得不到它，就不能成为王者；霸者得不到它，就不能成为霸者；狡猾的贼人取得它，便因此导致天下不得安宁。国家在天宝末年，燕地盗贼逐渐兴起，出入成皋、函谷关、潼关之间，如同进入无人之地；郭子仪、李光弼之类的将领，常率五十万军队也不能越过邺城。从此一百多座城池，天下力量耗尽，却不能取得一寸土地；百姓看待他们，犹如看待回鹘、吐蕃，按义理说没有人敢窥伺他们。国家因此沿黄河修筑障碍、设置戍守，堵塞道路小径；齐、鲁、梁、蔡受到这种风气影响，也因而成为盗寇。用内地来拓展外部，又用外部来支撑内部，混乱回转，颠倒横斜，未曾有五年不发生战争。百姓日益困顿死亡，四方夷狄日益猖獗，天子因此前往陕地、汉中避难，焦虑不安地过了七十多年。唉！适逢孝武皇帝的时代，他穿洗过的衣服，日常只有一块肉，不游猎、不享乐，从卑微冗散之中选拔将相；总共十三年，才终于取得河南、山西的全部土地，清理、削平、变革，各项事情无不顺利，唯独山东不服，又两次进攻，都因不利而返回。难道上天要使百姓始终不能达到安定平泰吗？难道是人的谋划还没有达到吗？多么艰难啊，多么艰难啊！今天的天子圣明，超过古代，立志治理天下使其太平。如果想使天下百姓都没有战事，关键在于先除去兵祸；不能得到山东，兵祸就不能除去，这样我就是无休止地杀害百姓。如今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为什么呢？贞元年间，山东有燕、赵、魏叛乱，河南有齐、蔡叛乱；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都驻扎重兵。这十多个地方，只够保护自己的治所，实在不能抽出一个人去做别的事，于是使我们的力量瓦解、形势松弛，眼看着不守法的人却无可奈何。接着蜀也叛乱，吴也叛乱；其他尚未叛乱的地方，也都观望时势、上下投机，不能保证可信。从元和初年至今二十九年间，取得蜀、吴，取得蔡、齐，总共收复郡县二百多座；尚未取得的，只有山东的一百座城。土地、人口、财物、兵甲，与过去相比，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也足以自认为能够治理了。法令制度、品级格式、条文章程，果真能自治吗？贤才和奸恶之人，搜求选拔、安置舍弃，果真能自治吗？障塞戍守、干戈车马，果真能自治吗？井邑田野、仓廪财赋，果真能自治吗？如果确实不能自治，就是在帮助敌虏作恶；环绕土地三千里，扎根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帮助他们，那怎么能够攻取呢？

译所以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中策没有比攻取魏州更好的。魏州在山东最重要，在河南也最重要。为什么呢？魏州处在山东，是因为它能够遮蔽赵地；既然不能越过魏州攻取赵地，当然也不能越过赵地攻取燕地。因此燕、赵的命运常常掌握在魏州手中，魏州常常操持燕、赵的生死，所以魏州在山东最重要。黎阳距离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离盟津一百五十里，城垒彼此相望，早晨出车、傍晚交战；这两处渡口只要敌虏攻破一处，便能在几天之内驰入成皋，所以魏州在河南一带也最重要。如今愿意用近来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元和年间，聚集天下军队，讨伐蔡州、齐州，军队停留五年；没有山东的忧患，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州。前些日子讨伐沧州，军队停留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因为能够取得魏州。长庆初年讨伐赵州，一天之内五路诸侯的军队四处溃散，是因为失去了魏州。前些日子讨伐赵州，一天之内便像长庆年间那样停止，也是因为失去了魏州。因此河南、山东的轻重，始终悬系于魏州，明白可知。这并不是魏州强大到能够造成这种局面，而是地形使然。所以说：攻取魏州是中策。最下策是轻率浪战，即不计地势、不审察攻守。兵多粮多，驱赶别人使其作战，适宜防守；兵少粮少，人不必驱赶便自行作战，适宜进攻。所以我们常常在作战中失败，敌虏却常常困于防守。山东人反叛已经三五代了，如今的后生所见所闻，言语举止无不带有反叛，以为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沉浸其中，深入骨髓，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指示他们顺从方向时，他们便诋毁侵害宗族，口中说着叛乱而去，首领纷纷兴起。即使到了城池被围、粮食耗尽的时候，还要[疑字]尸作战，把这当作习俗，又怎么能同他们决一胜负呢？十多年来，我们总共三次收复赵地，都是粮食耗尽、城池将要攻下的时候。尧山战败，赵地又振作；下博战败，赵地又振作；馆陶战败，赵地又振作。所以说，不计地势、不审察攻守而进行浪战，是最下策。《原十六卫》。国家起初沿用隋朝制度，设置十六卫，将军总共三十名，属官总共一百二十八名，分署守卫、分部驻扎，夹峙于禁省两侧。自设置之初直到今天，从未废替削减。然而如今看来，设置这些官职而说不上有什么意义的，大概就是十六卫吧。推究它的本来事情和事迹，其实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起自贞观年间，武功既成而转向文治，朝廷以内十六卫蓄养军事将领，开设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处，以储备军队。倘有不幸，方圆二三千里的土地成为寇土，数十万乃至百万人成为寇兵，蛮夷戎狄践踏四方、同时兴起，这时军事将领应当率兵驻在外面。至于天下统一，暴乱平息，单车一纸符命，奉使命四处奔走，没有不信服顺从的，这时军事将领应当率兵驻在内地。他们居内时，官职是将军，绶带有朱有紫，章服有金有银，成百上千的骑兵趋奉朝见；只是观看车马，歌儿舞女，思念功勋、奖赏劳绩，出于特别恩赐。所属士兵分散安置在各府，上府不过一千二百人；三时耕种，修治农具，一时操练武艺，骑马、佩剑、发兵射箭。副职卫士按功课考核，父兄彼此告诫，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名册收藏在将府，队伍分散在田野，力量分散、势力破碎，人人爱惜自身；即使蚩尤做他们的统帅，终究也不能使他们作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千百骑〕 等到他们应当驻在外面时，所属部队接到檄文才来，接受朝廷命令；不能见到妻子儿女，斧钺在前，爵禄赏赐在后，以头颅争头颅，以力量拼力量，猛烈冲突交织，哪里有空闲想别的谋略？即使蚩尤做他们的统帅，终究也不能使他们反叛。从贞观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军事将领和军队从未发生逆乱篡夺，这是圣人能够掌握统摄轻重、控制内外障蔽的圣明谋略和神妙方法。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生上奏说：“天下文治已经盛大了，请废罢府兵。”诏令说：“可以。”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已经强盛了，请进攻四方夷狄。”诏令说：“可以。”于是府兵在内地被铲除，边兵在外部兴起；军事将领和部队像急流奔涌、箭矢飞驰，内地一个士兵也没有了。从辽地起兵，逃奔蜀地，绵延缠绕万里；侍奉五个强盗，十多年间死亡百万人，尾部过大而中枢空虚，形成燕地偏重的局面。于是天下震动，祸根萌发、余烬复燃，七位圣君日夜不得安食，想要除掉它却不能做到。由此看来，军事将领和军队哪里可以有一天脱离控制和约束呢？然而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它们。驻外便叛乱，驻内便篡夺；使其在外不叛、在内不篡，兵不离开队伍，没有自焚之患，将领可以保全头颈，也没有兔死狗烹的训诫；古往今来，最好的制度和办法，就是设置府兵、建立十六卫吧。近代以来，对于将领的任用，弊病更加严重。人们喧哗说，朝廷已经下诏任命将领了，列出姓名一看，大多是市井小儿之辈；大概是靠贿赂金玉，凭借幽暗势力，靠折券交纳财物而取得的，完全不懂父兄礼义的教诲，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概。一旦得到百城千里的权力，那些强悍刚愎、悖逆暴戾的人，便扰乱削弱法制，不让法制束缚自己；斩杀忠良，不让忠良违逆自己；力量集中、势力便利，无不成为盗寇。那些阴险狡诈、善于钻营的人，也能够从家中谋算、从百姓口中搜刮，托身于邪佞和宠幸，由卿位买得公爵，离开郡地取得都城，把四方之地所治理的地方指作别馆。有时一个人侥幸长寿，便残害百姓，祸害遍及天下；因此天下常常兵乱泛滥，齐民枯竭耗损，乡党风俗淫邪衰薄，教化恩泽被堵塞压抑而不能下达，招致灾祸，甚至波及牛马。唉！从愚昧到明白，我尚且知道这些，世人难道都知道吗？况且武人负责诛杀，如同天时有秋；文人负责治理，如同天时有春。上天不能颠倒春秋，豪杰也不能兼总文武。是这些人接受斧钺去诛除暴乱吗？答案就在这里。是某些人施行教化吗？答案也就在这里。想要使祸害蛀虫不再发生，古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恭敬地思考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本意，还有谁能重新推原它呢？这其实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所以作《原十六卫》。《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

译上天如果不在中国降生孔子，中国将会怎样？可以说：大概会像夷狄一样。荀卿以孔子为祖师，李斯以荀卿为老师；一旦掌管天下，便把孔子的门徒和书籍全部诱捕，活埋并焚烧，说：“他们只会扰乱人，不如掌管刑名狱讼的官吏那样有益于治理天下。”商鞅这个人，能够耕作、能够作战、能够推行他的法令，使秦国建立强盛基础，却说：“那些仁义之说是官府的虱子，可以抛弃。”从董仲舒、刘向以来，都说司马迁是优秀的史官；而司马迁把儒家分为九等，说：“博杂而缺少要旨，劳苦却没有功效，不如道家一流。”自从有天地以来，没有人能够不死；海上有迂腐怪诞的人出来说：“黄帝炼制丹砂成为黄金来服食，白天乘龙升天；如果真能得到这种药，就可以像黄帝一样。”凭燕昭王的贤能，打败强齐，几乎成就霸业；秦始皇、汉武帝才智雄伟，消灭六国，击退四方夷狄，都不是平凡的君主。他们却都甘心相信这种说法，耗费天下财力、牺牲骨肉也不辞劳苦，直到死也没有醒悟。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尊贵，没有什么比宗庙社稷更严肃。梁武帝起初建立梁国时，用肉脯、面食和牲畜作为祭祀供品，后来却说：“佛教的教义认为牲畜不可以杀。” 凭天子的尊贵身份，却舍身成为佛的奴仆，披散头发铺在地上，亲自命令他的门徒踩踏自己。天地日月作为主宰，阴阳鬼神作为辅助，孔子巍然统摄并辨明这一切，又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为他作助证，那么他的门徒就不会低劣，他的治理也不会偏僻。那四位君主、两位大臣并不是没有知识，却一旦不信奉孔子，背离他而投向别处，仍然把孔子及其学说的族类灭绝。假如孔子没有出生，百家纷纷、昏暗混乱，各自坚持自己的是，斥责自己认为非的，天下便随着时势尊奉他们，谁敢非议呢？即使有人非议，又凭什么依据来发表言辞呢？从杨朱、墨子、骈衍、慎到以下，百家之徒都建立庙貌、享受血食，十年改变一次法令，百年改变一次教化，横斜高下而没有止境。如果夷狄奉行夷狄的风俗，一经确定便不改变；假如孔子没有出生，中国必然会像夷狄一样，这是可以知道的。韩吏部《夫子庙碑》说：天下共同祭祀的，只有社稷和孔子。社稷筑坛而不建屋，取不同朝代的人作为配祀；不如孔子巍然端坐在正位，用王者的礼仪，以门人为配祀，从天子到庶人，都亲自面向北方拜孔子为老师。孔子凭德，社稷凭功，当然有先后次序吗？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自古称颂孔子的人很多，称颂孔子之德，没有比孟子更好的；称颂孔子之尊，没有比韩吏部更好的，所以把这些话写在碑阴。《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皇帝召丞相到延英便殿讲论政事，说到奉行仁政的官吏时，又称赞元和中兴的盛况，问道：“治理百姓的人，谁居第一？”丞相墀说：“我曾经镇守江西，亲眼见到观察使韦丹有大的功德，恩泽施及八州；他去世四十年后，老人孩子仍歌颂思念他，好像韦丹还活着。”丞相敏中、丞相植都说：“我们知道韦丹治理地方的情况，他所到之处百姓爱戴，他离任之后百姓思念；江西的政绩，我们也熟悉地听闻过。”于是命令守臣向众人核实，上报韦丹的功绩状况。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书授予史臣、尚书司勋员外郎杜牧，命令说：“你替韦丹作序并铭刻，以赞美并彰大他的事迹。” 臣某恭敬地想到，天宝、建中艰难时期以后，祸根扎在河北，枝蔓延伸到齐、鲁、梁、蔡；有人本来只是写章句的书生，却因蜀地叛乱而成为宗室老臣；又因吴地叛乱而成为宗室老臣。其他眼光高低不一、想要振翅高飞的人，往往都是这样。宪宗皇帝广泛听取古代议论，广开谏路而更加圣明；任用贤能，考核法度，号令尚未发出，威势已经如雷霆。十四年间，擒获诛杀凶恶之徒，威行四海，没有不率服的。当时总共五次征发军队，军队解散后又重新集合，仅仅八年，天下安宁，没有向上诉说劳苦，实在是因为守土官员多是奉行仁政的良吏，而韦丹居于第一。周代召伯在陕西治理百姓，召穆公在宣王时建立武功；孔子采录《甘棠》《江汉》的诗篇，配乐歌唱，把它们列入《风》《雅》。班固叙述汉宣帝中兴的名臣，说到治理百姓的人，也首先列举黄霸、龚遂，然后才说到将相以下。如今皇帝下达明诏，刻录韦丹的治理功效，使他得以和元和功臣并列，彰显中兴时代得到贤人的盛况，悬示于无穷后世，这是遵循古道。谨按，韦氏自汉丞相韦贤以来，历代都有显达官员；韦孝宽在后周建立大功，被封为郧国公。郧公的曾孙韦幼平，任岐州参军。生韦抱贞，任梓州刺史。生韦政，任汉州雒县丞，追赠右谏议大夫。雒县丞生武阳公。武阳公字文明，因为通晓五经考中科举，授校书郎、咸阳尉；以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的身份辅佐张献甫于邠宁府。征召任太子舍人，升任起居郎、检校吏部员外郎、侍御史、河阳行军司马，尚未赴任，改任驾部员外郎。适逢新罗国前来报告国丧，并请求册立国君，授任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章服金紫，持吊册册立其继承人。新罗再次报告国丧，未能成行，改任容州经略使；筑容州城，周长十三里，又把辖区内十三州全部筑城；教百姓种植茶和麦，多开屯田，黄贼畏惧服从，诏令加授大中大夫。贞元末年，授河南少尹，接连授任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郑滑行军司马，都未到任。授右谏议大夫。宪宗即位，刘辟以蜀地叛乱，议论者想实行贞元旧例，请求释放而不诛杀。武阳公两次上疏说：“如今不诛杀刘辟，那么朝廷可以指挥如臂、任意驱使的人，就只有两京而已；两京之外，还有谁不会叛乱呢？”

译于是授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当时刘辟急攻梓州，武阳公到达汉中，上表说攻势紧急而守势坚固，不能轻易更换主帅；高崇文率领客军远道作战，没有物资供给，如果把他们交给梓州方面，使其士卒之心连结起来，一定能够立功。于是召回并授任晋州、慈州、隰州三州观察使。不到半年，元和二年二月，授任洪州观察使。洪州据有章江，上控百越，是一座大都会。当地以茅草竹子建屋为习俗，人家用火后残余的火星，日久遇风，竹子便自行燃烧；小的烧掉百家，大的烧得一空。雨水多时江水泛滥，干燥时必然发生火灾，水火夹攻，人们没有安定的心志，房屋倾斜、动摇、懈怠，不为十天一个月后的生产作打算。武阳公刚到任，便按人口征收俸钱，除去冗余事务，取用公私钱财，教人烧制瓦片，砍山取材，堆积以亿计。百姓能够建屋，就领取官府的木材和瓦片，免除一半赋税，慢慢追收其余价值；他亲自带酒食来勉励劳作。起初似乎艰苦勤劳，日积月累，不到两年，总共建成瓦房一万四千间、楼房四千二百间；县城、市集、营房、马厩，凡称为栋宇的，没有不重新创建的。疏导湖水流入江中，以斗门节制水流，使暴涨的江水排出。开辟拓宽大道，南北长七里，清除淤泥污水和堵塞之物，筑堤五尺高，长十二里。堤坝建成的第二年，江、汉两岸的堤坝平整牢固。开凿六百处陂塘，灌溉田地一万顷；进一步鼓励种桑、种苎麻，机织布匹有宽有窄，都是当地习俗中未曾熟悉的，便教导劝勉百姓使之形成。总共三年，生产成就，百姓生计发展；我亲眼看到，所做的一切无不符合愿望。武阳公治理政事，除去祸害、兴办利益，决断机敏、顺势而行，如同孙武、吴起乘敌之隙，势不可挡。又以经术辅助治理，以仁德抚慰、以智慧诱导，怀着慈母的心，满足赤子的愿望，百姓所求必定得到。因此人人竭尽力量，所指向的事情必定成功。子产治理郑国，不到三年，国人还在诽谤；黄霸治理颍川，前后八年，才说治理日益完善。考察这两位古人的作为，与武阳公相比较，不知应当怎样排列次第。元和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铭文说：章武皇帝励精图治、开拓经营，共十四年，五次大规模征兵。百姓没有诉说困苦，肩负着太平安宁。将相人才如此，难道没有循良之臣吗？考核政绩和品行，谁能超过武阳？武阳所到之处，都把百姓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对待。洪州的功业，确实是前所未有。洪州起初没有居所，水灾和火灾交相为害，二者夹攻，百姓死无葬身之地。人们说这是天灾所致，不叹息，也不申诉。武阳刚到，便聚集木材瓦石。公家钱财不够，就拿自己的俸禄相助。能够建造房屋，就借贷给百姓，让他们偿还。每天带着酒菜去慰问，如同抚养幼儿。不督促，不限期，用好言语诱导。不到两年，建成房屋数万间，几乎一半是重楼高屋，像诗中所说的▯羽（原文疑字）。又用长堤加以围护，绵延四千步。第二年水势平定，百姓才开始歌舞。灾害延续已久，工程又大，却在一天之内除去。灌溉田地万顷，增加种植桑树和苎麻。当地过去没有的设施，没有一样不完备。荒寂千年的土地，谁能守护并滋养它？大中圣人以元和为师，绘图歌颂这些功劳，难道会遗漏武阳吗？于是命史臣刻写碑文，以宠信授予武阳，使人们慰藉对他的思念；又训诫勉励守吏，努力治理地方。○自撰墓铭 我名牧，字牧之。曾祖父某，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祖父某，任司徒平章事、岐国公，死后追赠太师。父亲某，任驾部员外郎，屡次追赠，最终赠礼部尚书。我考中进士，凭制策考试登科，任宏文馆校书郎；试任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任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授正式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因弟弟生病离职，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升任左补阙、史馆修撰，转任膳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都兼任史职。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升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任吏部员外郎。因弟弟生病，请求出任湖州刺史，入朝授考功郎中、知制诰。任职满一年，授中书舍人。我平生喜爱读书，写文章也不因循他人。曹公说：“我读过许多兵书战策，孙武的学问最深。”于是为《孙子》十三篇作注，又说：“上至穷尽天时，下至极尽人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了。后来应当会有真正了解它的人。”去年七月十日，我在吴兴梦见有人告诉我：“你将任小行郎。”我又问其次等官职，那人说：“礼部考功郎就是小行郎。”说的是我最终所任的官职罢了。今年九月十九日回到家，夜里疲倦，亥初上床睡觉，盖被后长久酣睡而没有做梦。有人清楚地告诉我：“你的名字改作毕。”十月二日，奴仆顺来告诉我：“饭快熟时，蒸饭的甑却裂了。”我说：“这些全都是不祥之兆。”十一月十日，梦见一张纸上写着：“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旁边有人说：“不是空谷，是过隙。”我出生时月宿在角、昴，毕宿在角宿所属为第八宫，叫病厄宫，也叫八杀宫，土星在那里，火星继木星而来。星官杨▯说：“木星在张宿，于角宿为第十一福德宫；木星主福德，有大君子相救，在它旁边就没有忧患。”我说：“我任湖州刺史不到一年就升为舍人，木星还福于角宿，已经足够了；土星、火星却还会死于角宿，这很合宜。”我又观察自己的形貌，目光流动而急促，鼻梁山根塌折；活到五十岁，也算长寿了。某月某日，死于安仁里。妻子河东裴氏，是朗州刺史裴偃的女儿，比我早若干年去世。长子名曹师，十六岁；次子名祝▯尼，十二岁。另有两个儿子，名兰、名兴；一个女儿名真，都还年幼。某月某日，葬于少陵司马村祖坟。铭文说：后魏太尉禺，封平安公；到我共九代，都葬在少陵。唉，你这个小子，也能够善终，安居在你的墓穴之中。●卷七百五十五 ☆杜牧（八）